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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Monies: The New Orleans Specie Market, Merchant Finance,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Infrastructures

鄭仕群 — Fri, 23 Oct 2026 16:39:36 +0000

Manuel Alejandro Bautista González (University of Oxford)
Enterprise & Society. 2026;27(3):751-768.
doi:10.1017/eso.2026.10140

對讀：Harris K. A World by Themselves: Protection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in the Ohio Valley, 1816–1828. Enterprise & Society. 2025;26(1):94-118. doi:10.1017/eso.2023.53

白銀、關稅與河流：對讀 Harris 與 Bautista González——早期美國資本主義的「向內築牆」與「向外清算」

1820 年 7 月 4 日，肯塔基州列星頓。 演說者 Nelson Nicholas 面對的是一座被 1819 年恐慌掏空的城市：工坊關門，紡機閒置。他痛罵國會，因為參議院幾個月前以一票之差，否決了一部能保護西部農民與製造業者的新關稅。

1862 年 6 月 2 日，路易斯安那州巴頓魯治。 十九歲的 Sarah Morgan 在聯邦軍逼近時倉皇出逃。她的行囊裡有大約 1,700 美元的邦聯紙幣，還有一小把墨西哥銀元。紙幣的價值跟著邦聯的命運起伏；銀元則不管哪面旗子插在海關屋頂上，都照樣能花。

這兩個場景分別是兩篇論文的開頭。Keith Harris 的〈A World by Themselves〉（2025）與 Manuel Alejandro Bautista González 的〈Following Monies〉（2026）都刊登在美國商業史學會的期刊《Enterprise & Society》，研究的也都是密西西比水系。不過兩人站在河的兩端。Harris 站在上游的俄亥俄河谷，看定居者如何想把市場「關進國界裡」；Bautista González 站在出海口紐奧良，看墨西哥白銀、加州黃金與倫敦匯票如何穿過一切國界。前者是向內築牆，後者是向外清算。

〇、兩篇文章的基本輪廓

項目	Harris（2025）	Bautista González（2026）
時間	1816–1828（延伸至 1832 年拒行危機）	1839–1861（延伸至 1862 年與 1873 年）
空間	俄亥俄河谷：俄亥俄、肯塔基、印第安納、田納西	紐奧良，以及「墨西哥灣—倫敦支付走廊」
主角	農民、毛紡業者、大麻業者、商人、國會議員	佣金商、棉花代理商、匯兌商、商人銀行家
主要史料	請願書、私人書信、地方報紙、國會紀錄與表決	《New Orleans Price-Current》逐筆進口紀錄、外交檔案、商人傳記
方法	檔案敘事、政治經濟思想史	資料庫重建、GIS、群體傳記、社會網絡分析
理論資源	Polanyi 的「雙重運動」；Ariel Ron 的「非黨派反政治」	商人銀行史、支付體系史、制度史
核心概念	保護性自由主義（protective liberalism）	商人金融（merchant finance）；墨西哥灣—倫敦支付走廊
一句話主張	西部支持高關稅並非東北部的附庸行為，而是一種自成一格的區域政治經濟	在國際金本位與現代銀行出現之前，跨境支付主要靠商人金融組織起來

一、Harris：俄亥俄河谷為什麼想「自成一個世界」

1.1 被兩種敘事夾住的「西部」

美國早期關稅史的主流講法是南北對決：東北部紡織業要保護，南方棉花種植園要自由貿易，關稅戰本質上是奴隸制爭議的代理戰爭。在這個框架裡，俄亥俄河谷的位置很尷尬。它以農業為主，大型工業要到南北戰爭後才出現，離華府又遠，難以組織遊說，卻在整個 1820 年代穩定地投票支持高關稅。

Harris 要推翻的不只一種解釋：

舊框架	代表研究	主要說法	Harris 的反駁
南北對立	Irwin、Bolt、Peart	關稅戰是南北之爭，也是奴隸制問題的代理戰爭	忽略了獨立的「西部」利益，以及東西之間的對立
「大東北」腹地論	Ariel Ron	俄亥俄河谷是東北部工業城市的農業腹地	忽略了西部強烈的反東部情緒與「自給自足」的區域想像
交易性同盟	Irwin 等	西部支持關稅，是為了換取東部支持內陸運輸建設	西部的支持源於對市場與發展的實質想法，不是政治交換
自由主義勝利論	Watts、Sellers、Larson	1815–1820 年代美國轉向經濟自由主義的市場社會	西部人確實擁抱市場邏輯，但主張把它限縮在國界之內
「隱形政府」論	Brian Balogh	19 世紀聯邦權力透過關稅等方式在「視線之外」運作	商人、農民與製造商對關稅高度關注，關稅一點也不隱形

1.2 核心概念：保護性自由主義

保護性自由主義（protective liberalism）：相信市場能自然帶來成長，但主張只有用立法屏障把市場框限在一個可辨識的地方（國家）之內，市場才能同時保證社會可欲的結果。

這個概念借自 Karl Polanyi 的「雙重運動」：市場擴張（第一重運動）必然引發社會的自我保護（第二重運動）。Harris 的修正在於，俄亥俄河谷的保護主義者並不反市場。他們接受「自我調節市場」的邏輯，只是要求把它關在國界之內。對他們來說，保護是市場的容器，不是市場的敵人。

這個概念有三個值得注意的推論。

保護必須普遍、透明、可預期。 Harris 在註腳中指出，保護性自由主義要求的限制是一致、透明、可預測的。這解釋了為何 1827 年只為毛織品加稅的「毛織品法案」讓西部人倒戈：只照顧單一產業，違反了「讓整體市場自我調節」的前提。西部報紙批評它讓少數人在其他產業普遍蕭條時賺取暴利。
保護的對象是最脆弱的人。 農民與受薪勞動者最容易被遙遠市場的波動擊倒，因此需要國內市場作為緩衝。
國家是看得見的手。 西部人要的不是政府退場，而是政府出手塑造市場的結構。

篇名典故來自 1828 年 Timothy Flint 在《Western Monthly Review》上的評論：西部可以成為「一個中國——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這個比喻其實藏著一個 Harris 沒有提到的反諷，第三節會再談。

1.3 關稅戰時間線（1816–1832）

年份	事件	關鍵數字	對西部的意義
1816	第一部明確的保護性關稅	大麻 20%、毛織品 25%（財長 Dallas 原建議 33⅓%）；棉布最低估價每碼 25 美分	南方在整個南北戰爭前唯一一次支持保護性關稅，出於戰後國防考量
1818–19	1819 年恐慌	肯塔基一年特許 46 家銀行；英國棉價跌到每磅 15 美分，等於腰斬	列星頓、路易維爾、辛辛那提首度出現大規模失業
1820	Baldwin 關稅案	參議院以一票之差否決	列星頓報紙以黑框印刷「哀悼」；Niles 預言人口普查後西部席次增加，局面將會翻轉
1824	Tod 關稅案	眾議院 107–102，西部四州 28–8，反對票全部來自田納西；參議院 25–21，西部 8 票全數贊成；平均稅率 25%→33%；原毛 15%→30%；大麻 20%→25%；毛織品 25%→33⅓%	棉花包裝布的稅率被提案人明言為「保護性且禁止性」
1827	毛織品法案	參議院平手，副總統 Calhoun 投下決定票否決	西部人批評它只肥了少數人，一度與南方站在同一邊
1828	「可憎關稅」	史上最高稅率之一	西部再度支持，印證南卡 Turnbull 所說「北方與西部聯手」的警告
1832	拒行危機	南卡宣布 1828、1832 年關稅在州內無效	印第安納參議員 Tipton 認為西部的角色是拉近兩極、拯救國家

1.4 西部人怎麼解釋 1819 年恐慌

Harris 認為，要理解 1820 年代的西部投票，得先理解西部人怎麼解釋 1819 年恐慌。恐慌本身是內外因素交織的結果：路易斯安那購地的債務須在 1818 年以硬幣支付；墨西哥與西班牙的革命打亂了金銀供給；歐洲豐收加上英國改買印度棉，使美國農產價格崩跌；第二美國銀行（BUS）則緊縮信用。投機熱潮的規模也很驚人：1818 年一年的公地銷售達 250 萬英畝，是 1796–1816 年平均年銷量（35 萬英畝）的七倍。

西部人自己的歸因有三條主線：

歸因	指責對象	西部人的說法	引發的政治後果
銀行	州特許銀行、第二美國銀行	紙幣價值忽漲忽跌，銀行停止兌付硬幣，人們不知道手上的錢明天還值多少	肯塔基爆發債務人救濟之爭（Relief 與 Anti-Relief 兩派）；俄亥俄對 BUS 課稅，最終演變成 1824 年的 Osborn v.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案
東部與英國商人	東部商人、聯邦政府	錢總是從西部流向東部，從不回來；國會把西部當成殖民地與附庸	西部區域主義與受害者敘事復燃
貿易逆差與奢侈消費	外國進口品、西部消費者自己	外國奢侈品吸走硬幣，造成貿易逆差	支持 1820 年 Baldwin 關稅，奠定整個 1820 年代的保護主義立場

商人 John Corlis 的書信是很生動的旁證。他早在 1818 年 3 月就警告東部合夥人，西部「過度進口」終將出事。他也抱怨肯塔基的種植者賣貨時只看維吉尼亞與紐奧良的價格，不理會本地商人的報價。這是 Harris 全文中少數直接指向紐奧良的線索。

1.5 人物群像

人物	身分	在文中的角色
Thomas Rotch	出身新貝德福捕鯨家族的貴格派，移居俄亥俄 Stark 郡，創建 Kendal 鎮，兼營牧羊與毛紡	保護性自由主義的地方代言人：遊說州長、州議會與國會，要求銀行特許、工廠工人免服民兵役、保護「幼稚工業」。他把自家呢絨樣品寄給參議員 Ruggles，樣品在參議院傳閱
John Corlis	肯塔基商人，替羅德島的 Brown & Ives 商號跑業務	從預警泡沫、到東部找廠址、再到主張在辛辛那提設紡紗廠，反映西部人對本地工業從悲觀轉為樂觀
Henry Clay	肯塔基政治家，「美國體系」設計者	1824 年演說主張文明社會最大的需求是國內市場；他的構想把奴隸生產的棉花納入國內交換
Henry Baldwin、John Tod	賓州眾議員	1820 與 1824 年關稅案提案人。Tod 主張國會有權讓各區域「彼此公正」，不必平均分配好處
Robert J. Turnbull	南卡種植園主，《The Crisis》作者	南方視角的證人：認為北方與西部的利益與南方截然對立，而且壓力來自基層民眾而非政客
John Holmes、Gideon Tomlinson	麻州、康州眾議員	東部的反對者：認為西部應安於農業，當東部工業品的市場

1.6 延伸一：帳面保護不等於實際保護

Harris 寫到 1824 年關稅把原毛稅率從 15% 調到 30%、毛織品從 25% 調到 33⅓%，看起來兩邊都得到了「保護」。但對毛紡業者來說，真正要看的是有效保護率（effective rate of protection），也就是關稅對「加工增值部分」的保護程度：

ERP = \frac{t _{c} - a t _{w}}{1 - a}

其中 $t_{c}$ 是成品（呢絨）稅率， $t_{w}$ 是原料（原毛）稅率， $a$ 是原料成本占成品價值的比例。代入 Harris 給的稅率，並假設三種原料占比：

原料占比 a	1816 年（呢絨 25%、原毛 15%）	1824 年（呢絨 33⅓%、原毛 30%）	變化
0.4	31.7%	35.6%	上升
0.5	35.0%	36.7%	微幅上升
0.6	40.0%	38.3%	下降

兩年有效保護率相等的臨界點是：

a^{*} = \frac{Δ t _{c}}{Δ t _{w}} = \frac{0.3333 - 0.25}{0.30 - 0.15} \approx 0.56

只要原毛占呢絨價值超過約 56%，1824 年的「加稅」對毛紡業反而是減少保護。這是示意性的計算，原料占比是假設值，但它說明了 Harris 敘事中隱含的一件事：1824 年關稅把好處大量移轉給了生產原毛的西部養羊農，代價由多半在東部的毛紡業者承擔。這可以解釋東部毛紡業者為何在 1827 年另推一部專門的毛織品法案，也可以解釋西部人為何覺得那是為少數人謀利。雙方爭的其實是同一塊保護利益怎麼分。像 Thomas Rotch 這樣既養羊又開毛紡廠的垂直整合業者，則把這個衝突內化在自己的帳本裡。

1.7 延伸二：一捆麻布裡的區域衝突

Calhoun 曾說，他很難想像西部人支持保護主義有什麼「真正的利益」。其實有一個非常具體的答案：棉花包裝布。

肯塔基大麻產業最主要的產品，就是包棉花用的粗麻布與捆包繩。1824 年關稅對棉花包裝布課以明言「保護性且禁止性」的稅率，受保護的是肯塔基業者，買單的是南方棉花種植園主。亨利·克萊本人在列星頓的 Ashland 莊園就種大麻，使用被奴役者的勞動；肯塔基的製繩工坊同樣大量使用奴隸勞動。換句話說，西部與南方的關稅衝突，有一部分是兩個蓄奴經濟之間的利益衝突，這正呼應 Harris 所說的雙方都投資於奴隸制。

每一包從紐奧良運往利物浦的棉花，外層都可能包著一層受關稅保護的肯塔基麻布。這是兩篇論文在物質層面最直接的交會點。

1.8 Harris 的寫作特色

從「政策需求方」寫關稅史。 過去關稅史多看國會辯論與東北部遊說團體；Harris 用 Rotch、Corlis 的書信與地方報紙，讓讀者聽到「想要政府做什麼」的地方聲音。
把經濟危機與區域認同接起來。 1819 年恐慌不只是經濟事件，它催生了一套西部受害者敘事，這套敘事又決定了往後十年的投票。
以概念命名收束論證。 「保護性自由主義」讓分散的地方案例有了一個可以與 Polanyi、Calvo 等理論對話的名字。
結論刻意去意識形態化。 Harris 的最後一句話是：無論保護主義者宣稱的經濟民族主義，或自由貿易者宣稱的國際主義，真正設定辯論框架的，是每個人對自己所在地方與區域市場的評估。

二、Bautista González：跟著錢走，看見「不可見的制度」

2.1 寫法特色：六層遞進的「看見」

這篇文章最醒目的特色是結構。每一節的標題都是「看見某物」，從最具體的物件一路拉遠到最抽象的歷史過程，像鏡頭不斷拉遠：

節次	看見什麼	作者的提問	得到的答案
Coins	物質世界	墨西哥銀元是怎麼到紐奧良的？	多種貨幣並存；每一枚硬幣都是一條路線留下的痕跡
Flows	移動	錢往哪裡流？	一個由支付中心構成的層級（礦區→墨西哥灣港口→紐奧良→紐約、倫敦），而不是民族國家的層級
Merchants	人	誰在搬錢？為什麼？	收件人多是商號而非銀行；他們說不同語言、屬於不同族群，彼此以親屬、聲譽與通信行相連
Merchant Finance	不可見的制度	什麼把這些人黏成一體？	「商人金融」：融資貿易、貼現匯票、調度硬幣、傳遞市場資訊
International Payments	系統	這個系統怎麼運作？	倫敦匯票市場與墨西哥灣硬幣市場之間的套利；「白銀貴族」與「黃金王子」的分工
Financial Integration	歷史過程	這對金融整合史意味著什麼？	金融整合不是貿易擴張的自動結果，而是商人持續協調的制度成就，後來被通匯銀行吸收

這種寫法帶著一點 James C. Scott《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的弦外之音：國家看不見這個支付系統。文中最精彩的史料，是 1851 年美國代理財政部長 William L. Hodge 寫給墨西哥駐美使館的問卷：墨西哥產多少銀、從哪裡來、混了多少金、經由哪些港口出口、誰控制生產，美國鑄幣局又該如何直接取得白銀。墨西哥政府始終沒有回覆。作者的解讀是，這不只是官僚怠惰，而是兩國政府都不掌握這些資訊，相關知識分散在礦商、鑄幣廠、船運公司、海關與商業報紙之間。這與海耶克〈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1945）所說的「分散知識」若合符節。作者也藉此把自己的研究困境（支付系統沒有留下完整檔案）與 1851 年財政部的困境疊在一起。

其他寫作特色：

首尾呼應的敘事框架。 以 Sarah Morgan 的銀元開場，也以她收尾，把一個逃難少女的直覺放大成一個時代的貨幣秩序。
用提問串接章節。 每節結尾拋出下一個問題（錢往哪裡流？誰在搬？什麼把他們黏在一起？），讀起來像偵探小說。
方法論的謙遜。 作者明說 GIS、網絡分析這些方法「不是論點本身」，而是看見不可見制度的窗口。
長時段的收束。 結尾把問題抽象為「社會如何組織價值的跨距離移動」，把 19 世紀的商人金融、20 世紀的通匯銀行與今日的支付基礎設施放在同一條演化線上。

2.2 NOSI 資料集：一台 19 世紀的「彭博終端」

作者的核心證據來自《New Orleans Price-Current》。這份商業報刊同時報導商品價格、船運消息、匯票貼現率、本地銀行券與外國貨幣的行情、政治新聞，以及每天抵港的商品與硬幣明細。作者形容它是 19 世紀的彭博終端。

把每一筆「海運進口」紀錄數位化之後，就得到 New Orleans Specie Imports（NOSI）資料集：

涵蓋 1839 年 1 月至 1861 年 6 月（缺 1840、1841 兩年）
超過 10,000 筆船運，總值約 1.062 億美元（名目）
每筆紀錄記載金額、金屬種類、啟運港、船名、日期，許多還記載收件商號

從論文圖 2 大致讀出的年度數值（目測近似，單位為百萬名目美元），可以整理成四個階段：

階段	背景事件	進口總額（約）	特徵
1839、1842–1845	1839 年恐慌、德克薩斯共和國時期	約 2,000 萬	1843–44 年出現高峰，但大量紀錄未標明金屬種類
1846–1849	美墨戰爭及戰後	約 470 萬	全期谷底；布拉索斯聖地亞哥開始作為軍需港
1850–1856	加州淘金熱	約 3,800 萬	1851 年黃金占七成以上；之後白銀回升，金銀大致各半
1857–1861 上半年	1857 年恐慌、墨西哥改革戰爭	約 4,300 萬	1858 年為全期最高（約 1,260 萬）；白銀約占六成，1859 年單年白銀約 830 萬

從表中可以看出兩件事。第一，1857 年以後的四年半占了總量的四成，而且白銀比重明顯上升。作者說這個系統在 1861 年封鎖之前正處於最成熟的時刻，數字支持這一點。第二，白銀高峰恰好落在墨西哥改革戰爭（1857–1861）期間。戰亂並沒有讓白銀停止流動，反而可能因資本外逃與運輸路線北移而加速。

整個走廊的結構，可以畫成這樣：

墨西哥北部銀礦 ─(合法貿易＋走私)─> 蒙特雷／馬塔莫羅斯 ─> 布拉索斯聖地亞哥 ─┐
韋拉克魯斯、坦皮科、坎佩切（墨西哥灣南岸）─────────────────────────────────┤
哈瓦那（加勒比海）────────────────────────────────────────────────────────┤
加州黃金 ─> 巴拿馬（查格雷斯、科隆）／尼加拉瓜（聖胡安德爾諾特）────────────┤
密西西比—俄亥俄河谷（棉花、糖、農產品）──────────────────────────────────┤
                                                                         ▼
                                                 紐奧良（區域支付中心）
                                          匯票與硬幣的套利／棉花代理／商號通信網
                                                                         │
                         ┌───────────────────┬───────────────────────────┤
                         ▼                   ▼                           ▼
                       紐約            利物浦（棉花市場）      倫敦（匯票市場、全球支付中心）
                                                                         │
                                                    巴黎、阿姆斯特丹、漢堡，以及更遠的亞洲

2.3 布拉索斯聖地亞哥：貨幣地理不等於政治地理

NOSI 最驚人的發現是：紐奧良最大的單一硬幣來源不是韋拉克魯斯，也不是哈瓦那，而是布拉索斯聖地亞哥（Brazos Santiago）。這是德州格蘭河口的一個小港，美墨戰爭時是軍需站。它沒有銀礦，不產一盎司白銀，但它扼守格蘭河出海口，因此成為墨西哥北部白銀出海的主要孔道，其中既有合法貿易，也有走私。

更關鍵的是統計上的「洗白」：美國官方統計把 1846 年後的白銀船運大多歸類為「源自美國」的移動。也就是說，國家層級的統計把墨西哥白銀變成了美國的國內流動。作者因此主張，貨幣的地理是由路線、港口、商號與航線組織起來的，而不是由國界決定。

作者沒有展開、但值得補充的背景：

出口管制製造走私誘因。 墨西哥長期對白銀出口課稅，並限制未鑄造的白銀出境。合法管道越貴，白銀越容易被推向邊境走私。
自由區（Zona Libre）。 1858 年塔毛利帕斯州在邊境設立免稅區，之後獲聯邦承認，使馬塔莫羅斯與布朗斯維爾一帶成為兩國貨物與貨幣的灰色交換帶。
地方強人與海關。 改革戰爭期間，Santiago Vidaurri 控制了新萊昂—科阿韋拉一帶及其海關，蒙特雷商人資本藉此壯大。Bautista González 引用的 Mario Cerutti 研究，正是這段蒙特雷資產階級史。
輪船航線。 論文圖 3 的 Price-Current 版面上可以看到「Per steamship Charles Morgan」的字樣。Charles Morgan 的輪船線串起紐奧良、加爾維斯頓與布拉索斯；這位船運大亨後來也捲入尼加拉瓜過境路線的爭奪。

2.4 白銀貴族與黃金王子

逐筆資料最重要的社會學發現是：收受硬幣的主要不是銀行，而是商號，包括佣金商、棉花代理商、匯兌商、商人銀行家與船運代理。而且收大量白銀的商號，與收大量黃金的商號，往往不是同一批人。

面向	白銀貴族（silver barons）	黃金王子（gold princes）
代表人物	Edmond Jean Forstall	James Robb
社群背景	路易斯安那克里奧爾人、西班牙人與其他外國出生的商人	英裔美國人
主力金屬	墨西哥白銀	加州黃金
網絡延伸	墨西哥礦區、韋拉克魯斯、哈瓦那、加地斯、墨西哥城、巴黎與歐陸銀行家	紐約、美國東北部、英美金融圈
代表性連結	Forstall 同時是商人、金融家，以及倫敦 Baring Brothers 與阿姆斯特丹 Hope & Co. 的代理人	Robb 是私人銀行家，事業重心轉向運輸與鐵路
貨幣功能	跨越多種幣制的最終清算	國內金融與基礎建設投資
所屬「時代」	較舊的「墨西哥—大西洋」貨幣地理	正在崛起的英美金融世界
共同點	都橫跨商業與金融，也都是奴隸主	同左

Forstall 在過去的歷史書寫中，主要以主張高額硬幣準備的保守派銀行家形象出現；NOSI 揭示了他更寬廣的角色：他是把墨西哥白銀生產者、墨西哥灣商人、紐奧良銀行與倫敦金融家串成同一張網的人。

作者特別提醒，這兩種類型不是僵硬的分類，也不只是族群分類。兩個群體在同一個支付秩序裡扮演互補的功能。這個提醒很重要，第五節還會回來談。

2.5 支付怎麼運作：匯票、硬幣與「硬幣點」

作者說，紐奧良的重要性在於「倫敦匯票市場與墨西哥灣硬幣市場之間的套利」。這句話濃縮了很多機制，值得拆開來看。

假設一位紐奧良棉花出口商把棉花運到利物浦，他可以對倫敦的商人銀行（例如 Baring Brothers）開出 60 天期的英鎊匯票，在紐奧良賣掉換成現金。買匯票的人，可能是要付款給英國的進口商，也可能是需要英鎊的紐約商號。對一個欠倫敦錢的商人來說，他有兩個選擇：買一張英鎊匯票寄過去，或直接把硬幣運過去。運硬幣要付運費、保險、利息損失與磨損。設這些成本占價值的比例為 $c$ ，鑄幣平價為 $M$ ，匯票市價為 $P$ ，那麼匯價會被限制在：

M (1 - c) \leq P \leq M (1 + c)

匯價一旦高於上限，運出硬幣就比買匯票划算；低於下限，則運進硬幣比賣匯票划算。這個區間就是經濟史上所說的「硬幣點」（specie points），金本位時代稱為 gold points。Bautista González 引用的 Lawrence Officer 專書，研究的正是這個問題。

讀當時的報價還需要知道兩個細節：

名目平價。 當時美國的英鎊匯價習慣以 1789 年訂下的「名目平價」每鎊 4.444 美元為基準，報出升水百分比。1834 年鑄幣法改變金含量之後，真實平價約為 $4.444 \times 1.095 \approx 4.867$ 美元，所以報價上的「升水 9½%」其實才接近平價。
季節性。 棉花季（大約從冬天到春天）紐奧良的匯票供給充沛，價格偏低，硬幣傾向流入；非產季則相反。紐奧良的棉花匯票也經常北上，替紐約進口商支付歐洲貨款。

在複本位制下，金與銀各有一組硬幣點，而墨西哥又是銀本位國。多一種金屬，就多一組套利邊界。 紐奧良恰好位在美元、英鎊、墨西哥比索三種體系的交會處，這就是它成為「區域支付中心」的經濟原理。

2.6 延伸：鑄幣比價如何把商人分成「金」與「銀」

作者用商人網絡與商業文化來解釋白銀貴族與黃金王子的分化。筆者認為還可以加上一個更硬的制度因素：美國的鑄幣比價。

複本位制下，鑄幣局用法定比例同時接受金與銀。1834 年鑄幣法把每一美元的純金含量降到 23.2 格令，純銀含量則維持 371.25 格令：

R_{U S 1834} = \frac{371.25}{23.2} \approx 16.0 > R_{FR} = 15.5

美國的比價比法國的 15.5 更高估黃金。依格雷欣法則，金幣流入美國，銀幣則被出口或熔掉，美國實質上轉向了金本位。1848 年加州發現黃金後，黃金更加豐沛，銀幣幾乎從流通中消失。接下來的立法一步步確認了這個轉向：

年份	法案或事件	內容	效果
1834	鑄幣法	金幣減重，金銀比從 15:1 調為約 16:1	黃金被高估，金幣流入、銀幣外流
1837	鑄幣法修正	統一成色為 90%，比價微調為約 15.99:1	大致維持高估黃金的格局
1848 年起	加州淘金熱	黃金供給暴增	銀幣幾乎退出流通
1853	鑄幣法	銀輔幣的含銀量減少約 7%，成為代幣	美國實質採行金本位
1857	外國硬幣法	終止外國硬幣（含西班牙與墨西哥比索）的法償地位	墨西哥白銀在美國境內徹底「商品化」
1873	鑄幣法	停鑄標準銀元	日後被自由鑄銀派稱為「七三年罪行」

把這張表疊到 NOSI 上，兩個社群的分化就說得通了。黃金愈來愈是「國內貨幣」，與國內銀行、鐵路、紐約金融綁在一起，自然歸屬英裔美國人的「黃金王子」。墨西哥白銀則愈來愈是「國際結算資產」，用來再出口到歐洲與亞洲。1850 年代英國為了印度的鐵路建設、1857 年印度叛亂後的軍費與對華貿易，向亞洲輸出大量白銀，這條需求鏈的上游之一，就是經過紐奧良與倫敦的墨西哥白銀。白銀因此自然歸屬與墨西哥、哈瓦那、巴黎、阿姆斯特丹相連的「白銀貴族」。

換句話說，兩個商人社群的分工，既是文化網絡的結果，也是國內法定貨幣與國際結算貨幣分道揚鑣的結果。

2.7 延伸：奴隸制在支付系統裡的位置

文章提到 Forstall 與 Robb 是兩位奴隸主，也引用了 Baptist、Beckert、Murphy 等「新資本主義史」研究，但奴隸制在論證中的位置相對輕。事實上，紐奧良的金融與奴隸制綁得比一般商品貿易更緊。

1820–30 年代，路易斯安那設立了一批「財產銀行」（property banks），1827 年成立的 Consolidated Association of the Planters of Louisiana 是代表。這些銀行以種植園土地與被奴役者作為抵押，發行州政府擔保的債券，透過 Baring、Hope 等倫敦與阿姆斯特丹商號賣給歐洲投資人。Forstall 正是在這個圈子裡周旋的人物。他後來推動的 1842 年《路易斯安那銀行法》，大致規定銀行須以硬幣保有相當於負債三分之一的準備，其餘配置於 90 天內到期的商業票據；這部法律就是對財產銀行在 1837 年後崩潰的反應。Sharon Ann Murphy 2023 年的《Banking on Slavery》對此有完整研究，Bautista González 有引用，但摘要沒有展開。

所以，Bautista 所說的「墨西哥灣—倫敦支付走廊」，結算的不只是棉花與白銀，也包括以人為抵押品的債權。

2.8 延伸：1861 年之後

摘要的時間終點是 1861 年聯邦海軍封鎖紐奧良，但有三條後續線索，可以用來檢驗作者關於「韌性」與「制度延續」的主張：

棉花之路改道馬塔莫羅斯。 1862–1865 年，邦聯棉花經陸路運到格蘭河，渡河到墨西哥的馬塔莫羅斯，再從附近的 Bagdad 海灘出口，地點正是布拉索斯聖地亞哥的對岸。走廊沒有消失，只是換到墨西哥那一側。這是作者「路線會變、支付組織會延續」論點最好的旁證。
電報。 1866 年大西洋電纜正式營運後，紐約與倫敦的價格差迅速收斂（Garbade 與 Silber 1978 年的研究），電匯開始取代部分匯票功能。商人金融的利潤有一部分來自資訊不對稱與時間差，電報直接侵蝕了這個基礎。作者沒有討論這一點，但它很可能是商人金融讓位給通匯銀行的關鍵技術因素。
1873 年。 美國停鑄標準銀元，德國轉向金本位，拉丁貨幣聯盟限制鑄銀，「白銀女王」正式退位，讓給「黃金皇帝」。

三、對讀：同一條河的上游與出海口

3.1 先校準：對讀時容易寫過頭的地方

兩篇放在一起讀很有魅力，但也很容易寫過頭。以下幾點需要先校準：

常見的對讀說法	文本實際能支持的	較穩妥的寫法
兩文描述「同一時期」的美國	Harris 止於 1828 年，NOSI 始於 1839 年。中間隔著銀行戰爭（1832–36）、硬幣通令（1836）、德州獨立（1836）與 1837、1839 年兩次恐慌	兩文是同一水系、相隔約一代人的兩個切片
西部的硬幣匱乏是跨大西洋商人調度貴金屬的「必然結果」	Harris 列舉的原因是州銀行濫發、第二美國銀行緊縮、路易斯安那購地債務須以硬幣償付、貿易逆差，以及墨西哥與西班牙革命造成的金銀供給中斷。Bautista 的資料是二十年後的紐奧良進口	兩者是同一個全球白銀體系在不同時點的表現，不是直接因果
克萊想用國內大循環「切斷」南方與全球金融的連結	Harris 寫的是克萊把奴隸生產的棉花「收編」進國內交換，並未主張切斷金融連結	南方的反感主要來自關稅成本（例如棉花包裝布）與外國報復的風險，而非金融脫鉤
西部人排斥出海口的跨國金融	Harris 的史料矛頭指向東部商人、銀行（包括 BUS）與英國製品，幾乎沒有提到紐奧良	「反金融中心」的情緒確實存在，但當時的對象是東部與倫敦，紐奧良是後人的推論
兩文有共同出場的跨區商人	沒有共同出場的人物；兩文共享的是書目（例如 Sharon Ann Murphy 的《Other People's Money》）與同一份期刊	可以做「對位人物」比較：跨州經營的 Corlis 對照跨國經營的 Forstall 與 Robb

3.2 隱藏的橋樑：同一批墨西哥白銀

兩文之間有一條作者們都沒有明講、卻非常扎實的橋樑：墨西哥白銀的供給衝擊。

Harris 在解釋 1819 年恐慌時，有一句容易被讀者跳過的話：墨西哥與西班牙的革命擾亂了全球金銀供給，限制了美國支付路易斯安那購地債務的能力。墨西哥獨立戰爭（1810–1821）重創了當時世界最大的銀礦區，產量在 1810 年代大幅萎縮，要到 1820 年代引進英國礦業資本後才緩慢恢復。

同一個衝擊在太平洋另一端也掀起波瀾。台灣學者林滿紅在《China Upside Down》（2006）中主張，清代道光年間「銀貴錢賤」的貨幣危機，關鍵原因之一正是拉丁美洲獨立戰爭造成的世界白銀減產，而不只是鴉片貿易。María Alejandra Irigoin（Bautista 有引用）則指出，拉美各國獨立後自行鑄幣、成色不一，原本統一的「西班牙比索標準」因此碎裂，同時衝擊了中國與美國。Peter Temin 的《The Jacksonian Economy》（1969，Bautista 亦有引用）更主張，1830 年代美國的通膨與 1837 年恐慌，主要是墨西哥白銀流入，加上美國改用倫敦匯票支付對華貿易的結果，而不是傑克遜總統的「銀行戰爭」。這個說法後來受到 Peter Rousseau（2002）等學者挑戰，後者更強調國內財政與存款分配政策的作用。

把這些研究串起來：

時期	白銀衝擊	在美國	在中國
1810–1821	墨西哥獨立戰爭，銀礦大幅減產	金銀供給中斷是 1819 年恐慌的成因之一（Harris）	「銀貴錢賤」開始浮現（林滿紅）
1820–30 年代	拉美各國自行鑄幣，比索標準碎裂（Irigoin）	1830 年代的繁榮與 1837 年恐慌（Temin 的國際白銀說，對上 Rousseau 的國內政策說）	白銀外流加劇，陷入道光蕭條；鴉片問題激化
1839–1861	墨西哥白銀經布拉索斯聖地亞哥、紐奧良流向倫敦	紐奧良成為區域支付中心（Bautista）	1850 年代白銀大量回流亞洲
1873 年以後	各國停止自由鑄銀，銀價長期下跌	「七三年罪行」與自由鑄銀運動	採銀本位的中國承受匯率貶值

這張表讓兩篇論文的關係從「對照鏡像」升級為「同一體系的不同時刻」。Harris 筆下西部人經歷的硬幣恐慌，與 Bautista 筆下紐奧良商人調度的硬幣流，源頭都是同一片墨西哥礦區。

這裡還有一個漂亮的反諷。西部人想把自己變成「一個中國——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但 1820 年代的中國恰恰不是自成一體的世界。它是全球白銀的最大吸納者，正因為白銀流向逆轉而陷入道光蕭條。西部人心目中最自給自足的帝國，早已被墨西哥白銀綁在全球網絡上。這個比喻本身，就是 Bautista González 論點的最佳註腳。

3.3 十二個維度的對照

維度	Harris：俄亥俄河谷	Bautista González：紐奧良
位置	水系上游、內陸	水系出口、海港
尺度	州、區域、國家	港口、走廊、大西洋
主角的位置	生產者與消費者	中介者
市場想像	受國界框限的自我調節市場	跨越主權、多種貨幣並存的市場
貨幣經驗	紙幣崩潰、硬幣外流的創傷	硬幣是最終清算資產
風險治理工具	國家立法：關稅、銀行特許、兵役豁免	私人網絡：親屬、聲譽、通信行
對國家的態度	要求國家這隻「看得見的手」出手	國家「看不見」這個支付系統（Hodge 的問卷無人回覆）
「外國」的形象	不自然的外國掠奪、東部商人的陰謀	日常的套利與結算，作者把「外國力量」去神秘化
奴隸制	雙方都蓄奴；克萊把奴隸生產的棉花納入國內大循環	支付網絡結算奴隸生產的棉花與糖；兩位代表人物都是奴隸主
認同	「西部」的區域認同，反東部	多語言的商人社群；白銀與黃金的分化
證據形態	文字史料、質性論證	逐筆量化資料、網絡分析
歷史終局	拒行危機與 1833 年妥協關稅；西部後來轉向東西向的經濟整合	1861 年封鎖、1873 年金本位、商人金融讓位給通匯銀行

3.4 共同年表（1795–1873）

年份	事件	關聯
1795	平克尼條約，美國取得在紐奧良的「寄存權」	議題一背景
1803	路易斯安那購地	兩文（Harris 提到購地債務）
1810–21	墨西哥獨立戰爭	兩文的隱藏橋樑
1811	第一艘蒸汽船「紐奧良號」順俄亥俄河而下	議題一
1816	1816 年關稅；第二美國銀行成立	Harris
1819	1819 年恐慌	Harris
1824	1824 年關稅；英國資本開始進入墨西哥銀礦	Harris／背景
1825	伊利運河通航	議題一
1827	路易斯安那財產銀行成立	延伸
1828	「可憎關稅」	Harris
1832–33	拒行危機；傑克遜否決 BUS 續約；妥協關稅	兩文之間的空白
1834	鑄幣法，美國轉向高估黃金	Bautista 的背景
1836	德州獨立；硬幣通令	兩文之間的空白
1837、1839	兩次恐慌	NOSI 的起點
1842	路易斯安那銀行法；輝格黨提高關稅	延伸
1846–48	美墨戰爭；Walker 低關稅	Bautista
1848	加州發現黃金	Bautista
1853	鑄幣法，銀輔幣代幣化	延伸
1855	巴拿馬鐵路通車	議題一
1857	外國硬幣喪失法償地位；1857 年恐慌；墨西哥改革戰爭爆發	Bautista
1861	紐奧良遭封鎖；Morrill 保護性關稅	兩文
1862–65	棉花經馬塔莫羅斯出口	延伸
1866	大西洋電纜常態運作	延伸
1869	橫貫大陸鐵路、蘇伊士運河通車	議題一
1873	美國停鑄標準銀元；德國轉向金本位	Bautista 的結語

3.5 小結：國家經濟與走廊經濟

兩篇論文合起來看，早期美國資本主義同時存在兩種尺度。一種是 Harris 的國家經濟：以關稅線為邊界，以國會為調節者，以「國內市場」為想像的共同體。另一種是 Bautista 的走廊經濟：以港口與航線為節點，以商號通信網為調節者，以白銀與匯票為共同語言。

兩者不是替代關係，而是疊在同一片土地上。肯塔基的麻布包著南方的棉花，棉花換成倫敦匯票，匯票與墨西哥白銀在紐奧良互相套利，而白銀的源頭在格蘭河的另一側。西部人想用關稅把世界擋在門外，但他們腳下的河，早就把他們接上了世界的支付系統。

四、議題一：水文地理與交通革命如何決定商貿策略

4.1 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緣經濟斷裂

俄亥俄河由東向西流，在伊利諾州的開羅匯入密西西比河，密西西比河再一路向南注入墨西哥灣。對 19 世紀初的西部農民來說，最便宜的出口方向是往南順流而下到紐奧良；但 Harris 描述的政治結盟卻是往東，與東北部站在一起。自然水系引導南北向貿易，關稅立法則建構東西向同盟，這兩者之間的摩擦可以分四個階段來看：

階段	主導運輸	主要貿易方向	政治後果
1780 年代–1803	平底船、龍骨船：順流容易，逆流要三四個月	南向：紐奧良（西班牙控制）	部分肯塔基菁英與西班牙暗通款曲（「西班牙陰謀」，Harris 引用了 Stearns 的研究）；1795 年取得寄存權，1802 年寄存權遭中止，促成路易斯安那購地
1811–1830 年代	蒸汽船：逆流運輸成本大降（1817 年 Shreve 的 Washington 號從紐奧良逆流到路易維爾約 25 天）	南向更強，而且外國與東部商品能逆流而上	西部商業興起，但進口品也大量湧入，催生 Harris 筆下的關稅訴求
1825–1850 年代	伊利運河、俄亥俄州運河、五大湖航運、1850 年代的鐵路	東西向崛起；芝加哥逐漸取代聖路易成為穀物樞紐	舊西北與東北部經濟整合，為南北戰爭時的政治結盟打下基礎
1861–1863	戰爭與封鎖	南向中斷	中西部陷入恐慌；維克斯堡戰役後，林肯慶祝「眾水之父」再次暢行無阻地流入大海

這種拉扯可以用一個最簡化的貿易成本式子表達：

τ_{ij} = (1 + t_{ij}) (1 + d_{ij})

其中 $t_{ij}$ 是關稅，由政治決定； $d_{ij}$ 是運輸成本，由地理與技術決定。關鍵在於美國憲法禁止各州之間課徵關稅，所以 1824、1828 年的高關稅只提高了外國商品的 $t$ ，國內的南北向與東西向貿易同樣免稅，差別只在 $d$ 。蒸汽船降低的是南北向的 $d$ ，運河與鐵路降低的是東西向的 $d$ 。換句話說，西部人在政治上築的牆只擋得住外國貨，擋不住紐奧良；真正讓西部轉向東方的，不是關稅，而是伊利運河與鐵路。

這裡有一個出現在 Harris 敘事終點之後的反諷。1820 年代西部與東北部的關稅同盟，原本是逆著水系而行的政治結盟；但 1825 年後的運河與 1850 年代的鐵路，逐漸把這個政治結盟變成了經濟現實。到了 1861 年，舊西北地區選擇與東北部站在一起，東西向的經濟整合是重要背景。政治先於地理，然後地理追上了政治。

一場經濟史論戰的對照。 Douglass North 在 1961 年提出著名的區域分工模型：西部把糧食賣給南方，南方把棉花賣到海外，東北部提供航運、金融與工業品。這幾乎就是克萊「美國體系」的學術版本。但 Albert Fishlow 1964 年的研究發現，南方的糧食大致可以自給，經紐奧良出口的西部農產，有很大一部分是轉運到東北部與海外，而不是在南方消費。這意味著克萊想像中「南方市場吸納西部糧食」的前景比實際樂觀，而紐奧良的角色更像一個轉運與結算樞紐，恰好與 Bautista González「區域支付中心」的定位一致。

同屬西部，不同水系，不同立場。 1824 年的關稅表決中，西部 28 票贊成、8 票反對，8 張反對票全部來自田納西。田納西的坎伯蘭河與田納西河讓它的棉花經濟與南方緊密相連。「西部」從來不是一塊鐵板，作物與河流把它切成了好幾塊。

一個商人的三角習題。 Harris 筆下的 John Corlis 很能說明個別商人如何在兩種方向之間盤算。1820 年代初，他到康乃狄克尋找設廠地點，看中的是東部那個「全美最大最好的市場」。1827 年，他轉而提議在辛辛那提設紡紗廠：原料是田納西棉花，資本向羅德島的 Brown & Ives 籌措，市場則是西部本身。資本從東邊來，原料從南邊來，市場在西部，這正是南北向與東西向兩股力量在一個人帳本上的交會。

內陸的怨恨跟著咽喉走。 至於「內陸平民對出海口由跨國金融主導感到排斥」這個命題，需要細緻一點處理。在 Harris 的史料中，西部人的怒火主要指向東部商人、銀行與英國製品，並不直接指向紐奧良。但「內陸反金融中心」的情緒確實存在，而且它的目標會隨著咽喉的位置移動：

1820 年代：東部商人與第二美國銀行。
1832 年：田納西出身的傑克遜否決 BUS 續約，否決咨文特別點出該行有大量股份為外國（主要是英國）人持有。
1870 年代：格蘭其運動（Granger movement）的矛頭指向鐵路公司與芝加哥的穀倉業者。
1890 年代：民粹運動的矛頭指向華爾街與倫敦的金本位。

誰控制運輸與結算的咽喉，誰就成為內陸怨恨的對象。

4.2 世界各地的類似案例

案例	自然或技術的拉力	政治或制度的拉力	張力的表現	結局
美國俄亥俄河谷（1790 年代–1860 年代）	河流向南，出海口在紐奧良	關稅同盟向東	西部在政治上結盟東北部，貿易卻順流南下	運河與鐵路讓政治結盟成為經濟現實
加拿大（1840 年代–1880 年代）	經濟自然往南，與美國連成一片	「國家政策」：高關稅加上橫貫鐵路，硬造東西軸線	1849 年蒙特婁商人甚至連署要求併入美國	1885 年太平洋鐵路完工，東西軸線成形
德意志與萊茵河（1815–1888）	萊茵河向北流入荷蘭，河口不在德意志人手中	1834 年關稅同盟把各邦東西串起	荷蘭持續收取通行費；德意志修鐵路繞道比利時港口	漢堡、不來梅以自由港身分留在關稅線外，直到 1888 年
拉布拉他河（1820 年代–1860 年代）	巴拉那河讓內陸省份可以直通海外	布宜諾斯艾利斯壟斷海關、封閉河道	內戰、英法封鎖、1852 年羅薩斯垮台	1853 年憲法宣布河道自由航行；但後來的鐵路仍呈扇形收束到首都
清代漕運（1826–1901）	運河淤塞、黃河改道；海運與輪船更便宜	漕運官僚與運河沿線的既得利益守舊	1826 年試行海運成功，隔年又回頭走運河	1855 年後海運成為主流；1872 年成立輪船招商局；1901 年漕運終結
清代至日治臺灣（1780 年代–1908）	西部河港眾多，各自與大陸對渡	清廷指定對渡港；日治時期的縱貫鐵路與基隆、高雄築港	河港淤積，郊商衰退	貿易從「東西向跨海峽」轉為「南北向對日本」
日本北前船（17 世紀–1890 年代）	日本海航運連接大阪與北海道	明治時期的電信、鐵路與汽船	北前船靠港口之間的價差獲利	電報抹平價差，北前船式微
蘇伊士運河與緬甸（1869–1930 年代）	運河縮短歐亞航程，緬甸稻米大量出口	英屬印度的殖民法制與信貸結構	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墾殖仰賴印度切蒂亞人（Chettiar）放款	大蕭條時大量土地轉入債主手中，引發排印暴動
中美地峽的黃金之路（1848–1869）	經巴拿馬、尼加拉瓜過境是加州黃金東運的捷徑	美國資本與武裝冒險者爭奪過境權	鐵路公司、輪船公司與 William Walker 的冒險	1869 年橫貫鐵路通車後，地峽路線與紐奧良的黃金角色一起衰退

4.3 幾個案例的細節

加拿大：用關稅與鐵路逆著地理造國。 1846 年以前，英國對殖民地穀物的關稅優惠讓聖羅倫斯河路線有利可圖，蒙特婁商人也投資開鑿運河，想與伊利運河一較高下。1846 年英國廢除《穀物法》、1849 年廢除《航海法》，帝國優惠消失，蒙特婁陷入危機，數百名商人在 1849 年簽署《併入美國宣言》。1854 年的美加互惠條約讓南北向的自然貿易一度興盛，但美國在 1866 年廢約。加拿大於 1867 年成立聯邦，1879 年麥克唐納政府推出「國家政策」：高關稅、橫貫鐵路與西部移民三管齊下，與克萊的「美國體系」幾乎同構，差別在於它成功地逆著南北向拉力建立了東西軸線。不過，Harold Innis 與 Donald Creighton 的「勞倫斯學派」也提醒，這條東西軸線在毛皮貿易時代就有水路根基，並非完全人造。

萊茵河與關稅同盟：出海口在別人手裡。 1815 年維也納會議宣布萊茵河自由航行，但荷蘭把條文中「直到海口」解釋為不包括入海段，繼續收取通行費，這個爭議要到 1831 年的美因茲公約才妥協，1868 年的曼海姆公約才確立完全自由航行。普魯士的萊茵蘭省份與東部核心區隔遙遠，1834 年成立的關稅同盟把德意志各邦東西串聯起來；1843 年連通科隆、亞琛與比利時安特衛普的鐵路，部分目的正是繞過荷蘭對河口的控制。

有一條與 Harris 直接相關的線：德國經濟學家 Friedrich List 1825 年移居賓州，深受漢彌爾頓與 Mathew Carey（Harris 透過 Shankman 的研究提到此人）的影響，1827 年寫出《美國政治經濟學綱要》，1830 年代回到德意志推動鐵路與關稅同盟，1841 年出版《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俄亥俄河谷所呼應的保護主義理念，就這樣跨過大西洋，成為德意志的國民經濟學。 至於漢堡與不來梅這兩個世界主義的自由貿易商人共和國，則以自由港身分留在關稅線外，直到 1888 年。它們可以說是德意志的「紐奧良」，Bautista 提到的德裔商人網絡，也正是從漢堡連到墨西哥灣。

拉布拉他河：港口城市壟斷海關。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海關是全國最大的財源。羅薩斯主政期間封閉巴拉那河，不讓外國船隻直航內陸，所有貿易都必須經過首都。上游的恩特雷里奧斯、科連特斯等省份則要求河道自由航行。英法聯軍 1845 年在 Vuelta de Obligado 強行突破河道封鎖；1852 年，恩特雷里奧斯的 Urquiza 聯合巴西與烏拉圭，在卡塞羅斯擊敗羅薩斯；1853 年憲法宣布河道自由航行。這與紐奧良正好相反：出海口城市不一定是開放的一方，當它掌握海關時，反而可能是最封閉的一方。

清代：從運河到海運，再到輪船。 1824 年洪澤湖高家堰潰決，運河受阻。1826 年（道光六年），清廷採英和之議，由江蘇巡撫陶澍主持，以上海沙船把漕糧經海路運到天津，試行成功，魏源還為此編了《江蘇海運全案》。然而隔年又回頭走運河，因為漕運官僚、運河沿線經濟與數以萬計的漕運水手都依賴舊體制。直到太平天國切斷運河、1855 年黃河在銅瓦廂改道北流，海運才成為主流；1872 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承運漕糧；1901 年漕運正式終結。運河衰落後，失業的漕運水手組織，一般認為正是上海青幫的源頭之一。交通革命不只改變貿易路線，也改變了一整個社群的生計與組織形態。

臺灣：從「對渡」到「縱貫」。 清代臺灣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說，三大城都是河港或海港。清廷以「對渡港」制度指定兩岸往來口岸（例如鹿耳門對廈門、鹿港對蚶江、八里坌對五虎門），貿易由依航線與祖籍組織的「郊」掌握，例如北郊、南郊、泉郊、廈郊。1860 年代開港後，北部的茶與樟腦經淡水出口；1869 年英國商人 John Dodd 把「福爾摩沙烏龍」運到紐約。日治時期，1908 年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基隆與高雄的築港工程完成，臺灣的商貿主軸從「東西向跨海峽、多港分散」轉為「南北向鐵路、雙港集中、面向日本」。鹿港等河港則因淤積與鐵路改線而沒落。

日本北前船：資訊革命殺死價差。 江戶時代的北前船採「買積」模式，船主自己買貨、自己賣貨，靠大阪與北海道之間各港口的價差獲利。明治時期電報普及，各地價格瞬間可知，價差迅速收斂；加上鐵路與汽船興起，北前船在 1890 年代以後快速式微。這與前面提到電報對商人金融的衝擊如出一轍：當資訊不再稀缺，靠資訊不對稱吃飯的商業組織就會被淘汰。

蘇伊士運河與伊洛瓦底江：一條運河造出一個借貸社群。 1869 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後，緬甸稻米大量出口到歐洲，下緬甸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成為墾殖前線。為開墾提供資金的，主要是來自南印度的切蒂亞放貸社群。大蕭條時米價崩跌，大量農地因抵押而轉入切蒂亞人手中，據 Sean Turnell 等研究估計，到 1930 年代後期約占下緬甸稻田的四分之一。這引發 1930 年代的排印暴動，以及 1960 年代軍政府國有化後的印度人大規模離境。這個案例正好是通往議題二的橋樑。

4.4 歸納：三種咽喉

咽喉	由誰控制	控制的手段	例子	內陸的反應
物流咽喉（出海口、河口、地峽）	港口城市、外國主權、運輸公司	通行費、寄存權、港口壟斷	紐奧良、鹿特丹、布宜諾斯艾利斯、巴拿馬	爭取自由航行權，或修建繞道路線
制度咽喉（關稅線、海關）	國家、關稅同盟	關稅、最低估價、特許狀	美國 1824 與 1828 年關稅、德意志關稅同盟、加拿大國家政策	組成跨區政治同盟，或爭取豁免
資訊咽喉（價格情報、通信網）	商人網絡、報刊、電報公司	價差套利、信用評價	《Price-Current》、北前船的價差、大西洋電纜	要求資訊公開，建立交易所與標準化制度

從這些案例可以歸納出三點：

交通革命不只降低成本，更會重排樞紐的座次。 紐奧良的絕對貿易量到 1860 年仍在成長，但相對地位已經被芝加哥與紐約侵蝕。
政治可以逆著地理建立軸線，但前提是有一項運輸技術沿著政治軸線鋪設。 加拿大太平洋鐵路與伊利運河都是例子。缺少這個條件，就會像 1820 年代的俄亥俄河谷：關稅擋得住外國貨，擋不住河水。
出海口城市傾向世界主義與自由貿易，內陸傾向保護。 紐奧良、漢堡、蒙特婁都是如此。但這不是鐵律：布宜諾斯艾利斯掌握海關的時候，它反而是封閉的那一方。

五、議題二：交易體系的社群標籤化

5.1 先回到兩篇文本

Harris 這邊。 Harris 確實指出，西部的關稅訴求建立在國家干預的邏輯上：正是國家透過條約、購地與軍事行動把原住民逐出俄亥俄河谷，才「發明」了一個由白人定居者主導的市場社會。但要說得精確一點：原住民在 Harris 的敘事中不是「資本競爭者」，而是被移除的前提。他們的土地成了市場社會的地基。這不是兩種資本誰的地位更高的排序，而是一方被整個抹除。

值得補充的是 Emilie Connolly（Harris 有引用）提出的「信託殖民主義」：聯邦政府以「信託」名義代管原住民的條約款項，並拿去投資州債。原住民的錢被貼上「需要監護」的標籤，這是另一種資本的身分化。至於「草根民粹」：Harris 筆下的西部確實有強烈的反東部情緒，例如抱怨國會把西部當殖民地與附庸；南方的 Turnbull 也把保護主義描述成來自基層的人民運動。但 Harris 引用的主要聲音，其實來自 Rotch、Corlis 這類中上層商人與製造業者。用「民粹」來形容需要保留。

Bautista González 這邊。 白銀貴族與黃金王子確實有族群與語言的面向，但作者明白表示，這不是僵硬的類型，也不只是族群分類，而是同一支付秩序中互補的功能分工。這個提醒本身就是本節的起點：歷史學者自己也在跟「標籤」搏鬥。 族群標籤有解釋力，但一旦凝固，就會把功能分工誤讀成文化本質。

5.2 中性的工具為什麼會被貼上身分標籤：四個機制

機制一：標籤是便宜的訊號。 在沒有徵信機構的世界裡，商人決定要不要信任一位來自群體 $g$ 的交易對手時，可以這樣估算預期價值：

E [V ∣ g] = π_{g} V_{H} + (1 - π_{g}) V_{L}

其中 $π_{g}$ 是對該群體「誠實」的先驗機率， $V_{H}$ 與 $V_{L}$ 分別是遇到誠實與不誠實對手時的收益。當查證個人信用的成本高於查證帶來的好處時，人們就會直接用群體的先驗機率做判斷，經濟學稱之為「統計性歧視」（Phelps 1972、Arrow 1973）。這正是 Bautista 所說「信任降低資訊成本、親屬關係促成遠距交易」的另一面。

Avner Greif 對中世紀地中海馬格里布商人的研究，提供了群體內誠實可以自我維持的條件：

\frac{δ}{1 - δ} (w - w) \geq γ

其中 $δ$ 是對未來的重視程度， $w$ 是留在網絡內每期能得到的報酬， $w$ 是被逐出網絡後的外部選項， $γ$ 是一次性欺騙的收益。在封閉網絡裡，騙子會被整個群體排除， $w$ 很低，所以即使欺騙收益很高，誠實仍能維持。這解釋了為什麼某種生意會集中在某個群體手中，外人也因此認定「那是那群人的生意」。Rauch 與 Trindade（2002）就發現，華人網絡顯著提高了雙邊貿易量。

不過要注意，Greif 的馬格里布論點後來受到 Edwards 與 Ogilvie（2012）以及 Jessica Goldberg（2012）的挑戰：馬格里布商人其實也大量使用法院與正式契約。「族群執行契約」這個說法本身，可能就被貼了過重的標籤。

機制二：中間人少數。 社會學家 Edna Bonacich（1973）提出「中間人少數」理論：某些少數群體集中在商業與金融的中介位置，成為交易中最「看得見的那張臉」。經濟順利時，他們是不可或缺的潤滑劑；危機一來，他們就成了眾矢之的。暹羅國王拉瑪六世在 1914 年寫了一本小冊子，把當地華人稱為「東方的猶太人」，就是典型例子。

機制三：道德經濟與「指定用途」。 宗教與倫理為某些交易賦予道德意涵：基督教的高利貸禁令、伊斯蘭教的利息禁令、儒家「士農工商」的身分序列。社會學家 Viviana Zelizer 在《金錢的社會意義》（1994）中指出，金錢在社會上並不是完全可替代的：人們會把不同來源、不同用途的錢分開對待，給它們不同的道德標記。

機制四：政治動員。 標籤一旦存在，就可以被政治人物拿來動員。傑克遜的否決咨文、1896 年 Bryan 的「黃金十字架」演說、各種國貨運動，都是例子。

5.3 案例總表

交易工具或商品	時空	被貼上的標籤	情緒方向	後續
匯票、海上保險	17–18 世紀的法國等地	「猶太人為了轉移被沒收的財產而發明」	讚嘆與猜忌並存	歷史學者 Trivellato 證明這是傳說
典當與放貸	中世紀西歐	猶太人、倫巴底人、卡奧爾人	反感與驅逐（英格蘭 1290 年驅逐猶太人）	倫敦有 Lombard Street；德國央行的「倫巴底利率」成為中性術語
典當	明清江南	徽州商人（「徽州朝奉」）	小說戲曲中的精明吝嗇形象	地域商幫的標籤延續至今
匯兌（票號）	清代	山西人	信任（「匯通天下」）	民國初年隨現代銀行興起而衰落
運河航運	清代	漕運水手與羅教信仰	運河衰落後轉為幫會	一般認為是上海青幫的源頭之一
行郊	清代臺灣	依祖籍（泉州三邑、同安）與航線（北郊、南郊）分群	1853 年艋舺「頂下郊拚」械鬥	落敗的同安人移往大稻埕，後來隨茶葉出口崛起
hundi（南亞匯票）	南亞、東南亞	馬爾瓦里人、切蒂亞人	依賴與怨恨並存	緬甸 1930 年代排印暴動、1960 年代印度人大批離境
hawala、僑批	南亞與中東；華南與南洋	穆斯林移民社群；華僑同鄉網絡	911 之後 hawala 被汙名化；僑批 2013 年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同一種「信任匯款」得到截然不同的評價
白銀與黃金	1873–1896 年的美國	白銀代表西部、農民與債務人；黃金代表華爾街、倫敦與「夏洛克」	階級怨恨夾帶反英、反猶修辭	1900 年金本位法
西班牙本洋與墨西哥鷹洋	19 世紀的中國與臺灣	「佛頭」的熟悉感，對上新圖案的陌生感	本洋升水、鷹洋貼水	鷹洋後來成為主流
瑪麗亞·特蕾莎銀幣	紅海沿岸、衣索比亞	永遠鑄著「1780」的那一款	只認這一款	20 世紀仍持續鑄造
茶	1770 年代的北美	英國的稅與壓迫	拒買，改喝咖啡成為愛國表現	美國人偏好咖啡的源頭之一
蔗糖	1790 年代的英國	奴隸的血	據估計約三十萬人拒買西印度糖	貴格派發起「自由產品」運動
家織布、土布、國貨	美國革命、印度自產運動、民國時期的中國	愛國	親和	甘地的手紡車成為獨立象徵
啤酒	一次大戰時的美國	德裔釀酒商	反感	與禁酒令合流
咖啡	16 世紀的麥加、近代歐洲	可疑的新飲料、「伊斯蘭的飲料」	禁令與爭議	最終全球化
股票交易	17 世紀的阿姆斯特丹與倫敦	塞法迪猶太人、「股票販子」	道德譴責	交易所逐步制度化
米市期貨	江戶時代大坂堂島	町人（「士農工商」之末）	身分輕視	堂島米會所被視為世界最早的有組織期貨市場之一
伊斯蘭金融	當代	符合教法的金融	社群內的親和	金融工程為了配合標籤而設計（如 murabaha、sukuk）
ESG 投資	2020 年代的美國	支持者視為風險管理，批評者稱為「覺醒資本主義」	依政治立場兩極化	仍在爭議中

5.4 深入案例

（一）匯票的「猶太起源」傳說。 這是與 Bautista 最直接相關的案例，因為匯票正是墨西哥灣—倫敦走廊的核心工具。Francesca Trivellato 在《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Credit》（2019）中，追溯一則流傳數百年的傳說：中世紀被逐出法國的猶太人發明了匯票與海上保險，以便秘密轉移財產。這個說法最早見於 Étienne Cleirac 1647 年的海商法著作，後來連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都重述過。Trivellato 指出，這則傳說的功能是把歐洲社會對信用「看不見、摸不著」的焦慮，投射到一個少數群體身上。一種完全中性的支付工具，因此帶上了既讚嘆又猜忌的族群色彩。

（二）美國的金銀之爭：標籤會翻轉。 這是兩篇論文最戲劇性的續集。比較一下：

	1840–50 年代的紐奧良（Bautista）	1890 年代的美國（自由鑄銀運動）
白銀的社群	克里奧爾人、西班牙裔、跨國網絡的「白銀貴族」	西部與南方的農民、礦工、債務人
白銀的意象	世界主義、跨國清算	「美國人民」的貨幣、反倫敦
黃金的社群	英裔美國人、經營國內鐵路與銀行的「黃金王子」	東北部的銀行家與債權人
黃金的意象	國內發展、新興的英美金融	華爾街、倫敦、「外國」金融

同一種金屬，在五十年內把「國內」與「外國」的標籤整個對調。1873 年停鑄銀元後，西部銀礦州與南方農民把這件事稱為「七三年罪行」。1894 年暢銷的小冊子《Coin's Financial School》把金本位描繪成英國與國際銀行家的陰謀，夾帶明顯的反英、反猶意象。1896 年，Bryan 在民主黨大會上發表「黃金十字架」演說。經濟史學者 Hugh Rockoff（1990）甚至主張《綠野仙蹤》可以讀成一則貨幣寓言。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變的部分：Harris 筆下 1820 年代「西部對抗東部金融」的結構，到了 1890 年代依然存在，只是兩種金屬換了邊。標籤附著在社會位置上，而不是附著在商品上。

（三）硬幣的面孔：本洋、鷹洋、佛銀與瑪麗亞·特蕾莎。 Bautista 說墨西哥銀元「走得比政府還遠」，但哪一種墨西哥銀元走得遠，取決於它的面孔。清代中國商人最信任的是印有西班牙國王半身像的「本洋」（Carolus 銀元），俗稱「佛頭」；臺灣的地契上常見「佛銀」「番銀」字樣。墨西哥獨立後，新鑄的鷹洋圖案陌生，在中國口岸一度要打折收受，本洋則出現高額升水；上海在 1850 年代中期甚至因此改用以銀兩計價的「規元」作為記帳單位，鷹洋要到後來才成為主流。中國商人還會在銀元上打上自家商號的戳記，等於用商號信譽替硬幣背書。紅海沿岸與衣索比亞則長期只認瑪麗亞·特蕾莎銀幣，奧地利於是持續鑄造日期永遠是「1780」的版本，直到 20 世紀。金屬含量相同，面孔不同，社會評價就不同，硬幣的圖案本身就是一種社群標籤。

（四）緬甸的切蒂亞人：功能性中介如何變成族群標靶。 切蒂亞人本身就是一種「商人金融」：以親族與寺廟為核心組織帳務，用 hundi 串起馬德拉斯、仰光、西貢與新加坡，形成一條「孟加拉灣支付走廊」，結構上與 Bautista 的墨西哥灣—倫敦走廊相當類似。經濟順利時，他們是三角洲墾殖的資金來源；大蕭條讓大量土地因抵押轉入他們手中之後，功能性的債權關係就被重新詮釋為「外族掠奪」。這個案例提醒我們，Bautista 描述的商人網絡在承平時期是效率，在危機時期卻可能被重新貼上敵意的標籤。

（五）hawala 與僑批：同一機制，兩種命運。 hawala 與僑批的運作原理幾乎相同：匯款人把錢交給本地的經手人，遠方的經手人付款給收款人，雙方再透過貿易流或後續交易互相抵銷，現金不必實際跨境移動。這與 19 世紀匯票結算的邏輯一致，也就是 Bautista 所說的，硬幣只在需要清算剩餘差額時才實際移動。然而 911 之後，hawala 被貼上「恐怖主義融資管道」的標籤，美國在 2001 年關閉了與索馬利亞相關的 Al-Barakaat 匯款網絡；僑批則在 2013 年以「僑批與銀信」之名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機制相同，評價截然不同，差別來自地緣政治脈絡。

（六）消費的愛國標籤：從家織布到國貨。 Harris 筆下的西部人把恐慌歸咎於外國奢侈品，Rotch 則稱讚農民喜歡「養自己的羊、穿自己的毛」。這延續了一條很長的傳統：1760 年代北美殖民地的抵制英貨協議讓穿家織布成為愛國表現；1791 年英國的拒糖運動把西印度蔗糖稱為沾著奴隸鮮血的商品；1820–50 年代貴格派的「自由產品」運動，抵制的正是 Bautista 那條走廊所結算的奴隸棉花與蔗糖。同一包棉花，在南方被稱為「棉花王」，在廢奴主義者眼中則是罪惡的商品。往後看，則有甘地的手紡土布運動，以及從 1905 年抵制美貨（抗議美國排華）一路延續到 1930 年代的中國國貨運動。Karl Gerth 在《China Made》（2003）中指出，民國時期的商品先被分成「國貨」與「洋貨」，品質反而是次要的。

（七）紐奧良自己：三個市政區與「Dix」。 Bautista 研究的城市本身就被社群標籤切割過。1836–1852 年間，紐奧良被分成三個各自擁有議會與財政的市政區：第一區是以法語為主的克里奧爾人舊城，第二區是運河街上游的英裔美國人區，第三區則以克里奧爾人與新移民為主。分隔舊城與美國區的運河街中央分隔島，至今在當地仍被稱為「中立地帶」（neutral ground）。1852 年三區合併，時間點恰好與黃金時代、英裔美國人取得政治主導地位重疊。另一個有趣的軼事：當地 Citizens' Bank 發行的十元鈔票背面印著法文「DIX」，一種流行但未經證實的說法認為，「Dixie」這個美國南方的暱稱就是由此而來。一張雙語鈔票，可能就這樣變成了一整個區域的身分標籤。

5.5 歸納：標籤的生命週期

階段	機制	例子
形成	網絡同質性：某個群體因親屬、語言、宗教網絡而集中於某種業務	白銀貴族、切蒂亞人、山西票號
顯著化	群體居於中介位置，成為交易中最「看得見的臉」	中間人少數
道德化	宗教、階級或民族主義賦予業務道德意涵	高利貸禁令、士農工商、國貨運動
政治化	危機時被政治人物動員為代罪羔羊或愛國象徵	1896 年的金銀之爭、1930 年代的緬甸、911 之後的 hawala
去標籤化或制度化	業務被正式制度吸收，標籤淡化為術語	倫巴底利率、匯票、期貨交易所

三個結論：

標籤是對資訊成本的回應。 在沒有信用評等的世界，「他是哪裡人」本身就是一種信用評等。
標籤附著在社會位置上，而不是商品本身。 同一種白銀，五十年內從世界主義者的金屬變成美國農民的金屬。
去標籤化往往伴隨制度化。 當商人金融被通匯銀行吸收（這正是 Bautista 的結論），交易的「臉」被機構取代，族群標籤也隨之淡化。但一到危機時刻，標籤總會回來。

六、點評：兩篇論文的學術價值，以及它們站不站得住腳

6.1 Harris〈A World by Themselves〉

主要價值：

把「西部」從南北二元框架中解放出來，讓早期關稅史成為三角關係。
提出「保護性自由主義」，把保護主義理解為市場內部的一種立場，而非反市場。
把 1819 年恐慌與關稅政治接上，說明經濟危機如何生產區域認同。
用地方書信呈現政策的「需求方」，補上關稅史過度偏重國會與遊說團體的缺口。

檢驗：

主張	支撐證據	疑點	判定
西部是關稅戰中獨立的第三方	1824 年表決數據；Calhoun 與 Turnbull 的南方證詞；地方報紙	田納西 8 票全數反對；肯塔基內部也有「A Kentuckian」這類反對聲音，可見「西部」本身有斷層	大致站得住
保護性自由主義是理解西部立場的關鍵	Rotch 與 Clay 的言論；1827 年西部人反對只照顧單一產業的法案	史料以中上層菁英為主；與 Calvo 的「混合資本主義」或 List 的國民經濟學如何區分，著墨不多	有啟發性，但需要更廣的社會基礎證據
拒行派最強烈回應的是西部的保護訴求	Calhoun 質疑西部有何真正利益；Turnbull 的「北方與西部」論	「最強烈」需要與南方對東北部的論述做系統比較；稅負的實際分配（例如棉花包裝布）能大幅強化這個論點，文中卻沒有使用	部分站得住
西部支持保護源於發展理念，而非政治交換	西部人的言論	言論與交換並不互斥；文中沒有檢驗內陸運輸建設法案與關稅投票之間的關聯	有待檢驗
個人對地方市場的評估設定了關稅立場	多個個案	作為命題過於寬泛，幾乎無法證偽；缺少投票行為與經濟結構的系統性對照	作為研究取向合理，作為因果命題偏弱

還有一個範圍上的限制：論文止於 1828 年。1830 年代西部的轉向，包括運河通航、傑克遜派民主黨在西部的勝利，以及西部議員接受 1833 年的妥協關稅，都沒有處理。「自成一個世界」的願景後來如何消退，是這篇論文留下的空白。

6.2 Bautista González〈Following Monies〉

主要價值：

NOSI 資料集是第一個逐筆重建早期美國硬幣進口的資料庫，可供後續研究重複使用。
把「商人金融」從職業類別提升為分析制度的概念，讓商業史、銀行史、貨幣史與資本主義史有了共同的框架。
揭露國家統計看不見的貨幣地理（布拉索斯聖地亞哥的例子）。
把複本位時代的支付與後來的通匯銀行接成一條演化線，為今天關於支付基礎設施的討論提供歷史縱深。

一個規模上的檢驗。 NOSI 扣除缺漏年份後約涵蓋 20.5 年，年平均硬幣進口約為：

S ˉ \approx \frac{106}{20.5} \approx 5.2, \frac{S ˉ}{V _{1859 - 60}} \approx \frac{5.2}{185} \approx 2.8%

其中 185（百萬美元）是 Price-Current 年報中常被引用的 1859–60 年度內陸農產抵港總值，數值為約略值。即使取 1858 年的高峰（約 1,260 萬），比例也只有 7% 左右。這兩個數字並不完全可比：內陸農產值不等於國際支付需求，硬幣進口也不等於全部硬幣移動。但數量級已經說明了問題：硬幣是結算剩餘差額的工具，絕大部分的支付是透過匯票與帳面信用完成的。 這與作者自己「最終清算資產」的說法一致，但也意味著 NOSI 看到的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支付系統的主體（匯票）仍在水面下。摘要說資料集重建了國際支付系統的「微觀結構」，這個說法需要打折。

檢驗：

主張	支撐證據	疑點	判定
NOSI 是第一個逐筆重建的硬幣進口資料	一萬多筆紀錄、1.06 億美元	缺 1840–41 年；1843–44 年有大量紀錄未標明金屬；只有海運進口，沒有硬幣出口	站得住，是最扎實的貢獻
商人金融是複本位時代跨境支付的「主要」制度	硬幣收件人多為商號而非銀行	只看得到硬幣，看不到匯票；沒有出口資料，就無法計算淨流量或直接驗證套利	方向可信，「主要」的強度要看博士論文全文
白銀貴族與黃金王子的分化	群體傳記與社會網絡分析	摘要沒有呈現集中度或網絡指標；鑄幣比價這個更硬的制度解釋未被使用	很有啟發性，需要量化證據支撐
商人金融被通匯銀行吸收而延續	推論，以及 James 與 Weiman 等既有研究	1861 年以後缺乏直接證據；這個說法與作者所屬 GloCoBank 計畫的研究議程高度一致，需要獨立檢驗；電報的角色沒有討論	合理的假說，尚未證成
Sarah Morgan 的銀元說明了跨國支付網絡的韌性	日記	戰亂中囤積硬幣是普遍行為，金屬本身的內在價值就足以解釋；它說明了「為什麼要銀元」，卻不一定能說明「網絡如何運作」	修辭效果大於證據力
支付系統與奴隸制的關係	提到兩位奴隸主，引用相關文獻	以被奴役者為抵押品的財產銀行結構，沒有整合進論證	可再補強

6.3 兩文合讀的價值

單獨讀，Harris 是一篇關於關稅政治的區域史，Bautista 是一篇關於支付制度的商業史。合起來讀，價值會被放大：

兩種尺度互相校正。 早期美國資本主義同時是保護主義的，也是深度全球整合的。只讀 Harris，會以為美國在築牆；只讀 Bautista，會以為美國早已融入世界。真實的情況是兩者並存，而且彼此拉扯。
需求方與管線互相補足。 Harris 呈現的是人們希望國家做什麼，Bautista 呈現的是價值實際上怎麼流動。合讀之後，可以理解為什麼自給自足的政治計畫，一再被現實的支付管線掏空。
彼此照亮對方的盲點。 Harris 筆下的西部人把危機歸咎於神秘的「外國掠奪」，Bautista 則把這股「外國力量」拆解成日常的套利與結算；反過來，Bautista 的商人世界裡聽不到承擔代價的人的聲音，Harris 恰好補上了這一塊。
對當代的提示。 今天關於供應鏈回流、經濟安全、跨境支付網絡、制裁與通匯銀行「去風險化」的辯論，同樣在「自成一個世界」的衝動與「走廊經濟」的現實之間擺盪。兩篇兩百年前的故事提醒我們：關稅線劃得出邊界，支付網絡卻總會找到出路。

結語

1820 年站在列星頓演講台上的 Nelson Nicholas，與 1862 年帶著銀元逃難的 Sarah Morgan，相隔四十二年，相距數百英里，卻被同一條河、同一批白銀連在一起。前者相信國會可以把市場關進國界，後者相信墨西哥銀元能穿過一切國界。兩人都對，也都不完全對。

Harris 讓我們看到，市場的邊界是政治畫出來的；Bautista González 讓我們看到，價值的流動有自己的地理。把兩篇論文並排閱讀，最大的收穫或許是這個體認：資本主義從來不只有一種地圖。 國家的地圖、河流的地圖、支付的地圖與身分的地圖疊在同一片土地上，而歷史上大部分的衝突，都發生在這些地圖彼此不吻合的地方。

Knowledge Flows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Assessing the Sourc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wo English Regions

鄭仕群 — Thu, 22 Oct 2026 16:20:03 +0000

Chris Corker (University of York), Joe Lane (University of Reading), and John F. Wilson (Northumbria University)
Enterprise & Society. 2025;26(1):119-143.
doi:10.1017/eso.2023.55

對讀：Lane J. The Trees of the Forest: Uncovering Small-Scale Producers in an Industrial District, 1781–1851. Enterprise & Society. 2023;24(3):702-730. doi:10.1017/eso.2022.7

巨木、森林與看不見的管道：英國陶瓷聚落兩篇論文對讀，兼論全球產業的「注入→擴散→代謝→反輸出」循環

「飄在空氣中的祕訣」到底怎麼飄？1890 年，Alfred Marshall 在《經濟學原理》寫下產業聚落研究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話。他說，同一行業的人住在一起，「行業的奧祕就不再是奧祕，彷彿飄在空氣中」，連孩子都在不知不覺中學會。有人提出新點子，旁人馬上接手，加上自己的改良，又成為下一個新點子的源頭。

這句話被引用了一百三十多年，卻繞過了三個關鍵問題：

新鮮空氣從哪裡來？ 如果聚落只在內部互相呼吸，新知識由誰帶進來？
空氣靠什麼流動？ 「在空氣中」只是比喻。現實裡，知識搭的是人、合約、商品，還是咖啡館裡的閒聊？
誰在呼吸？ 歷史書寫總記得 Wedgwood 這種「巨木」，但聚落裡大多數是無名的小作坊。他們扮演什麼角色？

企業史學者 Joe Lane 參與的這兩篇論文，剛好從兩端回答這些問題：

論文一看「管道」：少數關鍵人物如何把聚落外、甚至其他產業的知識接進來。
論文二看「森林」：用商業名錄與破產公告，第一次把 1781–1851 年北斯塔福德郡陶瓷區（The Potteries，今 Stoke-on-Trent）的 1,279 家陶商一一找出來。
論文一的模型： 「在地喧囂（buzz）↔ 外部管道（pipelines）→ 創新 → 聚落永續 → 回饋喧囂」。作者用 Wedgwood 的陶瓷實驗和雪菲爾（Sheffield）的鎳鉻鋼、不鏽鋼兩個案例說明，聚落的競爭力來自持續把外部知識接進來，再讓它在聚落內擴散成共同知識。作者把這種不斷更新的共同知識稱為「知識兼產業時代精神」（knowledge-cum-industrial zeitgeist）。
論文二的發現： 陶瓷區近九成企業在名錄中連續出現不超過三次，合夥一再拆散又重組。但這種高流轉不是衰敗，而是聚落的正常功能。
兩文合讀的核心張力： 論文一的結論回到「領導者是催化劑」，論文二卻警告「別讓巨木遮住森林」。兩者可以整合成「巨木開管道、森林負責吸收與擴散」的分工。但連接兩者的機制，也就是合夥流轉是否真的傳遞了技術，至今仍是兩文共同的證據缺口。
放大到世界： 從元代景德鎮青花、里昂提花機、豐田織機，到台灣自行車 A-Team 與晶圓代工，都看得到「外部注入→社群擴散→新陳代謝→反向輸出」的循環。從 Murano 玻璃與瑞士石英錶，則看得到這個循環如何斷裂。

一、兩篇論文速覽

項目	論文一：Corker, Lane & Wilson	論文二：Lane
核心問題	知識如何在聚落內外流動，並轉化成競爭優勢？	聚落的主體（大量小型陶商）長什麼樣？如何生滅？
案例與時段	陶瓷區（18 世紀後半）；雪菲爾鎳鉻鋼與不鏽鋼（1890s–1920s）	陶瓷區，1781–1851
主要史料	Wedgwood 書信與商業紀錄、雪菲爾公司檔案、專利、Hadfield 著作	21 本商業名錄（12 家出版商）、《倫敦公報》合夥解散與破產公告、《斯塔福德郡廣告報》、1851 年普查衍生的 BBCE 資料庫
方法	質性檔案個案，加上兩張概念圖	由下而上的多源交叉驗證、敘述統計、族譜式個案
分析單位	關鍵行動者及其對外管道	企業（含合夥型態）的出現、存續與退出
核心主張	buzz 與 pipelines 相互強化，形成持續更新的「時代精神」；領導者是催化劑	高流轉、短期合夥、家族與非家族混合，是支撐「合作式競爭」階段的常態
主要對話對象	Marshall、Storper & Venables、Bathelt 等人、Gourlay、Casson	Popp & Wilson 生命週期論、家族資本主義修正派、Hoppit、Weatherill、Popp
作者自承的限制	不處理聚落衰退與長期生命週期	名錄收錄標準不明；「& Co.」不一定代表真有合夥人；無法解釋合夥策略的動機

一個容易忽略的細節：論文二其實先發表，論文一後發表。論文一描述陶瓷區「合夥與生產者大量流轉」時，引用的正是論文二。換句話說，作者群（Lane 本人也在其中）掌握了森林的資料之後，仍選擇以巨木為主角來寫知識流動。這個選擇本身值得玩味，第六節會再回來談。

二、讀懂兩文需要的概念地圖

2.1 兩文直接使用的概念

概念	出處	白話解釋	在兩文中的角色
產業氛圍／Marshall 外部性	Marshall (1890)	同業聚集帶來共享勞動市場、專業供應商與知識外溢	兩文共同的起點
第三義大利／新馬歇爾產業區	Brusco, Becattini	除了外部性，還強調共同價值、身分認同與合作式競爭	論文一用來把焦點拉回行動者的能動性
隱性知識 vs. 編碼知識	Polanyi；Nonaka & Takeuchi	隱性知識附著在人身上，難以言傳	論文一的核心；也是論文二謎題的前提
知識即行為	Gourlay (2006)	知識無法直接管理，只能透過管理行為間接管理	論文一結論中的「轉化難題」
Buzz（在地喧囂）	Storper & Venables (2004)	高密度、面對面的互動環境	模型左上角
Pipelines（外部管道）	Bathelt, Malmberg & Maskell (2004)	聚落與遠方知識源之間刻意建立的溝通渠道	模型右上角；作者刪去 "global" 一詞
結構洞／知識掮客	Burt (2004)	橋接兩個原本不相連群體的人	用來詮釋 Chisholm、Keir 的角色
區域商業網路圖	Casson (2003)	聚落—都會—世界三層資訊流	論文一 Figure 2 的原型
聚落生命週期	Popp & Wilson (2007)	臨界量→起飛→合作競爭→成熟→飽和→衰退或復興	論文二的理論骨架
紅木與森林	Hannah (1999)，源自 Marshall 的樹木比喻	少數大企業 vs. 大量小企業	論文二標題的由來

2.2 兩文沒用、但我認為應該放進來的概念

概念	出處	能替兩文補上什麼
Jacobs 外部性	Jacobs (1969)；Glaeser et al. (1992)	跨產業的多樣性帶來突破。這能解釋為什麼 Wedgwood 最關鍵的知識來自玻璃業與化學界，而不是陶業本身
吸收能力	Cohen & Levinthal (1990)	外部知識要用得上，接收端必須有先備知識。這能解釋 Neale、Adams 等人為何能很快仿出碧玉陶
集體發明	Allen (1983)；Nuvolari (2004)	解釋競爭者為何願意互相分享技術
從創新中獲利	Teece (1986)	在模仿容易的環境裡，獲利靠品牌、通路等互補資產。這能解釋 Wedgwood 為何不太怕被抄
強連結的弱點／區域鎖定	Grabher (1993)	網絡過度內聚會把聚落鎖死，正好補上兩文都略過的衰退面
鄰近性五維	Boschma (2005)	把論文一說的「關係鄰近」細分成認知、組織、社會、制度、地理五種
工業啟蒙	Mokyr (2002, 2009)	科學家的命題知識與工匠的處方知識開始互通，Lunar Society 是典型場景

三、論文一精讀：管道、喧囂與「時代精神」

3.1 作者想推翻什麼、建立什麼

推翻： Drucker、Curado 等人把「知識是關鍵生產要素」當成 20、21 世紀的新現象。作者認為 18 世紀中葉的產業聚落就已經靠知識競爭。
建立： 把經濟地理學的 buzz 與 pipelines 帶進企業史，用檔案細讀找出「企業與機構之間的縫隙」裡發生的知識交換。
兩項自稱的貢獻： Figure 1（回饋迴路模型）與 Figure 2（三層同心圓網絡圖）。

3.2 兩張圖：回饋迴路與三層同心圓

Figure 1：知識流動與聚落永續（依原圖重繪）

   +----------------------------+            +-----------------------+
   |  CLUSTER BUZZ              |<---------->|  EXOGENOUS PIPELINES  |
   |  actors / firms /          |            +-----------------------+
   |  business orgs / schools   |                       ^
   +----------------------------+                       |
        ^               \                               v
        |                \                  +-----------------------+
        |                 `---------------->|  INNOVATION           |
        |                                   |  products / processes |
   +-----------------------+                +-----------------------+
   |  CLUSTER              |<---------------------------'
   |  SUSTAINABILITY       |
   +-----------------------+

這張圖的讀法如下：

兩組雙向關係： 喧囂與管道互相餵養；管道與創新也是雙向的。
一條單向迴路： 喧囂 → 創新 → 永續 → 再回到喧囂。
「管道」的定義： 任何正式或非正式、延伸到聚落邊界外、通往有用知識的溝通渠道。作者刻意拿掉 Bathelt 原本的 "global"，因為 18 世紀的管道多半只通到倫敦或伯明罕。

Figure 2：聚落、全國與國際連結

結構是三層同心圓：聚落 → 都會（metropolis）→ 世界其他地方。
行動者（actors）放在正中央，用來強調人才是建立管道的主體。
節點類型包括銀行、俱樂部、大學、雇主協會、專業協會、生產端與流通端。管道不只存在於企業之間，也存在於機構之間。

「知識兼產業時代精神」的兩層意思

某一時點上，聚落行動者共同持有的知識存量。
這個存量持續變化、傳遞、汰舊換新的過程。新知識進來，過時知識被淘汰。

作者沒有寫成數學式。依他們的描述，我把它整理成下面的存量—流量式，方便後文使用：

Z_{t + 1} = Z_{t} + B_{t} internal buzz + ϕ P_{t in} absorbed pipeline inflow - obsolete knowledge discarded O_{t}

其中 $ϕ$ 代表吸收能力。同樣的管道流入，接在不同聚落上效果不同，差別就在這個係數。

3.3 陶瓷區：Wedgwood 的四條管道與一次斷裂

管道	節點	Figure 2 類型	帶進來的知識	方向	結果
Wedgwood–Bentley	倫敦蘇活區 Greek Street 展示間	流通端（都會層）	上流顧客的時尚與需求情報，幾乎每天更新	都會→聚落	取得短暫的先行者優勢，後被模仿侵蝕
北美新黏土	佛羅里達 Pensacola 黏土、Cherokee（unaker）黏土	生產端（世界層）	新原料	世界→聚落	不是 Wedgwood 獨有；1744 年倫敦 Bow 瓷廠曾想用專利獨占
Alexander Chisholm	化學家 William Lewis 的前助手，1781–1795 年替 Wedgwood 工作	人員嵌入（知識掮客）	實驗化學、色釉	外→內	Wedgwood 實驗筆記（Commonplace Books）有大量條目出自他手
James Keir	Lunar Society、Chapter Coffee House、皇家學會的同儕	俱樂部	用燧石玻璃做熔塊，減少釉面裂紋；1776 年引進玻璃業的退火控溫法	外→內	促成碧玉陶（Jasperware）
Wedgwood → Keir	光學玻璃的條紋問題	俱樂部	1783 年寫成 14 頁論文，從玻璃不同深度的比重差異著手解決	內→外（反輸出）	論文未公開；Keir 失去興趣並賣掉玻璃廠，管道斷裂

擴散的證據： 作者坦承很難直接證明知識在企業間流動，於是改用「物」作證，也就是博物館館藏與陶瓷款識辭典。

1780 年代中期起，James Neale & Co.、Turner & Co.、William Adams & Sons 都已生產高品質的 Wedgwood 式碧玉陶。
1800 年代初，Hanley 的 Thomas & John Hollins、David Wilson & Sons 更把配色反過來，做出白底藍浮雕。
作者的詮釋：知識先在一家企業內被「編碼」，再透過競爭對手的隱性知識與實驗能力擴散到全聚落，成為共同知識。

斷裂的反事實：

Wedgwood 在 1783 年就找到消除光學玻璃條紋的方法：讓玻璃更均勻。
1798 年，瑞士人獨立發現同一方法，造福了德國光學工業。
英國要到 1848 年才把它用於商業生產，中間還夾著玻璃消費稅的阻礙。
作者的結論：管道需要主動管理與互惠，否則「潛在的」知識移轉不會變成「實際的」移轉。這個故事的後續見第五節。

陶瓷區的制度背景

沒有雪菲爾那種刀具公會，也沒有成文的行業規則來管理入行、訓練與技能。
1775 年一群陶商想成立共同研發公司，沒有成功。
陶瓷哲學學會（Pottery Philosophical Society）存在於 1819–1835 年，真正有作用的大概只有前六、七年。
1853 年陶瓷區約有 5,000 名學徒，但很多雇主為了省印花稅，不簽正式學徒契約。
1790 年 Wedgwood 的兩座工廠共 306 名員工，其中 60 名是學徒。

3.4 雪菲爾：從裝甲到不鏽鋼的雙向管道

年份	事件	管道類型	方向
1892	Hadfield 研究高鉻鋼	在地研發	—
1894	經 Krupp 授權引進含 4% 鎳、2% 鉻的裝甲；Brown、Cammell、Vickers 建廠。授權條款要求被授權者回報任何改良	授權（生產↔生產）	制度化雙向
1896	Firth 取得匹茲堡 Wheeler Sterling 控股權，改名 Firth-Sterling	所有權	雙向
1897	Hadfield 取得鎳、鉻各 2% 的彈體鋼專利	專利	—
1898／1912	Hadfield 把整套彈體與錳鋼製造「系統」授權給 Krupp（12 年，再續 6 年）	授權	反輸出
1900	Hadfield 授權同城對手 Firth 生產彈體	聚落內授權	擴散
1878–1924	Hadfield 向英國 156 人、美國 68 人（含 Carnegie、Edison）、法國 30 人及其他國家提供樣品與技術資料	個人網絡	雙向
1913	Brearley 在 Brown-Firth 研究所研究砲管內膛侵蝕時，得到含鉻 12.8%、碳 0.24% 的鋼	研發	—
1914	Portland Works 在 Brearley 指導下生產不鏽鋼刀具	商業化	擴散
1915	Firth 2 月接到首批訂單；Brown、Hadfields、Vickers、Brown Bayley、Sanderson 同年投產，結果在英國無法申請專利	Buzz 擴散	—
1916	Hadfield 協助 Brearley 申請美國專利	專利	外
1917	Firth-Sterling 在美國首次澆鑄不鏽鋼；Firth-Brearley 辛迪加成立	所有權、專利池	反輸出
其後	辛迪加在 21 國取得專利，授權美國 21 家、歐洲 40 家鋼廠	授權	反輸出
1923	Firth 與 Krupp 互換技術：Brearley 的麻田散鐵系 ↔ Krupp 的沃斯田鐵系	授權交換	雙向
1924	Hatfield 吸收德方技術後開發出 18/8「Staybrite」	吸收後再創新	—
1929	雪菲爾 71 家主要刀具廠直接向 Firth 購料	Buzz	—

雪菲爾的制度鷹架比陶瓷區厚實得多：

1624 年成立的刀具公會，1624–1814 年間登錄了 28,500 筆學徒與出師紀錄。
19 世紀末，企業開始自辦員工訓練。
愛德華時代出現大學冶金教育，課程核心就是鎳鉻合金鋼。
企業設有 Brown-Firth 研究所這類中央實驗室。

3.5 論文一的立論特色

把管道概念「歷史化」： 拿掉 "global"，證明前全球化時代也有刻意經營的對外知識管道。
以行動者為中心： Figure 2 把人放在中央。管道可以通過俱樂部、銀行、大學，不只是企業對企業。
強調雙向與反輸出： Wedgwood→Keir、Hadfield→Krupp、Firth-Brearley 授權全球，知識有進也有出。
強調管道的脆弱性： Keir 管道斷裂後，英國光學玻璃延誤超過半世紀。這是全文最有力的反事實論證。
把知識看成會更新的存量： 「時代精神」同時包含累積與淘汰兩個方向。
自我設限： 只解釋成長期，不處理衰退。Gourlay 提出的轉化難題（隱性知識如何變成生產力），最後交給「領導力」來回答。

四、論文二精讀：被巨木遮住的森林

4.1 問題意識

歷史書寫的偏誤： 柏林陶瓷科學家 Hermann Seger 討論英國陶業時，只點名兩家：Wedgwood，以及以工廠格局聞名的 Pinder, Bourne & Co.。其餘上百家都被歸入匿名的「英國陶工」。Hoppit 也批評，Wedgwood、Boulton 的事蹟被寫得很詳盡，但填滿商業名錄的那一大群商人始終沒人研究。
既有研究留下的時間空白：
- Weatherill 的重建停在 1815／1820 年左右。
- Popp 的研究集中在 1850 年後，而且只涵蓋六個主要市鎮中的兩個。
- 兩者之間的 1780–1850 年，正是聚落從「起飛」走向「成熟」的關鍵期，卻缺乏企業層級的資料。

4.2 史料與方法

史料	用途	處理方式
21 本商業名錄（12 家出版商，1781–1851）	辨識陶商名稱與地點（1818 年後多數附街道）	排除 Tunnicliff 1787、1789 年的抄襲本和純重印本；1818、1822 年各有兩家出版商，合併成複合名單
《倫敦公報》	合夥解散與破產公告，用來找出合夥人姓名、確認退出	當時合夥沒有獨立法人格，任一合夥人死亡、退休、破產或精神失常，合夥都必須解散重組
《斯塔福德郡廣告報》	補足合夥人事變動的細節	例如 Keeling, Toft & Co. 的九人流轉
收藏家用的陶瓷款識辭典	交叉核對	—
1851 年 BBCE（普查衍生資料庫）	外部校驗	BBCE 估 127 位陶業企業主；Kelly 1850 年版名錄 121 家；White 1851 年版名錄 186 家

作者對 BBCE 與名錄之間的差距給了合理解釋：

Kelly 1850 年版是該出版商第一次進入這個地區，涵蓋明顯不完整。
BBCE 為了確保被算進來的人「確實是雇主」，採用偏保守的切點，會低估人數。若改用另一種寬鬆指標，會得到 286 人，又明顯偏高。

4.3 數據說了什麼

名錄條目數與合夥比例（節錄自原文 Table 2）

年份	條目數	合夥比例
1781	44	34%
1784	78	29%
1796	130	39%
1802	140	44%
1809	125	54%
1816	120	58%
1818	173	49%
1834	162	48%
1841	173	47%
1851	186	47%

企業在名錄中連續出現的次數（整理自原文 Table 5）

連續出現次數	家數	占比
1 次	737	57.6%
2 次	271	21.2%
3 次	133	10.4%
4–6 次	114	8.9%
7–11 次	24	1.9%

流轉率的定義（原文 Figure 4）

因為名錄間隔不等，作者把新進與退出家數除以相隔年數，換算成年率：

e_{t} = \frac{New t}{y _{t} - y t - 1}, x_{t} = \frac{Exit t}{y _{t} - y t - 1}

其他主要發現

流轉的時間型態： 1800 年代頭十年流轉最低，正好對應 Weatherill 觀察到的成長放緩。1818 與 1851 年的高峰，則分別是「複合名錄」效應與 Kelly 1850 年版漏列造成的。
破產（原文 Table 6、7）： 1781–1851 年，北斯塔福德郡陶瓷製造商破產共 104 件，1840 年代最多（25 件）。陶瓷商人的破產則有 133 件在郡外、只有 4 件在郡內，顯示銷售高度依賴外地中間商。
破產相對比例： 只有 1793、1798、1833 三年，陶瓷區占全國破產件數的比例超過它占全國就業的比例。
規模背景： 1820 年代，全國近 80% 的陶業勞動力集中在這裡。1851 年萬國博覽會上，斯塔福德郡陶商拿下近半數陶器展品與獎項。

4.4 七個個案：從名錄縫隙裡挖出來的組織動態

個案	看到什麼	意涵
Ralph Baddeley（Shelton）	1781 年獨資 → 1784–1796 年間加入五人合夥的 Samuel Perry & Co. → 1796 年又回到獨資 → 1798 年與兄弟合組 → 約 1800 年退休，房產與窯廠出租、器具拍賣	同一個人在十幾年間換了四種組織型態
Samuel Perry & Co.	五名合夥人：Ephraim Booth、Charles Bagnall、Edward Keeling、Samuel Perry、Baddeley。1796 年協議解散。可能與 1784 年一份 41 年期的煤礦租約有關	合夥延伸到供應鏈，帶有垂直整合色彩。Bagnall 同時是 New Hall 瓷廠的創始合夥人
Keeling, Toft & Co.	7 人創立 → Mellor 死後三名遺囑執行人加入，變成 9 人 → Howe 退出、把股份賣給 Mellor 的遺孀 Ann → 1806 年 Ann 與執行人退出，Wright、Greaves 加入，回到 7 人	名錄上只看得到 2 個名字，報紙才揭露 9 人的流轉
Ann Chetham	1807 年喪夫後繼續經營；1809 年解除與 Wooley 的合夥，同年改與兒子合組；之後依序改組為 Chetham & Robinson、Chetham, Robinson & Son，1841 年歇業。Wooley 兩年後破產	遺孀是重要的經營者；選擇合夥人本身就是風險管理
Booth 家族	1781–1841 年至少衍生 20 個不同事業體	家族是一座「合夥人才庫」
Wolfe & Mason	1800 年協議解散，之後各自經營	解散不等於失敗
對聚落外的長約	Hendra Co.（1781 年購入康瓦爾礦地）；Wedgwood 與 Carthew 合組康瓦爾黏土公司（1782）；1791 年 12 位陶商與康瓦爾商人 Pike 簽五年購土約，每年至少 1,200 噸；1797 年簽 21 年期礦租	聚落外的原料關係是多年期長約，和聚落內的短期合夥形成強烈反差

最後一列很關鍵，我稱之為 「內短外長」：

知識在聚落內靠短期合夥快速流轉。
原料則靠長期契約鎖定。
用論文一的語言來說，那些康瓦爾黏土長約本身就是外部管道，而且是由一群普通陶商集體建立的。

4.5 動手驗算：流轉真的不等於失敗嗎？

以下是我根據論文二公開的表格做的簡單計算，不是原作者的分析。

（a）合夥比例的長期變化

s ˉ 1781 - 1798 = \frac{34 + 29 + 39 + 33}{4} \approx 33.8%, s ˉ 1802 - 1851 = \frac{748}{15} \approx 49.9%

合夥比例從約三分之一升到約一半，之後大致持平。

（b）條目總數與每家平均出現次數

原文 Table 2 的 19 個時點加總為 2,535 筆，與作者說的「超過 2,500 筆」吻合。

\frac{\sum _{t} N _{t}}{1279} = \frac{2535}{1279} \approx 1.98

平均每家只出現約兩次。如果 Table 5 計的是每家「最長連續段」，加總為 2,401，那麼約有 134 筆條目屬於「消失後再出現」，也就是 Baddeley 那種重返型。這個推論取決於 Table 5 的定義，原文沒有交代清楚。

（c）破產最多只能解釋一成的退出

1,279 家企業中，只有 186 家出現在最後一本名錄（1851）。所以至少有 1,093 個企業型態在期間內退出過：

\frac{Bankruptcies}{Exits} \leq \frac{104}{1279 - 186} = \frac{104}{1093} \approx 9.5%

（d）年破產風險

用 70 年期間與平均每期 133.4 家估算：

h \approx \frac{104/70}{2535/19} \approx \frac{1.49}{133.4} \approx 1.1% per year

對照 Figure 4，年退出率大約在 10%–30% 之間。

結論：

Hoppit 提醒過，公報上的破產只是無力償債的「冰山一角」。即使把破產數放大三倍，也只占退出的不到三成。
這支持論文二「流轉≠失敗」的主張。
但同一組數字也透露出另一件事：大部分「退出」其實是合夥改組、更名或退休。換句話說，量到的流轉率有相當一部分是英國合夥法與名錄命名慣例的產物。這一點會在第八節的檢驗中回來。

4.6 論文二的立論特色

由下而上的史料策略： 沒有完整檔案的小企業，只能靠名錄、公報、地方報紙三方交叉拼出輪廓。
重新定義「流轉」： 把高流轉解讀成聚落的功能，而不是病徵。
補上生命週期的中段： 為 Popp & Wilson 框架中的「合作式競爭」階段提供實證，並指出這個階段相當漫長，從 18 世紀末延續到 19 世紀中葉。
站在家族資本主義修正派一邊： 小型家族企業的韌性與多樣性，不是 Chandler 所說的「英國缺陷」。
誠實留下謎題： 在知識決定成敗的產業裡，理性廠商應該用長期合夥保護知識，為什麼陶商反而偏好與對手短期、反覆地合夥？作者明說目前沒有答案。

五、作者沒寫到、但值得補上的史料

5.1 陶瓷區的其他「注入→擴散」故事

硬質瓷專利：森林集體買下一條管道

1775 年 Champion 申請延長 Cookworthy 的硬質瓷專利，Wedgwood 與其他陶商聯合反對，結果國會只核准了範圍較窄的版本。
1781 年，Champion 把專利賣給一群斯塔福德郡陶商，他們成立了 New Hall 瓷廠。
論文一說 New Hall「終於破解硬質瓷難題」。但更精確的說法是：一群普通陶商集體買下外部專利，等於買下了一條管道。
論文二追蹤的 Charles Bagnall，正是 New Hall 的創始合夥人之一。在這個節點上，森林與管道是同一群人。

轉印與骨瓷：外部技術成為聚落標準

Spode 在 1783–84 年完善了陶器的釉下青花轉印。Worcester 與 Caughley 早在 1750 年代就在瓷器上轉印，之後釉下藍色轉印成了斯塔福德郡陶器的標準特徵。
轉印技術最初來自外地：1756 年起由利物浦的 Sadler 與 Green 發展。同一資料還提到，Spode 改良的是 Shelton 一位 Ralph Baddeley 的方法。
如果這位 Baddeley 就是論文二追蹤的那位 Shelton 陶商（同名同地，但仍待考證），那麼一位「無名的樹」可能正是轉印技術在地化的關鍵環節。這正好示範了巨木如何遮住森林。
骨瓷的源頭同樣在外地：1740 年代 Thomas Frye 開始在瓷土中加入骨灰，後來由 Spode 加以完善。
人才流動的例子：最早的柳樹紋（Willow pattern）約 1790 年由 Spode 委製，銅版據信出自 Thomas Minton 之手。這位雕版師後來自己創立了 Minton 陶廠，也就是論文一提到 1851 年掀起「馬約利卡熱」的那家公司。

陶商對專利的態度

Lane 稍早的研究發現：陶瓷區很少使用專利；不同類型的知識對應不同的保護策略，其中保密是特別普遍而有效的一種。
他的博士論文也主張：陶業知識的實際分類，遠比常見的「隱性 vs. 明示」二分法複雜。
法律史學者劉德明則認為：就 Wedgwood 而言，專利並沒有發揮激勵作用；反而是缺乏專利保護，讓他的事業更能創新。

5.2 知識也反向輸出到科學界

Wedgwood 的高溫計是陶瓷區知識流向科學界的典型例子。他的高溫測量論文 1782 年 5 月在皇家學會宣讀，八個月後他當選院士；之後在 1783、1784、1786 年持續發表改良。從 1786 年起，整套高溫計還裝盒販售。
這條管道一開始就是雙向的：Priestley 答應替 Wedgwood 選定的「土質物質」做實驗，並代為向學會遞交他的第一篇論文；不過後來也有人質疑這種高溫計的可靠性。

5.3 雪菲爾的前傳：一位鐘錶匠帶來的坩堝鋼

跨界注入： Huntsman 原本是鐘錶匠，只想做出更好的發條鋼。他從未申請專利，甚至婉拒皇家學會的邀請。
在地抗拒： 雪菲爾刀匠起初嫌他的鋼太硬，直到歐陸同業用了才接受。約 1750 年，他的祕密落入競爭者 Samuel Walker 手中，但 Huntsman 憑品質仍保持領先，1770 年還擴廠。
試圖封鎖： 刀匠們曾遊說政府禁止 Huntsman 的鋼出口，但沒有成功。

這個故事的結構和碧玉陶、不鏽鋼幾乎一樣：外來者帶進新知 → 祕密外洩 → 全聚落擴散 → 先行者靠品質與聲譽繼續領先。

5.4 不鏽鋼不只是雪菲爾的發明

法國的 Guillet 在 1904 年討論過不鏽鋼的成分；德國的 Monnartz 在 1911 年發表第一份關於其抗蝕性的詳細研究；1912 年 Krupp 的 Maurer 與 Strauss 搶先為含鉻 21%、鎳 7% 的沃斯田鐵系不鏽鋼取得專利。Brearley 申請美國專利時，發現 Elwood Haynes 已先提出申請，兩方爭議後合資成立美國不鏽鋼公司。
這家公司的持股是：Firth-Brearley 辛迪加 40%、Haynes 30%，其餘由 Firth-Sterling、Bethlehem、Carpenter、Crucible、Midvale 五家鋼廠平分。
Krupp 的後繼公司也主張：其專利於 1912 年 10 月 18 日核准，該材料至今仍占全球不鏽鋼產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這意味著，「時代精神」其實是跨國的，不只屬於雪菲爾。雪菲爾的優勢在於商業化與擴散的速度，而不在於獨家發明。這一點削弱了論文一「在地領導者催化」的敘事。

5.5 斷掉的光學玻璃管道，後來從哪裡接回來？

瑞士先拿到專利： 1798 年，瑞士人 Guinand 取得光學玻璃製造的主要專利；到 19 世紀中葉，英國的 Chance 兄弟引進熔融攪拌法，才建立穩定的商業製程。
由一位法國人帶回英國： 1848 年，法國玻璃師 Bontemps 在 Guinand 與 Fraunhofer 過世後買下攪拌棒的祕密，到 Chance 工廠督建新廠生產光學玻璃，並留在英國合作六年。
英國的阻礙何時解除： 皇家天文學會在 1846 年把廢除玻璃消費稅列為年度大事，因為舊規定讓改良光學玻璃的實驗幾乎不可行；Bontemps 則是被 1848 年歐陸動亂逼離法國的。
人脈早已鋪好： 早在 1830 年，Bontemps 就曾替 Chance 招募法國與比利時玻璃工，這在當時是違法的。

所以，Wedgwood 那條斷掉的國內管道，最後是靠一條跨國個人網絡、一次稅制鬆綁和一場政治動亂才接回來。這比論文一的敘述更能說明管道的偶然性。

5.6 2026 年的陶瓷區

2026 年 4 月，Stoke 的國會議員批評政府的工業能源補助偏向電力密集產業，多數陶瓷廠不符資格，而產業已經出現裁員與關廠。
Bloomberg 報導指出，能源價格上漲與全球競爭讓有兩百多年歷史的 Denby 等廠陷入困境；Moorcroft 等公司則轉向新市場與新產品線求生。
2026 年 5 月，市議會委託的報告指出業界合作意願升高；也有議員提議讓 Stoke 成為陶瓷業的能源效率中心。

換成論文一的語言：今天陶瓷區最需要的外部管道，是節能燒成技術。

六、對讀：七個維度

6.0 總表

維度	論文一	論文二	對讀洞見
1. 分析單位	巨木：Wedgwood、Hadfield、Brearley	森林：1,279 家企業	互補，但論文一的結論與論文二的史觀有張力
2. Buzz 的機制	概念圖，加上用文物證明擴散	合夥流轉的實證輪廓	合夥是「可能的血管」，但兩文都沒有證明技術真的沿著合夥流動
3. 知識專有性	模仿與無法申請專利，反而促成時代精神	為何不用長期合夥保護知識？未解	集體發明與互補資產理論可以解
4. 制度鷹架	陶瓷區無公會 vs. 雪菲爾有公會、大學、研究所	非正式學徒、家族網絡、合夥法	比較被時代差異混淆；法律形式本身就是隱形鷹架
5. 管道	個人、俱樂部、授權、子公司	對外的多年期原料長約	森林也會集體開管道；管道從人情型演化為契約型
6. 生命週期	明言不處理衰退	高流轉是健康的代謝	需要一組指標區分「代謝」與「空洞化」
7. 證據與方法	質性檔案，選樣於成功者	量化名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社會網絡分析可以補上兩者之間的橋

6.1 巨木 vs. 森林：一場作者自己與自己的對話

論文二的史觀很明確：巨木不能遮住森林。但論文一的結論回到「領導力是把內外知識結合起來的催化劑」。兩者看似矛盾，其實可以整合成一種分工：

巨木的角色： 有資本、有社交資本，能進入 Lunar Society、皇家學會、倫敦展示間，負責打開高成本、跨領域的管道。
森林的角色： 數量龐大、流動頻繁，負責吸收、模仿、變異與擴散。碧玉陶在十幾年內成為共同知識，靠的是 Neale、Turner、Adams、Hollins 這些「樹」。

不過，論文二的資料也顯示森林自己會開管道：

1791 年 12 位陶商聯合簽下康瓦爾購土約。
1797 年有人簽了 21 年期礦租。
New Hall 是一群陶商集體買下外部專利。
1775 年陶商們聯手反對 Champion 延長專利。

所以「只有領導者才能開管道」並不成立。更準確的說法是：個人型的跨領域管道多半由巨木開，集體型的原料與專利管道由森林開。

6.2 Buzz 的微觀機制：合夥流轉是「假說中的」血管

一種常見又直覺的讀法是：每次合夥拆散重組，窯燒配方、釉料控制和市場資訊就被帶到新工坊，所以合夥流轉就是隱性知識的傳播管道。這個推論合理，但論文二並沒有證明它。

論文二證明的是「合夥頻繁重組」這個結構，沒有證明「技術沿著合夥流動」這個過程。
論文一證明擴散，靠的是成品（仿製的碧玉陶），也沒有追蹤擴散的路徑。
Lane 2019 年的研究還發現保密很普遍。比較精細的假說可能是：合夥是一種「在小圈子內分享祕方」的契約。英國合夥法讓合夥人共同持有資產與資訊，拆夥時每位前合夥人都帶走一份，祕方因此在「受信任的網絡」內擴散，但不會直接公開。

目前可以指認的「森林與管道交會點」：

人物	森林中的位置（論文二）	管道上的位置
Charles Bagnall	Samuel Perry & Co. 合夥人	New Hall 創始合夥人；New Hall 買下外部硬質瓷專利
Ralph Baddeley	在多種組織型態間流轉的 Shelton 陶商	可能是轉印技術在地化的一環（身分待考證）
Thomas Minton	—	從 Spode 的雕版師變成自立門戶的廠主，典型的人才流動

6.3 知識專有性的悖論

論文一記錄了兩次「保不住」的知識：碧玉陶被大量仿製，不鏽鋼因為同城多家同時投產而無法在英國申請專利。論文二則問：既然保不住，為什麼不乾脆用長期合夥把知識鎖起來？

集體發明的邏輯可以回答一部分。 Allen 研究英格蘭東北部 Cleveland 的煉鐵業時發現：1850 到 1870 年代，當地煉鐵廠允許外人參觀，並公開高爐尺寸與溫度等資訊。他的結論是，各廠預期從分享中學到的會多於付出的，因此寧可公開；而高爐效率的提升，多半不是來自私人研發。

用一條簡單的不等式表示：廠商 $i$ 願意分享（或接受短期合夥）的條件是

j \neq = i \sum p_{j} v_{i} (k_{j}) expected learning from others > Δ π_{i} (k_{i}) profit lost from own leakage

在陶瓷區，這個不等式很容易成立：

右邊很小： 隱性知識附著在工匠身上，工匠本來就會流動，知識遲早會外洩。
左邊很大： 聚落裡有上百家潛在合夥人，每一家都可能帶來新東西。

互補資產可以回答另一部分。 依 Teece 的框架，Wedgwood 擁有倫敦展示間、皇室贊助的 "Queen's Ware" 品牌、遍布歐美的經銷網絡，所以被模仿也無傷大雅。小陶商沒有這些資產，只能靠合夥把資源和知識匯集起來。

這兩個理論都是現成的，可以直接拿論文二的資料庫來檢驗，例如：擁有更多合夥連結的企業，是否更早採用新技術？

6.4 制度鷹架：非正式不等於沒有制度

面向	陶瓷區（約 1750–1850）	雪菲爾（約 1890–1930）
同業組織	無公會；只有事件型的集體行動（1775 年反專利、1791 年聯合購土）	1624 年成立的刀具公會
技能傳承	非正式學徒，很多不簽契約	公會學徒制、企業內訓
研發	個別企業實驗室；共同研發公司沒有成立	大學冶金系、中央研究所
知識保護	保密為主，少用專利	專利、授權、辛迪加
法律環境	合夥無獨立法人格，人事一變就必須解散重組	有限公司普及

兩個提醒：

這組比較被時代混淆了。 兩案相差一百多年，鋼鐵在 1900 年前後已進入科學化的第二次工業革命。18 世紀的雪菲爾其實也很「非正式」，Huntsman 的祕密就是被同行偷走的。
法律形式本身就是鷹架。 英國合夥法強迫企業頻繁重組，等於製度性地製造了人員與資訊的流動。這和矽谷有驚人的相似：Gilson 指出，加州禁止執行競業條款的規定可以追溯到 1870 年代法典化過程中的歷史偶然，卻恰好解決了鼓勵人才在區內流動的集體行動難題。兩地都是「意外的法律」造就了高流動的聚落。

6.5 管道類型學：從人情到契約

類型	例子	維繫方式	脆弱度	典型方向
個人／俱樂部	Wedgwood–Keir；Hadfield 的通訊網	交情、互惠	高	可雙向但不穩定
人員嵌入	Chisholm；Firth 派 Wolstenholme 赴美	雇傭	中	多為單向
商業代理	Bentley 的倫敦展示間	合夥	中	資訊與商品雙向
原料長約	1791 年聯合購土；Hendra Co.	長約、聯合採購	低至中	單向（原料）
專利收購	New Hall 買下 Champion 專利	產權	低	單向
附回報條款的授權	Krupp 裝甲授權	契約	低	制度化的雙向
所有權	Firth-Sterling	股權	低	雙向
專利池／辛迪加	Firth-Brearley；美國不鏽鋼公司	股權加授權	低	反輸出

從陶瓷區到雪菲爾，可以看到一個歷史趨勢：管道從靠人情維繫的個人網絡，演化為寫進契約的制度化交換。Krupp 授權中「被授權者必須回報改良」的條款，正是對 Wedgwood–Keir 那種斷裂風險的制度性解方。

6.6 生命週期：代謝還是空洞化？

論文二說高流轉是健康的代謝，論文一明言不處理衰退。那麼，該怎麼判斷一個聚落是在「健康代謝」還是在「空洞化」？我建議三個可以用名錄與公報計算的指標：

T_{t} = \frac{E _{t} + X _{t}}{N _{t - 1}}, G_{t} = \frac{E _{t} - X _{t}}{N _{t - 1}}, F_{t} = \frac{B _{t}}{X _{t}}

其中 $E_{t}$ 是新進家數， $X_{t}$ 是退出家數， $B_{t}$ 是破產件數， $N_{t - 1}$ 是上期家數。三個指標分別是流轉率、淨進入率與破產占退出比。再搭配管道的數量與方向，可以整理成下表：

指標	健康代謝	空洞化
流轉率 $T_{t}$	高	下降或只剩退出
淨進入率 $G_{t}$	大於或等於 0	長期小於 0
破產占比 $F_{t}$	低（退出多半是改組）	上升
退出後的人才去向	留在聚落內重新組合	離開聚落或離開產業
管道	多元、雙向、持續出現新節點	稀少、單向（只輸出或只輸入）
知識的汰換	舊知識被替換	舊知識被固守（路徑鎖定）

用這張表檢視 1781–1851 年的陶瓷區，大致符合左欄： $F_{t}$ 不到一成，條目總數成長，管道持續增加。

反面的例子是 17–18 世紀的台夫特（Delft）。中日瓷器價格下跌，後來更硬更便宜的英國奶油色陶輸入，加上各國保護本國陶業，台夫特陶的需求一路下滑。1794 年一位前陶坊主抱怨品質低落、固守老舊的東方風格。法國統治時期之後，只剩 De Porceleyne Fles 一家存活。打敗台夫特的英國奶油色陶，正是 Wedgwood 的 Queen's Ware 那一類產品。一個聚落的代謝，可能正是另一個聚落的死亡。

6.7 方法的互補與缺口

論文一有「質」：人物、書信、技術細節。但只研究成功的聚落與成功的人，缺乏對照組。
論文二有「量」：全體企業、存活分布。但只看得到名稱與存續，看不到技術與產品。
兩者之間缺一座橋，也就是以人和企業構成的網絡，連結到技術採用的時間點。具體做法見第八節。

七、世界各地的良性競爭循環：注入 → 擴散 → 代謝 → 反輸出

7.1 分析框架

 [1] INJECTION           [2] DIFFUSION              [3] METABOLISM
 external / cross-  -->  buzz: mobility,       -->  churn, exit, recombine,
 domain knowledge        partnerships, imitation    discard obsolete knowledge
       ^                                                      |
       |                                                      v
       +-------- [5] EXTERNAL PROGRESS <-------- [4] RE-EXPORT
                 (others improve; knowledge         products / machines /
                  eventually flows back)            business models / principles

用一個簡化模型來表示（純屬啟發用，不是實證模型）：

K_{t + 1} = (1 - δ) K_{t} + α P^{in} t + β m_{t} K_{t}, P_{t out} = γ K_{t}, P^{in} t + τ = f! (P_{t out}, \dots)

各參數的意思：

$δ$ ：淘汰率，也就是新陳代謝的速度。
$α$ ：吸收能力。
$m_{t}$ ：人員或合夥的流動強度。
$γ$ ：反輸出的強度。
$τ$ ：反輸出的知識在外部被改良、再流回來所需的時間。

良性循環的條件：反輸出讓外部世界進步，外部的進步在若干年後又成為新的注入。以下四條「長鏈」都是這個結構。

7.2 長鏈一：一抹青藍色走了六百年

這條鏈從波斯一路走到斯塔福德郡，再走回東方。

第一段：波斯鈷料注入景德鎮

2009 年在景德鎮市區出土一批元代早期青花殘片，年代約在 1323–1336 年。科學分析顯示鈷藍與銅紅顏料都來自西亞，部分高足杯口沿寫有波斯詩句。研究者推論，是帶著鈷料而來的波斯陶工把釉下鈷藍技法傳給了當地工匠。
這種青花的關鍵，是從波斯輸入、被稱為「回回青」的鈷料，配上景德鎮高嶺土燒成的白瓷胎。16 世紀起中國開發出本地鈷料，但波斯鈷仍是最昂貴的一級。這就是注入之後的在地替代與代謝。
元代瓷器的器形與紋飾深受伊斯蘭品味影響，包括模仿中東金屬器的造型，以及阿拉伯式的花葉紋。
一份 UNESCO 絲路研究指出，供應波斯鈷料的人，同時也是把青花瓷外銷回伊斯蘭世界的人。注入與反輸出由同一批商人完成。

第二段：中國瓷器斷貨，荷蘭台夫特接手仿製

荷蘭陶工是在 1620 年萬曆皇帝死後、中國瓷器供應中斷時，才開始仿製。
明清鼎革之際，中國瓷器輸入量從每年約 20 萬件，跌到 1652 年僅 1.5 萬件。
1654 年台夫特火藥爆炸摧毀了許多啤酒廠，而啤酒業本已衰退，空出來的廠房被陶工接手，有些還沿用原本的酒廠名稱。這是跨產業的資產再利用。
全盛時期，台夫特有四十多家陶坊，產品外銷全歐。
最妙的反輸出是：台夫特陶後來甚至賣到中國和日本，中日陶工反過來燒製「瓷器版的台夫特陶」再外銷歐洲。仿製品的仿製品，走回了原產地。

第三段：斯塔福德郡的英國版本，再傳回東方

英國奶油色陶打垮了台夫特（見 6.6）。
Spode 的釉下轉印讓中國風圖案得以大量生產，柳樹紋就是一個「在英國設計的中國故事」。
約 1840 年，荷蘭馬斯垂克的陶廠引進轉印法，使用的是英國雕刻的銅版；日本在 19 世紀末也出現類似的「印判」技法。

這條鏈的每一段都有注入、擴散、代謝與反輸出，而且跨越三大洲、六百年。

7.3 長鏈二：從織布機到電腦

跨領域注入： 這一連串發明始於 Bouchon（1725）、Falcon（1728）與 Vaucanson（1740）。Vaucanson 的織機用滾筒控制，很快就被擱置；五十多年後 Jacquard 受託重組它，改成可以無限延伸的連結卡片系統。而 Vaucanson 本行是做自動機的：他最出名的作品是 1738 年的機械鴨。
代謝的痛苦： 織工們不喜歡自動化，甚至在街上朝 Vaucanson 丟石頭。
在里昂擴散： 1804 年 Jacquard 獲得金牌與專利；初期雖遭反對，到 1812 年光是法國就有數千台在運轉。
反輸出到另一個領域： 同一資料指出，Babbage 受打孔卡啟發設計分析機，後來又啟發 Hollerith 為 1890 年美國人口普查製造統計機，他的公司最終成為 IBM。
其中有一個細微差別：Jacquard 與 Babbage 用卡片儲存的是「程式」，Hollerith 用來儲存的是「資料」。
影響延續極久：直到 1970 年代，打孔卡仍是資料與程式儲存的主流媒介。Ada Lovelace 那個有名的比喻也是這麼來的：分析機編織代數圖樣，就像提花機織出花葉。

整條鏈是：自動機工匠的技術 → 絲綢業 → 計算機。

7.4 長鏈三：從英國奧德姆到台中大甲

以世界龍頭為標竿： 1905 年，豐田佐吉的鋼製織機在耐久測試中輸給英國 Platt Brothers。而 Platt 早在 1872 年就已是全球最大的紡織機械製造商。
四分之一世紀後，知識賣回英國： 1929 年，Platt 同意付 10 萬英鎊取得豐田 G 型自動織機的專利使用權，目的是保護自己的主要市場。這筆錢無意間成了豐田喜一郎發展汽車的資本。
隱性知識難以移轉： 授權範圍是日本、中國與美國以外的全球市場。豐田送去了藍圖、樣機和工程師，但 Platt 事後抱怨資料不足，要求減價。這正呼應論文一引用的 Gourlay：知識無法只靠文件移轉。
原理跨入汽車業： G 型織機斷線就自動停機的「自働化（jidoka）」原理，延續到了豐田的汽車工廠。
再傳到台灣自行車業： 2001 年台灣自行車產量崩落。巨大與美利達放下競爭，邀集 11 家零組件廠，在 2003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 A-Team，導入豐田生產方式。六年內每台車的平均價值翻倍，2007 年出口金額超過 10 億美元。
與陶瓷區的合作式競爭如出一轍： A-Team 成員必須在台灣保留研發，並向其他成員開放工廠，互相觀摩學習。

整條鏈是：蘭開夏紡機 → 日本織機 → 賣回蘭開夏 → 汽車業 → 豐田生產方式 → 台灣自行車。知識繞了地球一圈，每一站都被改良。

7.5 長鏈四：從 RCA 到晶圓代工

外部注入： 1976 年 3 月 5 日，工研院與 RCA 簽訂 CMOS 技術移轉授權；同年 4 月派 19 名年輕工程師赴 RCA 受訓，涵蓋設計、製程、測試與設備。當時買到的不是最新技術：RCA 以優惠價格出售的是較舊的 7 微米 CMOS 製程。1980 年，工研院在剛成立的新竹科學園區衍生出聯電。
衍生與代謝： 1987 年工研院再衍生出台積電，後來成為全球最大的專業晶圓代工廠。
反輸出一種商業模式： 台積電開創了專業代工的商業模式，最終重新洗牌了全球半導體產業。它讓矽谷的無晶圓廠設計公司得以出現，反過來推動外部世界的進步。
雙向的人才環流： Saxenian 的「人才環流」理論指出，在矽谷與新竹之間頻繁往返的技術社群，帶動了兩地同時升級。

和兩篇論文對照：

台灣半導體	對應的論文情節
RCA 授權	雪菲爾的 Krupp 授權
工研院的連續衍生	陶瓷區合夥的拆分重組
代工模式輸出全球	Firth-Brearley 辛迪加的全球授權

7.6 其他案例速寫

康瓦爾蒸汽機：專利到期後的集體發明

Watt 的專利效力維持到 1800 年。專利一到期，康瓦爾的礦主與工程師就能合法改良設計；他們很少申請專利，形成了集體發明的環境，蒸汽機效率因此大幅提升。
Lean's Engine Reporter 於 1810 年創刊，每月公布每台蒸汽機的衝程與耗煤量，換算成效率指標「duty」；由 Lean 家族一路發行到 1904 年，被一些人視為自由軟體運動的先驅。
這是一份公開的效能排行榜，作用相當於把陶瓷區的私下合夥流轉「公開化」。

卡斯特利翁（西班牙）與薩索洛（義大利）：反輸出的雙面刃

1998 年，工程師 José Vicente Tomás 受到噴墨技術顛覆印刷業的啟發，在西班牙陶瓷重鎮卡斯特利翁創立 Kerajet，成為全球第一家為陶瓷業開發噴墨列印技術與設備的公司。但當地大廠起初不看好，拒絕合作。
連義大利機械龍頭 Sacmi 也觀望了一段時間，才投入數位裝飾。這和 Brearley 在英國申請不到專利、Huntsman 被刀匠嫌棄一樣：在地的抗拒是常態。
反輸出的代價：1990 年中國磁磚產量為 3.09 億平方公尺、義大利 4.47 億；到 2006 年，中國已達 31.7 億，義大利只有 5.69 億。義大利陶瓷機械賣向全球，壯大了對手的產能。
2025/26 年一篇以薩索洛為題的論文，討論的正是義大利陶瓷機械業在價格壓力下、面對與中國品質差距縮小時，原有優勢還守不守得住。

深圳山寨機：極低門檻帶來的極速代謝

2005 年，台灣聯發科推出整合式的 turnkey 方案，讓手機製造近乎商品化。之後數千家山寨公司消失，或轉進筆電、相機等新領域。
只要約 10 萬人民幣資本，就能靠聯發科方案出貨；官方規定的手機生產門檻卻是 2 億人民幣。
全盛時期，華強北每天推出 3 到 5 款新機，並外銷到印度、非洲與中東。

矽谷：法律意外造就的高流動

1957 年，「叛逆八人」離開 Shockley 創立 Fairchild，之後衍生出 Intel 等一大批「Fairchild 之子」。
Saxenian 認為，矽谷人才在公司之間流動的頻率極高，這正是當地經濟特別有韌性的原因。
NBER 研究發現，加州其他電腦產業聚落的人才流動率與矽谷相近，暗示州法確實有作用。
但也有人提醒：影響兩地成敗的有形與無形因素太多，把太多因果歸給競業條款法規，可能過度簡化。

7.7 反例：封閉與誤判

Murano 玻璃：封閉也擋不住外洩

1291 年，威尼斯以防火為由，把玻璃工全部遷到 Murano 島。即便如此，技術仍透過出逃的工匠流向波希米亞，並被法國財政大臣 Colbert 有計畫地挖角到法國。
1664 到 1667 年甚至爆發所謂的「鏡子戰爭」：威尼斯派間諜威脅、勒索出走的工匠，還曾毒殺比薩一群玻璃工的領頭人。
最後，威尼斯的壟斷被法國的壟斷取代，法國鏡子外銷全歐。

教訓是：封閉並不能阻止外洩，只是讓「反輸出」變成非自願的，而且收益全歸了別人。

瑞士石英錶：有知識，沒接上管道

1962 年，約 20 家瑞士錶廠在 Neuchâtel 合組 CEH 研發石英錶，1967 年和 Seiko 同時在天文台競賽中提出原型。Seiko 在 1969 年 12 月推出 Astron，並公開關鍵專利，讓自己的技術成為業界標準。
危機的根源不是瑞士人措手不及，而是他們誤判了石英錶的未來。
1983 年，Swatch 以大幅減少機芯零件、平價時尚的設計，替瑞士奪回石英市場。

這和 Wedgwood 的光學玻璃如出一轍：知識早已在手，卻沒有接上通往商業化的管道。最後是靠一次組織重整（Swatch）完成代謝。

7.8 總表、共同規律與失敗模式

案例總表（各條事實的來源見前文）

案例	注入（外部或跨領域）	擴散機制	代謝	反輸出
元代景德鎮	波斯鈷料與陶工	窯業社群、市場導向的仿製	改用本地鈷料替代	伊斯蘭世界、歐洲
台夫特	中國瓷器斷貨、閒置的啤酒廠	四十多家陶坊	敗給英國奶油色陶	中日反過來仿製「台夫特瓷」
斯塔福德郡	利物浦轉印、倫敦骨瓷、玻璃化學	合夥流轉、仿製	高流轉	柳樹紋、轉印傳到荷蘭與日本；高溫計傳入科學界
里昂提花機	自動機工匠 Vaucanson	數千台普及	織工抗拒	打孔卡進入計算機
康瓦爾蒸汽機	Watt 專利到期	公開的效能報告	低效機型被淘汰	高壓膨脹式蒸汽機
雪菲爾坩堝鋼	鐘錶匠 Huntsman	祕密外洩、模仿	刀匠從抗拒到接受	歐陸刀具業
豐田織機	以 Platt 為標竿	自働化原理	從織機轉向汽車	專利賣回 Platt；豐田生產方式傳向全球
台灣 A-Team	豐田生產方式	互相開放工廠觀摩	從拚數量轉向拚品質	高階自行車出口
台灣半導體	RCA 技術移轉、海外返台人才	工研院連續衍生	多次衍生重組	專業代工模式
卡斯特利翁／薩索洛	印刷業的噴墨技術	機械廠擴散	被迫數位化	機械外銷，但也壯大了中國對手
深圳山寨機	聯發科 turnkey 方案	公版、低門檻	數千家生滅	新興市場的平價手機

共同規律

規律	例證	對應兩文
突破多半來自跨界者	Huntsman、Vaucanson、Kerajet 的創辦人、Keir	論文一的知識掮客
擴散靠人員流動，加上薄弱的保護	陶瓷區合夥、矽谷跳槽、Lean 的公開報告	論文二的高流轉
代謝需要低門檻、合法的快速重組	英國合夥法、加州法律、山寨機的低資本門檻	論文二的法律背景
先行者靠互補資產撐過被模仿	Wedgwood 的品牌、Huntsman 的品質	論文一的碧玉陶
反輸出的形式很多元	產品、機器、商業模式、抽象原理、人才	論文一的雪菲爾授權網

失敗模式

失敗模式	例證
封閉	Murano
誤判前景	瑞士石英錶
管道斷裂	Wedgwood–Keir 光學玻璃
路徑鎖定	台夫特固守老舊東方風格
反輸出養大對手	薩索洛機械外銷；Huntsman 的鋼先在法國被採用

八、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8.1 價值檢驗表

#	宣稱的價值	支撐	檢驗	判定
1	論文一把 buzz 與 pipelines 歷史化，證明知識經濟不是當代才有	Wedgwood、Hadfield 的檔案	例證生動，也與 Mokyr、Jacob 的工業啟蒙研究一致。但「管道」定義寬到幾乎任何對外接觸都算，難以被反駁	✅ 大致成立
2	論文一的 Figure 1、2 是新的分析框架	兩張圖	Figure 1 與 Bathelt (2007) 的 buzz-and-pipeline 乘數模型高度相近；Figure 2 改編自 Casson；兩者都沒有可操作的指標	⚠️ 啟發性大於原創性
3	論文一的「知識兼產業時代精神」	碧玉陶擴散、不鏽鋼普及	很有畫面，但沒有測量方法：共同知識存量怎麼量？什麼時候算「淘汰」？	⚠️ 有待操作化
4	論文一：領導力是知識轉化的催化劑	兩案都由名人主導	只看成功的聚落與成功的人物；不鏽鋼在德、美、法幾乎同時被發明；森林也自己開管道；論文二本身就反對巨木史觀	❌ 證據不足
5	論文一：雙案例可以歸納出通則	陶瓷 vs. 鋼鐵	兩案在時代、產業性質、生命週期階段上全都不同，差異無法歸因於單一變數	⚠️
6	論文二：建立第一個 1781–1851 年全區企業層級資料庫	21 本名錄、公報、BBCE 校驗	方法透明，坦承限制，外部校驗合理，也補上了 Weatherill 與 Popp 之間的時間空白	✅ 兩文中最扎實的貢獻
7	論文二：高流轉是聚落的資產	存活分布、個案	第 4.5 節的驗算顯示破產最多只占退出的 9.5%，支持「流轉≠失敗」。但論文沒有把流轉連到任何績效指標（產量、出口、創新），而且流轉有一部分是合夥法與命名慣例造成的統計假象	⚠️ 方向對，因果未證
8	論文二：為生命週期理論的「合作式競爭」階段提供實證	合夥由昔日競爭者組成	與理論相容，但不具鑑別力：衰退期同樣可能出現大量改組。缺少與 1850 年後飽和期、用同一套指標所做的比較	⚠️
9	論文二：提出「知識密集產業為何偏好短期合夥」之謎	—	問題設定精準；集體發明與互補資產理論提供了現成、可檢驗的答案	✅ 研究議程價值高
10	兩文合讀：宏觀管道加微觀森林	—	互補性成立，但缺「合夥網絡→技術擴散」這座橋	⚠️ 需要下一篇來補

文中的小瑕疵

論文一的前後矛盾： 結論段說不鏽鋼的商業使用「始於美國 Firth-Sterling」，但正文寫的是 1914 年雪菲爾 Portland Works 已生產刀具、1915 年 Firth 接單、1917 年才在美國首次澆鑄。另外 "Firth-Brealey" 有拼字錯誤。
論文二的表格細節： Figure 3 的橫軸出現 Table 1 沒有列的 1783 年；Table 2 中 1816 年的比例合計為 101%（四捨五入所致）；Table 6 的總數 104 件，讀者需要自行對應到 Table 7 的北斯塔福德郡欄位。

這些都不影響主要論點，但顯示兩文在資料呈現上還有打磨空間。

8.2 如果要把這兩篇推得更遠

建立二模網絡： 從公報與報紙整理「人 × 企業」的對應，建出 1781–1851 年的合夥網絡。再看哪些企業在網絡上離 Wedgwood 的員工、合夥人或 New Hall 合夥人比較近，以及它們是否比較早採用碧玉陶或轉印技術。
擴散時間的存活分析： 用陶瓷款識辭典與博物館藏品，判定每家企業首次採用某項技術的年份，再估計下面這個模型：

h_{i} (t) = h_{0} (t) exp! (β_{1} Exposure_{i} (t) + β_{2} Partners_{i} (t) + x_{i'} γ)

其中 Exposure 是網絡鄰居中已經採用該技術的數量。如果 $β_{1} > 0$ ，就等於第一次為「合夥是隱性知識的血管」提供了直接證據。

事件研究： 英國從 1842 年起實施外觀設計註冊（陶瓷底部常見的菱形註冊標記），可以用來計算 1842–1851 年各企業的設計創新數量，再觀察合夥解散或重組前後的變化。
找對照組： 論文二的 1851 年 BBCE 資料其實顯示，德比郡 Church Gresley／Swadlincote 一帶也有 23 位陶業企業主。這是一個現成的、規模較小的鄰近陶瓷聚落，正好可以拿來與陶瓷區比較，避免只研究成功者。
把「時代精神」量化： 對同業刊物、圖樣冊、專利說明書做文字探勘，追蹤共享詞彙何時出現、何時消失，作為「共同知識存量」與「淘汰」的代理指標。

結語：空氣是由人、契約與管道織成的

Marshall 說祕訣「飄在空氣中」。讀完這兩篇論文，可以把這個比喻說得更精確一些：

空氣的來源： 少數跨界者打開的外部管道，例如 Keir 的玻璃化學、Krupp 的授權。也有一群普通人集體買下的管道，例如 New Hall 的專利、1791 年的聯合購土。
空氣的流動： 靠不斷拆散又重組的合夥、在同行之間流動的工匠，以及一條讓企業不得不頻繁改組的合夥法。
呼吸的人： 一千兩百多家多數只存在幾年的小作坊。他們模仿、改良、失敗、再組合，把一家公司的祕方變成整個聚落的常識。
空氣也會流出去： 碧玉陶、柳樹紋、高溫計、不鏽鋼授權，最後都改變了聚落外的世界。

對台灣讀者而言，這些故事並不遙遠：從 A-Team 開放彼此工廠，到工研院一次次衍生新公司，台灣產業史本身就寫滿了「注入→擴散→代謝→反輸出」。兩篇論文共同留下的提醒是：管道需要經營，流動需要制度容許，而反輸出要成為良性循環，必須確保有一天知識會以更好的形式流回來。 否則，就會成為 Murano 的鏡子，或台夫特的青花。

The Creation of a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in Mule Spinning: Evidence from Samuel Oldknow, 1788–1792

鄭仕群 — Wed, 21 Oct 2026 16:15:11 +0000

Alexander Tertzakian (University of Glasgow)
Enterprise & Society. 2025;26(1):144-169.
doi:10.1017/eso.2023.56

對讀：Alexander Tertzakian, 2026. "Segmentation and gender wage disparities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workforce: Insights from Arkwright's Lumford Mill, 1786–1811,"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vol. 79(2), pages 471-495, May. https://doi.org/10.1111/ehr.70019

誰推得動那台紡紗機？對讀 Tertzakian 兩篇論文：工業革命早期的性別分工、工資差距，以及總體政策如何改寫勞動市場

紡紗在人類歷史上幾乎一直是女性的工作。但在 1780 年代短短十年內，英國工資最高的一種紡紗，也就是用走錠紡紗機（mule）紡出最細的棉紗，變成了成年男性的專利。同一時期，在 Arkwright 家族的水力紡紗廠裡，男孩女孩領同樣的週薪、每年同步加薪，直到 18 歲前後才分道揚鑣：男孩升任監工，女孩的週薪停在 7 先令。

這兩個現象分別是格拉斯哥大學學者 Alexander Tertzakian 兩篇論文的主題。本文先把兩篇論文完整拆解，再把它們放在同一條供應鏈上對讀，接著補充作者沒有提到、但可以互相參照的理論與史料。之後另闢一節專題，追問「國家的關稅、禁運、技術政策如何改寫勞動市場」，案例從托勒密埃及一路談到傑佛遜禁運。最後檢驗這兩篇論文的學術價值是否站得住腳。

0. 兩篇論文速覽

	論文 A	論文 B
技術	手搖走錠紡紗機（hand mule）	水力紡紗機（water frame）
生產組織	外包制（putting-out），工人在家或工坊生產	集中式工廠
工資形式	計件（依紗支定每磅單價）	計時（週薪，依缺勤或加班增減）
一手史料	Oldknow 的 Anderton 外包帳（曼徹斯特大學 John Rylands 圖書館 SO/4/2）	Lumford Mill 工資簿（Derbyshire Record Office D6907/1–4），加上 Bakewell 教區洗禮與葬禮紀錄
樣本	158 名紡紗工、845 筆紀錄	約 142,000 筆工資紀錄；4 個年度共 109 人連結出年齡
核心結論	男女同件同酬，但男性壟斷最細紗而收入較高。原因是細紗適合用大機台，大機台需要上肢力量。這個轉變早於工廠制	童工男女同酬並逐年加薪。成年後只有男性能升任監工，性別隔離造成工資差距。原因是習俗與性別意識形態
與 Minoletti 的關係	修正：體力先於意識形態	支持：意識形態

這兩篇論文表面上結論相反，一篇說「是體力」，一篇說「是意識形態」。作者給的整合方式是：技術與付薪制度決定了性別差距的成因。這是理解兩文的鑰匙，第 4 節會詳談。

1. 背景補課：紡紗技術與「紗支」

1.1 四種紡紗方式

方式	發明者／年代	動力	能紡的紗	紗支上限（依論文 A）	勞動特徵
手紡（紡錘、紡車）	古代	人力	紡車只紡緯紗；紡錘可紡細經紗但極慢	紡車約 Ne 16–20	女性與兒童為主。Muldrew 指出這是英格蘭女性最重要的有薪職業，Schneider 估計 1770 年前後約兩成婦孺一年中至少部分時間在紡紗
珍妮紡紗機	Hargreaves，1760 年代	人力，間歇式	只能紡緯紗	Ne 20 多	家庭作坊
水力紡紗機	Arkwright，1769 年專利	水力（最早用馬力），連續式	只能紡較強韌的經紗	Ne 60 多	工廠、童工與女性為主、計時工資
走錠紡紗機	Crompton，1779 年發明、1780 年公開	1780 年代全靠人力；1790 年出現水力輔助、1795 年出現蒸汽輔助	經紗緯紗都能紡，且能紡極細的紗	初期 Ne 80 多；Anderton 帳本最高到 Ne 110	機台在 1780 年代從 20–30 錠擴大到 100–130 錠；計件工資
自動走錠機（self-actor）	Richard Roberts，1825 年	全動力	同上		理論上可改用便宜的女工，實際上男工一直沒有被取代

走錠機是一種混種機器：它借用水力紡紗機的羅拉牽伸，再加上珍妮機的移動車架。這使它成為第一台能同時紡出經紗與緯紗，而且夠細到能做純棉細布（muslin）的機器。英國因此第一次能在細布上跟印度競爭。

1.2 紗支（yarn count）怎麼算

英制棉紗紗支 $N_{e}$ 的定義是「每磅紗有幾絞（hank），每絞 840 碼」。數字越大，紗越細：

L = N_{e} \times 840 yd/lb

Ne 20 的紗每磅長 16,800 碼，Ne 80 的紗每磅長 67,200 碼。在同一台機器上，紡一磅 Ne 80 的紗需要拉伸的次數是紡 Ne 20 的 4 倍。這一點是論文 A 整個論證的物理基礎。

2. 論文 A 深讀：Oldknow 的 Anderton 帳本（1788–92）

2.1 主角與舞台

Samuel Oldknow（1756–1828）是英國細布業的先驅。他在 1782 年回到家鄉 Anderton（位於 Bolton 西北約 5 英里）設倉庫，1784 年把總部移到 Stockport，1790 年在 Stockport 建走錠紡紗廠，1793 年在 Mellor 建水力紡紗廠。他以外包制統籌整條價值鏈，從揀棉、梳棉、紡紗、絡紗、整經到織布，各工序由散居各地的工人計件完成。1792 年法國戰爭爆發後市場蕭條，加上擴張過快、欠 Arkwright 家族大筆債務，他的事業在 1794 年前後崩解。

2.2 學術戰場

學者	主張	論文 A 的回應
傳統敘事	機台越大，越需要上肢力量，只有成年男性能操作	補上被忽略的一環：最細的紗最適合用最大的機台紡
Burnette (2008)	體力差異造成生產力差異，工資反映市場；女性在機台變大後退出；女性的上限約 90 錠	提供 Burnette 缺少的 1780 年代一手數據，大體支持她
Minoletti (2011, 2013)	工廠制帶來的階層化與性別意識形態才是排除女性的主因。1793 年 Oldknow 的 Stockport 工廠有 108 到 256 錠的機台，卻沒有任何女工，最小的那台女性應該能操作	反駁：1788 年的外包制裡男性就已經壟斷；而且 108 錠女性能否操作並無定論
Lazonick (1979)、Freifeld (1986)、Huberman (1996)	討論 1830 年代自動走錠機出現後，為何女性沒有取代男性：工會排他、男性作為接頭工的監督者、組織轉換成本	論文 A 處理的是更早的問題：男性的壟斷一開始是怎麼形成的

2.3 史料考證：這篇論文最扎實的部分

圖書館把 Anderton 帳冊分成 22 個「piece」（物理上相連的一疊帳頁）。作者逐件判讀：

Piece	日期	內容	處理方式
1–7	1788 年 9 月 18 日起	116 名紡紗工，未標地點	33% 的姓名也出現在 1790 年的 Anderton 帳，因此判定屬於 Anderton
8–12	1790 年 9 月 9 日至 12 月 10 日	63 名，明載 Anderton	納入
13	1792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0 日	5 名	納入（其中 3 人出現在前期帳冊）
14	3 月 27 日至 4 月 7 日，無年份	9 筆，全是男性	因年份不明而排除
15	12 月 16 日至 23 日，館藏編目為 1792 年	51 名，其中 44 名（86%）見於 1788 年帳	改判為 1788 年 12 月，正好填補 piece 6 與 7 之間一個多月的空缺；筆跡也與 piece 7 相同
16–22	無日期、嚴重損毀，或屬絡紗、搖紗工		排除

帳冊沒有寫機器種類，作者用排除法論證這些人使用的是手搖走錠機：

紗支範圍 Ne 52 到 110，平均 Ne 80（1788 年 80、1790 年 82、1792 年 90），遠超過紡車與珍妮機的能力。
水力紡紗機只能紡經紗、上限 Ne 60 多，而且只在工廠運作，不可能出現在個人計件的外包帳上。
帳上有一位 Henry Stones。Baines 在 1835 年的記載中，Horwich（距 Anderton 約 2.5 英里）的機械師 Henry Stones 把走錠機的羅拉改成金屬、改良齒輪，使單人操作 100 到 130 錠成為可能。此人在帳上紡的紗介於 Ne 73 到 95。

另一個細節：作者也指出 Minoletti 把 1793 年 Stockport 紡紗工生產帳的檔號引錯了，應為 SO/4/4 而非 SO/4/3。

2.4 核心數據

年份	男	女	女性占比（筆者計算）	最細紗由誰紡
1788	105	11	9.5%	男女都有人紡到 Ne 100
1790	50	12	19.4%	Ne 90 以上只有男性
1792	5	0	0%	平均紗支升到 Ne 90

工資部分：

計件單價男女相同。單價從 Ne 60 的每磅約 5 先令，平順上升到 Ne 100 的每磅約 15 先令。
每次交貨的實收工資：若把所有紗支一起算，1788 年男性平均 25.5 先令，女性反而較高，平均 27.4 先令。但在 Ne 80 以上，沒有女性單次收入超過 50 先令，男性則最高達 108 先令。
到 1790 年，最細、最值錢的紗完全由男性生產。作者稱之為「功能性性別工資差距」（functional gender wage gap）：計件單價沒有歧視，差距來自誰在紡什麼紗。

2.5 計件工資的數學：越細越像中頭獎

每週收入可以寫成：

E_{week} = r (N_{e}) \cdot S \cdot q (N_{e})

其中 $r$ 是每磅單價， $S$ 是錠數， $q$ 是每錠每週產量（紗越細， $q$ 越低）。

用 Oldknow 的兩個價格點估計單價對紗支的彈性：

ε = \frac{ln ( r _{100} / r _{60} )}{ln ( 100/60 )} = \frac{ln 3}{ln ( 5/3 )} \approx 2.15

換算成每絞單價：5 先令等於 60 便士，所以 Ne 60 每絞約 1.0 便士；15 先令等於 180 便士，所以 Ne 100 每絞約 1.8 便士。也就是說，最細的紗不只每磅更長，連每一絞的單價也貴了八成。作者在註 62 也注意到單價漲幅超過紗支比例，並歸因於細紗斷頭率高、紡得慢等因素。

關鍵在於：Oldknow 的價目表不依錠數打折。後來 Bolton 在 1813–1814 年、Manchester 在 1829 年的細紗價目表才開始對大機台的產量優勢打折扣（例如 Bolton 規定 252 錠以下每磅加價半便士）。在沒有折扣的 1780 年代， $E \propto S$ ：誰能推動更大的機台，誰的收入就等比例放大。

2.6 機制鏈：細紗、大機台、上肢力量、男性

作者的論證可以串成一條因果鏈：

市場對細紗的需求增加。
細紗每錠耗功較低，但紡得較慢，因此需要更多錠數來補足產量。
機台因此變得更長，車架更重。
在手搖時代，這需要更強的上肢力量。
男性在最細紗段的產量較高。
計件單價不依錠數打折，男性收入因此較高。
女性退出這個工作。

證據	年代	內容	與 1788–92 的時間距離
Baines 記載 Henry Stones 的改良	1780 年代	單人可操作 100 到 130 錠	同期
Maw et al. (2022)	1790 到 1811	平均機台從約 100 錠成長到 200 多錠	同期到 20 年後
Oldknow 的 Stockport 工廠帳	1793	108 到 256 錠，沒有女工	同期，但屬工廠
Bolton 細紗價目表	1814	252 錠以下加價	約 25 年後
Crompton 的錠數普查	1811	細紗區每台平均：Chorley 343 錠、Preston 334 錠、Manchester 約 360 錠；粗紗區：Oldham 255 錠、Rochdale 266 錠，一般約 216 錠	約 23 年後，且機台已有動力輔助
Brunton 的工程手冊	1824	一匹馬力可帶 500 錠紡 No.48，或 1,000 錠紡 No.110	約 36 年後
細紗廠主 George Murray 的國會證詞	1834	懷疑細紗用的大機台能否拿去紡粗紗	約 46 年後

2.7 需求面與其他解釋的排除

作者認為，1787–88 年印度細布大量到貨造成一場短暫危機，市場在 1789 年復甦，同年細布已占 Oldknow 產銷的九成左右。他並引 Parthasarathi 指出，英國議會對印度細布課徵將近 100% 的關稅，把印度貨逐出英國市場，這股需求推動了大機台的採用。（這個數字有問題，見 6.1 節。）

至於工會：最早的男性紡紗工團結證據是 1792 年的 Stockport，以暴力排斥女工的紀錄則要到 19 世紀才出現。因此作者認為，1788 年的男性主導無法用工會來解釋。

3. 論文 B 深讀：Arkwright 的 Lumford Mill 工資簿（1786–1811）

3.1 研究問題

19 世紀英國女性工資約為男性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這個差距反映的是生產力差異，還是習俗與歧視？Burnette 指出，兩種理論都預測女性工資較低，所以在總體層次上無從分辨；Johnson 則主張答案只能從工廠工資簿裡找。

過去學界最常用的資料是 1834 年國會《工廠童工就業補充報告》。它顯示 18 歲以前男女工資幾乎重疊，18 歲以後才分開。但這份資料把紡紗工、織工、技工、機械工混在一起，也把需要體力、計件付薪的走錠機，和不需體力、計時付薪的水力紡紗機混在一起。論文 B 的策略就是把技術（水力紡紗機）、工序（紡紗）、付薪方式（計時）都固定住，再看性別差距從哪裡出現。

3.2 工廠與資料

Arkwright 在 1777 年向 Philip Gell 承租 Bakewell 附近約 53 英畝土地，租期 50 年，自 1778 年起算。Lumford Mill 約在 1782–83 年建成，長 186 英尺、寬 30 英尺，以下射式水車引 Wye 河的水力。這是 Arkwright 第一座從河流取得動力的工廠，由兒子 Richard Arkwright Jr. 經營。Arkwright Jr. 後來賣掉父親的許多工廠，卻一直保留 Lumford 到 1821 年。工廠在 1868 年遭火焚毀，重建後以水力運轉到 1890 年代。工時是每週 6 天、每天 13 小時，其中含 1 小時午餐。

勞動力結構：

時期	總人數	紡紗工	揀棉工	廢棉揀工	搖紗工	雜役（workmen）
1786–88	約 490	70%	10%	7%	7%	6%
1808–11	157（文中數字）	65%	10%	10%	0	15%

夜班在 1795 年廢止。1786–96 年間平均有 66 名夜班紡紗工、268 名日班紡紗工。論文只分析日班。

3.3 方法：工資簿與洗禮簿的連結

作者挑選四個年度的第一週工資，把姓名與 Bakewell 的 All Saints 教堂洗禮紀錄比對：

年度（週起始日）	連結人數	該週紡紗部人數	比例
1788（1 月 5 日）	25	281	9%
1796（1 月 2 日）	29	258	11%
1805（1 月 4 日）	27	約 228	12%
1810（1 月 3 日）	28	約 196	14%

比對規則如下：

避開 Mary Johnson 這類常見姓名。
拼法小差異但無其他可能人選時視為同一人，例如工資簿的 Beresford 與洗禮簿的 Berisford。
預設洗禮年就是出生年；若葬禮紀錄記有死亡年齡，就據此推算精確出生年。
刻意涵蓋不同工資等級的男女，這是立意抽樣，不是隨機抽樣。
1788 年 95 個姓氏中有 74 個能在前 60 年的洗禮簿找到，推估只有約兩成工人來自外地。
已婚女性改姓，因此成年女性特別難連結，作者自己也承認這可能造成選擇偏誤。

3.4 三大發現

發現一：童工男女同酬。 作者對 18 歲以下的 41 名女性、38 名男性做 Mann–Whitney 檢定，得到 Z = 1.34、p = 0.179，無法拒絕「男女工資無差異」的虛無假設。

發現二：每年一次的調薪。 幾乎所有工人都在每年一次的調薪中加薪，已達高薪的成熟工人除外。1805 年的調薪發生在 1 月 17 日那週，1806 年在 1 月 16 日那週，1810 年在 2 月 8 日那週，全都落在 1、2 月。女性接近 20 歲時加薪幅度變小，最後停在每週 7 先令。

發現三：成年後的職務隔離。 週薪超過 10 先令的推定為監工，而這些人全是成年男性。

3.5 個案

人物	估計年齡	工資軌跡	作者解讀
Sarah 與 Thomas Drable 姊弟	1804 年分別約 11 與 10 歲	1804 到 1811 年幾乎直線、逐年上升	工資級距與年齡級距綁在一起
Hannah Bunting	1790 年受洗，1805 年約 15 歲	每年穩定上升，約 20 歲停在 7 先令	女性成年後工資封頂
Mary Bunting	無法連結教區紀錄，從工資推估 1786 年 10 歲以下	1786 年週薪 2.25 先令，1805 年中以後停在 7 先令	與同齡的 Fearn 拉開差距，差的是升遷管道
Josiah Fearn	1786 年 11 歲	週薪 2.5 先令，1796 年翻倍以上，1811 年 11 先令	很可能升任監工
Henry Fogg	1786 年 13 歲	週薪 3 先令，1811 年 12 先令 6 便士	很可能升任監工
Luke Barker	1786 年 28 歲	週薪 6.5 先令，1810 年 9.5 先令	一輩子當操作工。成年男性也可能做接頭工，這挑戰了「接頭是婦孺工作」的傳統說法

3.6 工資行情對照

來源	地點與年代	兒童	女性	成年男性或監工
Eden	Wirksworth（Arkwright 的 Haarlem Mill），1795	8 到 14 歲，週薪 1–5 先令	3–5 先令	監工 12 先令
Eden	Settle 的水力紡紗廠	8 到 14 歲，1–6 先令
Arthur Young	Sheffield 絲廠，1768	女孩起薪 1 先令到 1 先令 2 便士，逐漸升到成年女性水準	5–6 先令
Quarry Bank（Greg 家族）工資簿	1789–91	稱為 spinners 的操作工 1–8 先令		擦車工（全是男性）8–10 先令；監工 10 先令以上
Lumford	1786–1811	86% 的工人週薪 1–5 先令	很少超過 6 先令，從未超過 7 先令	10 先令以上推定為監工，全是男性
Derbyshire 農場帳	1770 年代初		冬季 2.5 先令／週，收穫季 3.5 先令	冬季 6 先令，收穫季 9 先令
Derbyshire 鉛礦	1795			約 10 先令
Derbyshire 手紡	約 1770	1–2 先令	2–3 先令，最多 5 先令

3.7 工資怎麼定的？三種解釋並陳

競爭市場（Burnette）：工資等於邊際產值。但 Lumford 沒有留下產量資料，無法直接檢驗。
道德經濟（E. P. Thompson）：工廠工資刻意對齊手紡、農業、礦業等工人原本預期的水準。
家長式留才（Huberman）：作者最傾向這個解釋。鄉村水力紡紗廠不能只是公告工資等人上門。1801 年 Bakewell 只有 1,412 人，Arkwright 必須從外地引進整個家庭，蓋房子、辦節慶，1781 年還在報紙上廣告 7 歲以上兒童保證有工作。每年固定加薪是家庭遷入的誘因。作者算出 1805 到 1810 年間「保留率 63%」，約每年流失 7%，而 Strutt 在 Belper 與 Milford 的工廠每年約流失 16%。（這個算法有問題，見第 7 節。）
在地父權文化：鉛礦業向來排除女性擔任技術與管理職，作者推測這種文化影響了工廠的職務分配。不過他也承認這是推測。

4. 對讀：同一條供應鏈的兩端

4.1 Oldknow 的細布，經紗與緯紗來自兩套勞動體制

兩篇論文其實在看同一條供應鏈：

論文 A 提到，Oldknow 從 1786 年起與 Arkwright Jr. 訂有供紗協議。Arkwright 系統的工廠能穩定供應 Ne 60 左右的經紗，但到 1780 年代末，Oldknow 嫌它們不夠細、品質有瑕疵，於是轉向外包給使用走錠機的紡紗工。論文 A 的註 51 點名的 Arkwright Jr. 工廠，正是 Lumford Mill 與 Cromford Mill。
論文 B 的 Lumford Mill，在 1792 年以前正由 Arkwright Jr. 親自經營。
論文 B 也引 Unwin 指出，Oldknow 自己後來的 Mellor 水力紡紗廠，在 1790 年代最優先考慮的是招募童工，並給工人家庭的父親一份穩定收入。

所以一匹 Oldknow 細布，可能同時由兩種人織成：Lumford 的童工在時薪制下紡出較粗的經紗，Anderton 的成年男性在計件制下用手搖機紡出最細的紗。

4.2 兩個維度、兩種差距

	需要上肢力量	不需要上肢力量
計件（產出看得到）	手搖走錠機（論文 A）：單價男女相同，產量差異造成收入差異。作者歸因於體力	例：Young 記載的 Sheffield 絲廠「按磅計酬」女工
計時（產出看不到）	例：早期動力輔助的走錠機工廠	水力紡紗（論文 B）：童工同酬，成年後職務隔離。作者歸因於意識形態與習俗

4.3 統一的分解式

設 $s_{M j}, s_{F j}$ 為男、女在職務 $j$ 的人數占比， $w ˉ_{M j}, w ˉ_{F j}$ 為該職務男女的平均工資。性別平均工資差可拆成兩項：

w ˉ_{M} - w ˉ_{F} = j \sum (s_{M j} - s_{F j}) w ˉ_{M j} allocation + within-job j \sum s F j (w ˉ_{M j} - w ˉ_{F j})

第一項是「職務配置」造成的差距，第二項是「同職不同酬」造成的差距。兩篇論文的共同發現是：第二項的「費率」部分接近零，論文 A 是計件單價相同，論文 B 是童工時薪相同。差距幾乎全部來自第一項。論文 A 裡的「職務」是紗支等級與機台大小，論文 B 裡的「職務」是操作工、擦車工與監工。

4.4 兩篇之間的張力

兩篇論文找到同樣的結構，卻給了不同的成因：A 說是體力，B 說是意識形態。問題在於，論文 B 本身就提供了一個對論文 A 不利的證據：在完全不需體力的水力紡紗廠，監工也全是男性。既然同一時代、同一地區的雇主在不需要體力的職位上也只用男性，論文 A 為何能排除意識形態對細紗分配的影響？

至少有三條管道，論文 A 沒有處理：

外包制的原料分配權在雇主手上。 紗紡多細，一部分取決於發出去的粗紗是什麼。如果 Oldknow 的管理人優先把細粗紗發給男性，計件單價再公平也看不出這種配置上的歧視。
coverture（已婚婦女法律人格附屬於丈夫的普通法原則）。 作者承認無法排除「丈夫代妻子領錢」。若帳上名字是戶長，「男性紡紗工」可能其實是夫妻或全家的產出。
走錠紡紗工本身帶有監督角色。 Lazonick 強調，動力走錠機時代的紡紗工同時是接頭童工的雇主與監督者。若手搖時代的家戶生產也是「戶長帶家人」的形式，論文 B 所說「監督職只給男性」的邏輯就也適用於論文 A。

4.5 兩份資料的缺口正好互補

	論文 A	論文 B
有產量嗎？	有（交貨磅數）	沒有
有工時嗎？	沒有（只知交貨日，見註 45）	有（日數與時數）
有年齡嗎？	沒有	有部分（洗禮簿連結）
有機台規格嗎？	沒有（關鍵的錠數缺失）	不適用
因此能推論	單位交貨的收入，但不是單位時間的生產力	工資結構，但無法判斷工資與生產力是否相符

最自然的下一步研究，是把論文 B 的「洗禮簿連結」方法用在論文 A 的 Anderton 紡紗工身上。這樣能查出女紡紗工的婚姻與育兒狀態，進而檢驗「女性產量低」是因為體力，還是因為家務占去了時間。

5. 作者沒提、但值得並排閱讀的資料與理論

理論或證據	核心主張	與兩篇論文的關係
Boserup (1970)；Alesina, Giuliano & Nunn (2013, QJE)	犁耕需要上肢力量，造成男性主外的分工，這種性別規範會在犁耕不再重要之後延續數百年	論文 A 的「體力起頭、意識形態與工會固化」是同一機制的工業版。自動走錠機去除了體力需求，男性壟斷卻沒消失，正好是「規範比技術活得久」的例子
Galor & Weil (1996, AER)	技術進步提高腦力的報酬、降低體力的報酬，因而縮小性別差距	手搖走錠機是一次反方向的暫時「體力溢價」，提醒我們技術對性別的影響並非單向
Pitt, Rosenzweig & Hassan (2012, AER)	在仰賴體力的經濟裡，體格差異會影響分工與教育投資	為「體力決定分工」提供當代微觀證據
Goldin 的「污染理論」(2002/2014)	男性排斥女性進入某些職位，因為女性加入會被視為降低該職業的聲望	能解釋 Lumford 為何不需體力的監工仍全是男性，比「鉛礦文化」的推測更有理論基礎
Lazear (1979, JPE) 的延遲報酬；Doeringer & Piore (1971) 的內部勞動市場	隨年資遞增的工資可以降低離職、誘發努力	正是 Lumford 每年一次調薪的經濟學版本
Robinson (1933)；Manning (2003) 的買方獨占	雇主少、勞工難以流動時，工資會低於邊際產值	Arkwright 是 Bakewell 唯一的工廠雇主；論文 B 只在註腳提到這點
Saxonhouse & Wright (1984, EHR)	英國為何長期固守走錠機，遲遲不改用環錠紡紗機	美國與日本以年輕女工操作環錠機，英國以成年男工操作走錠機：同一產業，技術選擇不同，性別組成就不同
Muldrew (2012)；Humphries & Schneider (2019)；Schneider (2023)	手紡是女性最重要的有薪工作，機械化造成大規模女性技術性失業	論文 A 的另一半故事：被取代的是誰

5.1 格拉斯哥：機台大小其實是可以選的

論文 A 把機台大小當成技術給定的條件，但同時代另一個紡紗重鎮的史料顯示，機台大小其實是勞資策略的選擇變數。Burnette 記載，格拉斯哥的業者曾把走錠機縮小到女性能操作的尺寸並僱用女工，這些女工卻遭到殘酷毆打，Dunlop 公司最後辭退了所有女紡紗工。1829 年全國紡紗工代表會議更通過決議，把這一行限於紡紗工的兒子、兄弟、孤姪與廠主的窮親戚，等於正式確立工會反對女性入行。而且在一百多年後，一次大戰後有工會想禁止女性擔任紡紗工時，有較長女性走錠紡紗工歷史的 Bolton 表示反對。Bolton 正是離 Anderton 最近的細紗重鎮。

這三條史料對論文 A 的意義是：「大機台需要體力」或許成立，但雇主可以縮小機台來用女工；女性退出也未必只因推不動，還可能因為被打、被排除。換句話說，體力與排他兩個因素很可能同時存在，在 1780 年代的資料裡無從分開。

6. 專題：總體政策如何改寫勞動市場，從托勒密埃及到傑佛遜禁運

6.1 先校正一個史實：「近 100% 的薄紗關稅」站不住

論文 A 說，1780 年代末英國議會對印度細布課徵將近 100% 的關稅，把印度貨趕出英國市場。這是把總體政策連到微觀性別分工的關鍵環節，但另一份研究給出的數字差很多。

Strathclyde 大學 B. R. Tomlinson 在 2000 年的研究（依據 Chapman 1904 年的關稅史）指出，東印度棉製品無論內銷或轉口，在 1780 與 1790 年代所付的關稅約為從價 20%，要到 1800 年代白棉布才升到 60% 以上、細布升到 30% 以上。同一份研究還提到：

東印度公司董事會在 1788 年估計，進口的印度細布約有 40% 轉口。換句話說，當年仍有六成在英國國內消費。
到 1793 年，董事會聲稱國內對印度布的消費已近乎歸零，英國細布的花樣更雅緻，售價卻便宜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上。
董事會那份報告是為了反對英國業者要求重新全面禁止印度進口而寫的，而業者的這項要求並未成功。

再往前看，Oldknow 本人在 1786 年從倫敦寫信說，在印度貨拍賣結束之前，沒有人願意買貨。他的倫敦代理商 Salte 向貿易委員會簡報英國細布業時，那些官員幾乎不知道英國有細布製造業。

這些證據拼起來的圖像是：印度細布大約在 1788 到 1793 年間退出英國內需市場，時間點與論文 A 觀察到的 1788 到 1790 年轉變吻合。但推動的主力看起來是走錠機帶來的成本優勢，關稅只有約 20%，而業者要求的禁令還失敗了。這有一個麻煩的含意：需求衝擊與機台大型化可能互為因果，而不是政策這個外生衝擊單向地推動技術選擇。

不過，若把「政策」放寬來看，Oldknow 的故事仍是一個漂亮的政策傳導案例，只是主角換成了技術與法律政策：

1700 年與 1721 年的 Calico Acts 長期保護國內市場。
1774 年，Arkwright 成功遊說國會解禁國產純棉布。
1781 年，Arkwright 的梳棉機專利被撤銷，粗紗供應因此擴大。
1785 年，羅拉紡紗專利被撤銷，走錠機才得以大量擴散並開始大型化。

6.2 機制分類總表

政策機制	案例	對勞動市場的改寫
國家壟斷，自由勞動轉為束縛勞動	托勒密的油專賣、漢代鹽鐵官營、晚期羅馬國營工坊、查士丁尼的絲綢國營	工人被綁在地區、戶籍或世襲身分上；改用刑徒與士卒
價格管制或重稅造成生產中斷	查士丁尼限價、萬曆年間的稅監	技工外逃，數千名織工與染工失業，引發民變
技術保護，把技工鎖住	威尼斯 Murano、英國技工出境與機器出口禁令	技工成為「享有特權的囚徒」，反而催生技術走私
以出口禁運作為外交武器	愛德華三世的羊毛禁運	對手國織工失業引發政變；本國吸納外籍技工
保護主義造成產業替換	Calico Acts、愛爾蘭毛織品法、德川幕府限制生絲進口、傑佛遜禁運	勞動力的性別與年齡組成隨之改變：婦女轉向家內紡麻、養蠶，農家女兒進入工廠
殖民獨占，替換整個人口	班達群島、荷治台灣	原住民遭屠殺或奴役，改輸入奴隸；招募漢人移墾
以國安為由的禁海與遷徙	清初遷界令	一整個沿海勞動部門消失，復界後由新移民填補
勞役貨幣化	明代班匠銀、清初廢除匠籍	世襲勞役的工匠轉為在市場上出賣技藝的工匠

6.3 案例

① 公元前 259 年｜托勒密埃及的油專賣：工人被綁在州上

托勒密二世的《稅收法》（Revenue Laws）莎草紙相當於一份產業管制法規。它規定各州指派的榨油工不得遷往他州；收留外州榨油工者，每人罰 3,000 德拉克馬，榨油工本人可被逮捕；停工期間，承包商還要把榨油工具封存。油料作物的全部收成必須賣給國家，只能在國營作坊榨油，零售也採地方獨家承包。近年研究認為，這套「油專賣」的組織方式相當沒有效率。Dogaer 的新書則主張，托勒密王朝干預經濟的目的純粹是財政。

這個案例顯示，國家要的是稅收，勞動制度卻被順帶設計成近乎農奴的形態。

② 公元前 119 年｜漢武帝鹽鐵官營：從豪強招流民，變成官府用刑徒

元狩四年，武帝任命東郭咸陽、孔僅主管鹽鐵，禁止私營，在弘農、河東、南陽、蜀等四十郡設置鐵官，全部隸屬大農。

官營以前，《鹽鐵論·復古》中的大夫指控豪強「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私營鐵業吸納的是大批流民。官營以後，《漢書·貢禹傳》記載各地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每年動用的勞動在十萬人以上，主力變成士卒與刑徒。高震寰以出土簡牘研究指出，秦代刑徒在官府勞動結構中占重要位置，遷陵縣的刑徒人數可能超過編戶人口的四分之一。《鹽鐵論》中的賢良也批評官營鐵器多是大件、只為湊足定額，不合百姓日用。

同一個產業，所有權一換，勞動制度就從「私人僱用流民」換成「國家強制勞動」。拆散豪強聚集流民的力量，本身也是政策的政治目的之一。

③ 4–6 世紀｜晚期羅馬的國營兵工廠與織造坊：世襲的產業工人，與性別標籤之爭

Theodosius 二世的法令把國營兵工廠的工匠描繪成世襲身分，要他們連同子孫一輩子困在出生時的行業裡。Kelley (2024) 主張強制勞動是 4 到 10 世紀帝國織造坊的關鍵勞動來源。

這裡有一段與本文主題呼應的性別插曲。這些織造坊叫做 gynaeceum，字面意思是「婦女居所」，19 世紀的辭典解釋為只僱用女性紡織的工場；但Hall (2005) 根據同時代的文學與法律文獻主張，晚期古代的 gynaecea 是由男性操作的公共織造廠。職業的名稱是女性的，實際做工的人是誰卻有爭議。這與「紡紗是女性的工作」演變成「走錠紡紗是男性的工作」一樣，說明職業的性別標籤會隨時代漂移。

④ 6 世紀｜查士丁尼的絲綢限價：價格管制把技工推向敵國

Procopius 記載，查士丁尼立法規定每磅絲綢不得超過 8 枚金幣，但進口商的進貨價早已更高，工匠只能挨餓，不少人改換籍貫逃往波斯。隨後皇帝讓絲工替自己做工，並在市集以每盎司 6 枚金幣的價格出售染色絲。羅馬一磅為 12 盎司，所以國營價等於每磅 72 枚金幣，是當初限價的 9 倍。

需要注意的是，《秘史》是 Procopius 對查士丁尼與狄奧多拉的猛烈抨擊，生前並未公開，也有學者質疑「查士丁尼以壓價搞垮敘利亞絲商」這項指控。即使如此，「限價導致技工流向敵國」這個機制，正是後來威尼斯與英國用技工禁令想要防堵的。

⑤ 1291 與 1295 年｜威尼斯 Murano：技術保護就是勞動管制

1291 年的法令把威尼斯的玻璃業集中到 Murano 島，原因之一是便於控制配方與工法；未經許可離開或洩漏工藝可處死刑。同時玻璃匠享有佩劍的特權，女兒可以嫁入權貴家族；但在 1687 年，三名 Murano 工匠被收買偷渡到法國，威尼斯的鏡子壟斷就此瓦解。

技術一旦存在工人的腦袋裡，保護技術就等於限制工人的遷徙自由。五百年後英國對 Samuel Slater 那一代紡織技工做的事，邏輯一模一樣（見 ⑮）。

⑥ 1331 到 1340 年｜愛德華三世：羊毛禁運與挖角法蘭德斯織工

1331 年，愛德華三世邀請包括法蘭德斯織工在內的外國織工來英國，安置在 Norfolk 與 Yorkshire。1337 年，他下令禁止穿著海外製的布料，並禁止英國羊毛出口，罰則等同死罪重罪。這項禁運一直施壓到 1339 年，迫使以根特的 Van Artevelde 為首的法蘭德斯城市起事，驅逐親法的伯爵，轉而與英國結盟。

本國的勞動市場也被改寫：國王不准倫敦織工行會強迫外籍工人入會繳費，外籍工人另組自己的行會，直到 1497 年雙方才達成協議合併。

這個案例的勞動效果有兩面。英國從羊毛原料出口國轉為織布國，靠移民技工補足技能；對手國織工的失業則被當成外交武器使用。

⑦ 1485 到 1645 年｜明代匠籍貨幣化：從世襲勞役到市場工匠

成化二十一年（1485 年）准許輪班工匠繳銀代替服役，南方工匠每月繳銀九錢、北方工匠六錢；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定為常制。清順治二年（1645 年）廢除匠籍，工匠才取得自由身分。

這是一場財政政策推動的勞動制度轉型，也為下一個案例中蘇州的僱傭市場提供了制度背景。

⑧ 1601 年｜蘇州「織傭之變」：稅收衝擊沿著外包鏈傳到最底層

萬曆二十九年，應天巡撫曹時聘上疏說明蘇州的產業結構：「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這是由出資者與出力者組成的分工網絡，結構上與 Oldknow 的外包制相當類似。稅監孫隆以各種名目加徵商稅，許多織坊因此歇業，織工與染工失去生計；同年夏天，失業的工人推舉葛成為首起事，殺了孫隆的親信，孫隆本人則逃往杭州躲避。曹時聘的奏疏描述當時染坊停工、染工散去的有數千人，機房停工、織工散去的又有數千人。

總體衝擊打在出資者身上，最先倒下的卻是出力者。

⑨ 1621 年｜班達群島：為了獨占，把整個人口換掉

VOC 在總督 Coen 帶領下征服班達群島，以確保肉豆蔻的獨占；島上約 15,000 名居民幾乎全數遭到殺害、驅逐或奴役。VOC 隨後主要從印尼其他地區、印度與中國沿海擄來奴隸，在荷蘭種植園主（perkeniers）手下勞動；到 1681 年，班達原住民只剩約一百人，每年還得輸入兩百名奴隸，才能把奴隸人口維持在四千人左右。

貿易獨占政策在這裡把「自由小農與商人」整個替換成「奴隸種植園」，是勞動體制改寫的極端形式。

⑩ 1624 到 1662 年｜荷治台灣：糖與鹿皮決定了誰來、做什麼

古慧雯利用 VOC 原始檔案研究指出，台灣的砂糖生產起初是由荷蘭的需求帶動；1654 年後阿姆斯特丹充斥巴西糖，台灣糖的主要市場轉向波斯、日本與中國。漢人農夫即使在最好的年份，收入也不到荷蘭搬磚工的三分之一，但已遠高於他們在中國的所得。

鹿皮方面，鄭維中的研究顯示，1634 年後公司決意大幅擴張台灣鹿皮出口，多次征討中部原住民部落、開放鹿場；約 1645 年設立村落承包制，減少漢人與原住民的直接接觸，同時確保鹿皮供應。荷蘭人也引進耕牛、鼓勵漢人移墾大面積土地，原住民以狩獵與游耕為主的生活型態因此逐漸改變。荷蘭當局自 1640 年起還對漢人課徵人頭稅。

出口導向的殖民政策，直接決定了台灣的移民結構與族群分工。

⑪ 1661 到 1683 年｜清初遷界令：國安政策消滅一個勞動部門

清廷為了切斷東南沿海民眾與退守台灣的鄭氏集團之間的聯繫，在順治十八年（1661 年）下令遷海；康熙三年（1664 年）又以防海為由、擔心百姓未遷乾淨，再次強制遷民。沿海產業與海上貿易一併停擺，也使流入中國的日本白銀大幅減少。徐泓指出，福建在海禁與遷海的連番打擊下，社會風氣「由奢入儉」；直到康熙年間明鄭投降、沿海展界並開放海禁，農工商貿易才得以復甦。

復界後空出的土地由招墾的新移民填補，香港新界許多客家村就源於這波移民。一項國安政策，在二十年間先清空、再重組了整條沿海地區的勞動人口。

⑫ 1685 到 1715 年｜德川幕府限制生絲進口：進口替代與農村婦女勞動

1685 年，幕府限制長崎的生絲等進口額；1712 年命令京都的織屋使用日本產生絲；1713 年在各國獎勵養蠶與製絲。1715 年的正德新例把每年來航的中國船限為 30 艘、荷蘭船 2 艘，幕府並以進口替代的方式推動國產砂糖、人參與生絲，以阻止白銀外流。進口受限造成國內生絲短缺，養蠶業在元祿年間以後隨之復興。

養蠶與繅絲在近世日本農家多半是婦女的家內勞動。這波進口替代擴大了這類勞動，也可視為明治時期大量製絲女工的遠因（這一點是筆者的推論）。

⑬ 1699 年｜愛爾蘭毛織品法：用法律指定一國該做什麼產業

威廉三世答覆國會說，他會盡力打擊愛爾蘭的毛織業、鼓勵亞麻業；1699 年愛爾蘭國會對毛織品出口課徵的稅，實際上等於禁止出口。胡格諾派流亡者 Crommelin 在 1698 年來到 Lisburn，奉命改良愛爾蘭的亞麻業。結果毛織業被摧毀，1699 年後許多人陷入貧困；亞麻業則是在毛織業受限之後，才在愛爾蘭變得重要。

產業被法律指定替換之後，接著帶出 18 世紀阿爾斯特地區以婦女手紡亞麻為主的家庭工業。

⑭ 1700 與 1721 年｜英格蘭 Calico Acts：保護主義意外養出了棉業工人

1701 年的法令禁止進口印花的印度與中國布料；1721 年的法令進一步禁止在英國穿用印花棉布，但留下了亞麻與棉混紡的 fustian 這個漏洞；1774 年，Arkwright 成功遊說國會解禁國產純棉布。

這項立法的直接推力，是 1719 到 1720 年倫敦 Spitalfields 絲織工的「白棉布暴動」。當時的織工會在街頭撕扯、用強酸潑灑穿著印度棉布的女性，勞資衝突的戰場竟是女性的衣著。原本為了保護毛織與絲織工人的法令，最後反而保護出蘭開夏混紡業的工人基礎，也就是 Oldknow 一代人力的來源。

⑮ 1719 到 1843 年｜英國技工出境與機器出口禁令：Slater 的偷渡

英國自 1719 年起限制技工出境，1774 年更把紡織機器出口以及棉、麻等紡織操作工出境都列為犯罪。Samuel Slater 曾是 Arkwright 的合夥人 Jedediah Strutt 的學徒，1789 年移民美國，1793 年在 Pawtucket 建立美國第一座成功的棉紡廠；出境時他偽裝成農場工人，以躲避查緝。到了美國，他招募鎮上的兒童，訓練他們操作機器，這就是以全家受僱為特色的「羅德島制」。

這與論文 B 直接相關：論文 B 用來比較離職率的基準，正是 Strutt 在 Belper 與 Milford 的工廠。Lumford、Belper 與 Pawtucket 是同一套技術與用人方法的三個分身。英國的禁令沒有擋住技術，反而把 Arkwright 式的童工家庭制度輸出到了美國。

⑯ 1807 年｜傑佛遜禁運：美國第一批工廠工人是農家女兒

從 1807 年底到 1809 年初的禁運，促使新英格蘭商人投資工業，到 1812 年已在鄉間新建 78 座紡織廠；1814 年，Boston Associates 在 Waltham 建廠。Rosenbloom 主張這是一個路徑依賴的過程：禁運與 1812 年戰爭提供的暫時保護催生了產業，1815 年保護結束後，新興業者轉而遊說國會，影響了 1816 年的關稅，並一路推到 1828 年的「可憎關稅」。

勞動力的性別組成也因此定型。Boston Associates 的工廠不用羅德島的家庭制，偏好僱用個別工人，新英格蘭農家的女兒成為主要勞動力；Goldin 與 Sokoloff 的解釋是，美國東北部婦女與兒童相對於男性的工資很低，因此工業採用了大量使用婦孺的生產技術，年輕單身女性從農村移入工廠。

同樣是棉紡業，英國的走錠機由男性操作，美國的洛厄爾工廠由女性操作。造成差異的是技術選擇、相對工資，以及一紙禁運。

番外｜1666 年起的英格蘭「羊毛下葬法」

國會規定死者必須以英國羊毛裹屍下葬，並要求宣誓證明。這是一個需求面的產業政策，目的是替毛織工人保住飯碗。它不像前面的案例那樣改寫勞動制度，但很能說明當時的國家把「為某類工人創造需求」看得多麼直接。

6.4 把這些案例當成 Oldknow 的對照組

政策很少直接作用在勞動上，而是先改變產品需求或技術選擇。 Oldknow 的情況是「細布需求增加，所以用大機台」；德川日本是「限制進口，所以發展國產生絲，所以擴大農村婦女的養蠶勞動」；美國是「禁運，所以發展本土工廠，所以農家女兒進廠」。勞動力的性別組成是第二層、甚至第三層的後果。
政策改寫的往往是「誰」來做，而不只是「多少人」做。 性別（Lowell、阿爾斯特、日本養蠶）、年齡（Slater 的童工）、法律身分（刑徒、世襲匠戶、奴隸）都可能因政策而改變。
保護技術往往等於限制技工。 威尼斯與英國的禁令都是例子，而且最後都破功。
路徑依賴無所不在。 禁運催生的產業轉而遊說關稅保護；體力造成的分工被規範與工會固定下來。作者在論文 A 結論所說的「體力起頭、意識形態固化」，放在這個長時段裡看，是很普遍的模式。

7. 學術價值點評與壓力測試

7.1 價值所在

一手微觀帳本，而且是最難得的時期。 1780 年代手搖走錠機的外包帳，存世極少；Lumford 的 14 萬筆工資紀錄則是迄今最細緻的早期水力紡紗廠資料之一。
把「同工不同酬」與「職務隔離」分開測量。 這正面回應了 Burnette 所說的總體資料無法分辨的困境。
提出「細紗與大機台」這個新環節。 傳統的體力敘事只說機台變大，作者指出是最細的紗特別適合用大機台，而這正是最賺錢的那一段。
在 18 世紀工廠研究中示範了「工資簿與教區簿連結」的方法。
以技術和付薪制度作為條件變數，調和了 Burnette 與 Minoletti 的對立。 這是兩篇合讀後最大的理論收穫。
檔案考證功夫扎實。 包括把 piece 15 重新判定為 1788 年，以及更正 Minoletti 引錯的檔號。

7.2 壓力測試

#	主張	支撐證據	筆者的檢驗	判定
A1	外包制下男女同件同酬	依紗支區分的計件單價曲線男女重疊	價目表每兩週由 Oldknow 統一訂定，單價相同可信。但相同的單價表無法排除「細粗紗分配」上的歧視	單價部分成立；配置部分存疑
A2	男性在細紗段的生產力較高	Ne 80 以上，男性每次交貨的收入較高	每次交貨沒有時間資料（作者註 45 自己承認）；所有紗支合計時女性平均收入反而較高；女性樣本只有約 11 人	存疑
A3	女性在 1788–92 年間逐步退出	各年人數	女性占比其實從 9.5% 上升到 19.4%；1792 年只有 5 人（計算見下）	「已經很稀少」成立；「逐步退出」不成立
A4	細紗用大機台，因此需要更大體力	1811、1824、1834 年的證據	1788–92 年完全沒有錠數資料；Brunton 的係數反而暗示細紗機台每台耗功較少（計算見下）	存疑
A5	性別分工早於工廠制	1788 年外包制裡男性已占九成	證據清楚，但需考慮 coverture 造成的帳面偏差	大致成立
A6	需求衝擊來自近 100% 的關稅	引 Parthasarathi	Tomlinson 的數字約為 20%，細布在 1800 年代才超過 30%；1793 年的禁令要求失敗	不成立
B1	童工沒有性別工資差	Mann–Whitney 檢定 p = 0.179	「沒有發現差異」不等於「證明相等」；沒有控制年齡；立意抽樣；檢定力有限	方向合理，但證據偏弱
B2	成年後的差距來自職務隔離	週薪 10 先令以上全是男性；Quarry Bank 帳有明確職稱可對照	「監工」是用工資反推，有循環論證之嫌；但 Quarry Bank 的職稱資料可以佐證	大致成立
B3	每年加薪是留才策略	固定的調薪時點；離職率比 Strutt 低	保留率算法有誤；姓名相同不等於同一人；沒有反事實比較；作者自己也承認是推測	存疑
B4	鉛礦的父權文化影響了工廠	無直接證據	純屬推測	不成立

檢驗 A3：女性真的在退出嗎？

1790 年的女性占比約 19.4%。如果這個比例在 1792 年沒變，隨機抽 5 人全是男性的機率是：

P (0 women among 5) = (1 - 0.194)^{5} \approx 0.34

若用 1788 年的 9.5% 計算，機率約為 0.61。就算把年份不明的 piece 14 的 9 筆全男紀錄也算進來，當作 14 個不同的人，這個機率仍有 0.05 到 0.25。所以「1792 年已經沒有女性」在統計上幾乎沒有證明力，作者在正文中也承認樣本太小。真正站得住的結論是：1788 年女性就已經只占一成。

檢驗 A4：Brunton 的數字其實對論點不利

作者引 Brunton 的資料，說明細紗每錠耗功較低，所以用大機台比較划算。先把這組數字換算成彈性：

\frac{S _{110}}{S _{48}} = \frac{1000}{500} = 2 \Rightarrow β = \frac{ln 2}{ln ( 110/48 )} \approx 0.84, \frac{power}{spindle} \propto N_{e - 0.84}

假設粗紗區的典型紗支約 Ne 40、細紗區約 Ne 100（這是筆者的假設）。要讓兩種機台耗功相同，細紗機台的錠數應是粗紗機台的 $(100/40)^{0.84} \approx 2.16$ 倍。但 Crompton 的 1811 年普查顯示，實際倍數只有 343/255 ≈ 1.35（Chorley 對 Oldham），或 360/216 ≈ 1.67（Manchester 對一般粗紗區）。照 Brunton 的係數推算，細紗機台每台的耗功只有粗紗機台的六到七成多。

為作者辯護的一方可以提出兩點。第一，1811 年的機台已有動力輔助，Brunton 算的又是包含前紡工序的整廠耗功，「耗功」不能直接等同手搖時代的「人力負擔」。第二，紗越細需要的撚度越高：

TPI = α_{e} N_{e}

Ne 100 每英寸需要的撚數，約是 Ne 40 的 $2.5 \approx 1.58$ 倍，手搖機每拉一次需要多轉更多圈；而且機台越長，車架越重。整體來看，「細紗機台需要更大體力」在物理上可能成立，但目前沒有被證明。作者自己引用的證據甚至有些指向反方向，正文卻沒有討論這個矛盾。

檢驗 B1：沒有發現差異，不等於證明相等

以每組約 40 人、雙尾 α = 0.05、檢定力 80% 來估算，可偵測的最小效果量大約是：

d \approx (1.96 + 0.84) \frac{1}{41} + \frac{1}{38} \approx 0.63

也就是說，只有中等以上的差距才偵測得到。更重要的是，樣本年齡從 5 歲到 18 歲不等，年齡本身就是工資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卻沒有在檢定中控制。比較好的做法是做一個「工資對年齡、性別、年度」的迴歸。另外，作者在註 41 用中央極限定理為小樣本辯護，但中央極限定理處理的是抽樣分配的形狀，無法修正非隨機抽樣造成的偏誤。好在童工同酬這個結論與 Honeyman、Boot、Burnette、Galbi 等人的研究一致，方向上大概沒錯。

檢驗 B3：保留率的算法弄反了

作者寫道：1810 年的 185 個姓名中，有 116 個也出現在 1805 年，所以「保留率 63%」。但 116/185 衡量的是「1810 年的員工中有多少是老員工」，不是「1805 年的員工有多少留了下來」。正確的保留率應以 1805 年的 209 人為分母：

1 - (\frac{116}{209})^{1/5} \approx 11.1% per yr vs. 1 - (\frac{116}{185})^{1/5} \approx 8.9% per yr

這樣算出的年流失率約 11%，仍然低於 Strutt 工廠的 16%，但差距明顯縮小。再加上同名不一定是同一人（例如子女沿用父母的名字），兩者的定義也未必一致，「Lumford 留才特別成功」的結論需要打折扣。

文中幾處前後不一致

Drable 姊弟分別在 1793 年 1 月與 1795 年 8 月受洗，相差約兩年半；正文卻說姊姊只大一歲，圖 4 也把 1804 年的年齡標成 11 歲和 10 歲。依受洗年推算，弟弟當時應約 9 歲。這會影響「工資級距綁年齡」的判讀。
論文 B 說抽樣年度是 1788、1796、1805、1811，後文和圖卻都是 1810。
論文 B 說 1808–11 年全廠共 157 人，但 1810 年那週光紡紗部就有 196 人。
論文 A 說 piece 1 到 7 的日期到 1788 年 12 月 12 日，後文卻說 piece 7 從 12 月 23 日開始。

這些都是小瑕疵，不影響主要結論，但顯示文稿的校對不夠嚴謹。

7.3 總評

兩篇論文最站得住的貢獻是：用一手帳本證明了早期紡紗業的性別工資差距，幾乎不在同一職務的費率上，而在職務配置上；並且在外包制的手搖走錠機時代，男性主導就已經形成，早於工廠制。這兩點證據清楚，足以修正 Minoletti「工廠制才帶來性別排除」的時間線，也讓 1834 年國會報告那條「18 歲後才分開」的總體曲線，有了廠內層次的解釋。

比較弱的是成因的歸屬。論文 A 的「體力經由大機台起作用」是推論出來的，不是觀察到的：關鍵的錠數資料缺失，引用的旁證晚了二三十年，其中 Brunton 的數字甚至與論點相互拉扯，所依賴的關稅史實也有誤。論文 B 的「意識形態」則因為沒有產量資料，只能以排除法得出。結果，體力與意識形態的分界，在兩篇論文裡都是用假設畫出來的，而不是用資料檢驗出來的。最諷刺的是，論文 B 證明了不需要體力的監工職位也只給男性，這本身就是論文 A 必須回應、卻沒有回應的對手證據。

所以公允的評語是：Tertzakian 很有說服力地說明了性別工資差距出現在哪裡，但對於為什麼，說服力只有一半。 要補上另一半，可行的下一步包括：用 1793 年 Stockport 帳（SO/4/4）的錠數資料，直接檢驗紗支與機台大小的關係；把洗禮簿連結的方法套用到 Anderton 的紡紗工身上，以婚姻與育兒資料檢驗「時間限制」與「體力限制」兩種解釋；以及重建 Oldknow 發放細粗紗的紀錄，檢驗原料分配上是否有性別差異。

Accounting for Partridge: Food and Valu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Hudson’s Bay Company

鄭仕群 — Tue, 20 Oct 2026 22:36:10 +0000

Michael Borsk (Corpus Christi College)
Enterprise & Society. 2026;27(2):675-700.
doi:10.1017/eso.2026.10114

一隻雷鳥值多少？哈德遜灣公司的帳本、互惠，與殖民地的「對照組」

一句話摘要：18 世紀哈德遜灣的冬天裡，一隻雷鳥在帳本上只值幾十分之一張河狸皮。它真正的「價格」，是由克里族獵人、英國僕役、館長和倫敦董事之間的權力關係決定的。

楔子：探險家的良心問題

1850 年，毛皮商人兼測繪家 David Thompson 在回憶錄裡，花了不少篇幅描寫一種「白色松雞」。今天這種鳥叫柳雷鳥（Lagopus lagopus），當地克里族稱牠 wâpithêw，字面意思是「白色的鷓鴣」。牠溫順到幾乎不躲人，Thompson 忍不住自問：這麼天使般的鳥，為何註定成為所有掠食者的獵物？這些掠食者也包括哈德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以下簡稱 HBC）的人。

多倫多大學的 Michael Borsk 把這個帶點神學意味的問題，改寫成企業史的問題：為什麼是雷鳥？一隻雷鳥到底「值」多少？帳本上的價格，和堡壘裡實際付出的代價，是同一件事嗎？

一、一分鐘看懂這篇論文

三個核心命題

新的糧食策略：HBC 在北美開創了一種糧食策略。它不是讓人去有食物的地方，而是蓋固定堡壘，向原住民獵人購買野生動物的肉。公司期待這些肉很便宜，而這正是「商品邊疆」（commodity frontier）理論的核心假設。
便宜是算出來的：「便宜」不是天生的，而是會計和權力的產物。1774 年 HBC 向內陸擴張後，主要據點 York Fort 的人口增加，進口糧卻沒有增加。冬季的新鮮肉幾乎完全仰賴雷鳥（HBC 統稱為 partridge）。
帳本之外的價值：雷鳥的價值在帳本（以 made beaver 計價）之外被反覆重估。
- 克里獵人用「互惠」看待交易。
- 僕役用身體（壞血病、罷工）主張雷鳥的營養價值。
- 館長 Joseph Colen 用機會成本和救濟義務替雷鳥的高成本辯護。
- 倫敦委員會以「緊縮」回應，最後召回 Colen，並轉向能「規訓而非賦權」原住民的新糧源：乾肉餅（pemmican）和內陸漁場。

作者的結論：價格既無法完整捕捉、也無法預測 HBC 糧食政治的走向，真正用來衡量食物價值的尺度是「控制」。

關鍵名詞速查

名詞	說明	在本文中的角色
HBC（哈德遜灣公司）	1670 年取得特許的英國毛皮貿易公司	追求「廉價食物」的企業主角
London Committee（倫敦委員會）	HBC 在倫敦的最高治理機構	遠端控制者，推動會計改革與緊縮
York Fort／York Factory	哈德遜灣西岸的首要據點	1774 年後從毛皮集散站轉型為糧秣轉運站
Factor（館長）	駐地最高負責人	Joseph Colen（1786–1798 在任）是核心人物
Maškēkowak	哈德遜灣低地的沼澤克里人；HBC 稱他們為 Homeguard Cree（堡邊克里人）	最重要的獵人，也是交易與互惠的夥伴
Partridge	HBC 對柳雷鳥、松雞等同體型可食鳥類的統稱	冬季幾乎唯一的新鮮肉
Made Beaver（mb）	以一張上等河狸皮為 1 單位的記帳貨幣	帳本上的「價格」
Country provisions	在地獵捕的肉和魚	相對於歐洲運來的醃肉與穀物
Provision books	1784 年起逐日記錄配給的帳冊	本文最核心的量化史料
Short allowance	減量配給	糧食危機的指標
Reciprocity（互惠）	基於相互依存而產生的分享義務	作者用來解釋供給與價格脫鉤
Commodity frontier	資本向外尋找低於平均成本的資源	作者對話並修正的理論

二、作者在和誰對話？「商品邊疆」與廉價自然

「商品邊疆」是近年全球史與環境史的熱門框架。Richard Walker 與 Jason W. Moore 的定義大意是：資本越過高度資本化的生產區，以低於平均成本的價格取得勞力、食物、能源與原料。Moore 進一步強調，這不只是追逐便宜資源，而是一種把自然「拜物化」成免費禮物的大膽操作。

批評者（Andreas Malm、Michael Niblett、Alyssa Battistoni）的質疑有兩點：

只看價格，等於把交換價值當成資本運作的唯一邏輯，忽略不同資源的物質特性，會讓資本得到不同程度的生產控制。
把「廉價」說成拜物教，等於把資源估價變成意識形態問題，而不是獲利問題。

Borsk 的切入點是：這些研究都在談價格，卻很少談成本，以及企業如何計算成本。

面向	商品邊疆理論（Moore 等）	Borsk 的修正
分析焦點	價格、交換價值	成本由誰、用什麼工具計算
「廉價」的性質	意識形態式的拜物	權力鬥爭的結果，隨關係浮動
自然的角色	被動的被挪用對象	季節性、族群波動、可否網捕等特性，影響公司能有多少控制
原住民	被剝削者	有談判籌碼、退出選項和自身邏輯（互惠）的行動者
史料	宏觀貿易與價格數據	帳冊與館長日誌對讀，找出帳本外的估價
空間邏輯	邊疆外推帶來廉價	內陸擴張反而讓食物更貴

三、論證地圖：五個章節，五種「價值」

章節	核心主張	關鍵證據	處理的「價值」面向
引言	價格之外，還要問成本與控制	理論回顧；York Fort 的雷鳥危機	問題設定
Provisioning Problems	互惠是做生意的成本，也是紀律工具	1717 Knight 條約；1773–74 獵獲比例；1776 舌頭事件；1772 Cocking 報告	互惠價值
Distributing Information	無法控制價格，倫敦就改為控制分配	1717–1738 配給帳；1784–85 provision books；1794 委員會說明	資訊與控制
Partridges and the Seasonal Round	雷鳥在冬季不可替代，需求幾乎無彈性	圖 1、圖 2；白蘭地增加 46%；網捕價格；表 1 子彈消耗	交換價值與不可替代性
Nutritional Value	身體成為估價證據	圖 3、圖 4；1788–89 壞血病；牛肉實驗；1790、1792 勞工抗議	營養價值
The Costs of Want	倫敦拒絕把互惠算進成本，Colen 被召回	1793–99 往來信件；機會成本；削減物資申請	機會成本

3.1 糧食問題：不能自給的堡壘，為什麼還得「送」食物？

兩條供應鏈

York Fort 依賴兩條糧食供應鏈：歐洲船運（穀物、醃肉、酒），以及每年數萬磅的在地野味。
倫敦為了控制現金流，想把進口量壓到最低，在地肉因此成為主力。

1717 年的條約

館長 James Knight 與當地克里家庭締約：克里人停止與北方 Chipewyan 族的衝突，讓毛皮南流；公司則承諾在對方困乏時分享食物。
對公司來說，這是「做生意的成本」。對部分館長而言，這卻是道德義務。1738 年，館長 James Isham 在倫敦質疑燕麥支出時回應：這些獵人供養了堡壘，不支持他們是不人道的。

彈藥救濟

1760 年代的帳本上，有給「老人、寡婦、殘疾者與孤兒」的支出科目。
實際執行救濟的，常是有能力的克里獵人。例如 1779–80 年冬，公司撥出 60 磅雷鳥彈和 20 磅火藥，請健壯的獵人把弱者帶離堡壘、救濟挨餓的族人。
換句話說，公司的家父長式義務，其實要靠另一群克里人才能履行。

技能落差

英國新手多半不會在亞北極打獵。1751 年的 Flamborough House 前哨甚至「沒人會打獵」。
1773–74 年冬季，送進堡壘的 7,000 隻雷鳥中有 5,000 隻是克里獵人打的，約占 71%。

1776 年的舌頭事件

一批獵人帶來 130 條馴鹿舌，卻只帶了 3 塊臀肉。
館長 Humphrey Marten 指出，公司的價目表本身就在誘導這種行為：100 條舌頭換 10 mb，比整頭公鹿（3 mb）輕得多。
他的反制是威脅：若只帶舌頭，就不收他們的毛皮，冬天也不供糧。作者稱之為互惠的「鋒利一面」：冬季救濟的承諾，成了規訓獵人的工具。

內陸更貴

1772 年 Matthew Cocking 考察薩斯喀徹溫河後警告：內陸的蒙特婁商人出價更高，三隻鵝加一塊中等的野牛肉至少就要 1 mb。
擴張不會讓食物變便宜，只會更貴。 York Fort 因此從毛皮集散站，轉型為內陸的糧秣轉運站。

3.2 分配資訊：看不清價格，就盯緊每一口食物

早期的抗拒

1717 年 Knight 拒絕倫敦要求的「每一口食物」週報，還嘲諷說，不這樣做恐怕會被懷疑侵占。
他仍留下 1716–17 年的配給紀錄：每人每週 5 磅麵粉，36 人吃了 125 天「英國肉」、37 天在地肉。
1720 年代的紀錄則顯示在地肉多於進口肉。

倫敦的不滿

1738 年倫敦抱怨各堡的「每週配給簿」和總帳對不起來。
Moose 堡館長回覆，每個人每天吃的東西都不同，有人吃魚、有人吃獸肉、有人吃禽類，本來就很難記。

看不見的帳

給克里家庭的食物幾乎不入帳，只零星出現在日誌，例如「給印第安人燕麥和李子，讓他們安靜」。
倫敦得到的印象是：這筆開支要麼很少，要麼值得。

provision books 的誕生

內陸擴張後，York 冬季約有 58 人，倫敦卻在 1780 年以船已滿載為由，拒絕增加進口糧。
1784–85 年起出現 provision books：每月一頁，每日一列，每種糧食一欄。有時還記錄餵了多少僕役和原住民，並區分「依附堡壘者」與「來交易者」。
這是公司史上第一次能知道每個據點每天吃掉什麼。
1794 年，倫敦回應館員對記帳太繁瑣的抱怨，直說每日帳目的目的是「持續檢查負責分配的人」。會計就是控制。

3.3 雷鳥與季節循環：冬天沒有替代品

季節分工

作者用 1786–1798 年的 provision books 重建每月平均獵獲（圖 1）與配給（圖 2）。
馴鹿和鵝集中在 5–9 月。10–4 月幾乎只有雷鳥。
冬季配給的鹿肉多為醃製品，雷鳥則是新鮮（多半冷凍過）的肉，也是滿足僕役「每週至少三天新鮮肉」期待的唯一來源。
1791 年 Colen 寫道，雷鳥若失敗，他將難以供應近 70 人。

需求缺乏彈性

1789–90 年，白蘭地支出比前一年增加約 46%。
Colen 解釋，部分原因是獵人得遠行找雷鳥，他「不得不重賞」。價格上漲並沒有壓低需求。

網子：降低成本與依賴的技術

1740 年代，Albany 堡開始用 20 英尺見方的網，懸在雷鳥吞食的礫石堆上方。
倫敦期待網子能省下彈藥，並削弱「印第安獵人的聯合」，也就是集體抬價。
表 1 顯示子彈消耗從 1740 年代平均 386 磅降到 1780 年代的 286 磅。
但網子解不開義務：1763 年館長 Ferdinand Jacobs 一邊稱讚網捕省錢，一邊提醒倫敦，他仍得供給克里人彈藥，讓他們養家。

誰比較會用網？

1776 年 Marten 抱怨「有些僕役厭惡網子」，兩人只網到 12 隻。克里獵人卻在僕役說「網不到」的北河，帶回 160 隻網捕雷鳥。
1778 年 2–3 月，僕役網到 1,580 隻、克里獵人網到 1,100 隻，雙方技術相當。

價格與供給脫鉤

1776 年網捕價是每百隻 4 mb，槍獵成本則是每百隻 8 mb。
1786 年網捕價跌到每百隻 2–3 mb（以白蘭地支付），但克里獵人並沒有因此減少供給。
作者的解釋是互惠：為堡壘打獵，是在困時向堡壘求援的資格。1797 年 Colen 寫下典型的一幕：三個印第安人來乞糧，他便雇他們為堡壘打獵。

3.4 營養價值：身體成為帳本

質比量更關鍵

減量配給的決定，不只看肉的總量，還看組成。
1788–89 年冬季配出的在地肉總量達 12,103 磅，並不算少，Colen 卻仍下令減量。原因是那年雷鳥特別少。

1788–89 年的壞血病

Colen 把雷鳥歉收歸因於 1787 年的暖濕夏季，以及 1788 年 5 月 Hayes River 的洪水。洪水毀了雷鳥群，也迫使堡壘遷到高地重建。
1789 年 1 月，他連一週三天的新鮮肉都配不出來。僕役只能多吃醃牛肉和醃鹿肉，隨後爆發壞血病。
Colen 依當時流行的「腐敗說」解釋：醃肉處於緩慢腐敗狀態，會把腐敗傳給吃它的人。

蒐證與「實驗」

他派克里獵人北上獵雷鳥。僕役連 Colen 判定沒問題的牛肉都拒吃。堡內外科醫生則判定牛肉「不宜人食」。
1789 年 4 月，他把可疑的牛肉分給幾名克里獵人，隨即記下這些人「嚴重發病」。
克里人的病體，成了他向倫敦證明「是牛肉壞、不是管理差」的證據。

互惠破裂

克里家庭認定牛肉「有毒」，有人拒收，有人直接丟進河裡。
Colen 擔心貿易受創，只好多發麵粉和燕麥修補關係。
這筆錢花得值得：三名克里獵人在 1789–90 年冬季帶回的新鮮肉，比全部英國獵人加起來還多。

勞工的道德經濟

1790 年 3 月，英格蘭籍獵人要求比奧克尼籍僕役更多的配給。
為了平息抗議，Colen 自減配給，並開除把雷鳥偷偷留給親信的廚師。他寫道，此時「一隻雷鳥都很要緊」。倫敦有委員在這一頁旁畫了指示手符號（manicula）。
1792 年，木匠 Henry Gaines 帶頭罷工，要求「英國糧」而不吃醃鹿肉。罷工的一個觸媒，是前員工 Edward Umfreville 1790 年出版的揭弊書。書中挖苦醃鵝醃鹿的營養，形容如木匠鋪的刨花。

全員出獵

到 1794 年，能獵雷鳥的人全部出動。
1797 年，12 名克里獵人加上 10 名英國人住在獵帳裡狩獵，仍只能勉強擋住飢荒。

3.5 匱乏的代價：倫敦拒絕把互惠算進成本

倫敦的算式

1793 年，倫敦指責克里獵人四處閒晃，應該為內陸據點打獵。
1794 年，倫敦又下令內陸據點「不要收留印第安人」，盡快把他們打發回獵場。
倫敦要的是：克里人提供最多的肉，拿走最少的糧。互惠不在這個算式裡。

Colen 的現場經驗

獵人有自己的規則。例如 4 月中以後雷鳥開始配對，殺一隻就毀了許多隻，所以不獵。
獵人拒絕被綁在單一據點。1794 年，在 Churchill 堡欠債的家庭威脅：若被逼回去，就帶親族投奔蒙特婁商人。Colen 只好雇用他們。
1797 年他直言：印第安人已有許多別的管道，不再只依賴公司的倉庫。

機會成本

1797 年，獵人帶來價值 600 mb 的小毛皮。Colen 說，若不是缺糧逼得他把獵人從陷阱線調去獵雷鳥，這個數字可以翻倍。
他更斷言，雇人獵雷鳥的花費，恐怕比從英國運糧還貴。

倫敦的緊縮

1796 年，倫敦大砍 York 的物資申請（Indent），並要求運到的物資要撐兩年。
Colen 指控，堡內管家 1795 年的錯誤帳目高估庫存 6–7 噸，導致倫敦低估需求。
他申請 25 桶（1,400 磅）雷鳥彈，只拿到 8 桶（448 磅）。

收尾

Colen 盡力向克里人隱藏窮困。他甚至讓獵人自由選擇把雷鳥送到 York 或 Churchill，以示「我不全靠你們」。
1796 年倫敦派稽查員查帳。諷刺的是，稽查員自己因為缺糧跑去了 Churchill。
1798 年倫敦結論：缺糧主因是堡壘收留太多印第安人。同年 3 月召回 Colen。
1799 年，倫敦給繼任者的指示說：Homeguard 已成負擔，酗酒、閒散、毫無用處。

新糧源

19 世紀的 HBC 轉而追求乾肉餅和內陸漁場，也就是能規訓、而不是賦權原住民獵人的食物來源。

作者立論的六個特色

把價格、成本、價值拆開。 帳本上的 mb 價只是成本的一部分。救濟義務、機會成本、勞工健康，都沒有被記帳。
帳本與日誌對讀。 量化史料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日誌則保留了「人們怎麼評價它」。
讓自然的物質特性進入企業史。 雷鳥的季節性、可網捕性、配對期，和族群的不穩定，都直接影響控制程度。
三方而非二元。 倫敦委員會、堡內僕役（還再分英格蘭籍與奧克尼籍）、克里獵人，各有邏輯。
身體作為會計證據。 壞血病的身體、罷工的身體、被拿來做「實驗」的克里人身體，都是估價的論據。
反「漸進枯竭」敘事。 毛皮貿易史常講資源慢慢耗盡，本文講的是資源不穩定對企業的衝擊。

四、補充脈絡：作者沒細說的 York Fort 世界

4.1 時間軸（★ 為文中未提及、由本文補充）

年份	事件
1670 ★	HBC 取得英王特許狀，壟斷哈德遜灣流域貿易
1684	York Fort 建立
1717	Knight 與克里家庭締結「困時分糧」條約
1738	Isham 為燕麥支出辯護；倫敦要求配給簿與總帳一致
1742	Albany 試行雷鳥網
1749	Flamborough House 設立；倫敦擔憂「完全依賴原住民」
1761–63 ★	英軍總司令 Amherst 在五大湖區削減給原住民的禮物與彈藥，成為 Pontiac 戰爭的導火線之一（平行案例，見第六節）
1772	Cocking 預警內陸食物昂貴
1774	內陸擴張開始（★ Samuel Hearne 建立 Cumberland House）
1776	舌頭事件；網捕與槍獵的價差
1781–82	天花大流行；連續暖冬
1782 ★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法國 La Pérouse 艦隊攻陷並焚毀 York Factory，投降的館長正是 Marten
1784–85	Provision books 出現
1786	Colen 就任館長
1788	Hayes River 洪水，堡壘遷建
1788–89	雷鳥歉收、壞血病、牛肉「實驗」
1790	Umfreville 出書；英格蘭籍獵人抗議
1792	Gaines 罷工
1796	削減物資申請；派稽查員
1798	Colen 被召回
1814–16 ★	紅河殖民地的 Pemmican Proclamation 與 Seven Oaks 衝突：乾肉餅成為公司間戰爭的戰略物資
1821 ★	HBC 與北西公司（NWC）合併，George Simpson 推行全面緊縮
1876 ★	Treaty 6 寫入「饑荒條款」（見第八節）
1942 ★	加拿大政府在北曼尼托巴克里社區展開營養實驗（見第八節）

1782 年這一筆特別值得留意。Colen 接手的 York，是一座四年前才被燒毀重建、又剛經歷天花大流行的堡壘。1780 年代的糧食脆弱，有一部分是戰爭與疫病的遺產，作者沒有交代。

4.2 HBC 的價格本來就是「軟的」

經濟史學者 Ann Carlos 與 Frank Lewis 早已指出，HBC 有一份官方的「標準交易價」（Standard of Trade），但各堡館長實際交易時，會依競爭與需求調整，賺取所謂的「溢價」（overplus）。

所以 Borsk 說「雷鳥從未有固定價格」，並不意外。他的貢獻在於指出：食物價格的浮動，除了市場競爭，還被互惠義務與季節性的生存壓力推動。

4.3 生態變數：雷鳥族群本來就會大起大落

作者把 1788–89 年的歉收歸因於洪水，但雷鳥族群有自己的週期。

一項整合北極七國、90 個監測點的研究發現，柳雷鳥與岩雷鳥都出現過短週期（3–6 年）和長週期（9–12 年）的族群波動；在北美的北方林與亞北極地帶，雷鳥週期可能與雪兔的十年週期同步。
育空地區的長期研究，也記錄到柳雷鳥穩定、規律、同步的十年週期。

更有趣的是，生態學史上最著名的「猞猁—雪兔十年週期」，正是 Charles Elton 等人在 1920–40 年代利用 HBC 的毛皮收購紀錄建立起來的。HBC 的帳本早就被當成生態數據使用過。York Fort 的雷鳥獵獲紀錄，理論上也能做同樣的事（見第九節的批評）。

五、用數字重讀這篇論文

作者給了不少數字，但多半沒有進一步換算。以下用文中提供的資料做幾個簡單計算。凡讀自圖表的數值都是估讀，誤差約 ±5%。

5.1 Made Beaver 換算表

項目	原始記載	換算（雷鳥以每隻約 1 磅可食肉計）
1776 網捕雷鳥	4 mb／百隻	0.04 mb／隻
1776 槍獵雷鳥（彈藥成本）	火藥 3 + 子彈 3 + 燧石與菸草 1 + 白蘭地 1 = 8 mb／百隻	0.08 mb／隻
1786 網捕雷鳥	白蘭地 2–3 mb／百隻	0.02–0.03 mb／隻
馴鹿舌	10 mb／百條	0.1 mb／條
整頭公鹿	3 mb	—
白蘭地	1788–89：623.75 加侖 = 2,495 mb	4 mb／加侖

白蘭地的換算很整齊：

\frac{2495}{623.75} = \frac{3638}{909.5} = 4 mb/gal, \frac{909.5 - 623.75}{623.75} \approx 45.8%

作者說的「約 46%」正確。換算後也可知，1786 年每百隻網捕雷鳥只付 0.5–0.75 加侖白蘭地。

5.2 舌頭事件的誘因結構

令一條鹿舌重 $w_{t}$ 、一頭公鹿可運肉重 $W_{d}$ 。Marten 自己說 100 條舌頭比一頭公鹿輕，也就是 $100 w_{t} < W_{d}$ 。比較「每單位運輸重量」換得的 mb：

R = \frac{10/ ( 100 w _{t} )}{3/ W _{d}} = \frac{W _{d}}{30 w _{t}} > \frac{100 w _{t}}{30 w _{t}} \approx 3.3

也就是說，用獨木舟載舌頭，每單位重量至少能換到 3.3 倍的 mb。獵人只是理性地回應了公司自己定的價目表。Marten 選擇用冬季救濟威脅，而不是修改價目表，正好說明互惠如何被當成價格工具的替代品。

5.3 冬天需要多少獵人？

假設每人每天配 $r = 3$ 磅肉、每隻雷鳥 $w = 1$ 磅、熟練獵人每天可打 $k = 20$ 隻（Thompson 的估計），以 Colen 說的近 70 人計：

H = \frac{N \cdot r}{k \cdot w} = \frac{70 \times 3}{20 \times 1} = 10.5

理想狀況下約 10–11 名全職獵人就夠。但 1797 年動員了 22 名獵人，仍然只能勉強餬口。這表示當時每名獵人的實際平均獵獲，恐怕不到 Thompson 估計值的一半。這比任何單一記載都更能說明：1790 年代堡壘附近的雷鳥已被嚴重獵空，或正處於族群低谷。

5.4 一個交叉驗證：1789–90 年的「46 天」

文中引用 Colen 1790 年 3 月的信：七個月內，15 名英國獵人加 3 名克里獵人，只供應了 56 名僕役 46 天的全額配給。換算成磅數：

56 \times 3 \times 46 = 7, 728 lbs

圖 3 中 1789–90 年冬季的在地肉總量，估讀約為 7,700 磅。兩份獨立來源幾乎完全吻合，這是對作者資料品質的有力背書。順帶可算出，那年冬天在地肉只滿足了全額需求的兩成多：

\frac{7 , 728}{56 \times 3 \times 212} = \frac{7 , 728}{35 , 616} \approx 21.7%

（10 月到 4 月共 212 天。）

5.5 重讀圖 4：每週吃得到幾天新鮮肉？

圖 4 列出五個「好年份」（在地肉超過 10,000 磅）每名僕役的冬季配給。假設冬季的鹿肉與鵝肉多為醃製品，只把雷鳥和魚算作新鮮肉，就能換算成「每週新鮮肉日數」：

D = 7 \times \frac{F}{3 \times 212}

冬季	雷鳥（磅／人）	魚（磅／人）	新鮮肉 F	每週新鮮肉日數 D
1786–87	≈152	≈10	≈162	≈1.8
1788–89	≈50	≈8	≈58	≈0.6
1790–91	≈139	≈37	≈176	≈1.9
1795–96	≈197	≈42	≈239	≈2.6
1796–97	≈152	≈28	≈180	≈2.0

從這張表可以讀出三件事：

即使在好年份，「每週三天新鮮肉」的期待也很少被滿足。這說明僕役的不滿是結構性的，不只出現在危機年。
1788–89 年每週不到一天，Colen 說「連三天都給不起」其實還說得保守。
原文有一處措辭問題。 1788–89 年每人雷鳥約 50 磅，只有其他年份的 1/4 到 1/3，也就是少了約 64%–75%。原文寫的是 "between one-third and one-fourth less than"，字面意思變成「少了 1/3 到 1/4」，大幅低估了落差。這應是筆誤，卻剛好把作者最重要的證據說小了。

5.6 子彈消耗：被隱藏的 1790 年代暴增

文中說 1797–98 年只用了 573 磅雷鳥彈，比前一年下降「近 75%」。據此回推前一年的用量：

Q_{1796 - 97} \approx \frac{573}{1 - 0.75} \approx 2, 300 lbs

這大約是表 1 中 1780 年代年平均（286 磅）的 8 倍。換句話說，網捕在 1760–80 年代省下的彈藥，在 Colen 任內被全員槍獵的動員一口氣吃回去，這正是倫敦震怒的背景。

另外兩個細節：

573 磅高於實際運到的 448 磅，表示有約 125 磅是動用了舊庫存。
表 1 本身並非單調下降：1760 年代 225 磅、1770 年代反彈到 333 磅，增幅

\frac{333 - 225}{225} \approx 48%

作者承認這一點「需要限定」，但沒有正面處理內陸擴張後的反彈。

5.7 雷鳥的營養學：熱量缺口與蛋白質天花板

雷鳥是極瘦的肉。每 100 克生雷鳥肉約 112 大卡，脂肪約 2 克、蛋白質約 23.3 克。3 磅約 1,361 克：

E \approx 1, 361 \times 1.12 \approx 1, 524 kcal, P \approx 1, 361 \times 0.233 \approx 317 g

文中引用的每日需求約 4,000 大卡，缺口約 2,476 大卡，必須靠穀物、油脂或酒精補上。

更要緊的是蛋白質上限。營養學文獻指出，當蛋白質超過總熱量約 35%，就可能出現高血氨、噁心、腹瀉，嚴重時致死；這就是所謂「兔肉飢餓」（rabbit starvation）。

P_{m a x} = \frac{0.35 \times 4 , 000}{4} = 350 g, \frac{317 \times 4}{1 , 524} \approx 83% （若只吃雷鳥）

這帶出三個作者沒談到的推論：

雷鳥救得了壞血病，卻救不了熱量。 雷鳥飲食必須搭配進口穀物和油脂才能成立。因此 1796 年倫敦削減物資申請、1797 年燕麥斷貨，等於從雷鳥飲食中抽掉了不可或缺的另一半。
鵝為何珍貴。 鵝肉的脂肪遠高於雷鳥。用「磅」把鵝、鹿、雷鳥加總，會抹平脂肪與熱量的差異。
作者自己的量化也在「扁平化」品質。 作者批評 mb 價格抹平了食物的價值。但他的圖 3、圖 4 以磅為單位加總，同樣抹平了營養品質，與他的核心論點形成一種張力。

5.8 壞血病：Colen 的理論錯了，做法卻對了

Colen 相信醃肉的「腐敗」導致壞血病。現代醫學認為病因是缺乏維生素 C，但他用新鮮雷鳥取代醃牛肉的做法，在經驗上是對的：

新鮮的動物肉，尤其是內臟，含有足以預防、甚至部分治療壞血病的維生素 C；每天只要約 10 毫克就能改善症狀。
烹煮或乾燥會破壞肉中的維生素 C，醃製保存更是如此。

但這也讓 Colen 的牛肉「實驗」在科學上站不住腳。壞血病的症狀，通常要在嚴重缺乏維生素 C 至少四週後才會出現，一般需要三個月以上。

1789 年 4 月吃了「幾塊」醃牛肉的克里獵人，若很快「嚴重發病」，比較可能的解釋是他們在漫長冬季的尾聲早已處於缺乏狀態，牛肉只是剛好在場。這個實驗證明的不是病因，而是修辭：它是為倫敦準備的證據。 這反而強化了 Borsk 的論點：身體被當成會計憑證使用。

成本導向的替代會破壞營養效力，這種事在同時代不只發生在 York。皇家海軍在 1799 年規定遠洋船艦配發檸檬汁後，後來改向西印度群島採購萊姆；日後的動物實驗顯示，萊姆汁的抗壞血病效力只有檸檬汁的四分之一；1875 年 Nares 北極探險隊就在數週內被壞血病擊垮。改採萊姆的動機之一，是扶植英國商人在西印度群島的萊姆種植園。這是「帳本上更划算」壓過「身體上更有效」的經典案例。

六、理論工具箱：互惠、道德經濟與退出選項

Borsk 的「互惠」概念用得相當寬鬆。以下幾個經典理論能讓他的論證更精確：

理論	核心概念	套用到本案
Sahlins《石器時代經濟學》（1972）的互惠三型	泛化互惠（不計較回報）／平衡互惠（等價交換）／負向互惠（盡量少給多拿）	克里獵人期待泛化互惠；Marten 把冬季救濟當籌碼，是平衡互惠的工具化；倫敦 1793–94 年的「不要收留印第安人」，則是滑向負向互惠
E. P. Thompson〈18 世紀英格蘭群眾的道德經濟〉（1971）	群眾以習俗中的「公道價格」對抗市場邏輯	1790 年英格蘭籍獵人要求更多配給、1792 年 Gaines 拒吃醃鹿肉、開除偷雷鳥的廚師，都是堡壘裡的道德經濟
Mauss《禮物》	給予、接受、回報的三重義務	「來乞糧→被雇去打獵」，正是禮物義務轉成勞動契約的時刻
Hirschman《退出、發聲與忠誠》（1970）	有退出選項，發聲才有效	1794 年欠債家庭威脅投奔蒙特婁商人；1797 年 Colen 承認「他們不再只靠公司倉庫」
Latour「計算中心」；Miller & Rose「遠距治理」	帳冊是可攜帶、可彙總的銘刻物	provision books 讓倫敦能從遠方介入；作者也引了 Miller & Rose
Richard White《中間地帶》（1991）	禮物外交是殖民關係的潤滑劑	1761 年 Amherst 為省錢削減禮物與彈藥，兩年後爆發 Pontiac 戰爭；與 HBC 1790 年代的緊縮是同一種結構

Stigler 的「最低成本飲食」與倫敦委員會的難題

1945 年，經濟學家 George Stigler 提出「最低成本飲食問題」：在滿足營養需求的前提下，求出最便宜的食物組合。這後來成為線性規劃的經典範例：

x \geq 0 min i \sum p_{i} x_{i} s.t. i \sum a_{ji} x_{i} \geq r_{j}, j = 1, \dots, m

倫敦委員會想解的就是這道題，但它的處境有三個問題：

價格不是參數，而是關係的函數：

p_{partridge} = f (abundance, distance, netting feasibility, reciprocity)

限制條件不只有營養，還有互惠義務 $g (x) \geq ρ$ ，也就是救濟克里家庭的支出。
營養係數 $a_{ji}$ 本身未知：醃肉、新鮮肉、穀物的營養效果正在爭論中。Colen 和僕役用身體去「估計」它。

Borsk 的整篇論文，可以讀成倫敦拒絕把 $g (x)$ 寫進限制式的歷史。若把 Colen 1797 年的論點寫成算式，雷鳥的「真實成本」是：

C^{true} partridge = C brandy+shot+powder + (1, 200 - 600) forgone furs mb + C relief

帳本只記了第一項。

七、同時代特許公司的「吃飯問題」

HBC 不是唯一要在遠方餵飽自己的特許公司。比較幾個案例，可以看出共同的結構：依賴在地供應者→嘗試自給以擺脫依賴→關係惡化。

機構	糧食仰賴誰	降低依賴或成本的手段	結果
HBC（York Fort）	克里獵人	網捕、僕役自獵、provision books、緊縮	1790 年代互惠破裂，轉向乾肉餅與內陸漁場
荷蘭東印度公司（好望角）	科伊科伊人的牛羊	1657 年起讓前員工成為「自由民」務農	交易惡化為劫掠與戰爭
皇家非洲公司（奴隸船）	西非糧食與歐洲穀豆	按「活著上岸」計價運費、配給廉價馬豆	大規模死亡（見第八節）
俄美公司（阿拉斯加）	原住民獵人與外國商船	1812 年在加州建羅斯堡種糧	農業成效不彰，1841 年出售羅斯堡
皇家海軍	地中海檸檬	改購西印度萊姆	壞血病回歸（1875 年 Nares 探險）

好望角的案例和 York 尤其相似：

荷蘭東印度公司 1652 年在桌灣設站，目的是補給過往船隻；但與科伊科伊人的牲畜交易很快惡化為劫掠與戰爭，1657 年起公司開始在開普敦周邊撥地給歐洲移民耕作。科伊科伊人雖然起初願意交易，卻越來越不願以公司開的價格出售牲畜。
設站五年後，范里貝克仍無法生產足夠的新鮮食物供應船隊，「自由民」制度正是為此而設。

這和 HBC 用網子、用英國僕役自獵來擺脫克里獵人的邏輯如出一轍。

八、補論：殖民地的「對照組」——以成本與治理為名的不平等實驗

Colen 把可疑牛肉分給克里獵人、再記錄他們的病況，這件事在 Borsk 的論文裡只占一段。但它其實是一個龐大歷史現象的縮影：在殖民與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下，行政者把被支配者的身體當作低成本的數據來源，用來回答預算、配給、藥價這類治理問題。

本節用四個判準挑選案例：

研究問題由成本或治理需求設定，例如最低配給、廉價替代藥、儲存性、保護勞動力。
受試者缺乏拒絕或退出的能力，例如奴隸、囚犯、契約勞工、精神病院病人、寄宿學校兒童。
有明示或隱含的對照：刻意分組，或利用行政差異形成的「自然實驗」。
承擔風險的人，與享受知識成果的人，不是同一群。

8.1 大西洋奴隸貿易：以「活著上岸」為單位的會計

按人頭計價的激勵

1693–94 年，受雇於皇家非洲公司的 Hannibal 號，船東每把一名非洲俘虜活著運到巴貝多，就能收取十鎊多的運費；因此俘虜每天被餵兩次以玉米、豆子和胡椒為主的食物，據信可防痢疾。即使如此，船抵巴貝多時只剩 372 人存活，另有 328 人死在這艘船上。

最便宜的菜單

曾任奴隸船外科醫生的 Alexander Falconbridge 在 1788 年記錄，船上主食是煮成糊的馬豆、山藥和米，偶爾配少量從水手存糧挪來的醃肉，馬豆和米大多從歐洲運來；研究者指出，配給的首要考量就是盡可能便宜，以極大化航程利潤。
多數俘虜極度厭惡馬豆，若無人緊盯，會把它丟進海裡。

奴隸船也有「provision books」：經濟史學者已利用皇家非洲公司等特許公司的帳冊與航海日誌，重建了 187 個英、荷、法、丹奴隸航次實際裝載的補給。

把死亡率寫進激勵函數：1788 年 Dolben 法案：法案規定，俘虜死亡率低於 2% 時船長可得 100 英鎊、外科醫生 50 英鎊；介於 2%–3% 減半；超過 3% 則無獎金。

b_{surgeon} (m) = {£50, m < 2% £25, 2% \leq m < 3% 0, m \geq 3%

有船東估計，法案依噸位限制載運量，使其船隊可載人數減少約 23%；至於法案是否真的降低死亡率，證據仍屬含糊。外科醫生的獎金與「貨物」的存活率綁在一起，身體在這裡就是資產折舊。

船上的醫學知識流向海軍

1783 年，Thomas Trotter 在利物浦奴隸船 Brookes 號擔任外科醫生。他對飲食的建議屢遭船長忽視，他相信這造成許多原可避免的死亡，主因是壞血病。
他在 1786 年出版《壞血病觀察》，後來成為把檸檬汁引入皇家海軍的三位關鍵人物之一。

種植園的接種實驗

史學家 Londa Schiebinger 在《奴隸的秘密療法》（Secret Cures of Slaves, 2017）中，把 18 世紀的人體實驗分為剝削性與非剝削性、侵入性與非侵入性、對受試者有無療效等類型；書中以 John Quier 的天花接種，以及 James Thomson 在牙買加以雅司病進行的接種，作為剝削性實驗的主要案例。
Quier 是受雇於奴隸主的醫生，1768 年天花流行時，他在約 850 名被奴役者身上進行接種實驗。這些人本來就會被接種，但他的做法是追隨自己認為有科學價值的問題，未必以眼前病人的利益為優先；倫敦同行甚至質疑，在黑人女性身上得到的結果，是否適用於「時髦而體質嬌弱」的英國淑女。
另一場試驗中，奴隸主把兩名奴隸交給一位被奴役的黑人醫者、四名交給歐洲訓練的外科醫生，比較雙方的療法。

財產身分的兩面性：Schiebinger 也指出，奴隸作為財產的價值，有時反而能保護他們免於魯莽的實驗，這是同樣容易成為受試者的窮人與囚犯所沒有的。歐洲本土同樣有不平等的實驗：1721 年倫敦 Newgate 監獄的天花接種試驗，挑選了六名死刑犯（三男三女），並盡量依年齡配對。

8.2 英屬印度：廉價藥、勞動力與「饑荒工資」

(a) 金雞納生物鹼的「廉價替代」試驗（1866–1879）

東印度公司在 1858 年解散後，印度改由英國王室直轄。抗瘧藥的財政問題，由馬德拉斯管區政府與印度政府接手。

1866–1868 年馬德拉斯金雞納委員會的報告收錄 2,472 例陣發性瘧疾熱：846 例用奎寧、664 例用奎尼丁、559 例用辛可寧、403 例用辛可尼丁；每千例的治療失敗數依序為 7、6、23、10。

生物鹼	病例數	每千例失敗數
奎寧（quinine）	846	7
奎尼丁（quinidine）	664	6
辛可寧（cinchonine）	559	23
辛可尼丁（cinchonidine）	403	10

後續發展：

印度政府據此在 1873 年 12 月 16 日正式建議，在印度更廣泛使用奎寧以外的金雞納生物鹼。
1879 年的檔案記載，當局曾討論以錫金產的「金雞納退熱劑」取代馬德拉斯管區四分之三奎寧供應的可能性。
價差的意義：1877 年美國海軍醫院服務總監發文指出，含全部生物鹼的混合製劑價格不到硫酸奎寧的一半。
當時美國藥商的宣傳文件，仍把這個委員會說成是「英屬東印度政府」所設，這種稱呼一直延續到後世的記憶裡。

這是一場以預算為起點的比較試驗：問題不是「什麼最有效」，而是「什麼夠有效又最便宜」。

(b) Haffkine 的霍亂疫苗：茶園苦力與監獄（1893–1897）

Haffkine 先在加爾各答貧民區試驗，成果不錯後，受阿薩姆茶園園主邀請，在數千名種植園苦力身上進行大規模試驗；他後來也承認，疫苗似乎減少了發病，卻未降低感染者的死亡率。
在前往阿薩姆與卡恰爾茶園的勞工轉運站 Goalundo，未接種的苦力中有 33 人（2.09%）感染霍亂，873 名已接種者只有 2 人（約 0.2%）。

RR = \frac{2/873}{33/1 , 579} \approx \frac{0.23%}{2.09%} \approx 0.11

（未接種人數由 33 ÷ 2.09% 回推。）

Haffkine 建議優先為軍隊、囚犯，以及鐵路、茶園、煤礦的苦力接種。他的鼠疫疫苗則在孟買 Byculla 監獄的志願囚犯身上試驗。
這份優先名單正是殖民經濟的勞動力節點。疫苗保護的，首先是種植園與鐵路的資本。

(c) 1877 年的「Temple 工資」：國家級的最低配給實驗

這是與 HBC「緊縮計畫」最直接的平行案例。

1877 年 1 月，饑荒專員 Richard Temple 把馬德拉斯與孟買賑災工地的日薪降為男性每天 1 磅穀物加 1 安那，婦女和童工更少；理由是過多的救濟會造成「依賴」。同年 3 月，馬德拉斯政府把配給提高到介於 Temple 與衛生專員 Cornish 建議之間：1.25 磅穀物加 1.5 盎司蛋白質。
Cornish 拿自己在馬德拉斯監獄的研究反駁，指出一般人每天吃 24 到 48 盎司穀物；Temple 則嘲諷印度人幾百年來沒有公共衛生理論也活得好好的。這場「Temple 的實驗」以大量死亡告終；但 1883 年的《饑荒法典》仍把「饑荒工資」定義為維持健康的最低限度。
當時報紙就直接稱減薪是一場「輕率的實驗」。有論者指出，Temple 工資只有監獄重刑犯配給的一半。

用熱量粗估（穀物約每克 3.6 大卡）：

E_{Temple} \approx 454 g \times 3.6 \approx 1, 630 kcal vs. E_{Cornish} \approx 2, 450 - 4, 900 kcal

這裡出現的問題，和倫敦委員會對 York 的質問一模一樣：究竟要給多少，才不算「浪費」？ 答案同樣是在受治理者的身體上試出來的。

8.3 東南亞的米：監獄與病院裡的腳氣病實驗

(a) 荷屬東印度：Eijkman 的雞與 Vorderman 的監獄（1890 年代）

荷蘭軍醫 Christiaan Eijkman 起初奉命在爪哇尋找腳氣病的「病菌」，方法是把生病的本地士兵的血液注射進動物體內。精白米之所以普及，部分原因是去掉米糠後保存期限較長。
負責爪哇監獄衛生的 Adolphe Vorderman，走訪了島上約一百所監獄，採集米樣並調閱腳氣病紀錄；結果發現，以糙米為主的監獄，腳氣病發生率不到萬分之一，以精白米為主的則高達三十九分之一。

\frac{1/39}{1/10 , 000} \approx 256

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各監獄依當地習俗以不同方式處理米飯；諾貝爾頒獎詞估計兩者發病率相差約 300 倍，但也提到推廣受阻，原因之一是居民不願以較難吃的糙米取代白米。
Vorderman 的方法相當嚴謹：他把米樣以編號小瓶交給不知產地的專家鑑定，只請專家判斷米來自西貢、仰光或暹羅。
即便如此，報告仍招致嚴厲批評。

這是一場由行政差異（各監獄採購不同米種）構成的自然實驗。受試的是被殖民的囚犯，成果日後帶來 1929 年的諾貝爾獎。

(b) 英屬馬來亞：吉隆坡瘋人院的交替分組（1905–1907）

1905 年，William Fletcher 把吉隆坡一所精神病院的院民交替分配吃精白米或糙米，1907 年發表於《刺胳針》，證明糙米能預防腳氣病。
該院院民幾乎全是華人，研究比較的是未經蒸煮處理的暹羅米與蒸煮過的印度米。
吃未處理米的 120 名病人中出現 34 例腳氣病、18 人死亡；吃蒸煮米的 123 人無人死亡，僅有的 2 例在入院時就已發病。

Attack rate = \frac{34}{120} \approx 28.3%, Deaths = \frac{18}{120} = 15% vs. 0

今天它被視為模仿了現代隨機試驗許多特徵的嚴謹實驗。代價是：對照組的 18 條人命，屬於殖民地最沒有發言權的一群人。

作為對照，同一時期的日本走了另一條路：海軍軍醫高木兼寬安排一艘船沿相同航線遠航，但給水兵更多樣的飲食，腳氣病大幅減少。日本是在自己的水兵身上試驗改善方案，而不是在被統治者身上試驗剝奪。

8.4 非洲：昏睡病「集中營」與 Lomidine 災難

Robert Koch 1906 年抵達東非後，建立 Bugala 昏睡病研究營，每天以含砷的 Atoxyl 和其他未經測試的藥劑「治療」多達上千人；他本人稱這類設施為「集中營」；營中科學家常給「病人」不同劑量，再觀察副作用；資料後來也分享給英國殖民官員。
Koch 自己的報告就記錄了 22 例因 Atoxyl 導致的失明。
殖民者的焦慮在於，昏睡病會拖慢非洲勞動力與殖民事業；到 Koch 1907 年 10 月離開時，德屬東非已有三座這類營地，德屬西非的多哥與喀麥隆另有五座。
法屬赤道非洲在 1940–50 年代推行以 Lomidine（pentamidine）為主的大規模預防注射。這種藥的預防效益很小，殖民醫生又常便宜行事；1954 年 11 月 15 日在喀麥隆 Yokadouma，一名法國醫生錯誤給藥，導致三百多人壞疽、32 人死亡，被形容為非洲史上最慘烈的醫療災難之一。

8.5 美國的海外實驗室：菲律賓與瓜地馬拉

1906 年 11 月，菲律賓生物實驗室主任 Richard Strong 為馬尼拉 Bilibid 監獄的 24 名囚犯接種霍亂疫苗，疫苗卻不知何故遭鼠疫菌污染，13 人死亡；調查委員會認定他疏失，檢察總長卻判定不構成刑事過失，總督隨即宣布他無罪。
1912 年他又在死刑犯身上試驗白米飲食是否導致腳氣病，給 29 名「志願者」的報酬是無限量的香菸和雪茄。
美國公共衛生官員 Goldberger 1915 年在密西西比監獄進行的糙皮病實驗，很可能從 Strong 的做法得到啟發；紐倫堡大審時，部分納粹醫生還拿菲律賓囚犯實驗來為自己辯護。
瓜地馬拉（1946–48）：美國公共衛生署的研究者對多達 5,500 名瓜地馬拉囚犯、精神病患、士兵、性工作者、孤兒和學童進行抽血、腰椎穿刺等檢查，其中約 1,300 人被刻意暴露於梅毒、淋病或軟性下疳；只有約 700 名受感染者得到某種治療，另有 83 人死亡，但死因與實驗的關聯不明。
最能說明「不平等」的是雙重標準：同一批研究者稍早在美國印第安納州 Terre Haute 監獄做實驗時，曾充分告知囚犯並取得同意；到了瓜地馬拉，卻完全沒有徵求同意。

8.6 日治臺灣：以全島為規模的防瘧行政

日治臺灣的防瘧不是典型的分組實驗，而是以殖民行政網格推行的大規模化學防治。它和 Koch 一脈相承，也和 HBC 的 provision books 一樣，靠「逐人記錄」來控制。

1910 年起，總督府依 Koch 的方法推動大規模藥物防治：高瘧區居民每月接受血液檢查，原蟲陽性者強制服藥，持續到 1944 年；受檢者的陽性率三十五年間維持在 2%–3%，瘧疾死亡率則從 1906–09 年的每萬人 36 人，降到 1930 年代的 8 人以下。
執行系統是以衛生警察與保甲為基礎的通報網：追蹤病患服藥紀錄、強制環境清潔與衛教，再把情報層層上報總督府；研究者認為，「控制」是總督府防瘧的基本原則。
防瘧也因此成為殖民統治正當性的象徵，以及控制漢人與原住民社會的管道。
臺灣史學界對當年應採「對人法」或「對蚊法」也有專門研究（顧雅文）。這個選擇本身就有成本分配的意涵：對人法把負擔放在居民身上（抽血、服藥、配合保甲），對蚊法則需要政府投入環境工程。

8.7 回到克里族：1942 年的 Norway House

這是整節最令人不安、也最貼近 Borsk 研究對象的案例。

1942 年 3 月，加拿大的營養專家前往北曼尼托巴的克里社區 Norway House、Cross Lake、God's Lake Mine、Rossville 與 The Pas，調查當地人的營養狀況；政府當時早已知道寄宿學校存在營養不良。
第一項實驗在 1942 年以約 300 名 Norway House 的克里人為對象；1947 年又擬定計畫，在卑詩、安大略、新斯科細亞、亞伯達六所寄宿學校、約 1,000 名挨餓的原住民兒童身上進行研究；歷史學者 Ian Mosby 找不到 Norway House 研究完成的證據。
研究期間，參與學校的許多牙科服務被撤除。
當時北方克里社區的結核病死亡率，是每十萬人 1,400 人，非原住民人口則是 27.1 人。

把它放回本文的長時段，就會看到一條清楚的弧線：

18 世紀的克里獵人，能以投奔蒙特婁商人相要脅，Colen 也必須用麵粉和燕麥修補被牛肉事件破壞的關係。
19 世紀，克里族在 1876 年 Treaty 6 談判中堅持寫入「若遭瘟疫或普遍饑荒將獲救濟」的條款，但 1879 年後，加拿大政府把飢餓當槓桿，只有定居保留區、為配給而勞動者才能得到食物，並堅稱配給是恩惠而非條約義務；歷史學者 James Daschuk 直言，這是把食物當成脅迫的武器。
到 1942 年，當地的克里人已經失去退出選項，成了營養實驗的受試者。

8.8 案例總表

案例	時間與地點	主導者	受試者	對照方式	成本或治理動機	知識產出的主要受益者
York Fort 牛肉「實驗」	1789，哈德遜灣	HBC 館長	克里獵人	事後觀察	向倫敦證明減量配給不是管理失當	館長個人（免責）
奴隸船配給與 Dolben 獎金	1690s–1800s，大西洋	特許公司、議會	被奴役的非洲人	以死亡率為績效指標	「貨物」存活與利潤	船東、種植園、海軍
Quier 接種	1768，牙買加	種植園醫生	約 850 名被奴役者	不同條件下接種	保護種植園資產；回答醫學爭論	歐洲醫學界
金雞納委員會	1866–68，馬德拉斯	管區政府	政府醫院的發燒病患	四種生物鹼比較	以廉價替代品取代奎寧	財政部門
Haffkine 霍亂疫苗	1893–96，孟加拉、阿薩姆	科學家、茶園園主	貧民區居民、茶園苦力	接種組與未接種組	保護勞動力	種植園、殖民政府
Temple 工資	1877，馬德拉斯、孟買	饑荒專員	賑災工地的饑民	不同配給量	壓低賑災支出	財政部門
Vorderman 監獄調查	1890s，爪哇	監獄醫務官	本地囚犯	不同監獄的米種（自然實驗）	米的儲存與採購	營養學、殖民行政
Fletcher 精神病院	1905–07，吉隆坡	殖民醫官	精神病院院民（多為華人）	交替分組	確認腳氣病病因	熱帶醫學
Koch 的 Atoxyl	1906–07，東非	德國殖民醫學	昏睡病患者	不同劑量	保護殖民勞動力	德、英殖民當局
Bilibid 監獄	1906、1912，馬尼拉	美國殖民科學局	囚犯、死刑犯	疫苗、飲食	熱帶醫學研究	美國醫學界
Lomidine 注射	1940s–50s，法屬非洲	法國殖民醫療	村民	全面預防注射	以低成本大規模防治	殖民衛生部門
瓜地馬拉	1946–48	美國公共衛生署	囚犯、士兵、病患	刻意感染後治療	保護美軍	美國
日治臺灣防瘧	1910–44	總督府	高瘧區居民	全面篩檢與強制服藥	以行政網格控制疾病	殖民政府
加拿大營養實驗	1942–52	聯邦政府、營養學者	克里社區、寄宿學校兒童	補充劑組與對照組	營養科學、同化政策	研究者（實際產出有限）

8.9 五個共同模式

問題由帳本設定。 最低配給線、廉價替代藥、米的儲存性、勞動力損耗，研究問題的源頭往往是預算表。
受試者沒有退出選項。 奴隸、囚犯、精神病院院民、寄宿學校兒童，是這些實驗最常見的對象。
行政差異製造出自然實驗。 監獄的採購差異、病房的分配、賑災工地的配給等級，都被拿來當對照。
風險與收益分屬不同人群。 把行政者的問題寫成最佳化：

x min C (x) s.t. m (x) \leq m ˉ, m (\cdot) estimated on S, benefits to B, S \cap B = \emptyset

其中 $C$ 是成本、 $m$ 是死亡或發病率、 $m ˉ$ 是「可接受」門檻；承擔風險的人群 $S$ 與受益人群 $B$ 互不重疊。

實驗結果被制度化成規章。 例如《饑荒法典》的「饑荒工資」、Dolben 法案的獎金函數、Atoxyl 成為標準療法。這和 HBC 的 provision books 是同一種東西：把在身體上試出來的數字，寫成遠端治理的規則。

8.10 HBC 案例在光譜上的位置：退出選項決定一切

放在這張光譜上，Borsk 筆下的 York Fort 反而是一個「失敗的實驗場」。Colen 的牛肉實驗引發抵制，克里獵人可以拒收、可以丟進河裡、可以投奔對手。實驗的代價最後由公司的貿易承擔。可以這樣寫：

Proceed if V_{info} > e \cdot L_{relationship}

其中 $e$ 是受試者的退出能力， $L$ 是關係破裂的損失。當 $e$ 接近零時（奴隸、囚犯、院民、寄宿學校兒童），不等式永遠成立。18 世紀的克里獵人有退出選項，所以 Colen 必須「花錢修補」。到了 1942 年，同一片土地上的克里人已經沒有這個選項。

互惠之所以能約束企業，前提是被支配者還有說「不」的能力。 這是 Borsk 的論文最值得延伸的方向。

九、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9.1 價值主張與檢驗

價值主張	支撐證據	檢驗結果	評等
史料貢獻：首次系統利用 York Factory 的 provision books，重建 12 個冬季的獵獲與配給	圖 1–4；與日誌、信件交叉引用	用文中獨立的「46 天全額配給」回推得 7,728 磅，與圖 3 讀數幾乎吻合，資料內部一致	✅ 站得住
實證主張：雷鳥是冬季幾乎唯一的新鮮肉，需求缺乏彈性	季節圖、白蘭地支出、Colen 書信	我的「每週新鮮肉日數」換算進一步支持；1790 年代子彈用量暴增也吻合	✅ 站得住
方法貢獻：帳本與日誌對讀，揭示帳本外的估價	壞血病、罷工、機會成本論證	具原創性，是全文最有說服力的部分	✅ 站得住
身體作為證據	牛肉「實驗」、外科醫生意見、僕役拒食	現代生理學顯示，牛肉實驗無法證明病因，正好說明它是修辭證據，反而強化作者論點	✅ 站得住，且可加強
互惠解釋供給無彈性	1776、1786 年兩個價格點；1797 年的「乞糧→受雇」軼事	沒有價格與數量的時間序列，無法估計彈性；也有其他可能解釋	⚠️ 證據偏薄
理論主張：修正商品邊疆理論	內陸更貴、價格隨關係浮動	Moore 本人已有「廉價自然的終結」論，認為邊疆的成本會隨時間上升；作者的發現與其說推翻，不如說是為該理論補上企業層級的微觀機制	⚠️ 部分成立，更像精煉而非反駁
長時段解釋：19 世紀轉向乾肉餅和漁場，是為了規訓原住民	1799 年倫敦指示；1821 年漁場紀錄	合理，但北西公司競爭、內陸地理、1821 年合併後的組織重整也是重要驅力，作者只寫了一段	⚠️ 合理但未完成
結論：「控制是衡量食物價值的尺度」	全文綜合	證據支持「控制是關鍵變數」，但不足以證明它是唯一或主導尺度	⚠️ 修辭超出證據

供給彈性的問題值得多說一句。若要主張「價格下跌、供給不減」，需要的是：

ε_{s} = \frac{Δ Q / Q}{Δ P / P} \approx 0

但文中只有兩個時間點的價格。供給不減也可能有其他原因：

冬季缺乏其他生計選擇。
債務綁定。
對白蘭地的依賴。
雷鳥族群剛好處於高峰，獵獲量自然增加。

9.2 值得商榷之處

原住民的聲音全經轉述。 克里人的觀點，例如「牛肉有毒」或「我們有別的管道」，全部透過 Colen 的筆。作者沒有使用克里族口述歷史，也沒有引入克里族自身的法律與親屬概念，來充實「互惠」這個外來的分析詞彙。
Colen 是利害關係人。 1789 年和 1797 年，他都急需向倫敦證明「不是我的錯」。作者在牛肉事件上意識到這一點，但在洪水、帳目錯誤、機會成本等說法上，多半直接採信。
生態變數缺席。 雷鳥有約十年的族群週期，可能比洪水更能解釋 1788–89 年的低谷，以及 1795–96 年的高峰（1795–96 年雷鳥約占在地肉總量八成）。HBC 自己的獵獲紀錄就能重建這個週期，而 Elton 用 HBC 毛皮紀錄建立猞猁—雪兔週期是現成的先例。
量化細節。
- 圖 4 的「one-third and one-fourth less」措辭低估了落差（見 5.5）。
- 1795–96 年的僕役人數是估計值（58 人，但可能多達 72 人），而從圖 3、圖 4 回推的部分年份分母只有 36–47 人，與 Colen 說的「近 70 人」差距不小。人均比較對人數假設很敏感。
- 圖 4 只挑在地肉超過 10,000 磅的冬季，存在選樣問題。
- 圖 1、圖 2 用堆疊式極座標圖，環帶面積與 $r_{22} - r_{12}$ 成正比，外圈（夏季的鵝、鹿）在視覺上會被放大。
註腳小瑕疵。
- 註 57 標示的日期是 1772 年，內容卻在談 Colen 任內，卷號 B.239/a/91 應對應約 1790–91 年。
- 註 20 的 "Periods Shortages" 應為 "Periodic Shortages"。
- 註 10 的 Tough 書名與書目不一致。
- 註 80 有多餘的 "and"。
- 這些不影響論證，但顯示編校仍有疏漏。

9.3 總評

這是一篇小題大作得很成功的論文。它以一種鳥、一座堡壘、十二個冬天，同時連結企業史（會計與遠距控制）、環境史（季節性與資源不穩定）、原住民史（互惠與退出）、勞工史（道德經濟與罷工）四個領域。最紮實的貢獻在方法：證明帳冊必須與日誌對讀，價格才有意義；也證明身體可以、而且曾經被當成會計憑證使用。

它在理論上的野心稍大於證據：對商品邊疆的批評更像精煉；「控制是價值的尺度」這個結論，需要更多跨據點、跨時段的比較才能撐住。但作為一篇期刊論文，它提出了一個好問題，也留下許多可以接手的線頭：生態週期、克里族史料、19 世紀的延續，以及第八節展開的那條從互惠到實驗的長弧線。

結語：帳本記不下的東西

Thompson 問，為什麼這麼溫順的鳥註定成為獵物。Borsk 的答案是：因為在漫長的冬天裡，沒有別的東西可吃。但他真正想說的是後半句：一隻雷鳥的價格，從來不只是一隻雷鳥的價格。 它裡面有獵人在 4 月中後收起獵槍的規矩，有廚師私藏給親信的那一隻，有木匠讀過的揭弊書，有醃牛肉帶來的病痛，也有倫敦董事在帳頁旁畫下的那隻指示手。

當帳本開始想要記下一切，帳本外的世界就成了權力爭奪的戰場。比哈德遜灣更殘酷的地方，是那些連拒絕吃醃牛肉的權利都沒有的人。

Historicizing Real Estate: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Early Colonial Bombay

鄭仕群 — Mon, 19 Oct 2026 16:09:48 +0000

Sukriti Issar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Social Inequalities; CRIS)
Enterprise & Society. 2024;25(4):1241-1263.
doi:10.1017/eso.2023.40

對讀 Danna Agmon, "Failure on Display: The Meaning of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India in Twentieth-Century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Historiograph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ume 91, Number 4, DOI: 10.1086/705902

土地如何變成一張紙：東印度公司孟買的「房地產」誕生、法屬印度的帝國鄉愁，以及全球不動產抵押的殖民算計

1806 年 1 月，孟買在地地主 Miguel De Lima Souza（德·蘇薩）在一份關於果園估價的意見書裡，寫下一句看似平凡的話：一件東西真正的價值，就是你能賣到的價錢。東印度公司官員在內部回覆中譏諷，說在地居民的估價「純屬臆測」，只憑對財產大概能賣多少的模糊印象。然而同一批官員在寫給總督 Duncan 的信裡，卻承認房地產價格確實逐年上漲，而且現值正如德·蘇薩所說，能賣多少就值多少。

伊薩爾用這段前後矛盾開場，引出全文的核心問題：18 世紀末、19 世紀初的孟買，是否已經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房地產」（real estate）市場？ 她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這個時間點比主流史學認定的早了半個世紀以上。

本文的安排如下：

完整介紹伊薩爾的論證，假設讀者沒有讀過原文。
補上作者沒有交代、但能互相照映的背景。
引入阿格蒙關於法屬印度的論文做對讀。
用較大篇幅把「土地被去實體化為信用擔保品」這件事放回世界史，看英美、太平洋、南亞、伊斯蘭世界與東亞各自如何發明、抵抗或利用不動產抵押。
簡評本文的學術價值，並檢驗它站不站得住。

一、論文速覽

項目	內容
時空	東印度公司治下的孟買，約 1714–1814；重心在 1760 年代與 1794–1813 年
核心問題	「作為房地產的財產」（property-as-real-estate）何時、如何在孟買出現？它如何嵌入在地居民與公司的資本累積策略？
主要史料	馬哈拉施特拉邦檔案館（MSA）手稿：轉讓許可請願簿（1750–1772）、Warden《孟買土地權屬報告》（1814）、契據登記簿（1802–1804）、城鎮委員會日誌（1803–1806）；另有《孟買信使報》（Bombay Courier）房產廣告（1794–1813）
方法	質性分析（文書格式、套語、建成環境描述）加上量化分析（價格與面積的相關性）
核心主張	最遲在 19 世紀之交，孟買已有近似現代房地產的市場：有公示與登記制度、專業中介、拍賣等價格發現機制，並與信用市場相連；時人也已把「市場」想像成一個有平均值、趨勢與報酬率的抽象物
關鍵數字	房屋價格與面積的相關係數 0.79；果園（oart）價格與面積的相關係數 0.82

二、作者在跟誰對話？

伊薩爾的論點有明確的論敵。她挑戰的既有說法如下：

既有說法	主張	伊薩爾的回應
Bernard Cohn（1961）	1794/95 年之後，土地才「第一次」成為可在市場買賣的商品	Cohn 談的是農地，但措辭太寬，被後人套用到城市。孟買在 1714/15 年已有登記買賣，1764 年已有制度化的轉讓許可
Mariam Dossal	孟買的「資本主義土地市場」要到 19 世紀中葉才出現	時間應往前推到 18 世紀末
Henry Maine（1862–69 年在印度）	印度土地很少交易、市場價值難以確定，交換多半在親屬網絡內	孟買有公開拍賣，價格有規律
Rajat Kanta Ray；Bishara & Wint	這時期價格「飄忽不定」，契據價格「極不一致」	價格與面積高度相關，沒有脫離面積、地段這些價值錨點
David Washbrook	殖民者將土地商品化的種種做法近乎「鬧劇」	至少在孟買，這不是鬧劇
Faisal Chaudhry 等	公司沒能把土地「釋放」到資本主義市場，反而用宗教屬人法把土地「重新綑綁」	這些結論都建立在農業史料上，城市走的是另一條軌道
Jan Nijman（2000）	即使到 1990 年代，孟買土地仍「很少交易」，因為人們把財產視為祖產	早期殖民孟買反而有活躍的市場

一句話總結：伊薩爾把南亞土地商品化的討論，從「農村與稅制」的軌道拉到了「港口城市與商業」的軌道。

三、判準：怎樣才算「房地產」？

伊薩爾借用巴黎房地產史家 Alexia Yates 的定義：房地產是「土地與建物上的資本主義私有財產」，也是全球經濟中一種特定的資本累積模式。她把這個抽象定義轉成可以在檔案裡檢驗的指標：

指標	意義	孟買的證據
公示與登記的法律制度	讓產權明確，讓競合權利浮上檯面	21 天公告；契據須在秘書處登記，否則無效
專業中介	律師、經紀人、地產經紀	廣告中列名的經紀人、律師、遺產管理人、法警
買賣雙方相遇的場所	價格發現機制	公開拍賣（public outcry）、私下經紀交易
把市場想像成抽象物	平均價、趨勢、報酬率	德·蘇薩的估價論；城鎮委員會計算每平方碼地價
土地與金融工具相連	可流動、可互換、可抵押、可抵債	房產抵押給公司；以 fieri facias 令狀扣押拍賣
價格行為	理性化、標準化	價格與面積高度相關

作者也坦白說明：這裡沒有單一的「冒煙的槍」。房地產市場是靠各種制度與工具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論證的力量來自這些制度彼此交織，而不是某一份關鍵文件。

四、背景速寫：18 世紀的孟買

年份	事件
1668	英國王室以特許狀把孟買轉交東印度公司
1714/15	Warden 報告所載最早的登記買賣：Douglas Burniston 以 600 盧比賣給 Anthony Crommelin（日後 Crommelin 總督之父）
1726	英國議會辯論中的通說認為，英國法是經由 1726 年喬治一世頒發的特許狀引入加爾各答、馬德拉斯、孟買三地；此後的國會立法除非明文點名，否則不適用於這些英屬據點
1750–1772	轉讓許可請願簿
1764	法蒂瑪比比（Fatimabiby）等人的轉讓請願
1798	設立記錄法院（Court of the Recorder），取代市長法院
1794–1813	《孟買信使報》房產廣告
1802–1804	64 份契據登記，其中六成在 1803 年
1803	2 月 17 日城堡內失火，共燒毀 471 棟房屋、5 座兵營、6 處宗教場所
1803–1806	火災後設立城鎮委員會，處理估價、徵收與補償
1814	Francis Warden《孟買土地權屬報告》
1864	總督 Bartle Frere 下令拆除城堡城牆

地理上要記住一條分界：城牆。城牆內是城堡區（Fort），中心有 Bombay Green（今 Horniman Circle），有市集（Buzar）、海關、碼頭、公司與商行辦公室。城牆外是「本地人城鎮」（native town），以及 Girgaum、Chowpatty、Mumbadevi、Malabar Hill，最遠是仍相當鄉村化的 Mahim。

五、論證拆解

5.1 許可（Permissions）：讓「可讓渡」成為一套制度

伊薩爾的第一批史料是一本 1750–1772 年的請願簿，約 150 頁，部分已嚴重損毀。她選了 1764 年的十份請願細讀，也自承這十份未必具代表性。

一份典型請願（1764 年 12 月 4 日）

請願人是法蒂瑪比比，即 Cadjee Mahomed Fuckeer Mahomed been Cadjee 的遺孀及其繼承人。「Cadjee」是 Qazi（伊斯蘭法官）在 18 世紀英文文書中的拼法。
她申請出售城牆內的一棟房屋，買方是 Rustomjee Jogey Maneckjee 等數人，從姓名看多為帕西人（Parsi）。
請願書照例聲明：這棟房產沒有抵押給公司。這句聲明本身就透露，有些房產確實抵押給了公司，公司是在地居民的債權人。
請願書承諾買賣將遵守既定程序。

公司的批覆同樣是套語

須事先發出 21 天公告，讓任何對該房產有主張的人出面。
契據須在秘書處登記，否則「無效」（null and void）。

其他觀察

有些請願申請以「公開叫賣」（at publick outcry，即拍賣）方式出售，因此沒有列出買方。伊薩爾指出，倫敦的不動產拍賣大約也在 18 世紀中葉興起。
請願書很少描述標的物，偶爾提到牛棚、「12½ 間房」；一份鹽田出售請願提到由 vereadores（源自葡萄牙語的地方參事或驗證人）協助。
有一個資訊幾乎每份都有：房產在城牆內還是城牆外。1805 年的稅務官甚至誇張地說，城內房產的價值比城外高「好幾百倍」。

時間點的意義：1764 年早於 1765 年公司取得孟加拉的「財政管理權」（Diwani），也就是一般認為公司鞏固領土權力的時刻。Warden 1814 年報告的附錄更顯示，最早登記的買賣可追溯到 1714/15 年。Warden 也提到，經公司認可的交易有時會把「公共」（公司）財產轉成私產。

作者自己承認的限制：登記雖屬強制，但實際遵守程度不明。19 世紀初有人批評公司「出租公產的制度很鬆散」；1803 年的 Hall 報告則說房屋都以正式契據轉讓並依規登記。執法效力仍是開放問題。

本節小結：可讓渡性（alienability）的前提條件，包括公示、登記與標準化文書，在 18 世紀中葉的孟買已經存在，而且已經官僚化、格式化，不是臨時起意的安排。

5.2 公示（Publicity）：廣告、拍賣與「把房子拿去抵債」

第二批史料是 1794–1813 年《孟買信使報》上三十多則房產廣告。伊薩爾特別註明，這份報紙由公司官員持有，Warden 本人就是股東之一。

廣告的格式

開頭多為「特此公告」（Notice is hereby given），用以滿足出售前須公告的規定。
多數以拍賣出售，偶有「若未先以私人契約售出」的但書。
例如帕西名人 Ardaseer Dady 的遺產分批出售，廣告還列出每批的月租金。這表示賣方在賣的是收益流，不只是建物。
出售原因常是清償債務或籌措資金；經紀人、地產經紀、律師名列其中。

廣告裡的品質信號

加分信號	減分信號
石材與 chunam（石灰灰泥）建造	cadjan（椰葉茅草）屋頂
瓦片屋頂	tatta（竹編）牆、木板
「樓上有房」（upper-roomed）	「樓下有房」（lower-roomed），容易淹水
附屬物：馬廄、車房、倉庫（godown）、「優質井水」	—
「大而知名」「最便利」	—
公寓、出租屋、成排長屋（chall，即今 chawl）	—

最後一項值得注意：多戶建物很可能是為了穩定租金收益而購入的投資物件。

賣的是地還是房？

有些廣告賣的是「空地一塊」；契據中也有一塊房屋燒毀後的地皮賣到 5,450 盧比。可見土地本身就是標的。
土地分兩類：公司的「公共財產」與個人的「私有財產」。但哪些地屬於公司，其實並不清楚。
當時的名冊區分兩種人：「擁有房屋但租用土地」者，向公司繳地租（quit rent）；「擁有土地」者，向公司繳 pension 與稅。例如 Hurjewan Rupchund 擁有一塊地，上面蓋了九棟房屋，包括他自己的。

果園（oart）：這個詞源自葡萄牙語 horto，多位於城外，名稱常以 -waddy 結尾，例如 Dongurwaddy、Gheerwaddy。一則 1800 年的廣告描述 Malabar Hill 附近的 Dongurwaddy：有花園洋房、廚房、馬廄、三口井、一百棵結果椰子樹、一百棵幼樹、芒果與柳橙樹，以及一個大水塘。

「已結果」與「幼樹」的區分，是估算現在與未來產出的依據。
樹能產果實、茅草、木材與棕櫚酒（toddy），而棕櫚酒稅是公司的重要財源。
有的果園裡蓋了出租屋，例如一處有「十三棟大小房屋，住著十三戶印度教家庭、五六十人」。

產權淨化機制：Tackoordass Street 一處房產有人提出「無根據的主張」。公司律師 John Hungerford 暫時保管價款一個月，待爭議釐清後，才把錢交給賣方、把地契交給買方。這就是今天的履約保證（escrow）。

轉手頻率：Warden 記錄了一處原屬公司的產業：先由 Samuel Hough 承租，之後依序轉到 George England 上尉（1761/62）、帕西人 Maneckjee Limjee（1766/67）、秘書 Skipp、Ravenscroft（1779/80），最後在 1780 年賣回公司。二十年內換手五次，而且在歐洲人與在地人之間來回流轉。

最關鍵的發現：fieri facias

許多廣告寫著：「依 fieri facias 令狀，經孟買記錄法院應某某之訴扣押」。

根據 1798 年的英國法律手冊，這是一種舊普通法執行令，命令法警從被告的「動產」（goods and chattels）中變價清償，但不能動「附著於自由保有地（freehold）之物」。換句話說，英國法在無擔保債務面前，通常止步於土地。
但在孟買，依此令狀扣押拍賣的標的包括房屋、果園、宅院（messuages）、出租屋、花園，也就是土地與建物。
伊薩爾的結論是：孟買的城市財產比同時期的英格蘭更具流動性。這接近美洲殖民地的情形，在那裡土地的可讓渡性被視為信用市場發展的必要條件。

伊薩爾也指出一個她無法解開的謎：在孟買動用這張令狀的成文法依據是什麼？是否有國會法令支撐？她只能從實務歸納。到 1855 年，印度立法已明定 fieri facias 同時適用於動產與土地。第七節會為這個謎補上一條線索。

與農村的對照：伊薩爾說，農村土地通常不會因債務而被強制讓渡；公司處理農村信用時，關心的是農民負債、高利貸、暴力討債，以及正式法律管道的缺席。因此孟買在 1800 年前後就用民事法院追討債務，這也把一般認定的時間線往前推了。

5.3 價格（Prices）：兩張散布圖

第三批史料是 1802–1804 年的 64 份契據，六成登記於 1803 年。作者把它們全部數位化並編碼。每份契據都有買方、賣方與價格。

房屋面積原本以碼、呎、catty（10 呎）、covit（1 碼）計，作者統一換算為平方呎。
果園則以 wheel 計，可能與測量輪有關，作者找不到換算方式，因此兩類分開畫圖。

相關係數採標準的皮爾森相關：

r = \frac{\sum _{i} ( x _{i} - x ˉ ) ( y _{i} - y ˉ )}{\sum _{i} ( x _{i} - x ˉ ) ^{2} \sum _{i} ( y _{i} - y ˉ ) ^{2}}

圖一：房屋（r = 0.79）

整體呈上升趨勢。作者據此認為存在標準化的價格與面積比，表示這是由經濟計算、而不是「情感或聲望依附」驅動的市場。
離群值 1：面積不小，卻只賣 225 盧比。這是一棟「樓下有房」的屋子，竹編牆、茅草頂，位於城外果園中，賣方 Lalla Hemchund Banksally 說是受贈而來，買方是 Hormuzjee Dadysett。契據套語寫著「出售、讓與並確認給買方及其繼承人與受讓人」，顯示這是永久、可繼承的轉讓。作者推測低價可能來自建材，也可能是抄錄錯誤，或這筆交易本身嵌在雙方其他的金融關係中。
離群值 2：城堡區市集內的 Parsee Street 40 號，瓦頂、灰泥牆。賣方與買方都帶有「Purvoe」稱號，即 Prabhu 書記種姓，常受雇於公司當文書。這棟房屋價格高，作者認為價格主要反映地價，也就是市集的地段。

圖二：果園（r = 0.82）

作者排除了一個「7 wheels 只賣 5,141 盧比」的案例，理由是可能有抄錄錯誤；若納入，相關係數會降到 0.5。
離群值：半個 wheel 賣到 7,251 盧比，是同面積其他果園的十倍以上。它位於通往 Mumbadevi 的路邊，裡面有四棟出租長屋。另外兩塊半 wheel 的果園在 Mahim，分別只賣 355 和 512 盧比，而且沒有建物。
同為 2 wheels 的三塊果園：Mahim 4,200 盧比、Girgaum 的 Churney（近 Chowpatty）7,601 盧比、Bombay Wood 8,501 盧比。離城堡與本地人城鎮商業中心越近，價格越高。

德·蘇薩的「特徵價格論」：德·蘇薩說，果園的價值取決於位置與土壤；若土壤好、靠近城堡、又臨公共街道，價值會是只算土壤與樹木者的兩倍。伊薩爾指出，這就是都市經濟學的特徵價格模型（hedonic price model），也就是把價格拆解成一組屬性。用今天的寫法大致是：

ln P_{i} = β_{0} + β_{1} ln S_{i} + β_{2} NearFort_{i} + β_{3} OnStreet_{i} + β_{4} Durable_{i} + β_{5} Rental_{i} + ε_{i}

德·蘇薩所說的「兩倍」，相當於「近城堡且臨街」這組變數的係數約為

e^{β} \approx 2 \Rightarrow β \approx ln 2 \approx 0.69

（此式為本文示意，非原文所列。）

5.4 想像（Imagining）：市場作為一個抽象物

回到開頭的爭論。伊薩爾補上了脈絡：

公司為什麼要估價？

公司正在為取得土地、樹木與房屋計算補償金，所以有低估的動機；被徵收的個人則有高估的動機。

雙方的論點

德·蘇薩批評公司用「年金法」（rule of annuity）估價，而不是在地參事慣用的方法。他也指出，公司多年來禁止果園主改良種植園，人為壓低了果園的價值，年金法卻沒有把這筆損失算進去。
公司回應：1803 年大火造成土地稀缺，人為推高了價格，日後必然回落。

伊薩爾的判讀：雙方都把市場當成一個有平均價、有趨勢、會偏離「真實價值」的整體。這正是房地產的典型樣態，而且是一個爭奪中的想像。

城鎮委員會的地價計算（1803）

火災後，委員會想遷出城牆內的居民，於是用過去的成交價估算補償。參照案例是 1786 年售出的 Town Hall：22,600 盧比、909.7 平方碼（8,187.33 平方呎）。委員會假設建物占總價 1/4、土地占 3/4：

p_{land} = \frac{22 , 600}{909.7} \times 0.75 \approx 18.6 rupees / sq yd \approx 2.07 rupees / sq ft

這被視為上限。另一筆交易約為每平方碼 13 盧比，兩者取「中間值」，定為每平方碼 16 盧比。有委員曾親臨第二筆拍賣，說除了「某家族不當施壓」被抵消之外，那是「公平的競價」。可見當時人已經在討論拍賣價格是否反映自由競價。

委員會接著用城外地租與當時 9% 的利率做資本化，得出城內市價比「自然價值」高出 3,800% 的結論，原因是「競逐一件無法增加的商品」。資本化公式是：

V_{natural} = \frac{R}{i}, i = 0.09

若照字面理解「高出 3,800%」，即市價等於自然價值的 39 倍，可以反推出隱含的年地租。以下是本文的反推，原文並未列出；伊薩爾自己也說不清委員會如何得出這些數值：

V_{natural} \approx \frac{16}{39} \approx 0.41 rupees / sq yd, R \approx 0.41 \times 0.09 \approx 0.037 rupees / sq yd / yr

Warden 在 1814 年也拿「金錢的利息」與孟買營造商的利潤相比。伊薩爾據此指出，本地房地產的報酬已經被拿來和其他用錢方式比較，房地產成了公司與官員可選擇的投機管道之一。

5.5 作者的結論

孟買房地產在 19 世紀之交已經成形，比一般認定的時間早得多。
可讓渡權的各個要素都已存在：出售、出租、遺贈、質押、抵押、贈與。
不動產市場與信用市場交織。
在孟買，公司讓土地商品化並非「鬧劇」，公司也沒有阻礙市場。公司或許會阻止某一塊「公司地」進入市場，但繁榮的地產市場符合孟買遠洋貿易的利益。
留下一個開放問題：孟買土地的可市場化，是否意味著公司在當地的主權比通常所認為的更鞏固？

六、本文立論的特色

城鄉分軌：南亞財產史長期被農業研究主導，例如 Stokes、Guha 研究的永久定額制。本文主張城市有自己的商品化軌跡，不能套用農村的結論。
三個 P 的框架：政策（policies）、實務（practices）、價格（prices）三條線交叉檢驗，而不是找一個起源日期或一條關鍵法令。作者明說市場是「逐步累積而成」。
細讀日常微型基礎設施：請願書與廣告的套語，例如「特此公告」「依慣例公告」「出售、讓與並確認」，在作者筆下成為制度化的證據。格式化本身就說明程序已經官僚化。
質性與量化並用：社會學者的方法訓練，在史學期刊中相對少見。
殖民者本身就是市場玩家：與農村不同，這裡的歐洲人直接下場買賣，包括 Crommelin、前總督 Hornby、秘書 Skipp。公司同時扮演地主、債權人、徵收者，也是向在地銀行家借軍費的債務人。
把公司當成「公司」：作者把東印度公司視為現代跨國企業的前身，連結當代房地產在全球化與企業策略中的角色，把今天的議題往前延伸了兩百年。
行動者的多元性：穆斯林遺孀、帕西買家、Prabhu 書記、葡裔在地知識人、英國軍官與文官，在同一個市場裡相遇。
承認制度的不完美：作者沒有把登記制度浪漫化，執法效力與遵守程度都保留為開放問題。

七、作者沒說、但值得補上的脈絡

7.1 fieri facias 之謎：管轄區城市的「準動產」土地

伊薩爾說不清孟買的 fieri facias 為何能扣押土地。英國方面的史料提供了一條可能的線索：

1827 年英國下議院辯論「印度的不動產」時，議員指出一個爭議：英國臣民究竟能否在印度持有「不動產」（real property）？當時已有法官認為，英國臣民手中的這類財產是動產（chattel），而不是不動產。
1855 年印度立法會議的議事錄回顧，1837 年第 20 號法令把相關不動產定性為「準動產」（chattels real）。依英國法，自由保有地原本由法定繼承人承受，而不是交給遺囑執行人。

換句話說，三大管轄區城市長期存在一種法律上的模糊：英國人持有的土地究竟是「不動產」還是「準動產」？ 如果是後者，那麼一張原本只能扣押動產的令狀，在孟買可以伸手到房屋與果園，就不那麼奇怪了。這條線索有助於補強伊薩爾的觀察，但也讓我們想到另一種可能：孟買的「流動性」，部分可能來自殖民地法律定性的模糊，而不只是有意識的市場政策。

7.2 英國本土、北美殖民地、孟買：債權人能不能碰土地？

伊薩爾只在註腳提到美洲。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有啟發性的參照組：

地區	無擔保債權人能否扣押土地	依據與脈絡
英格蘭本土	原則上不能（止於 freehold）	數百年來，無論在不列顛本土或殖民地，債權人都無法用土地清償債務
英屬北美與西印度群島（1732 年後）	可以，奴隸也算在內	英國國會 1732 年通過《較易追償債務法》，要求美洲與西印度群島各殖民地以不動產清償債務，多數殖民地並須由法院拍賣
孟買（約 1800）	實務上可以	記錄法院依 fieri facias 扣押房屋與果園（伊薩爾）
印度農村	通常不行，直到 19 世紀才大規模出現	伊薩爾；另見第十節

1732 年法令的立法目的，序文寫得很直白：英國商人在殖民地追討債務困難，若能改善，將有助於恢復過去英國商人對殖民地「原住民與居民」的放款信用，並促進對殖民地的貿易。法史學者 Naomi Lamoreaux 評論 Claire Priest 的研究時指出，這項法令是國會單方面大幅改寫殖民地（但不包括英國本土）的土地權利：債權人可以為無擔保債務扣押土地，後代原本受英國法保障的權利也被剝奪。

這組對照說明了一件事：在大英帝國內部，「土地可否抵債」本身就是一條區分母國與殖民地的界線。 孟買在實務上站到了殖民地那一側。

7.3 契據文化不是殖民者帶來的

伊薩爾提到，公司借用了蒙兀兒時代的稅務術語、權屬類型與紀錄方式，vereadores 也是葡萄牙時代遺留的制度。蒙兀兒史家 Farhat Hasan 的近著顯示，蒙兀兒印度的法律文書中，已有抵押契（girvi-nama）、買賣契（ba'i-nama）、贈與契（hiba-nama）等類型。所以「孟買在 1714 年就有買賣登記」，更準確的理解或許是：殖民機構在既有的契據文化上，加裝了英國式的公示、登記與強制執行。

7.4 作者本人的另一條研究線：1803 大火

伊薩爾長期研究 1803 年孟買大火。她在相關研究中指出，火後新設的城鎮委員會決定限制建物高度以控制人口密度，並提出補償方案：願意讓城內房屋被拆除者，可到城外價值較低的地塊重建。這個背景很重要：本文的價格資料（1802–1804）與土地想像（1803–1806），正好落在一場災後重建與徵收的高峰期。這一點會在第十一節的檢驗中用到。

八、對讀文本速覽：阿格蒙〈Failure on Display〉

8.1 謎題

1931 年巴黎殖民博覽會上，法屬印度只是英屬印度包圍下的五個小飛地：龐迪舍里（Pondichéry）、卡來卡爾、亞南、馬埃、昌德納戈爾。按經濟、軍事、人口任何指標，它都是帝國的邊緣。但它的展館卻占據顯要位置，與阿爾及利亞、印度支那、法屬西非並列。為什麼一個被時人普遍視為帝國失敗的地方，會得到這樣的禮遇？

8.2 三個論點

「第一帝國」與「第二帝國」之間不是斷裂，而是延續。 史學常以 1789 年大革命或 1830 年征服阿爾及利亞作為分水嶺，但第三共和的殖民官員持續回望 18 世紀。
「失敗」也是帝國的一種修辭。 除了「文明開化使命」的凱歌，還有一條「我們當年哪裡做錯了」的敘事。它之所以對全帝國的行政官有用，正因為那是失敗的教訓。
殖民知識不只研究「他者」，也研究「自我」。 不同於人類學對被殖民者的民族誌研究，法屬印度的史學是對法國自身殖民制度史的挖掘。

8.3 主角：馬蒂諾（Alfred Martineau, 1859–1945）

階段	經歷
訓練	國立文獻學院（École des chartes）出身的檔案與古文書學家，學位論文寫 16 世紀的海軍上將 Chabot（1883 年出版）
政治	布朗熱將軍的門生、愛國者聯盟成員；1889 年當選巴黎第十九區眾議員；1892 年擔任議會「殖民黨」首次會議的秘書並保存會議筆記本
殖民行政	新喀里多尼亞、吉布地、聖皮耶與密克隆、馬約特、加彭、剛果；1910 年到法屬印度，1913–1918 年任總督
學術	法蘭西公學院首任殖民史講座（至 1935），由各殖民地政府出資、殖民部長直接任命；《杜布雷與法屬印度》（1920）獲 Gobert 大獎
機構	1911 年創立法屬印度歷史學會；1913 年創立法國殖民地歷史學會，其期刊一路演變為今日的 Outre-mers: Revue d'histoire

馬蒂諾自述，他在龐迪舍里檔案中看到大量文件因墨跡褪色、紙張碎裂而注定毀滅。走訪杜布雷命運被決定的 Trichinopoly 與蒂普蘇丹戰死的 Seringapatam 時，他所感受到的情緒遠勝於參觀泰姬瑪哈陵。於是他立志搶救文件，為那些「試圖給法國一個帝國」的英雄立碑。

8.4 圈子裡的異聲

Yvonne Gæbelé：學會中唯一的女性，龐迪舍里市長夫人。她花十年寫成杜布雷夫人 Jeanne（娘家姓 Albert，前夫姓 Vincent，具葡萄牙與坦米爾混血背景）的傳記，為她洗刷被阿難陀·朗加·皮萊（Ananda Ranga Pillai）日記和 1892 年 Guët 傳記抹黑的名聲。
迪亞古（Gnanou Diagou）：印度裔律師，自 1935 年起編纂八卷本的龐迪舍里高等議會民事判決。他提出三個保存理由：讓舊家族追溯族譜；讓「年輕的印度教徒」驚訝地看見 18 世紀龐迪舍里的繁榮；讓研究印度教法的人看到西方與印度法律雙向影響。

8.5 1931 年的展演

展館是一座巴黎建築事務所「詮釋並美化」過的「典型印度教住宅」，門口有兩尊大象，分為經濟、工藝、歷史三室。
與非洲村落、柬埔寨展區用真人表演不同，法屬印度館空無一人。
從龐迪舍里運來的 227 件檔案中，有 220 件屬於 18 世紀。內容包括遺囑、婚約、奴隸買賣文書，以及 1728 年杜布雷與兩位同僚簽下的「不在亞非美洲締結正式婚姻」的公證契約。
同年 9 月 21–25 日，馬蒂諾主辦第一屆國際殖民史大會：140 名代表、20 個國家級組織，隔年出版超過 600 頁的書目。
馬蒂諾為博覽會寫的法屬印度史，以一段苦澀的話收尾：1879 年以後，殖民地改由文官治理，在這片狹小的土地上，他們沒有機會做任何政治或經濟上的主動作為。

九、對讀：同一個 18 世紀，兩種帝國用法

兩篇論文分屬不同的歷史子領域：阿格蒙做的是文化史、史學史與記憶研究，伊薩爾做的是經濟史、城市史與資本主義研究。殖民者也不同，一法一英。但兩篇都在處理 18 世紀的印度殖民經驗，也都依賴同一類材料：行政官僚留下的瑣碎文書。

9.1 城市命運的分歧：資本主義引擎與歷史博物館

面向	英屬孟買（伊薩爾）	法屬龐迪舍里（阿格蒙）
18 世紀末的處境	擴張中的港口，土地已高度理性化，接上全球信用網絡	1761 年被英軍攻陷後反覆易手，1816 年後成為被英屬印度包圍的飛地
土地的功能	可流動的資本，可以抵押、拍賣、清償債務	擴張已不可能，城市本身成了「小鎮規模的檔案館」
帝國的時間方向	朝向未來：估算報酬率、預期地價、資本化	朝向過去：搶救、編纂、紀念
行政官的心態	計算補償金、與在地人爭奪估價權	「統治者無可統治」，把時間花在歷史工作上

9.2 同一張紙的兩種生命

這是兩篇論文最有意思的交集。

在孟買，強制登記、公告、拍賣這些繁瑣程序，是為了確保土地可以讓渡，並保障債權人、買家與公司的稅收。文書是資本主義運作的實用基礎設施。
在龐迪舍里，馬蒂諾面對倉庫裡泛黃的判決書與民事登記，痛心疾首地展開搶救。這些 18 世紀的日常行政文書對 20 世紀的法國官員已經沒有經濟用途，卻被提升為證明「法國曾經試圖在印度建立帝國」的神聖遺產。

所以，同樣是一張 18 世紀的契據：在孟買，它是可以拿去抵押借款的金融憑證；在龐迪舍里，它被放進 1931 年巴黎博覽會的玻璃櫃，成為供人憑弔的歷史文物。法國館展出的 227 件檔案裡，甚至有遺囑、婚約與奴隸買賣文書，正好就是伊薩爾那邊會拿去估價、登記、拍賣的同類文件。

9.3 空間的「抽象化」與「劇場化」

孟買：去實體化（dephysicalized）。 土地不再只是長著椰子樹的果園或遮風避雨的屋舍，而是法院裡可以抵債的數字、可以拿來和 9% 利率比較的資本化價值。
法屬印度：超實體化或劇場化。 在現實政治中失去擴張能力之後，法國在巴黎蓋了一座巨大、華麗、卻空無一人的龐迪舍里式宅邸。土地失去了，只好在大都會裡重建一個舞台布景。

9.4 行政官兼史家：Warden 與馬蒂諾

這是伊薩爾沒有點破、但對讀後很明顯的平行關係：

	Francis Warden（孟買）	Alfred Martineau（龐迪舍里）
身分	公司官員，《孟買信使報》的股東之一	總督，兩個學會與期刊的創辦人
歷史著作	1814 年寫成英國治孟買以來的土地權屬史	《杜布雷與法屬印度》等
寫史的目的	實務性的：釐清哪些地屬於公司、哪些屬於私人，以保護公司的財產與稅收	意識形態性的：為「試圖給法國一個帝國的英雄」立碑，供當代殖民者引為教訓
史料取向	從登記簿抄出「財產出售、轉讓或抵押摘要」	從檔案中挑選 18 世紀文件，編成出版品、送往博覽會

兩人都是阿格蒙所說「轉向自我的殖民知識」的實踐者。差別在於，Warden 的歷史服務於產權確權，馬蒂諾的歷史服務於帝國招魂。

9.5 在地中介者的能動性與詮釋權

兩篇文章都打破了「歐洲殖民者單向控制」的印象：

孟買的經濟理論家：德·蘇薩精準地向公司分析地段、土壤、臨街這些估價要素，並批評公司的年金估價法。帕西人與 Prabhu 書記也頻繁參與買賣。
龐迪舍里的見證者與法學家：法國人重建帝國史，高度依賴泰米爾仲介阿難陀·朗加·皮萊的日記；迪亞古在編纂司法檔案時，寫入了「印度教法與歐洲法雙向交融」的觀點，1944 年寫拉利將軍時也以皮萊日記為本。

孟買的在地菁英透過參與市場定價爭取經濟空間的話語權；龐迪舍里的在地菁英透過參與歷史編纂爭取法律與文化史的話語權。

9.6 在地女性：處分權的落差，與男性同盟的規訓

	英屬孟買	法屬龐迪舍里
女性作為主體	1764 年法官遺孀法蒂瑪比比申請出售城內房產，顯示在地女性是能處分不動產的法律與經濟主體，修正了「南亞家產全由男性家長把持」的刻板印象	Gæbelé 1934 年為 Luso-Tamil 女性 Jeanne Dupleix 立傳；她和迪亞古一起構成修正主義視角，挑戰只講「偉大法國男人」的殖民史
結構限制	伊薩爾指出：女性（尤其寡婦）常是賣方，卻少見於買方。她們多半在丈夫或家族長輩過世後，為了清償債務、處理遺產，在法院、遺產管理人或法警介入下處分房產。有處分權，卻缺乏透過市場持續購地累積財富的條件	1728 年三名年輕的公司官員（包括杜布雷）在公證契約中約定不在亞洲、非洲或美洲締結「正式婚姻」，違約者須賠償一顆價值 200 寶塔幣的鑽石。這反映殖民男性階層初期在制度與社交上對在地女性的排斥與工具化
轉折	—	杜布雷 1741 年打破誓約，娶了龐迪舍里出生的 Jeanne

9.7 1760 年代的同步切片

年份	孟買（伊薩爾）	龐迪舍里（阿格蒙）	世界其他地方（補充）
1726	特許狀引入英國法	—	—
1728	—	杜布雷等人簽訂「不婚」公證契約	—
1732	—	—	英國國會通過《較易追償債務法》（美洲）
1742–54	—	杜布雷任總督	—
1753	—	—	清廷以三十年為界區分田產買賣是「活賣」還是「絕賣」
1761	Captain England 購入房產	英軍攻陷龐迪舍里；皮萊日記終止	—
1764	法蒂瑪比比請願出售房產	—	—
1766/67	帕西人 Maneckjee Limjee 購入同一處房產	—	—
1769	—	—	普魯士腓特烈大帝下令設立西利西亞土地信用合作社（Landschaft），次年發行第一批抵押債券（Pfandbrief）
1779/80	房產經 Ravenscroft 回到公司	第二次被英軍圍城	—

同一個十年，孟買的請願簿在格式化地處理房產轉讓，龐迪舍里的法國帝國夢正在瓦解。前者的文件成了資產，後者的文件後來成了遺物。

9.8 方法論對照

	伊薩爾	阿格蒙
學科	社會學、經濟史	文化史、史學史
對文書的讀法	把文書當證據：數據、套語、制度指標	把文書當對象：誰保存、為何保存、如何展示
對「殖民官員」的提問	他們怎麼計算市場？	他們怎麼書寫自己的過去？
隱含的時間觀	「比你以為的更早現代」	「比你以為的更延續」
共同點	都質疑一刀切的斷代（1794 年、1830 年），都主張殖民地的早期經驗形塑了後來	同左

十、專題：世界不動產抵押史，誰在設計「贖回權」，誰在拆掉它？

伊薩爾筆下的「去實體化」，是指土地被轉成可抵債的抽象數字、證券與擔保品。放到世界史裡看，這個過程很少是純粹技術性的「市場進步」。它經常伴隨一種權力配置：缺乏現金與法律知識的人，被放進一個以現金計稅、以文書確權、以法院執行的體系，經由借貸、違約、扣押，最後失去土地。美國 1887 年的《道斯法案》是最常被引用的典型。以下從框架、模型、各地案例依序展開。

10.1 分析框架：抵押制度的四個旋鈕

旋鈕	問題	往「侵吞」方向轉	往「保護」方向轉
可及性	債權人能不能碰到土地？	土地可被無擔保債權扣押	土地豁免扣押（如英格蘭 freehold、埃及五費丹法）
贖回性	債務人能贖回多久？	到期即「流地」、絕賣	無期限或長期贖回（典、質地請戻、bayʿ al-wafāʾ）
可見性	產權如何被記錄？	個人化地契、強制登記，未登記即失權	承認共有、集體、習慣權利
現金壓力	稅與債是否必須以現金支付？	現金地稅、測量費、訴訟費	實物稅、債務減免、利率上限

殖民與現代化國家常見的組合是：個人化地契＋強制登記＋可扣押＋現金稅。四個旋鈕同時轉向侵吞那一側。

10.2 一個示意模型：為什麼「現金短缺＋高利率＋可扣押」會導向喪失土地

以下是本文自擬的示意模型，不出自任何文獻。設農戶起始債務為 $D_{0}$ ，年利率 $r$ ，每年因現金稅與收成不足需新增借款 $s$ ，土地價值為 $V$ ，債權人在債務達到 $λV$ 時聲請扣押拍賣：

D_{t + 1} = (1 + r) D_{t} + s

D_{t} = (D_{0} + \frac{s}{r}) (1 + r)^{t} - \frac{s}{r}

t^{*} = \frac{ln ! ( \frac{λV + s / r}{D _{0} + s / r} )}{ln ( 1 + r )}

取 $D_{0} = 0.1 V, s = 0.05 V, λ = 1$ ：

年利率	每年短缺 s = 0.05V	無新增短缺（s = 0）
9%（孟買城鎮委員會所用利率）	約 10.0 年失去土地	約 26.7 年
24%（農村高利貸常見量級）	約 6.4 年	約 10.7 年

模型想說的只有一件事：只要旋鈕「可及性」打開，「現金壓力」與「利率」就決定了土地流失的速度。 前現代各地社會發明的「贖回權」制度，本質上就是把 $λ$ 拉高，或讓 $t^{*}$ 之後仍可贖回。

10.3 前現代的「贖回權」設計

古代近東

《利未記》第 25 章規定：窮人賣地，近親可代為贖回；本人日後有錢也可按年數計價贖回；若都無力贖回，土地到禧年仍歸原主。但城牆內的住宅只能在出售後一年內贖回。
這和伊薩爾的城鄉二分驚人地相似：城中房屋較早被允許完全商品化，農地則被設計成終究要回到原主手上。

伊斯蘭法

古典法學的擔保形式是 rahn（質押）。《古蘭經》2:283 提到旅途中沒有書記時可用「交付占有的質押」。由於禁止利息（ribā），債權人原則上不能藉質押物收取孳息。
為了在不違反利息禁令下融資，河中地區發展出 bayʿ al-wafāʾ（附買回條件的買賣）。現代研究多將這種契約的出現定在伊斯蘭曆 5 世紀，但也有研究認為其概念在 3、4 世紀的哈乃斐派文獻中已經存在。
鄂圖曼法庭的實務顯示，這種契約同時被用來擔保債務與提供信用。19 世紀的《鄂圖曼民法典》（Mecelle）採納了將它視為有效買賣、附帶買回條款的見解。

中國：典與活賣

民間盛行「典」與「活賣」，賣出後仍可「找價」（要求補貼）或「回贖」。
清廷在雍正八年（1730）才正式承認民間的活賣，並規範找貼與回贖的方式；乾隆十八年（1753）最後定出以三十年內外區分活賣與絕賣的界線。
耶魯法史學者張泰蘇（Taisu Zhang）比較中英兩國後指出，中國習慣法允許債務人無期限回贖，英國抵押則否；他認為原因在於以年齡授予地位的儒家宗族網絡，讓小地主能談到較有利的財產制度，而英國的地位主要歸於富人。伊薩爾在結論中引用了張泰蘇的另一篇文章，正好可以連到這裡。

日本：永代賣、質地與「流地」之爭

日本中世的土地「永代賣」並不等於所有權的完全移轉；一般觀念是，土地賣出後原賣主的「根」仍留在土地上。
1643 年幕府頒布《田畑永代賣買禁止令》，禁止的只是永代賣；附年限的「年季賣」和「本物返」（還錢贖回）都轉化成了「質地」，也就是以抵押之名行買賣之實。
享保改革時，幕府在 1721 年頒布流地禁止令，結果引發質地騷動：1722–24 年越後國頸城郡、1723 年出羽國長瀞村。幕府於 1723 年撤回禁令，此後事實上默許流地。當時民間有「無年季質地請戾」的慣行：只要還得出本金，即使質地已經流掉，仍可贖回。
長瀞村的規模是：債權人 46 人、債務人三百多人，質地證文 320 份。

10.4 歐洲本土：抵押制度起初是用來保護地主的

英文 mortgage 源自古法語「死的擔保」（mort gage）。英國衡平法院在 17 世紀逐步確立「衡平法上的贖回權」（equity of redemption），債務人即使逾期仍可贖回。
如 7.2 所述，英格蘭的無擔保債權人原則上碰不到 freehold。
普魯士的 Landschaft：腓特烈大帝在 1769 年以敕令設立西利西亞 Landschaft，其明確目的就是支撐貴族地主。有一個細節很耐人尋味：提出方案的商人 Büring 曾在阿姆斯特丹當經紀人，熟悉荷蘭抵押公司如何以種植園為擔保，放款給殖民地的地主。殖民地種植園的抵押金融，回流成了歐洲本土的制度創新。

本土與殖民地的不對稱：在母國，抵押制度被設計來保住菁英的土地；在殖民地，同一套技術往往被設計來打開被殖民者的土地。

10.5 大西洋：1732 年法令與奴隸抵押

1732 年法令把土地和被奴役者一起變成債務的清償標的（見 7.2）。美國獨立後，維吉尼亞拒絕延續這項法令，並另立保護不動產免受債權人追索的法律；英國國會後來也在其餘殖民地把奴隸部分從該法中移除。
有學者甚至把 1732 年視為殖民史的轉折點。一位美國研究生在口試中被問到殖民時代的轉折點，回答的不是 1619 年，而是 1732 年，理由是這項法令讓不動產與被奴役者都可用來滿足債權人。
人身也被抵押：Bonnie Martin 分析美國獨立後的八千多份抵押契約，發現被奴役者作為擔保品的貸款占 41%，所融得的資本占 63%。去實體化的極端形式，是把人變成擔保品。

10.6 北美：《道斯法案》與「能力」認證

步驟	內容
1887 年《道斯法案》	把保留地切成私有份地：戶長 160 英畝、其他人最多 80 英畝；聯邦政府以信託方式代管 25 年
「剩餘地」	份地分完後剩下的土地出售給非原住民
1906 年《伯克法》	內政部長可認定某位份地持有人「有能力」，授予公民權與完整所有權，土地也因此開始課稅
加速發放	伯克法施行的第一個十年約發出一萬份完整所有權狀，其中絕大多數份地最後離開了原住民手中；Cato Sells 任印第安事務專員期間，派出「能力委員會」加速發證，並對血統一半以下的份地持有人強制發證
流失途徑	稅捐扣押與被迫賤賣
結果	到 1934 年停止份地政策時，原住民持有的土地從 1.38 億英畝降到 4,800 萬英畝，剩下的土地近半是乾旱或半乾旱地

這是第 10.1 節四個旋鈕同時轉向的教科書案例：個人化（份地）→ 可見化（權狀）→ 可及化（解除信託限制）→ 現金壓力（開始課稅）。所謂「能力」，就是被認定有能力承擔稅與債的風險。

10.7 太平洋：紐西蘭與夏威夷

紐西蘭原住民土地法院（1865）

這個法院把傳統的集體土地轉為個人地權，讓白人更容易購買毛利人的土地；1870 至 1892 年間有 200 萬公頃轉入白人手中，到 1900 年又有 120 萬公頃售出。
法院規定每塊地最多只能登記十位所有人；不肖業者讓賣方背上只能靠賣地清償的債務，「債務陷阱」成為土地投機者的標準手法。
法院只審理已測量的地塊，測量費由毛利地主自行負擔，常吃掉地塊價值的兩成以上；毛利人稱它為「奪地法院」（te kōti tango whenua）。
首任首席法官 Fenton 在 1867 年的報告中寫道：大多數被送進法院的地塊，目的是讓它能賣或租給歐洲人，好籌錢去把其他地塊也個人化。也就是用賣地的錢支付「被迫個人化」的成本。

夏威夷大分地（1848）

大分地在 1848 年 3 月 7 日生效，1850 年的《庫萊阿納法》讓平民可以申請土地，同年 7 月 10 日立法允許外國人持有土地，但許多平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權申請。
1850 年有資格申請的成年男性共 29,221 人，最後只有 8,205 人取得份地。

10.8 南亞農村：當「去實體化」從港口走進農村

伊薩爾說，18 世紀的農地通常不會因債務被強制讓渡。19 世紀情況變了：

1859 年的《時效法》原本是要阻止陳年債權，結果反而加速了農民失地。
1875 年孟買管轄區德干地區的四個縣發生農民暴動，攻擊外來的放貸者；1879 年《德干農民救濟法》（DARA）在這四縣施行，主要目的是減緩殖民當局所見的大規模土地從農民流向放貸者。
1900 年《旁遮普土地讓渡法》禁止農民把土地賣給非農業的放貸者。

諷刺之處：伊薩爾的孟買是「土地自由流通」的成功案例，而同一個管轄區的內陸農村，七十多年後卻要靠立法「限制流通」來平息暴動。英國人在城市打開的旋鈕，到了農村又被迫關上一半。

10.9 伊斯蘭世界：鄂圖曼、埃及、阿爾及利亞

鄂圖曼 1858 年土地法

「米里地」（miri，國有地）上的農民只有使用權。農民不能捐贈這類土地，也不能在上面設定抵押；16 世紀兩位主要權威法學家都否認米里地抵押的效力。
1858 年頒布土地法時，同時發布規章允許在米里地上設定「附回復的轉讓」（ferağ bi'l-vefa），作為抵押的替代品，為耕作者創造信用來源。
這些條款讓生產者可能失去他們才剛取得法律所有權的土地；哈米德時代又成立了以土地為擔保、放款給各省耕作者的鄂圖曼農業銀行。
法國委任統治敘利亞後，法國銀行急於進入抵押業務，但要求先重新界定擔保財產的地位與銀行處分擔保品的權力。旋鈕「可及性」是殖民資本要求打開的。

埃及：從信貸烏托邦到五費丹法

1880 年成立的埃及土地信貸銀行（Crédit Foncier Égyptien）初期因過度投資於被扣押的土地，只能在低迷市場中虧本出售；之後轉向較大的借款人，成為埃及地主階級的盟友。
克羅默在 1902 年成立農業銀行，推廣對貧窮小農的信貸；1912 年基欽納通過「五費丹法」，禁止債權人奪走小地主最後的五費丹土地、房屋與必要的牲畜農具。基欽納的論述援引了他在印度的經驗，而 1907 年的金融危機深刻改變了官方看法。
跨殖民地學習：德干與旁遮普的教訓，經由殖民官員的調任移植到了尼羅河畔。

阿爾及利亞：法國化土地

1873 年的《瓦尼耶法》把集體持有的 arch 地與私人持有的 melk 地拆解，發給個人地契。法國民法典規定共有人不得被迫維持共有，但阿爾及利亞人多以大家族共有土地；有地政委員為一個氏族算出的持分竟是 154,903/406,950。
以 Bône 平原的 Beni Urjin 為例，1846 年敕令、1863 年元老院決議與 1873 年瓦尼耶法被接連施行，構成合法的剝奪；個人地契原本號稱要釐清並便利交易，結果數年內幾乎所有 melk 地都轉入法國人或歐洲人手中。
阿爾及利亞學界的研究指出，1863 年元老院決議的目標之一，就是以個人所有權取代集體所有權，迫使農民賣地。

10.10 東亞：明治地券、臺灣與朝鮮的土地調查

日本明治

1872 年解除寬永以來的永代賣買禁令，同年發放確認所有權的地券；1873 年 1 月頒布《地所質入書入規則》。1881 年起的松方通貨緊縮，讓地主制的土地集中快速而大規模地展開。
佃耕地占總耕地的比例，從明治初年約 30% 升到 1900 年前後約 45%。
1884 年秩父事件，負債農民與自由黨員起事，參與者據說超過一萬人，審判結果包括死刑 7 名。

日治臺灣

總督府在 1898–1905 年進行土地調查，借鑑了日本內地的地租改正與劉銘傳的清賦；以公債買斷大租權，引入個人主義式的土地所有權，但也妥協承認了部分「共有」「公有」形式。
1905 年發布《臺灣土地登記規則》，業主權與贌耕權的取得、喪失、變更都必須登記才生效；1923 年起日本民商法施行於臺灣，贌耕權依內容改編為永佃權或租賃等名目。
1923 年實施《不動產登記法》後，改採登記對抗主義。

日治朝鮮

土地調查事業的目的之一，是確定地籍以確保總督府的地稅徵收；1910 年開始，1912 年改依《土地調查令》，1918 年 11 月完成。
共調查約 1,901 萬筆土地，費用 2,456 萬圓。正式紛爭地約占全部筆數的 0.5%（約 10 萬筆），其中 65% 與國有地有關。到 1918 年底，全國 442 萬町步中，國有地 27 萬町步，日本人持有 24 萬町步。學界對這項事業的評價長期在「收奪論」與「殖民地近代化論」之間辯論。
1908 年成立的東洋拓殖株式會社，業務從移民、地主式農場經營、長期金融，逐步轉為控股公司。從殖民地土地起家的公司走向金融化，這條軌跡與伊薩爾筆下的東印度公司遙相呼應。

10.11 當代回聲：德·索托與「死資本」

祕魯經濟學家 Hernando de Soto 在 2000 年的《資本的祕密》中主張：窮人擁有大量資產，但因為缺乏正式產權，這些資產是「死資本」。祕魯因此在 1996 年成立 COFOPRI 推動大規模地權正式化。這幾乎就是伊薩爾「去實體化」的當代政策版。結果是：

Field 與 Torero（2006）發現，在都市地區發出 120 萬份權狀之後，信用配給仍是微型信貸的核心問題，地權計畫的成長效果可能被嚴重高估。
1998 年利馬獲得 COFOPRI 權狀的 70,725 戶中，只有約 34% 取得任何形式的融資。

10.12 總表：「算計」的光譜

類型	主要算計	代表案例
A. 刻意的土地移轉工具	以個人化與可讓渡為手段，把原住民土地轉給移民或國家	道斯法案與伯克法、紐西蘭原住民土地法院、阿爾及利亞元老院決議與瓦尼耶法
B. 債權人與宗主國商業利益	恢復宗主國商人對殖民地的放款信心	1732 年《較易追償債務法》、孟買 fieri facias、法國委任統治敘利亞的抵押改制
C. 財政與稅基	確定地籍以保證地稅，信用效果是附帶的	明治地租改正、臺灣與朝鮮土地調查
D. 菁英的資本化	讓既有地主更容易融資	普魯士 Landschaft、埃及土地信貸銀行後期
E. 事後修補與逆轉	失地引發暴動或危機後，再關上旋鈕	1722 年流地禁止令、德干農民救濟法（1879）、旁遮普土地讓渡法（1900）、五費丹法（1912）、美國印第安重組法（1934）
F. 前現代的防護設計	讓贖回權長期存在，把土地綁回原主	《利未記》禧年、中國典與活賣、日本質地請戾、bayʿ al-wafāʾ

伊薩爾的孟買主要落在 B 與 D：債權人得以伸手到房屋，城市菁英（帕西商人、公司官員）得以把房產當投資。但她的史料裡也有 A 的影子：火後的徵收與遷離、公司壓低補償的動機、寡婦在法警介入下出售房產。

十一、點評：學術價值與檢驗

11.1 學術價值

把問題問到對的地方：把南亞土地商品化的討論，從農村與稅制拉到港口城市與企業，補上城市財產史的空白。
史料開發：首次系統數位化 1802–1804 年契據登記簿，並結合請願簿、報紙廣告、委員會日誌，為後續研究建立了可用的資料基礎。
跨學科方法：把房地產史（Yates）、企業史（Stern 的「公司國家」）、法律史（Priest 的可讓渡性研究）與社會學的量化方法，帶進南亞史。
把公司當企業研究：東印度公司不只是主權者或稅務機器，也是地主、債權人、債務人與投機者。這為「企業與房地產」的長時段研究提供了一個前例。

11.2 檢驗：這些主張站得住嗎？

主張	支撐強度	理由
① 時間線往前推	部分成立	相對於「殖民土地商品化始於 1790 年代農村」的說法，證據有力。但 Cohn 談的本來是農地，作者自己也承認；而蒙兀兒時代已有買賣、抵押、贈與契據，葡萄牙時代也有 vereadores。比較精確的說法是：殖民機構在既有的契據文化上加裝了英式的公示、登記與執行，而不是「市場從無到有」
② 價格已經理性化	方向可信，強度有限	見下方三點
③ 時人已有抽象的市場想像	相當成立	城鎮委員會的每平方碼地價、資本化與利率比較、德·蘇薩的特徵價格論，都是直接證據。但這些想像主要出自公司官員與少數葡裔知識人，未必代表一般買賣者
④ 土地與信用市場整合	成立，但機制待釐清	以 fieri facias 扣押土地的廣告證據清楚。但作者也承認法源不明。第七節所補的「準動產」爭議顯示，這種流動性可能部分來自管轄區城市特殊的法律定性，而不只是政策設計
⑤ 公司沒有阻礙市場	需要保留	作者自己的史料顯示，公司禁止果園主改良種植園、在估價上有壓低動機、火後試圖遷出城內居民。公司既是市場的建造者，也是操縱者

關於主張 ②，有三個問題：

樣本小：64 份契據中，能畫進圖的只有一部分。依圖目測，房屋約 11 點、果園約 17 點。用以下公式檢定，

t = \frac{r n - 2}{1 - r ^{2}}

房屋 $t \approx 3.9$ 、果園 $t \approx 5.5$ ，統計上顯著。但果園只要納入一個被排除的案例， $r$ 就從 0.82 掉到 0.5，對單一觀察值非常敏感。

「總價與面積相關」是很寬鬆的檢驗：即使不是市場交易，大塊地通常也比小塊地值錢。依圖目測，房屋的單價（每平方呎盧比）從離群值 1 的約 0.1 到最高約 4，即使排除離群值 1，仍相差約二十倍。這更像是「地段與建材主導、面積只是背景變數」的市場。較有說服力的檢驗應是以單價為依變數、控制地段與建材的特徵價格迴歸，但這需要更多資料。
取樣期間特殊：六成契據集中在 1803 年，正是大火後土地稀缺、公司自己說「價格被人為推高」的年份。這批價格未必代表常態。

其他保留：

代表性：請願只取 1764 年的十份（作者自承）；廣告來自公司官員持有的英文報紙，可能偏向拍賣、債務清償與英文讀者圈。
規範性的沉默：本文用「理性化」「流動性」「可讓渡性」這類偏中性、甚至正面的詞彙描述市場。但同一批史料也能讀出另一面：寡婦在法警介入下出售房產、債權人透過法院扣押房屋、公司在估價與徵收中占據不對稱的位置。第十節所整理的世界史顯示，「去實體化」常常是剝奪的前奏。伊薩爾為這種讀法留下了史料，但沒有往這個方向深入。

11.3 總評

弱版本主張：18 世紀末的孟買已存在一個制度化、可交易、與信用相連的城市不動產市場。證據充分，站得住。
強版本主張：這已經是「現代意義的房地產」，價格是「理性化、標準化」的。方向可信，但量化證據的強度不足以完全支撐。

本文最大的貢獻，是讓「殖民地城市作為早期資本主義房地產的實驗場」成為一個可以被檢驗的命題，並開出了史料清單。下一步研究需要更長的價格序列、單價分析，以及與蒙兀兒時代契據、同期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的系統比較。

結語

1806 年德·蘇薩說，東西的真正價值就是能賣到的價錢。這句話在孟買是一種市場宣言，在龐迪舍里卻像一句輓歌：那裡的法國人已經沒有東西可賣，只能把舊文件裝進玻璃櫃。

把兩篇論文放在一起讀，會看到 18 世紀殖民文書的兩種命運。一種被做成資產，在法院、拍賣場、銀行之間流轉。另一種被做成遺物，在學會、期刊、博覽會之間供奉。再把視野拉到世界各地的抵押史，會發現「土地變成一張紙」從來不只是技術進步。它取決於誰能碰到那張紙、誰能把它贖回來、誰被要求用現金償還，以及誰在設計這套規則。

Conveying Certainty: Writing About the Future in French Long-Distance Trade Merchants’ Correspond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鄭仕群 — Sun, 18 Oct 2026 16:05:22 +0000

Elisabeth Heijmans (University of Antwerp)
Enterprise & Society. 2026;27(3):934-956.
doi:10.1017/eso.2026.10120

對讀：
Almbjär M, Olofsson S. Swedish Copper, Spanish Hulls: Hans Jacob Gahn, a Global Arms Race, and Consuls’ Economic Impact (1780–1784). Enterprise & Society. 2025;26(4):1215-1241. doi:10.1017/eso.2024.46

銅板、白銀與篤定的信：同一座港口，相隔四十年

1780 年 1 月 16 日，西班牙海軍上將 Lángara 在聖文森角外海看見英國艦隊，判斷寡不敵眾，轉舵逃回加的斯（Cádiz）。結果包了銅皮的英國艦隻一路追上，從午後打到午夜過後，俘虜了包括旗艦在內的四艘西班牙戰艦。後世評論普遍認為，英軍獲勝不只靠船多與 Rodney 下令全速追擊，船底光滑、不長藤壺的銅殼讓他們跑得比技術落後的西班牙艦隊快。這場「月光之戰」（Moonlight Battle）就發生在加的斯港外。

同年 10 月 3 日到 11 月 8 日，瑞典中部 Avesta 銅廠的六位鍛工師傅輪番為同一張訂單趕工，完成 2,908 張、約 18.1 公噸的薄銅板。訂單主人是瑞典駐加的斯領事 Hans Jacob Gahn，貨要送到西班牙海軍的 La Carraca 造船廠。

把時間往前推四十年，同一座加的斯城裡，法國商行 Verduc & Vincent 正寫信給馬賽的 Roux 兄弟。他們擔心直布羅陀的英國艦隊會讓運銀船隊延誤，信裡卻充滿「我們將會匯款」「白銀將持續稀缺」這類語氣篤定的句子。

這兩篇論文刊在同一本期刊，處理同一座港口、同樣以英西戰爭為背景，問的也是同一個問題：商人在未來高度不確定時如何行事。領事篇看的是「做了什麼」，包括合約、船期、保證人與分包商；書信篇看的是「說了什麼」，也就是書信裡談論未來的語氣。兩篇對照著讀，彼此的空白剛好可以互補。

一、兩篇論文速覽

項目	領事篇（Almbjär & Olofsson）	書信篇（Heijmans）
研究對象	瑞典駐加的斯領事 Hans Jacob Gahn（1748–1800）	三組寫信給馬賽 Roux 兄弟的法國商人
核心時段	1780–1784（背景可溯至 1771）	1735–1742
戰爭背景	美國獨立戰爭（西班牙 1779–1783 參戰），作者稱為「海軍軍備競賽」	詹金斯耳朵戰爭（1739–）、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
主要史料	公證文書、Avesta 銅廠生產帳、出口獎勵金登記簿、松德海峽關稅資料庫、第三方書信（Gahn 本人的相關書信已佚失）	Roux 檔案中的「來信」（約 75,000 封中選三組，共 272 封）
方法	微觀史（microhistory）＋多源史料拼接	系統編碼（每組前 30 封）＋全文細讀
核心論點	領事職位（而非單純人脈）是 Gahn 拿下並執行合約的關鍵；領事兼承包商可以大幅改變貿易流向	商人書信談未來時，八成以上用的是低不確定性的語言；「不確定」主要出現在權力關係與貿易週期被打斷時
關鍵數字	1781、1783、1784 三年共約 370 噸銅輸往西班牙，其中 354.4 噸為船殼薄銅板	630 則「未來陳述」中，507 則（80.5%）被歸為低不確定性

二、領事篇：一位領事如何扳動一條跨國商品鏈

2.1 問題意識：領事到底有沒有「經濟功能」？

作者先整理學界對領事經濟角色的兩派看法：

肯定派認為領事建立長途貿易所需的信任，透過報告與書信提供情報；英法交戰時負責交涉被扣押的船隻、貨物與水手。
否定派舉了幾個反例：加的斯的熱那亞商人寧可歸化西班牙籍，也不倚賴領事；瑞士人根本沒有領事；法國領事在西班牙全力捍衛特權，仍擋不住西班牙官方削弱法商的決心；也有研究把領事看成尋租者，或最多是「次佳的公共財提供者」。

作者認為結論分歧有四個原因：

距離遙遠，母國難以監督，領事的個人特質影響很大。
沒有多邊條約規範，各港口的法律與商業條件差異很大。
不同語言的研究彼此缺乏對話。
最關鍵的一點：研究者多半只把領事看成「幫別人做生意的人」，忽略了領事自己當承包商、企業家的案例。

前人並非完全沒注意到這類案例。瑞典駐阿爾及爾領事經營火藥廠，駐突尼斯領事賣大砲給當地統治者（bey），駐薩丁尼亞領事經營礦場。最接近本文的是 Klemens Kaps 對神聖羅馬帝國駐加的斯領事 Paolo Greppi 的研究。作者指出 Kaps 有兩點沒處理：一是商品鏈的實際物流與協調，二是跨國脈絡中同時進行的多重結構因素。

2.2 方法：用一筆交易看大結構

作者採用微觀史方法，借用 Giovanni Levi「縮小觀察尺度」與「讀到頁面邊緣之外」的說法，從瑞典與西班牙共十一個檔案館拼湊資料。他們也預先回應「五年的案例有何代表性」的質疑：正因為這筆生意來得快、去得也快，領事對出口量的影響才看得清楚。

一個不能忽略的限制是：Gahn 關於這筆合約的通信沒有留下來，商務部（Kommerskollegium）與礦業部（Bergskollegium）的檔案裡也查不到合約紀錄。所以全文很多地方屬於「從脈絡推論」。

2.3 市場條件：需求突然出現，供給剛好到位

需求面：1770 年代英國海軍改用銅板包覆船殼，可以防船蛆、減少保養並提高航速。1780 年代初英國奴隸貿易商也跟進，市場因此暴增。西班牙過去避免進口銅，這時若不想在軍備競賽中落後，就必須進口。

供給面：

因素	內容
運力	瑞典法律規定出口必須用瑞典船，往南歐的直接出口正在增加
產量	政府大力投資，年產量由 750 噸升到 1,200 噸
釋出量	國內銅幣鑄造減少，更多銅可以出口
政策	政府提供出口獎勵金
和平	瑞典到 1788 年才再度參戰，戰爭通常會打擊銅出口

1780 年代初，葡萄牙進口了 70 噸瑞典銅，法國 427 噸，西班牙約 370 噸。葡、法向來就買瑞典銅，西班牙則幾乎是從零開始。

2.4 Gahn 手上有哪些資本

資本類型	具體內容	在合約中的作用
家族與產業網絡	祖父創辦鐵廠，祖父與父親都是地方官員；兩位姊妹嫁給工廠主；兄長 Johan Gottlieb Gahn 自 1770 年任職於法倫（Falun）並進入礦業部；另一兄長 Henric 是海軍醫生	讓訂單在銅廠取得優先，也構成出口獎勵金網絡
職業訓練	1771 年到加的斯後先在 Rey & Brandenburg 商行工作，這家商行專營殖民貿易、海軍物資，也放款給船長，並直接與西班牙海軍往來	學會如何組織政府採購的商品鏈
在地人脈	副領事 Hagström（1777–78 年代理 Gahn 職務）、俄國領事 Brandenburg（擔任 Gahn 婚禮證人）	擔任融資保證人；Brandenburg 的兄弟 Henrik 在斯德哥爾摩參與出口
領事職位	1773 年獲任：前任 Dreyer 因失職被召回，Hagström 因捲入糾紛出局，Brandenburg 身兼俄國領事不宜任用	每艘入港的瑞典船都由他或助手接待，多數瑞典船用他當佣金代理人，資訊因此源源不絕
與地方政府的關係	加的斯總督、海軍監督官（intendant）	能掌握 La Carraca 的物資進出狀況
國家背書	瑞典鼓勵領事經商，領事若找合夥人還須報告母國，加的斯領事館的商業活動在設計上就與瑞典王室連結	與西班牙政府談判時增加信用份量
個人聲譽	長期與植物學家 José Celestino Mutis 通信；漢薩領事稱他與丹麥領事比律師可靠；1775 年獲推薦、1794 年瑞典公使稱讚他	讓各方願意信任他

作者特別指出 Gahn 很早就布局了：1775 年他已運過一小批銅板到西班牙，1776 年的信也提到一批特別訂製、在加的斯賣得好價的加工銅，可能是給海軍的樣品。1777–78 年他回瑞典休長假，申請理由是「結識從事外貿的同胞」，完全沒提銅。

2.5 商品鏈全程：從法倫礦坑到加的斯船塢

環節	地點	時間或規模	關鍵人物與機制
採礦、冶煉粗銅	Falun	2–5 個月，視礦石品質與礦工技術而定	礦業體系；兄長 Johan Gottlieb
精煉、鍛壓成板	Avesta（東南約 60 公里）	1780/10/3–11/8 完成 2,908 張、127 skeppund ≈ 18.1 噸；軋機 1781 年底完工，產速幾乎加倍	讓廠方把全部鍛工集中在 Gahn 的訂單上
內陸運輸	Avesta → Västerås → 斯德哥爾摩	約 10 天	—
等待解凍	斯德哥爾摩	波羅的海冰封，1780 年那批要等到 1781 年	季節造成的瓶頸
海運	經松德海峽到加的斯或費羅爾（Ferrol）	約兩個月；1781 年 6 月 Carl Brandt 的船載 500 skeppund 通過海峽	Pomp、Tottie & Arfwedsson 安排船隻
卸貨糾紛	加的斯	船長 Pålsson 要求先付修船費才肯卸貨	Gahn 取得禁令，禁止他變賣或典當銅貨
融資	加的斯公證處	1781/2/15 申請 500 擔（quintal）貨值一半的預付款；7/3 再申請 1,500 擔的一半	Hagström 擔任主保證人（fiador principal）；同年 10 月改由法國大商行 Magon Lefer Hermanos 的老闆 Gervinais 擔保

全程至少要六個月，資金一直被貨物占住，這正是長途貿易「不確定性」的實際樣貌。

2.6 重組與收場（1782–1784）

1781 年之後，Gahn 調整自己在鏈上的位置以降低風險：

不再親自下單，公證紀錄中也不再出現他向西班牙國庫申請預付款。
斯德哥爾摩批發商 Pomp 負責小訂單，用自己的船運到費羅爾。
礦業部高級官員 Samuel Sandels 負責大訂單，經 Tottie & Arfwedsson 運到加的斯。讓礦業體系的關鍵人物直接參與，等於保證工廠會優先生產。Sandels 於 1784 年 3 月過世後，由兄長 Johan Gottlieb 接手。
與昔日競爭者、帝國領事 Greppi 簽分包合約：由波希米亞礦區經的里雅斯特（Trieste）供應 2,500 擔，占 Gahn 1783 年總配額的三分之一。
1782 年 1 月 1 日發出商業通函，宣布業務大增，與親戚 Carl Olof Christiernin（已在加的斯八年）合組 Gahn & Cía。

出口數字如下（依附錄一）：

年份	1781	1782	1783	1784	1785	1786
輸往西班牙（噸）	71	3.7	191	108	5.7	10

71 + 191 + 108 = 370 t, \frac{191}{1200} \approx \frac{1}{6}, \frac{108}{1200} \approx \frac{1}{12}

也就是說，1783 年瑞典全國銅產量約六分之一流向 Gahn 經手的西班牙合約。合約在 1784 年失效，原因不明。可以確定的是，1783 年西班牙曾抱怨船殼出現腐蝕，樣品被送回瑞典檢驗。作者提醒，金屬包覆船殼本身就很複雜，不能直接推論是銅板品質出問題才導致合約終止。

2.7 作者結論

Gahn 同時具備三種身分：代表瑞典國家利益的人、能進入瑞典礦業體系的經營者、嵌入加的斯在地網絡的商人。少了任何一種，他的成功都說不通，而把三者串起來的是領事職位。作者因此主張，學界可能低估了近代早期領事連結產地與市場、加速全球貿易的能力。

2.8 用數字檢查一下（筆者補算）

(a) 銅板厚度是否符合船殼包覆用途？

m = \frac{18 , 100 kg}{2 , 908} \approx 6.22 kg, A = 65 \times 19 in^{2} \approx 0.797 m^{2}

t = \frac{m}{ρ A} = \frac{6.22}{8960 \times 0.797} \approx 8.7 \times 1 0^{- 4} m \approx 0.87 mm

若改用瑞典英寸（約 2.474 公分）計算，厚度約 0.92 mm。不論哪種單位，都落在「薄銅板」範圍，與船殼包覆用途相符。（附帶一提，論文的換算隱含 1 skeppund ≈ 142.5 kg；瑞典舊制重量單位依用途有好幾種標準。）

(b) 354.4 噸大約夠包幾艘船？ 有英國估算指出，當時一艘典型艦船約需 11 噸銅皮：

N \approx \frac{354.4 t}{11 t/ship} \approx 32

實際數字會隨船型浮動，數量級約是二、三十艘主力艦。這可以說明這筆交易對西班牙海軍的份量。

(c) 1783 年的配額吻合嗎？ 以卡斯提亞擔（quintal）約 46 公斤計：

Q_{1783} = 3 \times 2, 500 = 7, 500 qq \approx 345 t, \frac{191 + 115}{345} \approx 89%

瑞典當年出口加上 Greppi 分包量，約達配額的九成。兩組不同來源的數字大致對得上。

三、書信篇：商人怎麼「寫」未來

3.1 問題意識：未來史研究的一塊空白

歷史學談「未來」，多半跟著 Koselleck 研究菁英對遙遠未來的構想，例如末世論、烏托邦或啟蒙哲學。Heijmans 改用 Peter Burke 的區分，把焦點放在「實務上的近未來」，也就是商人下一季要做什麼。她借用 Knight 對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區分，以及 Wadhwani「創業想像」的概念，提出一個簡單但過去沒人系統回答的問題：

商業史常說長途貿易充滿不確定性，但商人自己寫信時，真的把這種不確定寫出來了嗎？

3.2 史料與樣本

Roux 兄弟商行在 19 世紀初破產，來信被馬賽商會查扣，因此保存完整（約 75,000 封、900 位通信者）。作者從中挑出三組，讓三組都寫給同一個收件人、在同一段時期：

寫信者	據點與行業	信件數與年份	與 Roux 的權力關係
Françoise Datour	聖馬洛，鱈魚與糖；1739 年丈夫過世後接掌商行	93 封，1739–1740	依賴：Roux 替她在馬賽賣鱈魚、找回程貨，也借錢給她
La Fontaine Le Bonhomme	聖馬洛，鱈魚（Datour 的亡夫）	101 封，1735–1739	依賴
Verduc & Vincent	加的斯，西屬美洲白銀（piastres）	78 封，1737–1740	平衡：互為代理，而且 Roux 欠他們錢

3.3 方法：一個 2×2 矩陣

作者把每組前 30 封信中明確指涉未來的句子挑出來，稱為「未來陳述」（future statement），再依兩個維度分類：

	低不確定性	高不確定性
低控制	預測（Predictions）	希望與恐懼（Hopes & Fears）、意見（Opinion）
高控制	計畫通知（Notification of plans）、指示（Instructions）、請求（Requests）	決策（Decision making）

「指示」與「請求」的差別在於寫信者自認的地位：指示代表寫信者知道得比對方多，對方應該照辦；請求則是比較客氣的拜託，有時對方掌握的資訊反而更多。

3.4 量化結果（筆者依論文表三重算百分比）

類型	Datour	La Fontaine	Verduc & Vincent	合計
希望與恐懼	14（8.3%）	45（24.9%）	18（6.4%）	77（12.2%）
意見	7（4.1%）	9（5.0%）	16（5.7%）	32（5.1%）
決策	9（5.3%）	4（2.2%）	1（0.4%）	14（2.2%）
預測	37（21.9%）	31（17.1%）	70（25.0%）	138（21.9%）
指示	26（15.4%）	25（13.8%）	45（16.1%）	96（15.2%）
請求	48（28.4%）	44（24.3%）	46（16.4%）	138（21.9%）
計畫通知	28（16.6%）	23（12.7%）	84（30.0%）	135（21.4%）
低不確定性小計	139（82.2%）	123（68.0%）	245（87.5%）	507（80.5%）
總計	169	181	280	630

從表中可以讀出三件事：

三人談未來的頻率幾乎一樣，每萬字約 172–183 則。
依賴 Roux 的鱈魚商最常用「請求」；與 Roux 關係平衡、又是債權人的 Verduc & Vincent 最常「通知自己的計畫」。語氣反映的是權力位置。
希望與恐懼合計只占一成多，但 La Fontaine 一人就占了近四分之一，個別差異其實很大。

3.5 質性發現

(1) 恐懼總是跟著貿易週期出現。 鱈魚業要銜接兩個週期：北大西洋的漁季，以及地中海的銷售季。前往 Grande Baye 漁場的船要在 4 月 4–5 日離開聖馬洛，比去 Petit Nord 早大約一個月。1741 年 1 月船還沒回到馬賽，Datour 就寫信說擔心趕不上 Grande Baye。她筆下的「我希望」，往往是焦慮的另一種說法。

(2) 同一場戰爭，兩種反應。 Verduc & Vincent 擔心英西衝突延誤運銀船隊；Datour 則樂見戰爭，因為英國鱈魚被禁止輸入西班牙，競爭會減少，價格可望上揚。

(3) 決策與備案。 Datour 原本想派船去馬丁尼克，又擔心糖的回程獲利不夠，認為那是承擔不起的冒險（ce qu'on ne peut hazardé）。1742 年她籌劃一次劫掠西屬美洲船隻的「計畫」，要求 Roux 保密，以免同業跟進把裝備價格抬高。後來還是因為競爭太激烈而放棄，改回「最初的計畫」：派船去加的斯。

(4) 預測展現專業。 Verduc & Vincent 預測運銀船延誤會讓匯率維持高檔，因為白銀會持續稀缺；Datour 在戰爭前夕判斷糖可以趕在宣戰前賣出好價。預測的內容無法控制，語氣卻很篤定，作者認為這是商人在通信對象面前展示判斷力的方式。

3.6 作者結論

這些商人並不是一直活在不確定之中；就算心裡不確定，也不希望讓收信者感受到。不確定性的來源也不只戰爭、天候與海難，還包括對方會不會照自己預期行事。書信的功能，是替雙方搭出一個可以據以規劃的「確定性框架」，至少在文字上如此。

四、對讀：交集、互補與張力

4.1 結構上的對照

面向	領事篇	書信篇	對讀後的觀察
證據的類型	有行動，缺少本人的話語（Gahn 的信已佚失）	有話語，缺少後續結果（來信無法驗證是否兌現）	兩篇的缺口剛好相反
降低不確定性的方法	制度與金融手段：公證保證人、分包、家族代理、拉礦業官員入局	語言手段：請求、指示、通知、預測	一篇偏「做」，一篇偏「說」
信任從哪裡來	國家背書加上公證契約	長期反覆往來的通信關係	信用機制有兩種不同來源
權力不對等	Gahn 藉國家身分，對西班牙王室與瑞典銅廠都有籌碼	Datour 依賴 Roux；Verduc & Vincent 是 Roux 的債權人	權力位置會決定語氣與策略
時間瓶頸	波羅的海冰封、至少六個月的生產鏈	北大西洋漁季、運銀船隊的年度週期	兩邊都受季節節奏限制
戰爭的角色	戰爭創造需求（買方急需）	戰爭擾亂週期，但也可能帶來機會	同一場英西衝突，對不同行業意義不同

4.2 三個互補之處

一個是語氣，一個是行動。 書信篇顯示商人在紙面上傾向表現篤定；領事篇則顯示，要讓這種篤定站得住，背後需要保證人、分包商與家族網絡支撐。Gahn 若寫信給西班牙海軍說「銅板將於春季抵達」，那句話有沒有份量，取決於 Hagström 是否在公證處簽字作保。
加的斯是「汞—白銀—銅」三種金屬交會的地方。 Verduc & Vincent 引頸期盼的 assogues，西班牙文寫作 azogue，意思就是汞（水銀）；Almadén 與 Idrija 兩大汞礦見證了歐洲與美洲之間跨越數百年的汞貿易。所謂「汞船」載汞到新西班牙，用於白銀的汞齊化冶煉，回程再載白銀。四十年後，Gahn 的對手 Greppi 也想爭取供應西班牙海軍「銅與汞」的合約；學界已有研究探討Idria 汞礦與義大利商人在早期全球化中的角色。兩篇論文其實落在同一條金屬供應鏈的兩端。
「說得篤定」與「做得到」之間有落差。 書信篇的核心發現是商人在語言上展現控制感；領事篇則記錄了現實如何不受控：Pålsson 拒絕卸貨，貨物延誤，1783 年出現腐蝕抱怨，合約突然失效。兩篇合讀，更能看出語言上的確定感作為一種「社會技術」，與它試圖管理的那個混亂世界之間的距離。

五、作者沒說、但值得補進來的背景

5.1 西班牙急需銅板的直接原因：一場真實的戰爭

領事篇用「軍備競賽」描述需求，但沒有明確指出當時西班牙正在打仗。補上時間軸後，事情清楚得多：

年份	事件
1761	英國護衛艦 HMS Alarm 進行首次銅皮包覆試驗
1766	Alarm 號的鐵螺栓狀況太差，銅皮被拆除
1778	美國獨立戰爭正激烈，英國海軍開始為全艦隊包銅
1779	西班牙對英宣戰，開始圍攻直布羅陀
1780.1	月光之戰：Rodney 艦隊前往解救被西班牙圍困的直布羅陀途中，追上 Lángara 的分艦隊
1780.8	武裝中立同盟成立（見 5.2）
1780.10–11	Avesta 為 Gahn 趕製第一大批銅板
1783.9	《巴黎和約》簽訂，戰爭結束
1783.12	英方找到合適的銅鋅合金螺栓，開始替所有艦船換螺栓，直到 1786 年 8 月才完成
1784	Gahn 合約失效
1785	瑞典銅輸西班牙量幾乎歸零

由此可以補充兩點：

西班牙為什麼不向英國買銅？ 英國本身就是銅產大國，但國會曾通過法案，授權政府禁止銅出口，以確保本國海軍的銅皮供應。敵國當然買不到。這解釋了為何西班牙轉向瑞典與哈布斯堡。
1783 年的腐蝕抱怨可能不是瑞典銅的問題。 英國海軍自己也被同一問題困擾：鐵螺栓遭電化學腐蝕，一艘戰列艦水線下有數千根大型鐵螺栓。銅皮與鐵螺栓在海水中形成原電池，是當時各國海軍的共同難題。作者對腐蝕原因保持審慎是對的，這段背景可以支持他們的保留。

5.2 中立國船運的國際法保護

Gahn 的銅板由瑞典船運送，而瑞典當時是中立國。第一次武裝中立同盟於 1780 年 8 月由俄國、丹麥—挪威與瑞典組成，目的是集結船隻組成護航隊，並宣告其貨物不屬於違禁品；英國不接受這項主張，而與英國交戰的西班牙則承諾尊重同盟的中立。

這帶出兩點補充：

1781 年載銅船隻能順利通過松德海峽、駛往敵對方的軍港，背後是這套中立權利體系在撐腰。
領事篇把 Gahn「用東印度公司船隻運銅、由瑞典軍艦護航」的構想，描述為急躁好冒險的性格表現。但在武裝中立的脈絡下，用軍艦護送商船隊本來就是同盟的既定作法，這個構想沒有那麼異想天開。

5.3 各國對「領事經商」的規定不同

領事篇提到有些國家禁止領事經商，但沒有細說。比較如下：

國家	規範	出處
瑞典	鼓勵領事經商，甚至授權其作為附屬商人	領事篇
法國（黎凡特）	1681 年 Colbert 的《海事法令》將領事職能法典化；1691 年商務會議的裁決改為發薪，並禁止領事經商	法國制度史
英國（加的斯）	1797 年的一篇加的斯見聞記載，各商業國家都在加的斯設有領事，只有英國領事不得涉入貿易	當時人的觀察
神聖羅馬帝國	Greppi 身兼領事與大商行老闆	Kaps 的研究

順帶一提，Greppi 的資歷並不輸 Gahn：他1774 年出任帝國駐加的斯總領事，1782 年兼任拉古薩共和國領事，也是托斯卡尼大公國的領事，並且是加的斯領事團中資深的成員。巧的是，同一份資料記載他的生卒年與 Gahn 完全相同（1748–1800）。這對「領事職位是關鍵」的論點有直接影響，第七節會再談。

5.4 Gahn 的兄長在礦業界的份量

領事篇只說 Johan Gottlieb Gahn 是「化學家」、在礦業體系有核心地位。實際上，他在 1774 年首次分離出金屬錳；1770 年定居法倫後改良了銅冶煉工藝，也參與硫酸、硫磺與法倫紅顏料等工廠的建設。換句話說，Hans Jacob 的兄長是當時瑞典冶金技術的權威之一。這讓「Avesta 為什麼願意優先處理 Gahn 的訂單」比較容易理解。

六、新增一節：世界商業史上的「虛張聲勢」

6.1 先界定「虛張聲勢」

兩篇論文都沒有使用「bluff」一詞，但都記錄了超出已驗證事實的自信表演。書信篇裡的商人用篤定語氣談論無法控制的價格與船期；領事篇裡的 Gahn 在合約談判中，藉國家背書與保證人換取信用。

商業倫理學最有名的辯護來自 Albert Carr。他在 1968 年 1 月的《哈佛商業評論》發表〈商業虛張聲勢合乎倫理嗎？〉，以撲克牌為類比；他所說的 bluffing 涵蓋許多不太光彩、但未必違法的商業行為。他的推論是，既然人人都知道遊戲規則裡可能有虛張，虛張就不算欺騙，而且是精明商業實務的必要成分。

人類學家 Geertz 研究摩洛哥的市集經濟（bazaar economy），提供了另一個角度：在資訊稀缺的市場裡，搜尋自己缺少的資訊、保護自己掌握的資訊，就是市集生活的核心。虛張聲勢可以理解為資訊不對稱下的一種策略性溝通。

6.2 一個光譜

位置	性質	典型手法
正當信號	自信的語氣有實力撐腰	計畫通知、對價格的預測、業務擴張通函
印象管理	選擇性揭露	保密、刻意少說（降低對方期待）、施壓式訴苦
策略性誇大	超出實力的表演	公開展示人氣或財力、集體背書、囤貨逼價
欺詐	捏造事實	假消息、空殼信用、循環開票

6.3 世界各地的案例

(1) 語氣與文體：漢堡商人的說服術（1743–1745）
兩篇論文都引用了 Lucas Haasis 的研究。他找到漢堡商人 Luetkens 完整的書信檔案：Luetkens 1743 至 1745 年間遊歷法國，力圖成為成功的批發商，靠的是精明的經營與高超的書信寫作技巧。Haasis 指出，近代早期商人的書信本身就是說服工具。Heijmans 談的「篤定語氣」，可以放在這個傳統裡理解。

(2) 秘而不宣：Datour 與 Gahn

Datour 要求 Roux 對劫掠計畫保密，以免同業跟進推高裝備價格。
Gahn 1776 年申請返國休假，理由寫的是「結識外貿同胞」，沒提銅板生意。
Verduc & Vincent 則是「刻意少說」的例子：先告訴 Roux 在加的斯幾乎找不到回程貨，再說會盡力而為，預先壓低對方的期待。

(3) 公開展示：約翰·羅的密西西比泡沫（巴黎，1720）
約翰·羅（John Law）為了推銷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大肆宣傳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富藏金、銀、銅、鉛、汞，甚至有一座據說是翡翠的綠色山脈。流傳甚廣的通俗記述（多出自十九世紀 Charles Mackay 的著作）說，當局把一批人配上長矛與鏟子，連日在巴黎街頭遊行，再分批送往港口運去美洲，營造礦業開發熱絡的假象。可以確定的是被強制遣送的殖民者曾戴著鎖鏈遊街，公眾譁然之下，遣送於 1720 年 5 月停止。

(4) 集體背書：1745 年倫敦商人聯署
詹姆士黨叛亂加上法軍入侵的威脅，引發大恐慌與英格蘭銀行擠兌；倫敦商人與貿易商為此公開宣告會繼續收受紙鈔。這種集體表態後來成為先例，1797 年危機時，當局就呼籲比照 1745 年，發起收受英格蘭銀行紙鈔的聯署。另有一則十九世紀報紙的回顧提到，1745 年董事會為了遏止擠兌，堅持一律用小額銀幣支付，用拖時間的方式維持「照常兌付」的外觀。這則記述屬於後世回顧，宜保留看待。

(5) 信用工程：亞當斯密筆下的循環開票（蘇格蘭，1760–70 年代）
《國富論》第二卷描述了一種手法：愛丁堡的 A 開匯票給倫敦的 B，在到期前兩個月拿去貼現；B 再回開匯票給 A，同樣拿去倫敦的銀行貼現。帳面上看起來是頻繁的匯票往來，其實沒有真實貿易支撐。斯密認為依賴這種資金的人，大多是好高騖遠的計畫者、反覆開立循環匯票的人。結局是 1772 年的信用危機：Fordyce 揮霍了銀行資產；艾爾銀行（Ayr Bank）的合夥人最後付出至少 663,397 英鎊來償還債權人。這與 Gahn 同一時代，也說明為什麼領事篇裡的公證保證人制度如此重要。

(6) 假消息：1814 年證交所大騙局
1814 年 2 月 21 日，一名自稱「du Bourg 上校」的人在多佛宣布拿破崙已死。倫敦證交所開盤時公債價格飆升，但有人察覺有價值 110 萬英鎊的公債被悄悄賣出；調查發現「上校」其實是騙徒 de Berenger，他後來被判監禁十二個月。這是光譜最末端的完全捏造。

(7) 被誇大的傳說：羅斯柴爾德與滑鐵盧
有些「虛張」其實是後人添加的。廣為流傳的說法是 Nathan Rothschild 搶先得知滑鐵盧戰果、在股市大賺一筆。記者 Brian Cathcart 考證後推翻了他是倫敦第一個知道戰果的人這個說法，最早的消息是威靈頓派信使送給陸軍大臣、6 月 21 日晚間才送達的公文。羅斯柴爾德檔案館也指出，「賺了一百萬」的證據非常單薄，從當時的市場結構推算，獲利必定遠低於一百萬英鎊。這提醒我們：關於商人虛張聲勢的故事，本身也可能是虛張的產物。

(8) 囤積逼價：胡雪巖的生絲之戰（上海，1883）
清末紅頂商人胡雪巖動用大量資金投機生絲，到 1883 年囤積了一萬五千包；時局一變、銀根緊縮，錢莊出現擠兌，想低價拋售生絲也賣不掉，最後虧損數百萬兩以上，阜康錢莊倒閉。1883 年 12 月 1 日，上海與杭州的阜康錢莊同時宣告倒閉，北京分號隨即被擠兌並遭官府查封。不過近年研究提醒，這不只是一場失敗的商戰：1883 年危機被視為中外金融體系內部崩解所引發，股市崩盤與房地產崩跌同時發生。

(9) 反虛張的制度創新
虛張聲勢盛行的地方，往往也會出現用制度消除虛張的嘗試：

東京，1683：三井越後屋遷到駿河町後，推出不看客人改價的定價販售，並取消盂蘭盆與年底結帳的賒帳慣例，改為店頭現金交易，旺日一天可做一千兩生意。當時吳服業的常態是帶樣品到客戶家接單、一年分兩次結帳；越後屋改成貼上價格標籤在店頭販售。定價制度直接省掉了討價還價。
紐約，1841：在 1837 年恐慌中破產的紡織商 Lewis Tappan 創立 Mercantile Agency（後來的 R.G. Dun），到 1841 年 8 月已有 133 家訂戶。它的信用帳簿記載經營年數、淨資產、財富來源，以及業主與合夥人的品格與聲譽。原本只能靠商人自我陳述的信用，從此有了第三方查核。
加的斯，1781：Gahn 的預付款申請要有保證人在公證人面前簽字，承諾若他交不出貨，就由保證人賠償王室財庫。這是西班牙行政體系中的反虛張機制。

6.4 什麼時候「篤定的話」會被相信？

賽局理論對這個問題有清楚的回答。若發出信號毫無成本（所謂 cheap talk），能力差的人也會模仿，信號就失去價值。要讓信號可信，必須讓說謊的一方付出更高代價：

c_{L} (s) > B > c_{H} (s)

其中 $B$ 是被相信後得到的好處， $c_{L} (s)$ 與 $c_{H} (s)$ 分別是低能力者與高能力者發出信號 $s$ 的成本。對 Gahn 而言，公證擔保與國家身分就是一種高成本信號：交不出貨，Hagström 要賠錢，領事的名聲也會受損。

書信篇中的商人則處在重複賽局裡。只要關係延續的價值夠高，一次虛張的短期收益 $g$ 就划不來：

g \leq \frac{δ}{1 - δ} (v_{trust} - v_{punish})

$δ$ 是關係延續的機率或折現因子。Datour 與 Roux 每年都要合作，她的篤定語氣受到這個不等式約束，所以她的「計畫通知」大致可信。

這也解釋了兩篇論文的一個共同點：語氣上的確定感，必須嵌在長期關係或制度擔保裡，才有實際份量。

七、學術價值點評，以及這些價值站不站得住

7.1 領事篇

宣稱的價值	檢驗	評估
把領事研究與商品鏈研究接起來	確實補上 Kaps 沒處理的物流、融資與生產優先權細節；Avesta 的逐日生產帳是罕見史料	成立
領事可以是承包商，這是過去被忽略的經濟功能	案例紮實，與阿爾及爾、突尼斯、薩丁尼亞的前例串連，論證完整	成立
「領事職位是一切的關鍵」	(1) Gahn 本人的信件佚失，談判過程查無紀錄，這是推論；(2) 對手 Greppi 也是領事，資歷更深，卻因中間商太多、價格不敵而落敗，可見領事身分不足以決定勝負；(3) 文中列出的決定性因素（價格、Avesta 優先權、兄長、Sandels）多半來自家族與產業網絡	部分成立：說領事身分是「放大器」較合理，說它是「關鍵」有些過頭
出口量驟升驟降是 Gahn 影響力的「自然實驗」	合約的起訖時間與西班牙參戰（1779–83）、和約簽訂（1783）、英國改用銅螺栓（1783–86）幾乎重疊，因果難以分離；但出口獎勵金登記簿顯示這段期間的出口確實都經過他的網絡	描述成立，因果推論偏弱
內部一致性	圖四說明文字寫訂單應是 1779 年在瑞典期間下的，正文卻說他 1777–1778 年回國；1782 年的空窗被歸因於重組，也可能與戰爭後期的需求變化有關	屬於小瑕疵，不影響主論點

7.2 書信篇

宣稱的價值	檢驗	評估
把語言分析帶進「未來史」與商業史	2×2 矩陣清楚、可以重複驗證，也納入女性商人 Datour	成立，方法上有開創性
「商人傾向傳達確定性」（70–90%）	見下方敏感度分析	條件式成立
不確定性也來自權力關係	請求、指示的比例隨權力位置變化，證據清楚	成立
樣本代表性	3 位寫信者 × 30 封、單一收件人、1735–1742 年，無法外推到其他行業或時代	作者自己也承認受限於文體

敏感度分析（筆者補做）。 論文的關鍵在於把「指示」「請求」「預測」都歸為低不確定性，這裡有兩個可議之處：

指示與請求是在表達「希望對方做什麼」（語言學稱為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不是在判斷事情「會不會發生」（認知情態，epistemic modality）。 「請你盡快賣掉這批貨」並沒有宣稱貨一定賣得掉。
預測的定義本身就是低控制，把它歸入低不確定性，等於只看語氣、不看寫信者實際能掌握多少。

依論文原始數據，以 $H, O, D, P, I, R, N$ 分別代表希望與恐懼、意見、決策、預測、指示、請求、計畫通知， $T$ 為總數。原作的計算是：

S_{low} = \frac{P + I + R + N}{T} = \frac{507}{630} \approx 80.5%

情境一：把預測移到不確定的一側。

S_{low'} = \frac{I + R + N}{T} = \frac{369}{630} \approx 58.6%

情境二：把義務情態（指示、請求）從分母排除，只看「判斷事情會不會發生」的陳述。

S_{low''} = \frac{P + N}{H + O + D + P + N} = \frac{273}{396} \approx 68.9%

寫信者	原作	情境一	情境二
Datour	82.2%	60.4%	68.4%
La Fontaine	68.0%	50.8%	48.2%
Verduc & Vincent	87.5%	62.5%	81.5%
合計	80.5%	58.6%	68.9%

結果是：整體而言，「確定性占多數」在各種分類下都還成立，但比例從八成降到六至七成；La Fontaine 在情境二掉到一半以下，作者的概括並不適用於所有人。

其他檢驗點：

論文表三的版面把「預測」排在「高不確定性」的標題下，與表二、表四的分類矛盾，可能是排版錯誤。
表一記 La Fontaine 有 182 則陳述，表三加總為 181。
文中聲明使用 Datour 1739–1740 年的第一捆信，卻引用了 1741–1742 年的信件。
缺少對照組。如果沒有同時期的家書或日記可比較，就難以判斷「篤定」是商人特有的心態，還是商業書信這種文體本來的慣例。

7.3 綜合評價

領事篇的價值在於「重建」：用公證文書、生產帳、出口獎勵金與海峽關稅資料，在沒有主角書信的情況下拼出一條完整商品鏈，是史料運用上的好示範。它的弱點在於「歸因」：把結構性的戰爭需求與個人網絡的成果，集中歸功於領事身分。
書信篇的價值在於「提問」：它問了一個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問題，並給出可以重複驗證的分類工具。它的弱點在於「分類」：分類方式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結論，需要不同編碼者互相校驗，以及跨文體的對照。
兩篇合讀的價值大於各自單讀。前者說明確定性背後要有制度與金融支撐，後者說明確定性要靠語言建構與維持。加上本文第六節的世界案例可以看出，近代商業中的「確定感」既是溝通技巧，也是需要成本擔保的公共財；一旦擔保消失，它就可能滑向光譜另一端的欺詐。

結語

1780 年冬天，一批銅板在斯德哥爾摩等待海冰融化；1740 年春天，一艘鱈魚船在馬賽等待貨物裝滿。兩邊的人都在等待，也都必須提筆，告訴遠方的對手、債主或主顧「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他們寫下的未來不一定會實現，但正是這些篤定的句子，加上背後簽了名的保證人、運作中的熔爐、季節更替的航線，把十八世紀的全球市場連在了一起。

Old Regime in a New World: Frankfurt’s Financial Marke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鄭仕群 — Sat, 17 Oct 2026 19:46:29 +0000

Benjamin Hein (Brown Universit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ume 92, Number 4, 2020
DOI: https://doi.org/10.1086/711314

把「不透明」當武器：法蘭克福晚間交易所如何打了一場跨大西洋金融戰

1524 年，馬丁．路德抱怨法蘭克福是德意志金銀外流的「漏洞」（Loch）。這個漏洞後來沒有被堵上，反而在 19 世紀變成歐洲最精密的資本幫浦之一，把德意志儲蓄抽往維也納、華盛頓，最後抽到美國西部的鐵路上。Brown 大學歷史學者 Benjamin Hein 想回答的問題是：這個人口只有中型城市規模的商業城，憑什麼？

主流說法：法蘭克福靠的是精明（效率論），或靠的是與紐約、巴黎的猶太家族網絡（網絡論）。
Hein 的說法：答案在法蘭克福內部。1825–1896 年間，法蘭克福其實有兩個證券市場：一個是公開的官方交易所（Börse），一個是只有 250–300 名頂級銀行家與經紀人參加、晚上開市、名義上是「讀報社交俱樂部」的 Effecten-Societät（證券協會，俗稱「晚間交易所」Abendbörse）。
這個雙市場結構讓法蘭克福人能組織、控制、操縱並塑造價格。他們刻意把不透明制度化，而且組織得比歐洲任何城市都好。
這套機制先幫法蘭克福吞下南北戰爭期間的美國公債（1860s），1873 年恐慌後又成了歐洲債權人對抗 Jay Gould 等「鐵路大王」的指揮部。
理論骨架來自 Fernand Braudel：真正的資本主義不是自由市場，而是反市場（壟斷、隔開供需、以實力定價）。
1896 年帝國《交易所法》逼它解散，但它的邏輯被萬能銀行（universal bank，如 Deutsche Bank）原封不動繼承，而且做得更徹底。

一、論文與作者速覽

項目	內容
主要史料	黑森經濟檔案館（HWA）的 Effecten-Societät 訪客簿（Fremdenbuch）與會議紀錄、哈佛 Baker 圖書館的 Henry Villard 商業文書、普魯士機密國家檔案（GStA PK）、法蘭克福城市史研究所檔案、19 世紀德英奧報刊
方法	檔案研究，加上訪客簿的量化與地圖化（Tableau 視覺化，涵蓋 4,162 筆觀測）
篇幅結構	導論 + 五節（I 起源；II 南北戰爭美債；III 1873 恐慌；IV 債權人保護委員會；V 1896 年解散與萬能銀行）

Hein 在法蘭克福附近出生長大，赴美取得 Emory 大學經濟與歷史學士及 Stanford 歷史博士，研究興趣是移民史、工作文化與政治經濟；他目前在寫的第一本專書探討近一個世紀的跨大西洋移民如何影響歐洲的工作文化、經濟思想、制度與商法。這個背景很重要：他是少數同時能讀德文地方檔案和美國企業檔案的人，這篇論文的價值很大一部分來自這種雙語檔案能力。

二、作者要推翻的三種「常識」

解釋	代表人物	核心邏輯	Hein 的反駁
民族性／宗教論	路德（貪婪、「猶太式」詭詐）、後來的韋伯派（新教工作倫理）	法蘭克福人天生有理財本能	不論褒貶，這類說法都把法蘭克福當黑箱，對城市本身什麼也沒說明
效率論	Carl-Ludwig Holtfrerich（目前最權威的法蘭克福金融史）	商業頭腦 + 放任的市政治理 = 歐洲最有效率、最便宜的證券交易環境	「效率」只是外人看到的結果，不是原因。Holtfrerich 對第二市場只寫了一段
網絡論	Birmingham《Our Crowd》、Mira Wilkins 等	與巴黎、紐約猶太家族的親屬網絡提供內線資訊，讓人投資有先見之明	阿姆斯特丹與不來梅對北美的人脈遠比法蘭克福多；法蘭克福銀行家自己都承認對美國一知半解，有董事投資數萬美元卻連鐵路公司名字都懶得記

Hein 的方法論轉向一句話就能講完：不要只看節點之間的線（網絡），要打開節點本身（制度）。法蘭克福人之所以可以「不懂美國」還敢買，是因為他們不需要懂。他們有一個能幫自己吸收風險、控制價格的制度。

三、理論骨架：Braudel 的「反市場」資本主義

Hein 借用法國年鑑學派史家 Fernand Braudel《商業之輪》（The Wheels of Commerce）的三層架構：

層次	Braudel 的描述	運作邏輯	在 19 世紀法蘭克福的對應
物質生活	自給自足的日常經濟	習慣、生存	（本文不處理）
市場經濟	例行、透明的交換	競爭、供需相遇、價格公開	官方交易所（Börse）與一般投資大眾
資本主義	上層的「陰影地帶」	壟斷、隔開供需、以實力（而非需求互惠）定價	Effecten-Societät 與大銀行家族

Braudel 筆下的近代早期遠程大商人，最大的本事不是參與自由市場，而是逃避自由市場：掌握長鏈兩端的資訊，讓買方與賣方永遠碰不到面，自己決定交易條件。Braudel 強調這些「可疑的商業手法」不是少數壞蛋的脫序行為，而是資本家生意的本質。

Hein 的核心主張就是：19 世紀的法蘭克福人也是這樣。他們同樣追求壟斷、同樣努力隔開供需以兩頭賺、同樣把市場理解為「實力的平衡」而非「需求的互惠」。他們甚至用劇場語言稱呼一般投資人為 Publikum（觀眾）：戲由他們排演，觀眾只負責買票。

這也是標題「舊制度在新世界」的意思：一般認為 19 世紀是自由主義與透明市場勝利的世紀，Hein 卻說舊制度（Old Regime）的商業邏輯一路延續，甚至在「新世界」美國的金融戰場上大放異彩。

四、解剖 Effecten-Societät：兩個市場的分工

4.1 官方交易所 vs. 晚間交易所

維度	官方交易所（Börse）	Colleg → Effecten-Societät
主辦者	法蘭克福商會（Handelskammer）	私人會員組織
參與者	對大眾開放（Publikum）	58 名創始會員，最多約 370 人，1840 年代後穩定在 250–280 人
開市時間	中午	晚上（最初在會員家客廳聚會）
名義宗旨	證券交易	「讀報、社交談話與即興討論」
實際功能	零售、最終實現獲利的地方	批發、協調供給、內部消化、定價
透明度	公開報價	不公開；連商會調查都被擋掉
法律地位	官方機構	1825 年以社團身分獲准，1878 年取得法人資格
與對方的關係	被前者「餵食」	會員本來就能進官方交易所，刻意保持獨立而非取代

關鍵在最後一列。Effecten-Societät 和歐洲各大交易所旁邊常見的「巷弄交易所」（Winkelbörsen，也就是場外的 curb market／coulisse）完全相反：巷弄交易所是被擋在門外的人想闖進來，Effecten-Societät 則是已經在門內的人，刻意在門外另蓋一個只有自己能進的房間。

4.2 年表

年份	事件
1770 年代	Bethmann 兄弟銀行從阿姆斯特丹引進「分割債券」（Partialobligation），把大額主權貸款切成每張 1,000 塔勒的可轉讓小額債券賣給親友與陌生富人，銀行從「放款人」變成「經紀人」
1778–1796	哈布斯堡家族在法蘭克福借了至少 4,300 萬古爾登
1815	維也納會議後，法蘭克福躋身歐陸前四大金融中心
1816	新憲法恢復舊式行會統治，所有權力集中於市參議會（Senat），法國占領時期的改革（包括猶太人解放）遭推翻
1818 前後	公共廣場上出現狂熱投機市場，被比作鬱金香狂熱與南海泡沫
1824	Amschel Mayer Rothschild 與 Simon Moritz von Bethmann 聯合 56 名同業成立 Colleg
1824/9/9	前拿破崙時期市長 Cleynmann 向市參議會抗議，警告這個組織會搞欺騙性交易、人為影響國債價格
1825	市參議會核准，理由是章程完全沒提證券交易，只寫了讀報與社交
1845	改名 Effecten-Societät，公開承認宗旨是在官方時段之外交易匯票與公債
1848、1860 年代初	兩度挺過市政府以自由化為名的解散企圖
1860 年代	美國公債熱；一度借用 1,800 座位的 Saalbau 音樂廳聚會
1873 夏	法蘭克福率先組織「債券持有人保護委員會」
1874	柏林銀行界想仿效成立同類組織，因柏林商會反對而失敗
1878	取得法人資格，進駐新交易所大樓東翼（黑色大理石大廳、附 500 平方公尺花園、獨立電報室）
1882	訪客人數達到高峰 499 人
1896	帝國《交易所法》使其非法化；同年年底自行解散

4.3 它到底在做什麼？六項功能

場內批發：債券先在信任的同業間閉門轉手，再賣給大眾。
防止拋售與放空：買家都跟法蘭克福的聲譽綁在一起，不會一拿到貨就轉賣，更不會發動破壞性的放空攻勢。
協調供給以控制價格：決定何時、以多少量把債券釋出到官方交易所。
分攤爛帳：法蘭克福最大的生意是賣奧地利的債，而哈布斯堡王朝一聽到戰爭或歉收傳聞就像要破產。同時代人認為 Effecten-Societät 讓銀行家能把「一開始就是爛生意」的損失分散吸收。
獨占通路：只有法蘭克福本地銀行能向官方交易所的經紀人下單。
晚間開市：這一點到 1860 年代變得非常關鍵（見第五節）。

為什麼「協調釋出」這麼值錢？用一個最簡單的逆需求模型就能看出來。假設官方市場的需求是 $P = a - b Q$ ，手上有 $Q$ 張債券：

R_{1} = Q (a - b Q) (dump everything at once)

R_{n} = k = 1 \sum n \frac{Q}{n} (a - b \frac{Q}{n}) = Q (a - \frac{b Q}{n}) (release in n tranches)

R_{n} - R_{1} = b Q^{2} (1 - \frac{1}{n}) > 0

這個模型成立的前提是「每批之間需求能恢復，且沒有人搶先拋售」。在公開市場裡，這個前提靠不住，因為每個持有人都有搶先賣的動機（典型的囚徒困境）。Effecten-Societät 的真正產品，就是讓這個前提成立的紀律。

效果有多好？一位普魯士官員在世紀末寫道，法蘭克福自 18 世紀以來形成的「法律狀態」讓整個證券業務如此穩健，以至於 1866、1870、1873、1882 年席捲全歐的危機幾乎沒有波及這裡。「穩健」（solid）成了法蘭克福的招牌。

4.4 法律灰色地帶

Hein 特別強調 Cleynmann 抗議失敗這件事的意義：同時代的維也納，國家對交易所的管控嚴到被稱為「國家強制交易所」；但法蘭克福在維也納會議後保住了自治，恢復舊式行會統治，周邊的黑森、巴登、符騰堡、巴伐利亞都太弱，連 1866 年吞併法蘭克福的普魯士也只收了一次性貢金就放手。Effecten-Societät 能存在，是因為法蘭克福在政治上是一座「舊制度孤島」。

五、戰役一：南北戰爭美債（1860 年代）

5.1 背景

北方聯邦政府的融資需求從 1859 年的 5,800 萬美元暴增到 1868 年的 28 億美元。
傳統金主英國與法國剛好在這時抽手：英國資本跟南方棉花關係密切，戰後又被 1866 年 Overend-Gurney 危機拖住；法國拿破崙三世趁美國內戰入侵墨西哥、扶植馬克西米連一世。
北方首席財政推手 Jay Cooke 甚至公開表示不希望英法來投資。

5.2 Seligman 的故事

德裔猶太移民 Joseph Seligman 幫北軍做制服，卻被付了一堆價值不確定的借據，只好帶著一疊「廢紙」航向歐洲。他記得小時候父親去趕集的法蘭克福，結果發現法蘭克福人對美債來者不拒。到 1868 年，據紐約《商業與金融紀事報》報導，美國人在德國賣出了「整整 5 億美元」的公債，Seligman 一人就賣了 1.25 億。

5.3 誘因：一筆算給你看的帳

美方開出的條件是 6–8% 的黃金計價利息，再加上大幅折價，常見以面額的 70% 出售，最低到 36%。以最典型的「五二〇債券」（five-twenties，6% 票息、5 年後可贖回、20 年到期）為例：

Current Yield = \frac{C}{P} = \frac{6}{70} \approx 8.57%, \frac{6}{36} \approx 16.7%

如果美國政府撐到第 5 年就按面額贖回：

70 = t = 1 \sum 5 \frac{6}{( 1 + y ) ^{t}} + \frac{100}{( 1 + y ) ^{5}} \Rightarrow y \approx 14.9%

36 = t = 1 \sum 5 \frac{6}{( 1 + y ) ^{t}} + \frac{100}{( 1 + y ) ^{5}} \Rightarrow y \approx 34.6%

14.9% 剛好與 Mira Wilkins 估計法蘭克福銀行從五二〇債券拿到「最高約 15% 收益」相符。這種價格在過去會嚇跑法蘭克福的「冷靜資本家」，因為折價就是風險訊號。那他們為什麼敢買？

5.4 時機 × 制度

時機：哈布斯堡王朝的信用正在崩潰（克里米亞戰爭、1859 年義大利戰爭、1866 年柯尼希格雷茨戰敗、1867 年部分違約）。法蘭克福交易所果斷出清奧地利部位；又因為剛被普魯士吞併，故意不買普魯士國債以示抗議，轉而吃進美債。《法蘭克福日報》後來自誇，這是一場把奧地利庫存「換成」美國庫存的大交換。

制度：

美國人不能直接在官方交易所賣債，必須透過 Effecten-Societät 的會員。Seligman 本來只認識幾個親戚（例如小舅子 Max Stettheimer），進了 Effecten-Societät 之後，一次就接觸到幾十上百位習慣「集體行動」的銀行家與經紀人。
對法蘭克福人而言，Effecten-Societät 讓他們能等北方勝局確定後，再有秩序地分批把美債釋放到公開市場。
晚間開市 + 跨大西洋電報：法蘭克福與紐約時差約 6 小時，法蘭克福晚上開市時正是紐約中午，兩地可以直接套利。歐洲其他主要交易所多在中午開市，做不到這件事。

訪客簿顯示，來自美國城市的訪客在 1863 年前幾乎是零星個位數，1864 年衝到近 30 人，之後逐年下降。

5.5 為什麼是法蘭克福，而不是別人？

城市	1860 年代的處境	結果
倫敦	親南方、1866 年金融危機	戰爭初期缺席
巴黎	忙著墨西哥冒險；官方交易所對外國證券掛牌限制多	缺席
維也納	政策上禁止外國證券掛牌；唯一另有晚間交易所的城市，卻在 1892 年廢除	無法參與
阿姆斯特丹	對美人脈最深，但沒有同等組織化的晚間內圈市場	1860 年代末才跟上（「美國角落」熱絡）
柏林	正在崛起，1872 年 55 名官方經紀人中只有 5 人處理外國證券	1870 年代才成為對手
法蘭克福	甩掉奧地利部位、有 Effecten-Society、有晚間時段	1860 年代多次超越倫敦，成為美債業務的領頭羊

英國學者 C. K. Hobson 在 1914 年寫道，戰爭初期美國唯一能從歐洲取得援助的國家就是德國，而且是經由法蘭克福。

六、戰役二：1873 年後，對決美國「鐵路大王」

6.1 戰場是怎麼形成的

1873 年恐慌從穀物價格崩跌開始（諷刺的是，西部糧食大增產正是 1860 年代歐洲資本催生的），一路燒成鐵路崩盤：

幾個月內，25 家主要鐵路公司違約，債務 150,233,250 美元。
1874–1875 年又有 96 家鐵路進入破產管理，涉及 402,814,915 美元債券。
歐洲債權人手上約有 1.48 億美元違約債券。

讓歐洲人更火大的是：歐洲人在認賠，Jay Gould、Thomas Scott、Collis Huntington 這些美國金融家卻毫髮無傷，還趁亂鞏固了對鐵路網的控制。Baron Erlanger 在倫敦把這叫作「美國原則」：盡量快、盡量便宜地蓋，反正十年後要重建，到時候再向歐洲要錢。相對的「歐洲原則」則是鐵橋、石砌，一次蓋好以省將來的錢。

6.2 歐洲人的帝國主義框架

Hein 在這裡揭露了一個今天讀者容易忽略的心態：當時的歐洲資本家把北美想成歐洲資本的準殖民地。美國政府是幫歐洲人在「敵對的印第安領土」保護產權的代理人，美國鐵路經理人只是歐洲帝國計畫的工具。1873 年的危機戳破了這個幻想：鐵路大王原來是自立為王的「篡位者」。英國殖民地早就獨立了，但美國資本到 1870 年代才真正宣布脫離歐洲監護而獨立。

倫敦的口號是「壞人結黨，好人就要聯合」，甚至有人喊出「把刀插深一點」。Hein 認為，這種近乎戰爭的心態解釋了為什麼歐洲人在鍍金時代無視那麼多紅旗，繼續砸錢進美國：理性計算被擱置，先打贏再說。但砲艦外交派不上用場，因為對手不是叛亂殖民地，而是「一群狡猾的流氓」；動武還會傷到美國政府這個好用的盟友。武器只能是集中起來的資本。

6.3 「資本家的工會」：債券持有人保護委員會

Hein 有一個很漂亮的反轉觀察：這些由自稱資本家組成的委員會，運作方式跟工會幾乎一樣。它們把分散的「聲音」（債券）聚合起來，提高與股東（多半是美國人）談判的籌碼。

到 1870 年代中期，法蘭克福已有近十個這類委員會。
例：「法蘭克福 7% 奧勒岡加州鐵路第一抵押債券持有人保護委員會」1874 年聲稱掌握 18,450 張中的 11,147 張：

s = \frac{11 , 147}{18 , 450} \approx 60.4%

倫敦外國債券持有人公司（Corporation of Foreign Bondholders）第一份年報公開稱讚，歐陸上沒有誰比法蘭克福交易所更能展現合作精神。
最出名的戰果：「7% 堪薩斯太平洋鐵路丹佛延伸線債券持有人保護委員會」在 1878 年一連串時機精準的操作中，逼 Gould 接受全部條件。委員會在美國的首席代表 Henry Villard 一夜之間成為德國的英雄，被稱為打敗「美國最狡猾流氓」的「先鋒」。

6.4 機制核心：存託憑證 × 封閉二級市場

委員會要贏，必須掌握某公司第一級債券的多數，才能在美國法院以「威脅止贖（foreclosure）」逼股東讓步。問題是：官司可能拖好幾年，憑什麼要投資人把債券交出來鎖死？

解法是憑證：存入債券，換一張憑證。Hein 說這些憑證「名義上不是、實質上就是衍生品」：實體債券鎖在委員會金庫（代表人在美國破產法院出庭時法律上必須持有），投資人卻能交易憑證、隨時變現。

可以把每位債券持有人的決策寫成：

deposit_{i} ⟺ p (s) Δ V_{i} - c_{i} \geq 0

其中 $p (s)$ 是委員會在掌握比例 $s$ 時的勝訴機率， $Δ V_{i}$ 是集體行動帶來的價值增加， $c_{i}$ 是債券被鎖住的流動性成本。憑證的作用是把 $c_{i}$ 壓低；而憑證要值錢，得有一個能穩定報價的二級市場。倫敦只提供一間「方便的閱覽室」讓人私下交易，無法形成可靠價格；Effecten-Societät 則有寬敞場地、全職經紀人、正式價目表與晚間時段，是歐洲最成熟的私人二級市場。（Hein 甚至推測，倫敦 1877 年試圖把英國委員會的作業「集中化」，可能就是受法蘭克福啟發。）

整條鏈可以畫成：

分散的債券持有人
   │ 存入債券
   ▼
保護委員會（集中 >50% 第一抵押債）──► 美國法院：威脅止贖、逼股東讓步
   │ 發行存託憑證
   ▼
Effecten-Societät（封閉、有報價、晚間開市）
   │ 憑證可交易 → 存入意願↑ → 掌握比例 s↑
   └────────────────────────────────┘（正回饋）

6.5 雙重掩護：躲開輿論，也躲開對手

Effecten-Societät 提供兩種保護：

躲開輿論：1873 年後，德、義統一帶動國族主義，投資海外被視為不愛國甚至叛國；「殖民熱」（Kolonialfieber）要求資本轉向非洲、南美。維也納在 1870 年代完全不准美國證券掛牌，柏林交易所的美國證券掛牌消失殆盡。法蘭克福的私人市場成了美國投資的避風港。
躲開對手：在這裡組成收購團、慢慢累積北美資產部位，不會立刻驚動紐約、波士頓甚至歐洲其他城市的對手。Villard 1881 年那筆著名的 800 萬美元「盲池」（blind pool，認購人不知道錢要拿去做什麼），就是與 J. S. H. Stern 合作、為了奪取北太平洋鐵路控制權。

6.6 訪客簿裡的證據

時期	年均訪客	來自法蘭克福腹地（巴登、黑森、萊茵、普法茲、符騰堡、巴伐利亞）比例
1860 年以前	49	約 80%（1850 年代）
1860–1864	99	—
1865–1869	321	—
1882（高峰）	499	約 60%（1880 年）

來源城市	1856–1860 占比	1878–1882 占比
巴黎	< 1%	6.4%（共 97 人）
柏林	1.4%	5.2%
維也納	1.9%	3.3%
倫敦	1.4%	3.5%

Hein 的解讀：在歐洲國族對立日深的年代，法蘭克福反而成了歐洲資本共同對抗美國資本家的協作論壇，這延緩了它在 19 世紀後三分之一被柏林、巴黎等帝國首都邊緣化的速度。

七、終局：1896 年《交易所法》與萬能銀行接棒

7.1 解散

1896 年 6 月 22 日的帝國《交易所法》（Börsengesetz）要讓德國市場更透明、更有效率，要求 Effecten-Societät 解散或併入官方交易所。法蘭克福商會抗議說晚間交易對整個德國金融市場都很重要；他們請了三位律師，兩位建議服從，第三位 Neukirch 硬拗說它從未被官方定義為「交易所」，最後也只能建議「低調一點，只要醜事不外洩、不被政府知道，就不會有事」。支持新法的 Max Weber 一針見血地稱它是「純粹自治、壟斷性的私人證券交易俱樂部」。1896 年底，Effecten-Societät 解散。

結果：法蘭克福幾乎立刻衰落。1899 年，官方交易所的七十名經紀人已近乎失業；到 1900 年，法蘭克福交易所淪為零售別處發行債券的地方性分支。

7.2 換了一個殼繼續活

但 Hein 說，透明時代的來臨是假象。1900 年一位監管法蘭克福市場的官員觀察到，整個證券業務似乎從交易所搬進了銀行辦公室，銀行本身變成交易所，只是沒有政府監督。Deutsche Bank 總裁 Georg Siemens 坦承，帝國約四分之三的證券業務從未進入公開市場。

維度	Effecten-Societät	萬能銀行（Deutsche Bank 等）
組織	數百名名義上獨立的會員	單一法人
協調方式	互信、自律，實際上聽 Rothschild、Bethmann 等大戶指揮	內部命令，不需說服或暗中脅迫同業
角色	主要是二級市場	發行人、經紀人、買方、賣方一身兼
資本深度	數十家私人銀行加總	單一銀行即可超越
透明度	低	更低
對美業務實例	1881 年 Villard 盲池需要約三十多家銀行（法蘭克福、倫敦、波士頓）	1884–1889 年只靠 Deutsche Bank 與 J. S. H. Stern 兩家，就核准 63,373,000 美元（面額）新融資
危機處理	債券持有人保護委員會	1893 年恐慌後成立德美信託公司（Deutsch-Amerikanische Treuhand-Gesellschaft），即升級版保護委員會

這也解釋了 1897 年 Effecten-Societät 的主事者為什麼不採納 Neukirch「地下化」的建議：它已經過時了，因為它協助打造的跨大西洋金融世界，正在萬能銀行的辦公室裡繼續繁榮。

八、本文立論的六大特色

從「線」回到「點」：在全球史、網絡史當道的今天，Hein 刻意逆向操作，主張解釋全球金融流動得先打開地方制度的黑箱。
不透明是功能，不是缺陷：一般金融史把不透明視為前現代殘留；Hein 把它當作法蘭克福的核心競爭力，而且說這是被組織化、制度化的不透明。
把 Braudel 帶進 19 世紀：Braudel 的「反市場」分析通常用在 15–18 世紀，Hein 證明它在工業化與自由主義的 19 世紀依然有解釋力，而且延伸到 20 世紀的萬能銀行。
資本家的工會：把債權人保護委員會類比成工會，是很有啟發性的反轉，提醒讀者「集體行動」不是勞工專利。
帝國主義框架下的美國：把 1870 年代的跨大西洋金融衝突描寫成歐洲資本與「叛逆」美國資本之間的權力鬥爭，而不只是投資虧損。
新史料的量化使用：訪客簿的數字與地圖化，是這篇論文最具原創性的實證部分。

九、作者沒說、但值得對照的延伸資料

9.1 同時代各大金融中心的「內圈市場」比較

城市	官方市場	內圈／場外市場	命運
法蘭克福	Börse（商會主辦）	Effecten-Societät（晚間、250–300 人）	1896 年被法律消滅
巴黎	Parquet（agents de change 世襲壟斷）	Coulisse，後來成為官方承認的附屬市場，專做外國證券	長期與官方市場時而合作時而衝突
維也納	國家強力管控	1860 年成立 Effecten-Societät（Hein 另一註腳寫 1850 年代中），1869 年解散；晚間交易所 1892 年廢除	被國家消滅
柏林	商會主辦	1874 年仿效失敗	從未成形
紐約	NYSE 前身源自 1792 年梧桐樹協議（24 名經紀人約定固定佣金、優先互相交易），本身就是一個卡特爾	場外 curb market	會員制卡特爾維持到 1975 年取消固定佣金
阿姆斯特丹	Beurs	「行政辦公室」（administratiekantoren）代持美國證券並發行憑證；17 世紀就有交易員在酒館組成名為「collegien」的非正式俱樂部	憑證化制度延續至今

最後一列特別有意思：法蘭克福的組織叫「Colleg」，而 17 世紀阿姆斯特丹的遠期合約交易，很多是在酒館後室進行，交易員稱這些非正式俱樂部為「colleges」，每筆交易還要付一點「酒錢」。法蘭克福的分割債券本來就是從阿姆斯特丹引進的，這個名稱上的呼應很可能不是巧合，值得後續研究。

9.2 「憑證化」與所有權拆解的譜系

一份證券的所有權其實可以拆成四個元素：經濟利益（漲跌歸誰）、投票／控制權、法律名義、可見度（市場知不知道）。19 世紀以來的許多金融創新，就是在重新組合這四個元素。法學者 Henry Hu 與 Bernard Black 在 2006 年把現代版稱為「空洞投票與隱藏（可變形）所有權」（empty voting and hidden morphable ownership）。

創新	年代	經濟利益	投票／控制	法律名義	可見度	效果
分割債券	1770s	分散給大眾	留在承銷銀行	分散	高	小額化、擴大買家
標準石油信託憑證	1882	憑證持有人	9 名受託人	受託人	極低	跨州整合、規避州法
保護委員會存託憑證	1873–	憑證持有人	委員會	委員會	中（封閉市場）	聚合債權、保留流動性
荷蘭行政辦公室憑證	19 世紀–	荷蘭投資人	辦公室	辦公室	中	跨國持有、今日仍被用作反收購工具
美國鐵路投票信託	1890s	股東	銀行家受託人（「摩根化」重整）	受託人	中	重整期間鎖定控制權
ADR	1927	美國投資人	存託銀行	存託銀行	高	跨國掛牌
現金交割股權互換（LVMH）	2008	攻擊方	無（銀行持股避險）	銀行	不必申報	隱形建倉
現金交割選擇權（Porsche）	2008	攻擊方	無	銀行	不必申報	隱形鎖住流通股
H51 家族控股	2011	家族成員	控股公司鎖 20 年	控股公司	高	防禦性聚合

讀到這裡應該會發現：法蘭克福的保護委員會與 Hermès 的 H51 是同一招（防禦性聚合），標準石油信託則是同一招的攻擊版。

9.3 債權人保護組織的後來

時間	組織／事件	意義
1868／1873	倫敦外國債券持有人公司（CFB）	英國版常設組織（Hein 以 1873 年為成立年）
1873–	法蘭克福各保護委員會	本文主角
1893 後	德美信託公司	由萬能銀行接手
1933	美國外國債券持有人保護委員會（FBPC）	美國成為債權國後的版本
1934–1937	美國 SEC 保護委員會調查	揭露委員會常被內部人把持
1938–1939	破產法第十章、《信託契約法》	強制引入獨立受託人
2014	ICMA 新版同等權益條款與集體行動條款（CAC）	Elliott 案之後的補洞

1930 年代的那次美國調查特別值得一提，因為它從反方向印證了 Hein 的觀點。由後來的大法官 William O. Douglas 主導的 SEC 保護委員會調查始於 1934 年 5 月，運用 1934 年證券交易法賦予的傳喚與調查權，揭露了公司重整過程中的大量弊端；調查最後出版了八卷報告，並向國會建議修改 1938 年聯邦破產法第十章與制定 1939 年《信託契約法》。換句話說，「保護委員會」這個工具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是散戶的工會，也可以是內部人的控制工具。Hein 描寫的法蘭克福委員會，比較接近後者的早期溫和版本。

9.4 1896 年交易所法的其他評價

Hein 的敘事暗示：交易所法消滅了 Effecten-Societät，萬能銀行才得以填補真空。但經濟史學界對這條因果線有不同意見：

Caroline Fohlin 的計量研究發現，1896 年交易所法對萬能銀行體系的成長與集中度、以及銀行相對於證券市場的業務量，都沒有可測量的顯著影響；英國的商業銀行在沒有類似立法的情況下，1884–1920 年間也出現了相似的集中趨勢。
交易所法打擊的不只是晚間交易所。這部法律在內容上大幅限制了證券交易，尤其是大範圍禁止期貨交易（Terminhandel），而它在 1908 年修訂後的版本基本上一路沿用。所以「交易轉入銀行內部」的驅力，期貨禁令與登記制度可能比 Effecten-Societät 的消失更重要。

這兩點不推翻 Hein 的「邏輯延續」論，但削弱了「法律造成真空、銀行填補真空」這種較強的因果說法。

9.5 今日回聲：Siemens 的四分之三與今天的暗池

Georg Siemens 說四分之三的證券業務不進公開市場，在 1900 年聽起來像醜聞。看看今天的美國股市：2025 年，以交易報告設施（TRF）計算的場外交易占美國股票總成交量的 50.6%，這是場外交易首次在全年度超過一半；其中純粹的暗池約占 17.74%，其餘大多是批發商對散戶單的內部化。私募股權與私募信貸的爆炸性成長，也可以理解為「把資產移出公開市場紀律」的現代版本。Hein 的論文因此不只是 19 世紀史，而是一個關於「透明與否由誰決定」的長期問題。

十、專題：不靠砸錢，靠「機制組合拳」打贏（或打輸）的金融戰爭

法蘭克福的故事最迷人之處在於：它不是靠錢比別人多，而是改變了戰場的規則。以下按年代整理一批同類案例，重點放在創新思路的復盤，勝敗不拘。

10.0 分析框架：五種槓桿

編號	槓桿	核心思路
①	契約／衍生品	用小額權利金或特殊條款，取得遠大於本金的經濟曝險
②	組織／信託結構	把分散的籌碼或權利聚合，或把所有權拆開重組
③	法律／管轄套利	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法院、州、國家或條款解釋
④	資訊盲區／不透明	讓對手在關鍵時刻看不見你的部位或意圖
⑤	籌碼／流動性控制	控制可交易的供給量，讓對手買不到或賣不掉

10.1 西元前 6 世紀｜泰勒斯的橄欖油榨機（①④⑤）

出處：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第一卷。
困境：哲學家泰勒斯窮，被人嘲笑哲學無用。
戰法：他從天象推測來年橄欖會大豐收，冬天時就用很少的訂金預訂了米利都與希俄斯島所有的榨油機。收成時大家都需要榨油機，他就隨意開價出租。
復盤：這是史上最早的選擇權案例：訂金就是權利金，最大損失有限，上檔無限。更重要的是，亞里斯多德自己就指出這招的本質是製造壟斷，這跟 Braudel 的「反市場」幾乎是同一句話。資本不多，但用契約鎖住了全部供給。

10.2 1407 年起｜熱那亞聖喬治之家：債權人變成國家（②③⑤）

困境：熱那亞共和國財政破產，政局動盪，債權人隨時可能血本無歸。
機制：聖喬治之家（1407–1805）原本受託管理熱那亞的公債，後來逐漸取得我們今天歸給銀行與國家的權力，包括財政、政治與領土權，統治過科西嘉島、賽普勒斯的法馬古斯塔、克里米亞與黑海貿易站等地。科西嘉的主權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後，由財政枯竭的熱那亞共和國移交給聖喬治之家，殖民統治一直延續到 1562 年。
復盤：這是「債權人保護委員會」的終極形態：把分散的債權聚合成一個組織，直接接管債務人的收入來源（關稅），最後連領土都接管。馬基維利在《佛羅倫斯史》中首先分析了它的金融權力與領土權力之間的關係，後來荷蘭東印度公司、英格蘭銀行與約翰．勞的密西西比公司的創辦人都參考過這個模式。法蘭克福委員會威脅止贖美國鐵路，Elliott 扣押阿根廷軍艦，都是同一個思路的稀釋版。

10.3 1519 年｜富格爾與神聖羅馬帝國皇位選舉（①④⑤）

困境：哈布斯堡的查理與法王法蘭索瓦一世競逐皇位，七位選帝侯公開待價而沽。法王手上現金未必比較少。
規模：Jakob Fugger 在 1519 年領導一個德義商人財團，借給查理約 85 萬佛羅林，用來買下這次選舉。
機制：關鍵不只是錢多，而是支付通道。選帝侯不相信口頭承諾，只相信能在歐洲各地兌付的大額匯票，而這個網絡掌握在奧格斯堡銀行家手裡。傳統記載（多部傳記採此說）是：富格爾拒絕替法王承兌匯票，給選帝侯的款項則以查理當選為兌付前提。
後續：這讓查理終身依賴富格爾家族，還款條件在 1521 年沃姆斯帝國議會上以書面訂定。但富格爾不是最後贏家：家族後來在 1546–1547 年與 1552 年持續支持查理五世，因違約損失了大筆資金。
復盤：把錢變成有條件的錢，控制的是對手無法複製的「清算基礎設施」。這與法蘭克福 Effecten-Societät 獨占向官方交易所下單的權利是同一類武器。

10.4 1609 年｜勒邁爾的 VOC 空襲：史上第一次放空攻擊（①④）

困境：Isaac le Maire 是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創辦人之一，與董事會翻臉後被逐出。
機制：他在 1609 年與同夥成立「大公司」（Groote Compagnie），專門用遠期合約放空 VOC；第一筆合約是與一位鑽石商約定一年後以每股 145 荷蘭盾賣出 VOC 股票。接著他刻意散布 VOC 揮霍無度、船隻沉沒等傳言打壓股價，還與法國國王洽談成立法國東印度公司，再透過人脈放出法國將與 VOC 競爭的消息。
結局：荷蘭政府在 1610 年禁止了這類做法，這被許多人視為世界上第一條證券市場監管。禁令只針對「裸賣空」，但勒邁爾一夥正是裸賣空，禁令毀了他們，勒邁爾離開阿姆斯特丹，晚年貧困。
復盤：衍生品 + 輿論戰 + 競爭威脅的三合一，幾乎是 2008 年保時捷戰法的鏡像（一個是做空、一個是軋空）。但它也示範了最古老的反制：對手去找政府改規則。

10.5 1720 年｜南海公司與《泡沫法》：用法律消滅競爭者（②③⑤）

困境：南海公司要把英國國債轉換成公司股票，需要股價越高越好；但同一時間倫敦冒出上百家「泡沫公司」搶資金。
機制：南海公司推動國會在 1720 年 6 月通過《泡沫法》（Bubble Act），規定未經皇家特許不得成立股份公司。同年 8 月，它又主動要求政府依該法對幾家競爭公司發出令狀。
結局：打擊對手引發市場全面恐慌，反而成了南海泡沫破裂的導火線之一。《泡沫法》卻一直沿用到 1825 年。
復盤：最便宜的競爭手段是讓對手不合法。但市場是一體的，用法律刺穿別人的泡沫，自己的泡沫也一起破。

10.6 1868 年｜伊利鐵路戰爭：可轉債印鈔機 + 跨州逃亡（①③）

困境：「海軍准將」范德比爾特財力遠勝對手，在公開市場狂掃伊利鐵路股票想奪取控制權。
機制：1868 年 2 月，Drew、Gould 與 Fisk 讓伊利董事會核准 500 萬美元可轉換債券，然後迅速轉換成 5 萬股新股，等於范德比爾特買多少，他們就印多少。法院發出逮捕令後，三人逃過哈德遜河到紐澤西州的澤西市，脫離紐約州的司法管轄；紐澤西州隨即立法讓伊利鐵路在當地成立公司，替逃亡者提供庇護，最後再遊說紐約州議會讓新股合法化。
後續：Gould 贏了這一局，但在 1872–1873 年不得不交出控制權，主要推手正是英國股東。
復盤：這是 Hein 論文中反派 Gould 的成名作。對付「錢多」的對手，最有效的武器是無限供給（稀釋）加上管轄套利（換一個法院）。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歐洲債權人後來需要「聚合 + 封閉市場」：面對能隨時印新股的經理人，分散的持有人毫無還手之力。

10.7 1872–1882 年｜標準石油：秘密回扣 + 信託憑證（②③④）

困境：19 世紀州法嚴格，公司不能跨州營業，也不能持有他州公司的股份。
第一步（資訊）：先用與鐵路公司的秘密運費回扣協議（1872 年的南方改良公司事件最著名）壓垮競爭者。到 1872 年，標準石油已控制克里夫蘭 26 家煉油廠中的 21 家，十年後掌握全美 90% 的煉油產能。
第二步（結構）：1882 年 1 月 2 日，41 名投資人簽署《標準石油信託協議》，把 40 家公司的證券集中交給由 9 名受託人管理的單一持股機構，目的是繞過標準石油俄亥俄公司章程禁止在州外營業的限制。原股東換得信託憑證。
第三步（管轄）：1892 年俄亥俄州最高法院下令解散信託，1899 年改由紐澤西標準石油取得其他 19 家公司股份，成為控股公司（紐澤西州 1889 年率先允許公司持有他州公司股份）。1911 年才被聯邦最高法院依《謝爾曼法》拆分。
復盤：結構的隱蔽性本身就是武器。Britannica 指出，信託刻意設計成一座法律結構迷宮，讓外界幾乎無法調查與理解；揭弊記者 Ida Tarbell 的名句是：「You could argue its existence from its effects, but you could not prove it.」與法蘭克福委員會是同一年代、同一種「存入股權、換發憑證」的結構，只是一個用來壟斷，一個用來自保。

10.8 1876–1880 年｜堪薩斯太平洋鐵路：本文案例的後續（②③④⑤）

論文把 1878 年的勝利寫得很漂亮，但故事沒有結束：

Villard 在 1876 年以歐洲債權人代表身分被任命為堪薩斯太平洋鐵路的破產管理人，1878 年被撤換，但他繼續與 Gould 纏鬥，最後為債券持有人爭取到比原本同意的更好條件。
然而，Gould 早在 1874 年就取得該公司多數控制權，1880 年把它併入聯合太平洋鐵路，條件對 Gould 極為有利。
到 1887 年，外國債券持有人準備就合併抵押的安排，對 Gould 與 Russell Sage 這兩位受託人提起數百萬美元的訴訟。
Villard 本人則在 1881 年 9 月 15 日當選改組後北太平洋鐵路的總裁，1883 年 9 月完工通車後財務隨即出問題，1884 年初黯然下台。
復盤：「聚合 + 憑證 + 封閉市場」能讓弱勢的分散債權人在單場戰役中逼退強敵，但打不贏一個能在董事會、國會、法院之間長期周旋的對手。法蘭克福贏的是戰役，不一定是戰爭。

10.9 1883 年｜胡雪巖的生絲之戰（反例：純粹砸錢）（⑤）

困境：上海洋商掌握中國生絲出口的定價權，壓價收購。
戰法：胡雪巖沒有任何機制創新，就是用錢硬囤。他借助籌集到的大量資金進行生絲投機，到 1883 年囤積了一萬五千包，但時局變化、銀根驟緊、錢莊擠兌，囤絲想賤價脫手都脫不了，造成數百萬乃至上千萬兩的巨額虧損；背後除了洋商的身影，李鴻章門下的盛宣怀等人為了剪除左宗棠的羽翼，也推波助瀾。
結局：1883 年 12 月 1 日，上海阜康雪記錢莊與杭州阜康錢莊同時宣告倒閉，消息傳到北京當晚就出現擠兌，隔天北京分號即被官府查封。
復盤：拿來跟法蘭克福對照非常有教育意義。胡雪巖的弱點正好是 Effecten-Societät 的強項：
- 他是單打獨鬥，沒有能分攤風險的同業聯盟；
- 他沒有封閉的二級市場能慢慢消化庫存；
- 他的資金來自錢莊存款，期限錯配，一遇擠兌就斷炊；
- 他的部位完全公開，對手知道他撐不久。

也有研究者把 1883 年的危機歸因於經常帳逆差、大宗商品定價權之爭失敗、金融資產價格劇烈波動與缺乏最後貸款人等四個因素，最後一點正是萬能銀行與中央銀行後來要補上的東西。

10.10 1901 年｜北太平洋鐵路軋空：一條特別股條款決定勝負（②③④）

背景：這正是 Villard 曾經掌控的北太平洋鐵路。哈里曼（聯合太平洋）與希爾＋摩根（大北方鐵路）爭奪芝加哥伯靈頓鐵路的間接控制權。
攻擊：哈里曼在 Kuhn, Loeb 的 Jacob Schiff 支持下，於 1901 年 4–5 月在公開市場秘密收購北太平洋鐵路的普通股與特別股，等於拿下了全部股本的多數。
防守：希爾陣營靠的是一個不起眼的條款。公司保留了在 1917 年以前任何一年 1 月 1 日，以面額贖回特別股的權利，而哈里曼手上的普通股未達普通股過半，普通股多數在摩根與希爾手中。1901 年 11 月 13 日董事會決議，於 1902 年 1 月 1 日以每股 100 美元現金贖回全部特別股，哈里曼的「多數」瞬間蒸發。
市場代價：兩邊同時狂掃，市場上的流通股被清空，放空者無股可還，股價盤中衝到每股 1,000 美元。這場崩盤被視為紐約證券交易所史上第一次股市崩盤，事後雙方合組北方證券公司來控制三條鐵路，最高法院在 1904 年下令解散該公司。
復盤：兩個教訓。第一，章程條款就是武器，跟 Elliott 翻出沉睡的同等權益條款是同一種功夫。第二，這是 2008 年福斯軋空的原型：兩股大資金秘密吸籌，流通量被鎖死，最大的輸家是放空者。

10.11 2001–2016 年｜Elliott 對阿根廷：一個條款鎖死一個國家（①③⑤）

困境：主權國家不能被強制清算，資產多受豁免保護，私人債權人通常只能接受重整。
前例：Elliott 早先在秘魯案中就於布魯塞爾法院援引同等權益條款，秘魯怕新重整債也違約，被迫對 Elliott 與布雷迪債券持有人都全額償付。
機制：
- 條款新解：Elliott 主張，債務人只要對接受重整的債權人付款，就必須同時按原始合約全額付給未接受重整者；紐約聯邦法官在 2012 年接受這個解釋，並更進一步，以禁制令封鎖付款鏈上的受託人與付款代理銀行。
- 全球資產追索：2012 年 10 月 2 日，阿根廷海軍訓練艦自由號在迦納特馬港遭扣押，船上有 326 名船員；阿根廷向位於漢堡的國際海洋法法庭請求臨時措施，法庭在同年 12 月下令放行。
- RUFO 條款的反作用：若阿根廷全額償付釘子戶，會觸發「未來要約權利」條款，必須同樣補償所有已重整的債權人，等於讓重整作廢、重新背上上千億美元債務。這條款在 2014 年底到期，成了和解的時間窗口。
結局：2016 年 2 月，NML Capital、Aurelius、Davidson Kempner 與 Bracebridge 四家基金達成總額 46.5 億美元的和解，約為原始求償金額的 75%。Elliott 旗下的 NML 拿到 22.8 億美元的本金與利息；若含律師費與其他項目約 24 億美元，大約是原始投資的 10 到 15 倍。
復盤：這是法蘭克福保護委員會「聚合債權、在美國法院施壓」的極致版，只是方向相反：19 世紀是歐洲人在美國法院告美國公司，21 世紀是美國人在美國法院告外國政府。主場（紐約法律）才是最大的資產。

10.12 2008 年｜保時捷對福斯：用選擇權吞下十五倍大的對手（①④⑤）

困境：保時捷營收約 75 億歐元，福斯約是它的 15 倍大；保時捷 2008 年初就已用光 100 億歐元的信貸額度。而且德國《福斯法》規定任何股東投票權上限 20%、重大決議需 80% 同意，讓下薩克森州擁有否決權。
機制：2008 年 10 月 26 日（週日），保時捷宣布持有 42.6% 福斯普通股，另有 31.5% 現金交割選擇權，合計 74.1%，目標是 2009 年達到 75% 以簽訂控制協議。依當時德國法律，現金交割選擇權不賦予取得股份的權利，因此不需揭露；但賣選擇權給保時捷的銀行必須買進實股避險，流通股就這樣被「隱形」吃掉。

free float = 100% - 42.6% - 31.5% - 20.1% = 5.8%

而公告當時，避險基金的空單已超過福斯流通股本的 13%，也就是 $13/5.8 \approx 2.2$ 倍的可交易股數。

戰果：福斯股價從前一週末的 210.52 歐元，在 10 月 28 日衝到 1,005.01 歐元，29 日又跌回 512 歐元收盤；保時捷宣布釋出最多 5% 持股讓空方回補。在收購看似成功時，保時捷在 2007/08 會計年度達成獲利高於營收的奇景，因此被稱為「附帶一家汽車廠的避險基金」。
逆轉：金融海嘯讓融資斷炊。保時捷 2008/09 會計年度出現 44 億歐元稅前虧損（前一年是 86 億歐元獲利），主因是福斯選擇權的減值；2009 年 7 月 23 日執行長 Wiedeking 與財務長 Härter 立即辭職；卡達買走大部分福斯選擇權，福斯反過來持有保時捷 49.9%，計畫在 2011 年前完整併入。兩人後來被控誤導投資人與操縱市場，2016 年獲判無罪。
復盤：衍生品給了保時捷「不揭露的控制力」，卻沒有給它「不怕斷炊的資金」。這跟胡雪巖的錯配是同一個死法，只是工具先進了 125 年。

10.13 2010 年｜LVMH 對 Hermès：隱形建倉 vs. 家族鎖倉（攻①④；守②③⑤）

攻擊：2008 年，LVMH 委託三家銀行吸收 Hermès 股票；2010 年 10 月底突然揭露已持有 17.1%。手段是現金交割的股權互換。LVMH 表示它之所以選擇轉換成實股，是怕現金交割會讓數百萬股 Hermès 湧入市場，壓低股價、也讓其他競爭者有機會入股。
防守一（既有結構）：Hermès International 早在 1990 年前後就採股份兩合公司（SCA）形式，經營權由家族控制的無限責任股東掌握，即使外人持股過半也很難撤換管理層。
防守二（H51）：2011 年 9 月法院核准家族設立控股公司，此前法國金管會（AMF）已豁免 Hermès 因此觸發的強制收購義務。家族在 2011 年 12 月中正式成立 H51，把 50.2% 股份鎖定 20 年，並對另外 12.3% 享有優先購買權；唯一沒加入的家族股東是持股 6% 的 Nicolas Puech。
結局：LVMH 持股一度增加到 22.6%。AMF 在 2013 年 6 月 25 日因未申報的股權互換對 LVMH 開罰 800 萬歐元，是當時 AMF 史上最高。2014 年 9 月在法院介入下，LVMH 同意把約 23% 的 Hermès 持股分配給自己的股東，並承諾五年內不再增持；Arnault 家族的持股降到 10% 以下。
復盤：攻擊方用「所有權拆解」（拿經濟利益、不拿法律名義、不讓人看見），防守方用「所有權聚合」（把投票權鎖進一個盒子）。H51 的邏輯跟 1873 年法蘭克福的保護委員會完全一樣：分散的持有人最容易被各個擊破，把他們綁在一起，對手再有錢也買不到足夠的籌碼。

10.14 總表：誰用了什麼招？

案例	年代	① 契約	② 結構	③ 法律	④ 資訊	⑤ 籌碼	主動方結局	事後的監管補洞
泰勒斯	前 6 世紀	✔			✔	✔	勝	—
聖喬治之家	1407–		✔	✔		✔	長期勝	—
富格爾	1519	✔			✔	✔	勝後被違約拖累	—
勒邁爾	1609	✔			✔		敗	1610 年禁裸賣空
南海公司	1720		✔	✔		✔	敗	《泡沫法》本身
Effecten-Societät	1824–1896		✔		✔	✔	長期勝	1896《交易所法》
伊利戰爭	1868	✔		✔		✔	短勝長敗	—
標準石油	1872–1911	✔	✔	✔	✔		勝至 1911	1890《謝爾曼法》
法蘭克福保護委員會	1873–1880	✔	✔	✔	✔	✔	戰役勝、戰爭未必	1930s SEC 調查
胡雪巖	1883					✔	敗	—
北太平洋	1901	✔	✔		✔	✔	防守方勝	1904 北方證券案
Elliott	2001–2016	✔		✔		✔	勝	2014 ICMA 新條款
保時捷	2008	✔			✔	✔	短勝長敗	德國擴大衍生品申報
LVMH／Hermès	2010	✔	✔	✔	✔	✔	防守方勝	歐盟 2013 年修訂透明度指令，納入現金交割工具

10.15 從這些案例歸納出來的規律

選戰場比比資本重要。法蘭克福選了一個只有自己能進的市場，Elliott 選了紐約法院，Gould 選了紐澤西。誰定義「在哪裡打」，誰就先贏一半。
所有權可以拆，也可以合。攻擊方常用「拆」（拿經濟利益不拿名義），防守方常用「合」（聚合投票權）。現代法學稱前者為隱藏所有權，經濟學則可用 Mancur Olson 的集體行動理論理解後者：憑證這類「選擇性誘因」解決了搭便車問題。
揭露門檻就是時間差。從勒邁爾到保時捷，主動方的優勢多半來自「對手看見之前」的那段時間。
機制優勢擋不住資金錯配。勒邁爾、南海公司、胡雪巖、保時捷，死法都不是被看穿，而是資金接不上。法蘭克福能撐 70 年，正因為它同時解決了風險分攤問題。
每一招都有半衰期。經濟學家 Edward Kane 把這種「創新繞過規則 → 監管補洞 → 再創新」的循環稱為「監管辯證」（regulatory dialectic）。總表最後一欄幾乎每一行都有東西，就是證據。Effecten-Societät 能存活 70 年，在這張表裡已經是長壽冠軍。

十一、學術價值點評，以及它們站不站得住腳

11.1 價值主張與檢驗

主張	支持證據	可能的弱點	判定
方法論：打開「節點」比追蹤「網絡」更能解釋法蘭克福	雙市場結構被以往研究忽略（Holtfrerich 只寫一段）；訪客簿為新史料	作者自承沒有交易量統計，只能用訪客人數當代理變數	站得住，這是最紮實的貢獻
核心因果：不透明的雙市場是法蘭克福勝出的關鍵	機制描述完整；同時代人（普魯士官員、倫敦 CFB）的證詞	缺乏反事實比較；作者自己也一再強調「時機是關鍵」（奧地利危機、Seligman 的個人淵源），制度因素的相對權重無法量化	部分成立
權力鬥爭框架：歐洲資本與美國資本的戰爭	德英奧報刊的大量好戰言論	「戰果」有選擇性：Gould 1880 年仍把堪薩斯太平洋併入聯合太平洋，1887 年外國債權人還在告他；Villard 的北太平洋 1884、1893 年兩度垮台	修辭成立，戰果被高估
延續論：萬能銀行繼承了 Effecten-Societät 的邏輯	Siemens 的「四分之三」；Villard 融資從三十多家銀行變成兩家	萬能銀行早於 1896 年就存在（Darmstädter Bank 1853、Deutsche Bank 1870），是平行而非接班；Fohlin 的計量研究發現 1896 年法對銀行集中度沒有可測量影響	「邏輯延續」成立，「填補真空」的因果較弱
Braudel 框架可用於 19 世紀	壟斷、隔開供需、以實力定價都有對應	有不可證偽的風險：任何協調都能被解讀為「反市場」；同樣的穩定性證據，效率論者可解讀為有效的造市與流動性供給。作者沒有衡量場外投資人的報酬是否被剝削	有啟發性，但結論與效率論並非互斥

11.2 幾個小瑕疵（不影響主論證，但細讀會發現）

註 79 提到「圖 4」顯示 1869 年美國訪客下降，實際上應是圖 3。
正文說 Villard 在 1879 年與 J. S. H. Stern 組織 800 萬美元盲池，但註 113 與註 135 引用的都是 1881 年 2 月的文件；著名的北太平洋盲池確實是 1881 年。
正文說法蘭克福市場不受 1866–1882 年危機影響是「一位官員在 1900 年」所說，註 55 的文件日期卻是 1897 年 2 月 6 日。
維也納 Effecten-Societät 的成立年代，註 50 寫 1850 年代中，註 110 寫 1860 年。
正文把「第一條橫貫大陸鐵路」稱為中央太平洋鐵路，實際上是聯合太平洋與中央太平洋兩段共同構成。

11.3 總評

這篇論文最大的價值，是把一個被地方史當註腳的機構，放進跨大西洋資本主義的大敘事裡，並用 Braudel 提醒讀者：透明市場不是資本主義的自然狀態，而是政治角力的結果；而且每次透明化改革，都可能只是把不透明搬到另一個地方。從 1896 年的萬能銀行，到今天超過一半交易在場外完成的美國股市，這個論點至今仍有穿透力。

它的局限也很清楚：缺乏價格與交易量資料，使得「不透明造就成功」更像一個有力的詮釋，而不是被證明的因果；對「打敗 Gould」的勝利敘事也略嫌樂觀。但對於想理解「為什麼金融戰爭往往不是比誰錢多，而是比誰能改寫規則」的讀者來說，這篇論文加上前面那十幾個案例，大概就是最好的入門地圖。

John Locke as a Reader of Thomas Hobbes’s Leviathan: A New Manuscript

鄭仕群 — Fri, 16 Oct 2026 19:08:42 +0000

Felix Waldman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ume 93, Number 2, 2021
DOI: https://doi.org/10.1086/714068

Nye EM. Empires of Obligation: Law, Money, and Debt between England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670–1720. Enterprise & Society. 2024;25(4):1015-1024. doi:10.1017/eso.2024.42

書桌上的《利維坦》：洛克、霍布斯，與藏在銀幣裡的主權

2019 年夏天，費城自由圖書館一部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被認出是彌爾頓的私人藏本，書頁上的眉批原來出自彌爾頓本人。Waldmann 用這則新聞開場，接著談洛克研究界一個類似的懸案。

1950 年代，Peter Laslett 從洛克後人 Lovelace 家族在蘇格蘭的一座破舊狩獵小屋裡，找回了洛克藏書的總目。總目上列著一本 1651 年初版的《利維坦》，可是這本書的實物已經不見了。Waldmann 把它比作 Lewis Carroll 筆下那隻永遠抓不到的怪物「snark」，地位跟《政府論》佚失的「中間部分」差不多。

Waldmann 沒有找到那本書，但找到一份可以當作替代品的東西：一份藏在大英圖書館、從沒有人注意過的法文回憶錄，裡面有一句話：

「他幾乎總是把霍布斯的《利維坦》放在桌上，並推薦朋友們去讀。」

一、論文速覽

項目	內容
核心證據	大英圖書館 Additional MS 4222, ff. 245r–247r。Pierre Des Maizeaux 手寫的法文回憶錄，約一千字，約寫於 1718–19 年
三個主張	① 匿名口述者極可能是洛克的老友 James Tyrrell。② 洛克在牛津時期（約 1658–1667）熱衷《利維坦》，還向朋友推薦，後來卻公開否認讀過。③ 自 Laslett 與 Dunn 以來，學界幾乎把霍布斯從洛克研究中趕了出去，這是矯枉過正
文章結構	I. 回憶錄的脈絡　II. 撰者為 Tyrrell 的論證　III. 洛克、霍布斯與《利維坦》　附錄一：原文與英譯　附錄二：洛克提及霍布斯的 13 處文字
結論句	「洛克是《利維坦》的讀者，而且是一個著迷的讀者（an obsessive reader）。」

二、手稿本身：被壓了三百年的「黑函」

2.1 這份手稿怎麼流傳下來

1699 年：胡格諾派記者 Pierre Des Maizeaux 帶著 Jean Le Clerc 寫的介紹信，從荷蘭到英國拜訪洛克，之後結識自由思想家 Anthony Collins 與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
1718–19 年：Collins 主導、Des Maizeaux 編輯《洛克先生文集》（A Collection of Several Pieces of Mr. John Locke, 1720）。這本書有兩個目的：
- 打破出版商 Churchill 與洛克表親兼繼承人 Peter King 對遺稿的壟斷；
- 反擊 Pierre Coste。Coste 曾跟洛克一起住在 Masham 家，後來卻轉而貶低洛克。
為了取得新材料，Des Maizeaux 四處向洛克的老朋友打聽往事，記下了這份回憶錄。內容太過尖刻，最後沒有用，口述者的名字也被匿名成「Mr …」或「Mr T…」。
1745 年，Des Maizeaux 死後，文件流入史家 Thomas Birch 手中。1766 年，Birch 把收藏遺贈大英博物館。1782 年，這份文件被編進 Add MS 4222（名人傳記資料，姓氏 D 到 L）。
之後一直沒人注意，直到 Waldmann。

手稿的物質特徵：用紙跟同卷其他文件不同；墨水越寫越淡；用的是草寫體，跟 Des Maizeaux 正式信件的筆跡不一樣；文法零散。Waldmann 據此判斷，這是一次寫完的匆促筆記，可能是邊聽邊記，也可能是事後趕著追記。

2.2 回憶錄說了什麼：十三項指控

#	回憶錄的說法	Waldmann 的查核
1	洛克在牛津不讀書、懶散，沉迷法國作家 Voiture 書信集的英譯本	洛克確實藏有多部 Voiture。Masham 夫人給 Le Clerc 的信也提到 Voiture。特別說「英譯本」，符合洛克約 1676 年以前讀不了法文
2	他鄙視「科學與博學」，卻幾乎總把《利維坦》放在桌上，推薦朋友讀。「Mr …」就是聽了推薦才買的	全文核心。可以跟 Tyrrell 在 1674–91 年借走洛克那本《利維坦》的紀錄互相印證
3	他後來假裝否認讀過《利維坦》	對應洛克 1697、1699 年的公開否認（見附錄二第 12、13 條）
4	他自命原創，看不起無法冒充成自己想法的東西，喜歡把平凡的格言說得很隆重	屬於性格評價，無法查核
5	「他寫的那本論貨幣的書是抄另一本的」。頁腳用較深的墨水補註：Mun 的貿易論、Robert Cotton 爵士在國王與樞密院前論鑄幣的演說。他還堅稱沒讀過，雖然「Mr …」好幾年前就叫他買了	洛克藏有 Cotton 演說的 1690 年版。1669 年購入「Mun of trade」。Barbon 1696 年指控洛克沿用 Mun 的比喻。Tyrrell 1696 年寫給洛克的信也提到 Mun
6	《人類理解論》源於 Mr T. 等人的一次談話，有人提議應該有人劃出人類知識的範圍與界限	呼應《人類理解論》序言裡的「五六個朋友」。Tyrrell 在自己那本書的頁邊寫下：「此事在 1673 年冬，我記得我也是在場者之一」
7	Mr T. 想先讀洛克準備出版的作品，洛克拒絕，怕別人以為他的思想來自他人	1687 年 Tyrrell 想讀《人類理解論》手稿，洛克確實沒給
8	Le Clerc 的〈頌詞〉裡記的事「不是假的，就是記錯了」。洛克不敢跟沙夫茨伯里談要事，也沒參與他兒子的婚事	婚事這一點可以證明是錯的，洛克確實參與了
9	洛克吝嗇、虛榮、善妒、保密到極點。「Mr …」向他解釋人民為什麼能把自己沒有的生殺權交給官長，他生氣地問從哪裡聽來的，後來卻寫進自己的《政府論》	Tyrrell 的《父權非君權》（1681）有類似論證，對應《政府論》下篇 §171
10	他迷戀 Sydenham 醫生，把 Lower 醫生看成笨蛋	洛克 1664 年左右與 Lower 合作研究呼吸，後來分道揚鑣，轉而與 Sydenham 合作
11	沙夫茨伯里 1682 年躲在 Wapping、隨後出逃荷蘭的經過	細節模糊，顯示口述者不在沙夫茨伯里的核心圈內
12	洛克膽小，躲藏時半夜聽到老鼠聲就會起床叫他的「房東」	1682–83 年在牛津與 Oakley 一帶，只有 Tyrrell 當過他的房東
13	洛克相信道德原則因國而異，還拿旅行者的記述向朋友證明。初版這樣寫，後來的版本刪改了	這是對《人類理解論》2.28 的誤讀，但 2.28.8 在第二版確實有增補，可能就是在回應 Tyrrell 等人的批評

2.3 它跟其他早期洛克傳記有多不一樣

來源	年代	資訊來源	對洛克的態度
Collier 重編 Moréri《大歷史辭典》補編	1705	匿名	簡短、平淡的讚美
Le Clerc〈洛克先生頌〉	1705	Masham 夫人、第三代沙夫茨伯里的來信	完美人格，毫無異端暗示。直到 1829 年都是唯一完整的傳記
Coste 的悼文	1705	本人親歷	先褒後貶，後來成為洛克的批評者
Anthony Wood《牛津名人錄》第二版	1721	地方傳聞	暗示洛克涉入黑麥屋陰謀（Rye House Plot）。Wood 的私人日記稱洛克「動盪、愛吵、永不滿足」
Peter King《洛克傳》	1829	原始手稿	第一部根據檔案的完整傳記
Des Maizeaux 回憶錄	約 1718–19	自稱與洛克「交情很深」的舊友	唯一出自熟人、而且充滿敵意的記述

Waldmann 的關鍵推論是：過去說洛克是「霍布斯派」的人，都是不認識洛克的論敵；這份回憶錄的口述者卻宣稱與洛克「交情很深」。如果 Des Maizeaux 不相信這個人，何必記下來？如果內容純屬捏造，又何必替他匿名？

三、「Mr T…」是誰？

3.1 符合 Tyrrell 的線索

回憶錄線索	Tyrrell 的已知事實
在牛津認識洛克	1657 年 4 月入學牛津女王學院，1658 年結識洛克
記得 Voiture、記得是「英譯本」	Masham 夫人寫給 Le Clerc 的牛津往事，消息來源正是 Tyrrell，信中也提 Voiture
《人類理解論》緣起時在場	在自藏本頁邊自稱在場（大英圖書館 C.122.f.14）
想讀手稿被拒	1687 年懷疑洛克把手稿給了 Pembroke 伯爵，自己想讀，洛克沒給
懷疑洛克有霍布斯傾向	1690 年寫信轉告「牛津有思想的人」抱怨洛克接近「霍布斯先生」，主張道德善惡只取決於人們「在各個俱樂部或社團中（in several clubs or societyes）」的讚美或貶低。1692 年仍催洛克寫書駁斥「霍布斯先生的伊比鳩魯原則」
說貨幣書抄 Mun 與 Cotton	1696 年寫信給洛克，說自己在「Mun of Trade」裡找到回應 Richard Temple 爵士批評的答案。也熟悉收錄 Cotton 演說的文集
洛克出逃前的「房東」	1682–83 年洛克在牛津與 Oakley（Tyrrell 的宅邸）之間準備流亡
「生殺權」論證	《父權非君權》（1681）有幾乎相同的論述
自稱「除了最後二十年都與他交好」	兩人在 1683 年以後明顯疏遠：借款未還、Tyrrell 歸還洛克物品時處理不當（包括那本 Voiture）、洛克把手稿轉存到新朋友 Edward Clarke 處
1718–19 年還活著，而且認識 Collins	卒年修正：Oakley 教堂的紀念碑寫 1718 年，ODNB 跟著錯。Waldmann 根據 Thomas Baker 的題記與 Hearne 的日記，訂正為 1719 年 6 月 7 日。Tyrrell 與 Collins 1703 年在 Oates 認識，通信至少到 1710 年
對 Le Clerc〈頌詞〉不以為然	1718 年 10 月寫信給 Le Clerc：「我自己在他《人類理解論》的許多論點上無法同意，這一點我在他生前就讓他知道了」

3.2 排除其他人選

洛克 1650–72 年現存的信件，寄給 31 人；寫給洛克的信，來自 65 人。這些人到 1699 年只剩 9 位在世，到 1718–19 年只剩 2 位：Schard 可以直接排除，Mapletoft 沒有在 Christ Church 與洛克來往的紀錄。
洛克在 Christ Church 可辨識的 22 名學生中，1718–19 年只剩 Walls 與 Pococke 在世，兩人都對不上。
「這人是憑空編造的幻想家」的假設也不成立：一個編故事的人不太可能剛好掌握這麼多冷門細節，而且每一項都恰好對上 Tyrrell 的經歷。

3.3 作者自己承認的疑點

為什麼 1705 年還透過 Masham 夫人稱讚洛克的 Tyrrell，到 1718 年會這麼刻薄？Waldmann 推測，匿名承諾讓他說得比較放開。
洛克寫給 Tyrrell 的信幾乎全部佚失，只剩四封內容空泛的信，兩人友誼的另一面看不到。
原文「Ce dernier Mr. T…」的指涉含糊。Waldmann 在註 133 承認，「Mr …」與「Mr T…」可能是兩個不同的人。

四、百年公案：洛克到底有沒有回應霍布斯？

4.1 學術史的光譜

時期	代表人物	主張	洛克與霍布斯的關係
1903–1955	Pollock、Bastide、Lamprecht、Aaron	《政府論》是對《利維坦》的回應，這是教科書式的共識	公開的對話者
1952–53	Leo Strauss	洛克出於審慎刻意壓低引用，他的政治哲學「只是穿上晚期斯圖亞特服裝的霍布斯」	隱藏的同一人
1960	Peter Laslett	《政府論》寫於排斥危機（1679–83），針對的是 Filmer。洛克 1674–91 年把《利維坦》借給了 Tyrrell，寫《政府論》時手上沒有這本書	幾乎無關
1969	John Dunn	霍布斯的論證在《政府論》裡「沒有被回答，只是被淡淡地忽略」。就算證明洛克熱讀霍布斯，也不影響對文本的理解	方法上無關
1960–2004	Cox、Coby、Zuckert、Stoner	延續 Strauss 的路線	霍布斯式的洛克
2005–2020	Jeffrey Collins、Jon Parkin、Jacqueline Rose	放回牛津 Christ Church 的獨立派與霍布斯脈絡，指出一種「私下熱情、公開緊張保留」的模式。Collins 認為影響是「先正面、後負面」	曖昧的糾纏
2021	Waldmann	洛克是《利維坦》的著迷讀者，往後研究應該預設他熟悉這本書	熟讀，但刻意保持距離

4.2 洛克提到霍布斯的十三處（論文附錄二）

#	年代	性質	內容摘要
1	1656 至約 1675	中性，借用	在夾頁聖經中抄錄霍布斯《論自由、必然與偶然》，用來解經
2	約 1659–60	經由他人表示讚賞	抄錄 Filmer 的話：「我滿懷喜悅讀了霍布斯先生的《論公民》與《利維坦》」
3	1668–1704	讚賞，但沒有標明出處	抄錄《利維坦》第四章論定義的段落：「在真知與謬誤學說之間，無知居中」
4	約 1670	批判	評論 Parker 的教會論：「這離霍布斯先生的學說還差多遠？」
5	1677	批判	日記：「一個霍布斯派，以自我保存為原則並自為裁判者，不會輕易承認許多明白的道德義務」
6	1681	批判	駁 Stillingfleet 的筆記，把「教宗派、霍布斯派、狂熱派原則」並列
7	約 1687	中性	備忘：「查哲學各派原則與霍布斯」
8	約 1687	中性	抄錄書評對霍布斯道德哲學的概述：幾何化的道德、伊比鳩魯式的自保
9	約 1687	中性	抄錄 Bayle 對霍布斯主權論的概述：主權者對人的權利，「幾乎等同於人對牲畜的權利」
10	1693	批判	評 Norris：「霍布斯與斯賓諾莎的宗教」把一切化為不可抗的命定必然
11	1685 年草稿 C 與《人類理解論》1.3.5	描述	問霍布斯派為什麼要守信，他會答：「因為公眾要求，而且利維坦會懲罰你」
12	1697	否認	「我不知道他引的《利維坦》那些話在書裡，或有任何類似的話」
13	1699	否認	「我對霍布斯或斯賓諾莎讀得不夠熟」，又稱他們是「理應受譴責的名字」

只有第 2、4、5、6 條確定寫於排斥危機之前或期間。Laslett 認為這些引用模糊又輕蔑。Waldmann 有了回憶錄之後，把同一批證據讀成一種「刻意的疏離」：一個年輕時著迷的讀者，成名後把距離拉開。

此外，Waldmann 也挑戰了 Laslett「洛克手上沒書」的論證。洛克 1681 年的書單上記著一件四開本的「Hobbes」，Laslett 把它判成《自然哲學問題》，可是那本書只出過八開本。這件四開本更可能是 1668 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哲學著作集》，裡面收有拉丁文版《利維坦》。洛克 1669 年的帳簿也記著以 1 英鎊購入「Hobs's works Latin」。

4.3 牛津的霍布斯圈子

John Owen 任 Christ Church 院長（1651–60），本人的教會論「帶有濃厚霍布斯味道」，公開場合卻撇清。
Henry Stubbe 是博德利圖書館副館員，1656 年前就開始把《利維坦》譯成拉丁文，並與霍布斯通信，鼓動他跟 Wallis 打筆仗。
Edward Bagshaw 1658 年寫信給霍布斯，讚美《論自由與必然》。
洛克在 1659 年私下稱讚 Stubbe 的寬容論。1660–62 年寫的《政府二論文》（Two Tracts）主張「無關緊要之事」（adiaphora）歸官長決定。Parkin 形容那是「明顯帶霍布斯腔調的契約論」，Rose 則說它「令人想起霍布斯」。

Collins 用「公開譴責、私下贊同」形容 Owen 一派。Waldmann 認為回憶錄給了洛克「私下熱情、公開緊張保留」一個罕見而具體的證據：洛克讀《利維坦》的熱度，比之前任何證據顯示的都高。

旁證還有三則。1667–75 年洛克住在 Strand 街的沙夫茨伯里府上，離霍布斯在倫敦的幾處住所都不遠。1673 年 Aubrey 寫信建議洛克去拜訪這位八旬鄰居。1693 年牛頓在精神不穩時寫信指控洛克是「霍布斯派」。

五、作者的立論特色

用證據的出現，回應建立在證據缺席上的論點。 Laslett 的「霍布斯不重要」說，基礎是找不到洛克熱讀霍布斯的證據。Waldmann 沒有在理論上跟他辯，直接拿出一件證據。
三重文獻驗證。
- 物質層面：紙張、水印、墨色漸淡、筆跡。
- 檔案脈絡：與同卷四頁序言草稿有相同的畫線標題，並列在一起。
- 內容比對：與洛克書信集逐項對照。
人物誌排除法。 用洛克的通信對象、學生名單與在世年份做系統性排除，把替代人選逼到幾乎不可能。
鎖定時間窗。 把 Tyrrell 的卒年從 1718 年改為 1719 年，正好讓他在 Des Maizeaux 編書期間還活著。這是全文最漂亮的一招。
處理敵意證人。 作者不迴避回憶錄的錯誤（例如婚事那一條）和敵意，反過來論證：正因為口述者充滿怨氣、又與洛克關係很深，他看見的才是洛克不想給人看的那一面。
介入學術史，但不越界。 Waldmann 沒有宣稱要重寫《政府論》的詮釋，只主張往後的研究應該預設洛克熟悉《利維坦》。他也坦言來不及詳細回應 Collins 2020 年的專書。
把「影響」從文本互文，改成閱讀實踐。 書擺在誰的桌上、推薦給誰、借給誰、什麼時候還，這是閱讀史與書籍物質史的研究路徑。
順手糾正多處既有錯誤。 包括 ODNB 的卒年、Laslett 對 1681 年書單的判讀、Stanton 誤稱 Tyrrell 是洛克的學生、Rogers 對《人類理解論》手稿寄送過程的誤述。

同類型發現的比較

發現	年代	改變了什麼
彌爾頓的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	2019	彌爾頓如何精讀莎劇
凱因斯拍下牛頓的煉金術手稿	1936	「牛頓不是理性時代第一人，而是最後一位魔法師」
Laslett 尋回洛克藏書總目	1950 年代	讓「洛克讀過什麼」可以查證
Soulard 發現劍橋基督學院本《政府論》	2015	洛克修訂《政府論》的過程
Waldmann 的 Des Maizeaux 回憶錄	2021	洛克與霍布斯的私人閱讀關係

六、作者沒提到、但值得並置的材料

1. 霍布斯自己的貨幣理論（《利維坦》第 24 章）。 回憶錄指控洛克的貨幣書抄襲 Mun 與 Cotton，Waldmann 也追查了 Mun 與 Cotton，卻沒有回頭問：《利維坦》本身有沒有一套貨幣理論？其實有，而且跟洛克後來的立場很像（詳見第二部）。

2. 洛克的「意見法」裡出現的「信用」一詞。 Tyrrell 轉述的「俱樂部或社團」，來自《人類理解論》2.28.10：美德與惡行的尺度，是讚許或厭惡、稱頌或責難，「透過一種秘密而默示的同意，在世界上各個社會、部族與俱樂部中確立起來；某些行為因此在其中獲得信用（credit）或恥辱」。道德裡的 credit，跟金融裡的 credit，用的是同一個字。

3. C. B. Macpherson《佔有式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從霍布斯到洛克》（1962）。 這是最早系統主張霍布斯與洛克「同構」的經典之一：兩人都以「佔有式市場社會」為默認前提，洛克用貨幣讓無限積累變得正當。Waldmann 沒有提到它，但它是第二部最重要的前行研究。

4. Carl Schmitt《霍布斯國家學說中的利維坦》（1938）。 Schmitt 認為，殺死利維坦的是「間接權力」：教會、黨派、利益團體。下面會看到，在洛克的貨幣世界裡，這些間接權力沒有殺死利維坦，而是成為了利維坦。

5. 同年同刊的另一篇文章：Andrew Sartori〈洛克貨幣思想中的白銀與社會〉（JMH 2021）。 這篇文章把洛克的貨幣論放進全球白銀流動中討論。它跟 Waldmann 的文章同年刊在同一本期刊，各自處理洛克的一面，卻沒有交集。Nye 的論文正好把兩者接了起來。

6. 從「霍布斯派」到鑄幣廠的牛頓。 1693 年指控洛克是「霍布斯派」的牛頓，三年後（1696）出任鑄幣廠總監（Warden），正好負責執行洛克主張的大重鑄。

7. Strauss〈迫害與寫作藝術〉（1952）。 Waldmann 不接受 Strauss 學派的「隱微寫作」說，但他提供的「私下熱情、公開否認」證據，客觀上給了 Strauss 學派新的論據。這一點會在點評中再談。

七、點評：學術價值，以及站不站得住

主張的價值	支撐證據	弱點	判定
① 第一份明確證據，顯示洛克對《利維坦》有濃厚興趣	回憶錄、1674–91 年的借書紀錄、附錄二十三處引用、1669 年購入拉丁文著作集	回憶錄是轉述，事隔約六十年才記下（1658 → 1718），口述者心懷怨懟；Des Maizeaux 寫得匆忙	「有濃厚興趣」站得住。借書紀錄是獨立的硬證據
② 「著迷的讀者」	原文是「幾乎總放在桌上」、「推薦朋友讀」	從「放在桌上」到「著迷」是詮釋上的升級。註 132 也承認：如果 Tyrrell 早年已經自己買了一本，1674 年為什麼還要借洛克的？	部分是修辭
③ 撰者是 Tyrrell	十項以上獨立吻合，加上系統排除與卒年修正	沒有 Tyrrell 的親筆；敵意的轉變沒有完全解釋；「Mr …」與「Mr T…」可能是兩人	高度可信，但不是定論
④ 修正 Laslett 與 Dunn 的矯枉過正	削弱了「洛克手上沒書」的論證；重判 1681 年書單	Dunn 的核心論點（讀過不等於文本意義改變）完全沒有被觸及；作者也沒有提出新的文本詮釋	對傳記史成立；對《政府論》的詮釋影響有限
⑤ 坐實「私下熱情、公開保留」的模式	可以跟 Owen、Stubbe 對照；1697、1699 年的公開否認	同一證據也能支持 Strauss 的隱微說，作者沒有說明自己的立場跟 Strauss 差在哪裡	成立，但兩面都能用
⑥ 為洛克貨幣著作提供來源線索	Tyrrell 1696 年的信、洛克的購書與藏書紀錄	說「抄襲」誇大了。Mun 是貿易差額論者，洛克的金屬論另有脈絡	作為指控不成立，作為研究線索很有價值（第二部會延伸）
⑦ 方法上的示範	冷門檔案、人物誌、物質文獻學	—	完全成立

總評。 這篇文章的價值，在於讓「洛克讀過、而且熱讀過《利維坦》」從一種推測，變成有實證支撐的研究前提。它對洛克傳記和英國早期啟蒙的人際網絡貢獻最大。對《政府論》的詮釋史來說，它推翻的是一個事實前提（洛克手上沒書），而不是 Dunn 的方法論立場。

文章最被低估的一個細節，是回憶錄第 5 條：關於「貨幣書」的指控。Waldmann 只把它當作辨認 Tyrrell 的線索，可是它其實提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洛克的經濟思想，是否也存在「私下吸收、公開否認」的模式？ 這正是第二部要處理的問題。

第二部：對讀：洛克的貨幣政策裡是否藏著利維坦？

下面的論證依證據強度分成三級：
A＝原始文獻直接記載；B＝強旁證，或研究者已經提出的論證；C＝根據 A、B 所做的結構推論。

8.1 先讀懂 Nye：一場被跨國商人改寫的「金融革命」

章	主題	與本文的關係
1	法律多元與信用網絡	鄂圖曼法官（kadı）處理幣值變動的債務糾紛時，有時把償還額連結到金幣或威尼斯金幣，跟英格蘭普通法的名目主義（1604 年「混合貨幣案」：幣值變動的風險由債權人承擔）恰好相反
2	「拒絕賒帳誓言」與英格蘭銀行	黎凡特公司把壞帳風險轉嫁給派駐海外的代理人；1693 年土耳其船隊覆滅後，資本轉向英格蘭銀行
3	「這樣一座信任銀行」	英商在鄂圖曼帝國擔任包稅與放貸的財政代理人
4	鑄幣稅與主權	穆斯塔法二世收繳外幣、建立帝國通用的 kuruş 銀幣
5	商人與金融革命	「內在價值」論先在黎凡特公司內部與大西洋殖民地政策中試行，1696 年才在大重鑄中全面實施

Nye 的核心論點：大重鑄的勝利，不只是自然權利哲學的勝利，更是跨國商人債權人這個新興聯盟的勝利。這些人在鄂圖曼帝國做過債權人、在公司裡制訂過貨幣規章、在海關委員會裡審查過殖民地法案，回到倫敦後坐上國家財政的位置。

時間軸：兩條線索的交會

年份	霍布斯／洛克線	商人／帝國線
1626	—	Cotton 在樞密院發表反對國王改動幣值的演說
1640	—	查理一世威脅貶值逼倫敦借款，布商高喊不收「銅錢」，最後作罷
1651	《利維坦》出版	—
1658 起	洛克「幾乎總把《利維坦》放在桌上」（回憶錄）	—
1661	—	Dudley North 二十歲赴鄂圖曼帝國經商
1666	—	英國廢除鑄幣費；黎凡特公司內部為「哪些錢幣可收」激烈辯論
1668	洛克為 Ashley 撰寫反對降息至 4% 的手稿	黎凡特公司命令：代理人只能收足重的西班牙銀圓等，否則損失自行負擔
1669	同一本帳簿裡記著購入霍布斯拉丁文著作集與「Mun of trade」；同年參與起草《卡羅來納基本憲章》	—
1672–74	皇家非洲公司認股人；貿易與殖民地委員會秘書	Buckworth 任皇家非洲公司副總裁
1674	《利維坦》借給 Tyrrell（借到 1691）	—
1677	—	伊斯坦堡的「獅子銀圓審判」
1684	—	Nevis 案；波士頓鑄幣廠被關閉
1686–91	—	鄂圖曼鑄幣機械化，推出 mangır 銅幣又收回
1687–91	—	Trumbull 任駐伊斯坦堡大使
1690–92	Tyrrell 來信指控洛克有霍布斯傾向；洛克撰文為 James Houblon 辯護	Neale 的貶值法案被 Houblon 在上議院擋下
1691	《論降低利息與提高幣值的後果》出版	North《貿易論》出版
1693	牛頓指控洛克是「霍布斯派」	Whitcomb 寫信給 Trumbull，談「信任銀行」
1694	洛克認購英格蘭銀行股份 500 鎊	英格蘭銀行成立，John Houblon 任總裁
1695	《再論提高幣值》；應 Trumbull 之請撰文	Lowndes 提出貶值方案
1696	出任貿易委員會委員	大重鑄；牛頓出任鑄幣廠總監
1697	公開否認讀過《利維坦》	穆斯塔法二世下令收繳外幣
1704	洛克逝世	安妮女王公告：殖民地的外幣定價最多只能高於英鎊三分之一
1718–19	Des Maizeaux 記下回憶錄	—

8.2 線索一：1669 年的同一本帳簿〔A＋B → C〕

Waldmann 的註 72 與註 123 引的是同一份手稿，大英圖書館 Add MS 46470，洛克 1669 年的帳簿：

第 27 頁記著購入「Mun of trade」；
ff. 19r 與 [50]v 記著用 1 英鎊購入「Hobs's works Latin」，可能就是收有拉丁文《利維坦》的 1668 年著作集。

前一年，洛克剛替 Ashley 寫完反對降息的經濟手稿，那是他第一篇經濟論文，後來成為 1691 年《論降低利息》的底稿。同一年，他還參與起草《卡羅來納基本憲章》。

所以，回憶錄指控洛克「讀過卻否認」的兩個來源，《利維坦》和 Mun，在同一年、同一本帳簿裡一起進了洛克的書房。回憶錄描述的模式也一模一樣：一個是「放在桌上、推薦朋友，後來否認讀過」，一個是「朋友叫他買，後來堅稱沒讀過」。

推論：如果洛克對《利維坦》的態度是「私下吸收、公開否認」，那麼他經濟思想的來源很可能也有同樣的處理方式。這至少說明，把洛克的經濟學看成單純從自然法推出來的結果，是不夠的。

8.3 線索二：霍布斯本人就是「雙層貨幣論者」〔A〕

很少人注意，《利維坦》第 24 章〈論國協的營養與生殖〉裡有一套完整的貨幣理論：

For Gold and Silver, being (as it happens) almost in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highly valued, is a commodious measure of the value of all things else between Nations; and Money (of what matter soever coyned by the Soveraign of a Common-wealth,) is a sufficient measure of the value of all things else, between the Subjects of that Common-wealth.

And because Silver and Gold, have their value from the matter it self; they have first this priviledge, that the value of them cannot be altered by the power of one, nor of a few Common-wealths… But base Money, may easily be enhanced, or abased. Secondly, they have the priviledge to make Common-wealths move, and stretch out their armes, when need is, into forraign Countries; and supply… whole Armies with Provision. But that Coyne, which is not considerable for the Matter, but for the Stamp of the place… hath its effect at home onely; where also it is subject to the change of Laws, and thereby to have the value diminished, to the prejudice many times of those that have it.

拆開來看，霍布斯說了四件事：

國與國之間，價值尺度是金銀，金銀的價值「來自物質本身」。
金銀的價值「不是一國或少數幾國的權力所能改變的」。換句話說，霍布斯自己承認，有一個領域超出他那位絕對主權者的管轄。
國內，主權者鑄造的錢幣，不論用什麼材料，都可以當價值尺度。但這種錢「受法律變動的影響」，貶值時會傷害持有者，也就是債權人。
金銀讓國家能「把手臂伸進外國」、供應整支軍隊。

拿來對照 Nye 的史料：

霍布斯第 24 章	1690 年代的英格蘭
金銀是國與國之間的價值尺度	洛克：白銀「憑其內在價值，是全世界文明與貿易地區的商業工具」
金銀價值非一國所能改變	Wren：「英格蘭作為貿易大國協中的一個行省，不得不使用白銀」
伸臂外國、供應軍隊	1694 年英軍在法蘭德斯有 6.8 萬人，軍費匯款超過一百萬鎊
國內鑄幣受法律變動、傷害持有者	Lowndes 的貶值案；洛克稱改動標準是「公共正義的失敗」

同一章的下半部談的是殖民地。 霍布斯把殖民地稱為「國協的子女」，說它們如果不另立國協，「就不是國協，而是派出它們的那個國協的行省」。第 24 章把貨幣與殖民地放在一起，Nye 論文第五章處理的也正好是這兩件事：大重鑄，加上大西洋殖民地的二層貨幣制。

洛克對霍布斯做了什麼「升級」？

霍布斯的架構是兩層分立：

V_{國內} = f (主權者印記), V_{國際} = g (金銀含量)

洛克在 1696 年做的事，是把國內那一層併進國際那一層：

V_{國內} \equiv V_{國際} = 白銀含量

Nye 用的字眼正是：英格蘭「讓國內貨幣服從同一套國際邏輯」。換句話說，洛克取用了霍布斯對「金銀不受任何主權者支配」的觀察，再把它推進到霍布斯原本留給主權者的國內貨幣領域。

立場	國際尺度	國內尺度	主權者角色
霍布斯（1651）	金銀（價值來自物質本身）	主權者印記，可以改變	國內的價值立法者
Lowndes（1695）	金銀	主權者擔保的國內信用，可以貶值 20%	價值立法者
洛克（1695–96）	白銀	白銀（同一個標準）	只負責擔保重量
穆斯塔法二世（1697）	外幣收繳重鑄	蘇丹印記加官定價目	價值立法者兼唯一發行者

8.4 線索三：「俱樂部」定價值，從道德到貨幣〔A＋B〕

Tyrrell 在 1690 年轉述的抱怨（道德只是「各個俱樂部或社團」的讚美與貶低），放到洛克的三份文本旁邊看，形成一條清楚的線：

文本	價值怎麼產生	關鍵字
《人類理解論》2.28.10（1689）	美德與惡行，由各社會、部族、俱樂部以「秘密而默示的同意」確立，行為因此獲得「信用」或恥辱	tacit consent、clubs、credit
《政府論》下篇 §50（1689）	金銀的價值只來自「人們的同意」。人們以「默示而自願的同意」，「在社會之外、無須契約」地為金銀定價	tacit consent、out of the bounds of society、without compact
《論降低利息》（1691）	人類同意給金銀一種「想像的價值」，使它們「藉由普遍同意」成為共同的保證物	imaginary value、general consent

再看 Nye 挖出的檔案。洛克以前，真的有一個俱樂部在投票決定什麼算錢：

1666 年，黎凡特公司議事會為「公司收付可以接受哪些錢幣」展開「一場大辯論」。
1668 年的公司命令：駐土耳其的代理人只能收足重銀圓、西班牙銀圓、塞維亞與墨西哥鑄幣。另一道命令規定，如果收了其他錢幣而不是「這些錢幣或其內在價值」，損失由代理人自己承擔。「內在價值」這個詞，先是公司規章裡的用語，後來才成為洛克的哲學概念。
1696/7 年與 1710 年，兩任大使在伊斯坦堡召集全體「英格蘭人」（the English Nation），直接討論「『通用貨幣』這個詞怎麼理解」。多數人主張指定幾種錢幣為通用貨幣；1710 年則一致通過，承認鄂圖曼金幣以 105 pāre 計算。

推論：Tyrrell 擔心洛克把道德交給俱樂部定義，可是在貨幣領域，一個商人俱樂部真的在立法決定價值。洛克的做法，是把俱樂部的同意推廣成「全人類的同意」。俱樂部大到一定程度，看起來就像自然本身。

8.5 線索四：不可更改的尺度，等於主權不可分割的貨幣版〔A → C〕

霍布斯第 18 章：臣民不能改變政體，主權不能被剝奪。洛克在貨幣上用了同一種「不可更改」的語氣：

「人們指望把一呎分成十五份、稱之為吋，就能把一呎變長，這跟指望改變幣值一樣合理。」（《再論提高幣值》，1695）

「公共權威是一切合法契約得以履行的擔保。」（同上）

錢幣上的國王肖像與銘文，帶有對其重量與成色的公共保證。（《論降低利息》）

改動標準，在洛克筆下是「公共正義的失敗」，貶值則被他嘲諷為「公共剪幣」。

這裡有一個轉換：主權者的角色從價值立法者，變成價值公證人。在霍布斯那裡，連「什麼是正確的理性」都要交給雙方同意的仲裁者決定（第 5 章：記帳有爭議時，雙方必須推舉某位仲裁者或法官的理性，作為正確的理性）。在洛克那裡，仲裁者的權力被凍結了：尺度本身不能動，國家只能為尺度蓋章。

伊斯坦堡的反例：1677 年獅子銀圓審判。 英船運來 20 萬枚荷蘭獅子銀圓，荷蘭商人指控成色比新鑄幣少約 7%。大維齊爾卡拉‧穆斯塔法召集財政大臣、鑄幣廠總監、海關長與商會首領公開熔驗，判定成色不足。英國人隨即付了 1.5 萬枚銀圓。第二天重審時，比較基準從新鑄的荷蘭幣，換成十枚流通了約百年的磨損舊幣，與會權貴簽字認定英幣「良好」。

\frac{15 , 000}{200 , 000} = 7.5% \approx 荷蘭人指控的成色差 7%

（這是筆者的計算，Nye 沒有這樣比較。）

換句話說，英國人付出的代價，幾乎正好等於被指控短少的白銀。主權者真的把那一呎重新定義了，價格大約就是那 7%。洛克的「一呎十五吋」比喻，在伊斯坦堡有一個具體的反例。

8.6 線索五：「貿易大國協」裡的一個行省〔A〕

發言者	說法
Christopher Wren	「英格蘭作為貿易大國協中的一個行省，不得不使用白銀」（Nye 引）
Dudley North，《貿易論》（1691）	「一個國家在世界上，就貿易而言，在各方面都像王國中的一座城市，或城市中的一個家庭」；改變幣值「你改變的是名字，不是東西本身」；「沒有一個民族是靠政策致富的」
洛克，《再論提高幣值》	白銀憑其內在價值，是「全世界文明與貿易地區」的商業工具

《利維坦》卷首插畫上，巨人的身體由無數臣民組成。到了 1690 年代，倫敦的商人與哲學家想像出一個由國家組成的巨人：貿易的大國協，英格蘭只是其中一個行省，或像 North 說的，一座城市。

英格蘭隨後建立的二層帝國制度，正好照著這個構想走：

第一層：母國。 足重英國銀幣，「內在價值」。
第二層：殖民地。 沒有鑄幣廠，用外國硬幣，定價最多只能高於英鎊三分之一。

Nye 引用 MacInnes 的說法，稱這是一種「哥德式」的帝國：殖民地從屬於母國的利益。霍布斯在第 24 章說，留在母國之下的殖民地是「行省」。

8.7 線索六：Trumbull，連接伊斯坦堡與洛克書桌的人〔A；連結為 C〕

Nye 把 Sir William Trumbull 稱為洛克「在牛津求學時期的有力朋友」。他的經歷剛好貫穿兩條線：

時間	Trumbull 的位置	同時在他周圍發生的事
1687 年 8 月至 1691 年 7 月	駐伊斯坦堡大使	傑拉赫‧穆斯塔法（Cerrah Mustafa）在托普卡匹宮建立機械化鑄幣廠，發行 mangır 銅幣：銅材加鑄造成本只佔面值三成，國家抽取約七成鑄幣稅。之後偽幣氾濫、物價上漲，1691 年國家拒收、收回，主事的傑拉赫‧穆斯塔法被處決
之後	—	傑拉赫‧穆斯塔法後來任突尼斯總督時，寫過信給 Trumbull（Heywood 1993）
1693 年 10 月	收到 Peter Whitcomb 的信	Whitcomb 說英商放貸在鄂圖曼帝國形成「這樣一座信任銀行」，「供應了幾乎整個帝國」，利率 18% 到 19%
1694 年 5 月	財政部委員	英格蘭銀行成立
1695 年	國務大臣	7 月 29 日把一份幣制建議（推測是 Meadows 的〈論英格蘭鑄幣〉）寄給洛克；7 月 30 日洛克應他的要求寫成一篇反對減少銀含量的文章；8 月 15 日他寫信說自己「常為我們錢幣的可悲狀況叨擾」洛克
1696–1709 年	黎凡特公司總裁	大重鑄

Whitcomb 這句「信任銀行」值得多看一眼。這座銀行是蓋在蘇丹的財政機器裡面的：英國代理人用鄂圖曼文寫信，替各省總督匯解稅款、做短期融資，持有包稅權狀。也就是說，英國商人先在鄂圖曼這隻利維坦體內當過「血管」，親眼看過一個主權者怎麼靠債務把各方利益綁在一起。這套經驗，經由 Trumbull 這樣的人，回流到倫敦的財政桌上。

推論：我們沒有直接證據顯示 Trumbull 跟洛克談過 mangır 銅幣的崩潰。但一個在 1688–91 年親眼看著主權者發行的法償銅幣由盛轉衰、最後主事者被處決的大使，1695 年反覆就英國幣制諮詢洛克，而洛克的結論是「國家不得用命令改變價值」，這樣的經驗與結論在時間和人脈上完全吻合。霍布斯說基礎貨幣「容易被抬高或壓低」、「受法律變動的影響」，mangır 正是這句話的實例。

8.8 線索七：劍仍然在國家手裡，這也是霍布斯的邏輯〔A＋B〕

霍布斯第 17 章：「沒有劍的信約，只是空話。」

「白銀的內在價值」聽起來屬於自然，執行起來卻需要國家動用暴力：

剪幣、洗幣、銼幣都以叛國罪論處：男性處以絞刑、剖腹與分屍，女性處以火刑（Nye）。
1696 年，英格蘭銀行總裁 John Houblon 親自出面安撫擠兌的人群。哈利法克斯、利物浦、肯德爾發生騷亂；伊普斯威奇有人寫道：「許多小戶因匱乏而自殺。」
牛頓 1696 年出任鑄幣廠總監，親自追查偽幣犯。William Chaloner 在 1699 年被處絞刑。經濟思想史家 Carl Wennerlind 有一篇論文，題目就叫〈作為貨幣政策的死刑〉。

一個諷刺的對照：1693 年寫信罵洛克是「霍布斯派」的牛頓，三年後成了洛克貨幣秩序的執法者。 1717 年，牛頓的報告把金幣幾尼定價為 21 先令，英國從此走向事實上的金本位。

推論：洛克的貨幣秩序並沒有廢掉利維坦的劍，只是讓劍為新的主人服務。

8.9 線索八：「次級國協」吞下了國協，霍布斯擔心的事反過來發生了〔A → C〕

霍布斯在第 29 章〈論削弱或導致國協解體的事物〉裡，列了兩種病：

大量法人團體是「在一個大國協腹中的許多小國協，就像自然人腸子裡的蟲」；
國庫的財富經由專賣或公共收入的包稅，過度集中在少數私人手中，就像胸膜炎。

Nye 的論文沒有討論洛克與霍布斯的關係，卻三次借用霍布斯的「腹中的小國協」來形容黎凡特公司。下面這張表把霍布斯說的「病」，跟 Nye 檔案裡的實際情況並排：

霍布斯眼中的病灶	Nye 檔案中的實際情況
法人是腸中的蟲	黎凡特公司在海外收稅、審案、立法，是「在公司形式內進行的審議式政策實驗，後來被延續到英格蘭國家之內」
包稅如胸膜炎	英商在鄂圖曼帝國持有包稅權狀、為總督提供短期融資
小國協侵蝕大國協	英格蘭銀行最初 26 名董事中有 5 名是黎凡特商人，包括總裁 John Houblon；1695–1710 年共 20 名黎凡特成員任董事，其中 3 名總裁、4 名副總裁；黎凡特商人的認購額僅次於葡萄酒進口商
—	海關委員會（North、Buckworth、Houblon）審查並否決殖民地「抬高外幣」的法案

風險轉嫁的模式，在三個層次上重複出現：

公司內：「拒絕賒帳誓言」把壞帳轉給年輕、貧窮的代理人；收到劣幣的損失也由代理人承擔。
國家內：大重鑄把成本轉給手上只有剪邊幣的窮人。
帝國內：二層制把硬幣短缺轉給殖民地，同時確保殖民地欠英國商人的債，用足額白銀償還。牙買加種植園主在 1680 年代欠皇家非洲公司約 9 萬鎊。

洛克自己也坐在這部機器裡：皇家非洲公司認股人（1672）、貿易與殖民地委員會秘書（1673–74）、消費稅上訴委員（1689）、英格蘭銀行認股 500 鎊（1694）、貿易委員會委員（1696–1700）。

推論：Schmitt 認為「間接權力」殺死了利維坦。在洛克的貨幣世界裡，間接權力沒有殺死它，而是住進了它的身體。

8.10 線索九：從 1696 到 1881，長期的結果〔A〕

Nye 在結論把這條線延伸到 19 世紀：

英國這一邊：金本位成為跟世界霸權做生意的實質前提。凱因斯形容英格蘭銀行是「國際樂隊的指揮」。日本史家 Metzler 說：「債權人寧願被償還以較重的貨幣，而非較輕的。」
鄂圖曼這一邊：kuruş 在 1808 到 1844 年間失去 83% 的白銀；1875 年宣布暫停償付外債；1881 年採行金本位，同年成立「鄂圖曼國債管理處」，直接控制六大國家稅收，用來償還外國債權人。Nye 引 Carter Findley 的評語：這是「對鄂圖曼主權的重大侵犯」。

結論：兩隻利維坦最後正面相遇。1697 年穆斯塔法二世在外幣上磨掉基督教君主的名字、改刻自己的花押；1881 年，倫敦與巴黎的債權人代表直接坐進伊斯坦堡，接管蘇丹的稅收。以白銀和信用為骨架的那一隻，吞掉了以蘇丹花押為臉孔的那一隻。

8.11 兩隻利維坦：伊斯坦堡與倫敦

項目	蘇丹的利維坦（鄂圖曼）	白銀的利維坦（英格蘭）
價值的來源	蘇丹花押加官定價目（Nye 稱為「貨幣虛構」）	白銀含量，背後是「人類的同意」
主權象徵	「錢幣與週五講道之主」（ṣāḥib-i sikke ve ḫuṭbe）	「重量與成色的公共保證」
文人怎麼寫錢幣	Mustafa Ali：錢幣「無足而登階、無手而遠行……無言而見證君主壓倒一切的權力」	洛克：錢幣是像一呎一樣的尺度
外幣政策	收繳熔鑄，或磨去拉丁銘文、改刻蘇丹花押	殖民地以外幣按「內在價值」定價（二層制）
鑄幣稅	主動追求（mangır 約七成）	1666 年廢除鑄幣費
受益者	國庫、軍餉、稅收便利	跨國債權人、地主、王室稅收、海外軍費
受損者	mangır 持有者（重鑄時少拿八分之三）	持有剪邊幣的窮人、殖民地債務人
暴力	處決鑄幣主事者（傑拉赫‧穆斯塔法、埃及鑄幣廠的驗幣官 Yusuf Ağa）	剪幣以叛國論處、絞死偽幣犯
對應霍布斯的哪裡	第 18 章（主權者訂定規則）、第 5 章（仲裁者的理性）	第 24 章（金銀價值非一國所能改）、第 17 章（劍）
長期結果	18 世紀 kuruş 統一帝國貨幣；19 世紀貶值，1881 年財政主權被外國債權人接管	金本位，倫敦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8.12 用一張表收束：《利維坦》的器官移植清單

霍布斯的利維坦	洛克的貨幣秩序	證據等級
自然狀態：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貨幣的自然狀態：剪幣、偽幣、各殖民地競相抬高外幣、「公共剪幣」	A
信約創造主權者	「默示的同意」賦予金銀價值，而且發生在「社會之外、無須契約」	A
主權不可撤銷、臣民不能更改	標準不可更改：「一呎十五吋」	A
主權者是國協的「人造靈魂」（導論）	白銀成了貨幣的靈魂，國家印記只是「公共保證」	C
劍：沒有劍的信約只是空話	叛國罪、絞刑架、牛頓的偽幣追緝	A
貨幣是國協的血液（第 24 章）	1694 年送往法蘭德斯的百萬鎊匯款；「信任銀行」	A
殖民地是母國的行省（第 24 章）	二層帝國貨幣制、殖民地不准設鑄幣廠	A＋C
腹中的小國協是病（第 29 章）	黎凡特公司、英格蘭銀行、海關委員會成為新秩序的器官	A＋C
財產來自主權者的分配（第 24 章）	洛克反對這一點：財產與貨幣先於主權者。正是這個反霍布斯的論點，讓貨幣的價值可以移出主權者的手	A → C

最後一列最關鍵。洛克在財產論上最明顯的「反霍布斯」主張（財產先於國家），正好是他把「價值的主權」從國王手中移走的機制。表面上的反對，實際上完成了一次器官移植。

8.13 數字裡的利維坦

Lowndes 方案： 把克朗銀幣從 5 先令（60 便士）提高為 6 先令 3 便士（75 便士），等於每便士的白銀含量變成：

\frac{s _{新}}{s _{舊}} = \frac{60}{75} = 0.8

債權人實際收回的價值：

V_{實質} = D \times \frac{s _{還款}}{s _{訂約}} = 0.8 D

這正是 James Steuart 後來說的：債權人在 Lowndes 方案下「必損失兩成」，而洛克「沒看見債務人會相應地得利」。

洛克方案的另一面： Nye 引述的估計是，流通中的錢幣比新幣少約 55% 的白銀。如果一筆債是用這種剪邊幣的世界訂約，大重鑄後要用足重新幣償還，以白銀計的負擔上限大約變成：

\frac{1}{1 - 0.55} \approx 2.22 倍

（這是不計物價調整的示意估算。）

鄂圖曼 mangır 的鑄幣稅：

σ = \frac{N - C}{N} = 1 - 0.30 = 70%

收回時持有人只拿回 $1 - \frac{3}{8} = 62.5%$ 。

殖民地的上限： 西班牙銀圓在英國值 4 先令 6 便士（54 便士）。1704 年公告規定，殖民地定價最多只能高出三分之一：

54 d \times \frac{4}{3} = 72 d = 6 s

1681 年牙買加想抬到 60 便士（ $+ 11.1%$ ）被駁回；1683 年維吉尼亞抬到 72 便士（ $+ 33.3%$ ）。這兩個數字，後來正好成了帝國政策容許的區間。

用現代的「三難困境」回頭看（啟發性的類比，不是當時的概念）：

固定金屬平價, 跨境資金流動, 國內貨幣自主 \Rightarrow 至多三選二

方案	固定平價	跨境流動	貨幣自主
霍布斯第 24 章的構想	對外 ✔	✔（伸臂外國）	對內 ✔（雙層並存）
Lowndes	✘（貶值）	◐	✔
洛克（1696）	✔	◐（匯票套利；Houblon 主張准許硬幣出口但未被採納）	✘
穆斯塔法二世（1697）	官定價目	✘（收繳外幣）	✔

洛克放棄的，正好是霍布斯留給主權者的那一塊。

8.14 小結：利維坦沒有死，它被拆開重新組裝了

把這些線索放在一起，可以得出一個比「洛克把利維坦換成國際市場」更精確的版本：

洛克打造的是一隻分散式的利維坦。
靈魂（決定價值的權力）移進了白銀，也就是「人類的默示同意」；
頭腦（判斷什麼算錢的權力）交給跨國債權人的俱樂部：黎凡特公司、英格蘭銀行、海關與貿易委員會；
劍（執行的暴力）仍然留在國家手中：議會、鑄幣廠、絞刑架。

霍布斯的利維坦把靈魂、頭腦和劍集中在一個主權者身上。洛克把它們分開安放，但每一個部分都比任何一位國王更不容易被挑戰。國王可以被廢黜，詹姆士二世 1688 年就被趕下台；可是「白銀的內在價值」就像霍布斯說的，「不是一國或少數幾國的權力所能改變的」。

那麼，「洛克是自由資本主義之父」這個常見的理解又是從哪裡來的？法律史家 Christine Desan 給了一個關鍵答案：洛克成功地把貨幣自然化，「掩埋了政府在貨幣創造與流通中的角色」。政治理論家 Stefan Eich 則稱之為貨幣的「去政治化」。從這個角度看，後人把洛克讀成單純的自由主義者，本身就是這套偽裝成功的結果：利維坦被藏進了「自然」裡。

第三部：表面反對、實際同構：世界思想史上的「重新包裝」

9.1 類型學

類型	機制	典型
甲、陽此陰彼	公開排斥 X，私下吸收 X 的方法或制度	漢代「陽儒陰法」、程朱理學與佛教
乙、倒轉仍在框內	把對手的結構反過來，但結構沒變	馬克思與黑格爾、尼采與柏拉圖主義
丙、革命完成舊制	推翻舊政權的人，完成了舊政權沒做完的事	托克維爾論法國大革命
丁、以敵之器攻敵	為了駁倒對手而學會對手的工具，結果被工具改造	安薩里與希臘哲學、本居宣長與徂徠學
戊、反國家者設計超國家紀律	反對國家權力，卻設計出更難挑戰的超國家約束	洛克的貨幣秩序、海耶克與新自由主義

9.2 案例總表

#	人物／學派	表面上反對	實際挪用或同構的部分	誰指出的	類型
1	漢代儒術國家	秦朝法家暴政	承襲秦的律令與郡縣官僚制。漢宣帝：「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	宣帝本人；譚嗣同《仁學》：「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	甲
2	韓愈	佛教（〈原道〉、〈諫迎佛骨表〉）	「道統」說模仿禪宗的傳法世系	陳寅恪〈論韓愈〉	甲
3	朱熹與程朱理學	佛、道二家	「理一分殊」近於華嚴宗的「一即一切」。朱熹自己引佛家「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並承認「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朱子語類》卷十八）	戴震批評宋儒雜取老、釋解經，並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	甲
4	商羯羅（Śaṅkara）	佛教	「摩耶」（幻）論與中觀、唯識派相近	印度教毗濕奴派稱他是「隱身的佛教徒」（pracchanna bauddha），見《蓮花往世書》	甲
5	安薩里（al-Ghazālī）	希臘化哲學（《哲學家的矛盾》，1095）	把亞里斯多德邏輯引入伊斯蘭神學，並吸收阿維森納的宇宙論	他的學生 Abū Bakr ibn al-ʿArabī：「我們的老師進了哲學家的肚子，想出來卻出不來了」；Frank Griffel（2009）	丁
6	奧古斯丁	摩尼教（他年輕時曾信仰）	原罪說與對情慾的看法被指保留了善惡二元論	同時代的 Julian of Eclanum 直指他「仍是摩尼教徒」	甲
7	Giovanni Botero，《論國家理性》（1589）	馬基維利	把「國家理性」基督教化，讓它可以被公開談論	Friedrich Meinecke 等	甲
8	腓特烈二世，《反馬基維利》（1740）	馬基維利	同年 12 月出兵入侵西利西亞	伏爾泰與後世史家	甲
9	盧梭	霍布斯（《論不平等的起源》）	「每個人把自身與一切力量完全讓渡給公意」	盧梭自己在 1767 年致 Mirabeau 的信：「在最嚴格的民主與最完美的霍布斯主義之間，我看不到可以忍受的中間路線」；Constant、Talmon	乙／甲
10	法國大革命	舊制度	中央集權的行政國家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	丙
11	漢彌爾頓	英國的財政軍事國家（獨立戰爭）	〈公共信用報告〉（1790）、以英格蘭銀行為範本的美國第一銀行（1791）	傑佛遜、麥迪遜指控他想在美國複製「英國體制」	丙
12	馬克思	黑格爾的唯心論	辯證法的結構：「在他那裡，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資本論》第二版跋，1873）	馬克思自己	乙
13	尼采	柏拉圖主義與基督教	「倒轉的柏拉圖主義」仍然是形上學	海德格的尼采講座	乙
14	本居宣長	「漢意」（中國式思維）	承襲荻生徂徠的古文辭學方法與「作為」的邏輯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丁
15	海耶克與新自由主義者	國家干預	設計超國家制度（國際經濟法、聯邦架構）來約束各國的民主	Quinn Slobodian《全球主義者》（2018）的「包覆」（encasement）論	戊
16	洛克	霍布斯的絕對主權	把價值主權移進白銀，交給債權人俱樂部判斷，暴力仍由國家執行	Strauss、Macpherson；本文第二部	甲＋戊

9.3 值得細看的幾個案例

漢代的「陽儒陰法」，最接近洛克的結構。 秦朝因嚴刑峻法亡國，漢代思想界一面倒地批判法家，制度上卻沿用秦的律令與郡縣官僚。到了漢元帝還是太子時，勸父親多用儒生，宣帝當場變色，說出「漢家自有制度」那段話。洛克也是在公開場合反對霍布斯，在制度設計上卻保留了霍布斯式的不可更改性與劍。譚嗣同所說的「大盜利用鄉愿」，換成第二部的語言，就是劍與修辭的分工。

朱熹的「月印萬川」，是一種坦白的挪用。 程朱理學以排斥佛老自居，朱熹卻在講學時直接引用禪宗永嘉玄覺〈證道歌〉的「一月普現一切水」，還承認佛家「也窺見得這些道理」。這跟洛克 1697 年否認讀過《利維坦》形成對照：同樣是吸收了對手的思想，朱熹沒有否認，洛克否認了。

安薩里：學生的那句評語。 他寫《哲學家的矛盾》，把阿維森納的三個命題判為叛教，卻在《法學精義》的開頭宣稱：不懂邏輯的人，他的知識不可靠。學生 Abū Bakr ibn al-ʿArabī 那句「進了哲學家的肚子出不來」，很貼切地形容了一種情況：為了打敗對手而深入研究對手的人，最後往往被對手改造。 洛克年輕時把《利維坦》放在桌上，原意或許也是為了駁倒它。

腓特烈二世，最戲劇化的一例。 這位普魯士王子 1740 年出版由伏爾泰潤色的《反馬基維利》，宣稱君主是「人民的第一僕人」；同一年即位，當年 12 月就出兵奪取西利西亞。文字上的反對，跟行動上的實踐，相隔不到一年。

海耶克與 Slobodian 的「包覆」，是洛克路線的現代版。 Slobodian 指出，日內瓦學派的新自由主義者並不主張沒有國家，他們主張把市場包覆在超國家的法律架構裡，讓各國的民主多數無法觸及。海耶克 1939 年的〈州際聯邦主義的經濟條件〉是代表作。這跟洛克的做法幾乎一樣：用一個「不是任何單一國家能改變的」尺度，約束國家的貨幣主權。從金本位到布列敦森林體系，再到歐元區的財政紀律，可以看作同一套設計的不同版本。

9.4 怎麼判斷是真同構，還是表面相似？拿洛克來測

「表面反對、實際同構」很容易被濫用成萬能的解釋，所以需要判準。下面五條判準，拿洛克逐項檢驗：

判準	問題	洛克的情況	結果
① 接觸	他確實讀過對手嗎？	回憶錄、1669 年購書、1674–91 年借書、《人類理解論》1.3.5 直接寫到利維坦會懲罰你	✔ 強
② 結構	相似的是深層結構，還是一般性的共同點？	第 24 章的雙層貨幣論與殖民地行省論，對應洛克的金屬論與二層帝國制	✔ 強
③ 功能	在實際運作中，是否扮演相同角色？	Nye 的檔案：不可更改的尺度、暴力執法、債權人優先	✔ 強
④ 隱藏的動機	有沒有理由公開否認？	「霍布斯派」在當時是嚴重的罵名（牛頓、Stillingfleet、牛津學者都用過）；洛克自己也稱霍布斯是「理應受譴責的名字」	✔ 強
⑤ 同時代人的察覺	當時有沒有人看出來？	Tyrrell、「牛津有思想的人」、牛頓、Barbon（說他抄 Mun）	✔ 中強

五項全部成立的案例並不多。漢代的陽儒陰法、朱熹與佛教、盧梭與霍布斯可以並列。洛克與霍布斯，有了 Waldmann 的回憶錄和 Nye 的檔案之後，應該加入這份名單。

結語

Waldmann 找到的是一句閒話：一個心懷怨氣的老朋友，在臨終前一年對編者說，洛克年輕時桌上總放著《利維坦》。這句話本身只能改寫一段傳記。可是把它放到 Nye 那份四百頁的檔案旁邊，跟 1669 年的帳簿、第 24 章論金銀的段落、伊斯坦堡的獅子銀圓審判、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名單、鑄幣廠的絞刑架一起讀，它指向的是一個更大的可能：

洛克也許沒有拒絕利維坦，而是把它拆開，分別安放在白銀、債權人的俱樂部與國家的劍裡。 這隻利維坦沒有王冠，所以後來的人很難認出它。

霍布斯在《利維坦》導論中寫道，那個人造的巨人是用「技藝」造成的。洛克的技藝，在於讓這隻巨人看起來像是自然本身。

Where Was the Coffe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鄭仕群 — Thu, 15 Oct 2026 16:07:19 +0000

Phil Withington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ume 92, Number 1, 2020
DOI: https://doi.org/10.1086/707339

咖啡館裡，咖啡在哪裡？細讀 Withington〈Where Was the Coffe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兼論咖啡館的陰暗面

說起十七世紀的英國咖啡館，多數人會想到同一幅畫面：付一便士就能進門，桌上攤著報紙，商人、學者和政客圍著一壺黑色苦汁辯論時事。它被稱作「便士大學」，被視為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的誕生地，也被當成清醒理性取代醉醺醺酒館的現代性起點。

這篇論文問了一個看似天真、卻少有人認真追問的問題：這些咖啡館裡，真的有那麼多咖啡嗎？

一、論文速覽

項目	內容
研究計畫	英國 ESRC 資助的「Intoxicants and Early Modernity」計畫
核心提問	1700 年前咖啡進口量既低又不穩，英國怎麼會有如此早熟繁盛的咖啡館文化？
研究策略	追蹤「商品」（咖啡豆），不只看「機構」（咖啡館）。倫敦部分用印刷品、日記與 Old Bailey 審判紀錄；地方部分用港口帳簿、法庭證詞與遺產清冊，並以菸草作對照組
一句話結論	復辟時期的倫敦咖啡館不靠咖啡也能繁榮；地方的咖啡藏在酒館裡的「咖啡室」；1700 年後咖啡真正的成長動力在家庭，而且女性也參與其中

二、作者要挑戰的是哪個故事？

2.1 咖啡被賦予的三大「現代性」敘事

敘事	咖啡扮演的角色	作者引用的代表論述
消費革命與首個全球經濟	1650 年後推動歐洲全球貿易與殖民的商品之一，帶出瓷器、新式家具等整套物質文化	Clarence-Smith & Topik、Maxine Berg
行為規範的現代化	取代酒精成為社交潤滑劑，象徵清醒、理性、體面，並與「勤勉革命」相連	Schivelbusch、Woodruff Smith、Jan de Vries
公共領域	1690 年代英國咖啡館孕育出資產階級、男性、具影響力的理性政治討論	Habermas

作者的評語很直接：很少有一種商品被要求扛這麼重的歷史包袱。

2.2 「英國早熟論」：過去二十年的新正統

Brian Cowan：沒有哪個國家像十七世紀英國那樣熱烈擁抱咖啡。他認為這來自士紳的好奇心、商業活動與都會市民社會的獨特組合。
Steven Pincus：牛津第一家咖啡館約在 1650 年開張，之後咖啡迅速風靡。他把原因歸於英國人特有的「現代」新聞癖。
Markman Ellis：他重建了 1650 年代初黎凡特商人在倫敦 Cornhill 開的第一家咖啡館，指出十年後倫敦已有 82 名咖啡館經營者。他還斷言 1670 年代初咖啡在倫敦已近乎無所不在，但作者強調這個說法沒有附上證據。
S. D. Smith：1720 年代起茶取代咖啡，主因是國家稅制偏袒茶。他認為價格比口味更能決定消費。

這幾種說法合起來，構成一條「新正統」時間線：1650 年代倫敦咖啡館誕生，迅速擴散到地方城市，到 1720 年代被稅制扭轉成茶的天下。英國人最早、最熱烈地愛上咖啡，熱潮之後才轉移到歐陸與北美。

2.3 作者指出的兩個破綻

把「上咖啡館」和「喝咖啡」劃上等號。 Pincus 與 Ellis 都沒有提出咖啡快速普及的實證，只是預設參與咖啡館就等於喜歡咖啡。但苦澀熱飲對當時英國人的味蕾是陌生甚至不適的體驗，這個等號需要證明，不能預設。
進口量撐不起全國性消費。 Smith 已證明咖啡在 1650 年代引進倫敦後，市場有好幾十年都疲弱不穩。Cowan 也指出，1700 年前可證實的進口量很小，1690 年代以前也沒有地方咖啡館的確切證據。

三、第一道證據：進口量

3.1 英格蘭咖啡進口（年平均，單位為磅）

期間	進口	轉口	國內留存	人均（磅）
1685–88	213,444	23,479	189,965	0.04
1693–1700	242,144	37,296	204,848	0.04
1701–10	420,560	60,368	360,192	0.07
1711–19	1,017,520	389,872	627,648	0.12

（資料：S. D. Smith，轉引自論文表 1）

這張表可以這樣讀：

Smith 估計 1680 年代中期，全英格蘭最多約 5 萬人能每天喝半公升咖啡，大約是十來小杯。這只占 15 歲以上人口的 1.5%，1660 到 1670 年代更少。
要到 1680 年代東印度公司積極介入摩卡貿易，進口才勉強達到能稱為「大眾市場」的水準。1710 年代人均才升到 0.12 磅。
阿姆斯特丹的情況可以對照（Anne McCants 的研究）。茶與咖啡合計在 1660 年代末只占荷蘭東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銷售額的 0.03%，十七世紀末也只有 4.1%。但到了 1740 年，營收已是 1669 年的 1,300 多倍。英格蘭走的是同一條路：漫長的初遇，有限的商業化，到十八世紀才大眾化。

3.2 試算：如果這些咖啡全部留在倫敦呢？

作者用的是全國人均的視角，但咖啡館文化集中在倫敦。以下換個角度試算。這些假設都是筆者的，不是作者的。

1685–88 年平均每天的國內留存量：

M_{day} = \frac{189 , 965 lb \times 0.4536 kg/lb}{365 days} \approx 236 kg/day

假設烘焙失重 $r \approx 0.18$ ，每小杯用粉量 $d$ 介於 5 到 10 克，每天可煮的杯數約為：

S = \frac{M _{day} ( 1 - r )}{d} \approx \frac{236 , 000 g \times 0.82}{5 \sim 10 g} \approx 19, 000 \sim 39, 000 dishes/day

再除以倫敦咖啡館數 $N$ 。1680 年代沒有可靠統計：1663 年約有 82 名經營者，1739 年倫敦共有 551 家咖啡館，因此取 100 到 550 的區間：

假設店數 N	每店每日杯數（d = 10 g）	每店每日杯數（d = 5 g）
100	≈ 194	≈ 387
300	≈ 65	≈ 129
550	≈ 35	≈ 70

換算成倫敦人均（倫敦人口以約 50 萬計）：

\frac{189 , 965 lb}{\approx 5 \times 1 0 ^{5}} \approx 0.38 lb per Londoner per year ≫ 0.04

這組數字說明兩件事。第一，進口量確實撐不起全國性的大眾消費。第二，如果大部分咖啡留在倫敦，倫敦每家咖啡館每天賣出幾十到上百杯並不困難。所以進口數據最能否定的是「地方普及論」，對「倫敦咖啡館裡沒咖啡」的支持相對弱，後者需要別的證據，這也正是作者接下來去找的東西。這個試算本身也有明顯弱點：烘焙損耗、用量、店數、藥商與家庭的用量都是假設，只能當數量級參考。

四、倫敦：重讀老證據

4.1 印刷品很熱鬧，杯子很安靜

主題	該主題成為書名主題的出版品數量
咖啡／咖啡館	1652 年已有《The Vertue of the Coffee Drink》；1660 年代 13 種，1670 年代 23 種
茶	1650–80 年共 2 種
巧克力	1650–80 年共 4 種
鴉片	0 種
對照：菸草（引入後同一階段）	1590 年代 1 種，1600 年代 6 種，1610 年代 11 種

咖啡文獻也不只是醫藥或道德論文。1660 年代起出現大量對話體與諷刺小品。作者據此提出一個關鍵觀察：咖啡館的「意義」，在多數人真正喝到咖啡之前，就已經由印刷品組裝完成。

他也批評 Pincus 自相矛盾。Pincus 一方面說 1670 年代的〈酒館老闆娘的控訴〉是高教會派的「文化建構」，另一方面又拿同一份文本當作咖啡館極受歡迎的社會證據。Cathy Shrank 的研究說得更直白：1663 到 1691 年的 19 部咖啡館對話體作品中，唯一保證會出現的「消費品」是新聞。

1675 年那份〈The Ale-wives Complaint against the Coffee-houses〉，酒館老闆娘抱怨的其實不是咖啡，而是咖啡館用來攬客的一長串飲品：巧克力、咖啡、茶，再加上蜂蜜酒、赫里福郡蘋果酒、Brunswick 黑啤和各種芳香酒、藥酒。清單裡除了三種以外全是酒。這份「抱怨」讀起來像一份菜單廣告。

4.2 Samuel Pepys：七十多次上咖啡館，只記了一次喝咖啡

1660 到 1666 年間，他記錄了七十多次去咖啡館，但明確寫到在咖啡館裡喝咖啡的只有一次（1664 年 3 月）。
1664 年 11 月 24 日，他在咖啡館喝的是巧克力，還說很好喝。
他筆下最有感官細節的一杯咖啡，是在上司 Carteret 夫人家裡由女主人招待的。其他人喝各種酒，他只喝了她煮的咖啡，形容煮得純正、加了一點糖。作者推測，特地記下「純正」，可能暗示別處的咖啡常被摻兌，這也是供貨不穩時商家的應對手段。
Pepys 的生活地景分得很清楚：酒館用來喝酒和找女人，咖啡館用來談話和打聽消息，家裡用來吃飯。

4.3 Robert Hooke：最「量化」的咖啡館常客

Hooke 是發明家、倫敦城市測量師、皇家學會的實驗主持人，也是個疑病症患者。他把飲食與身體反應寫成近乎實驗紀錄的日記。

表 A：Hooke 日記中飲食消費的地點分布（1672–77）

地點	次數	占比
家中	524	41.8%
咖啡館	246	19.6%
未註明	175	13.9%
他人款待	119	9.5%
其他（餽贈、購買等）	113	9.0%
旅店與酒館	66	5.3%
機構	12	1.0%
合計	1,255	100%

表 B：Hooke 在咖啡館裡吃喝了什麼（1672–77，共 235 筆）

排名	品項	占比
1	巧克力	30.8%
2	麥酒／啤酒	10.3%
3	葡萄酒	9.8%
4	菸草	8.5%
5	乳製品	8.1%
6	藥物	7.3%
7	肉類	6.4%
8	咖啡	5.1%
9	水果	4.7%
10	蔬菜香草	3.4%
11	茶、主食	各 2.1%
13	烈酒	1.7%

表 C：Hooke 提及「新興成癮品」的次數（不分地點）

	1672	1673	1674	1675	1676	1677	合計	在咖啡館的比例
咖啡	0	7	14	1	0	4	26	46%
巧克力	0	1	7	35	45	42	130	55.4%
茶	0	6	1	1	1	1	10	50%
菸草	2	1	3	25	16	10	57	35.1%
鴉片類	7	0	0	0	0	0	7	0%

這三張表串起一條清楚的故事線：

1673 年 5 月 5 日，他在 Child's 喝了一便士的咖啡，開始約二十個月的「咖啡期」。這段時間他試著加糖，並觀察身體反應。
1674 年 12 月 15 日，他記下加糖咖啡「不對胃」，咖啡期就此結束。1675 年起，巧克力全面取代了咖啡。
1677 年，他在 Jonathan's 喝的咖啡讓他胃灼熱得厲害。
他也從 Garaway's 買咖啡粉回家自己煮。咖啡從一開始就不只屬於咖啡館。

作者的結論是：Hooke 常去的咖啡館更接近巴黎式的「混合經濟」咖啡館，供應食物、酒、菸草、藥品和各種熱飲。咖啡不能被預設為咖啡館的主要飲品。

4.4 Old Bailey 審判紀錄：最全景的倫敦證詞

1674 到 1700 年，咖啡館出現在 50 份審判報告中。同期酒館有 165 件，旅店 166 件，啤酒館 39 件。
證人描述的咖啡館消費包括：點兩大杯酒（1680），在 Garter 咖啡館用大杯狂喝橙花酒（1695），被人誘進咖啡館灌醉（1694），成杯的麥酒，以及 1690 年代販售的健胃藥酒和利腎藥粉。但 1700 年以前，沒有任何證人描述在咖啡館裡喝咖啡。
咖啡館的功能五花八門：政治辯論、讀報、散布煽動性誹謗、語言課（拉丁文、法文、荷蘭文、義大利文）、私人借貸、速記教學、賭桌，甚至是「不正經的場所」。1680 年代末還有一宗命案：兩人在咖啡館桌邊吵架，菸斗砸過去，隨即拔劍相向。
「咖啡」作為商品出現的次數，在 1673 到 1700 年只有 3 次，全部在咖啡館之外：水果攤、藥商、雜貨店。到了 1710 年代，次數大幅增加，其中包括 11 起從民宅偷走貴重咖啡壺的案件。作者打趣說，倫敦人開始投資咖啡器具，小偷也跟著投資了。

4.5 倫敦小結

證據	呈現的咖啡館樣貌
印刷品	論述先行，賣的是新聞和新奇飲品清單
Pepys	去咖啡館是為了智識交流，咖啡在別人家裡喝
Hooke	巧克力最多，酒和菸草不少，咖啡只是一陣子的實驗
Old Bailey	酒醉、鬥毆、賭博、上課、借貸、政治，但沒有人喝咖啡

倫敦咖啡館是一個真正現代、多功能的公共空間，但定義它的並不是喝咖啡這件事。

五、地方：咖啡藏在「咖啡室」裡

5.1 研究設計：兩個區域、三種檔案、一個對照組

	Norfolk（東南）	Cheshire／南 Lancashire（西北）
區域首府	Norwich	Chester（以及新興的 Manchester）
港口	Great Yarmouth、King's Lynn	Chester、快速崛起的 Liverpool
文化朝向	低地國家與西北歐	愛爾蘭與大西洋世界
經濟型態	商業化農業	手工製造業

檔案類型	能看到什麼	限制
港口帳簿（E190）	哪些商品經沿岸航線流向哪裡	保存零散，看不到走私與陸運，每十年只抽一個樣本年
教會法庭與季審法院證詞	人們在哪裡、如何使用新商品，近似「回溯式民族誌」	只記錄與官司相關的細節，留存靠運氣
遺產清冊	店家庫存與家庭器物	消耗品通常不登記，器具未必標明是煮咖啡用的

對照組是菸草。 菸草在 1590 到 1610 年代是稀有進口品，1620 年代後隨大西洋貿易成為大眾商品，擴散時程相當清楚。用同一套方法比較兩者「引入後的前五十年」，就能判斷咖啡的擴散算快還是慢。

5.2 菸草與咖啡：引入後的前五十年

第幾個十年	菸草年代	港口託運	法庭案件	遺產清冊	合計	咖啡年代	港口託運	法庭案件	合計
1	1590s	0	0	0	0	1650s	0	0	0
2	1600s	1	0	0	1	1660s	0	0	0
3	1610s	1	6	0	7	1670s	2	0	2
4	1620s	6	9	4	19	1680s	4	1	5
5	1630s	22	6	1	29	1690s	1	1	2

地方的具體紀錄如下：

1678 年 6 月 16 日：抽樣中第一筆進入 Great Yarmouth 的咖啡，兩捆約 240 磅。
1686 年：Chester 首次記錄咖啡進口（三箱一袋）。同年 Yarmouth 又進了 300 磅，另有 6 磅轉運到劍橋郡的 Wisbech。這是整個樣本中最熱鬧的一年。
1697 年：Chester 已有轉口到都柏林的貿易（1 英擔）。1710 年，20 磅咖啡價值 5 英鎊 10 先令。

把時間延伸到 1700 到 1730 年代，咖啡在法庭證詞與遺產清冊中的出現次數，從 1700 年前二十年的 5 次，增加到之後四十年的 25 次，與 Smith 的進口曲線同步上升。

5.3 關鍵發現：「咖啡室」

地方咖啡館為什麼在檔案裡幾乎隱形？作者的答案是：地方上賣咖啡的，多半不是另外申請執照的「咖啡館」，而是本來就有執照的啤酒館和旅店。 他們把咖啡加進原有的飲品菜單，在店裡劃出一間「咖啡室」（coffee room）。既然已有執照，就沒必要另外申請。

時間地點	店家／人物	官方紀錄中的身分	證詞或清冊中的身分
1667 約克	William Wombwell	為了賣「麥酒與咖啡」繳費成為自由民	—
1676 Norwich	John Howman（精紡織工）	1700 年前唯一一張咖啡執照，金額 £500	—
1691／1693 Norwich	Francis Dunch	啤酒館執照續期，簽具結書並找三名保人	證人稱之為「Frank Dunch 的咖啡館」「咖啡室」
1693／1705 Norwich	Thomas Rush	啤酒館執照	市民在「Rush 先生的咖啡館」裡罵市議員
1698 Chester	Anne Barlow	女性啤酒館主	女僕作證：廚房「當時作為咖啡室」，女主人「開咖啡館」
1701 Norwich	William Browne	—	遺產清冊有一間「咖啡室」：12 張土耳其繡椅、3 張桌子和爐具；酒則在「地窖」賣
1718 Chester	Benjamin Davies（馬鞍匠）	—	店裡咖啡室和廚房並存，證人說這裡「既是咖啡館也是啤酒館」；在廚房點一品脫酒的人，和咖啡室裡的人吵了起來
1733 Chester	Charles Gerrard（父親是亞麻布商）	承租「交易所咖啡館」	清冊有「咖啡室」（19 幅畫、鈴、爐具）和「咖啡室樓上的房間」

作者從中歸納出三點：

1660 年前的地方零售業已經相當商業化，能把咖啡整合進飲品菜單，就像先前整合菸草一樣。不同的是，咖啡常常是「隔壁房間的替代飲品」，而不是酒的配角。
連只有一間廚房的小啤酒館，也能變成「咖啡館」。一間房，不管多寒酸，就足以定義整間店。
「咖啡室」主要是地方用語。倫敦的 Pepys 和 Hooke 從沒用過這個詞，Old Bailey 紀錄裡也只出現一次，是 1716 年 Fleet Street 一家以賣酒為主的「啤酒杯館」。

六、1700 年後：咖啡走進家門，也走進女性的生活

地方證詞中，1700 年後作為商品的咖啡出現 6 次，而且多半在家中：

1707 年，Great Yarmouth：Samuel Bridgewell 指控妻子與學徒通姦。女僕作證說，主人自己常在和妻子喝咖啡、茶或一杯酒時，把學徒叫進來一起喝。在這裡，咖啡是家庭親密的符號。
Norwich 的寡婦 Amy Watson：她為女兒辯護，說女兒很節儉，除了坐月子或生病，從沒花丈夫一先令買茶、咖啡、巧克力、白蘭地或酒。在這裡，咖啡是家庭裡的奢侈與享樂。
1722 年，Suffolk 的 Barrow 村收割宴：雇工在廚房吃飯，紳士淑女在客廳用餐，飯後到花園喝茶或咖啡。在這裡，咖啡成了區隔階級與性別空間的工具。

研究	地點	熱飲（茶與咖啡）器具的擴散
Weatherill	倫敦	1690 年代仍極罕見；據作者轉述，1725 年已見於「幾乎所有」市民家庭
Weatherill	地方	1715 到 1725 年間，唯一明顯增加的是瓷器與熱飲器具
Overton 等人	Kent	1680 年代開始出現；1720 年前不超過 10%；1740 年代接近 74%
同上	Cornwall（較貧窮）	1740 年後才開始擴散
Blondé（經 de Vries 轉引）	安特衛普	茶具在 1680 年幾乎沒有；1730 年富戶普及、窮戶 58%；1780 年全面普及；咖啡則遠遠落在茶後面
Stobart	英格蘭地方雜貨商	「咖啡因飲料」在 1660–99 年的庫存比例為 0%，1700–29 年 19%，之後 100%

結論是：大眾對咖啡的口味，和茶是同時養成的，並不是先於茶；而且女性和男性一樣參與其中。 雜貨店、藥鋪、水果攤對咖啡的普及，和咖啡館同樣重要。

七、論點總整理

議題	舊敘事	Withington 的看法
英國人何時愛上咖啡	1650 年代起迅速風靡	1700 年前進口少且不穩，真正起飛在 1700 到 1730 年
咖啡館的本質	以咖啡為中心、清醒理性的場所	多功能、混合飲品的公共空間，近似巴黎的咖啡館
咖啡館的吸引力	咖啡本身改變人的行為	新聞、交際和新奇飲品的組合
地方擴散	1660 年代末已遍布各大城市	遲緩不均，藏身在酒館和旅店的「咖啡室」
成長動力	公共的咖啡館	家庭消費與零售通路
性別	男性的公共空間	公共消費幾乎全是男性，但家庭消費有女性深度參與
與茶的關係	先有咖啡，後被茶取代	咖啡與茶同時被家庭接納
與現代性的關係	咖啡是現代性的驅動者	咖啡是「混雜性」的推手；還原這些混亂後，現代性敘事反而更可信

作者最後的轉折很漂亮：這些發現沒有推翻咖啡與現代性的關聯，反而讓它更合理。1700 年以前，咖啡館與咖啡室確實承載了新聞、論述與交易；1700 年以後，咖啡與咖啡器具確實參與了消費主義、製造業與家庭物質文化。只是這些社會實踐從來不只依賴咖啡。十八世紀中葉咖啡被稅賦擠出市場時，這些實踐依然存在。

八、作者沒提、但值得對照的資料

8.1 時間軸

年代	事件
約 1500	咖啡從葉門傳入麥加，當地蘇非派用它在夜間宗教儀式中保持清醒
1511	麥加市場督察 Khāʾir Beg 禁止咖啡館
1550 年代	伊斯坦堡出現咖啡館
1630 年代	穆拉德四世關閉伊斯坦堡的咖啡館
1650／51	牛津第一家咖啡館
1652	倫敦 Pasqua Rosée 咖啡館開張
1657	倫敦第二家咖啡館 Rainbow 在 Fleet Street 開張
1659	Harrington 的 Rota Club 在 Miles's 咖啡館聚會
1663	倫敦約有 82 名咖啡館經營者
1665–66	官方公報（後來的《倫敦公報》）創刊
1674	〈婦女反咖啡請願書〉出版（諷刺文）
1675–76	查理二世下令取締咖啡館，兩週後撤回
1678	抽樣中 Yarmouth 第一筆咖啡進口紀錄
1685–88	可靠進口數據的起點，年留存量約 19 萬磅
1710 年代	人均 0.12 磅的高峰；Old Bailey 紀錄中咖啡器具失竊大增
1720 年代	茶開始取代咖啡
1739	倫敦有 551 家咖啡館

8.2 延伸資料，以及它們和本文的關係

倫敦的飲酒場所生態。 1739 年倫敦有 551 家咖啡館，但同時還有 207 家旅店、447 家酒館、5,957 家啤酒館和 8,659 家白蘭地小舖。咖啡館在數量上其實是小眾，這與作者「咖啡館的分量被過度放大」的論點一致。
常見的誇大數字。 有些大眾讀物宣稱 1675 年英格蘭已有超過 3,000 家咖啡館。對比 Ellis 的「1663 年 82 家」與 1739 年的 551 家，可以看出「咖啡館神話」如何在轉述中膨脹，正好呼應 Withington 對「印刷熱」的批評。
酒館也是公共領域。 有研究比較 1660 到 1720 年倫敦咖啡館與酒館的空間、飲品與印刷品，主張公共領域在酒館中同樣可見，兩者在這段時期的相似度遠超一般印象。這是 Withington「混合性」論點在倫敦的補強。
最有名的政治咖啡俱樂部也會續攤喝酒。 Aubrey 回憶，Rota Club 在 Miles's 咖啡館有一張特製的橢圓長桌，中間留了通道讓店主送咖啡；但他們也常常移師到萊茵葡萄酒館。即使在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裡，咖啡館和酒館的界線也是模糊的。
Pasqua Rosée 一天賣六百杯？ 有些通俗記述說，倫敦第一家咖啡館開張兩年內就能每天賣出六百多杯。這個軼聞如果屬實，等於反證「倫敦咖啡館沒咖啡」；但它的來源不明，正好說明這個領域說法很多、帳本很少。
Cowan 對執照制度的研究。 Cowan 在 2004 年的論文裡梳理了十七世紀英國咖啡館的執照制度，主張公共場所執照既管制了咖啡館，也讓它取得了合法性。下一節會看到，這直接影響我們怎麼解讀 Withington 文中那張 £500 的執照。
後續研究的方向。 引用本文的後續研究包括 2023 年對近代早期 saloop 攤販的物質與空間研究，以及 2021 年對斯德哥爾摩咖啡禁令期間貧窮女性勞動與休閒策略的研究。這正是作者所呼籲的「攤販、零售與女性」方向。作者目前正在撰寫一本關於英國近代早期「精神活性物質革命」的專書。

九、補充專節：咖啡館的陰暗面，知識分子社交場所如何被政權監看、滲透與操弄

咖啡館作為清醒社交、知識交流、理性辯論的象徵，早在伊斯蘭世界就已成形；英國第一批咖啡館，也是黎凡特商人從鄂圖曼世界帶回來的。這種象徵吸引了懷抱理想的人聚集，同時也給了政權一個成本極低的情報站。英國咖啡館又恰好興起於克倫威爾時代，而那正是以情報網聞名的政權。這個陰暗面，常被「咖啡館是民主搖籃」的光明敘事略過。

1511 年 6 月，麥加的市場督察 Khāʾir Beg 頒布全面禁令，理由之一是人們在咖啡館裡像在酒館一樣聚集，典當財物、從事違禁活動。當時統治麥加的開羅蘇丹後來下令：公開飲用咖啡禁止，私下飲用可以。
穆拉德四世知道，閒置的近衛軍常在咖啡館裡密謀政變。但他從未全面禁咖啡，自己照樣喝咖啡和酒，也容許在社會同質的家戶裡飲用。
這兩個案例的邏輯，和 Withington 的「公共與家庭」區分完全一致：政權要管的是公開場合的咖啡消費，家裡的咖啡壺從來不是問題。
Thurloe 從 1653 年起主掌情報，建立橫跨英格蘭與歐陸的間諜網；1655 年他兼任郵政總長，手下靠攔截郵件破獲了 1657 年刺殺克倫威爾的陰謀。諷刺的是，他自己的部門也被滲透，1659 年 Morland 倒向保王派。也有研究者質疑，這套「秘密國家」蒐集的情報，是否真如政權自以為的那麼有價值。
1650 年代倫敦的咖啡館寥寥可數：1652 年和 1657 年各一家，1659 年才有 Miles's。Rota Club 在 1659 年 10 到 11 月間於 Miles's 咖啡館成立；Harrington 在 1661 年受審訊時，否認這些聚會有任何實際政治目的。Rota 成立時，克倫威爾已經過世，Thurloe 也已遭解職；真正追究 Rota 的，是復辟後的新政權。所以，咖啡館監控的詳細史料主要集中在復辟時期（1660–1688）。
Cowan 2004 年的論文，主題就是十七世紀咖啡館的執照制度，以及復辟政權取締咖啡館的種種嘗試（見上一節）。Steven Shapin 評論 Cowan 的書時也直言，咖啡館是政府密探的沃土，店家若讓煽動言論在店裡醞釀，也得負責。
真正省略陰暗面的，是大眾版本的「便士大學」故事，以及被簡化的哈伯瑪斯模型。
Old Bailey 1674 到 1700 年的審判紀錄中，咖啡館出現 50 件，酒館 165 件，旅店 166 件（Withington 的數據）。
真正的密謀往往在私宅裡進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是在他自家的「星期五聚會」，台灣 1968 年的案子則是讀書會。
咖啡館比較像「輿論的前台」。政權在這裡做的，多半是聽風向、管言論、放消息，而不是抓密謀。

9.2 英國本土：從禁令到具結

1675 年禁令的理由。 禁令指稱，咖啡館數量過多，成了閒散與心懷不滿者的聚集地，在那裡捏造並散播誹謗政府、擾亂國家安寧的不實消息。禁令規定，自隔年 1 月 10 日起，任何人不得在店內零售供當場飲用的咖啡、巧克力、雪酪或茶，並要求各地治安法官撤銷相關執照。值得注意的是，國家自己定義咖啡館時，用的也是一份飲品清單，而不是只有咖啡，這正好佐證 Withington 的混合經濟論。
兩週後撤回。 咖啡、茶與巧克力商人指出，禁令會大幅減少國王的稅收；國王因此在 1676 年 1 月 8 日另發公告，撤回原禁令。1675 年 12 月底，Hooke 幾乎每天都在 Garaway's，並在 30 日的日記裡記下這份反咖啡館公告，以及當天對公告的討論。
折衷方案：把店主變成第一線的審查員。 取締失敗後，政府改為要求咖啡館主宣誓效忠，並簽下 £500 的具結保證書，承諾不讓誹謗文字在店內被閱讀或流傳。
後續管制。 1679 年，數名咖啡館主因撰寫煽動性新聞被傳喚到樞密院；1688 年，國王命令治安法官取締經營手抄新聞信的咖啡館。
資訊交換網。 國務大臣 Williamson 的情報網，依賴一份分布全國的封閉線人名單：線人寄來消息，換取他辦公室的手抄新聞信。他還切斷了獨立新聞信作者 Muddiman 的消息來源。他也參與創辦官方公報，讓政府資訊能傳到大眾手上，同時仍在政府控制之下。政權不只從咖啡館蒐集情報，也往咖啡館輸送資訊。
黨爭雙方都在咖啡館操弄。 Withington 文中提到的 Edward Sing，1681 年因在 Rainbow 咖啡館說「沒有天主教陰謀，只有長老會陰謀」而被起訴；他還領有每週 20 先令的津貼，專門到各咖啡館和公共聚會詆毀陰謀的揭發者。這其實是典型的付費帶風向。另一邊，Titus Oates 在同一家 Rainbow 指控 Philip Lloyd 爵士否認陰謀存在，並從咖啡客中找證人作證。
異議宗教。 Southwark 的浸信會牧師 James Jones 以自己的咖啡館為基地，帶領會眾並開拓新教會；同一時期，名為「Hilton 幫」的線人集團專門刺探非國教徒的禮拜，舉報、參與起訴並沒收他們的財產。

這和 Withington 的論文有直接關聯。 論文提到 1676 年 Norwich 核發給 John Howman 的咖啡執照，金額高達 £500，作者認為這「顯然不是普通的行政程序」。但對照上述的全國政策，1676 年、£500、具結這三點完全吻合，所以這筆錢很可能不是規費，而是禁令撤回後全國推行的具結保證金。 如果這個解讀正確，這張「唯一的地方咖啡執照」本身就是政治管制的產物。Francis Dunch 啤酒館執照上「具結加三名保人」的程序也顯示，地方的咖啡室從一開始就嵌在一套「店主負責」的治安體系裡。

9.3 世界案例總表

時空	場所	政權／機構	手法	要點
1511 麥加	咖啡館	馬木路克官員	禁令	最後改為公開禁止、私下允許
1630s 伊斯坦堡	咖啡館、酒館	穆拉德四世	關閉、死刑、微服巡查	據說他夜裡便服巡視街頭與低級酒館，當場卸下偽裝親手斬首違禁者
1650s 英格蘭	郵件、密謀團體	Thurloe	攔截郵件、特務	自己的部門也被滲透
1660s–80s 英格蘭	咖啡館	Williamson、樞密院	新聞信交換、官報、禁令、具結	見 9.2
1749 巴黎	咖啡館、市場、公園	巴黎警察總監	線民（俗稱「蒼蠅」）	有估計說多達三千名線民在咖啡館裡打聽閒話、偷聽談話並向警方回報；警方在全巴黎的學院和咖啡館撒網，最後把十四人關進巴士底
1817–48 哈布斯堡	大學社團、郵件	Sedlnitzky 的最高警察暨審查署	秘密探員網	依皇帝與梅特涅的政策大量使用秘密探員；大學生社團也在國家警察的監控之列
1840s 伊斯坦堡	咖啡館等公共場所	鄂圖曼政府	線民報告	由密探與線民負責聆聽公共場所裡的一切言論並寫成報告
1876–1909 鄂圖曼	全社會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密探（hafiye）與告密報告（jurnal）	誣告者不受罰，告密者獲升官；他退位後，宮中留下數十萬份報告
1849 聖彼得堡	私宅的星期五聚會	內政部	臥底	探員 Antonelli 混進聚會並向上級回報；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人被押赴刑場，最後一刻才改判
1910–14 俄國	布爾什維克黨、杜馬	奧克瑞納（沙皇秘密警察）	高階臥底	Malinovsky 年薪 8,000 盧布，比帝國警察總長還高；他協助逮捕了史達林與斯維爾德洛夫
民國時期的中國	茶館	各地政權	管制與寒蟬效應	茶館貼出「莫談國事」，透露出對因言獲罪的恐懼
1968 台北	文藝圈、讀書會	警備總部	線民	36 人被捕，陳映真判刑 10 年；告密者是圈內的「左派大哥」楊蔚
1981 台灣	全社會、校園	調查局	布建線民	預定布建 3 萬名線民，並在各大專院校重點布建約千人
1970s–80s 東柏林	地下詩人圈	Stasi	非正式協力者	Sascha Anderson 是地下文壇的前衛詩人，也是 Stasi 的高階線民；他交給 Stasi 的資料包括所有藝術家朋友的詳細心理側寫
冷戰時期布拉格	公寓、咖啡館	StB	監聽、觀察	約 1.5 萬名人員，最多 10 萬名協力者，能同時監聽 600 人

台灣的例子值得多說幾句。1960 年代台北的文學沙龍是明星咖啡館，《現代文學》與《文學季刊》都曾在那裡編輯討論，季季、陳映真也都是常客。目前沒有證據顯示監控發生在這家店裡，但 1968 年出賣陳映真的線民，正是同一個文藝圈子裡的人。情報機構要的從來不是一家店，而是人際網絡。

9.4 手法類型

類型	做法	代表案例	成本	效果
禁絕	直接關店、禁飲	麥加 1511、穆拉德四世、查理二世 1675	政治成本高（稅收、民怨）	多半短命
執照與具結	店主負連帶責任	英格蘭 1676 年後	低	長期而隱形，製造自我審查
線報	派人聽、寫報告	巴黎「蒼蠅」、鄂圖曼報告、Williamson 的網絡	中	掌握輿論溫度
長期滲透	打入核心圈子	Antonelli、Malinovsky、Anderson、楊蔚	高（需要長期培養）	能瓦解組織
操弄	付費放話、官方新聞	Edward Sing、官方公報	低至中	改變議題走向
寒蟬	讓大家自己閉嘴	「莫談國事」	幾乎為零	最省錢

9.5 為什麼咖啡館特別容易監聽？

場所	進入門檻	談話公開度	監聽成本	能聽到什麼
咖啡館	一便士，人人可進	高，話是說給整屋人聽的	低	輿論、謠言、新聞流向
酒館／啤酒館	低	中，醉話多、雜音大	低	情緒、鬥毆、粗話
沙龍／私宅聚會	需要有人介紹	中，圈內人說話較坦白	高，必須有內應	思想傾向、人脈
秘密結社	嚴格篩選	低	很高	真正的行動計畫

咖啡館的「優勢」可以歸納為五點：

地址固定、公開營業。 不需破門，付錢就能進去。
說話帶有表演性。 Norwich 的證人 Hasbert 作證時說，在咖啡館這種公共場所講別人的閒話，只可能是存心毀謗。公開性本身就讓言論帶有政治重量。
新聞的集散點。 報紙和手抄新聞信在這裡被朗讀、傳閱，監聽一家店，等於監聽一條資訊管線。
店主可以被收編。 執照、具結、連帶責任，都能把店主變成管理者的一環。
可以反向輸送資訊。 官方公報與付費放話，能讓咖啡館替政權傳話。

9.6 弔詭之處：我們讀到的咖啡館，多半是警察筆下的咖啡館

Darnton 研究 1749 年巴黎街頭詩歌時，大量仰賴法國警方保存完整的檔案。
Kırlı 研究十九世紀伊斯坦堡輿論的核心材料，就是政府線民的報告。他進一步主張，鄂圖曼的「公共」與「輿論」是在一連串治理實踐中被建構出來的，公共領域的形成與對人口的監控密不可分。
東德地下文壇的真相，要靠解密後的 Stasi 檔案才能還原。
Withington 自己最關鍵的史料，Old Bailey 審判紀錄與教會法庭證詞，也都是國家的司法紀錄。

這帶出一個方法上的提醒：我們看得到的咖啡館，往往是「出了事」的咖啡館。 只有吵架、毀謗、偷竊、煽動時才會留下紀錄；平靜地喝一杯咖啡，幾乎不會進入檔案。這個偏誤同時影響「咖啡館很危險」和「咖啡館沒有咖啡」兩種結論。

9.7 回到這個觀點：哪些成立，哪些要修正

命題	判定	理由
咖啡館的清醒社交符號源自伊斯蘭世界	✅ 成立	麥加和伊斯坦堡的禁令史很清楚
咖啡館讓政權得到低成本的情報管道	✅ 大致成立	英國、法國、鄂圖曼都有線報與具結制度
克倫威爾的情報網是英國咖啡館重要的陰暗面	⚠️ 需修正	Thurloe 的主力在郵件；咖啡館監控主要發生在復辟時期
光明敘事刻意迴避陰暗面	⚠️ 部分成立	大眾敘事確實如此，但學界（Cowan、Pincus）討論不少
最危險的志士主要聚集在咖啡館	❌ 證據不足	酒館的案件更多；真正的密謀多在私宅；咖啡館比較是輿論的前台
咖啡館受到的監控比酒館、茶室更多	⚠️ 看情況	咖啡館公開度高、容易監聽；但酒館同樣受執照制度控管，茶館「莫談國事」也說明寒蟬效應同樣普遍

Withington 的研究在這裡也提供了一個修正的視角。既然地方的「咖啡館」多半只是啤酒館裡的一間房，政權要管的就不是咖啡，而是誰在這間屋子裡、說了什麼、讀了什麼。被監控的從來不是飲料，而是談話。

十、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10.1 這篇論文的價值

方法上：把「機構」和「商品」分開看。 這是全文最大的貢獻。「上咖啡館」和「喝咖啡」本來就是兩件事，作者把這個常識變成可以檢驗的研究問題。
擴充史料。 港口帳簿、教會法庭證詞、地方遺產清冊，過去在咖啡史研究中很少被使用；「咖啡室」的發現，也解釋了地方咖啡館為何在檔案中隱形。
對照組設計。 以菸草作為擴散速度已知的基準，讓零散的數字有了比較的對象。
重構敘事。 把家庭、女性和零售通路帶進咖啡與現代性的故事。作者並沒有推翻現代性敘事，而是讓它更細緻、更可信。
與哈伯瑪斯對話。 咖啡館作為公共空間的意義仍然成立，但它的公共性並不依賴咖啡。

10.2 逐項檢驗

價值	支撐的證據	弱點	判定
機構與商品分開看	Pepys、Hooke、Old Bailey，以及 1675 年禁令自己列出的飲品清單	—	✅ 穩固
「倫敦咖啡館裡幾乎沒有咖啡」	日記與證詞中咖啡罕見	屬於沉默論證；Old Bailey 偏重酒醉案件；進口試算顯示倫敦有足夠的咖啡	⚠️ 偏弱
地方擴散遲緩	港口帳簿數量小、與菸草對照	樣本非常小	✅ 方向可信，數字僅供參考
「咖啡室」是理解地方的關鍵	多份證詞與清冊	以個案為主	✅ 有說服力的假說
家庭與女性推動了 1700 年後的成長	三份證詞，加上其他學者的清冊研究	證詞數量少；清冊多半不區分茶與咖啡	⚠️ 有啟發性，證據仍薄

10.3 具體弱點

1. 沉默論證有兩面。 作者自己承認，Hooke 常常不記錄啤酒、麥酒和菸草這類日常飲品。照這個邏輯，如果咖啡在咖啡館裡是理所當然的飲料，也可能同樣被省略；「去咖啡館」本身可能就隱含了「喝了咖啡」。反過來說，Hooke 在咖啡館裡記了 72 次巧克力，表示他確實會記錄咖啡館裡喝了什麼，所以咖啡次數少仍有意義。兩邊都有道理，但作者處理得不夠對稱。

2. 論文內部的張力。 第三節證明地方港口只收到以百磅計的咖啡，相對於全國每年近 19 萬磅的留存量微不足道。這反而意味著，若不計陸運與走私，絕大部分咖啡應該留在了倫敦。再配合前面的試算，倫敦咖啡館每天賣出幾十到上百杯完全可能。地方證據越有力，「倫敦咖啡館缺咖啡」的說法就越難成立。

3. 樣本規模太小。 表 6 中咖啡五個十年的合計次數只有 0、0、2、5、2；1680 年代 Norfolk 的遺產清冊樣本只有 2 份，這時「出現 0 次」幾乎沒有統計意義；港口帳簿每十年也只抽一年。作者自己也說，這些結果只具指示性，不是定論，讀者應照此理解。

4. 對 £500 的解讀可能有誤。 如 9.2 所述，1676 年這筆 £500 很可能是全國推行的具結保證金，而不是執照費。如果是這樣，這張「唯一的地方咖啡執照」反映的是政治管制，而不是地方特別重視咖啡。

5. 與所引文獻之間的張力。 作者說 Weatherill 發現茶與咖啡器具在 1725 年已見於「幾乎所有」市民家庭，但他自己引用的 Kent 研究指出，這類器具在 1720 年前出現的比例不超過 10%。即使倫敦遠高於 Kent，「幾乎所有」的說法也偏強，值得回查原表。

6. 編校疏漏。 這些都是小問題，但值得一提：註 86 把 1686 年的審判寫成「1866」；註 88 到 90 把 OBP 誤植為「OPB」；正文說鬥毆命案發生在 1689 年，註 84 卻列為 1687 年 12 月的審判，而註 85 引用的又是另一宗案件；註 133 引用 Smith 文章的第 41 頁，但該文頁碼是 148 到 164；正文請讀者參看「表 5 的說明」，實際應為表 6。這些不影響主要論點，但會削弱讀者回查史料的信心。

10.4 總評

把作者的論點分成強、弱兩個版本來看最清楚：

弱版本是：咖啡館不等於喝咖啡；咖啡館是混合經濟；地方的咖啡藏在酒館的咖啡室裡；1700 年後家庭消費是重要推力。這個版本站得住，而且確實推進了研究。
強版本是：復辟時期的倫敦咖啡館裡基本上沒什麼咖啡。這個版本證據不足，主要依賴沉默論證，也和作者自己的進口與港口數據有張力。

這篇論文最持久的價值不在某個數字，而在於它示範了一種提問方式：當一個符號被講得太過順暢，就回頭去找那個物件本身。 咖啡是如此，咖啡館裡的「理性公共領域」是如此；咖啡館被浪漫化之後被遺忘的監控與告密，或許也是如此。

The Last Project of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Wilhelm von Humboldt’s Global Linguistics

鄭仕群 — Wed, 14 Oct 2026 16:43:50 +0000

Ian F. McNeely (University of Orego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ume 92, Number 2, 2020
DOI: https://doi.org/10.1086/708613

一、文人共和國的最後一場實驗：從洪堡的全球語言學，到 AI 時代的跨域對話課

項目	內容
研究對象	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以及 1780–1840 年間研究全球語言的學者網絡
研究取徑	學術網絡史、知識制度史、語言學史三者交叉
一句話主旨	洪堡的全球語言學，是「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最後一個跨國、跨職業的大型協作計畫。它被洪堡自己參與催生的研究型大學與專業化比較語言學所淘汰。洪堡因此是現代大學的「犧牲者」，而不是神話裡的「建築師」。

核心論點可以拆成五句：

1800 年前後的語言研究是全球性的，不只有東方學與梵文熱。美洲、大洋洲、非洲的無文字語言同樣受到重視。
這個研究網絡橫跨國籍、宗派與職業，成員包括傳教士、殖民官員、外交官、律師與探險家，在戰爭與封鎖中仍維持合作。不過加入的門檻很高：只有受過歐式古典教育的男性才進得來。
洪堡的獨特之處在於全球視野加上方法嚴謹。他用結構性的語法比較取代零碎的詞彙比對；晚年更以爪哇的 Kawi 語證明南島（馬來—玻里尼西亞）語族是獨立的語族，並肯定文化混成的活力。
葆樸（Franz Bopp）完成並「完善」了洪堡式的科學方法，卻也讓語言學變成只有大學專業者才能參與的技術領域。他甚至退回自己批評過的方法，用它來否定洪堡對南島語的結論。
語文學（philology）因此成為 19 世紀研究型大學的「主學科」。紳士讓位給學者，業餘者讓位給專業者，而洪堡自己反倒成了這場轉型的邊緣人。

二、時代舞台：1800 年前後的「全球語言熱」

為什麼語言研究偏偏在 1800 年前後爆發？作者給出三層理由（pp. 241–242）：

材料到位：18 世紀的殖民擴張，讓數百種語言的詞典、語法書與翻譯範例第一次從世界各地流回歐洲。學會、期刊、徵獎、譯本、百科全書與大學講座隨之紛紛設立。
意義重大：當時的人把文本視為語言的代表，又把語言視為民族的代表。蒐集語料，就等於窺探一整個民族的性格與心智習慣。
野心龐大：比較多種語言，有望把人類的家族樹一路重建到史前時代。同時，語言本身的結構與認知特徵，也是第一次被系統性、經驗性地研究。

作者刻意矯正一個常見的歷史印象：

	東方文藝復興（一般熟悉的版本）	全球主義（作者強調的版本）
代表人物	William Jones（1780 年代暗示印歐語系的存在）、Champollion（1820 年代解讀羅塞塔石碑）	葉卡捷琳娜二世、華盛頓、Hervás、Gallatin、洪堡兄弟
研究對象	有書寫傳統的東方古典語言：希伯來文、阿拉伯文、埃及文、漢文，尤其是梵文	美洲、大洋洲、中亞、非洲的無文字語言
思想淵源	起於真誠的仰慕，後來淪為自滿、以自我族群為中心的貶抑，也就是「東方主義」	啟蒙運動的世界主義，加上浪漫主義對「原始」的迷戀
後續發展	演變為 19 世紀中後期的東方學與印歐比較歷史語言學	被前者在地理範圍與意識形態上「縮窄」，因而被遮蔽

有兩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第一，葉卡捷琳娜二世親自主導第一部世界語言通用詞典，還透過拉法葉請華盛頓代為蒐集美洲原住民的語法書。第二，這個語言百科傳統的最後一部作品，竟然出自前美國財政部長、路易斯安那購地案的談判者 Albert Gallatin 之手（p. 242）。

三、洪堡是誰：一位外交官的語言學長征

年份	經歷	在語言學上的意義
1767	生於普魯士	由私人教師教授希臘文、拉丁文
1790 年代初	在耶拿與歌德、席勒結為密友	形成新古典主義信念：古希臘語是人類最完美的語言
1797	到巴斯克地區家庭旅行	開啟他對「沒有文學、沒有文字」的語言的終身興趣；與巴斯克知識分子 Astarloa、Garat 交流
1797–1801	旅居巴黎	接觸法國「觀念學派」（Idéologues）的語言哲學
1803–08	擔任駐羅馬公使	結識耶穌會士 Hervás，取得美洲語言材料；與剛從南美洲歸來的弟弟亞歷山大會合
1808–10	返國主持普魯士教育改革	參與創建柏林大學；確立希臘文、拉丁文作為文理中學的核心科目
1810–19	先後派駐維也納、法蘭克福、倫敦	在倫敦跟年輕的葆樸學梵文
1819 年最後一天	自由派憲政改革失敗，被逐出公職	從此全心投入語言學，退居柏林郊區的 Tegel
1821	完成墨西哥語（納瓦特語）的語法分析	作者認為，這可算是「非印歐普通語言學」第一次的經驗應用
1820 年代	與美國的 DuPonceau、Pickering，以及巴黎的 Champollion、Abel-Rémusat 往來論辯	一場關於文字系統、語言類型與人類認知的跨洋對話
1827	研究重心轉向東南亞與大洋洲	透過英國、荷蘭傳教士與殖民官員的通信網蒐集材料，還訪談了第一位移居普魯士的夏威夷人 Harry Maitai
1835	逝世，《論爪哇島上的 Kawi 語》尚未完成	1836–39 年由助手 Buschmann 完成，弟弟亞歷山大督導出版

洪堡身上有兩個看似矛盾、其實互補的特質（pp. 247–248）：

頑固的希臘至上論：他曾寫信說，無論梵文多好，單就語言而論也比不上希臘文。作者指出，這份「怪癖」反而讓他對當時一股流行的誘惑免疫：把希臘語、梵語與日耳曼語綁在一起，建構所謂「雅利安」的族群身分。
徹底的全球人文主義：巴斯克的經驗讓他珍視沒有文字傳統的語言，這在 19 世紀初的語言學家中極為罕見。

四、三條路線的較量

作者採用「對照組」的寫法。他先寫洪堡之前的語言百科傳統，再寫與洪堡平行發展的「洪堡式科學」，最後寫取而代之的比較歷史語言學。

4.1 語言百科全書主義：資料的洪流

計畫	時間與規模	資料來源	方法特色	主要問題
Hervás《宇宙觀念》的語言卷	1784–87 年出版義大利文 5 卷（全書共 21 卷），收錄 150 多種語言；1800–05 年出版西班牙文擴充版，收錄逾 300 種	耶穌會解散後返回歐洲的傳教士，由他們填寫 Hervás 寄出的問卷模板，內容常是多年後憑記憶寫成；另有 16 世紀以來的手寫或印刷語言入門書	以經驗比對取代「挪亞三子」的先驗分類；比較數字、曆法、核心詞彙與主禱文的逐字譯本；推定歐洲、亞洲各有 7 個母語，非洲 8 個，美洲多達 50 個	執行粗糙；傳教士編寫的語法書常把原住民語言硬塞進拉丁文的變格框架
葉卡捷琳娜與 Pallas 的《全球語言比較詞彙》	1785 年，女皇閉關九個月，擬出近 300 個核心概念，要譯成 159 種語言；1786 年由 Pallas 倉促編成出版	帝國官僚、外交使節與學者網絡；早在 1773 年就已寄出 600 份問卷	方法簡單到地方上的業餘學者都能仿效	以西里爾字母排印，歐洲學者難以閱讀；轉寫錯亂，例如法文 frère 被寫成 freure；田野記錄出錯，例如 La Condamine 把「三」誤記成一長串音節，結果被人拿來證明「野蠻人無法簡潔思考」；同一批詞彙分列在不同語言的詞表裡，讀者得自己重新製表才能比較
Adelung 與 Vater 的《Mithridates》	1806–17 年出版，4 卷共 3,248 頁，號稱涵蓋近 500 種語言；Vater 在 1813 年出版的美洲卷長達 877 頁	幾乎全靠圖書館與中歐的手稿，加上 Dobrovský 等少數通信者	強調詞根比較；Adelung 假設越古老的語言，詞根的音節越少，於是把單音節的漢語、藏語放在喀什米爾這個「人類搖籃」附近	編排鬆散，夾雜地理知識與道聽塗說；Vater 嘗試把語言與膚色、眉形等「種族特徵」相互對應
王政復辟時期的後繼作品	Klaproth《亞洲多語》（1823）、Balbi《世界民族誌圖集》（1826）、Gallatin（1836）	規模更大的通信網；Balbi 在書中公開致謝 92 位通信者，包括洪堡兄弟	文筆、民族誌的深度、理論與方法上的自覺都更進一步	仍以堆疊資料為主

作者對這個傳統的評價相當公道（pp. 259–260）。

缺點方面，這些書真正關心的是人類起源與族群遷徙，語言本身只是工具。學者們無法決定該比較詞彙還是比較語法；人類單一起源還是多元起源、語言是否先有單音節再演化出多音節等問題，也無法嚴謹地辯論。

優點方面，龐大的事實量替後來的理論打下基礎，而「data」一詞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取得現代意義。這些書以「進行中的作品」之姿公開接受批評，本身就體現了文人共和國的協作邏輯。

另一個有趣的觀察是：《Mithridates》剛好適應了拿破崙的大陸封鎖（1806–13）。Hervás 與 Pallas 依賴的開放國際網絡被切斷後，只靠中歐圖書館就能完成的書反而存活下來。

4.2 「洪堡式科學」：從堆資料到找模式

「洪堡式科學」原本指的是亞歷山大·馮·洪堡的自然研究方法：動員分散各地的觀察者，進行精確測量，再做跨領域分析。天氣圖上的等溫線、地圖集裡的植被帶，都是這套方法的遺產（p. 261）。作者主張，語言類型學正是這套方法在人文領域的對應物：類型學之於民族分類，就像植被帶之於地景分類。

這一節的主角是「兩對兄弟的四方對話」：

人物	立場	價值判斷	後續發展
Friedrich Schlegel	1808 年提出「屈折語 vs 黏著語」的二分法	梵文詞根像有機的「種子」，美洲語言的詞只是機械堆疊的「原子」；他以語言形式評斷整個民族的文化成就與認知能力	開啟德國的印度熱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在屈折語內部再分出「分析型」與「綜合型」	替英語、法語等現代語言「平反」，並希望透過詩歌讓語言重拾綜合的活力	洪堡協助他取得歐陸第一個梵文教席，但一直勸他放棄這種帶有價值傾向的類型學
Alexander von Humboldt	「黏著」作為語言學術語，最早就出現在他的《旅行記》中	起初把黏著視為橫跨南北美洲的種族—語言「面相」，彷彿整個美洲停在從原始走向文明的半路上；1825 年的第三卷卻改口，批評二分法「簡單得具有欺騙性」，主張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個體性與民族面相	轉向兄長的方法
Wilhelm von Humboldt	認為二分法是有用的啟發，但太粗糙	主張逐項比較語言結構的個別面向（例如動詞的構成方式），範圍涵蓋所有已知語言	奠定普通語言學的研究綱領
DuPonceau（美國）	以「多式綜合」（polysynthetic）取代「黏著」的分類	反轉 Schlegel 的道德評價，盛讚美洲語言的綜合之美；同時批評威廉延續了錯誤的分類	引發跨大西洋的論戰

作者歸納出洪堡兄弟共享的四個標誌（p. 264）：

拒絕先驗的體系建構；
以嚴格的經驗模式分析取而代之；
暫緩過早的道德與美學判斷；
最終描繪出「整體的肖像」。

威廉曾用植物學比喻自己的方法：先描述、命名個體，再把個體放進體系，最後描繪整片植被地景。

4.3 大洋洲之戰：Kawi 語 vs 殖民民族誌

南島語族從馬達加斯加一路延伸到復活節島，地理規模可比印歐語系。洪堡選它的理由很實際：馬來語、爪哇語有書面文獻，比美洲那一大片「無望」的口語叢林更適合做語言系譜研究（p. 264）。

當時主導這個領域的，是三位東印度公司的學者型官員：

作者	代表作	對語言的態度	理論框架
William Marsden	《蘇門答臘史》（1783）	以歐洲文明為尺度，稱馬來語為「東方的義大利語」	後來正確主張各語言由單一的原始馬來母語分化而來，但使用的方法仍是比較詞彙的傳播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爪哇史》（1817）	讚美爪哇語豐富精緻；在書末附上 Kawi 史詩《Brata Yudha》的原文與英譯，這正是引起洪堡興趣的材料	鑑賞家式的品味
John Crawfurd	《印度群島史》（1820）	態度尖刻：他說爪哇語有五個指「狗」的詞，卻沒有「動物」這個詞，可見缺乏概括能力；又說爪哇文學只是「嬰兒的結巴」	套用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四階段論」（蒐獵→畜牧→農業→商業），推論各種語言如地層般層層堆積

Crawfurd 甚至算出現代馬來語詞彙的來源比例，作者譏之為「可疑的精確」（p. 266）：

來源	比例
原始部落祖語	27%
「大玻里尼西亞語」	50%
梵語	16%
阿拉伯語	5%
其他	2%

洪堡的突破在於：Kawi 是中古爪哇的宮廷文學語言，留有長篇文本。洪堡據此重建 Kawi 的語法後發現，儘管梵語借詞大量湧入，Kawi 的構詞原則仍然屬於馬來語系統。換句話說，它不是退化的梵語，反而證明了整個大洋洲語族的獨立與韌性。洪堡更進一步，把梵語與馬來語混合而成的文化「雜交活力」視為正面價值。在那個日益崇尚血統純粹、把「文明」與「野蠻」截然二分的時代，這樣的禮讚非常罕見（p. 243）。

可惜，這個結論被埋在一部 1,700 頁、難以卒讀、行銷又失敗的大書裡。後世記得的只有書前長達 350 頁的導論，也就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這篇導論在喬姆斯基的推崇下，成了洪堡聲譽的主要基礎。他的理論活了下來，他的實踐卻被遺忘。

4.4 葆樸的反轉：方法的勝利，網絡的死亡

年份	葆樸的進展
1816	證明德語與希臘語、拉丁語、梵語、波斯語屬於同一個語言家族
1833 年起	在《比較語法》中納入阿維斯陀語（Zend）、立陶宛語、哥德語，不久又主張納入古教會斯拉夫語與亞美尼亞語
1840–41	宣稱馬來—玻里尼西亞語不是獨立語族，而是梵語的「女兒」，而且「退化」到無法用追蹤屈折音變的方法研究
1842	進一步主張：如果不接受南島語屬於印歐超級語族，就等於否認德語、希臘語、拉丁語彼此同源

作者直斥這是「赤裸的動機推理」（p. 268）。南島語是當時地球上最大的「無主領地」，葆樸為了把它納入印歐版圖，豁免了自己賴以成名的語法比較方法，退回他本人鄙視的詞彙比對。例如，他宣稱夏威夷語、梵語、愛爾蘭語裡的「火」同源。當時洪堡已經過世，助手 Buschmann 雖然譏諷葆樸那種「包山包海的梵語嗜好」，卻無力挽回局面。

更深層的問題是結構性的：葆樸的著作技術門檻極高，即使結論錯了，也幾乎沒有人能提出挑戰（p. 269）。DuPonceau、Gallatin、Crawfurd、Marsden 這些最老練的紳士型業餘學者，以及洪堡通信網裡的眾多傳教士，都因此被排除在知識生產之外。

五、終章論點：紳士讓位給學者

作者把結論提升到知識制度史的層次：

面向	舊的文人共和國	19 世紀的研究型大學
成員資格	跨國籍、跨宗派、跨職業；業餘者與專業者並存	必須取得學歷認證：入學、取得教授資格、受聘講座
主要機構	學院、博物館、沙龍、讀書會與印刷品；大學只是其中之一	大學成為核心，尤其是語文學研討課（seminar）
研究方法	百科式蒐集、通信協作、公開未完成的作品	高度技術化的比較語法與音變定律
價值取向	世界主義的人文精神、跨學科的廣度	學科聚焦、嚴謹、專家化
誰能挑戰結論	任何握有材料的通信者	只有同行專家
典型人物	DuPonceau、Gallatin、Hervás、洪堡	葆樸、格林兄弟、施萊格爾兄弟

幾個延伸論點值得一提：

德國的悖論：英國、西班牙、法國、俄國這些海陸帝國，反而失去了語言研究的早期領先。沒有帝國、甚至在 1803–15 年間被拿破崙帝國吞併的德意志，卻因為政治與宗教上的分裂、邦國之間的競爭，以及對法國霸權的反抗，建立起研究型大學網絡，進而稱霸語文學（p. 272）。
文化版的「大分流」：作者借用 Pomeranz 的經濟史論點，主張語文學成為歐洲分析與挪用其他文化的工具，使歐洲知識分子與同樣識字的亞洲同儕分道揚鑣。這件事對知識生產的意義，就像煤炭之於工業革命（p. 271）。
跨越戰線的世界主義：英國東印度公司官員 Alexander Hamilton（與美國同名政治家是堂兄弟）在英法開戰後被困在巴黎，受到 Volney 等法國學者的保護。結果他反而教會了葆樸與 F. Schlegel 梵文，梵學才得以移植到德國。
最大的反諷：今天柏林洪堡大學門口，洪堡兄弟的雕像並肩而立。威廉並不是研究型大學的建築師，而是它的犧牲者。

拿達爾文來對照更有意思。亞歷山大最著名的追隨者達爾文，是一個沒拿到學位的大學輟學生，他帶著亞歷山大的《旅行記》登上小獵犬號。自然史仍然容得下業餘者，語文學卻迅速成為學者的專利（p. 270）。

六、作者立論的五個特色

網絡史與物質史，而不只是思想史：作者明言，他關注的不只是觀念，也包括材料、方法與任務，例如誰寄了什麼手稿給誰、問卷如何設計、封鎖如何切斷通信、權力結構如何形塑學術發現（p. 246）。傳教士 Joseph Freeman 從馬達加斯加回信時，花了一大段客套話為遲覆道歉；作者就用這封信展示文人共和國的禮儀文化。
把「全球」放在「東方」之前：一般的語言學史以 Jones 到葆樸的印歐敘事為主線。本文把美洲與大洋洲拉回敘事中心，等於替語言學史做了一次「去東方主義」的重新製圖。
雙重翻案：一方面，作者根據冷戰期間在克拉科夫重新出土的遺稿，把洪堡從「理論家」翻轉為「勤勉的經驗研究者」；另一方面，又把他從「研究型大學之父」翻轉為「研究型大學的犧牲者」。
用錯誤寫歷史：作者明說，當時許多假說「錯得引人入勝」。Crawfurd 的精確百分比、Adelung 的喀什米爾搖籃說、葆樸的南島梵語說，這些錯誤本身就成了觀察研究方法與學術制度的窗口。
把學科史接上地緣政治：耶穌會遭解散、新教傳教活動擴張、庫克與布干維爾的航海、大英帝國在印度與東南亞的擴張、美國與俄國的領土野心，以及法國在失去路易斯安那後轉向歐陸帝國、改以東方學累積文化資本。作者指出，每一個轉折都在語言學計畫上留下痕跡（p. 271）。

七、延伸對照：作者沒說，但值得放在一起看的事

7.1 「洪堡大學」本身就是被發明的傳統

作者說，洪堡在研究型大學中的角色「越來越被視為回溯性的神話」，但只點到為止。德國史學界對此其實已有扎實研究。Sylvia Paletschek 在〈洪堡式大學的發明〉一文中指出，所謂的洪堡模式，是到了約 1900 年前後才被建構出來的。俄國學者 Oleg Morozov 則進一步主張，這個神話源自哲學家暨教育學者 Friedrich Paulsen 在柏林大學百年校慶前的著作，之後再由其學生 Eduard Spranger 發揚光大。

這正好補上 McNeely 結論在制度史上的另一半：洪堡在語言學上被邊緣化，在大學史上卻被「追封」。

7.2 McNeely 自己的大框架

McNeely 與 Lisa Wolverton 合著的《Reinventing Knowledge: From Alexandria to the Internet》（2008），把西方的知識制度分成六個階段：圖書館、修道院、大學、文人共和國、學科、實驗室。這篇論文其實就是「文人共和國」交棒給「學科」時的一個精細個案。讀過那本書，就會明白標題裡的「最後」並不是隨口的修辭，而是作者長時段敘事中的一個節點。

7.3 德國為何勝出：Ben-David 的「去中心化競爭」論

作者說德國因為分裂反而勝出。這與以色列社會學家 Joseph Ben-David 的解釋高度一致：他與 Awraham Zloczower 在 1962 年的經典論文中指出，德意志諸邦彼此競逐教授與聲望，形成一個比中央集權的法國更有活力的學術市場。本文沒有引用這條社會學傳統，但兩者可以互相支撐。

7.4 後見之明一：南島語系「出台灣」

本文註 56 輕描淡寫地提到，馬來—玻里尼西亞語族最終源自橫渡台灣海峽的古代台灣人，而 Klaproth 可能是最早推測台灣與此語族有關的學者。這一點對台灣讀者意義重大：

年代	人物	對南島語的主張
1708	Adriaan Reland	注意到馬來語、馬達加斯加語與太平洋島嶼語言之間的相似性
1784	Hervás	被部分現代學者視為馬來—玻里尼西亞語族的發現者（本文 p. 254）
1823	Klaproth	推測喜馬拉雅移民把馬來人的祖先從印度逼往東南亞，也觸及台灣關聯
1836–39	洪堡	以 Kawi 語的語法論證此語族的獨立性
1840–42	葆樸	主張南島語是梵語的女兒（錯誤）
1899	Wilhelm Schmidt	提出「Austronesian（南島）」這個名稱
1934–38	Otto Dempwolff	以比較法系統性重建原始南島語，確立其為獨立語族
1935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出版以原住民族語言記錄的傳說集，奠定台灣南島語研究的基礎
1999	Robert Blust	提出十大分支說：台灣南島語構成南島語族十個主要分支中的九個，剩下的馬來—玻里尼西亞分支則包含台灣以外近 1,200 種語言；學界已大致形成南島語起源於台灣的共識，族群遺傳學研究也支持這個結論

換句話說，洪堡試圖用一部中古爪哇宮廷史詩解開的謎題，根源就在台灣的語言裡。洪堡「南島語是獨立語族」的判斷後來被證明是對的，葆樸錯了。而終結這場爭論的，正是後來的專業語言學。這一點對作者「專業化扼殺真理」的敘事，構成一個有趣的反證（詳見第八節）。

7.5 後見之明二：洪堡的方法活在今天的類型學資料庫裡

洪堡的構想	當代的後繼發展
逐項比較語言結構的特徵（例如動詞如何構成），範圍涵蓋所有已知語言	Joseph Greenberg 1963 年的語言共性研究；《世界語言結構地圖集》（WALS）以約 192 項結構特徵描述兩千多種語言
語言是一種活動（energeia），而不是完成品（ergon）	喬姆斯基「以有限手段做無限運用」的生成語法，並以洪堡作為思想源頭之一
每種語言都承載一種「世界觀」（Weltansicht）	薩丕爾—沃爾夫的語言相對論，以及近年的實驗心理語言學研究
反對用屈折／黏著二分法評斷語言優劣	現代類型學「只描述、不做價值判斷」的原則

這裡值得補充一段爭議：喬姆斯基在《笛卡兒語言學》（1966）中把洪堡納入理性主義譜系，語言學史家 Hans Aarsleff 在 1970 年嚴厲批評這是對歷史的誤讀。本文註 10 引用的 Aarsleff 論洪堡與 Garat 的文章，正是這條批評路線的延續。

7.6 優先權小註：誰先發現？

本文偶爾把某項發現歸功於單一人物，但學界對此有不同看法：

格林定律：丹麥學者 Rasmus Rask 在 1814 年完成、1818 年出版的著作中，已經描述了日耳曼語的輔音對應規律。格林在 1822 年的系統化整理，是建立在 Rask 的基礎上。
芬蘭—烏戈爾語族：一般歸功於匈牙利學者 Sajnovics（1770）與 Gyarmathi（1799），他們以語法證明匈牙利語與薩米語、芬蘭語同源，而不是歸功於 Hervás。

這些優先權爭議也呼應了本文的主題：「誰被記得」，本身就是專業學術引用體系的產物。

7.7 業餘網絡其實沒有死，只是被「降級」了

作者說洪堡是「最後一個」，但 19 世紀後半其實仍有大規模的業餘協作：

《牛津英語詞典》自 1879 年起徵召了數以千計的志願讀者，請他們寄回寫有引例的卡片；
德國方言學家 Georg Wenker 自 1876 年起，向全國小學教師寄發數萬份問卷，據此繪製德語方言地圖；
達爾文一生留下約一萬五千封通信，往來對象數以千計，包括育種者、園丁與殖民地官員。

不過，這些業餘者的角色已經從「共同的理論家」降為「資料提供者」：問卷由專家設計，結論也由專家來下。這正好呼應本文引用的 DuPonceau 自嘲：美國學者是語文學的「挑夫」（lodecarriers），真正發號施令的是歐洲書齋裡的大師。因此，比較精確的說法或許是：洪堡的計畫，是業餘者仍能參與「理論建構」的最後一個大型計畫。

7.8 東亞的平行「文人共和國」：清代考據學

1820 年代，洪堡與巴黎漢學家 Abel-Rémusat 激辯漢語究竟有沒有語法（洪堡 1827 年那封著名的〈致 Abel-Rémusat 書〉就是此一論辯的產物）。與此同時，中國江南正存在一個高度成熟的語文學共同體：顧炎武開創古音學，段玉裁把古韻分為十七部，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則以音韻學貫通字義訓詁。美國史家 Benjamin Elman 在《從理學到樸學》（1984）中描繪的江南考據學網絡，由藏書樓、書院、官員幕府與書信往來構成，幾乎就是一個東亞版的文人共和國。

兩邊彼此互不相識。這讓作者的「文化大分流」論點可以有一個更尖銳的版本：歐洲之所以勝出，並不是因為「亞洲沒有語文學」，而是因為歐洲的語文學跟帝國的材料流通、大學的制度化綁在一起，清代考據學則沒有走上這種制度化擴張的道路。

八、點評：本文的學術價值站得住嗎？

作者宣稱或隱含的價值	支撐證據	可能的弱點	判定
把洪堡重塑為經驗研究者	洪堡遺稿的重新發現，以及 Schöningh 出版社的大規模編輯計畫；Trabant 等人的研究	本文自己使用的檔案有限（例如 Buschmann 遺稿中的 Freeman 信件），主要倚重二手研究	✅ 成立，但原創性主要在綜合，而非提出新史料
「全球主義先於東方主義」的去中心敘事	葉卡捷琳娜的計畫、Hervás、美國學者群、大洋洲研究	作者自己也承認這個網絡排除了女性與非歐洲人；說它「對國籍與宗派高度包容」，可能浪漫化了網絡內部的權力不對等	✅ 大致成立，具有修正既有敘事的價值
洪堡是「最後一個」文人共和國計畫	葆樸之後，語言學的技術門檻大幅提高，德國大學壟斷了這個領域	《牛津英語詞典》的志願讀者、Wenker 的方言問卷、傳教士語言學，以及 20 世紀 Boas 與業餘者的合作，都顯示協作仍然存在，只是分工方式改變了	⚠️ 修辭強於論證，宜改為「業餘者仍能作為共同理論家的最後一個計畫」
葆樸「摧毀」了業餘參與	葆樸著作的技術門檻讓外人難以進入	歸因過度個人化：研討課制度、國家經費、教授資格制度才是結構性主因；而且南島語問題最終正是由專業的比較方法（Dempwolff、Blust）解決，證明專業方法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	⚠️ 部分成立
德國因分裂而勝出	邦國之間的競爭、反法的民族認同	與 Ben-David 的社會學傳統一致，卻沒有與之對話；也沒有比較同樣分裂卻沒有崛起的地區（例如義大利）	✅ 成立，但並非新見
文化版的「大分流」	借用 Pomeranz 的類比	作者自己承認這只是「建議」；也沒有檢驗亞洲語文學傳統（清代考據學、印度文法學）本身的制度條件	❓ 啟發性高，論證有待補強
洪堡是研究型大學的「犧牲者」	史學界的共識：研究型大學的「洪堡模式」是後人追封的	洪堡的理論（energeia、世界觀）在 Steinthal、Boas、Sapir、喬姆斯基等人身上延續了很長的生命；被邊緣化的主要是他的「經驗實踐」	✅ 成立，而且作者本人已經區分了理論與實踐

總評：本文最大的價值，在於把三種通常分開書寫的歷史——語言學史、文人共和國史、研究型大學史——縫合成同一個故事，並以橫跨三者的洪堡作為縫線。它的敘事張力來自「犧牲者，而不是建築師」這個漂亮的反轉，而這個反轉在制度史層面有扎實的二手研究支撐。

弱點在於「最後」與「摧毀」這類強勢措辭稍嫌目的論，對專業化帶來的知識增益（例如南島語問題最終被正確解決）著墨也不足。不過，作為一篇刊在頂尖期刊上的綜合性論文，它成功地給了讀者一把鑰匙，用來重新理解學術專業化的代價。而這把鑰匙，也正好能打開今天大學的門。

九、從 1835 年到 KPI 時代：當研究型大學變成「學匠」的避風港

McNeely 的故事停在 19 世紀：專業化擠走了業餘者的跨域協作。兩百年後，這套體制又長出了新的病灶。問題已經不只是把外行人排除在外，而是整個體制被「指標」從內部改寫。

9.1 研究端：窄題互保與黑話壁壘

當升等與研究經費取決於發表數、期刊分級與引用數時，對個人最「理性」的策略往往是：

挑最窄的題目：同行越少，審稿圈就越小，彼此也越容易互相成全。這不是陰謀論。2014 年，SAGE 出版社就因發現同儕審查圈造假，一次撤回期刊《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約 60 篇論文；期刊因為「引用卡特爾」（citation cartel）被暫停影響係數的案例，也一再出現。
用黑話築牆：英國學者 Tony Becher 的經典著作《學術部落與領地》（1989），早就描述了學科如何用專門語言劃定疆界。1996 年的索卡爾事件，則是對「術語壁壘」最著名的一次壓力測試。
指標的自我扭曲：古德哈特定律指出，指標一旦成為目標，就不再是好指標；坎貝爾定律也有類似的觀察。Jerry Muller 的《指標的暴政》（2018）收錄了完整的高教案例。國際學界的回應，包括 2012 年擬定的《舊金山研究評量宣言》（DORA），以及 2015 年刊登於《Nature》的《萊頓宣言》，兩者都主張不應以期刊影響係數來評價個人。

台灣的版本更為人熟知：2004 年前後，人文社會學界曾集體反思「SSCI／TSSCI 崇拜」，這至今仍是學術評鑑的未竟之業。

9.2 教學端：學生評鑑的劣幣效應

「給分甜、作業少、不刁難」就能換到高評鑑，這不只是牢騷，而是有扎實實證支持的現象：

Uttl 等人重新分析過去的多班級研究後發現，早期那些「評鑑高的老師，學生學得比較多」的證據，其實是小樣本研究與發表偏誤造成的假象；大樣本研究顯示，評鑑分數與學習成效幾乎沒有關聯。作者因此建議，重視學習成效的大學應該放棄用學生評鑑來衡量教學。
更刺眼的是美國空軍官校的隨機分派研究：Carrell 與 West 發現，擅長提升學生當下課程成績的教授，他們的教法雖然能拉高學生評鑑，卻會損害學生在後續進階課程中的表現。舉例來說，在 91 位微積分一的授課教師中，「深度學習」成效排名墊底的那一位，學生評鑑卻排在第六名。

這正是「嚴格要求的教授反而評鑑難拿高分」的計量證據。

9.3 台灣的制度回應：有心，但仍被量化慣性拖累

教育部 2013 年起試辦多元升等，2017 年底公告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事者自己的簡報也坦承：多元升等的本意是扭轉重研究、輕教學的現象，卻受限於長期以來的量化升等指標，依然難以落實。後續修法之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於 2022 年 8 月修正，明定五大升等類型，教學實踐研究可以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送審；補助件數也從 2018 年的 1,034 件，逐年成長到 2024 年的 1,842 件。

管道雖然打開了，但在多數校園裡，「教學升等」的聲望仍然比不上論文升等。

9.4 通識教育的「白話化」陷阱

許多通識課只是把專業必修課「稀釋」後教給外系學生。跨域教育文獻對此有個精確的說法：這是多學科並置（multidisciplinary），而不是跨學科整合（interdisciplinary）。

哈佛教育研究院 Veronica Boix Mansilla 等人提出的評量框架，正好可以用來分辨兩者。他們分析 84 份大學生的作品後，提出跨域理解的四個面向：目的性、學科根基、整合，以及批判意識。只有「學科根基」、缺少「整合」的課，就是拼盤；如果連「學科根基」都被簡化掉，那就連拼盤都稱不上了。

十、補充章：誰在「動真格」做跨域博雅教育？

10.1 判準

要稱得上「擺脫流水線」，至少要同時滿足以下五個條件：

課程結構逼出整合：不是選修拼盤，而是共同核心課程、多位教師共教，或以問題為導向；
師資制度為教學與跨域而設計：聘任、評鑑、薪資與升遷都不以論文數為主軸；
評量去分數化或去指標化：降低「用給分換評鑑」的交易空間；
財務不依賴學費無限膨脹；
畢業生的出路有交代。

10.2 案例總表

學校／學程	核心設計	師資與評鑑	財務模式	現況與風險
St. John's College（美國安納波利斯、聖塔菲）	全必修的經典書院課程，涵蓋數學、物理、音樂、語言與哲學；小班討論，不開講述課	學校沒有系所，教師一律稱為「導師」（tutor），不分職級，薪資依年資計算。教同一門課的導師每週開會交流內容與教法；學校提供學術休假，並以有薪減授的方式支持教師研讀小組；續聘與終身職的標準，依序首重才智與想像力，其次是投入課程的程度	2018 年宣布「學費重設」：自 2019–20 學年起，學費從 52,000 美元降到 35,000 美元，放棄「聲望定價」，改採以捐款為中心的財務模式	安納波利斯校區表示，2026 年秋季預計不聘任新導師，顯示人事擴張的空間有限
Evergreen State College（美國華盛頓州，公立）	以全時段、跨學科共教的「計畫」（program）取代零散的單科課程	以「四無」著稱：無系所、無必修、無教師職級、無分數。許多計畫由兩位不同學科的教師合授，例如生物學家搭配心理學家，或人類學家搭配地理學家。學術院長由教師輪流擔任，任期結束後回到教學崗位。共教課程約有兩年半的孵化期，多半由教師自下而上發展	州政府撥款加上學費	2017 年校園爭議後，招生人數大幅下滑，考驗這套模式的韌性
Deep Springs College（美國加州沙漠中的牧場）	兩年制學院，以學術、勞動、學生自治為三大支柱	學生組織負責招生、聘任教師，並考核師生的表現；每位學生每週勞動約 20 小時。教師每學期提出幾門課程，由全體學生在「選課之夜」投票決定	所有錄取者的學費、住宿與伙食全免	創辦人留下的捐贈基金，在 1990 年代一度被動用到接近極限；規模極小，每年只錄取 12 到 15 人
芝加哥大學 Core 核心課程與博雅學院學人會	在研究型大學內部設置共同核心課程	Harper-Schmidt 學人以四年期「學院助理教授」的身分教授核心課程；資深學人擔任核心課程主席或個別學人的導師；甄選時同時看重研究與教學的卓越表現。招募說明甚至表示，申請者不一定要對課程中的特定經典具備傳統意義上的專長	研究型大學的內部交叉補貼	學人屬於短期職位，長期職涯仍須回到一般學術市場
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以專案為導向的跨域工程教育	所有教師都是五年一聘、可以續約，學校不設終身職。學校曾以團體面試的方式招聘教師，並讓學生參與遴選，以體現扁平的組織文化	由創辦基金會的鉅額捐贈支撐	原本提供全額學費獎學金，2010 年減為半額，2026 年秋季入學者再降到每年 1 萬美元；減少獎學金是為了緩解學校的財務壓力
Minerva University	學生在全球各城市輪流居住，課程以線上即時研討課進行	教師採短期合約，而非終身職。所有課程都是在學校自建平台上進行的即時同步研討課，並持續評量學生的跨領域思維習慣	低成本結構；學費 29,800 美元，每班不超過 20 人	2021 年 6 月取得 WSCUC 認證；教師流動率較高
London Interdisciplinary School（LIS）	以「問題」組織課程，例如不平等、氣候、AI 倫理、城市的未來，並搭配質化與量化方法課	師資具跨域背景	新創的私立大學	2024 年 9 月舉行首屆畢業典禮；2025 年 1 月取得效期至 2028 年底的學位授予權
Leuphana Universität Lüneburg（德國，公法基金會大學）	「Leuphana 學期」	專業課程從第二學期才開始。第一學期不論是工程、法律還是心理系，大多數模組都跨科合授；所有學生都要以「科學承擔責任」為總題，執行一個永續主題的專題。第一學期最後以全體新生參加的學術研討會收尾，發表各自的研究成果	公共經費	已經規模化實施，但深度受限於大班教學
Yale-NUS College（新加坡）	亞洲第一所耶魯式博雅學院	共同課程與住宿學院制度	新加坡國立大學與耶魯大學合資	2017 至 2024 年間，每年約九成畢業生在畢業後六個月內就業，卻因新加坡國立大學在 2021 年單方面決定停止招生，並於 2025 年正式關閉

台灣也有住宿書院式的嘗試，例如清華學院、東海博雅書院等，但大多仍嵌在一般的升等與評鑑制度之內，屬於「體制內的特區」。

歷史上的失敗案例同樣值得記取：

Black Mountain College（1933–57）孕育了凱吉、康寧漢、富勒等跨域巨匠，最後卻因財務崩潰而關門；
以經典課程著稱的 Shimer College，在 2017 年併入 North Central College；
加拿大 Quest University 的「塊狀學制」實驗，在 2023 年停止常態運作；
佛州的 New College 在 2023 年被州政府任命的新董事會大幅改組。

理想主義從來不缺，缺的是撐得住的財務與治理。

10.3 師資評鑑與獎勵的設計光譜

機制	代表學校	解決的問題	代價
不分職級，依年資計薪	St. John's、Evergreen	消除升等的軍備競賽，壓縮派系分贓的空間	薪資天花板低，跨校流動不易
終身職以「教學投入」為首要標準	St. John's	讓不寫論文的好老師也能得到保障	較難吸引以研究為導向的人才
教師共同備課會議，加上有薪的研讀小組	St. John's	讓教師「重新當學生」，走出自己的本行	需要穩定的時間預算
團隊共教，課程由教師自下而上孵化	Evergreen	跨域整合發生在備課階段，而不是期待學生在腦中自行完成	課程常常只開一兩次，品質保證不易
院長由教師輪流擔任	Evergreen	避免形成常設的管理階級	行政專業的累積較慢
學生參與教師的聘任與考核	Deep Springs、Olin	學生從「消費者」變成「共同治理者」	需要學生具備極高的成熟度
四年期的教學型博士後職位	芝加哥大學	以專責人力撐起核心課程	職位不穩定
不設終身職，五年一聘	Olin、Minerva	組織保有彈性，能持續創新	學術自由的保障較弱
以敘述性評量取代分數	Evergreen	切斷「用給分換評鑑」的交易	教師的書寫負擔沉重

10.4 財務模式：理想主義由誰買單？

先看大環境：美國私立大學的學費「標價」早已失真。美國大學商業管理協會（NACUBO）的調查顯示，2024–25 學年，私立大學給全時新生的平均學費折扣率達 56.3%，全體大學部學生則為 51.4%。也就是說，每一美元的標價學費中，學校約自掏 56 美分發給新生作為獎助。最新的初步估計更升到 57.1%，而且扣除通膨後，淨學費收入是下滑的。

令 $G$ 為學校提供的獎助學金總額， $P$ 為按標價計算的學費總收入，則折扣率為：

d = \frac{G}{P}

在這場「高標價、高折扣」的軍備競賽中，各校的博雅模式大致可以歸納為六種財源組合：

模式	代表學校	運作機制	弱點
捐贈基金型	Deep Springs、Berea College、早期的 Olin	以基金孳息支應全免學費或高額獎學金	市場崩跌或孳息率下滑時，被迫減少獎學金（Olin 就是一例）
慈善導向加學費重設	St. John's	調降學費標價，以募款填補缺口	高度依賴校友的向心力
公共撥款型	Evergreen、Leuphana	由政府預算支撐	受政治風向與招生人數牽動
低成本科技型	Minerva	不建校園，以線上研討課教學，在全球各地租賃宿舍	師資流動率高
研究型大學交叉補貼	芝加哥大學 Core	以研究聲望與學校總體預算撐起核心課程	核心課程容易被邊緣化，交給短期聘任的人力
合資型	Yale-NUS	由跨國的母體機構分攤成本	母體機構一變卦，學校就終止

以 St. John's 為例來算一筆帳。設每位學生每年的教學成本為 $C$ ，學生平均實際支付的學費為 $T ˉ$ ，捐贈基金的年提撥率為 $r$ ，則每位學生需要的基金規模為：

E^{*} = \frac{C - T ˉ}{r}

根據 2018 年的報導，學校估計每位學生每年的教學支出約 6 萬美元，學生平均實際只付約 1.8 萬美元；學校希望募得 3 億美元，在 2023 年前讓捐贈基金倍增。代入 $C = 60, 000$ 、 $T ˉ = 18, 000$ 、 $r = 0.05$ ：

E^{*} = \frac{60 , 000 - 18 , 000}{0.05} = 840, 000 USD per student

以約 800 名學生計算，學校需要約 6.7 億美元的基金，才能完全靠孳息支應教學成本。這說明了為什麼它不能只靠捐贈基金，還必須結合每年的捐款，並把整個財務敘事從「學費」翻轉為「慈善」。報導也指出，該校只有 31% 的收入來自學費，這正是學費重設能夠成立的前提。

10.5 畢業即失業？證據怎麼說

長期報酬：喬治城大學教育與勞動力中心的研究顯示，博雅學院學生入學十年後，投資報酬的中位數為 6.2 萬美元，比所有大學的中位數低 4.5 萬美元；但到了四十年後，報酬中位數升到 91.8 萬美元，比全體大學的 72.3 萬美元高出近 20 萬。不過並不是所有博雅學院都如此，排名最低的學校，四十年的報酬不到 55 萬美元。

技能折舊：哈佛經濟學者 Deming 與 Noray 發現，電腦科學、工程與商科這類技術密集科系的薪資溢價，在職涯初期最高，之後迅速遞減，因為技能過時會讓工作經驗帶來的報酬趨於平緩；STEM 科系的優勢在第一份工作之後逐漸消退，到了 40 歲，社會科學或歷史等科系畢業生的收入已經追上。

短期就業：Yale-NUS 的案例證明，只要有完善的實習與職涯接軌機制，博雅教育的短期就業率也可以很漂亮（前述約九成在六個月內就業）。它的關閉源於治理問題，而不是辦學成效不佳。

讓博雅教育的畢業生不至於「一畢業就失業」，這些學校的設計有幾個共通點：

可攜帶的作品證據：Evergreen 學生累積的敘述性評量，可作為教師推薦，以及求職、升學申請時的有力素材；LIS 每年的專題與畢業專題也扮演類似的角色。
方法課是硬通貨：LIS 把質化與量化方法列為必修，讓「跨域」不等於「什麼都懂一點」。
與真實組織合作：LIS 的學位以三件事為核心：複雜問題、跨學科，以及與真實組織合作的機會。
晚分流、早接軌：例如 Leuphana 先跨域、再進入專業的課程結構。
誠實溝通時間尺度：博雅教育的報酬是「慢熱型」的。學校應該公開長期追蹤的數據，而不是只報告畢業六個月的就業率。

10.6 教授為什麼心甘情願留下？

自我篩選：St. John's 要求每位導師最終都能教遍整個課程，願意來應徵的人，本身就是「想重新當學生」的人。
以安全感交換指標：終身職或長期聘約看的是教學投入，而不是論文數，教師因此能把時間花在備課與跨域研讀上。
社群感：每週的共同備課會議與研讀小組，讓教學不再是一份孤立的勞動。
內在動機不被外在誘因排擠：心理學家 Deci（1971）與經濟學家 Frey（1997）的「排擠效應」研究顯示，用過多的外在獎懲來管理原本出於興趣的工作，反而會侵蝕內在動機。這些學院的共通點是：少一點 KPI，多一點自主與同儕認可。
誠實面對代價：薪資通常不高，跨校流動不易，研究產出也比較少。願意留下來的，是把「教書」當成志業的那一群人；制度的任務，是讓這群人不必為此付出過高的代價。

10.7 一般大學可以移植的七條原則

讓跨域整合發生在備課端，也就是共教與共同備課，而不是期待學生自己融會貫通；
共教課程的授課時數，每位教師都全額計算，不要讓合授變成「把鐘點分一半」；
把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與多元升等綁進跨域課程，讓投入的教師有升等出口；
學生評鑑只作為形成性回饋，終結「評鑑分數等於教學品質」的等式；
以敘述性評量或作品集補足分數的不足；
設立受保護的教學型職位（例如芝加哥大學的學人會），而不是把通識課丟給兼任教師；
在財務上把通識核心課程視為全校的「公共財」，由校級預算支撐，而不是讓它服從系所搶學生的邏輯。

十一、課程設計提案：「三人行：LLM 協作跨域對話」

以下是一門一學期長度的完整課程設計。它的精神，正是把 McNeely 筆下那個橫跨國籍與職業的「文人共和國」，透過隨機抽籤與 AI，重新裝回教室裡。

11.1 課程總覽

項目	設計
課程名稱	三人行：LLM 協作跨域對話（Trialogue: LLM-Mediated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學分與時數	2 學分；每週 100 分鐘，分為兩節各 50 分鐘，中間依校內慣例休息
修課對象	全校大學部二年級以上的學生（可開放研究生旁聽）
修課人數	建議 30–60 人，讓逐字稿處理、心得評分的運算量與人工抽查負擔維持在可控範圍
場次	15 場三人對談，加上開學示範場與學期綜合場
授課陣容	每場三位不同領域的教授（至少一位為校內教授，擔任該場總主持），加上 LLM 系統與課程協調人／助教
評量方式	不考試、不計算發言次數；唯一的成績依據，是由 LLM 評閱學生對三位教授論辯歷程的心得評論
核心精神	學生學的不是三門學科的知識本身，而是專家如何用各自的學科工具，在同一個問題上相遇、碰撞與整合

學習目標（對應 Boix Mansilla 的四個面向，再加上本課特有的「在場性」）：

重建論辯軌跡：能準確描述三位教授的立場起點、轉折與收束；
辨識學科根基：能指出每位教授使用的概念、方法、證據標準與隱含假設；
評析整合程度：能判斷跨域連結在哪裡成功、在哪裡失效；
培養批判意識：能指出論辯的盲點，並提出 LLM 或教授們沒有處理到的競爭觀點；
延伸探究：能從課堂議題延伸出可以研究的新問題。

11.2 設計理念：LLM 在這套機制中的兩項優勢

一、挖掘隱性交集（Latent Semantic Intersections）

人類學者受限於時間與精力，很少閱讀與自己完全無關領域的頂尖期刊論文。LLM 卻能在幾秒內讀完一位結構生物學家、一位計量經濟學家與一位後殖民文學學者的代表作，從中找出深層方法論上的同構性。例如，三者可能都在處理「複雜系統中的湧現與衰退路徑」，LLM 便能據此提出一個極具穿透力的具體議題，例如「全球抗生素供應鏈崩潰的系統性預測與歷史修辭」。這項優勢落實在本課的議題策展流程中（見 11.5）。

二、不帶社交包袱地戳破專科黑話

傳統的跨學科研討會上，學者通常會禮貌性地「同意各自表述」，任由對方用術語把邊界封死。LLM 沒有社交包袱，它能透過語義比對精準辨識出：「教授 A 的回答只是在重複其論文第三章的模型假設，並沒有回應教授 B 提出的非理性行為變數」，並直接給出毫不留情的二階追問。這項優勢落實在本課的辯詰協議中（見 11.7）。

11.3 角色與分工

角色	任務	備註
校內主持教授	決定議題定案、控場、管理時間、代表教學團隊回應 LLM 的追問、課後抽查評分	每場由抽中的校內教授擔任
客座教授（兩位）	預讀議題簡報、準備第一節的基本知識講解、參與第二節的對談	可親自到場或以視訊參與
LLM 策展者	課前分析三位教授的代表作，擬定議題與子議題地圖	課前執行
LLM 辯詰者	課中即時讀取逐字稿，產出辯詰卡（盲點、競爭理論、二階追問）	課中執行
LLM 總結者	下課前 5 分鐘產出論辯軌跡、延伸閱讀與回家思考題	課中執行
LLM 評分者	依評分量規評閱學生心得，並以逐字稿驗證內容	與課中使用的 LLM 分開部署，避免「自己出題、自己改」
課程協調人／助教	負責抽籤與邀約、技術支援、文獻查證、評分抽查，並擔任申訴窗口	建議配置一位專任助理與一位兼任助理
學生	預讀議題卡、參與討論（包括回應 LLM 的追問）、課後撰寫心得評論

11.4 學期前作業流程

時間點	工作內容
開學前 12 週	建立全國教授母體名冊；依國科會的學術處（人文、社科、自然、工程、生科）分層；取得校內教授的參與意願清單
開學前 10 週	執行抽籤（演算法見下方），每場抽出正選三人與備選名單
開學前 8 週	寄發邀請函與同意書（內容涵蓋錄音、代表作分析、逐字稿的保存與使用範圍）；若有教授婉拒，就從同一學術大類的備選名單依序遞補
開學前 6 週	蒐集每位教授自選的 2–3 篇代表作與公開履歷
開學前 4 週	LLM 策展者產出每場的「議題候選三案」
開學前 3 週	三位教授線上投票並修訂，最後由主持教授定案
開學前 2 週	產出定稿的議題簡報（教授版）與議題卡（學生版）
開學前 1 週	技術彩排，包括收音、即時字幕、投影與視訊連線
每場上課前 1 週	發布該場的學生議題卡與一頁預讀材料

抽籤演算法

先定義符號：

$P_{in}$ ：校內教授母體；
$P$ ：全國教授母體；
$f (x)$ ：教授 $x$ 所屬的學術大類；
$e_{x}$ ：教授 $x$ 代表作的語義向量。

兩位教授之間的學術距離定義為：

d (x, y) = 1 - cos (e_{x}, e_{y})

合格的三人組集合為：

T = {{a, b, c} ∣ ∣ a \in P_{in}, ∣ ∣ {f (a), f (b), f (c)} ∣ ∣ = 3, \frac{1}{3} [d (a, b) + d (b, c) + d (a, c)] \geq θ}

再從這個集合中均勻隨機抽取：

Pr (a, b, c) = \frac{1}{∣ T ∣}

這三個條件各有作用：

門檻 $θ$ 確保三人之間的學術距離「夠遠」；
三人分屬三個不同的學術大類，確保對話真正跨域；
均勻抽樣則保留這門課最重要的特質：高度的隨機性。

此外，全學期 15 場的三人組合不重複；抽籤前也可以為各學術大類的出現比例設定上限，避免某一類學門過度集中。

11.5 LLM 議題策展流程

第一步：建立方法論指紋

LLM 從每位教授的代表作中，萃取以下六個維度：

維度	萃取內容	範例（結構生物學）
研究對象與尺度	分子、個體、制度、文本，或全球	分子層次的蛋白質結構
時間觀	瞬時、演化、歷史，或預測	演化時間尺度上的突變累積
因果觀	機制、統計關聯、詮釋，或結構	結構與功能之間的機制
證據標準	實驗、計量、檔案，或文本細讀	晶體繞射與冷凍電鏡數據
規範立場	描述、處方，或批判	偏向描述
不確定性的處理方式	誤差範圍、信賴區間，或多重詮釋	解析度與模型擬合度

第二步：掃描隱性交集

比對三份指紋，找出方法論上的同構之處（例如三者都在處理「複雜系統中的湧現與衰退路徑」），以及彼此衝突之處（例如三人對「可預測性」的立場截然不同）。

第三步：提出三個候選議題

每個候選議題都必須附上「為什麼這三人缺一不可」的理由。

第四步：繪製子議題地圖

把定案的議題拆成三到四個子議題，並為每個子議題標註主答教授、回應教授，以及預期的摩擦點。

議題簡報的輸出格式如下：

【議題】全球抗生素供應鏈崩潰的系統性預測與歷史修辭
【為何是這三人】
  A（結構生物學，校內主持）：抗藥性的分子機制與演化路徑
  B（計量經濟學）：供應鏈集中度、價格誘因與預測模型
  C（後殖民文學）：疫病敘事、帝國醫學與「危機」修辭
【方法論交集】三者都在處理「系統在何時、以何種路徑走向失效」
【預期摩擦】A 視演化為內生過程；B 的模型常將衝擊視為外生；
            C 質疑「危機」本身是被建構出來的
【子議題地圖】
  1.「脆弱性」在三個學科中各指什麼？（主答 A；回應 B、C）
  2. 崩潰可以被預測嗎？（主答 B；回應 A、C）
  3. 誰的危機？誰來定義？（主答 C；回應 A、B）
【第一節各位需準備的基本知識】
  A：抗藥性演化的基本機制、選擇壓力
  B：市場集中度指標、供應鏈脆弱性的計量方法
  C：殖民醫學史、危機敘事的修辭分析工具
【術語預警】「選擇」「韌性」「風險」在三個學科中意義不同

11.6 單堂 100 分鐘流程

第一節（50 分鐘）：建立共同語言

時間	活動	負責
0–3 分	開場：投影議題卡與當天的路線圖	主持教授
3–16 分	教授 A 講解基本知識（必須明確定義 2–3 個關鍵術語）	A
16–29 分	教授 B 講解基本知識	B
29–42 分	教授 C 講解基本知識	C
42–50 分	術語對齊：LLM 投影「同詞異義對照表」，並預告三人可能的衝突點；學生可透過線上提問板即時發問	LLM 與主持教授

術語對齊的範例：

術語	結構生物學	計量經濟學	後殖民文學
選擇	天擇：環境對變異的篩選	選擇行為，或「選擇偏誤」	正典的選擇：誰的文本被保存下來
韌性	蛋白質功能對突變的耐受程度	供應鏈受到衝擊後的恢復速度	被殖民者的抵抗與存續
風險	突變出現的機率	可量化的期望損失	由誰定義、為誰服務的論述

第二節（50 分鐘）：對談與辯詰

時間	活動	負責
0–2 分	LLM 投影子議題地圖	LLM
2–16 分	第一輪：主答教授立論（4 分鐘）→ 另兩位教授回應（各 2 分鐘）→ LLM 投影辯詰卡（1–2 分鐘）→ 教授帶領學生思考如何回應追問，並解說 LLM 提到的競爭理論與相關觀念（4 分鐘）	全體
16–30 分	第二輪：流程同上，換下一個子議題	全體
30–44 分	第三輪：流程同上；也可改由學生投票，從 LLM 提出的延伸問題中選一個討論	全體
44–45 分	緩衝時間	主持教授
45–50 分	總整理：LLM 產出論辯軌跡圖、未解決的問題、經過查證的延伸閱讀，以及回家思考題（包括課堂上沒能涵蓋的延伸議題）	LLM

11.7 LLM 辯詰協議

辯詰卡格式：每次投影一張，全卡限 150 字以內，讓全場能在一分鐘內讀完。

┌─ 辯詰卡 #2-1 ──────────────────────────────┐
│ 被挑戰的主張：B 教授（逐字稿 18:42）          │
│   「市場集中度上升會提高斷鏈風險，可以集中度指標  │
│     預測」                                      │
│ 盲點類型：未回應他人變數                        │
│   模型把供給衝擊視為外生，但 A 教授指出抗生素的   │
│   有效性會隨使用量被「消耗」——衝擊是內生的       │
│ 競爭理論：共有資源悲劇（Hardin, 1968）；         │
│   抗生素有效性作為可耗竭的共有資源               │
│ 二階追問：若有效性是會被耗盡的存量，預測模型      │
│   應加入哪一個狀態變數？C 教授，這個「存量」的     │
│   概念在殖民醫學的敘事中曾被如何使用？            │
└────────────────────────────────────────────┘

盲點分類表：LLM 每次只能從下表中擇一標註。這樣學生能逐步學會辨識論證的「病名」。

盲點類型	說明
隱含假設未明說	論證依賴一個沒有被說出來的前提
尺度錯置	把分子層次的結論直接推到社會層次，或者反過來
證據標準不對等	用某一個學科的證據標準，去要求另一個學科
未回應他人變數	只重述自己的模型，沒有處理另一位教授提出的因素
術語偷換	同一個詞在論證進行到一半時改變了意義
規範與描述混淆	把「應該如何」說成「事實上如此」

辯詰規則：

每張卡只挑戰一個主張，而且必須附上逐字稿的時間碼；
提到的競爭理論必須附上作者與年份，並經過文獻資料庫驗證後才能投影；
每張卡的二階追問，必須點名至少一位不是被挑戰者的教授，迫使第三方介入。這是讓三人對談不退化成兩兩各說各話的關鍵；
LLM 不做最終裁決，只負責提問；裁決權屬於教授與學生。

11.8 技術架構

[領夾麥克風 ×3 / 視訊獨立音軌]
          │
          ▼
[即時語音辨識＋說話者分離] ──► [逐字稿（時間碼＋說話者標籤）]
          │                              │
          │                              ├──► 投影：即時字幕（兼顧無障礙需求）
          ▼                              │
[LLM 協作系統]                           └──► 加密存檔（心得截止後才開放）
   ├─ 上下文：議題簡報＋三人代表作摘要＋滾動逐字稿
   ├─ 檢索：經授權的代表作全文、課程文獻庫
   ├─ 驗證：文獻資料庫比對（Crossref、OpenAlex、國圖期刊文獻資訊網）
   └─ 輸出：術語對照表／子議題地圖／辯詰卡／總整理
          │
          ▼
[雙螢幕投影]  左：子議題地圖＋逐字稿　右：辯詰卡

部署要點：

使用企業版方案或校內部署，確保錄音與逐字稿不會被用來訓練模型；
每位教授配戴獨立的麥克風，提高說話者分離的準確度；
助教擔任即時的「事實核查員」，可以在辯詰卡投影前攔截有疑慮的內容；
逐字稿在心得繳交截止前不對學生開放，強化「只有在場的人才寫得出來」的設計。

11.9 評量設計：三角心得評論

繳交方式：每場課後 48 小時內，繳交一篇 800–1,500 字的「三角心得評論」，內容必須包含：

三位教授各自的立場起點；
至少兩個轉折點：誰在什麼時候修正或堅持了什麼，觸發者又是誰（另一位教授，或是 LLM 的追問）；
每位教授如何運用自己的學科工具處理跨域問題，以及這些工具在哪裡失效；
自己對其中一個 LLM 追問的回答；
一個課堂上沒有處理到的延伸問題。

評分量規：

面向	權重	4 分（卓越）	2 分（基礎）
軌跡重建	30%	準確指出轉折點與觸發者，細節可以在逐字稿中找到對應	只概述三人的大意，缺乏具體的轉折
學科根基	20%	精準指出每位教授的方法、證據標準與隱含假設	只能說出每位教授的學科名稱
整合評析	25%	判斷整合在哪裡成功、在哪裡失敗，並說明原因	只是並列三人的觀點
批判意識	15%	提出有根據的盲點或競爭觀點	只重複 LLM 已經提出的批評
延伸探究	10%	提出具體、可以研究的新問題	提出的問題過於籠統

單場分數的計算方式：

S_{i} = k = 1 \sum 5 w_{k} r_{ik}, r_{ik} \in 1, 2, 3, 4, (w_{1}, \dots, w_{5}) = (7.5, 5, 6.25, 3.75, 2.5)

權重總和為 25，因此滿分恰好是 100 分。

另外計算在場驗證指數：

A_{i} = \frac{n _{i verified}}{n _{i claims}}

其中 $n_{i claims}$ 是心得中關於課堂內容的具體陳述數， $n_{i verified}$ 是能在逐字稿中找到對應的陳述數。當 $A_{i} < 0.7$ 時，系統不會自動扣分，而是標記起來，交由主持教授人工複閱。

學期總成績的計算方式：15 場中取最高的 13 場，容許兩次缺席。學期末另有一篇「跨場次總評」，同樣是心得評論的形式，內容是比較本學期觀察到的各種跨域對話模式：

G = 0.85 \cdot \frac{1}{13} i \in top- 13 \sum S_{i} + 0.15 \cdot S_{final}

評分 LLM 的工作流程：

萃取陳述：把心得拆解成一條條關於課堂內容的具體陳述；
比對逐字稿：把每一條陳述標記為「有據」、「無據」、「矛盾」或「逐字稿以外的延伸」。最後一類不扣分，計入「延伸探究」面向；
依量規評分：每個面向都給分，並附上心得原文與逐字稿時間碼作為評分理由；
提供形成性回饋：給出三點具體的改進建議，讓評分本身也成為一種教學；
校準：每場隨機抽出 10% 的心得，由主持教授或助教人工雙評，追蹤人工與 LLM 評分的一致性，目標是加權 Kappa 值 $κ_{w} \geq 0.7$ ；
申訴：學生可以申請人工複評，由不是該場主持人的課程協調人處理。

強化在場性的配套措施（與原構想相輔相成）：

心得繳交截止前，不公開逐字稿；
評分 LLM 可隨機對部分心得提出一道個人化的短追問，例如「你說 C 教授在第二輪讓步了，他讓步的理由是什麼？」學生須在 24 小時內以 100 字回覆，作為在場驗證的補充；
心得要求寫出「觸發者」與「時間點」，這類細節最難由沒有在場的人杜撰。

11.10 十八週進度表

週次	內容
第 1 週	課程導論與示範場：由課程協調人與兩位種子教授示範完整流程，並示範一篇心得評論的寫法與評分方式
第 2–16 週	第 1 至第 15 場三人對談
第 17 週	學期綜合場：LLM 彙整 15 場對談，繪製「跨域知識圖譜」，呈現哪些概念在不同場次中反覆出現；學生分組報告自己觀察到的跨域對話模式
第 18 週	彈性週：繳交學期跨場次總評；也可舉辦公開論壇，邀請本學期參與的教授回校座談

11.11 教授端的誘因與預算

誘因設計：

鐘點費：外聘教授依行政院《講座鐘點費支給表》支給，外聘的國內專家學者每節上限 2,000 元，與主辦單位有隸屬關係者上限 1,500 元，內聘者上限 1,000 元；
校內主持教授：每場主持計入正式授課時數，共教的時數不打折；
升等出口：校內教授可以用本課申請教育部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該計畫自 2018 年起補助個別教師進行教學實踐研究，並與多元升等及教師職涯規劃結合；
研究上的副產品：LLM 產出的「方法論交集報告」本身，就是潛在跨域研究計畫的種子。如果三位教授課後有意合作，課程可以協助媒合；
公開成果：取得同意後，對談精華可以整理成公開出版品或影音，列為教授的社會服務績效；
榮譽感：「被全國隨機抽中的跨域對話者」本身，就是一種來自學術社群的認可。

預算估算（以每學期計，假設每場有兩位外聘教授、每人講授兩節）。設 $N_{s}$ 為場次數， $N_{e}$ 為每場外聘人數， $N_{h}$ 為每人節數：

B = N_{s} \times N_{e} \times N_{h} \times 2, 000 = 15 \times 2 \times 2 \times 2, 000 = 120, 000 NTD

項目	估算
外聘講座鐘點費	約 12 萬元
交通費	實報實銷，依實際距離與場次計算；視訊場次免付
專任課程協調人	依校內薪級；部分經費可由高教深耕計畫或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支應
兼任助理（負責事實核查與評分抽查）	依校內兼任助理的支給標準
LLM 與語音辨識服務	依模型與用量而定，建議以校級授權方案統一採購
收音與投影設備（一次性支出）	領夾麥克風、雙螢幕投影、視訊設備

11.12 倫理、法律與風險管理

面向	措施
教授同意	以書面取得同意，範圍包括錄音、代表作分析、逐字稿的保存期限與使用範圍；教授可以在課後為辯詰卡附加「回應註記」
學生隱私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蒐集目的；學生的發言在逐字稿中以代號呈現
著作權	代表作以教授本人提供或授權為原則，僅供課程內部分析使用
研究使用	若要將逐字稿或心得資料用於教學研究並公開發表，須另外通過研究倫理審查
AI 出錯	文獻必須經過資料庫驗證才能投影；助教可即時攔截；課後公布勘誤
評分公平	評分 LLM 與課中 LLM 分開部署；設有人工抽查與申訴管道
無障礙	同步投影即時字幕
資料安全	加密存檔；學期結束後，依同意書約定的期限刪除或去識別化

11.13 課程成效評估

前後測：開學與期末各寫一篇針對同一議題的短文，以 Boix Mansilla 的量規進行盲評，觀察學生在「整合」與「批判意識」兩個面向上的進步；
概念網絡分析：比較學生心得中跨學科概念連結數量的學期變化；
教授回饋：每場結束後填寫簡短問卷，了解 LLM 辯詰卡的品質，以及議題策展的命中率；
長期追蹤：統計教授之間後續的跨域合作數量，以及學生日後選修跨域學程的比例。

11.14 提示詞範本

議題策展：

你是跨域議題策展者。以下是三位不同領域教授的代表作與履歷。
1. 為每位教授萃取方法論指紋（研究對象尺度、時間觀、因果觀、
   證據標準、規範立場、不確定性處理）。
2. 找出三份指紋的方法論同構處與衝突處。
3. 提出三個候選議題，每個議題說明為何三人缺一不可。
4. 將每個議題拆成 3–4 個子議題，標註主答者、回應者與預期摩擦點。
5. 列出第一節每位教授應準備的基本知識，以及同詞異義的術語預警。
所有引用文獻必須附完整書目資訊；無法確認者明確標示「待查證」。

課中辯詰：

你是蘇格拉底式辯詰者。讀取最新的逐字稿片段，針對當前子議題：
1. 選出一個最值得挑戰的主張，附說話者與時間碼。
2. 從盲點分類表中擇一標註，並用兩句話說明理由。
3. 提出一個競爭理論（作者＋年份），必須可被驗證。
4. 提出一個二階追問，並點名一位非被挑戰者的教授回應。
全卡 150 字以內。不下結論，不評價誰對誰錯。

下課總結：

根據本場完整逐字稿與所有辯詰卡：
1. 以時間序畫出論辯軌跡（起點→轉折→收束），標示每次轉折的觸發者。
2. 列出本場未解決的兩個問題。
3. 推薦 3–5 筆延伸閱讀（須經驗證），每筆說明與哪個子議題相關。
4. 提出兩道回家思考題，其中一道須跨越本場三個學科。

心得評分：

你是評分者。輸入：評分量規、本場完整逐字稿、辯詰卡、學生心得。
1. 將心得拆成具體陳述，逐條比對逐字稿，標為有據／無據／矛盾／延伸。
2. 依量規五個面向評分，每項附心得原文與逐字稿時間碼作為理由。
3. 計算在場驗證指數；低於 0.7 時標記人工複閱，不自動扣分。
4. 給予三點具體、可執行的改進建議。

十二、結語：把文人共和國裝回教室

McNeely 筆下的洪堡，用書信網絡串起了羅馬的耶穌會士、費城的法學家、馬達加斯加的傳教士與柏林的梵學家。他的方法是逐項比較每一種語言的結構特徵：拒絕先驗的體系，暫緩價值判斷，最後描繪出整體的肖像。這個共和國最終被專業化的大學吞沒了。原因不是它不夠好，而是新的制度只獎勵另一種好。

兩百年後，「三人行」這門課想做的事情其實很相似：

以抽籤取代人脈，讓全國不同領域的學者隨機相遇；
讓 LLM 扮演 Hervás 的圖書館與洪堡的通信網，在幾秒內讀完三個學科的代表作，找出彼此看不見的交集；
讓辯詰卡扮演那位不講社交情面的通信者，逼每個人走出自己論文的第三章。

而學生的任務，就是在一旁記錄整場對話，最後畫出那幅「整體肖像」的人。

如果洪堡是文人共和國最後一個計畫的主持人，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讓這個共和國在教室裡重新開張。

Visiting Vesuvius: Guides, Local Knowledge, Sublime Tourism, and Science, 1760–1890

鄭仕群 — Tue, 13 Oct 2026 17:32:52 +0000

John Brewer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ume 93, Number 1, 2021
DOI: https://doi.org/10.1086/712588

火山上的隱形人：維蘇威導遊、壯麗旅遊，與十八、十九世紀遠遊的金融經濟

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維蘇威火山幾乎一直處於低度噴發，離歐洲大城那不勒斯只有幾小時路程，成了「壯麗（sublime）旅遊」與火山科學共同的聖地。
讓這一切成為可能的，是山腳小鎮 Resina（今 Ercolano）的導遊、挑夫、驢夫。他們同時是科學家的田野助手，也是旅遊基礎設施的建造者。
Brewer 的核心論點：導遊是知識生產者，但被系統性地「抹除」。從康德把白朗峰首登歸功於學者 Saussure，到訪客簿上幾乎不見導遊與僕人的名字，都是同一種抹除。
導遊真正賣的商品是「可控的危險」：夠嚇人，才有壯麗感；不能真的致命，生意才做得下去。
十九世紀後半，三股力量把導遊推向邊緣：科學（從礦物收藏轉向地層學、觀測站與地震儀）、國家（1846 年導遊執照與定價法規）、資本與技術（鐵路、車道、1880 年纜車、Thomas Cook 公司）。
本文另加一節，討論這種遠遊背後的金融經濟：旅人怎麼在異地有錢可花（信用狀、circular notes、旅館券），供給端怎麼取得資本（從導遊家族到法國鐵路資本、匈牙利金融家、Cook 公司），以及國家財政（羅斯柴爾德）如何以「人群」的形式出現在火山上。

一、先認識這兩篇文章

項目	Visiting Vesuvius（主文）	Visitors' books…romantic Vesuvius（補充）
時間跨度	1760–1890，一百三十年	1826–1828，兩年
主角	導遊（Pumo、Madonna、Cozzolino 三代）	訪客（2300 多個簽名）
核心史料	旅行記、指南書、學者書信、報紙、地籍冊、帳單	哈佛 Houghton 圖書館藏 MS Ital 139 訪客簿
方法	長時段的人物、制度與知識史	量化（國籍、職業、居住地）加上軼事分析
關鍵概念	隱形技術員、地方知識、壯麗旅遊	軼事 vs. 敘事、社交性的崇高、名字之線
兩篇的關係	從「服務者」看山	從「被服務者」看山

Brewer 是加州理工學院的榮譽教授，專長於十八世紀英國文化史。這兩篇文章後來匯入他的專書。該書名為 Volcanic: Vesuviu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由耶魯大學出版社於 2023 年 10 月出版，書中人物從瑞士傭兵、英國商人、法國地質學家到那不勒斯導遊都有。

二、舞台：為什麼是維蘇威？

2.1 多重條件的疊加

地質條件：1631 年大噴發之後，火山長期處於「持續但低度」的活動，看得到熔岩，又不太會死人。
地理條件：那不勒斯是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到火山口只要幾個小時。
知識條件：山岳熱、礦物收藏熱，加上火成岩在地球史中扮演什麼角色的爭論（Hutton 的火成論與水成論之爭），讓火山成為「天然實驗室」。
美學條件：Burke 的壯麗理論認為，在安全距離外觀看危險，會產生一種愉悅的恐懼。火山正好是這種體驗的標準場景。
經濟條件：山腳的居民原本以種葡萄、紡亞麻為生，旅客成了重要的副業來源。

2.2 典型路線（1820 年代）

那不勒斯 ──(馬車)──▶ Resina 噴泉廣場（雇驢、雇導遊、討價還價）
        ──(驢／騾／轎子)──▶ 隱修院 Hermitage（喝 Lacryma Christi 葡萄酒、簽訪客簿）
        ──(徒步，後段由導遊用皮帶拖拉)──▶ 灰渣錐
        ──▶ 火山口邊緣（下到火山口裡要另外加價）

2.3 時間軸

年份	事件
1739	de Brosses 登山時，路邊葡萄園的農民自稱「導遊」，帶著「慣用裝備」來兜生意
1767–1794	英國公使 Hamilton 登山 68 次，獨眼導遊 Bartolomeo Pumo 全程陪同
1786 / 1787	白朗峰：Balmat 與 Paccard 首登；Saussure 隔年才登頂
1809	Morgenstern 由新任首席導遊 Salvatore Madonna 帶領
1815	波旁王朝復辟，英國旅客大增
1821	奧地利軍隊鎮壓那不勒斯立憲革命；羅斯柴爾德在那不勒斯設分行
1822	大噴發，火山地形劇變
1825 起	瑞士傭兵團進駐那不勒斯
1826–1828	現存訪客簿涵蓋的期間
1828 / 1834	噴發；Basil Hall 在 1834 年隨 Madonna 三度登山
1839	義大利第一條鐵路（那不勒斯到 Portici）通車
1841	維蘇威觀測站創立；1841–44 年興建上山的車道
1843	盧卡的義大利科學家大會公開肯定導遊 Cozzolino 的貢獻
1846	法令把官方導遊限定為 16 人，須持警察許可證，價格由官方訂定
1856	Palmieri 的電磁地震儀啟用
1858–59	導遊與 Palmieri 爆發衝突
1880	纜車通車
1887–88	Thomas Cook 公司接手纜車
1892	Murray 旅遊指南第 9 版不再點名任何導遊，只介紹 Cook 的服務

三、作者的核心論證

3.1 導遊的雙重角色，而且兩者不衝突

Brewer 開宗明義指出，導遊同時扮演兩種角色：

科學的協作者：替學者搬運儀器、協助測量、採集標本。他們能根據地震、山體外觀和周邊城鎮的井水水位，相當可靠地預測噴發。他們也知道每一道熔岩流、每一個噴氣孔是哪一年形成的，有些甚至是親眼看著形成的。他們稱這座山為 nostro Vesuvio（我們的維蘇威）。
旅遊業的建造者：負責路線規劃、補給站、轎子、驢子、紀念品，更重要的是安全管理。

自然哲學的探究與壯麗旅行的美學，在這裡是互相增強的。這是全文的第一個重要立場：我們不該把「科學」和「觀光」當成兩個分開的世界。

3.2 抹除的系譜：從康德到訪客簿

Brewer 從白朗峰講起。康德在《自然地理學》（1802）裡把 Saussure 稱為登上白朗峰的「第一個凡人」，完全抹去了 1786 年實際首登的農民導遊 Balmat 與醫生 Paccard。他也沒提到，在 Saussure 之前還有一支全由在地導遊組成的隊伍登頂。Saussure 之所以成為「第一人」，是因為他在山頂用一整組儀器做了四個半小時的實驗。換句話說，有沒有被算進「發現」，取決於社會身分與知識形式，而不是腳有沒有踩上山頂。

同樣的抹除發生在維蘇威的訪客簿裡。訪客簿記錄了 2300 多名旅客，卻只出現 9 名僕人、3 到 4 名導遊。但根據 Brewer 的估計，導遊與僕人的人數是旅客的 2 到 3 倍。粗略算一下「可見度」：

r \approx \frac{9 + 4}{( 2 \sim 3 ) \times 2300} \approx 0.19% \sim 0.28%

也就是說，實際在山上的服務者，被記下名字的大約不到千分之三。

3.3 山腳與山上：權力的翻轉

這是全文最有戲劇張力的部分。

	山腳 Resina 的廣場	山上的灰渣錐與火山口
導遊的形象	lazzaroni（那不勒斯底層遊民）、騙子、暴民	風險管理者、救命恩人
權力關係	旅客在上。指南書建議用棍子把導遊打開；憲兵用槍托驅散人群；Madonna 本人也拿長棍趕人	導遊在上。旅客因疲憊與恐懼不得不服從
導遊的策略	集體喧鬧的「庶民劇場」	運用知識：判斷風向、噴發間隔、崖壁何時會崩

廣場上的混亂未必是真的失控。Brewer 引用 Blessington 夫人帶著揶揄的描寫與 Marianne Talbot 的說法，指出那可能是一場表演：導遊知道外國人心中對那不勒斯底層有什麼想像，於是演給他們看。（這呼應下文會談到的 MacCannell「舞台化的真實」。）

一到山上，情況就倒過來了。兩個典型例子：

Paul Crombet（比利時年輕海軍軍官，1817 年）：一開始覺得被皮帶拖上山有失男子氣概，拒絕幫忙。結果滑倒、跪地，最後承認「疲憊戰勝了驕傲」，回頭求導遊幫忙。事後他還覺得付的費用太少，應該加倍甚至三倍。
Catherine-Valérie Boissier（瑞士少女，後來成為小說家）：出於自尊一再拒絕導遊的皮帶，摔倒兩次、被硫磺煙嗆到、被火山灰迷了眼，最後還是接受幫助。下山時鞋子破了、腳也磨爛了。導遊叫她「可憐的女孩」，她則跪地感謝。

恐懼也一直存在。畫家 Uwins 怕被導遊搶劫甚至殺害；作家 Waldie 單獨跟導遊下山時，急著告訴對方自己身上沒帶錢。最有意思的是 1821 年跳入火山裂口自殺的法國人 Coutrel：他在死前特地在訪客簿上寫明，導遊對他的死不負任何責任。可見在當時人的認知裡，山上出事時，導遊是第一個會被追究的人。

3.4 導遊賣的到底是什麼？可控的危險

Brewer 有一個很精彩的觀察：火山的吸引力取決於安全與危險之間的平衡。太安全，就失去意義；太危險，旅客就不敢來。導遊賣的是一種嚇人但不致命的崇高體驗。

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下到火山口裡」這件事：

標準費用只包含帶到火山口邊緣。下到火山口內必須另外議價。
導遊通常會以安全為由推辭。旅客則懷疑這只是抬價的手段。夏多布里昂就認為導遊的反對只是想多要錢，談好價錢後當場付清。
旅客最常用的籌碼是罵導遊「膽小」。
Madonna 對 Hall 講過一個故事：一名年輕士兵堅持要下火山口，Madonna 叮囑他遇到噴發時要站著不動、抬頭看清落石的方向再閃避。結果噴發一來，士兵忘了叮囑拔腿就跑，被三塊石頭擊中，斷了一條腿，最後是 Madonna 把他扛出來的。

（Brewer 在註腳裡補了一句：當代火山學家 Clive Oppenheimer 在拍攝紀錄片時，給導演 Herzog 的指示幾乎一模一樣。）

3.5 導遊知識的性質：在場的、累積的、隱默的

面向	導遊的知識	學者的知識
來源	天天在山上走、長期累積	短期考察、儀器、理論
形式	默會的（tacit）、必須在現場才能施展	可書寫、可發表
對象	這座山的近期歷史、此時此刻的危險	普遍的成因（causes）
被怎麼評價	「只懂現象（effects），不懂原理」（John Owen 的說法）	「真正的」科學

Madonna 對 Hall 說：Playfair 教授只研究了幾週，或許比我更懂這座山也說不定，雖然我在山上過了一輩子。這句話表面謙虛，實際上是在點出學者缺少的東西：連續觀察所累積的近期火山史。

但知識的地位會隨科學典範移動。地球科學從關心標本本身性質的礦物學，轉向關心岩層相對位置的地層學之後，「位置」就不再是導遊說了算的地形資訊，而是必須由學者放進地質體系裡的概念。1824 年，Cuvier 的助手 Pentland 反對把 Lucas 的維蘇威晶體收進巴黎皇家收藏，理由正是這些晶體是向 Madonna 買的，沒有出土位置的紀錄。導遊可以帶學者找到石頭，卻沒有權威替石頭的位置背書。

3.6 三代導遊的比較

	Bartolomeo Pumo	Salvatore Madonna	Cozzolino 家族	Cook 時代
年代	1760s–1790s	1790s–1830s	1850s–1860s	1880s 之後
主要靠山	英國公使 Hamilton	科學院祕書 Monticelli 及國際學者網絡	《泰晤士報》記者 Wreford	跨國旅行社
知識地位	與神父 Piaggio 爭奪詮釋權，被貶為「鄉下導遊」	被稱為 perito（專家），學者主動求教	被肯定，但「不算科學」	只是搬運工
商業模式	個人服務	垂直整合的家族企業	世襲品牌（同業紛紛冒用 Cozzolino 這個姓）	領取車票分成的約聘人員
對手	學者 Piaggio	不信任導遊的瑞士軍官	觀測站的 Palmieri 與他的地震儀	Cook 的纜車
結局	長期來看他贏了：Piaggio 只有一個贊助人，Pumo 有一整群客戶	名聲傳遍歐洲	1859 年噴發毀了他的葡萄園，靠讀者捐款救濟	燒車站、剪鋼纜之後與 Cook 談判

3.7 衰落的三股力量

力量	具體事件	對導遊的影響
科學典範與建制	1841 年觀測站創立；1856 年電磁地震儀啟用；Palmieri 被媒體稱為「觀測站的神諭」	知識權威轉移到儀器上。Palmieri 年報裡的「guida」一詞，指的已經是儀器而不是人。Cozzolino 承認自己怕那些地震儀
國家	1846 年把官方導遊限為 16 人，須有警察執照，價格比以前還低	Madonna 式的家族自律被官僚規範取代
資本與技術	1839 年鐵路、1841–44 年車道、1880 年纜車、1887 年 Cook 接手	旅客可以繞過 Resina。導遊的議價力最後只剩下灰渣錐上那幾百碼

但有一個悖論值得注意：導遊在知識上被邊緣化的同時，生意反而更好。1855 年從那不勒斯到山頂的馬車排成三列；1858 年每晚有數千人上山，Wreford 形容像賽馬日，Resina 人人都變成了導遊。所以這裡的「邊緣化」主要是知識權威與議價力的喪失，不是工作量的減少。

四、Brewer 的寫法有什麼特色

把科學史的「隱形技術員」搬到野外。Shapin 的 invisible technician 談的是實驗室裡的助手，Brewer 明說他關心的是田野中的勞動者。
用人物串起制度史。Pumo、Madonna、Cozzolino 三代人構成一條線，把一百多年的變化寫成可以讀的故事。
史料非常雜：英、法、德、義各語的旅行記，Starke、Murray、Galignani 等指南書，Piaggio 的火山日記，那不勒斯國家圖書館的 Monticelli 手稿，1809 年的地籍冊，Hall 印出來的收據，《泰晤士報》，科學大會議事錄，訪客簿。
刻意不用「tourist」。他在註腳裡說明，全文一律用「visitor」或「traveler」，因為山上的人除了觀光客，還有住在那不勒斯的外國人、軍人、外交官、商人與學者。
帶有情感史與性別史的視角：男性旅客的羞恥感、女性旅客的恐懼與感激、旅客對社會地位低於自己的人的猜疑。
以白朗峰平行對照：兩地都是在十八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才開始有大量旅客。Brewer 指出 Chamonix 的旅客從 1772 年的 30 人增加到 1785 年的 2000 人。
在註腳裡做數量比較：例如 1827–28 年埃特納火山的訪客只有 346 人，大約是同期維蘇威訪客簿人數的七分之一。

五、換個角度：從訪客簿看同一座山

5.1 訪客簿是什麼樣的史料

是隱修院的修士請旅客簽名留言的「album」，不是強制登記的名冊，所以很多人沒簽。
現存這本涵蓋 638 天，有 2300 多個簽名，以英、義、法、德文為主，另外還有拉丁、葡萄牙、西班牙、希臘、俄、波蘭文。
字跡常常很潦草（有人是騎在騾背上寫的，也有人喝醉了），簿子本身被割掉了很多頁（十九世紀流行剪下名人簽名），1827 年五、六月的部分幾乎整段缺失。
同時代的文人瞧不起這種簿子：de Jouy 稱之為「庸俗的冊子」，Kotzebue 嫌它濫情又低俗，夏多布里昂說裡面沒有一個值得記下的想法。

5.2 數字告訴我們什麼

國籍分布（以下數字是從原文 Table 1 的長條圖目測估計）：

國籍	約略人數	說明
英國	~840	最大宗
義大利	~420	那不勒斯本地人最多，是第二名城市的兩倍以上
法國	~240	貴族比例最高
瑞士	~155	遠超過其人口比例，原因是瑞士傭兵團
德／奧	~145
其他	~150
美國	56（原文數字）	包括 Longfellow，也有人登了 4 次

其他數據：

旅客來自 150 多個地點，北到聖彼得堡，南到里約熱內盧。
爵士與貴族只占約 7%。
軍人是最大的職業類別，人數是其他任何職業的四倍。
但只有大約 20% 的人能查出職業。

Brewer 從這些數據得出的結論是：1820 年代的維蘇威不是貴族的地盤，而且很難把「自由選擇來玩的觀光客」和「因為戰爭、商業、政治、宗教而身在那不勒斯的人」分開。

5.3 社交性的崇高

浪漫主義的刻板印象是一個人孤獨地面對自然。但訪客簿顯示，登維蘇威是集體活動：軍官、水手、家族、情侶、同鄉成群結隊上山。有人在簿子上用框線把同伴的名字圈在一起，法國團體甚至把簽名排成星座的樣子。一個人上山的英國紳士 Clifford 抱怨，沒有同伴來減輕攀登的辛苦。崇高感本身是共享的。

5.4 衝突地圖

對立雙方	訪客簿上的表現	背後的脈絡
法語圈 vs. 英國人	有人用破英文罵英國人小氣，英國商人回嘴說「先把英文學好再說」	「有錢又吝嗇的英國佬」是當時的刻板印象
英國人 vs. 美國人	英國人嘲笑美國人的家鄉地名，有人署名「Yankee Doodle」，搬出 1815 年紐奧良戰役回敬	1812 年戰爭的餘緒
瑞士軍官 vs. 那不勒斯導遊	瑞士人罵導遊漫天要價、膽小；導遊反罵瑞士人貪財	1821 年那不勒斯軍隊在 Rieti 潰敗於奧軍
反猶塗鴉 vs. Rothschild 家族	有人在 Charles Rothschild 的名字旁寫上辱罵字眼	羅斯柴爾德銀行替奧地利占領軍提供資金，又與英國商人在那不勒斯形成競爭

5.5 軼事 vs. 敘事

Brewer 借用 Fineman 以及 Gallagher 與 Greenblatt 的理論，認為軼事會在目的論式的大敘事裡打開缺口。那些關於驢子、屁股、喝醉的粗俗留言，正好戳破了「優雅旅人欣賞崇高」的官方故事。所以文人才那麼討厭這些留言，又忍不住一讀再讀。

5.6 兩篇對讀

問題	只讀主文會看到	加上訪客簿會看到
誰在山上？	導遊與少數名人	一大群職業、國籍、動機各不相同的人
為什麼上山？	科學或壯麗體驗	也包括工作空檔、宗教儀式、蜜月、駐軍的消遣
導遊的處境	被抹除的專家	在簿子裡幾乎看不到，偶爾出現時多半是被罵
政治	國家用法規與觀測站管理導遊	1820–21 年革命與占領的餘波，在火山上變成國族衝突

六、作者沒說、但可以拿來對照的案例與理論

6.1 Chamonix：另一條專業化的路

霞慕尼嚮導公會成立於 1821 年，起因是一場白朗峰事故，三名嚮導喪生。公會隨後設立了互助基金（Caisse de Secours），並確立了平均分配工作的原則，也就是「輪值制」（Tour de Rôle）。在輪值制之下，旅客不能自己挑嚮導，也不能自行決定要雇幾個人，公會在霞慕尼—白朗峰地區享有壟斷權；而大多數嚮導其實仍是兼職的農民或牧人。

	維蘇威（1846 年法令）	霞慕尼（1821 年公會）
推動者	由上而下：國家與警察	由下而上：社區與嚮導本身
起因	旅客爆量，行為失序	致命事故
分配機制	16 張執照；首席導遊的家族企業逐漸失勢	輪值制，平均分配
風險分攤	文中未見互助機制	傷亡互助基金
價格	官方定價，而且偏低	公會訂定
長期發展	被鐵路、纜車與 Cook 公司收編	公會延續至今

這個對比提示了一點：Madonna 的家族企業是一種層級式的私人秩序，霞慕尼則是平權、合作社式的私人秩序。後者比較耐得住外部資本的衝擊。

6.2 埃特納火山：由客戶出資蓋的山屋

1804 年，學者 Mario Gemmellaro 自費在埃特納高處蓋了一間小屋。1811 年，他的哥哥 Carlo（當時在英國艦隊擔任軍醫）帶一群英國軍官上山，招待他們住在小屋裡；軍官們感激之餘，出資在旁邊蓋了一棟更大的房子，後來被稱為「英國人之屋」（Casa degli Inglesi）。

這和維蘇威形成有趣的對照：埃特納的「接待者」是學者家族，基礎設施由感激的客戶集資興建；維蘇威的接待者是導遊家族，資本累積在導遊自己手上（Madonna 的房產與馬廄）。

6.3 北愛爾蘭巨人堤道：幾乎同一套劇本

第一家堤道旅館建於 1836 年，旅館都有配合的導遊，當地人也在石柱旁兜售紀念品；1883 年起興建的電車線在 1887 年延伸到巨人堤道，是世界第一條水力發電電車。
1888 年的一本遊記抱怨這裡導遊多到讓人難以脫身，但也承認只要旅客有興趣，導遊確實能幫人看懂石柱的結構。
1896 年有團體公開募款，反對讓一家公司接管巨人堤道並收取入場費。

在地導遊兜售標本、旅館與電車進場、公司收費，與維蘇威（導遊、鐵路、Cook 公司的纜車與收費道路）幾乎是同一條軌跡。

6.4 更遠的對照

雪巴人：Brewer 自己在註腳引用了 Ortner 的研究，指出西方登山者對雪巴人既依賴又貶低的矛盾態度。
台灣的高山揹工與嚮導：台灣登山文化中，原住民揹工長期是重要卻少被看見的勞動者。同樣面臨「被看見」與「被定價」的問題。

6.5 理論對照

理論	和本文的關聯
Burke 的壯麗論（1757）：危險必須隔著距離才會帶來快感	導遊的工作，正是生產並維持那段「安全距離」
MacCannell 的「舞台化的真實」（1973）	Resina 廣場上的喧鬧可能是演給旅客看的戲
Polanyi 的默會知識	導遊的知識無法寫下來，必須在現場才能施展
Shapin 的「隱形技術員」	Brewer 明確的理論起點
Kapil Raj 等人的「中間人」研究	Madonna 與 Monticelli 是兩層的中介者
Buzard 的「旅人 vs. 觀光客」區分	文人鄙視訪客簿，本身就是在劃清這條階級界線

七、新增：壯麗遠遊的金融經濟（約 1760–1890）

先做一點澄清。在補充文章裡，羅斯柴爾德家族出現的身分其實是「訪客」和「國家財政的金主」，不是旅行支票的發行者。但這恰好點出遠遊金融的三個層次：旅人的流動性、服務業的資本、國家的財政。下面依序展開。

7.1 遠遊的三個金融缺口

空間缺口：錢在倫敦，人在那不勒斯。
時間缺口：服務是先提供的（帶你上山），付款要等事後（或者反過來）。
信任缺口：旅客怕被坑，導遊怕被賴帳，雙方都不認識對方。

各種金融工具和商業安排，都是為了填補這三個缺口而發明的。

7.2 需求端：旅人如何在異地「有錢可花」

第一層困難：貨幣碎片化

光是那不勒斯一地的貨幣單位就很複雜：

1 ducato = 10 carlini = 100 grana, 1 piastra = 12 carlini = 120 grana

兩西西里王國的帳目以 ducat 計算，一個 ducat 等於 100 grana，而 piastra 是面額 120 grana 的大銀幣的俗稱。到了羅馬又改用 scudo 和 paolo。旅客每過一個邦國就得換一次錢。

第二層困難：攜帶現金的風險

Northumberland 檔案館的資料指出，大旅行途中攜帶現金很危險，有遭搶的風險；Carr 家的父親很可能是透過銀行人脈替子女安排匯款。

工具的演進

工具	年代	機制	優點	缺點
匯票、個人信用狀	文藝復興以來	由倫敦的銀行指定特定城市的往來行付款	不必帶現金	費用高，而且旅人必須照固定行程走，好讓銀行事先安排
Circular notes	1769 / 1772	固定面額的本票，搭配一封介紹信，可在歐洲各地的往來行兌現，匯率依兌換當時的倫敦行情；往來行收取小額佣金，發行行則在票據流回倫敦前可運用旅客預付的資金	行程有彈性	戰時郵路中斷，常造成票據遺失
Circular letter of credit	19 世紀	一封信可在多家往來行提款，背面記錄每次提領與餘額	手續費大約是金額的 1%	只發給有身分的客戶
包辦式交通契約（vetturino）	17–19 世紀	由一個承攬人包下整趟旅程的交通、住宿、伙食和過路費	一次付清，沿途不必零碎付現	承攬人可能偷工減料，名聲普遍不佳
Cook 旅館券與 circular notes	1868 / 1874	1868 年推出可兌換餐點與住宿的旅館券，1874 年推出可換取當地貨幣的 circular notes	價格事先談定、標準化	只能在 Cook 合作的網絡內使用
旅行支票	1891	American Express 的旅行支票在 1891 年問世，讓這類金融商品廣為人知	小額、到處都能用	這是之後的故事了

幾個值得放大來看的細節：

circular notes 是浪漫主義式自由旅行的金融基礎。持票人只要出示用來核對身分的「指示信」，在從加萊到莫斯科的廣大網絡裡，就能換到當地貨幣；這種工具讓浪漫主義時期出現了一種比較隨性的旅行方式。雪萊 1814 年私奔到歐陸時就帶著另一家銀行發行的 circular notes，拜倫則隨身帶著足夠一年生活費的 circular notes。
信用狀也是一種社會身分證明。Brown Brothers 不會隨便發信用狀給任何人，事先必須徹底了解申請人的身分；持有他們的信用狀，本身就代表持有人屬於體面的社會階層。
在地銀行家是終點站。1820 年，哥本哈根的 Hambro 開了一張 2500 ducats 的信用狀給雕塑家 Thorvaldsen，指定由羅馬的 Torlonia 付款。Torlonia 家族正是靠替教廷與外國人處理資金而崛起的。Giovanni Torlonia 抓住了教皇國「法國時期」（1798–1814）的動盪機會，建立起興盛的銀行事業。
花費的量級：John 與 Harriet Carr 兄妹的大旅行共花了 2910 英鎊，大約相當於今天的 41.2 萬英鎊；單身旅人花上 5000 英鎊以上並不罕見。研究者 Purdue 還認為，對兩人加上僕從、為期三年的旅程來說，2910 英鎊算是相當節省的。

7.3 一個意外的交會點：Forbes 一家

Brewer 在兩篇文章裡都提到一位在維蘇威喝醉的「蘇格蘭銀行家 Sir James Forbes」。他不聽導遊勸告，執意闖過熔岩地，結果傷痕累累，又喝了太多蘭姆潘趣酒，最後被兩名導遊一左一右架下山。但註腳與參考書目引用的其實是 Sir William Forbes 的日記手稿（1792–93）。這個人是誰？

1763 到 1773 年間，Coutts 愛丁堡銀行的實際合夥人是 Robert Herries、William Forbes 與 James Hunter。1773 年重組後，愛丁堡的公司改名為 Forbes, Hunter & Co.，Herries 則到倫敦 St James's Street 經營後來的 Herries & Co.。
也就是說，這位醉倒在火山上的銀行家，是 circular notes 發明人 Herries 的前合夥人。
他的孫子之一，就是物理學家暨冰河學家 James David Forbes。而這位 J. D. Forbes，正是 1826 年向導遊 Madonna 學習、後來成為英國科學促進會創始成員的那個年輕人。

祖父出身於替旅行融資的銀行世家，在火山上不聽導遊的話而吃足苦頭；孫子虛心向導遊學習，從此踏上科學之路。同一個家族的兩代人，剛好演示了金融資本、旅行與在地知識的交會。

7.4 供給端（一）：導遊的微觀金融

雖然 Brewer 沒有用金融的語言來寫，但 Madonna 家族的經營其實包含了好幾種金融機制：

機制	史料中的表現	金融上的意義
回程付款的欠條（chits）	指南書建議等安全下山後才付錢	履約保證，防止導遊收了錢就跑
首席導遊統一收款	Hall 的收據顯示所有款項都先付給 Madonna	像結算所一樣，旅客不必和每個挑夫分別議價
推薦書	Madonna 隨身帶著，向客人展示歷任名人的推薦	信用評等或評論系統
刻在熔岩上的品牌戳記	熔岩紀念品上壓著他的名字與日期	品牌資產
垂直整合	礦物店、海外寄送、葡萄酒、沿途補給、修鞋	交叉銷售，提高每位客人帶來的收入
實體資產	1809 年地籍冊登記他擁有兩棟房屋與一座馬廄	可以用來抵押的資本

收入的量級（換算基準：1824 年 1 ducat = 3 先令 9 便士 = 45 便士）

導遊帶驢上山一趟的收入，與一般勞工日薪（20–25 grana，即 2–2.5 carlini）相比：

\frac{12 carlini (night)}{2.5 carlini/day} = 4.8, \frac{8 carlini (day)}{2.5 carlini/day} = 3.2

Brewer 說導遊收入是勞工的「四倍以上」，這只在夜間行程成立。而且這是毛收入，驢子的飼料與照顧成本還沒扣掉。

Hall 在 1834 年那趟一日行程，總共付了 80 carlini：

80 carlini = 8 ducats = 360 d = £1 10 s \approx 32 \sim 40 laborer-days

一天的火山行，相當於勞工一個多月的工資。

Madonna 一家的年收入估計：

I = 3 \frac{ducats}{day} \times 200 days = 600 ducats = 27, 000 d \approx £112 10 s

拿來比較：Piaggio 神父從 Hamilton 領的年薪是 20 英鎊；Davy 經手賣給大英博物館的一批火山標本是 500 英鎊；Carr 兄妹的旅行平均一年大約 970 英鎊，是 Madonna 年收入的 8.6 倍左右。也就是說，那不勒斯頂尖導遊一整年的收入，大約只夠一個中等規模的英國旅行家庭花六週。（這只是數量級的比較，因為兩者的年代和物價基礎並不相同。）

7.5 供給端（二）：基礎設施的融資

項目	資金來源	融資方式	結果
那不勒斯—Portici 鐵路（1839）	法國私人資本	Bayard 自己出全部資金，換取前 99 年的營運收入（後來縮短為 80 年）	1839 年 10 月 3 日通車，到年底載客 131,116 人次
上山車道（1841–44）與觀測站	王室與國家	財政支出	旅客可以繞過 Resina 的導遊
維蘇威纜車（1880）	匈牙利金融家 Oblieght	1878 年取得特許，1880 年開業時舉辦香檳酒會；同年的歌曲〈Funiculì, Funiculà〉成了它的宣傳曲	1886 年因財務困難轉讓給一家法國公司，到 1887 年看起來快要停業
Cook 接手	跨國旅行社的自有資本	John Mason Cook 先注資維持營運，1888 年直接買下特許權，並在沿線的 Eremo 蓋了一家名為 Hermitage 的旅館	加上 1903 年的電氣化登山鐵路，形成交通、住宿、餐飲、收費道路一條龍

纜車和導遊的衝突，本質上是一場分潤談判。纜車一開始就被迫對每位乘客抽稅、每年付特許費給地方社區。Cook 拒絕繼續付這筆錢，導遊就燒車站、剪鋼纜、把車廂推進火山口。最後雙方達成協議：導遊從每張車票中分一份，換取從纜車上站帶客人登頂那幾百碼的服務。這可以看成是對地方既有利益的買斷與收編。

整體來看，Madonna 的垂直整合，與 Cook 的「交通、旅館、餐廳、收費路、信用工具」整合，是同一種商業邏輯在不同規模上的實現。差別在於誰握有資本，以及資本的網絡有多大。

7.6 宏觀層：主權金融化身為火山上的人群

1821 年 3 月奧地利軍隊進入那不勒斯，Carl von Rothschild 隨即被派到當地，設立 C M de Rothschild e figli，後來成為那不勒斯最具主導地位的銀行；1860 年加里波底攻占那不勒斯後，分行開始走向結束，1863 年停業。
1821 年 5 月，那不勒斯政府簽下一筆貸款，同年 12 月又借了一筆 1680 萬 ducats 的聯貸。
瑞士傭兵團同樣是一種財政安排。為了取代撤離的奧地利軍隊，國王決定組建四個瑞士職業軍團，作為與王國政治完全無涉的穩固兵力。這些傭兵合約一簽三十年，並附帶商業上的優惠。

把這些放回訪客簿裡看：簿子上的瑞士軍官、Rothschild 一家、反猶塗鴉，以及瑞士人與導遊的互罵，其實是國家借債、外國駐軍、傭兵合約這些宏觀金融安排在火山上的具體投影。誰付錢給誰、誰欠誰，最後變成了誰在山上罵誰。

7.7 三層架構總表

層次	需求端（旅人）	供給端（服務者）	主要機構
宏觀	戰爭、駐軍、外交使旅人出現在那不勒斯	國家借款支付占領軍與傭兵	Rothschild、王室財政
中觀	跨國匯兌與信用	鐵路、道路、纜車、旅館的資本	Herries、Coutts、Brown Brothers、Torlonia、Bayard、Oblieght、Cook
微觀	現場付現、小費、討價還價	導遊的驢子、房產、補給站、紀念品	Madonna、Cozzolino 家族

7.8 一個示意模型

（以下是筆者為了說明而建的簡化模型，不是史料數據。）

旅客的預期總成本：

E [C] = P + τ + ϕ V + π (m) L

$P$ ：公定價格
$τ$ ：小費（buona mano）
$ϕ V$ ：匯兌與手續費（費率乘以兌換金額）
$π (m) L$ ：被坑或被捲款的機率乘以損失，而機率取決於付款機制 $m$

不同付款機制下，被坑機率的大小大致是：

π (先付現金) > π (回程付欠條) > π (首席導遊統一收款)

這解釋了為什麼 Starke 的指南書要建議旅客「請首席導遊代為付錢給其他導遊」，也解釋了為什麼 Cook 的旅館券能大受歡迎。據統計，Cook 旅館券推出約五年後，已有 300 家機構接受，累計約五十萬晚住宿。

導遊是否答應帶客人下火山口，則可以寫成：

接受 ⟺ F \geq e + p K

其中 $F$ 是加價， $e$ 是額外體力， $p$ 是出事機率， $K$ 是出事時導遊要承擔的代價（包括 Madonna 常說的「要對政府負責」，以及名聲受損）。

在這個框架下，夏多布里昂說導遊「只是想多要錢」，和導遊說「這是為了安全」，其實可以同時成立：所謂的風險溢價，本來就是安全成本的價格。

7.9 小結

壯麗旅遊是被金融化的體驗。旅客購買可控的恐懼，而讓這筆交易能在陌生城市完成的，是一整套從倫敦延伸到 Resina 廣場的信用鏈：倫敦銀行 → 各地往來行 → 在地銀行家 → 首席導遊 → 挑夫。導遊被邊緣化的過程，也可以讀成信用鏈的末端被更大的資本網絡吸收的過程。

八、點評：學術價值與檢驗

8.1 學術價值

把「隱形技術員」的研究從實驗室延伸到田野，並把觀光業的勞動者納入知識史。
打破「大旅行 → 中產旅遊 → 大眾觀光」的線性敘事，揭示旅遊與戰爭、商業、科學、宗教是交織在一起的。
示範如何把訪客簿當作資料庫使用，從 Ginzburg 與 Poni 所說的「名字之線」追溯個人的生命史。
提供長時段的制度變遷個案：從地方家族企業，到國家規範，再到跨國資本。
處理旅客與勞動者之間的情感政治：依賴、恐懼、男性的羞恥感、對社會地位低於自己者的猜疑。

8.2 檢驗主要論點

主張	證據	檢驗	判定
導遊是知識生產者	Hall、Forbes、Monticelli 稱他為 perito、1843 年盧卡科學大會的公開肯定	多個獨立來源，包括科學家自己的說法	站得住
導遊被系統性抹除	訪客簿只記下極少數導遊與僕人、康德的說法、Johnston-Lavis 只在一份報告裡提過導遊而且是貶抑	訪客簿本來就是自願留名的冊子，漏記有一部分是文類本身的性質	大致站得住，但不全然是「刻意」抹除
Madonna 屬於收入最頂層	3 ducats × 200 天的推估、地籍冊上的房產	沒有帳簿；工資基準取自 1734–1806 年的資料，卻用來比較 1820 年代；也沒扣除轉付給其他導遊的部分	方向大致可信，數字需保留（見下面的敏感度分析）
衰落源於科學、國家、資本	觀測站、1846 年法令、纜車與 Cook	作者自己也承認工作量是增加的	站得住，但應明確界定為知識權威與議價力的衰落
觀光客與其他旅人無法區分	訪客簿裡軍人占最多	職業只能辨識出約 20%	「不是貴族主導」這個否定性的結論很穩；正面描繪則較薄弱
導遊賣的是可控的危險	下火山口另外收費、事故紀錄	屬於詮釋性的主張，但與收費結構相符	合理

Madonna 收入的敏感度分析：設 Madonna 保留的比例為 $s$ ，每年工作天數為 $D$ ，要超過「96% 的人口年收入都低於 200 ducats」這條線：

s \cdot 3 \cdot D > 200 ⟺ s \cdot D > 66. 6

如果一年工作 200 天，他只要留下三分之一以上就成立；但如果只做 100 天（例如火山平靜的年份，當時有人說維蘇威「退休了」），他就得留下三分之二以上。所以「頂層收入」的說法在火山活躍的年份大致成立，在平靜年份就比較可疑。

8.3 結構性的限制

導遊幾乎沒有留下自己的文字。Brewer 批評旅人與學者抹除了導遊，卻也只能透過這些人的眼睛重建導遊，這是同一個濾鏡。Madonna 對 Hall、Morton 講的那些話，很可能是一種自我行銷。（Brewer 自己也坦承，不清楚 Madonna 是否真如他自稱的那麼重要。）
存活者偏差：訪客簿被大量割頁，還缺了一整段。
女性勞動沒有被理論化。Madonna 的女兒負責經營礦物店，Pumo 的妻子點蠟燭祈求火山噴發好讓丈夫有工作，Resina 廣場上也滿是婦女。這些都提示導遊業其實是家戶經濟，但文章只是點到為止。
比較的廣度有限。除了開頭的白朗峰，與埃特納、阿爾卑斯其他地方的系統性比較並不多。

8.4 兩篇文章中的小錯誤與不一致

這些錯誤不會推翻論點，但對想引用的讀者有用：

位置	原文	問題	較可能正確的是
JMH 頁 30	「December 1758」	Palmieri 1855 年才接掌觀測站，引用的是 1859 年的 Athenaeum	1858
JMH 頁 23	那不勒斯軍隊「1820 年」被奧軍擊潰	Rieti 戰役發生在 1821 年 3 月 7 日，奧軍於 3 月 24 日進入那不勒斯；補充文章寫的就是 1821	1821
JMH 頁 8 與頁 19	Boissier 登山時間	一處寫「1820 年代末」，另一處寫「1834 年」	前後矛盾，至少一處有誤
JMH 頁 8	Blessington 把廣場比作「James Wilkie」的畫	同一篇文章頁 22 寫的是 David Wilkie	David Wilkie
JMH 頁 13	「Catharine Morton」	其他地方都是 Harriet Morton，引用的也是同一本書	Harriet Morton
JMH 頁 20	「pilastra（12 carlini）」	那不勒斯的銀幣 piaster 等於 12 carlini，也就是 120 grana	piastra
兩篇文章	「Sir James Forbes」	註腳與參考書目都是 William Forbes 的手稿	Sir William Forbes
JMH vs. STW	訪客簿裡的僕人：9 人 vs. 10 人	數字不一致	待查
JMH vs. STW	訪客簿涵蓋年份：1826–40 vs. 1826–49	數字不一致	STW 說最後一筆註記是 1848 年
JMH vs. STW	Fish 跌入火山口：4 月 23 日 vs. 4 月 24 日	日期差一天	待查
JMH vs. STW	Bewick 的登山團：「1828 年 6 月」vs.「1828 年 8 月 26 日」	月份不一致	待查
STW 正文 vs. 圖 4	Longfellow 簽名：2 月 17 日 vs. 4 月 17 日	圖片上的手寫日期是 April 17th	4 月 17 日
STW 頁 370	「六個」瑞士團	1825 年續約後，四個瑞士團一直是那不勒斯軍隊的骨幹，直到 1859 年	四個
STW 表 1 vs. 地圖 2	英國約 840 人 vs. 921 人；義大利約 420 人 vs. 534 人	統計口徑（國籍或居住地）沒有說明	引用時需注意
JMH 註 51	「David Forbes」的日記	正文說的是 James Forbes	應為 James David Forbes

8.5 總評

這篇文章的核心論點，也就是導遊是被抹除的知識生產者與旅遊業的建造者，並在十九世紀後半被科學建制、國家與跨國資本推向邊緣，有多方獨立史料支撐，經得起檢驗。比較弱的地方是量化的部分：收入估算與工資比較應該看成數量級的示意，而不是精確的數字。另外，導遊自己的聲音只能從他人的記述中拼湊，這是史料的結構性限制，作者也大致坦承了。

搭配訪客簿那篇一起讀，兩篇文章形成很好的互補：一篇是服務者的長時段史，一篇是被服務者的短時段截面。如果再加上本文第七節的金融視角，就能看出這座火山其實是一個縮影：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信用網絡、國家財政、科學典範與勞動分工，都在這幾百碼的灰渣坡上交會。

“Savage War” as “People’s War”: Nineteenth-Century African Wars, European Perceptions, and the Future of Warfare

鄭仕群 — Tue, 13 Oct 2026 13:47:32 +0000

Dieter Langewiesche (Universität Tübinge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ume 94, Number 3, 2022
DOI: https://doi.org/10.1086/720789

「野蠻戰爭」就是「人民戰爭」：十九世紀非洲戰爭如何預告了歐洲的總體戰——精讀 Langewiesche（2022），兼論總體戰的金融同構

一九一四年以後，歐洲的戰爭不再只是兩支軍隊之間的較量。整個社會都被捲進來，工廠、糧倉、婦女、兒童、貨幣與信用都成了戰爭的資源，也都成了攻擊目標。這就是「總體戰」。教科書上的標準問題是：歐洲為什麼在二十世紀走到這一步？

德國史家 Dieter Langewiesche 在這篇論文裡給出一個不太常見的答案。他認為答案不在歐洲本身，也不在於殖民暴力「回流」歐洲，而是要往十九世紀的非洲去找。那裡的戰爭，無論是殖民前非洲國家之間的戰爭，還是歐洲人發動的殖民征服戰，從來就沒有「圍籬」，也就是沒有區分戰鬥員與平民。歐洲人稱之為「野蠻戰爭」（savage war）。Langewiesche 的命題是：這些「野蠻戰爭」在類型上就是歐洲人同時期口中的「人民戰爭」（Volkskrieg）。如果當時的歐洲人肯正視這一點，他們早就能在殖民地看見自己的未來。

〇、先講結論

核心命題：十九世紀非洲的戰爭（殖民前與殖民期）屬於「人民戰爭」。全民皆兵、婦女兒童既是後勤也是戰利品、攻擊目標是敵方的整個生活世界。因此它們天生就是不受限的。
反轉視角：1815–1914 年歐洲大國之間的「受限戰爭」不是人類戰爭的常態，而是一條短暫的「歐洲特殊道路」（Sonderweg）。
介入論戰：作者不贊成「從溫得和克到奧斯威辛」的連續論（殖民種族滅絕預演了大屠殺）。他認為殖民戰爭與二十世紀歐洲戰爭的連結不是單向傳遞，而是兩者共享「人民戰爭」的內在邏輯。
方法特色：把歐洲軍官的殖民戰爭論述，與當代非洲軍事史研究（尤其 Richard Reid 的「非洲軍事革命」）並置，交叉比對。
最終隱喻：殖民地不是實驗室，而是一扇「窗」。從那裡可以提前瞥見戰爭的未來。

一、文本

項目	內容
來源	在德國聯邦國防軍軍事史與社會科學中心（波茨坦）的演講
母體著作	《暴力的教師：現代歐洲的戰爭》（Der gewaltsame Lehrer, C.H. Beck, 2019）

2022 年 6 月，作者也在哈根遠距大學以同一主題演講，明確把「從溫得和克到奧斯威辛」這個研究命題當作要重新定位的對象，並主張歐洲軍官眼中的「野蠻戰爭」，在類型上可與同時期歐洲所謂的「人民戰爭」相比；差別在於歐洲試圖以國際法規範後者，在非洲的軍官卻認為不可能。《法蘭克福匯報》的書評則指出，這篇英文論文延續並深化了 2019 年專書中的相關章節，而作者對於「赫雷羅與納馬種族滅絕預演了大屠殺」這個命題並不買帳。這部專書至今仍有新譯本出版，2026 年的西班牙文版還加寫了一篇關於加薩與烏克蘭戰爭的原創後記。可見作者自己也認為這套框架仍能解釋當下。

二、讀懂本文的八個關鍵詞

概念	原文	意義	在本文中的作用
戰爭的圍籬／受限戰爭	gehegter Krieg（Carl Schmitt）	以國際法把戰爭限定為國家軍隊之間的事，區分戰鬥員與平民	判斷戰爭「文明」與否的核心標準
人民戰爭	Volkskrieg	1800 年前後出現的概念：動員整個民族投入戰爭	本文要證明非洲戰爭也是這一類
小戰爭	small war / kleiner Krieg / petite guerre	原指非正規部隊的作戰，十九世紀轉指不按歐洲國家間規則打的戰爭	串連「野蠻戰爭」與「人民戰爭」的橋梁
野蠻戰爭	savage war	歐洲軍官對殖民戰爭的蔑稱	本文要拆解的意識形態標籤
劫掠戰	razzia（源自阿拉伯語 ghazia）	以奪糧、奪畜、毀村為核心的突襲	法軍在阿爾及利亞制度化的殖民戰法
全民皆兵	levée en masse	所有能戰男子在召集時都有義務參戰	非洲國家軍事組織的基礎
特殊道路	Sonderweg	原指德國走向納粹的「偏離正軌」	作者反過來用，指 1815–1914 年整個歐洲的「受限戰爭」才是例外
殲滅	Vernichtung	十九世紀指殲滅敵軍戰力，二十世紀轉指摧毀敵方社會的戰爭能力	概念史分析的切入點

三、全文骨架

部分	問題	主要材料	結論
第一部：歐洲軍官的殖民戰爭觀	英法德軍官如何看待非洲戰爭與歐洲戰爭的差異？	軍官回憶錄、作戰命令、軍事期刊、Callwell《小戰爭》	他們一致認為殖民戰爭無法受限，必須「以敵之道還治其人」
第二部：十九世紀非洲的戰爭類型	從非洲史本身看，戰爭是什麼樣子？	非洲軍事史二手研究（Reid、Lamphear、Stapleton 等）	攻擊生計確是非洲戰爭傳統的一部分，軍隊組織正在快速國家化與專業化
第三部：人民戰爭與歐洲圍籬的終結	殖民戰爭與二十世紀歐洲總體戰有何關聯？	Clausewitz、Jomini、Moltke 與一戰前的軍事論辯	連結不在傳遞，而在「人民戰爭」本身，喪失圍籬本來就寫在它的程式裡

四、第一部：歐洲軍官眼中的「非洲戰爭」

4.1 一份殖民戰爭思想人物誌

人物／文本	身分	年代	關鍵觀點
Carl von Decker	普魯士少將	1844	歐洲意義上的戰爭在非洲不可能；現有理論全部失靈，軍官必須「發明一種新的作戰方式」
Bugeaud（部屬 Castellane 的回憶錄）	法國阿爾及利亞總司令	1840 年代（回憶錄 1852）	把阿拉伯的 razzia 擴大為系統性的破壞戰：打糧倉、打牲畜
Georg Maercker	德國東非保護軍中尉（後升少將、1918/19 任自由軍團指揮官）	1893	燒村毀田符合「非洲習俗」，是逼敵求和的唯一方法
Hermann von Wissmann	德屬東非總督，「德國最偉大的非洲人」	1894	不要期待決戰；奪走敵人生計；讓「同盟土著」大範圍散開劫掠，正規軍只在遇到堡壘時出手
Wolseley 對阿散蒂戰役的全軍命令	英軍總司令	1873 年 12 月	學敵人紮營；分析阿散蒂人的戰鼓與戰歌；嚴禁「未經命令」的劫掠與毀村
Charles Fripp	隨軍畫家	1879（1900 年發表）	以畫筆記錄祖魯戰爭中「清剿」（clear it out）的意思：燃燒的牛欄村落
C. B. Wallis	英國軍官、高級行政官	1903／1905	求生的根本法則是以敵人的方式作戰
《軍事週刊》（Militär-Wochenblatt）	德國軍事刊物	1909	歐洲戰爭打敵軍，殖民戰爭打整個民族，所以必然更殘酷
Charles E. Callwell，《小戰爭》	英國軍官	1896／1899／1906	第一部全球性的殖民戰爭理論，被法、美軍方長期用作教科書
Wolseley 回憶錄	陸軍元帥	1904	對阿散蒂人勇武的敬佩，與露骨的種族主義並存

4.2 軍官們歸納出的六個共通特徵

沒有決定性會戰：敵人突襲、撤退，然後重新融入人群。
整個國土與人民都是戰場：勝利的意思是讓全體人口臣服。
攻擊生計：奪糧、奪畜、燒村、毀田，讓人民無力支持戰士。
在地人不可或缺：既當嚮導、挑夫，也當戰士。
劫掠是常態：英軍設「戰利品代理人」，官兵可按比例分贓。前殖民時代的戰爭本來就以戰利品為薪餉。
半勝等於沒勝：敵人是流動的群體，不是由政治中心動員和撤收的正規軍。

4.3 作者從這些史料讀出的四件事

殖民戰爭是邊做邊學的。理論家 Clausewitz 與 Jomini 都沒處理過殖民戰爭，知識靠回憶錄、命令與專業期刊口耳相傳。
辯護修辭的結構：以「非洲習俗」與「敵人無所不用其極」來合理化在歐洲被視為非法的作戰方式。軍方甚至「授權」旅行作家與報社特派員隨軍，作者稱之為十九世紀的「嵌入式記者」。
Callwell 是殖民戰爭的 Jomini，不是 Clausewitz。作者修正了常見的稱號：Callwell 關心作戰細節，不是戰爭哲學。
反叛亂學說的系譜不是一條直線。Callwell 已經懂得「軍事勝利後要有民政建設」，但他的民政目的是征服與臣服。美軍 2006 年《FM 3-24 反叛亂野戰手冊》要求士兵同時當社工、工程師、教師與「國家建設者」，對 Callwell 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想法。

五、第二部：把非洲戰爭當成非洲史來讀

5.1 「非洲的軍事革命」

1876 年，非洲九成以上的土地仍由非洲人統治；到 1914 年只剩一小塊。在這段被瓜分的過程中，非洲內部也正經歷一場被稱為「革命性」的戰爭轉型。非洲軍事史權威 Richard Reid 認為，十九世紀非洲的軍事革命為政治現代性奠基，正如兩百年前的歐洲軍事革命催生了現代國家。

歐洲軍官與當代非洲史學者筆下的非洲戰爭圖像截然不同，卻在一點上一致：攻擊敵人的生計是非洲戰爭傳統的一部分。焚燒土地、摧毀存糧、殺死或奪走牲畜，被 Reid 等人視為一種總體戰形式。

5.2 兩個共同趨勢

戰爭的數量與強度都在上升。過去只有臨時組成的青年戰團、打完就回到原群體的「公民戰士」，現在變成常態化的「劫掠型公民軍」。
軍事組織固化為常備軍，但 levée en masse 仍是基礎。常備軍是國家形成的驅動力，也是國家形成的結果。所有國家建構在政治與經濟上都依賴戰爭。

5.3 個案對照表

政體	時期／人物	軍事組織	戰爭型態	結局
布尼奧羅（Bunyoro）	國王 Kabalega，1869 年起改革	王直屬常備軍 barusura，共 12 團；團長兼任地方首長，士兵授田；保留全民動員。1893 年英方估計約 8,000 槍兵、20,000 矛兵	掠奪、索貢、對英游擊	英軍焦土戰下大量人口死於飢荒與疾病，國王重傷被俘並遭流放
布干達（Buganda）	十九世紀中後期	模仿布尼奧羅軍制；在維多利亞湖建立大型獨木舟艦隊（大船載 60–100 名戰士，50–100 艘為一中隊）	突襲沿岸城鎮、控制商路、劫掠商隊	與英軍聯手對付布尼奧羅，最後兩國同歸英國保護
米蘭博（Mirambo）政權	1884 年卒	約 7,000 名 Ruga-Ruga 傭兵，並強徵被劫村落的青年	「流動戰爭」：閃擊、圍城、游擊、破壞，避免會戰。「每場戰爭都是掠奪戰，沒有戰爭就沒有軍隊」	本人死後政權迅速瓦解
祖魯（Zulu）	1879	訓練精良的軍隊	尋求速決會戰	曾數度擊敗英軍；1879 年 7 月在烏倫迪敗給機槍、火砲與後勤
阿散蒂（Asante）	1873/74	強大的王國軍	避免決戰、游擊	英軍修路架橋 237 座、以奎寧防瘧；首都被劫掠焚毀，英方索金 5 萬盎司
科薩（Xhosa）	約 75 年邊疆戰爭	持續調整戰術	早期與布爾人會戰獲勝	終究敵不過英國資源
蓬多（Mpondo）	國王 Faku，1820 年代改革	中央集權的「掠奪型國家」	避戰、合作、讓步，倚賴傳教士調停	1895 年被徵茅屋稅，成為南非最後一個被殖民的非洲國家

5.4 殖民軍其實是「非洲軍」

一戰前，殖民軍隊中的本地士兵平均約占七成。
1873/74 年阿散蒂戰役，英軍需要約 9,000 名挑夫（包括在醫院與通訊站工作的婦女），另規劃約 10,000 名本地戰士。挑夫大量逃亡後，英方把日薪從 3 便士加倍到 6 便士；招募人每保住 500 人可得 50 鎊；酋長每月每 100 名男丁得 10 鎊、每 100 名婦女得 6 鎊。
本地戰士的薪酬看經驗與「族群名聲」而定，錫克、豪薩、蘇丹士兵最搶手。非正規軍只有戰利品可拿，搶夠了就不打了。
1915 年對圖爾卡納人（Turkana）的「懲罰性遠征」：殺 400 餘人，沒收牛 19,000 頭、駱駝 8,000 頭、驢 7,000 頭、小型牲畜 123,000 頭，大多分給本地協力者。殖民小戰爭本身就是一場「懲罰性劫掠」。
婦女在前殖民戰爭中處於核心位置：她們既是被爭奪的戰利品，也是補給、情報、儀式與社會凝聚的提供者。進入殖民戰爭後，她們繼續是非歐洲士兵的補給來源與戰利品，也成為歐洲士兵的性暴力對象。

作者把這稱為「Askari 式戰爭」（Askari way of war），也就是殖民軍事暴力的「非洲化」。

5.5 被征服者的四條路

策略	前殖民時代	殖民「領土化」之後
永久性集體遷徙	南非 mfecane 動亂中的大遷徙，催生祖魯、史瓦濟等國	被封死：整個大陸被劃成領土國家
暫時躲藏	對付「搶了就走」的掠奪戰最理性的選擇	失效：領土國家不會走
臣服	可融入強者社會，或以貢賦與兵役換取自治	殖民者的種族主義不允許融入其社會
抵抗	戰爭	被稱為「叛亂」，遭「懲罰性遠征」

5.6 不准叫「戰爭」：語言作為統治技術

非洲人的自衛戰爭在歐洲人筆下不叫「戰爭」，而叫「起事」、「叛亂」、「懲罰性遠征」。Callwell 的教科書如此，這種用法延續至今。作者指出，這套語言剝奪了被征服者發動合法防衛戰爭的權利，把他們變成在國家領土上違法的罪犯。1895 年一篇德國法學博士論文就明白寫出當時的國際法階層：歐洲文化國家居首，其次是國際法標準較低的亞洲國家，最後才是非洲「酋長」。

六、第三部：為什麼歐洲的戰爭圍籬在 1914 年倒塌

6.1 定義先行

作者給總體戰下的最低限度定義是：整個社會同時成為戰爭的客體與主體、目標與資源。唯一能打破這種總體性的，是區分戰鬥員與平民的戰爭法。而這個區分的前提，是一個在戰時仍能壟斷暴力的國家。所以鄂圖曼統治崩解中的巴爾幹，戰爭一再波及人民。

6.2 1815–1914：一條短暫的特殊道路

在非鄂圖曼的歐洲，「受限戰爭」大致維持了一百年，作者視之為十九世紀歐洲的偉大成就之一。但在殖民地，歐洲人連試都沒試過。他們遇到的是本來就不受限的戰爭，然後把它推向極端。

6.3 「殲滅」一詞的語義滑移

Clausewitz 與 Jomini 在 1830 年代都設想了一種動員全民、卻仍由國家節制的人民戰爭。關鍵是速決會戰。Moltke 把這套戰略推到極致，普法戰爭是其巔峰。不過他在 1870 年前就懷疑這套模式在未來會失靈。

面向	十九世紀（Clausewitz–Moltke）	一戰前夕至二十世紀
殲滅對象	敵軍的戰鬥力	敵方社會繼續作戰的能力
決勝場所	戰場上的決戰	整個社會：工業、糧食、士氣
平民地位	原則上置身事外	既是資源，也是目標
國家角色	以「決鬥般短促」的戰爭把全民動員關在圍籬內	圍籬失效

Clausewitz 早就察覺，在新的人民戰爭裡，戰爭可能失去「舊有的人造圍牆」。作者據此判斷：喪失圍籬從一開始就寫在人民戰爭的概念裡。至於殖民戰爭經驗如何影響「殲滅」一詞的語義轉變，作者坦承這幾乎還沒有人研究過。

6.4 三種立場，一張表看懂

立場	代表	主張
連續論（迴力鏢說）	Aimé Césaire（1950）、Hannah Arendt（1951）、Jürgen Zimmerer、Benjamin Madley	殖民暴力的思想與技術回流歐洲，德屬西南非的種族滅絕預演了大屠殺
斷裂論	Robert Gerwarth & Stephan Malinowski	1904 年的暴行符合當時歐洲殖民的一般標準；納粹殲滅戰是對殖民傳統的斷裂，不是延續
Langewiesche	本文	兩者之間沒有單向傳遞；它們共享「人民戰爭」的內在邏輯，殖民地只是提早顯現

關於斷裂論：Gerwarth 與 Malinowski 在 2007 年的德文論文中，把德國殖民戰爭放回跨國的殖民暴力脈絡，認為 1904 年的禁忌突破其實與歐洲殖民常規相當一致，並主張納粹殲滅戰構成了與殖民傳統的斷裂。他們在 2009 年的英文版中也指出，Arendt《極權主義的起源》對帝國主義與納粹之間關聯的詮釋雖然影響深遠，卻並未經過實證。

Langewiesche 的關鍵反問是：就算「溫得和克→奧斯威辛」的因果鏈能被證明，仍然需要解釋為什麼那些沒參與大屠殺的歐洲國家，也在二十世紀前半放棄了戰爭的圍籬。連續論解釋不了這一點，「人民戰爭」說可以。

6.5 論證鏈

不受限的戰爭自古即是常態，目標是摧毀敵人賴以作戰的生活世界。
圍籬的前提是國家壟斷暴力，並以法律區分軍民。
1815–1914 年的歐洲靠速決戰，暫時把人民戰爭關進圍籬。
殖民地的戰爭（無論前殖民還是殖民）從未有圍籬：levée en masse、婦女參與、以生計為目標，是「完整意義上的人民戰爭」。
社會總動員一旦啟動，決勝靠的是社會的整體表現。速決戰失靈，圍籬就倒塌。
因此殖民戰爭與歐洲總體戰的關聯，不在傳遞，而在同一種戰爭類型的內在邏輯。
歐洲人因種族優越感，把非洲的人民戰爭看成「野蠻」，錯過了這扇窗。

七、本文立論的六大特色

反轉觀看方向：不是「歐洲→殖民地→歐洲」的迴力鏢，而是兩地共享同一種結構邏輯。
認真對待非洲軍事史：把 Reid 等人的研究當作有自身動力的歷史，而不是歐洲擴張的背景板。
挪用 Schmitt 的「圍籬」概念，再把它歷史化：圍籬不是文明的常態，而是歐洲一個世紀的例外。
反向使用 Sonderweg：德國史學的經典概念原指德國偏離西方正軌，作者卻把整個十九世紀歐洲的「受限戰爭」稱為特殊道路。
概念史的敏感度：「懲罰性遠征」如何否定被征服者的戰爭權利，「殲滅」如何從軍事語義滑向社會語義，都延續了德國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傳統。
自承研究缺口：作者明說本文沒有處理「殖民地類型」（移墾型 vs. 統治型）與戰爭性質的關係。這在綜論型論文中並不多見。

八、作者沒說、但值得對照的歷史

8.1 歐洲內部的「無圍籬」時刻

事件	年代	對照意義
1793 年全民動員令	1793	法國國民公會宣告全體法國人處於「永久徵用」狀態，人民戰爭正式誕生
旺代戰爭（「地獄縱隊」）	1793–96	革命共和國對本國叛亂地區施行焦土與屠殺：人民戰爭一誕生就有失控的一面
半島戰爭	1808–14	「guerrilla」一詞由此流行；Bugeaud 正是在這裡學會小戰爭，再帶到阿爾及利亞。這是一條從歐洲流向殖民地的經驗路線
阿爾及利亞「煙燻洞穴」（enfumades）	1844–45	razzia 的極端化：以火煙悶殺躲進山洞的部落民
美國內戰：Sherman 進軍、《Lieber 法典》	1863–65	西方國家內部的「打擊生計」戰略；同一時期也出現第一部近代戰爭法典
普法戰爭後期的游擊（francs-tireurs）與巴黎公社	1870–71	Moltke 速決模式的極限：一進入人民戰爭階段，圍籬就難以維持
第二次波耳戰爭	1899–1902	焦土與集中營施加在白人移民身上
古巴「集中再安置」、美菲戰爭	1896–1902	殖民反游擊模式在美洲與亞洲的擴散

波耳戰爭特別值得一談，因為它同時支持與挑戰作者的論點。英軍總司令 Kitchener 為了斷絕游擊隊的補給，下令清空鄉間的牲畜，並把婦女與兒童一併帶走；死亡人數至少約 42,000 人，包括 27,927 名波耳人，非洲原住民的死亡數則有 14,154 人（最低值）至約 20,000 人（估計值）之說。另有統計指出，約有 3 萬座波耳農舍與 40 多個城鎮被毀；營中死者約八成一是兒童。

這個例子顯示，只要對手打的是人民戰爭，即使對手是白人，「文明國家」也照樣拆掉圍籬，這支持了 Langewiesche 的結構論。但另一方面，黑人與白人被關在分開的營區，黑人被拘者必須勞動，而十萬多名黑人被拘者的處境更差，卻幾乎沒有引起公憤。這又說明種族階序確實影響了暴力的強度與輿論的反應。

8.2 國際法的兩套標準

Lorimer 的三分法：蘇格蘭法學家 James Lorimer 在《萬國法原理》（1883）中把人類分為「文明」、「野蠻」、「蒙昧」三層，只有第一層享有完整的國際法承認。這與作者引用的 1895 年德國博士論文如出一轍。Gerrit Gong 後來稱之為「文明標準」（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達姆彈爭議：達姆彈因英屬印度的達姆達姆兵工廠而得名。1899 年海牙會議以「違反人道精神」為由禁用這種擴張彈頭，英國代表團則抗議說殖民戰爭需要它。與會國中，只有以「野蠻戰爭」需要為理由的英國，以及美國，沒有放棄使用。

這段歷史本身也有爭論。Abbenhuis 等人指出，在當時的討論中，帝國戰爭與殖民治安的需要一再被搬出來：如果「人道」子彈打不倒「狂熱」或「野蠻」的敵人，擴張彈就被說成是軍事必需。但也有學者反駁，英國陸軍部採用擴張彈時，理由是技術上需要更大的制止力，並打算用於所有對手；直到海牙會議，英方才短暫搬出「文明」論述來轉移焦點。若後者成立，就正好呼應 Langewiesche 的判斷：種族主義在這裡主要是一套事後的辯護修辭，而不是作戰方式的原因。

8.3 非西方帝國也打「野蠻戰爭」：以霧社事件為鏡

作者的框架其實不限於歐洲對非洲。清朝 1755–58 年對準噶爾的征服、衣索比亞 Menelik II 在 1880–90 年代的擴張，都是「帝國中心對邊緣社會」的不受限戰爭。對台灣讀者來說，最貼近的例子是 1930 年的霧社事件。它與 Wissmann、Callwell 的教條幾乎逐條對應：

Wissmann／Callwell 的殖民戰爭教條	霧社事件（1930–32）
不要期待決戰，敵人會退入險地	起事各社退入險峻山區，戰鬥持續四十餘日
讓「同盟土著」大範圍劫掠	組織「味方蕃」襲擊隊
以戰利品作為協力者的報酬	解除出草禁令，提供賞金與槍彈
戰後奪其生計，重新分配給協力者	倖存者被強制遷往川中島，原居地分給協力族群
「懲罰性遠征」而非「戰爭」	日方稱為「討伐」或「蕃人騷擾事件」

史料細節如下。日方利用部落之間的獵場宿怨，解除先前的出草禁令，以賞金和槍枝彈藥為條件，脅迫利誘道澤、土魯閣、萬大等社組成「味方蕃」襲擊隊，協助軍警作戰；日方出動軍隊約 1,194 人、警察 1,306 人。起事者共 1,236 人，估計約 665 人死亡、571 人投降。1931 年 4 月的「第二次霧社事件」中，道澤群在日警默許下襲擊收容倖存者的兩處收容所，514 人中有 216 人被殺或自殺；同年 5 月，倖存的 283 人被強制遷往川中島；1932 年，日方把霧社地區的土地分給道澤與土魯閣兩群。此外，日軍除了派飛機偵察與轟炸，還被指控向抗日族人藏身的山林投擲糜爛性毒氣彈，這一點的細節至今仍有爭議。

一個重要的對照點是：Langewiesche 強調的「在地戰爭傳統被殖民者挪用並推向極端」，在這裡清楚可見。出草原本是在地的戰爭與儀式傳統，被日方以懸賞制度收編成鎮壓工具，造成的族群裂痕延續到戰後。

8.4 從 Callwell 到「人民之間的戰爭」

英國將領 Rupert Smith 在 The Utility of Force（2005）中提出「人民之間的戰爭」（war amongst the people）。作者在文末引用的研究報告書名正是這個概念。從 Callwell 的「小戰爭」到 2006 年的《FM 3-24》，再到 Smith，這條反叛亂學說的系譜在二十一世紀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中再度成為顯學。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一篇談十九世紀非洲的論文，會讓當代讀者有強烈的既視感。

九、延伸專論：戰爭總體化，金融也跟著總體化

Langewiesche 談的是暴力的總體化，沒有談資源汲取的總體化。這一節要補上這個面向。

9.1 從「誰的戰爭」到「誰的錢」

本節採取一個比 Langewiesche 更進一步的延伸讀法，可以稱為利害關係人假說：

中世紀到早近代的歐洲主流戰爭，名義上多是王朝與貴族之間的權利主張、繼承裁決與均勢調整。十八世紀的「內閣戰爭」（Kabinettskriege）是典型。平民是旁觀者，最理性的策略是置身事外。
法國大革命把戰爭的利害關係人擴大到整個「民族」。戰爭目的從爭奪一塊領地，變成民族的尊嚴與存亡。總體化於是成為內在趨勢。
從這個角度看，非洲殖民戰爭像是一個提早映照出結果的場域。總體戰真正的推手，是戰爭利害關係人的改變。

這個讀法與 Langewiesche 的結論高度相容。他同樣認為喪失圍籬早已寫在人民戰爭的程式裡。細微的差別在於：作者刻意避開「實驗室」這類暗示因果傳遞的比喻（那是 Arendt 式的命題），改用「窗口」。本節要問的則是下一個問題：當利害關係人擴大到全社會，國家可汲取的資源上限隨之提高，金融工具會變成什麼樣子？

政治經濟學有幾項研究可以作為這個假說的理論支撐：

Charles Tilly 的「戰爭締造國家，國家發動戰爭」，以及他區分的「資本密集」與「強制密集」兩條國家形成路徑。
John Brewer 在《權力的筋骨》（The Sinews of Power, 1989）中提出的「財政軍事國家」（fiscal-military state）。
Margaret Levi 的「準自願服從」（quasi-voluntary compliance）：人民願意繳多少，取決於他們認為這場戰爭和自己有多少關係。
Scheve & Stasavage（《Taxing the Rich》, 2016）：大規模徵兵的戰爭會引發「既然窮人出命，富人就該出錢」的「財富徵兵」（conscription of wealth）訴求，這是二十世紀高累進稅率出現的主因。這幾乎就是利害關係人假說的實證版本。

東亞史提供了大量同構樣本。宋、遼、西夏、金、蒙元、明、清之間長期的對峙與征服戰爭，屢屢把國家逼近實體資源的極限，迫使朝廷突破銅錢與白銀的束縛。

9.2 一條恆等式統攝所有戰爭金融

任何國家在任何時代為戰爭籌措的實質資源，都逃不出下面這條實質預算恆等式：

G_{t} war spending = T_{t} taxes + \frac{B _{t} - ( 1 + i ) B _{t - 1}}{P _{t}} net borrowing + \frac{M _{t} - M t - 1}{P _{t}} seigniorage + R_{t} requisition / loot + external transfers F_{t}

各項的意思：

$T$ ：正規租稅。
$B$ ：借貸，包括公債、強制借款、預售未來收入。
$M$ ：發行貨幣得到的鑄幣稅，即通膨稅。
$R$ ：徵發、掠奪、占領費。
$F$ ：外部移轉，例如盟國援助、歲幣、清算帳戶裡的帳面債務。

「有限戰爭」主要靠 $T$ 與 $B$ ，也就是十八世紀英格蘭銀行加國債市場的模式。一旦進入生存戰，各國都會同時把 $M$ 、 $R$ 、 $F$ 推到極限，並把 $B$ 的抵押品從「未來稅收」擴大到「專賣權、官爵、土地與公民權利」。

9.3 六種同構機制總表

機制	核心邏輯	非洲（前殖民／殖民）	東亞（宋元明清）	歐美（二十世紀以前）	二十世紀總體戰
① 以戰養戰	讓敵方或占領區直接支付戰爭	Mirambo「沒有戰爭就沒有軍隊」；1915 年圖爾卡納遠征沒收牲畜分給協力者	蒙古早期征服的擄掠與分封	Cato 的「戰爭自養」；Wallenstein 的軍稅制度；拿破崙的就地徵發	德國向被占領的歐洲索取占領費與清算債務
② 通膨稅	以發行貨幣無聲地向全社會徵稅	貨幣化程度低，較少見	金交鈔→貞祐寶券；南宋會子；元代諸鈔；咸豐官票寶鈔與大錢	美國大陸幣、法國指券、南方邦聯幣、北方綠背鈔	一戰各國央行墊款；威瑪惡性通膨；法幣→金圓券
③ 未來權益證券化	以未來的專賣權、稅權或資產換取即時物資	—	北宋入中交引→范祥鈔鹽法→明開中鹽引；宋代度牒	威尼斯 Monte、熱那亞聖喬治銀行、西班牙 juros、鄂圖曼 esham、以教產擔保的指券	租借法案（以戰後貿易秩序作為對價）；驅逐艦換基地
④ 表外金融、包稅、官商共擔	繞過國庫，由第三方創造信用並分享風險	特許公司（德屬東非公司、皇家尼日公司）以私人資本承擔征服；Mirambo 與阿拉伯商隊爭奪商路稅	斡脫錢；撲買（包稅）；釐金	法國總包稅所、鄂圖曼 iltizam、東印度公司	MEFO 票據；日本的「預け合い」
⑤ 清算圈與貨幣區	以帳面債權換取實物，把成本轉嫁給周邊	—	歲幣與榷場；宋朝禁止銅錢出境；西夏青鹽	—	德意志帝國銀行的多邊清算體系；日本軍票與占領區準備銀行；英國的英鎊結存
⑥ 身分、特權、權利的金融化	以官爵、土地、免役、公民權作為動員的對價	布尼奧羅士兵授田；俘虜與牲畜的分配	金朝猛安謀克授田；明代景泰年間納粟入監；清代捐納	法國賣官與 paulette；鄂圖曼 timar；羅馬輔助軍取得公民權	凱因斯的延期支付；1918 年英國擴大選舉權；貝佛里奇報告；美國《軍人權利法案》

以下逐一展開。

9.4 機制一：以戰養戰

這是最古老的戰爭金融，也是 Langewiesche 筆下非洲戰爭的經濟基礎：「戰利品就是戰士的薪餉」。羅馬的老加圖在西班牙說過「戰爭自己養活自己」（bellum se ipsum alet，見李維《羅馬史》）。三十年戰爭中的 Wallenstein 把它制度化為「軍稅」（Kontributionen）。拿破崙把它擴大到整個占領下的歐洲。

二十世紀的總體戰並沒有拋棄它，只是讓它更精密。1940 年停戰後，德國要求法國每日支付 2,000 萬帝國馬克的占領費。經濟史學者估算，被占領的歐洲對德國戰爭經濟的貢獻達 936 億帝國馬克；若加上未付款的掠奪物與強迫勞動，增加到 1,182 億，約占德國戰爭成本的 28.6%。

殖民戰爭也是如此。1897 年英軍「懲罰性遠征」貝南王國後，部分掠走的青銅器被拍賣，用來抵付遠征開支。

9.5 機制二：通膨稅與它的拉弗曲線

若名目貨幣成長率為 $μ$ 、實質貨幣餘額為 $m = M / P$ ，鑄幣稅可以拆成：

S_{t} = \frac{Δ M _{t}}{P _{t}} = \frac{Δ M _{t}}{M _{t}} μ \cdot \frac{M _{t}}{P _{t}} m

在穩態下 $μ \approx π$ ，所以鑄幣稅就是「通膨率 × 實質貨幣餘額」，即通膨稅。問題在於，人民會因為預期通膨而拒絕持有貨幣。依 Cagan（1956）的貨幣需求設定：

m = A e^{- α π} \Rightarrow S (π) = π A e^{- α π}

\frac{d S}{d π} = A e^{- α π} (1 - α π) = 0 \Rightarrow π^{*} = \frac{1}{α}, S_{m a x} = \frac{A}{α e}

這就是通膨稅的拉弗曲線。超過 $π^{*}$ 之後，印得越多，國家能換到的實物反而越少。歷史上一再出現的「換新鈔」，本質上是想把參數 $A$ （人民對貨幣的信任）重新拉高，讓曲線重新開始。

東亞史提供了教科書級的例證：

金朝：交鈔原本有七年的流通期限，1189 年取消後便無限期流通，隨即陷入過量發行與失控通膨；1214 年因嚴重的惡性通膨開始印製面額高達 1,000 貫的鈔票，次年改發新紙幣，結果重蹈覆轍；直到 1234 年被蒙古滅亡前，朝廷不斷推出新鈔，民間卻只願意用白銀交易。從 1215 年的「貞祐寶券」到後來的「貞祐通寶」、「興定寶泉」、「元光重寶」、「天興寶會」，這一連串換鈔就是一再嘗試重設 $A$ 的過程，而且一次比一次失敗。
元朝：新的量化研究顯示，元朝初期以白銀為本位穩定了幣制，但長期的財政壓力迫使統治者放寬本位，改行不兌現紙幣；軍事壓力，尤其是內戰，引發的財政需求導致貨幣過量發行，天災與皇室賞賜則沒有這種效果。元朝先後發行中統鈔（1260–86）、至元鈔（1287–1309）、至大鈔（1310）、第二次至元鈔（1311–51）與至正鈔（1352–68）；1260–90 年與 1290–1340 年的年通膨率分別約為 4.5% 與 1.8%，到元末才急遽惡化。這一點值得注意：同一個政權，在沒有生存戰壓力時可以把紙幣管理得相當穩定。
東傳西方：1294 年，伊兒汗國仿照中國模式在大不里士發行紙幣「鈔」（čāv），拒收者處以死刑，並禁止為汗與最高貴族以外的人製作金銀器，目的似乎是把貴金屬集中到政府手裡。這可說是「法定紙幣加貴金屬管制」的第一次跨歐亞移植。
清朝咸豐年間：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咸豐三年（1853）二月先在京師推行官票，同年三月定各省捐資助餉，五月鑄造當五、當十大錢。現存的大清寶鈔上印有文字，規定這種鈔票可以代替制錢流通，並可按規定比例用於繳納地丁錢糧、各項稅課與捐項。也就是說，政府用「允許拿來繳稅」來支撐紙幣的價值。

西方的同類例子有：美國獨立戰爭的大陸幣（共發行約 2.4 億元，留下「一文不值，跟大陸幣一樣」的俗語）；法國大革命的指券；南方邦聯紙幣（戰爭期間物價上漲約 90 倍）。到二十世紀，這已經成為所有交戰國的標準做法。一戰金融史的研究指出，各交戰國的財政動員方法基本相同：政府向中央銀行借款支應急遽增加的戰費，定期把短期債務轉換成長期戰爭公債，只有一小部分靠稅收，而赤字擴大在所有國家都帶來不同程度的戰時通膨。中華民國抗戰末期也一樣：1945 年中國政府為美軍墊付的經費三個月內倍增，每月約 70 億至 80 億元法幣，而軍隊直接或間接占了九成以上的預算支出。這條路最終走到 1948 年的金圓券崩潰。

9.6 機制三：未來壟斷權的證券化

從北宋入中到明代開中。 開中法的源頭在北宋。宋朝在河北、陝西沿邊實行「入中」：商人把糧草運到邊境，換取「交引」，再到京師或江淮兌領茶、鹽、香藥。慶曆八年（1048），范祥在陝西推行「鈔鹽法」，商人在邊郡繳錢換取鹽鈔，專賣權的憑證化更加成熟。明代把這套制度推到高峰：洪武三年（1370）推行開中法，鹽商把糧米運到邊塞或指定地點，政府發給食鹽運銷權；弘治五年（1492）改成繳納鹽課領引，開中法遂廢。

制度後來分工細化：專門運糧換引的叫「邊商」，在內地收購鹽引、排隊領鹽銷售的叫「內商」；這套「邊商報中、內商守支」的制度在明初讓朝廷不必撥款、不必徵調民力，就解決了邊地軍糧。

可以用一個示意模型理解這個制度的運作與崩壞。商人願意現在承擔糧價與運費，是因為未來的鹽利折現後足以補償：

grain + transport, paid now c_{g} + c_{t} \leq \frac{( p _{s} - c _{s} ) q}{( 1 + r ) ^{T}}, T \approx \frac{N}{Q}

其中 $N$ 是已發出但尚未兌現的鹽引總量， $Q$ 是每年能實際交付的鹽量， $T$ 是「守支」要等的年數。一旦朝廷超發鹽引，或權貴「占窩」插隊， $N / Q$ 就會上升， $T$ 跟著拉長，鹽引的折現值隨之崩落。《明史‧食貨志》記載有商人從永樂年間就開始等待支鹽，「祖孫相代不得者」，正是 $T$ 失控的寫照。這與現代政府超發債券導致債券貼現率飆升是同一個機制。

弘治年間的「開中折色」改革看似提升效率，其實抽掉了開中制的地基。商人不必再運糧，直接到運司繳銀就能換鹽引，結果商屯荒廢、邊地成為廢墟，《明史》記載邊地米價漲到每石五兩銀，邊防糧倉隨之空虛。另有研究指出，鹽引隨著外國白銀的輸入，無意中形成了一個「公共資本市場」，而明代政府在處理鹽政危機時，又無意中摧毀了它。

歐洲的對應物有：威尼斯在 1262 年把強制借款合併成可轉讓的永久公債（Monte Vecchio）；熱那亞在 1407 年成立聖喬治銀行，以國家稅收作為債權人的擔保；鄂圖曼帝國在 1695 年推出終身包稅（malikane），1775 年再發行可分割轉讓的 esham 證券；法國大革命沒收教會土地，並以這些「國有財產」為擔保發行指券。

租借法案屬於同一類，但對價形式不同。1941 年 3 月 11 日簽署的《租借法案》授權總統以出售、轉讓、交換、租借等方式，把防衛物資提供給其防衛攸關美國安全的國家，不必要求現金支付；整個戰爭期間美國提供的援助約 500 億美元。至於「對價」是什麼，則留給1942 年 2 月 23 日的《英美互助協定》處理，其中第七條規定了長期的經濟目標。澳洲內閣當時的評估很直接：美方要求的對價不是現金回報，而是第七條所指向的方向，美方也承認他們意在消除帝國特惠制，雖然說這只是「目標」而非「條件」。羅斯福本人則向邱吉爾保證，他無意要求英國把帝國特惠制的原則拿來作為租借的交換條件。

換句話說，租借法案的「抵押品」不是鹽、不是稅，而是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一份期權。這也是它比開中法更抽象的地方。1940 年 9 月的「驅逐艦換基地」協議則是另一回事：美國用 50 艘舊驅逐艦換取英國屬地基地的 99 年租約，屬於更直接的資產交換。

9.7 機制四：表外金融、包稅與官商共擔

斡脫錢。 日本學者愛宕松男的經典研究指出，斡脫是一群受蒙古統治階層託付白銀、代為生息的西域商人，他們以高利放貸，把大量利潤收歸己有；十三世紀前半，斡脫錢強行引入華北，民間持有的白銀因此枯竭，而由於東西方銀價長期存在差距，這些白銀很可能流向伊斯蘭世界。斡脫錢有「羊羔兒息」之稱，因為利息像羊生羊一樣逐年翻倍。1239 年，西域商人奧都剌合蠻以二百二十萬兩的價格「撲買」華北的課稅，比原定額度多出一倍；耶律楚材力阻，最終沒有成功。這是不折不扣的國家級包稅（tax farming）。

MEFO 票據。 1934–38 年，納粹德國透過資本僅 100 萬帝國馬克的空殼公司「冶金研究公司」（Metallurgische Forschungsgesellschaft）簽發票據，再由德意志帝國銀行貼現，累計約 120 億帝國馬克的軍備融資完全不出現在國庫帳上。

日本的「預け合い」。 這是 MEFO 的東亞版本，而且更加極端。日本無法發行外債，國內公債也不夠用，在中國大陸便以與日圓脫鉤的方式籌集當地貨幣，支撐這套做法的就是「預け合い」，而它在當地造成的通膨比日本國內更劇烈。量化研究顯示，1943–45 年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共支出 1,496 億日圓，而占領地準備銀行對戰費融資的貢獻相當可觀。效果因地而異：在通膨嚴重的占領地，準備銀行券流通不佳，限制了占領軍的購買力；在通膨溫和的地區，法定貨幣流通良好，為占領軍帶來可觀的鑄幣稅，但戰後日本政府必須向這些地區的央行償還大筆債務。這正好印證 9.5 節的拉弗曲線：通膨越嚴重，能榨出的實物越少。

釐金。 太平天國戰爭期間，雷以諴於咸豐三年（1853）八月在揚州推行商業稅的變種「釐金」，各省大員隨後逐步推廣到全國；到清末，釐金已成為清政府最大的稅源之一，商業稅在財政中的比重甚至超過農業稅。釐金的意義在於它是一種表外的地方軍事財政。正如研究所示，曾國藩的湘軍是八旗、綠營以外最重要的武裝力量，但其軍費需求無法由既有的協餉制度滿足，只能靠「隔省籌餉」等超越常規制度的方式籌措。這與 Langewiesche 筆下非洲國家「國家建構依賴戰爭」的邏輯如出一轍：戰爭不只消耗財政，也重塑了財政。

9.8 機制五：清算圈與貨幣區

德國的歐洲清算體系。 Schacht 在 1934 年推出「新計畫」，與東南歐國家簽訂雙邊清算協定，用帳面的馬克債權換取農產品與原料。戰爭爆發後，德意志帝國銀行從 1940 年起建立國際清算體系，最多涵蓋約 30 個國家，各國的國際支付都要經過帝國銀行機構，而德國的未付款項就在這個體系中不斷累積。被占領國實際上是在為自己被剝削的過程融資。

盟國陣營也有清算帳戶。 英國以英鎊記帳，向印度、埃及等地採購戰時物資與服務。到 1945 年，印度累積的英鎊結存約達 13 億英鎊。差別在於，這筆債戰後確實逐步償還了，而且成為印度獨立後的外匯基礎。

宋、遼、夏三角。 澶淵之盟（1005）約定宋每年給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雙方並准許貿易。1042 年再各增十萬。不少論者認為，宋朝透過貿易最終把這些錢收了回來，因為遼國民間與朝廷都使用宋錢；若以宋朝歲入的規模衡量，歲幣只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遠低於戰爭的開銷。宋方在榷場以茶、絲織品、香藥換取遼的馬匹與牲畜，同時嚴禁銅錢、硫磺、焰硝等戰略物資出境。

西夏方面，宋廷多次以禁止青白鹽入境作為經濟制裁。慶曆和議（1044）時，宋方每年「歲賜」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三萬斤，但始終不讓西夏青鹽大量進入宋境。這一套「歲幣、榷場、物資禁運」的組合，在結構上就是一個以宋為核心的清算與貨幣區：誰的貨幣成為對方的計價單位，誰就掌握了戰略主動權。

9.9 機制六：身分、特權與政治權利的金融化

當貨幣與信用都已透支，國家能拿出來交換的，就只剩下身分。

地區	機制	觸發的戰爭
宋	出售度牒（僧尼出家許可證），度牒甚至在市面上如有價證券般流通	北宋神宗以後的軍費與財政危機；南宋抗金
金	猛安謀克：1114 年定三百戶為一謀克、十謀克為一猛安；入主華北後遷戶屯田、授予官田，以土地換取世代兵役	滅遼、攻宋
明	景泰元年（1450）開「納粟入監」，捐糧可取得國子監生資格	土木堡之變（1449）後的京師保衛戰
明末	遼餉（1618）、剿餉（1637）、練餉（1639）三餉加派，合計每年一千六百多萬至兩千萬兩	對後金與流寇的雙線戰爭
清	康熙十三年（1674）為平三藩之亂大開捐納；咸豐年間「捐輸」制度化	三藩之亂、太平天國
法國	賣官制度；1604 年的 paulette 讓官職成為可世襲的資產，持有人每年繳費	宗教戰爭至路易十四的戰爭
鄂圖曼	timar：以土地稅收權換取騎兵服役	擴張戰爭
布尼奧羅	常備軍士兵授田，團長兼任地方首長	十九世紀後半的國家建構戰爭
英國	凱因斯《如何支付戰爭費用》（1940）提出強制儲蓄與延期支付，1941 年預算以「戰後抵免」（post-war credits）形式實施	二戰
英美	1918 年《人民代表法》大幅擴大選舉權；1942 年貝佛里奇報告為福利國家奠基；1944 年《軍人權利法案》	兩次世界大戰

最後一欄特別值得注意。二十世紀的民主國家同樣把「政治權利」當作總體戰的對價，只是名稱換成了「社會契約」。這正是利害關係人假說的邏輯閉環：戰爭把全民變成利害關係人，戰後國家就必須以全民的政治與社會權利作為清償。Scheve 與 Stasavage 的「財富徵兵」研究從稅制的角度證實了同一件事。

9.10 從案例中浮現的四條規律

工具的選擇取決於國家能力。流動的軍事政權（Mirambo、早期蒙古）靠掠奪；官僚化的農業帝國（宋、明、清）靠紙幣與專賣權證券化；商業城邦與議會國家（威尼斯、熱那亞、英國）靠有擔保的公債；工業國家則同時動用以上所有工具，再加上中央銀行與跨國清算。
所有汲取工具都有拉弗極限。通膨稅有 $π^{*}$ ，鹽引有 $T = N / Q$ ，清算債務有戰後的償付能力。超過極限，工具就會反噬發行者。
生存壓力越大，抵押品就越接近「人」本身。順序大致是：從未來稅收，到專賣權，到官爵與土地，最後到公民權。
戰後清算決定政權的存續。金朝隨著貞祐寶券一起崩潰，元末至正鈔與紅巾軍並起，金圓券加速了國民政府的潰敗。相反地，英美把戰爭債務轉換成選舉權與福利國家，政權的正當性反而增強。

十、點評：這篇論文的學術價值，站得住嗎？

宣稱的價值	支撐	疑點	檢驗結果
① 打破歐洲中心，把非洲軍事史納入總體戰的系譜	大量引用 Reid、Lamphear、Stapleton 等非洲軍事史研究	主要史料仍是歐洲軍官的文本加上英、德文的二手研究；非洲在地與口述史料只有零星使用（例如 Mirambo 依據 Kabeya 的口述研究）	大致站得住。但這是綜述型的貢獻，不是新史料的貢獻
② 在連續論與斷裂論之外提出第三條路：結構親緣	能解釋為什麼沒參與大屠殺的國家也放棄了圍籬，這是連續論的盲點	「人民戰爭」的概念被拉得很寬（見下文）；也可能淡化種族意識形態的獨立作用	部分站得住。作為啟發性命題很有力，作為因果解釋則證據不足
③ 1815–1914 年的「受限戰爭」是歐洲的特殊道路	大國之間的戰爭確實大多短促、以決戰收場	巴爾幹（作者自己承認）、巴黎公社、普法戰爭後期的游擊、波蘭起義、高加索戰爭，都顯示圍籬只在特定範圍內有效	需要加上限定：應明確限定為「西歐與中歐的大國之間」
④ 概念史的洞見：「懲罰性遠征」與「殲滅」的語義	原創而且有說服力	作者自承「殲滅」的語義史幾乎沒人研究，本文只是提出問題	站得住，但它是研究議程，不是研究結論
⑤ 坦承缺口：殖民地類型	學術誠實	這個缺口恰好可能是削弱論點的關鍵變數。赫雷羅與納馬種族滅絕發生在移墾型殖民地，土地爭奪的邏輯不同於統治型殖民地	誠實可嘉，但也暴露了論證的邊界

以下針對三個主要疑點做進一步檢驗。

疑點一：「人民戰爭」被拉得太寬了嗎？ 1800 年前後歐洲語境中的 Volkskrieg，包含民族認同、意識形態動員，以及國家主導的大規模徵兵。作者自己的非洲例子卻相當多元：Mirambo 的主力是約 7,000 名傭兵；Lamphear 明確把圖爾卡納人的持續劫掠與歐洲的總體戰概念區分開來；Reid 也強調掠奪戰只是「常見形式之一」。如果「全社會捲入」就等於「人民戰爭」，而「人民戰爭」又必然導致「不受限」，論證就有循環的危險。比較穩妥的說法是：非洲戰爭與歐洲人民戰爭共享「動員基礎全社會化」這一個結構特徵，而不是在每個面向上都同型。

疑點二：種族主義真的只是「辯護」嗎？ 作者斷言種族主義無法解釋殖民戰爭的性質，只是當時的辯護理由。這個判斷有一定的支持。一項比較英美殖民戰爭的歐盟研究計畫發現，其研究結果直接挑戰了殖民戰爭或「野蠻戰爭」中存在不同國家軍事文化或學說的看法。這與作者的跨國結構論一致。達姆彈爭議中「英國其實打算對所有敵人使用」的論點，也支持種族主義只是修辭。不過，波耳戰爭中黑人與白人集中營的待遇差異與輿論反差，以及以 Kim Wagner 為代表的「殖民差異法則」（rule of colonial difference）研究，都顯示種族階序確實調節了暴力的強度與可見度。種族因素不是唯一的原因，但也不只是事後的說法。

疑點三：「特殊道路」的框架是否過於宏大？ 作者 2019 年的母體專書在德國學界引發相當討論。政治學家 Herfried Münkler 雖然認為這本書很有啟發性，但覺得作者把戰爭描述成啟動革命的「生產力」這一點有爭議；另一方面，作者不採納近年關於戰爭「形態轉變」的理論，而著眼於長期發展，這一點則頗合 Münkler 的意。這篇論文延續了同樣的長時段視角，因此也繼承了同樣的優點與風險：解釋力強，但容易把差異抹平。

總評：這篇論文最大的價值不在於提出新史料，而在於換了一個參照系。它讓讀者不能再把歐洲十九世紀的戰爭規範視為理所當然，也不能再把殖民暴力簡化為「歐洲的毒素輸出」。作為一篇 27 頁的論文，它成功開啟了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只是它對「人民戰爭」概念的使用，需要更細緻的類型學來支撐。本文第九節嘗試補上的資源汲取與金融面向，或許正是讓這個類型學更具體的一條路：判斷一場戰爭是不是「人民戰爭」，不只看誰拿起武器，也要看誰的錢包、誰的身分、誰的未來被抵押給了戰爭。

十一、結語

Langewiesche 引用的那句 1846 年《倫敦新聞畫報》社論寫道：「殖民帝國從來不曾處於和平。」十九世紀的歐洲人以為，自己在本土維持的戰爭圍籬是文明的證明，而殖民地的無圍籬戰爭是「野蠻人」逼出來的例外。一百年後回頭看，事情正好相反：圍籬才是例外，人民戰爭的邏輯才是常態。

如果把視野從暴力延伸到金融，這個結論會更清楚。從宋金的紙鈔、明代的鹽引、蒙古的斡脫錢，到威瑪的馬克、德國的清算帳戶、日本的「預け合い」和英美的福利國家，所有國家在面對「全民的戰爭」時，都在同一條預算恆等式上尋找出路。差別只在於，它們最後把什麼東西抵押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