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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ology, plague, and prognostic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 forgotten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鄭仕群 — Thu, 10 Sep 2026 15:10:18 +0000

Michelle Pfeffer (University of Oxford)
Past & Present, Volume 263, Issue 1, May 2024, Pages 81–124, https://doi.org/10.1093/pastj/gtac044

一、這篇論文在做什麼

這份期刊是英語世界最具聲望的綜合性史學期刊之一，而且這篇文章的 Altmetric 分數位居所有研究產出的前 5%，後續作者也上了「Infectious Historians」播客談這項研究，並於 2023 年在牛津 Magdalen 學院策劃了一場名為「Plague!」的展覽。換句話說，這不是一篇冷門的技術性論文，而是刻意面向廣大讀者的一次「翻案」。

開場故事：1663 年 10 月，倫敦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占星家 Richard Edlyn 在新出版的天文表中發現，土星與木星即將在射手座（火象三宮）合相，火星又在上升的獅子座，水星落在天蠍座。依他所學，這種配置預示重大災禍；因為天文表是以倫敦子午線計算的，受害者就是倫敦人。他於 1664 年出版《Prae-Nuncius Sydereus》（書名戲仿伽利略的《星際信使》），警告倫敦「在 1665 年結束前將有一場極大的瘟疫」——甚至在附註裡預言火災會延燒到 1666 年底。1665 年大瘟疫與 1666 年倫敦大火隨後發生，Edlyn 一夕成名。

作者拿這個故事開場，不是要說占星「準」，而是要指出一件史家長期忽略的事：Edlyn 預測的對象不是某個客戶的命運，而是「倫敦人這個整體」的健康。這正是全文的核心命題——用她自己的話說，「在流行病學家之前，先有占星家」。

她要挑戰的三個學界常識：

前現代醫學只關心個別病人，從不看群體（流行病學史家 Alfredo Morabia 的立場）。
公共衛生是現代國家的產物。Brockington 1956 年的經典公衛史把古代到十八世紀稱為「荒野」；2008 年的《Public Health: The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從希波克拉底直接跳到 1662 年的 Graunt，中間兩千年是空白。
人口學史家 Philip Kreager 認為，早期近代的「人口」思維並不標準化人群、也不假裝平等對待所有人。

二、論證怎麼走：四節導讀

第一節：占星醫學的理論，與年鑑這個媒介

作者先提醒讀者：占星在當時不是「魔法」，而是與數學、醫學並列的大學課程。托勒密《四書》區分兩種預測：針對個人的，以及針對「種族、城市、國家」的。有趣的是，後者（所謂「一般占星」）反而較少爭議，因為它不涉及個人自由意志的問題；培根本人就認為預測旱災、饑荒、疫病是占星可以合法做的事。

核心技術是「年運盤」（revolution horoscope）：太陽進入白羊座那一刻（春分）的天象圖，再考慮年主星、合相、日月食與彗星。每顆行星、每個星座、每個宮位都對應特定疾病，例如 1452 年 Richard Trewythian 看到土星落在第六宮（健康宮），就預測該年多冷、乾性疾病：瘋狂、癲癇、痲瘋。

傳播的載體是年鑑（almanac）。這裡有個關鍵數字：1660 年代英格蘭年鑑年銷 35 至 40 萬冊，超過所有其他書籍——這是最早的大眾媒體之一。年鑑裡除了曆法，還有「Zodiac Man」圖像（各星座主管的身體部位）、蓋倫式的六非自然（飲食、運動、睡眠、排泄、空氣、情緒）養生指南，以及本文關注的重點：對本地社群來年健康狀況與疫情風險的預報。

作者引了一連串例子：1545 年 Brothyel 預測火星與土星位置會帶來「燒熱病」；1655 年 Andrews 預言「猛烈的瘟疫性疾病」將奪走數千人；但 1647 年 Lilly 也會說該年「沒有瘟疫或普遍疫病」——占星家不是只會唱衰。預報之外還有對策：祈禱、調整養生、預先備藥（Culpeper 1653 年提醒讀者趁早買好 Amara dulcis，「需要時未必買得到」），以及——不無利益考量地——建議讀者去找專家，例如去 Gadbury 位於 Westminster 的診間，或買他的「萬能丸」。作者也坦承，讀者實際怎麼反應，證據極少；能看到的是 1652 年「黑色星期一」日食預言引發倫敦人罷工、富人出城，還有大量批註在年鑑上的私人健康日記與寄給占星家的信件。

第二節：占星家心中的「人口」

這一節是全文概念上最有野心的部分。作者先承認一個看似不利的事實：年鑑的建議全部針對個人，而不是政府。她給了兩個解釋：一是許多占星家（Forman、Gadbury）明確反對隔離與逃離城市，認為那只會製造恐懼、擾亂體液，甚至是「妄圖躲避天意」；二是印刷把一般占星從宮廷帶到街頭，受眾變了，建議的形式自然也變。

但她接著翻轉：Culpeper 說自己預報疾病是「為了公眾之善」（for the publique good）。個人層次的建議，其目標是集體的健康——這與任何公衛計畫都需要個人配合並無二致。更重要的是，占星家操作了一套「人口」的分類：他們把城市居民按年齡、性別、氣質、職業、宗教分群做預測（1652 年 Culpeper 說疫病將特別襲擊「神職與律師」）；但一般占星也能「壓平」階層——William Ramesey 說，地上的權貴再驕傲，也「不過是人」，同樣逃不過天象。阿布·馬謝爾的《Flores》早就區分：富人（dives）與庶民（vulgus）命運不同，但瘟疫、饑荒、地震這類集體事件作用於「所有居住其中的人」（homo）。

於是作者提出她的定位：占星家的人口觀，介於中世紀「有等級的身體政治」與 Kreager 所謂現代「任何被枚舉的居民聚合體」之間，是一個「中間物」。她進一步指出，政治算術的奠基者 William Petty 在 1648 年設想的學院裡就要聘一位占星家來「計算疾病的事件」，1674 年在皇家學會、1680 年代的手稿中仍念念不忘用天象「計算瘟疫的效應」。

第三節：占星家的經驗研究——全文最精彩的部分

作者強調，對多數占星家而言天象不是「徵兆」而是「原因」：天象腐敗空氣，空氣腐敗身體（「influenza」一詞正源於「星辰的影響」）。既然是原因，就可以用歷史來驗證。她梳理了一條「歷史比對法」的傳統：德國的 Origanus 統計法蘭克福約每十年一疫（1506 土星在獅子、1516 射手、1526 白羊——全是火象）；Peucer 發現威登堡的瘟疫多在土星落獅子或水瓶時；英格蘭的 Camden 說土星入摩羯則倫敦有疫；Wharton 用黑死病、1593、1603、1625 四次疫情論證土星在火象星座致疫，並比 Edlyn 更早預測了 1665。Edlyn 自己也說，可靠理論要「比較昔日的歷史」與天象。作者指出這正是培根為改革占星開出的處方——英格蘭的占星改革者自視為培根派。

1660 年代加入了新材料：死亡率數字。倫敦的《死亡週報》（Bills of Mortality）自十七世紀初定期印行，1662 年 Graunt 據此寫出開創性的《自然與政治觀察》，1676 年前出了五版。就在這股熱潮中，Gadbury 於大瘟疫進行中寫了《London's Deliverance Predicted》（1665）。他列出 1593、1603、1625、1636 四次疫情的每週瘟疫死亡表（作者在註釋指出數字其實抄自一本匿名小冊），然後逐月對照行星相位（合、六分、刑、三分、衝）：1593 年六月土星衝上升點時死亡開始上升，七月火星刑月亮時惡化，九月金星三分日月時「不再那麼暴虐」，十到十二月「逐漸消失」。歸納結論是：火星啟動瘟疫、土星維持它、金星與木星減緩它。作者直言「這當然是相關與因果的混淆」，但也指出 Gadbury 因此有了可以拿來「模擬」疫情起伏的模式。他把模式套到 1665 年：預測八月會有緩解、九月中最危險、十一、十二月「非常和善」。事後對照：九月高峰與年底急降命中（作者提醒這本來就是常見模式），八月的緩解則沒有發生。

作者還舉了 John Goad 用死亡週報研究自殺率與精神疾病與土木相位的關係，並對照同時代其他人的嘗試（Flower 對比天氣、Locke 未完成的氣候研究、John Bell 用《舊約》模式解釋瘟疫），指出沒有一個像 Gadbury 那樣系統。

接受史是這節的關鍵轉折。1665 年 9 月 Oldenburg 寫信要 Boyle 看看 Gadbury 的書，承認裡面有些自然觀察「值回票價」，但嘲笑他對行星相位的依賴是「斜眼瞪視」。之後皇家學會轉而推崇 Breslau 的牧師 Neumann——他用同樣的方法（比對出生死亡登記與天象）卻得出月相對死亡率沒有影響，並為 Halley 1690 年代的生命表鋪路。作者的警句是：占星家用來精進預報的技術，反過來否定了占星預報的可能性。她的結論是，占星式群體健康研究不是被科學「擊敗」，而是被邊緣化、遺忘——而「皇家學會的偏見成了現代史家的偏見」。她甚至說，如果 Gadbury 當年選擇的相關變項是「冬天的來去」而非行星相位，他可能會被寫進流行病學史。

第四節：結論——占星家該進公衛史嗎？

作者把自己放進一個正在興起的修正主義潮流：Geltner、Rawcliffe、Coomans 等人已證明中世紀城市有大量「由下而上」的公衛實踐，主張把公衛定義從十九世紀的衛生工程與現代流行病學擴大。她援引 WHO 對公共衛生的定義——促進、保護、恢復「人口」的健康——主張以此標準，占星家的預測與監測活動應被納入。她的收尾很有態度：認真對待過去的公衛，就必須接納「徹底無法辨識」的形式，而不只是我們認得出來的那些。

三、作者立論的特色

1. 功能取向而非真偽取向。 作者從不問「占星準不準」，而是問「占星在當時的社會裡做了什麼工作」。這是科學史上處理「失敗知識」的成熟做法，但她把它推得更遠：即使方法錯誤，占星家所回答的問題（哪裡、何時、誰會生病、該怎麼辦）與今天流行病學所回答的問題同構。

2. 把「預測」本身當作公衛實踐。 既有的前現代公衛史多談衛生措施（清潔街道、隔離、醫院）；作者把「預報＋公眾指引」這種現代公衛（疫情簡報、流感季預測）習以為常的活動，追溯到年鑑。她的「WHO 新聞稿」類比就是為此而設。

3. 用「人口」概念史作為理論槓桿。 她不只說「占星家關心群體」，而是進一步論證他們的分類方式（分群 vs 壓平）如何介於中世紀與現代之間，並直接與 Kreager、以及暗中與傅柯的「生命政治」對話——後者把人口健康與國家治理綁在一起，她則提供一個非國家的反例。

4. 檔案深度。 Edlyn 的星盤、Gadbury 的表格、Goad 與 Ashmole 的通信、Petty 的手稿、Oldenburg 的信——這些是第一手材料的細讀，而不是二手綜述。她甚至指出 Gadbury 的死亡數字有抄襲來源，這種細節顯示對材料的掌握。

5. 持續拆解「科學革命打敗占星」的敘事。 這與她同年和 Jan Machielsen 合寫的〈A Work Out of Time: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at Fifty〉（Past & Present 261, 2023）一脈相承：Keith Thomas 的「魔法衰退」框架已用了五十年，該重新檢視。本文是這個計畫在醫學史上的一個案例。

6. 修辭上的分寸感。 她多次主動設限：讀者反應證據薄弱、Gadbury 混淆相關與因果、九月高峰本來就常見、皇家學會沒有「擊敗」占星。這種自我設限讓她的強主張更可信。

7. 當代語境。 論文的先期版本在疫情期間於昆士蘭與牛津發表，正式上線於 2023 年初；「WHO 新聞稿」的類比、對預報與個人行為指引的關注，很難不讀成 COVID-19 經驗的折射。作者沒有明說，這是我的推測，但它解釋了為什麼這篇文章的公共反響遠超一般史學論文。

四、作者沒提、但值得對照的材料

作者自己承認研究「以英格蘭為中心」，並預期這是泛歐現象。我認為更有意思的對照在歐洲之外，以及在現代。

1. 中國的運氣學說與吳有性——一個幾乎同步的平行案例

中醫的「五運六氣」（運氣學說）出自《素問》七篇大論，用天干地支推算每年的歲運與司天、在泉之氣，預測該年氣候偏向與易發疾病，《素問遺篇》更有「三年化疫」的疫病預測論述。宋代官方極為重視，《聖濟總錄》卷首即列運氣，醫學考試也考它。這與 Pfeffer 描述的年運盤有驚人的結構相似：都是年度、區域層次的預報；都以「氣／空氣」作為天與身體之間的中介（相當於歐洲的瘴氣論）；都附帶順時養生的個人建議；而且都活到今天——近年就有不少研究用五運六氣與氣象因素預測新冠肺炎的發生發展，其特點、優勢與局限性引起關注，台灣的中醫師也仍在新年時解析當年的五運六氣，主張每年的流行病是可以預測的，並把數千年的文獻病案視為中醫流行病學的大型資料庫。

更精彩的是時間點。明末崇禎辛巳（1641）年南北直隸、山東、浙江大疫，醫者以傷寒法治之無效，吳有性推究病源，著《瘟疫論》；他提出「異氣致病」說，認為瘟疫並非風、寒、暑、濕所致，而是由一種不可見的「異氣」（又稱癘氣、戾氣、雜氣）由口鼻侵入。這意味著 1642 年的江南與 1690 年代的皇家學會，幾乎同時出現「疫病有其獨立病因、不能從天象與氣運推得」的主張。兩邊的差異也很有啟發性：中國的運氣預報嵌在國家醫政體系裡，與 Pfeffer 強調的「非國家行動者、由下而上」恰成對比；而中國沒有《死亡週報》這種每週量化資料，因此不可能出現 Gadbury 式的相關分析。這反過來提醒我們：英格蘭案例的特殊性，可能不在占星本身，而在資料。

2. 伊斯蘭世界的另一條線

Pfeffer 提到 1348 年巴黎醫學院把黑死病歸因於土星、火星、木星合相，也指出阿布·馬謝爾等阿拉伯占星家是歐洲理論的來源。但同一場黑死病中，格拉納達的 Ibn al-Khaṭīb 已根據經驗主張傳染說。這顯示「天象 vs. 傳染」的爭論並非十七世紀才出現，而是每次大疫都會重演的老問題；占星解釋的長壽不在於沒有對手，而在於它同時滿足了解釋、預測與慰藉三種需求。

3. 現代重演：太陽黑子與流感、Google Flu Trends

Gadbury 的問題在二十世紀原封不動地重演了一次。自 Hope-Simpson（1978）與 Hoyle 和 Wickramasinghe（1990）首次提出以來，就一直有關於太陽週期與大流行關係的研究，後者甚至在《英國皇家醫學會期刊》發表題為〈流感——反對傳染的證據〉的討論論文。論者指出，1700 年以來 8 次流感大流行中有 6 次發生在太陽黑子極大或極小值一年內，這看起來比例很高；但過去 264 年有 56 個極值點，落在極值附近的年份占了 168 年，純粹隨機也有 0.64 的機率命中。這正是 Edlyn 與 Gadbury 從未面對的基率問題：土木合相每二十年一次，倫敦大疫每十到三十年一次，兩者「同時發生」本來就不難。Pfeffer 說 Gadbury 混淆了相關與因果，但更根本的是他缺乏「隨機的話會怎樣」這個反事實工具——而這個工具（機率論）恰好也在 1660 年代萌芽（Pascal、Huygens），只是還沒進入占星家的工具箱。

更近的例子是 Google Flu Trends（2008–2015）：用搜尋量與流感就診率的相關性做預報，起初準確，後來系統性高估，2014 年 Science 上的檢討稱之為「大數據的傲慢」。這幾乎是 Gadbury 的翻版——在沒有機制理解的情況下擬合歷史相關性，然後外推。差別只在於現代人有工具可以發現自己錯了。

4. 從 Bills 到 Farr：被剪掉的枝條

Pfeffer 的統計譜系停在 Halley。若再往下走，十九世紀 William Farr 在英國戶籍總署做的就是 Gadbury 想做的事：從死亡登記中找出流行病起伏的規律（所謂「Farr 定律」的鐘形曲線），並用它預測疫情何時消退。差別在於 Farr 找的是疫情自身的內在動態，而不是外部的天象。這讓作者「若 Gadbury 選擇冬天作為相關變項就會被記住」的反事實變得更具體：真正讓分析活下來的，是變項的選擇，不是方法。

5. 跨文化預測研究的現成平台

作者引用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vination and Prognostication 源自德國埃爾朗根的「命運、自由與預測」研究群，該計畫十多年來系統比較歐洲與東亞的預測文化。這表示本文的英格蘭個案已經有一個現成的比較框架可以嫁接——尤其是中國運氣學說與歐洲年運盤的平行，值得有人正式寫出來。

五、學術價值與意義

對公衛史：這是把「預測」納入前現代公衛的第一篇系統論述。Geltner 等人擴大了公衛的定義，但主要談的是衛生措施；Pfeffer 補上了「監測與預報」這塊，並提供一個非國家、由市場驅動的案例，直接挑戰傅柯式的國家中心敘事。

對占星史／科學史：Thomas、Capp、Curry、Curth 已經研究過年鑑與占星醫學，但焦點在個人醫療或政治宣傳；本文把焦點轉到群體，並把 Gadbury 的著作從一則 1998 年的統計史短註（Bellhouse）提升為完整個案，讓「占星改革者作為 Graunt 的第一批使用者」這個觀察站穩。

對人口概念史：她給 Kreager 的敘事加了一個中間環節，並提出「標準化」可能早於「枚舉」發生——這是可以繼續辯論的命題。

對方法論：她示範了如何處理「失敗的科學」而不落入輝格史觀，也不落入相對主義：明確指出占星的推論錯在哪裡，同時說明它為何在當時看來合理、且產生了什麼實際效果。

六、這些價值站得住嗎？逐項檢驗

1. 「被遺忘的一章」真的被遺忘了嗎？ 部分成立。Bellhouse 1998 已注意到 Gadbury，Capp 與 Curth 已研究年鑑的醫療內容，Curry 也談過占星改革。「遺忘」有標題修辭的成分。但「群體層次的疾病預報」作為主題確實沒有人系統處理過，這個框架是新的。

2. 「公共衛生」的定義是否被拉得太寬？ 這是最大的爭點。作者用 WHO 的目標式定義（促進、保護、恢復人口健康），這種定義只問目的、不問手段，依此則佈道、祈禱也算公衛——作者確實接受 Horden 把宗教納入公衛史的主張。反方（Morabia）會說，流行病學的核心不是「關心群體」，而是可檢驗的群體比較方法；占星家做了比較，但沒有檢驗。作者自己的證據（Gadbury 混淆相關因果、Neumann 用同法否定占星）其實支持反方的定義。我的判斷是：「占星家屬於公衛史」作為實踐史與觀念史的主張成立；但摘要中「曾是一種有前景的方法論」（a promising methodology）較弱——它的「前景」只存在於當時人的期待中，而作者自己已證明這期待在 1690 年代就被同一套方法收回了。

3. 「人口」論證的強度。 「壓平階層」的證據是幾段引文（Ramesey、《London Almanack》「全體居民」），而且這種壓平來自理論需要（全城受同一天象影響），不等於有意識的統計標準化。Kreager 說的「標準化」指的是可枚舉的聚合體，占星的「同質居民」並非枚舉。作者說 Kreager 的說法「需要重新思考」，力道稍過；但「中間物」的描述本身是合理且有用的。

4. 讀者接受史的空洞。 作者坦承這點。年鑑銷量證明的是市場，不是依從。1652 年黑色星期一是特殊事件，不能推及年度預報。這是史料限制，不是論證缺陷，但它讓「占星預報實際改變了群體行為」這一層始終停在「presumably」。

5. Edlyn「正確預測」的框架效應。 開場故事有倖存者偏誤的風險：同時代還有多少預言沒中？作者其實有回應（預測失準不影響銷售；Wharton 更早預測），但沒有量化基率——如前所述，合相與大疫的週期使得「命中」並不罕見，而且 1665 年時倫敦已 29 年沒有大疫，「該來了」的直覺不需要占星。好在她的核心論證不依賴 Edlyn 是否準確。

6. 反事實的推測性。 「若 Gadbury 選冬天就會被記住」無法檢驗，但作為對史學偏見的提醒是有效的修辭，而非論證。

7. 範圍與比較。 英格蘭中心是自承的限制。我上面補的中國案例顯示，這個題目的真正潛力在跨文化比較——而比較會凸顯：英格蘭案例的獨特性來自《死亡週報》這種量化資料的可得性，而不是占星本身。這其實會加強作者關於「數學與醫學交會」的論點，但也會削弱「占星家是流行病學先驅」的普遍性主張——沒有資料的地方，占星家只能停留在預報，走不到分析。

8. 小瑕疵。 圖版說明有兩處年代錯誤：圖 1 把 Edlyn 的書標為 1644 年（應為 1664），圖 3 把 Gadbury 的書標為 1655 年（應為 1665）。正文無誤，屬編校疏漏，不影響論證。

總評：核心主張——早期近代占星家在群體層次工作、其預報與分析活動應被公衛史看見——站得住，而且有扎實的第一手材料支撐，Gadbury 個案尤其有貢獻。較強的措辭（「被遺忘」、「有前景的方法論」、「Kreager 需重估」）需要打折。它最持久的價值可能不是結論，而是提供了一個「預測作為公衛」的分析框架，讓後人可以拿去做兩件事：跨文化比較（中國、伊斯蘭世界），以及用現代統計重新檢驗 Gadbury 的表——看看在他的資料裡，行星相位到底解釋了多少變異。我猜答案接近零，但那正是這篇論文邀請我們去確認的事。

Canoes in the Early English Caribbean: The Role of an Indigenous Technology in Making Mercantilism Work

鄭仕群 — Thu, 10 Sep 2026 11:14:07 +0000

Nuala Zahedieh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ast & Present, Volume 271, Issue 1, May 2026, Pages 52–92, https://doi.org/10.1093/pastj/gtaf021
Published: 11 August 2025

一、這篇論文在講什麼：一句話版本

Nuala Zahedieh 的核心主張是：十七世紀英國在加勒比海的糖業殖民地之所以能運作，靠的不是「母國供應一切」的重商主義封閉體系，而是一種原住民技術——獨木舟（canoe）——讓殖民者得以進入帝國邊界之外的廣大「公地」（commons）取得糧食、木材與防衛能力。換言之，英國商業資本主義的興起，欠了原住民知識一筆長期被忽略的債。

二、作者介入的三條史學辯論

要理解這篇論文的分量，得先知道它同時對三個學術戰場發言：

1. 「威廉斯命題」與資本主義史
1944 年 Eric Williams 在《資本主義與奴隸制》中主張，加勒比奴隸制經濟為英國工業革命提供資本。此說沉寂多年後，在「新資本主義史」（Beckert、Baptist 等）帶動下復興。Zahedieh 站在復興派這邊，但她指出一個盲點：大家都在談種植園經濟的「後果」，卻很少解釋歐洲人「如何」在陌生環境中建立起支撐這套制度的基礎設施。

2. 重商主義神話與「大西洋公地」
傳統敘事把英屬糖島描繪成純粹單一作物專業區，寸土不留給糧食生產，一切必需品仰賴英格蘭與北美殖民地供應，形成一個封閉自足的「航海法體系」。Zahedieh 認為這是重商主義者為正當化貿易管制而編造的迷思。她援引 Michael Jarvis 與 Mary Draper 提出的「大西洋公地」概念：西班牙名義上壟斷加勒比海，實際上無力管控，留下數千座無主島嶼、綿長海岸與大片淺海，成為各方自由取用的資源庫。Jarvis 的百慕達研究就展示了小型家族帆船上的白人與被奴役水手如何往返各港口、耙鹽、伐木、打撈沉船、捕鯨、擄獲戰利品與走私，活動範圍橫跨英國的北美與加勒比殖民地。

3. 原住民知識與帝國科學史
研究伊比利美洲的科學史家（Cañizares-Esguerra、Barrera-Osorio、Marcy Norton 等）早已論證歐洲帝國在作物、醫藥、採礦、製圖上大量挪用非歐洲知識。但這些成果沒有被整合進「英國大西洋經濟崛起」的主流敘事。獨木舟正是一個未被開發的個案。

三、論證結構：五個步驟

第 I 節：用卡路里拆穿重商主義神話

這是全文最「經濟史」的部分。作者的策略是量化：

到十八世紀初，英國正式宣稱主權的加勒比島嶼只有六座，總面積 4,836 平方英里（比約克郡還小），人口約 17.8 萬。
從英格蘭運貨到加勒比通常要加價 100%，倫敦 2 便士一磅的牛肉到島上賣 4 便士。長途補給既昂貴又損耗嚴重（氣候、包裝、蟲鼠）。
關鍵數據：根據 Richard Bean、Ryan McGuinness 與作者自己整理的海軍官員申報紀錄（Naval Officers' Returns），1680–1698 年間從英格蘭、愛爾蘭與北美輸入巴貝多的食物（不含酒類）約合每人每日 412–478 大卡；牙買加 1685–92 年平均僅 264 大卡，約為最低需求的一成。而從事重體力勞動者每日至少需要 2,500 大卡。

結論很直接：糖島的糧食、燃料等必需品絕大部分來自區域內部，而非跨洋輸入。但這些區域貿易多半免稅、無紀錄，無法精確量化——這一點後面檢驗時會再回來談。

第 II 節：歐洲人在「廚房裡挨餓」

作者接著鋪陳加勒比的地理：面積 106 萬平方英里（比地中海還大），七千座島嶼只佔 8% 面積，半數不足一平方英里，天然良港極少，處處淺灘、珊瑚礁、紅樹林。海洋資源極豐（逾 1,500 種魚、六種海龜、海牛），但水深往往只有幾吋。

然後是一連串歐洲人的狼狽紀錄：1677 年 Dampier 的船員眼看滿地獵物與海龜卻「不知如何捕捉」；1678 年法國 d'Estrées 艦隊船難後，倖存者在無人島上「像染病的羊一樣死去」；1655 年克倫威爾遠征軍的士兵抱怨這裡可以「在廚房裡餓死」。對比之下，同一場船難中熟悉加勒比公地的私掠者卻能自給自足三週、「過得快活」。

差別在哪？在於是否習得原住民的技能。作者仔細區分了兩類原住民：拒絕與白人往來的「野蠻印第安人」，以及主動與帝國經濟交易的群體——尼加拉瓜海岸的米斯基托人（Miskitu）、小安地列斯的加利納哥人（Kalinago）等。後者以嚮導、領航員、叉魚手的身分領取工資，換取鐵器等貨物。1713 年 Uring 記載，牙買加的單桅帆船幾乎沒有不帶一名米斯基托人出海的。

作者也用遺產清冊反駁「英國人大量奴役印第安人」的印象：1674–75 年牙買加 221 份清冊中只有 12 份登錄印第安勞工；1686–94 年 402 份清冊中不到 6% 含少數被奴役印第安人（共 38 人），而近 80% 持有非洲奴隸。總督 Modyford 甚至明言不許在島上販賣印第安奴隸，因為與達連地區原住民的貿易太有價值。

第 III 節：獨木舟為什麼適合加勒比

這是全文的技術核心，作者列出五項優勢：

造價低廉：1680 年代牙買加一艘 40 英尺新造皮拉瓜（periagua，加裝側板的大型獨木舟）售價 30–40 英鎊，同尺寸單桅帆船要 200 英鎊以上；二手獨木舟在遺產清冊中估值 2–16 英鎊，平均 6 鎊 18 先令。歐式船需要鋸板、鐵釘、帆布、繩索，全靠進口；獨木舟完全就地取材。1640 年代 Jackson 的 200 人花五個月修三艘小船，1683 年 500 名私掠者卻一個月就從零造出 30 艘獨木舟。
吃水極淺：米斯基托小舟吃水僅四吋，可進入淺灘與河口捕海牛、捉海龜；1687 年 Phips 打撈西班牙沉船（價值 25 萬英鎊）就是靠獨木舟接近礁區。
逆風速度：東北信風全年吹拂，帆船西行順利、東返極其艱難——巴貝多到牙買加兩週，回程可能要十四週。獨木舟靠划槳，du Tertre 稱逆風六小時可行 22–25 英里，作者說近年考古實驗證實了這一點。Esquemeling 稱之為「海神的驛馬」。
靜音與隱蔽：划槳不碰船舷、船身低矮，適合獵聽覺敏銳的海牛，也適合私掠者夜襲。1668 年 Henry Morgan 偷了 23 艘古巴漁民的獨木舟，載 500 人划行四夜、150 英里突襲 Porto Bello，掠得 10 萬英鎊。反過來，古巴的海岸警備船隊也以皮拉瓜為主力，1684–87 年牙買加損失的 17 艘船中過半被皮拉瓜擄獲。
可攜性：可扛過陸地障礙，1670 年 Morgan 以 32 艘獨木舟載 1,200 人穿越達連地峽。

量化證據方面，作者承認沒有全面統計，但提出：獨木舟佔 1675–76 年牙買加遺產清冊船隻的一半、1686–94 年的三分之二；島上約 100–180 艘帆船通常各載兩艘以上獨木舟；獨木舟壽命不到十年，因此每年市場需求達數百艘。

第 IV 節：製造技術與跨文化演變

作者描述了完整的製作工序：選樹（木棉 Ceiba 高達 230 英尺但易腐，老練水手偏好抗蛀的西印度雪松）、伐木（一百人花一週才做出一艘皮拉瓜的粗胚）、拖運下山、蒸汽撐寬船身、以黃槿纖維填縫、綁側板（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才用鐵釘）。她強調這是「憑眼睛設計、不畫圖紙」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代代口傳身授。

更重要的是，這不是單向的一次性移轉：

歐洲人引入鐵器，讓工時大減、成品更光滑；
桅杆與帆是哥倫布之後才加上的，但只是輔助，划槳仍是主力（因為沒有太平洋式的舷外浮桿，張帆易翻）；
龍骨、舵與舵柄也是後來加入的；
非洲工人帶來自身的獨木舟傳統，而加勒比的改裝技術又回流到西非——塞內加爾海岸用美洲印第安語源的「pirogue」稱呼加高舷板的獨木舟；
1670 年代巴貝多移民把皮拉瓜帶到卡羅來納，成為當地主流河船直到十九世紀；
加勒比帆船（sloop）的淺吃水、細長船身、前後縱帆設計都吸收了獨木舟特徵；馬提尼克的 yole 快艇被認為直接源自加勒比人的獨木舟。

第 V 節：對大理論的回應

結論部分點名兩位大師：反對 Pomeranz 把殖民地視為「意外之財」（windfall），也反對把工業革命歸功於「啟蒙歐洲」的知識生產（這明顯針對 Joel Mokyr，作者 2021 年曾在《Journal of the British Academy》發表對 Mokyr「工業主義聖地」說的回應）。她的立場是：有用知識不是在歐洲實驗室裡生產出來的，而是透過水手、工匠、奴隸等底層人群作為中介，挪用了原住民數百年累積的環境知識。

四、作者立論的特色

1. 以「物」為透鏡的經濟史。 這篇文章的寫法有點像近年流行的「物的傳記」，但作者的問題意識始終是經濟史的：交易成本、運費、資本設備、人力資本。她把獨木舟比作美國社會中的汽車——一種結構性地決定聚落型態、交換關係與資訊流通的基礎技術。

2. 逆向閱讀殖民檔案。 她明確指出英國官方紀錄刻意讓「印第安人」隱形，好把自己與「殘暴的西班牙人」區隔、宣稱「改良」空地。因此她轉向旅行文學（Dampier、Esquemeling、Ringrose、Uring、Sloane、Taylor、Ligon）、遺產清冊、水手證詞等邊緣史料，從中打撈出獨木舟的日常性。

3. 量化與質性並用。 卡路里估算、遺產清冊統計、船價比較，搭配大量敘事細節。這種組合在文化史轉向後的帝國研究中並不常見。

4. 拒絕「滅絕敘事」與「純粹壓迫敘事」。 她強調原住民文化並未在 1492 年後崩潰消失，而是適應、議價、獲利；某些交易關係「沒有一般認為的那麼不平等」。這是全文最具爭議性的判斷。

5. 環境作為結構性條件。 淺灘、珊瑚礁、信風「暴政」不是背景裝飾，而是解釋為什麼歐洲技術在此失效、原住民技術勝出的關鍵變數。

五、作者沒提但值得對照的資料

（一）最強的類比：北美樺皮舟與毛皮貿易

作者用汽車作比喻，但其實有一個更貼切的歷史平行案例她沒有提：法屬加拿大的毛皮貿易。法國人完全採用阿爾岡昆語系民族的樺皮舟，發展出「canot du maître」（約 11 公尺，載重近三噸）與較小的「canot du nord」，由 voyageurs 划行數千公里深入內陸。新法蘭西的重商主義經濟——毛皮換取母國製品——如果沒有這種原住民技術，根本無法運作。這與 Zahedieh 的論點結構完全同構，而且發生在同一世紀的同一帝國競爭場域，可作為她論證的旁證。

（二）考古學正在補上她所缺的實證

作者感嘆加勒比幾乎沒有獨木舟的考古遺存。但過去十年考古界已從另一條路徑接近同一問題。萊頓大學 Emma Slayton 的研究指出，1492 年前後連結美洲印第安社群的航路幾乎沒有直接證據，她以電腦模擬與最小成本路徑分析重建可能的獨木舟航線，藉此推論島間網絡的結構、能力與限制。她的模型納入海流（接觸前）與盛行風（接觸後）等變數，並試圖區分季節性航行與文化性移動模式。另一項研究則指出，加勒比考古紀錄中獨木舟的直接證據極少，島間連結卻在考古解釋中無所不在，這種矛盾顯示獨木舟製造與航行在既有詮釋中被低估，因此該研究以棲地適宜性模型分析獨木舟所需資源的生態分布，主張把獨木舟視為前殖民時期基礎設施的根基。

實驗考古方面，法屬圭亞那的 Karisko 計畫對 Kali'ña 工匠建造 kanawa（大型獨木舟）的操作鏈進行民族考古研究，建造出名為「Akayouman」的實驗船，並進行 3D 數位建模與流體靜力分析，再執行航行實測；相關研究顯示前哥倫布時期人群使用的 kanawa 主要設計用於島際航行，可載 40 人。作者提到「近年考古實驗證實 du Tertre 的速度數據」，指的很可能就是這類計畫。這意味著她的歷史文獻分析與考古模擬正從兩端會合，這是論文價值的一個外部支撐。

（三）非洲面向可以更深

作者引用了 Kevin Dawson，但只帶過。Dawson 的論證其實與她高度互補：他追溯獨木舟在整個大西洋世界鹹水與淡水環境中的建造與使用，把非洲獨木舟視為航海、經濟與精神實踐傳播的移動場所；不同族群的非洲人在美洲被迫相遇，使獨木舟成為「克里奧化的建構」。他也指出西非海岸缺乏良港，來訪的歐洲人（包括奴隸販子）依賴當地船隻往返岸邊，因為船上划艇不適合岸邊碎浪。這與加勒比「船泊外海、獨木舟駁運」的模式如出一轍——歐洲帝國在大西洋兩岸都倚賴非歐洲人的小船技術，這個共同結構值得作者更用力發揮。

（四）語言學的小證據

作者注意到英國人隨口使用「canoe」與「periagua」這兩個美洲印第安語詞，卻沒提一個更有力的細節：「canoa」是哥倫布 1492 年 10 月日記中記下的第一批泰諾語詞之一，並被收入 Nebrija 約 1495 年的西班牙語—拉丁語詞典，通常被視為第一個進入歐洲語言的美洲詞彙。一項技術的名稱比任何其他美洲事物更早進入歐洲人的口語，本身就是「依賴」的語言化石。

（五）南島語族的對照——對台灣讀者特別有意思

作者順帶提到加勒比獨木舟沒有太平洋式的舷外浮桿（outrigger），所以張帆易翻。這個對比可以再延伸：南島語族的航海技術以浮桿與雙體船解決穩定性問題，因此能張大帆跨越遠洋；加勒比人則走另一條路——靠划槳、靠貼岸、靠對海流的知識。兩者是對不同海域「規則」的不同回應。

蘭嶼達悟族的拼板舟（tatala）則提供另一種對照：它不是挖空單根樹幹的獨木舟，而是以多種木材拼接的板船，完全不用鐵釘、以木栓接合。Zahedieh 強調加勒比獨木舟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才採用鐵釘，達悟的案例提醒我們，「不用鐵釘」未必是技術落後，而可能是對材料特性與海況的成熟適應。

此外，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同樣依賴漢人戎克船與舢舨進行沿岸運輸、依賴原住民獵人取得鹿皮——歐洲人在亞洲與加勒比的處境有相似的結構：擁有遠洋船隻與火砲，卻缺乏在地的小尺度運作能力。

（六）反面證據：作者的樂觀讀法需要平衡

有幾組作者未提、但會削弱「關係沒那麼不平等」判斷的材料：

原住民奴隸貿易的規模：Alan Gallay 估計 1670–1715 年間英國人在美洲東南部奴役了兩萬四千至五萬一千名原住民，其中相當數量被運往加勒比。牙買加遺產清冊裡印第安奴隸少，不代表英國大西洋體系對原住民溫和，只代表牙買加不是主要市場。
加利納哥人的結局：作者引 1680 年代巴貝多與尼維斯反對攻打加勒比人的言論，證明「友好」政策。但 1660 年英法條約已把多米尼克與聖文森劃為「中立」保留地，實際是圈禁；1797 年英國在第二次加勒比戰爭後將約五千名黑加勒比人流放到宏都拉斯外海的羅阿坦島。「友好」是有期限的工具性關係。
米斯基托人自己的壓迫鏈：作者其實提到米斯基托人把獨木舟粗胚生產外包給內陸族群並強加不平等交換，也提到他們與牙買加之間有小規模人口販運。這說明「原住民能動性」的獲利者是特定群體，代價由其他原住民承擔。

（七）時間限定：重商主義依賴在十八世紀變成真的

作者研究的是 1650–1720 年代。但 Richard Sheridan 的經典研究顯示，美國獨立戰爭切斷北美補給後，1780–87 年間牙買加約有一萬五千名奴隸死於饑荒。這表示到了十八世紀後期，糖島對北美糧食的依賴已經成為現實。作者所批判的「重商主義神話」，在她研究的時段可能確實是神話，但在後來的世紀卻逐漸變成事實。這不是反駁，而是提醒讀者不要把她的結論外推到整個殖民時期。

六、學術價值與意義

史學整合的示範：把伊比利科學史的「原住民知識」命題，成功移植到英國經濟史的核心辯論中。這是兩個長期各說各話的領域第一次在一個具體物件上交會。
重商主義修正：用卡路里數據對「封閉自足的航海法體系」提出可驗證的挑戰，比純粹的論述性批判有力得多。
方法上的可複製性：逆向閱讀旅行文學 + 遺產清冊統計 + 船價比較，這套組合可以套用到其他被殖民檔案抹除的技術（例如吊床、木薯加工、燻肉法）。
對大分流辯論的介入：為「殖民地不是意外之財，而是需要能力才能開發的資源」這個立場提供了具體機制。
學界反響：依 Altmetric 統計，這篇文章的關注度位居所有研究成果前 5%，在同期發表的成果中達第 96 百分位，且為開放取用。作者曾在 2024 年經濟史學會年會、劍橋近代早期經濟社會史研討會，以及在哥倫比亞聖瑪爾塔舉行的第 55 屆加勒比歷史學家協會年會上發表初稿，說明它同時經過經濟史與加勒比研究兩個社群的檢驗。

七、檢驗：這些價值站得住腳嗎？

我把論文的主張拆成三個層次來檢驗：

層次一：「英屬糖島的必需品主要來自區域內部」——站得住，但有一個推論縫隙。
卡路里數據是可靠的，前人（Bean、McGuinness）也得出相近結果。問題在於，這個證據只證明「不是從區域外來的」，並不能區分「來自島上奴隸自己的糧食園地」與「來自帝國邊界外的公地」。牙買加的糧食園地制度（Sidney Mintz 的經典主題）在作者的框架裡只有一句帶過。而獨木舟的論證主要繫於後者（公地）。換言之，第 I 節的量化證據支撐的是一個比第 III、IV 節所需更寬鬆的命題。作者自己也承認區域貿易無法量化，這個縫隙是誠實的，但讀者應該看見它。

層次二：「獨木舟是這套區域供應網的關鍵技術」——大致站得住，但「關鍵」的程度被標題誇大了。
質性證據壓倒性地多，遺產清冊統計（半數到三分之二的船隻是獨木舟）是有力的硬證據。但作者也說明，島際貿易的主力其實是帆船，獨木舟多半是帆船攜帶的附屬工具，用於駁運、捕撈、突襲。標題說獨木舟「讓重商主義運作起來」，內文的證據更支持的是「獨木舟是帆船體系不可或缺的末端環節」。這是修辭與證據之間的落差，不是錯誤。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是史料性質：Esquemeling、Ringrose、Dampier 的著作都是十七世紀末的暢銷冒險文學，經過出版商加工，對獨木舟速度與私掠戰績的描述可能有誇大。作者對 Drake 手稿的「來源與準確性不確定」有所警覺，但對文字史料的處理相對信任。Dampier 作為博物學觀察者的可信度較高，Esquemeling 則爭議較多。

層次三：「原住民與英國人的交換關係沒有一般認為的那麼不平等」——這是最弱的一環。
證據是牙買加遺產清冊中印第安奴隸稀少、總督的友好政策、米斯基托人領取工資。但如前所述，這忽略了卡羅來納的原住民奴隸貿易、加利納哥人的最終命運、以及米斯基托人本身作為壓迫鏈中間環節的角色。作者的謹慎措辭（「不是所有關係都……」）在邏輯上無懈可擊，但整體修辭傾向於樂觀。更嚴謹的說法或許是：在特定時段、特定地點、特定群體之間，存在議價空間；而這個空間隨著種植園體系的鞏固而收縮。

整體判斷：這篇文章的主要貢獻——把原住民技術帶進英國資本主義興起的解釋核心、用量化證據動搖重商主義封閉體系的假設——是站得住的，而且填補了一個真實的空白。它的弱點集中在兩處：量化證據與技術論證之間的推論縫隙，以及對原住民能動性的偏樂觀評估。前者可以透過未來的區域貿易研究補強，後者則需要更多來自原住民史與奴隸貿易史的對話。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這是一篇論點比證據走得稍遠、但方向正確且開創性明確的文章，它的價值在於提出了一個過去沒人認真問的問題，並示範了如何在被抹除的檔案中尋找答案。

Medicine,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Transatlantic World, 1600–1850

鄭仕群 — Thu, 10 Sep 2026 10:31:10 +0000

Hannah Murphy
Past & Present, Volume 271, Issue Supplement_18, May 2026, Pages 1–24, https://doi.org/10.1093/pastj/gtaf036
Suman Seth
Past & Present, Volume 271, Issue Supplement_18, May 2026, Pages 203–239, https://doi.org/10.1093/pastj/gtag008
Rana A Hogarth
Past & Present, Volume 271, Issue Supplement_18, May 2026, Pages 240–268, https://doi.org/10.1093/pastj/gtag012
Published: 25 June 2026

關於殖民醫學對黑人身體的「觀察」是怎麼一步步變成「研究」的，三篇文章各自回答了這個過程的一段——Seth 講的是觀察為什麼長期沒有變成研究、以及最後是被什麼推過去的；Hogarth 講的是變成研究之後，哪些觀察被留下、哪些被丟掉；Murphy 講的是觀察本身是在什麼位置上發生的。

一、觀察一直都有，缺的是把「種族」當原因的理由（Seth）

Seth 的出發點是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十八世紀的醫師從不缺乏對人群差異的觀察，也從不否認不同人群得不同的病。問題是他們手上已經有一整套解釋工具。希波克拉底的《論空氣、水與地方》把人群的外貌差異與特有疾病都歸因於地點、飲食與習俗；近代早期又加上「seasoning」（適應水土）的概念，解釋為什麼新來者比久居者更容易得當地的病。因此就醫學而言，種族根本不需要用來解釋為什麼加勒比海的白人與黑人會得不同的病；Seth 說種族是「a solution in advance of a problem」。

他用一組概念把這件事講清楚：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時間裡，種族是被解釋項（explanandum）而不是解釋項（explanans）——學者關心的是什麼造成了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之間的身體差異，而不是這些差異在醫學等領域會產生什麼效果。觀察黑人的身體，目的是回答「他們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他們因此會怎樣」。

觀察最早的入口是皮膚。義大利解剖學家馬爾比基（Marcello Malpighi）於 1665 年提出表皮與真皮之間找到第三層 rete mucosum，在非歐洲人身上呈深色，當時科學家錯誤推測深色皮膚是由此處的特殊液體或膽汁所引起，其實就是現代組織學中含有角質細胞與黑色素細胞的活性表皮底層。此後皇家學會的氣氛明顯轉變，1690 年已可以問「黑人種族」是否存在。但這種解剖觀察並沒有自動延伸到疾病。1732 年海軍外科醫師 John Atkins 引用 Malpighi 主張黑白人種必然出自不同的祖先，卻在同一本書裡用標準的氣候與飲食理論解釋非洲人的疾病——連他認為黑人特有的皮膚病 Croakra，也歸因於船上的鹽水和粗劣的鹹食。 (現代寄生蟲學確定為黑蚋叮咬使旋盤尾絲蟲進入皮膚引發過敏反應，導致極度搔癢、皮膚增厚苔蘚化) 也就是說，即使一個人已經相信黑白人種在本質上不同，他在行醫時仍然想不出「本質不同」要怎麼致病。Seth 認為十八世紀的醫者有許多希波克拉底式模型說明氣候或飲食如何影響疾病 (體液失衡論)，卻幾乎沒有模型說明種族如何影響疾病；而他在 Lining 之前找到的僅有兩個把種族與易感性相連的例子，都圍繞著黑皮膚，因為從不同的皮膚推到不同的皮膚病說得通，但要從皮膚推到當時被視為大多數疾病病灶的纖維與體液，就不知從何下手。

二、觀察開始被寫成醫學命題的幾個例外

Sloane（1707）：一句話的觀察。Sloane 在描述一位被奴役婦女手指腳趾潰瘍的病例時，寫道他「猜想」這或許是黑人特有、源自黑皮膚的某種特殊體質——但這一句就是他全部的分析。

Mitchell（1744）：第一次有機制的種族醫學。這是整個過程裡真正的轉折，因為他做的是把解剖觀察轉換成病理推論。他否認 Malpighi 的黑色液體存在，改用牛頓光學主張黑人皮膚只是比較厚，光被攔截才顯黑；然後在一連串「推論」中加入一個他沒有解釋的新要素——黑人的「可蒸發物質」更揮發、更具刺激性——並由此推出某些皮膚病是黑人特有、白人只會被傳染且症狀較輕，梅毒則是黑人的雅司病移到寒冷氣候後變形而成；再進一步說黑人的汗更容易轉化為「惡性瘟疫熱」，白人則只會得「良性腐敗熱」。注意方向：在 Mitchell 這裡，黑人是更容易得傳染病，與後來的免疫神話正好相反。Seth 也指出，Mitchell 談皮膚厚度的成因時仍然退回氣候與生活方式（非洲人「像野獸一樣」露天而居），所以他的種族差異在起源上仍是環境造成的。觀察被醫學化了，但「種族」還是被解釋項。

Lining（1756）：沒有機制的觀察。Lining 描述 1748 年查爾斯頓的黃熱病時，列舉了各種證據證明它是從西印度傳入的傳染病，並注意到白人、印第安人、混血者都會染病，唯獨黑人「雖然與護士一樣暴露於感染」卻沒有一例；他對此的全部解釋是黑人體質裡有「某種非常奇特的東西」。Seth 的評語是：Lining 完全繞過了因果問題，而後來引用他的人連這一句都省略，只當作經驗事實複述；為什麼非洲後裔會免疫，始終是個沒人回答的問題。

三、觀察被推向「絕對差異」的力量來自醫學之外

Lining 那個異乎尋常的天生論是從哪裡來的？答案不在醫學文獻，而在鄰近的喬治亞殖民地的勞動辯論。

喬治亞 1732 年建立時禁止蓄奴。以 Patrick Tailfer 為首的白人移民 1735 年請願，理由是從英國來的白人僕役不服水土、夏天下田會生病半年；但這個 seasoning 論點沒有說服力，因為連創建者 Oglethorpe 都認為新氣候的適應期只是輕微的瘧疾式發燒，時間一到自然過去。於是他們從 1738 年起放棄 seasoning 論，改採更激進的立場：不是需要時間適應，而是白人根本不可能在此氣候下勞動。1740 年的請願書說黑人的體質「強壯得多」、熱對他們毫無妨害，而白人則會得炎性熱病、痢疾、腹絞痛、震顫、麻痺等一長串病。

這段話的結構值得細看：先是「相對的、可逆的」差異（需要適應），失敗之後升級成「絕對的、不可逆的」差異（永遠不可能）。觀察沒有變，變的是政治需要的差異強度。然後 Seth 補上那個傳記細節：Tailfer 是喬治亞唯一的醫師，1740 年放棄該地遷往查爾斯頓行醫，住在 King Street；Lining 住在 King 與 Broad 的街角。兩人都是蘇格蘭低地出身、都靠行醫與婚姻進入上流社會。Seth 認為，若要找 Lining 那種「飲食、行為或時間都無法改變」的天生論的來源，Tailfer 是最好的人選。

接下來的兩步顯示這種「勞動需求驅動的觀察」如何反過來取得生理學外衣。1758 年 Franklin 寫信給 Lining 談蒸發冷卻，推測黑人皮膚的汗可能蒸發更快、因此更耐熱，並自己點明這正是「西印度必須用黑人下田」那個主張的根據；牙買加的蓄奴史家 Edward Long 後來明確引用 Franklin 為奴隸制辯護，還把 Mitchell 的論證倒過來——黑皮膚讓腐敗體液更容易隨汗排出，所以黑人較不會得腐敗性疾病。同一個「汗」的觀察，在 Mitchell 手上讓黑人更易得病，在 Long 手上讓黑人更不易得病；決定方向的不是觀察，是用途。

四、觀察在醫學圈內部是怎麼被接收的

Seth 逐一檢視引用 Lining 的人，得到兩個規律。第一，凡是確認「黑人絕對不得黃熱病」的人，都不提原因，連 Lining 原本那句「奇特的東西」都沒有；第二，凡是提出解釋的人，談的都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免疫，用的都是不涉及種族的希波克拉底式病因。幾個例子：Curtin 1785 年說黑人從不得此病，但在下一句談另一種免疫時，立刻指出例外都是混血者和「生活方式與白人相同」的家僕，因此原因在生活方式而非體質。Blane 1785 年直接舉反例——他認識一位在巴貝多照顧病人的黑人女性死於典型的黃熱病症狀。Jackson 1791 年觀察到剛從非洲來的黑人和從未離開的克里奧人不會染病，但去過歐洲再回來的兩者都會，所以是習得的適應可以失去，不是種族。

到這裡 Seth 的圖像很清楚：直到 1790 年代，正式醫學文獻中「因種族而絕對免疫」的說法都不常見，因為當時根本不清楚種族如何能作為絕對的原因；即使奴隸制辯護者從喬治亞事件起就為「必須用黑人」提出生理理由的政治合法性，那些也沒給出具體解釋，因為正統仍認為人類同源、種族特徵本身只是氣候、飲食、習俗的效果。

五、觀察變成研究之後：哪些被留下、哪些被丟掉（Hogarth）

Hogarth 的前作處理的正是 Seth 說的下一個階段。她那本 1780–1840 年的書指出了一個循環：黑白身體被視為本質不同，根據的是對疾病易感性或免疫差異的觀察；而解釋為什麼疾病率不同時，援引的又是「不同的種族體質」。觀察證明體質，體質解釋觀察。她也點出這種研究背後的動機不只是意識形態：主張黑人身體特殊的醫師，同時是在為自己那種「在地經驗」的知識爭取優先於缺乏實地經驗者的地位。

既然醫師已經開始把種族當研究對象，為什麼有些觀察固化成真理，有些卻沒有？她指出，十八、十九世紀的奴隸管理手冊、種植園指南、醫學論文和熱帶保健論著，被當成關於黑人特有體質、症狀與健康問題的權威來源，但其中的生理主張並不一致：醫師大致同意黑人耐痛、生產容易，卻對該給黑人放多少血缺乏共識，主要因為有人認為黑人身體不適合放血。學界已充分證明醫師如何製造並接受關於黑人易感性的主張，卻很少人問，為什麼「對奴隸要少放血」沒能像「黑人耐痛」那樣成為不容置疑的真理；她提出的框架是問「醫生認為一個黑人的身體能承受什麼？」，以此檢視某些主張被選擇性接受、以及讓種植園醫師採納或忽視它們的因素。

從 Seth 的注釋可知她的全題引了一句當時的話——黑人製造的血不如白人多也不如白人好——一個關於黑人身體的觀察能不能存活為醫學知識，取決於它是否同時符合三個條件——有助於勞動榨取（耐痛、生產容易意味著更少休息與照護）、不限制醫師自己的核心操作（「少放血」恰恰要求醫師節制當時最重要的療法）、以及能像 Lining 的黃熱病那樣以純粹經驗事實的姿態流傳而不必附帶容易被反駁的機制。

六、觀察發生在什麼位置上（Murphy）

Murphy 補的是最前端。Seth 談的是「觀察怎麼變成命題」，她問的是「觀察本身是在什麼關係裡發生的」。她的答案是：在檢查與所有權裡。從歐非接觸的最初時刻起，醫療從業者就在建立奴隸制的結構：他們在船上、為買賣提供建議、參與依賴其專業的制度；她以「檢查」為個案——被囚禁者由醫者（通常是外科醫師）檢視——來考察醫學化的奴隸制與種族化的醫學之間的關係。早期旅行記述、目擊報告與廢奴者的控訴都證明檢查無所不在，醫者在多個地點與多個階段檢視被囚禁者以證明奴隸的「適用性」。

十七世紀加勒比巴貝多醫療從業者眾多，常同時是種植園主與商人；她整理約 121 位醫者的遺囑與地契，發現被奴役者的名字在醫者遺囑中比妻子、子女、手足、朋友更突出也更多，並藉此追問醫學專業化與奴隸制、種族的關係。「觀察黑人身體」早就是一種例行的、有經濟目的、以所有權為前提的實務。Murphy 的三角形要說的正是，種族醫學研究不是先有理論再落到實踐，而是從幾千次這樣的檢查、買賣與記帳裡長出來的。

七、把三篇合起來看：觀察變成研究需要的四樣東西

一個正統解釋不了的問題。在希波克拉底加 seasoning 的框架裡，人群差異全都可以用地方與習慣解釋，所以觀察再多也不會產生「種族醫學」；Seth 的核心洞見就是這個解釋真空——任何像 Lining 那樣主張黑人體質有「某種奇特的東西」的人都在循環論證，因為那個奇特性是什麼、成因為何，都無法回答。
一個要求絕對差異的外部需求。喬治亞的勞動辯論提供了它：從「需要適應」升級到「永遠不可能」，並不是因為有了新觀察，而是因為相對差異在政治上不夠用。
一個能把觀察轉成生理語言的中介。Mitchell 的皮膚厚度與汗、Franklin 的蒸發、Long 的排毒，都是在為同一個勞動論點找身體機制；方向可以相反，用途決定一切。
一次讓異端變正統的事件，以及一套篩選機制。Rush 在 1793 年僅基於 Lining 而要求黑人執行傳染病照護，是個案觀察正式取得「共識」地位的時刻；而 Hogarth 的「身體能承受什麼」則說明了此後哪些觀察會被留下——留下的是那些服務於榨取、又不妨礙醫師自身的主張。

最後是三篇共同的方法論教訓：這個過程不是從環境論到本質論的線性演進，1790 年代是拐點；正式文獻與通俗信念、公開出版與私人書信之間可能長期脫節，而種族醫學的正統化很可能先在日常實務與私人紀錄裡發生，再回頭改寫出版品——這正是 Murphy 主張從遺囑、地契與檢查程序開始看的理由。

八、1850 後呢?

19 世紀到 20 世紀中葉之間並非沒有建立「種族醫學」，而是建立了一整套在政治與體制上極度成功、但在現代科學意義上偽科學化的「科學種族主義（Scientific Racism）」與殖民熱帶醫學。這近 150 年間，醫學並沒有找到正確的基因或演化機制，但他們成功地把 18 世紀零散的經驗觀察，升級成看似嚴謹的「量化數據與儀器科學」。這段演變歷經了三個主要階段：

量化儀器登場：將階級化合法化（1800–1860 年代）

頭顱與肺活量測量：Samuel George Morton 收集數百個頭顱填裝芥菜籽測量腦容量，宣稱白人腦容量最大；Samuel Cartwright 則發明早期肺活量計，宣稱黑人肺活量天然低於白人、需要體力勞動來「血液充氧」。
影響：這時期的種族醫學不再只是說「黑人很耐熱」，而是用數值與儀器「證明」黑人生理結構天生低劣，為美國南方的奴隸制提供了龐大的「醫學數據支持」。

細菌學革命下的「病原庫」轉向（1880–1910 年代）

微生物學的介入：當巴斯德與柯霍確立細菌學後，醫學界放棄了舊有的「氣候與體液論」，但種族醫學隨即換了包裝——有色人種的身體被定義為「病原庫（Disease Reservoirs）」。
殖民地隔離：在西非與印度，殖民醫師認為當地居民對瘧疾或絲蟲病有部分免疫，因此軀體充斥著寄生蟲與細菌，成為威脅白人健康的存在。這套理論直接促成了殖民地嚴格的居住隔離政策。

優生學與血型研究的收編（1900–1940 年代）

生物化學種族指數：1900 年發現 ABO 血型後，1919 年 Hirschfeld 夫婦統計一戰各國士兵血型，提出「生物化學種族指數（Biochemical Race Index）」，試圖用血型分佈劃分人類階級。
優生學巔峰：這時期的人群差異研究迅速被優生學（Eugenics）與納粹的「種族衛生學（Racial Hygiene）」收編，成為強制絕育與種族滅絕的理論依據。

這段時期並非沒有醫學結論，而是用偽科學的精準（量化數據、儀器、血型統計）包裝了既有的社會偏見。它建立了強大的制度權威，卻缺乏正確的遺傳與生物學機制，最終在二戰後的遺傳學革命中被徹底推翻。

Making sugar out of opium: A narco-plantation regime in early modern Southeast Asia

鄭仕群 — Thu, 10 Sep 2026 03:59:05 +0000

Guanmian Xu (Peking University), Shohei Okubo (Ryukoku University)
Past & Present, Volume 272, Issue 1, August 2026, Pages 126–158, https://doi.org/10.1093/pastj/gtaf015
Published: 05 June 2025

一、論文在說什麼：核心主張與立論特色

摘要的核心對比是：近代早期大西洋糖業經濟把奴隸制固定下來的同時，東南亞卻出現了另一種種植園體制——它不靠奴役、而是靠成癮（尤其是吸食鴉片）來控制與榨取勞動力。作者指出既有研究已經注意到十九世紀廢奴運動之後，這種鴉片驅動的體制隨著亞洲「苦力」勞動擴散到全球，但其近代早期的東南亞起源幾乎無人探討；結果是大西洋以外缺乏一部縱深的種植園勞動史，學者也持續把近代早期種植園資本主義本質化為與奴隸制綁定，忽略了大西洋之外其他更隱蔽的勞動控制形式。文章的個案是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巴達維亞（雅加達）郊區的糖業邊疆。

從摘要與作者脈絡，可以歸納出四個立論特色：

1. 把「毒品種植園體制」的年表往前推一百多年。 學界熟悉的版本（Trocki、Rush、Breman 等）是十九世紀的餉碼制、港主制、日里煙草園、古巴秘魯苦力；作者主張這套「以癮代鐐」的邏輯在1680–1740年代的巴達維亞已然成形，並非廢奴後才被發明。

2. 用「narco-plantation regime」這個新詞，把鴉片從「勞工惡習」升格為生產體制的結構性零件。 這是仿「narco-state」的造詞：鴉片不是種植園旁邊剛好有的副現象，而是體制得以運轉的機制本身。

3. 「更陰險」的論證。 奴隸制的成本由主人承擔（購買、看守）；成癮體制則讓勞工用自己的工資購買束縛自己的東西，控制成本內部化到勞工身上。這一點呼應了 Trocki 對十九世紀的觀察，作者把它接到更早的時代。

4. 兩種檔案的合體。 徐冠勉此前用的是巴達維亞鄉村檔案（土地委員會決議、公證契約、刑事卷宗），大久保翔平用的是公司鴉片貿易與管制檔案（拍賣紀錄、madat 禁令、鴉片公司帳冊）。這篇合著等於把「商品鏈史」與「勞動史」接在同一片蔗田上。

二、蔗田的一側：徐冠勉重建的巴達維亞糖業邊疆

要理解「成癮如何控制勞動」，先要知道這個種植園社會長什麼樣。徐冠勉2022年在《國際社會史評論》的文章已把骨架搭好：十七世紀末巴達維亞郊區（Ommelanden）已有上百座糖業種植園，構成一個遵循荷蘭土地法、由爪哇鄉村勞動力操作、由華人糖業企業家經營的獨特種植園社會。

幾個關鍵數據與制度細節：

1696年土地委員會普查顯示郊區有116座糖廍、94位業主，其中76位是華人，且116座裡有77座建成不到五年——糖業繁榮從1680年代中期起步、1690年前後急遽加速。到1710年已有131座糖廍，年產量遠超公司訂單，公司於是在1710年10月出台限制政策防止生產過剩。
勞動力來源不是奴隸，而是被剝奪完整土地權的爪哇村社。公司拒絕給爪哇頭人完整地權，卻授權他們統轄鄉村爪哇人口並代徵什一稅；這些頭人轉而成為勞動力承包人，動員自己的追隨者到華人糖廍做工，並與華人企業家簽訂集體工資契約。1703年的一份公證契約裡，爪哇頭人 Wangsa 答應為華人糖廍提供23名工人，分工細到六人日夜輪班榨蔗、四人燒火、十人砍蔗運蔗，月薪66元，其中41元扣留到榨季結束才付。
1710年的成本報告顯示明顯的族群分工：華人全是有技術的職位（書記、總管、火工、煉糖師傅）且薪資高得多，爪哇蔗農每人年薪約20元、船工只有15元。契約與報告都只寫集體工資，看不出個別勞工實際拿到多少，很可能頭人從中抽成，或用來抵扣什一稅與徭役。
最要緊的是勞動力性質的轉變：十八世紀下半葉，原先由郊區村民輪替供應的勞動力，被來自馬打蘭（1755 年被 VOC 附庸）殖民區（井里汶、普里安甘、加拉璜）的所謂 bujang 移工——未婚的寄宿工或農僕——取代，成為主要的種植園勞動力。可見巴達維亞糖業邊疆不是由小農家庭構成的傳統亞洲鄉村，而是缺乏家庭結構、性別高度失衡的種植園社會；它容納的是來自華南的華人移民、爪哇鄉村的季節性農民工，以及來自蘇拉威西、帝汶、印度等地的逃亡奴隸，他們來此不是安家而是賺工資。華人在其中主要占據管理層與熟練工角色，工資高於本地勞工；而雇用缺乏議價能力的逃匿奴隸則是園主控制勞工成本的重要手段。

這個社會的脆弱在1740年徹底爆發：1710年130座糖廍的84名業主中79名是華人；隨著加勒比海糖業擴張、糖價下跌，巴達維亞大批華人新移民失業，殖民政府開始把這些（通常無證的）華人遣送到錫蘭或南非，卻傳出遣送者被拋入海中的謠言。到1739年郊區估計有一萬零五百多名華人，許多因糖業崩潰而失業，衍生劫掠與對荷蘭哨站的攻擊；1740年7月 van Imhoff 提議把「可疑」華工遣送錫蘭，反而引爆謠言。紅溪慘案之後，華人被驅逐出城，但仍需要華人商人協助貿易產業，正是鴉片政策轉向的背景。

三、蔗田的另一側：大久保翔平重建的鴉片管制史

大久保的研究提供了「鴉片如何被合法地送進蔗田」的年表。他討論的不是生鴉片，而是 madat——鴉片與菸草混合的吸食物。1671年公司高等政府就已在城內與郊區全面禁止 madat 的製造、流通與消費，而當時的旅行記述顯示 madat 消費特別在爪哇人與華人之間擴散；1677年公司從馬打蘭蘇丹取得鴉片輸入爪哇的壟斷權，但為維持城內秩序而一律禁止。儘管有禁令，1720年代末提供 madat 的煙館變得更加顯眼，帶來更多犯罪，以及自由市民與（主要來自群島各地的）奴隸的曠工問題。這也讓公司意識到公司內部有走私黑市管道，已經難以自律控制。

真正的轉折在1740年代：紅溪慘案造成城內外族群隔離，接著 1745 年鴉片公司（Amfioen Sociëteit）成立——那是由歐洲市民與公司高層經營、壟斷鴉片銷售的特許股份公司，用於避免走私管道搶走鴉片利益，於是也在 1747 年後允許在城牆外開放華人與自由爪哇人販售與使用 madat，只嚴禁賣給奴隸。此時巴達維亞已成為孟加拉鴉片市場最大的買家。然而 1756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征服了孟加拉，自此英國壟斷了鴉片貿易。VOC 被允許以高價購買鴉片，但此後便無法再獲得巨額利潤。

論文標題「用鴉片製糖」的意思大概就是：公司壟斷的鴉片，經由華人零售網絡與種植園的 potia（廍爹，種植園管理者）到達 bujang 移工與華人新客手上，工資在蔗田裡流出、又在煙館裡流回，糖的成本因此被壓低。「禁售奴隸」這條規定尤其耐人尋味——它劃出一條線：奴隸是主人的財產，不能被鴉片損耗；自由的雇傭勞工則可以。成癮體制與奴隸制在同一片土地上並存，且由法令刻意區隔。

四、與十九世紀既有研究的對話：Trocki 的「苦力—鴉片」模型

作者所謂「既有研究已強調十九世紀的擴散」，主要指 Trocki。他的模型可以當作理解這篇論文的參照系：
在馬來亞、婆羅洲、蘇門答臘，資本家先向勞工預支供給品換取產品，同時持有該地區鴉片餉碼(承包)的股份或控制權，因此能透過賣鴉片吸收勞工工資的大部分；勞工最終陷入債務與成癮的雙重循環，資本家則以極低價格取得商品並擁有俘虜式的勞動力。胡椒與甘蜜在新加坡市場的售價幾乎只夠支付勞動成本，鴉片餉碼讓生產、付薪、再從苦力手上把成本賺回來成為可能。在財政層面，1819年後整整一個世紀，鴉片每年占海峽殖民地本地歲入的三到六成；1886–1895年荷屬東印度的餉碼占殖民地稅收約35%；法屬交趾支那1861–1882年西貢餉碼貢獻約三成歲入。

Trocki 也提醒不要把成癮理解得太單向：在極惡劣的衛生條件與毫無醫療的環境下，鴉片作為止痛、退燒、止瀉、麻痺孤獨與疲勞的「工作用藥」可能是一種必需品；暹羅南部的礦工死亡率高達六成，苦力沒有鴉片就不工作，有一座礦場因鴉片斷供而流失七成勞動力。

徐冠勉與大久保的貢獻，就是證明這個「用鴉片回收工資」的迴路，在1740年代的巴達維亞就已由公司壟斷、特許公司批發、華人零售、種植園消費四層結構搭建起來。

五、鴉片的動能

（1）殖民地是否會把亞洲各地的癮君子運來種植園，用勞動換鴉片？

是先把勞動力從人力低廉地區搬來，再用鴉片把他們釘在原地成癮君子：

鴉片全程隨行的苦力貿易。 1847–1874年多達22萬5千名幾乎全為男性的華人契約工被送往古巴與秘魯；鴉片從一開始就是苦力貿易的一部分，在華南港口的收容棚、漫長的越洋航程與種植園裡都有分發。古巴與秘魯的園主允許甚至鼓勵苦力購買、交換與消費鴉片，透過交替發放與扣留這種高度成癮的物質，對絕望的人建立社會控制機制。
用鴉片商人網絡招工。 1834–39年間怡和洋行的毒品分銷網絡與熟練員工被用來為阿薩姆招募華人勞工，英國官員普遍認為阿薩姆人多為鴉片嚴重成癮者、不適合當勞工，這種觀念反而成為大規模輸入外地勞工的理由。
不是移工也適用。 1897年澳洲昆士蘭《原住民保護暨限制鴉片銷售法》的序言就說，鴉片消費對殖民地的原住民與混血居民造成廣泛傷害。北昆士蘭的牧場、採珠與海參業者（歐人與華人皆有）曾以鴉片或吸剩的鴉片渣付酬給原住民工人；該法的宗旨是把原住民移到保留區，遠離歐洲人與華人的「有害影響」。這個案例證明「以癮代薪」不需要跨海搬運，只要有一群沒有議價能力的勞動者就能運作——而且「禁鴉片」反過來成為殖民政府取得對原住民生活全面監護權的法律載體。

（2）除了錢、勞動與性交易，鴉片成癮還被拿來換什麼？

把「鴉片/成癮」當作一種可交換的資源，歷史上至少還交換過這些東西：

政治效忠與軍事支援。 最早的例子就在這篇論文的起點：阿芒古拉特二世（1677–1703）為換取公司出兵助他復位，把馬打蘭領土內糖、米、鴉片、布匹的壟斷權交給荷蘭東印度公司。鴉片壟斷權在這裡是王朝存亡的對價。二十世紀的泰緬寮金三角也有直接以鴉片付軍餉的紀錄：一位佤族領袖回憶，二戰時美軍以鴉片支付當地士兵作戰；之後部落間為土地惡鬥，種鴉片運往中國換機槍，也運到緬甸景棟換現金買槍彈。
土地與債務。 在十九世紀爪哇，鴉片餉碼是鄉村貿易的主要銀行與信貸機構，最底層的鄉村華商以貸款、以貨物與鴉片預付來換取農民的作物；餉碼的首要功能是把爪哇農民拉進現金經濟。成癮在此換來的是對收成與土地的支配權。

六、比較矩陣

場域 / 時期	勞動力	鴉片供應者與法律地位	與工資、債務的連結	配套的「必要之惡」	判定
巴達維亞郊區糖業 1680s–1800s	華人新客 + 爪哇 bujang 移工 + 逃奴；單身男性	VOC 壟斷輸入 → 1745 鴉片公司批發 → 華人零售；1747 城外解禁、禁售奴隸	華商與糖廍主以鴉片補償勞工（Richardson）	賭博、舞女（1751 解禁課稅）	完整型：國家—特許公司—華人零售—種植園四層
邦加錫礦 18–20世紀	華人（客家為主）；無女性下礦	1812 起殖民政府直接經營錫礦；公司集團（kongsi）礦店售鴉片、酒	1832 起礦工被視為「國家僱員」、自負船資債；以扣留獎金、售酒鴉片、放貸、賭博維持負債	賭博、新年妓女、烙印、逃亡笞刑	完整型，但雇主是國家本身
日里煙草園 1863–1930s	華人契約工（後加爪哇人）；1912 年約十萬華人中九萬三千為男性	歐洲園主；鴉片零售、賭博、當鋪仍由華人工頭與商人經營	工資不敷生活、向工頭借貸、押薪扣債	賭博、舞女、刑事制裁（苦力條例）	完整型，但主控制工具是法律（penal sanction），鴉片—債務是輔助
夏威夷甘蔗園 1852–1900	華人契約工（1880 年代約 4,000 人在園，另 12,000 人在園外）+ 日本、葡萄牙人	王國政府拍賣鴉片執照（1856 限售華人；1874 禁；1886 每年兩張、底價四萬元）	未見園主以鴉片綁工資的證據；園主政治上多反鴉片	賭博餉碼	弱型：鴉片是王室財政與種族管制工具，而非種植園控制工具
昆士蘭甘蔗園 1863–1904	南太平洋島民契約工約六萬人；華人小農與園主；原住民	1891 毒物法、1897 原住民保護暨限制鴉片銷售法；華商被定罪供應原住民	島民契約工靠三年契約、遣返控制，鴉片無關；原住民在北部牧場、採珠業被以鴉片付酬	酒、契約制	分裂型：甘蔗園本體不符；原住民勞動邊緣符合，且禁鴉片成為監護法源
古巴、秘魯 1847–74	22 萬華人契約工	園主容許甚至鼓勵；從華南收容棚到船上到園中全程分發	以發放與扣留控制	與非洲奴隸並肩	完整型（廢奴過渡期）
德蘭士瓦金礦 1904–10	6.3 萬華人契約工	政府由禁止轉為供應，建立「工業毒品維持官僚」	為礦業資本服務	—	完整型（最晚、最制度化）

The Military Entrepreneur Bernhard of Saxe-Weimar and Supplying the Army from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鄭仕群 — Thu, 10 Sep 2026 03:11:54 +0000

In: Officers, Entrepreneurs, Career Migrants, and Diplomats
Author: Astrid Ackermann
Pages: 47–74
DOI: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700857_003

一、一支沒有家的軍隊，和一個不想打仗的鄰居

1635 年，威瑪公爵伯恩哈德三十一歲，剛在訥德林根戰敗，失去瑞典人給他的法蘭克尼亞公國。他轉投法國，以換取阿爾薩斯的土地為條件，帶著原本海爾布隆同盟的殘部繼續作戰。從此他的處境很特別：他有一支軍隊、有法國的年度補助金，但沒有自己的領土。華倫斯坦可以從弗里德蘭公國沿易北河把糧食運到前線，伯恩哈德什麼都得用錢買、用武力搶，或者靠鄰居。

他的戰場是上萊茵——阿爾薩斯、布賴斯高、法蘭琪—康堤——而這片土地早在 1632 年瑞典人南下時就被打爛了，波登湖區也一樣。論文說得很直白：從戰區本身幾乎養不活軍隊。於是從 1637 年底到 1638 年底，他的攻勢路線是這樣的：先拿下符騰堡的霍恩特維爾要塞，然後萊茵費爾登、瓦爾茨胡特、萊茵河畔的諾伊恩堡（位於布賴薩赫與巴塞爾之間）、弗萊堡，最後是奧地利前領的核心要塞布賴薩赫。這串地名有一個共同點：霍恩特維爾可以監視通往瑞士的道路，諾伊恩堡與布賴薩赫可以控制萊茵河水道與邊境。換句話說，這一年的軍事行動本身就是在鋪一條通往瑞士市場的補給線。作者在文中承認，一段時間內瑞士被視為唯一能讓威瑪軍活下去的可靠補給基地。

瑞士這邊呢？邦聯十三邦在名義上仍屬帝國，宗派上分裂為新教邦（蘇黎世、伯恩、巴塞爾、沙夫豪森）與天主教邦（以索洛圖恩、盧塞恩等為主），彼此靠一堆與法國、西班牙、奧地利的舊盟約維持平衡。他們最怕的不是被侵略，而是被拖進去之後內部分裂。這種恐懼在 1647 年結成制度——各邦簽訂「維爾防禦條例」，設立跨宗派的軍事委員會，必要時可動員數萬人守邊——而促成它的，正是 1633 年與 1638 年新教軍隊侵犯中立的事件。伯恩哈德就是 1638 年的那個麻煩。

所以這個故事的張力很清楚：一個必須從瑞士買糧買火藥的軍閥，對上一群既想賺他的錢、又不想被他連累的邦國。

二、瑞士市場上的軍隊

先看他買了什麼、在哪裡買。武器與彈藥來自伯恩、日內瓦與楚爾察赫；穀物大宗來自日內瓦、伯恩、巴塞爾與沙夫豪森；米、奶油、油、乳酪、酒則從布魯格附近的柯尼希斯費爾登修道院取得。騾子、砲兵用馬、布匹會先運到某個邦停放，再轉交公爵。巴登侯國和大概還有薩伏依也供貨。作者的判斷是這些交易「整體上相當成功」，但供應鏈從未被保障，隨時會被打斷。

這個市場不是威瑪軍獨占的。帝國軍、瑞典、法國，還有霍恩特維爾的守將維德霍爾特，全都在瑞士採購，物價因此上漲；各國君主、城邦與私人也在此借貸。軍隊像商人一樣盯著行情：預期跌價就延後買。更有意思的是採購變成了經濟戰的一環——當帝國方面在瑞士大量收購小麥時，威瑪軍的代表建議公爵也趕快買幾千袋存在巴塞爾，一來價格划算，二來不能讓對手買光；瑞典駐法大使格勞秀斯則懷疑帝國軍在瑞士買糧，部分目的就是不讓伯恩哈德買到。

到這裡，「後勤即政治」的第一層已經出現了：買糧不只是為了吃，也是為了讓對手吃不到。

三、兩個巴塞爾：受害者與生意人

巴塞爾這個地名在論文裡指兩個東西，而它們對伯恩哈德的反應完全相反。

巴塞爾主教區是純粹的受害者。伯恩哈德把主教的領土當作行軍通道與撤退地，還把本應繳給主教的稅收自己收走。主教的反應是向法王請願；索洛圖恩——法國自十六世紀初就常駐代表的地方——代表天主教各邦反覆向公爵與法國王室抗議；教廷大使也被告知了。法王路易十三確實訓誡了公爵，要他顧及天主教邦的政治感受。結果是：幾乎沒有任何改變。到 1639 年夏天，主教的使節只能向邦聯議會提出更宏觀的控訴——公爵的戰爭正在危及整個邦聯。

巴塞爾城是另一回事。它位於歐洲貿易要道與邊境上，戰爭給它帶來的是繁榮。1637 年夏天，威瑪軍的軍需總監沙費利茨基要求城裡讓他以優惠價買穀物，市議會確實感到不安；但事後看，軍隊不只從巴塞爾買到穀物，議會還反覆允許軍隊在城裡烤麵包，法國的補助金在這裡交付，公爵在城裡設有倉庫。帝國使節後來向邦聯議會指控：巴塞爾給了伯恩哈德約一萬件糧產、一千桶鹽、數千片培根，還有彈藥。巴塞爾的答覆很妙——它說自己「無法」停止：地理位置如此，法國與瑞典的軍力在側，而且自己的貿易總得繼續。同一時間，巴塞爾也在和布賴薩赫的哈布斯堡指揮部做著「有利可圖的生意」。

這是一個城市同時向兩個交戰方賣東西，並以「無能為力」作為對兩方的說詞。

四、「私人生意」的虛構如何運作

巴塞爾的說法不是特例，而是整個新教瑞士的標準操作。作者把新教各邦對公爵的支持描述為一連串「或多或少間接」的渠道：允許為軍隊製造產品、允許為軍隊採購、發出口許可、允許運往軍事據點、或者乾脆「不阻止」。對外的統一說詞是：供貨的人是以私人身分經商，與邦無關。

威瑪軍這邊配合演出：透過中間人採購、以不實名目申報貨物。作者特別指出這樣做的原因——不只是規避帝國的禁令，更是為了不讓事情在瑞士內部政治化升溫。也就是說，雙方都有意維持這層模糊。

各邦的實際態度有差別。蘇黎世據稱早在 1637 年底就保證瑞士人不會對公爵的軍隊採取任何敵對行動。伯恩的作為最積極：瑞典方面認定伯恩會供應公爵所需的一切，新聞通訊員馬里尼寫道伯恩人在替威瑪公爵供糧上「做得很好」；伯恩在布賴薩赫圍城中也很關鍵。但同一個伯恩，多次拒絕賣武器彈藥給威瑪軍，理由是議會「希望在這些事務上完全中立」，而且自己也缺軍備。糧食可以、軍火不行——這條線畫得很清楚。

伯恩哈德當然不滿意這種逐案協商的方式。他的手法是雙管齊下：由軍中人員（主要是後面會講到的埃爾拉赫）直接接觸各邦的決策者與商人，再由有政治職務的人從旁斡旋——作者稱之為運用「政治非正式性」。同時他試圖跳過個案，直接與邦聯議會和新教邦在阿勞的特別會議談一個通用規則，讓採購與運輸不必每次派人、寄信、來回折騰。這個嘗試失敗了，即便他把法國駐索洛圖恩大使梅利安拉進來也沒用。施壓手段還包括威脅貿易抵制，威瑪方面一度考慮封鎖瑞士的鹽進口——鹽對瑞士是必需品，這是捏住對方的脖子。

五、辦事的人

伯恩哈德的補給組織沒有正式部門，只有一圈隨時間更替的親信，職責重疊、界線不清。公爵自己盯著：下令、要求回報。

最重要的是漢斯·路德維希·馮·埃爾拉赫。他是伯恩貴族，早年做過古斯塔夫王的軍需總監，1625 年返回伯恩推動軍事改革，1633 年被邦聯議會任命為邦聯部隊統帥，1636 年再度指揮守衛弗里克塔爾邊境的邦聯軍，1638 年局勢緩和後辭職。也就是說，他本來是替瑞士防範這些外國軍隊的人。1637 年他成為伯恩哈德的代理人，1638 年起以少將身分負責軍需採購，並成為公爵最重要的外交官。公爵能進入瑞士錯綜複雜的政治網絡、地方當局與商人圈，靠的就是他。

在他底下實際跑採購與運輸的是馬克斯·康拉德·馮·雷林根，出身奧格斯堡從事遠程貿易的貴族商人家族，曾為海爾布隆同盟工作，與各地銀行和商行有往來。他「非自願地」變成了軍隊的財務官、出納、倉庫總管、彈藥主管、特別委員兼口糧官——一個人扛下了一個後勤部門。

商人方面，最重要的是亞歷山大·齊格勒，在沙夫豪森與里昂都有分行，同時供應好幾個交戰方；為了自己的生意，他也替公爵與沙夫豪森市之間牽線。穀物另有雷雷家族的公司與巴塞爾商人林格勒供應；索欽家族的商行還替公爵保管現金。

這群人的動機，作者說得很坦白：利潤、權力、土地、家族地位。而且這些關係在公爵 1639 年死後仍然延續，對他們的仕途有利。

六、1638 年冬天：糧食有了，船在哪裡？

這是論文最具體、也最能檢驗一切的一段。

先看背景。布賴薩赫從 1638 年夏天起被圍，圍到 12 月中旬才投降。11、12 月間，伯恩哈德面對三重需求：洛林公爵可能來襲；諾伊恩堡的營地需要大量物資；布賴薩赫預期陷落後，他還得立刻「大規模」供應這座城。糧食本身不缺——問題全在運輸。年初他就想把大量夏播種子、大麥與燕麥從蓬塔利耶運出來，卻不知道怎麼運；考慮從勃艮第鹽場取鹽，卡住的也是運輸。

這次的方案是：穀物和麵粉從布魯格經阿勒河，再順萊茵河而下，用十二艘船。負責裝船的合作商人齊默曼走不開，於是公爵親自寫信給埃爾拉赫，指示得非常細：巴塞爾與諾伊恩堡間水流湍急，派「尖頭船」(Spitzschiff) 來回兩地，其流線型的船首能有效切開水流、降低水阻；再命令諾伊恩堡的少校，每當尖頭船抵達，立刻把貨轉載到大船上送往下游的布賴薩赫。另一路用馬匹從科爾馬盡量運麵包與麵粉到營地。稍後他又提議由埃爾拉赫派一打好馬車，加上已故萊茵伯爵約翰·菲利普的龍騎兵護送——因為糧食與現金運輸都必須有武裝護衛。彈藥與砲彈也要送到諾伊恩堡與本費爾德。

結果：科爾馬的運輸始終沒有來。齊默曼裝的船能不能通過，變成生死攸關；營地裡的麵包配給已經減半。最後公爵自己跑到萊茵費爾登，親自督促立刻裝船。

一位剛拿下布賴薩赫、被視為新教歐洲救星的統帥，在勝利的當月為了幾艘船親自跑碼頭。這就是他的「後勤部門」的真實樣貌。

七、瑞士的反擊：不用軍隊，用海關

瑞士人不會出兵——為公爵工作的瑞典宮廷顧問穆勒挖苦說，別指望瑞士人開打，那會是一場「奇怪的表演」。但他們有別的辦法，而且都對威瑪軍造成實際影響。

第一是打斷士兵的變現迴路：各地禁止居民購買士兵拿出來轉賣的掠奪品。第二是貿易封鎖：天主教各邦阻撓與被伯恩哈德征服的萊茵森林城鎮之間的貿易，並一度威脅切斷阿勒河運輸——也就是第六節那條救命水路。

第三是關稅戰。伯恩哈德為了增加收入，攻下布賴薩赫後提高關稅，並在諾伊恩堡附近新設關卡。這在當時是常見做法，但它加重了貿易負擔、抬高了運費，而萊茵河貿易在戰後仍長期受限。抵制他的不只是天主教邦，還有蘇黎世、巴塞爾、沙夫豪森這些「友好」的新教邦。抱怨的內容很具體：關卡指揮官自行其是、收費金額不一，顯然還收賄。這段時間，連從巴塞爾下行船隻的通行證，都由雷林根簽發——威瑪軍實際上在巴塞爾城門口掌握了河運的鑰匙。但當巴塞爾反過來打算對運往威瑪軍的貨物課稅時，雷林根立刻提議豁免，理由是這座城對軍隊太重要。關稅是雙方共同的武器。

第四是沒收，其中巴登伯爵領的案子最精彩。當地的行政長官扣押了幾桶火藥與齋期食品，這批貨是要給伯恩哈德的。法國大使出面干預，得到的是含糊其詞的回答。各邦紛紛表示不歸自己管，只知道這批貨「在一處不尋常的灌木叢中卸下」，繞過了萊茵河對岸凱撒施圖爾的正規關卡。大使向邦聯議會要求歸還彈藥，議會用稅法回應：這批貨既未申報為公爵所有，也未申報為法王所有，是被海關當作違禁品沒收的，因此依法歸入國庫。作者指出關鍵：議會刻意維持「這是私人行為」的虛構——因為彈藥根本不可能在沒有官方許可的情況下運送，所以每個人都知道這批貨屬於誰，但沒有人說破。

同一套「私人生意」的虛構，先前用來保護對公爵的供應，現在被用來合法沒收公爵的火藥。

八、布賴薩赫之後

伯恩哈德的顧問早就警告過他，瑞士人有一種令人惱怒的「和平傾向」。布賴薩赫投降後，新教各邦依舊保留態度。原因很現實：權力平衡還沒定下來，而一個可能依附法國的統治者坐在布賴薩赫，對瑞士並不是誘人的前景。1639 年 7 月公爵猝逝，黎希留把軍隊與領地收歸法國。瑞士人原本期望公爵一死，威瑪軍佔據的據點會被清空、邊境會更安全，但繼任的將領轉入法國服務，這個期望落空了。

九、拿這些遭遇檢驗作者的說法

現在回頭看作者的幾個主要論斷，看看她自己舉的案例支不支持。

「後勤在本質上是政治的。」 這一點證據最充分：巴塞爾的雙面生意、伯恩的「糧食可以軍火不行」、邦聯議會的稅法論證、關稅戰、鹽封鎖的威脅。但要說「翻轉」就言過其實——補給涉及政治，這是 Redlich 到 Parrott 都承認的常識。真正有價值的不是這個命題，而是她揭示的機制：雙方共同維護的「私人身分」虛構、以稅法而非外交語言處理軍火、以非正式管道替代制度化談判。這些細節此前確實沒有人這樣攤開來寫。

「瑞士不是和平島，而是間接參戰者。」 案例完全支持，但作者自己在腳註裡承認，學界對邦聯在歐洲權力格局中的位置「已討論了一段時間」。所以這是用新材料加固既有修正，不是推翻。而且當時人就知道——1647 年防禦條例的動機正是 1633 與 1638 年的越界事件。

「威瑪軍的補給以效率為導向、有前瞻性規劃，比掠奪式的非正式戰爭經濟更有計畫性。」 這裡文本與論斷開始出現張力。作者舉的規劃證據是：低價採購、囤積建議（那幾千袋小麥）、追求更常態的結構。但 1638 年冬天的實況是：船不夠、車夫不夠、科爾馬的運輸從未出現、口糧減半、公爵親自跑碼頭；雷林根是「非自願地」身兼數職；與邦聯議會談通則的努力徹底失敗。作者自己也承認規劃「反覆被戰事推翻」、只有「初步」的組織結構。所以正確的讀法是：這支軍隊有規劃的意圖，但幾乎沒有規劃的能力。「比掠奪更有計畫」是對的，但門檻很低。

「不應以『行政真空』評價早期近代的補給問題。」 這是作者立場最鮮明、但證據最不利的一項。從威瑪軍的角度看，這篇論文簡直是「行政真空」的教科書：沒有部門、沒有通則、一切靠人。真正不是真空的，反而是瑞士方面——各邦能發出口許可、能設關卡、能沒收、能用稅法回應法國大使，行政能力相當可觀，只是選擇性地使用。作者反對「真空」論的理由是不該用十九世紀的國家為標尺，這是方法論上的主張，不是她的材料證明出來的。

「與華倫斯坦不同，伯恩哈德沒有讓固定的後勤結構限制其軍事半徑。」 這一點值得懷疑。論文開頭自己交代：1637–38 年的攻勢目標是控制連接路線、取得安全的補給基地、監視通往瑞士的道路、控制萊茵河水道。霍恩特維爾—萊茵費爾登—瓦爾茨胡特—諾伊恩堡—布賴薩赫，這正是一支軍隊圍繞補給線在打仗。他的半徑確實沒有被「補給倉體系」限制，但被「必須靠近瑞士和萊茵河」限制了。作者畫的區別比看起來細得多。

「『後勤獨裁』論應予保留。」 同樣，她自己的案例反而給了「後勤獨裁」最好的例證：糧食有了但運不出去，前線就減半口糧，統帥親自處理船隻。至少在 1638 年冬天，後勤確實在支配戰略。作者的保留是理論上的（後勤與戰略難以分開），案例本身並不支持這種保留。

「軍需樞紐不只是阿姆斯特丹、熱那亞，還有戰區附近的中型中心。」 楚爾察赫、布魯格、沙夫豪森、柯尼希斯費爾登修道院——證據充分，而且是一個實在的小發現。

十、小結

把作者的框架語言拿掉，這篇論文留下的是一個很好的故事：一個沒有領土的軍閥，靠一個轉投他麾下的瑞士前邊防統帥，在一群既賣他糧食又沒收他火藥的邦國之間，用假申報、中間人、關稅和鹽封鎖打一場看不見的第二戰線；而他在軍事生涯頂點的那個冬天，最大的敵人不是洛林公爵，而是萊茵河上不夠用的船。

這個故事本身是有價值的，而且是靠檔案一點一點重建出來的。但它並沒有「翻轉」什麼：它證實了瑞士的深度捲入（學界已知），證實了補給的政治性（學界已知），並在幾個地方——行政真空、後勤獨裁、軍事半徑——提供了與作者自己的結論相反的證據。她的創新在於解析度，不在於方向。作為讀者，最值得從這篇論文帶走的，是第七節那個灌木叢裡的火藥桶，以及邦聯議會如何用一句「依法歸入國庫」，把一場國際軍火爭議變成一樁海關案件。

The Art and Chemistry of Replicating Oil Paintings into Woven Textiles

鄭仕群 — Wed, 09 Sep 2026 10:19:23 +0000

Delanie Linden is a Ph.D. candidate at MIT. She is author of “Polychromy, Painting, and the ‘Chromatic Turn’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in Nancy Wellington Bookhart (ed.),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Butterfly Effect (Wilmington, 2023); “‘The Future of Women Is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Marie-Elisabeth Cavé’s Drawing Manuals and Art Educ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Getty Research Journal, XV (2022), 87–112; “Denis Diderot’s ‘Salons’ as Art Conserv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Refract: An Open Access Visual Studies Journal, IV (2021),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5070/R74155762.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024) 55 (1): 89–114.
https://doi.org/10.1162/jinh_a_02033

一、作者與論文的定位

作者是藝術史與科學史的跨域研究者，她的博士論文中有一章專門討論Chevreul、色彩並置與中國外銷畫的「平塗色塊」——這點很重要，因為本文所談的 Gobelins 染色難題，正是後來 Chevreul 色彩理論誕生的直接土壤。這是一篇把藝術風格 → 工藝瓶頸 → 化學研究 → 國家政策串成一條因果鏈的論文。

二、問題的起點：從「織毯」到「織成的畫」

要理解為什麼明暗對照法會成為「化學問題」，得先知道 Gobelins 廠的體質。

Gobelins 的根本是染坊而非織坊：十五世紀中葉，來自蘭斯的染匠 Jehan Gobelin 在水質以染色品質著稱的 Bièvre 河畔設立作坊，其後人精於以威尼斯猩紅染羊毛而致富；1662 年柯爾貝為王室買下這片產業，交由勒布倫（Charles Le Brun）統籌，並延請荷蘭染匠 Josse Kerchove 重整染坊——這座染坊自此成為歐洲持續營運最久的染色作坊。在勒布倫主導下，織毯的畫稿品質大幅提升，因為他聘請皇家繪畫雕塑學院的成員繪製畫稿；藝術史家通常把這些成品稱為「織成的畫」（woven pictures），而非單純的掛毯。

十八世紀這個「向繪畫看齊」的傾向越走越極端。歐德里（Jean-Baptiste Oudry）1736 年起擔任 Gobelins 督察，要求織工忠實再現細膩、明亮的繪畫，因此推動修改 1671 年的染色法規，並在色彩庫中引入新色調。歐德里的精緻風格為織工帶來全新難題：他們必須學會「用梭子作畫」，為此羊毛與絲的新染料被大量開發，最終可用色相多達約一萬種，以達成幾乎不可察覺的色調過渡；同時引入緯線互鎖技法讓過渡近乎隱形，並採用可行範圍內最細的織紋。

這裡有一個結構性的張力。傳統織毯處理明暗漸層的方式是「排線」（hachures）——用兩種顏色的緯線交錯咬合成鋸齒狀，靠視覺混色製造過渡，這是一種「少色多技巧」的策略。但當畫稿要求的是油畫式連續調子時，排線的粗獷感就無法接受，織工只能改用「多色少技巧」的策略：用幾十、幾百級真正染出來的中間色，一格一格拼出漸層。織造變得越來越細緻，同一件織毯中可以有數百種不同色階。Lowengard 指出，一件織毯的美感取決於能否用細微的色彩層次來塑造人物、建築與動植物，尤其膚色的匹配最為苛刻；此外顏色不能變調、要盡量不褪色，並且最好能在數月或數年後重新染出同樣的顏色——因為一套織毯往往要織數年，而且同一套畫稿可能被訂製多份。

於是問題從「織工手藝」轉移到「染坊化學」：你需要的不只是很多顏色，而是很多「可重複、不變調、不褪色」的顏色。 而這正是十八世紀染色工藝最弱的一環。當織工被迫忠實模仿繪畫色調，色牢度高的染料已不敷使用，很快就得動用抗光性差的「小染」（petit teint）色料。

三、為什麼「明暗對照」對紡織品特別難？

Linden 的論文把焦點放在世紀末：不是歐德里、布雪那種明亮、粉嫩、以中間調為主的洛可可，而是大衛的新古典主義——十八世紀晚期，clair-obscur（從亮到暗的高對比調子變化）的美學在繪畫領域崛起。這對織毯是三層疊加的困難，我分別從光學、工藝、化學三個層次說明（此部分為我根據文獻的延伸解釋）。

第一層：材質光學。 油畫的深色陰影通常是半透明的罩染，光線穿入色層再被吸收，可以達到極深、極「吃光」的黑；表面上光後，明暗動態範圍很大。羊毛織毯是漫反射的霧面表面，纖維本身會散射光線，再深的染色也保留一層灰霧感。也就是說，織毯物理上就達不到油畫的最暗點——這是一場先天不對等的競賽。

第二層：工藝離散性。 畫家可以在調色盤上無限混色，織工只能使用染坊提供的「離散色階」。明暗對照法要求的不只是黑與白，而是從最亮到最暗之間長而平滑的漸層。這需要色階數量爆炸性增加，而每一級都得由染坊染出、編號、儲存、日後可重染。

第三層：化學脆弱性，而且最脆弱的恰好是陰影。 這是最關鍵、也最少被藝術史注意的一點。十八世紀的深色（黑、深褐、深紫）多半仰賴鐵媒染劑加單寧（或蘇木等染木）取得。文物保存研究一致指出這類深色是織毯上最先崩壞的部位：在一件十五世紀織毯的修復中，緯線弱化的區域幾乎都集中在黑、深褐、深藍、深紫的羊毛上；使用天然染料時，深色常以鐵作媒染劑，而鐵會加速羊毛降解；另一處修復現場也觀察到深褐色羊毛區域的緯線纖維流失特別嚴重，很可能是因為以鐵媒染固色，導致腐朽速度快於其他顏色。從化學機制看，鐵—單寧染料因其酸性與金屬離子含量，會加速酸水解與氧化，造成纖維強度損失、脆化與變色；因此許多鐵—單寧染色的材料如今呈褐色而非黑色，變得脆弱、出現破損，有些甚至已碎成粉末。2026 年一項依十八、十九世紀染色手冊重建黑色染法的實驗也證實：鐵—單寧套染能得到最深的黑，但也造成顯著的纖維降解，紫外線老化後抗拉強度損失可達 20%；相對地，在藍色底色上套染的黑，在所有纖維上都達到最高的色彩強度。

把這三層合起來看，就會發現明暗對照法在織毯上的悖論：畫面的戲劇性完全靠陰影撐起，而陰影恰好是化學上最不穩定、物理上最先粉碎、光學上最達不到的部分。 一件織成的大衛作品掛上幾年，陰影褪成鏽褐、亮部相對不變，整幅畫就「變平」了——這正好摧毀了明暗對照法的存在理由。這也是為什麼 Linden 說工匠與化學家必須「尋求化學解方」：問題無法靠織工技巧解決。

四、染色科學如何一步步回應

以下依時序重建 Gobelins 染坊與法國染色化學的互動，這是論文標題「Art and Chemistry」的主體。

1. 柯爾貝的法規框架：標準化，但僵化（1671）

自柯爾貝下令編纂《染羊毛通用指令》（1671）起，合法的藍色色階就被標準化為十三種——從最接近白的 bleu blanc 到最飽和的 bleu d'enfer——每一種都必須對應一份樣本與一套操作程序。這套「大染／小染」（grand teint / petit teint）制度的核心是「煮驗」（débouilli）：把染好的織物置於沸騰的明礬、肥皂、酸或鹼溶液中，檢驗其是否具備大染的牢固品質。但這套制度由強力法規約束，旨在提升品質與統一生產，卻對創新極度戒懼：每一種色調都有已知、經驗證的路徑，不得偏離。

2. 科學院介入與 Hellot 的「孔隙理論」（1730–1750 年代）

法國王室把染色視為戰略產業，Dufay、Hellot、Macquer 先後受皇家科學院委託，奠定染色化學的基礎。Hellot 提出第一個系統性的染色理論：在熱水染缸中，纖維的微孔擴張、打開，讓有色微粒滲入；媒染劑則像收斂劑，把微孔收緊包住色粒，如同寶石鑲進戒台——這是純機械式的理論，實際主導的化學鍵結不在其中，而且纖維上根本沒有這種微孔。

這個理論雖然錯，卻很有生產力。Hellot 相信，只要找到方法賦予染木的色素它們所缺乏的「收斂性」，同時把羊毛準備好，就能讓這些染木對大染染匠和對小染染匠一樣有用；他的論述也解釋了為何 1730 年代染色業重整後，Gobelins 的調色庫可以接受納入若干小染色料——因為理論上它們可以被做得和大染一樣好。然而並非所有新製程都真的改善了耐光性，例如靛藍磺酸鹽（薩克森藍）染缸的顏色就比傳統靛藍更不穩定；長期來看，Gobelins 織毯證明了小染色料的穩定性始終是問題。

3. Macquer：向繪畫「偷」顏色（1749）

這一段對 Linden 的論題特別有意義。Macquer 受託建立染色化學時，最先注意到的是染匠的調色盤明顯比畫家貧乏：以藍色為例，畫家有大青、石青、靛藍、青金石和普魯士藍可用，染匠卻只有偏綠的菘藍和偏紫的安地列斯靛藍。他自問能否讓繪畫把它引以為傲的美麗顏色分一些給染色術，並說這種「偷竊」不會讓繪畫有絲毫損失，因為各門藝術可以互贈最美的禮物而不使贈者變窮。他選中的是普魯士藍——這種化學新近為繪畫增添、且在最美的畫作中與群青相輔相成的耀眼顏色。他的實驗成功了：先以明礬與礬水媒染，再浸入普魯士鹽混合液，在棉和絲上效果極佳；他自評這種藍的美與光彩勝過菘藍與靛藍，一如猩紅勝過茜草紅，而且能通過明礬煮驗，在九、十月整整兩個月的烈日曝曬下也未褪色。

但市場不買單：聖多明克與瓜地洛普供應的高品質靛藍價格低廉、數量龐大，這項極具創新性的製程完全引不起藍染匠的興趣——一個不回應任何工業需求的創新，就這樣被遺忘。這個「畫家的顏料 → 染匠的染料」的方向，正是 Linden 所說「繪畫需求驅動染料創新」的早期原型；它要等到六十年後的政治危機才會復活。

4. Gobelins 首度聘用化學家：Quemiset 的三萬色計畫（1770 年代）

早在 1757 年就有把化學家引入染坊的討論，但拖了近十五年；1773 年底廠方聘用了一位僅知姓氏的 Quemiset，以染工身分在督導染坊的承包人 Neilson 之下工作，任務包括引入新染法，以及開發一套約三萬色的羊毛染色調色庫——相較之下，1660 年代 Gobelins 的羊毛色庫含混合色在內約僅 112 色。

Quemiset 的方法論值得注意，因為它體現了「科學進入工坊」的具體形態：他規劃的三部分論著，第一部談物理中的色彩，第二部談化學組成與各種混合的結果，第三部談染浴配方與操作；他承諾在每一步注入化學依據，讓染匠能辨識製程缺陷並以分析的方式推進，最終目標是「牢固、且具備繪畫般所需之大量色階」的顏色。他設計的色彩圖錄每一色都有十五級由淺至深的色階，並依不同染材分頁（黃木與薑黃的黃、核桃殼的黃褐、紫膠／胭脂蟲／茜草的紅等），複合色頁面則依比例排列，讓承包人能精確選色並掌握每種染材的色域——這會使織毯對畫稿的忠實度更確定、更穩定。Homassel 後來聲稱這套圖錄包含 25,000 色，雖不及承諾的三萬色，或許仍有誇大，但其細緻程度無任何其他色彩彙編能及。

同時，管理面的改革開始出現：1778 年一個調查委員會確認染坊需要化學家，並建議建立一份登錄所有操作與製程的總冊——這是「配方標準化」的制度化起點。

5. Berthollet：從機械理論到化學親和力（1784–1791）

Berthollet 於 1784 年接替 Macquer出任 Gobelins 染色總監，其《染色術原理》（Éléments de l'art de la teinture, 1791）使染色這門「技藝」成為化學的衍生技術；該書 1804 年再版，長期是染匠的手冊。書商與科學史家的評價是「第一部現代染色專著，也是第一個關於其原理的通論」，而 Berthollet 的染色理論是化學性的——也就是說，他用「親和力」（affinité）取代了 Hellot 的孔隙與收斂劑，染色被理解為纖維、媒染劑與色素之間的化學結合。這個觀念轉換的實務意義是：一旦你把染色當化學反應看，就可以理性地調整媒染劑的種類與用量、酸鹼與溫度，來「設計」而非「摸索」一個色階。

不過 Lowengard 提醒我們不要把這段歷史講得太順：Berthollet 與畫家 Pierre 的督導並未平息染坊爭議；Homassel 在書中明白敵視 Berthollet 試圖在 Gobelins 灌輸的新化學命名法；Berthollet 對哲學化學更有興趣，並未為工坊帶來顯著改善，化學在 Gobelins 的地位還要再過幾十年才穩固。這正好是 Linden 論文的時間縫隙：革命前的化學家進了染坊，但真正的制度化，要等拿破崙。

6. 拿破崙時代：Chaptal、Roard、染色學校與「藍色危機」（1804–1815）

重建染色總監。 染色作坊總監一職在大革命時被裁撤，由內政部長、化學家 Chaptal 恢復；他選定自己的舊學生、綜合理工出身、當時在博韋任物理化學教授的 Jean-Louis Roard，於 1804 年 1 月出任 Gobelins、Savonnerie 與 Beauvais 三廠的染色總監。Chaptal 的指令本身就是一項標準化措施：他要求各廠主管今後向 Roard 索取所需的羊毛與絲，並附上所需色階的樣本——顏色不再由各作坊自行定義，而是以樣本為單位向中央染坊「下單」。

研究與教學。 Roard 完全重組染坊，並研究羊毛品質與媒染劑；1809 年，Gobelins 設立了染色學校；Roard 與 Beauvais、Savonnerie 兩廠主管的關係有時緊張，因為後者必須依賴 Gobelins 的染坊。羊毛品質為何重要？十九世紀末 Gobelins 廠長 Gerspach 回顧時說，世紀初的織毯與複製品有一種來自劣質羊毛的粗糙質地，因為羊毛脫脂不良，特別容易遭蟲害——脫脂不良的羊毛不僅易蛀，也吃色不均，直接影響色階的可重複性。

品質失控的教訓。 1807 年，Pernon 為聖克盧宮皇帝大書房提供的絲織品因褪色而令人失望，顯示有必要對里昂絲織業者使用的染料建立某種管控制度，尤其是為了 1811 年凡爾賽宮裝飾的大宗委製。褪色不再只是美學瑕疵，而是帝國顏面問題。

大陸封鎖與染料成為戰略物資。 法國每年進口約三千萬法郎、一千至一千五百噸的靛藍；1806 年起的海上封鎖使進口完全中斷，而光是六十萬大軍的軍服就需要一百五十噸靛藍。1810 年 6 月，拿破崙在 Chaptal 提議下設立三項金額異常龐大的獎金（一般獎金僅六百至三千法郎）：十萬法郎給能從本土易種植物提取足以替代靛藍之澱粉者；另十萬法郎給能將本土植物色素固著於羊毛、棉、麻、絲以替代靛藍者；二萬五千法郎給能提出以普魯士藍染羊毛與絲、且色澤均勻明亮、耐摩擦與水洗之可靠方法者。在巴黎，Berthollet 與 Chaptal 各自研究從菘藍葉提取靛藍類色素；行政當局在全帝國推廣菘藍種子並發放農民獎金，1811 年恢復種植達一萬四千公頃，阿爾比設立了菘藍學校。

Macquer 的「偷來的藍」終於復活。 最後有兩套近似的絲染法角逐獎金：一是 Roard 的方法，但他因被任命為評審委員而退出；另一則來自里昂——拿破崙為支持里昂染色業新設工業化學講座，由前綜合理工化學助教 Jean-Michel Raymond 出任。Raymond 法是以鐵媒染絲，再浸入酸性的普魯士鉀鹽溶液，經一連串中間漂洗去除雜質與殘酸，最後以氨水提色使顏色加深；其創新在於使用普魯士鉀鹽（Macquer 用牛血，Le Pileur 用普魯士藍本身）；1811 年他獲頒該項獎金的三分之一，即八千法郎。帝國政府隨即在巴黎、里昂、圖爾、杜林、熱那亞、佛羅倫斯與克雷菲爾德印製說明手冊，由各省省長分發給絲染坊。Raymond 藍對「深色」問題的意義，從他的論著標題就看得出來：「以均勻、牢固、明亮的方式，將絲染成最深色階的普魯士藍」。當時的《技術辭典》評論道，此前根本無法在絲上取得這種色調：缸染的深藍雖牢固卻從無光彩，靛藍溶液染的天藍又永遠達不到普魯士藍的色調——這正是「又深、又亮、又牢」三者兼得的突破。

不過它有明確的化學極限：普魯士藍不耐鹼，而洗衣用的鹼液正是鹼性，因此這種染法只適用於不送洗的織物，如毛呢、絲織品與棉絨。掛在牆上的織毯恰好屬於這一類。Delamare 的總結是：染匠採用普魯士藍染色，是 Chaptal 1810 年研究計畫唯一的工業成功，而且這項成功一直延續到 1860 年前後；Raymond 之子於 1822 年研發出第一個可行的羊毛工業染法，此後四十年間普魯士藍染色消耗了大部分的普魯士鉀鹽產量，直到苯胺合成染料出現才終結。

7. 尾聲：Chevreul 與「其實不是化學問題」（1824 以後）

論文結束於拿破崙時代，但這條線的下一章對理解其意義不可或缺。1824 年化學家 Chevreul 出任染坊總監，工作分為三部分：為王室各廠染羊毛與絲、進行大量實驗、開設染色應用化學課程；但他的聲望也未讓他免於批評，尤其是指責他推動織毯走向更徹底的繪畫模仿，對此他強烈反駁。

他上任時面對的，正是本文的核心難題——深色不夠深。他發現有些染料確實有缺陷，但常被詬病的黑色染料其實一流；然而以這種黑染成的織物，被深藍或深紫包圍時就顯得虛弱、偏紅。他將此效應命名為「同時對比」：一個顏色在色相與明暗上都傾向於朝其鄰色的補色偏移。換言之，問題不是化學性的，而是光學性的。他經過四年研究，於 1828 年 4 月向科學院宣讀《論兩色同時被觀看時相互影響之備忘錄》，主要著作則因難以取得可靠的彩色圖版而延至 1839 年才出版，書名列出可應用此定律的所有領域，織毯當然在列，還包括繪畫、地毯、服裝、園藝、彩繪玻璃等。

這是整個故事最漂亮的轉折：織毯追逐油畫明暗對照所累積的化學挫折，最終催生了一門關於「明暗如何被看見」的視覺科學。 Chevreul 的實際貢獻也回到織坊：1824 至 1883 年間他的實驗使織工所需的顏色數量減半；他建立了一套真正的色彩語法與同時對比定律，其色相環從三原色定義出 72 個色調、14,400 個色階。他也解決了普魯士藍最後一個技術瓶頸：Raymond 的方法很難重現特定色階，Chevreul 則證明只要用精確配比的溶液嚴格控制鏽浴中的鐵量即可——這是「用定量化學保證色階可重複」的典範案例。

五、深入淺出：染色化學到底解決了什麼？

把上面的歷史濃縮成幾個機制，或許更容易掌握：

（1）染料為什麼會「黏」在羊毛上？ 大多數天然染料本身無法牢固附著於纖維，需要媒染劑（多半是金屬鹽，如明礬中的鋁、綠礬中的鐵、錫鹽）在纖維與染料分子之間搭橋，形成金屬錯合物。媒染劑的性質也會影響最終色調——同一種茜草，鋁媒染偏紅、鐵媒染偏紫黑。這意味著「色階」本質上是一組（染材 × 媒染劑 × 濃度 × 次序）的配方，Quemiset 的三萬色與 Roard 對媒染劑的研究，處理的就是這個組合空間。

（2）為什麼淺色容易、深色難？ 淺色只需少量染料、一次浴染；深色要嘛堆疊大量染料、多次套染（例如先染靛藍底再套紅與黃得到黑），要嘛動用鐵—單寧。前者昂貴且每次套染都引入誤差；後者便宜、快速、極黑，但如上節所述會腐蝕纖維、隨時間變成鏽褐。因此十八世紀織坊常用「小染」染木（如蘇木）做深色：漂亮、便宜、但見光即褪。在一幅明暗對照式的織毯裡，最先陣亡的永遠是陰影。 值得注意的是，2026 年的重建實驗證實藍底套黑的做法能得到最高的色彩強度，這其實正是傳統大染黑的老辦法——用牢固的靛藍打底，再往上疊色，讓深色不必完全依賴鐵。

（3）理論為什麼重要？ Hellot 的孔隙說把染色想成「機械鑲嵌」，因此改善牢度的思路是「把孔收緊」；Berthollet 的親和力說把染色想成「化學結合」，改善思路就變成調整反應條件與試劑比例。理論一換，實驗的方向、可重複性與教學方式都跟著改變——這也是為什麼「染色學校」會出現在化學理論成熟之後：只有可以被講授的原理，才能被學校傳遞。

（4）普魯士藍為什麼是里程碑？ 它是第一個現代合成無機顏料，被轉用為染料後，提供了靛藍給不了的「深而亮」的藍，而且深色階可以靠鐵浴用量精確控制（Raymond 父子建立了從 bleu naissant 到 bleu d'enfer 五級所需普魯士鉀鹽的克數，這套飽和度標尺正是把柯爾貝 1671 年十三級藍色階簡化後的版本）。這是「用合成化學品、以定量方式、生產標準化色階」的第一個大規模案例——也就是 Linden 所說「為合成色料奠基」的具體所指：不只是分子，還有制度（染色總監、學校、樣本制度、獎金競賽、化學講座）與產業（普魯士鉀鹽工業）。

（5）最後的解方竟然在眼睛裡。 Chevreul 證明「黑不夠黑」有一部分是鄰色造成的錯覺。這意味著織工可以用並置而非只靠化學來製造深度——這其實把織毯帶回了它自己的媒介邏輯（色彩並置並非新發明，早已見於馬賽克），並為後來的印象派與點描派提供理論武器。明暗對照法的化學困境，最終以光學理論的方式「被消解」而非「被解決」。

六、政治：拿破崙為什麼在乎織毯的陰影？

Linden 摘要中「以政治圖像重塑傳統工藝」這一句，對應的是 Gobelins 在帝國時期的轉型。波拿巴自執政府時期起就高度關注國家製造廠；1804 年後皇帝的威望需求在其中找到理想工具。1804 至 1806 年廠方處於等待畫稿的階段，以複製古代題材的油畫填補織機；1806 年起才開始典型的帝國生產，包括拿破崙的三項委製與大量帝國肖像，並為宮殿製作門簾與家具。革命後的織毯必須頌揚拿破崙統治：如格羅的《雅法鼠疫》與大衛的《波拿巴越過聖伯納山口》都被織成織毯；拿破崙如同路易十四，渴求一種神化的藝術，於 1809 至 1815 年訂製了一套獻給其統治的織毯，大衛、韋爾內、吉羅代的畫作在此時期被織成織毯。最能說明構想與成果落差的，是意圖為其統治重大事件留下不朽記錄的《國家歷史》套毯，最終未及完成。

這些織毯的去向也說明了它們的政治功能：杜樂麗宮的王座廳、黛安娜長廊與皇帝大書房是主要目的地；織毯同時供應「禮物部門」，肖像織毯將皇帝的形象連同廠方的聲譽散布到歐洲各宮廷與法國各行政機構。一個具體例子：傑拉爾 1807 年完成的約瑟芬加冕服肖像於 1808 年沙龍展出後，拿破崙同年訂製一件複本專供轉譯為織毯，八位 Gobelins 織工參與織造。

把這幾條線接起來就是 Linden 的論證骨架：帝國需要用織毯複製大衛、格羅、傑拉爾這些以強烈明暗塑造英雄的畫作，並把它們作為外交禮物長期懸掛；而封鎖切斷了靛藍供應。於是「陰影會褪色」從工坊的抱怨升級為國家形象與戰略物資問題，化學家（Chaptal、Berthollet、Roard、Raymond）被國家直接動員，染色學校與獎金制度隨之誕生。政治需求、藝術風格、化學研究在此交會。

七、這篇論文的學術價值與意義

綜合以上，我認為本文的貢獻可以從六個層面評估：

1. 因果方向的翻轉。 藝術史常見的敘事是「科學／新材料改變了藝術」（例如合成顏料促成印象派）。Linden 反過來主張：是一種特定的繪畫風格（明暗對照法）製造了工藝瓶頸，進而拉動化學研究與國家政策。這種「美學需求作為技術創新的引擎」的論證，與 Macquer 自述「向繪畫偷顏色」的動機互相印證，是對技術史「需求拉動」模型的一個精采個案。

2. 填補 Gobelins 史的技術空白。 Lowengard 早已指出，關於 Gobelins 的著作汗牛充棟，卻很少考慮這個機構內的社會互動或技術變遷，因為這些對「製作美麗織毯」的目標而言只是附帶的。Linden 把染坊——而非畫稿或織工——放到敘事中心，並把它與世紀末的風格史扣連，這在 Gobelins 研究中仍是少數。

3. 把「陰影」當作一個物質史問題。 明暗對照法在藝術史裡幾乎總是被當作構圖或象徵問題來討論；本文把它轉譯為一個具體的材料科學問題（深色染料的牢度與纖維降解），並可與當代文物保存科學的實證結果對話。這是「技術藝術史」（technical art history）方法的典型示範，也呼應作者自述其研究受技術藝術史引導。

4. 為合成染料史補上「前史」。 染料史通常從 1856 年 Perkin 的苯胺紫講起。本文指出，在此之前半個世紀，法國已經建立了化學家駐廠、染色學校、樣本標準化、國家獎金與合成無機染料（普魯士藍）的整套架構；Delamare 的研究也證實這條產業線一直活到 1860 年代。合成染料的「制度基礎設施」比「分子」更早出現。

5. 啟蒙象徵與物質條件的連結。 摘要提到繪畫的「自然主義與啟蒙象徵」。明暗對照法在大衛手中不只是技法，而是「光明／理性」對「黑暗」的視覺修辭；把這種修辭忠實移植到宮廷織毯上，等於要求工藝為啟蒙意識形態背書。本文讓我們看到，意識形態要能「掛在牆上」，得先解決羊毛上的鐵離子問題——這是一種把觀念史落實到物質層面的寫法。

6. 承先啟後的位置。 對作者本人而言，本文是她博士論文「色彩、化學與十九世紀法國」的前奏，直接通往 Chevreul：Gobelins 的深色抱怨在 1824 年成為同時對比定律的起點，而該定律又是十九世紀「色彩轉向」（chromatic turn）的理論基礎。就此而言，這篇文章是在為整個十九世紀法國色彩史找一個十八世紀末的起點。

可能的討論空間。 讀者也可以帶著幾個問題去看全文：其一，明暗對照法的拉力，與大陸封鎖的推力、宮廷奢侈品的經濟動機之間，究竟哪一個是主因？摘要的因果鏈相當強，全文如何分配權重值得檢視。其二，Lowengard 顯示革命前化學家入駐染坊的成效有限，那麼「拿破崙時代的制度化」與「明暗對照法的需求」之間是否真有直接檔案證據，還是作者的詮釋性連結？其三，「為合成色料奠基」是一個橫跨半世紀的長弧論斷，如何避免後見之明，也是跨學科史學常見的方法論挑戰。

(Under)mining Preindustrial Europe: Ecology, Society, and Cultural Change, 1180–1550

鄭仕群 — Wed, 09 Sep 2026 08:18:21 +0000

G. Geltner is Professor at Monash University. He is author of Roads to Health: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Wellbeing in Later Medieval Italy (Philadelphia, 2019); with Giovanna Bianchi et al., “A Return to Rocca San Silvestro: Community Health, Environment and Resilience in a Medieval Mining Village,” Archeologia Medievale, LI (2024), 57–86; Lucifer’s Land: The Mines and Miners of Europe, 1180–1550 (Philadelphia, 2026).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026) 56 (3): 223–249.
https://doi.org/10.1162/JINH.a.2043

一、論文定位

這是作者專書的先聲：《Lucifer's Land: The Mines and Miners of Europe, 1180–1550》將由賓州大學出版社於 2026 年 12 月 8 日出版。出版社介紹點明該書的取徑：不聚焦於礦坑產出了什麼，而是追蹤創造這個產業的鄉村社群，探討他們面對的挑戰與對周遭環境的衝擊。這篇期刊論文可視為該書環境史論證的濃縮版。

論文的核心主張可以壓縮成一句話：歐洲自 12 世紀末開始的「第一次採礦熱潮」，儘管技術是手工的、能源是木炭與水力，卻已造成長期而常常不可逆的生態、社會與文化後果；而當時的人並非無知或被動，他們察覺、爭論、抵抗，也為之辯護。由此推出兩個更大的論點：「前工業＝環境無害」的預設應被打破；「人類世」的年代學應該從歐洲內部、工業化之前重新脈絡化。

二、論證架構與主要證據

1. 先重估規模。 作者先處理一個直覺：中世紀沒有炸藥、化石燃料與全球市場，所以環境壓力應該可被廣袤鄉野吸收。他用幾組數字拆解這個直覺。以當時技術，煉 1 公斤銀約需挖 2 公噸礦石、燒 300 公斤乾木（相當於半英畝林地）；薩克森的弗萊貝格（Freiberg）全盛期年產約 20 噸銀，換算成每年 4 萬噸礦石、6 千噸木材、多達 1 千英畝林地，且持續數十年。另一組數字：12 世紀普通農戶擁有數公斤鐵、黃銅、青銅，到 14 世紀已增至 20 至 100 公斤，而同期人口約增為三倍。這些都是概算（作者也坦承各地差異極大），但足以說明 1100 至 1300 年間金屬生產與消費的膨脹絕非微不足道。

2. 用地球化學與生物化學「挖出」採掘世。 這是全文方法論最有創意的一節。作者用薩丁尼亞西南的伊格萊西亞斯（Iglesias）礦區為主例：當地檔案已毀，但 1327 年的城市法規列出了礦坑、作坊、磨坊、熔爐，據此假設安塔斯谷（Antas Valley）曾有冶煉作坊。團隊用兩台便攜式 X 射線螢光儀（pXRF）取了約 1,500 個土壤測點，配合差分 GPS 與 GIS 製成鉛濃度熱圖，土壤含鉛量介於 0.01% 到 11.28%，植被下更有成千上萬玻璃化爐渣，含鉛高達 75%，可用熱釋光定年。這裡的邏輯是「文獻→地球化學→（未來的）發掘」。

反過來的邏輯也成立：瑞典法倫（Falun）銅礦最早文獻是 1288 年，但沉積物顯示開採始於約 1000 年、1250 年前後強化；德國哈茨山（Harz）的文獻 14 世紀才多起來，湖泊與泥炭沉積卻早幾個世紀就記錄了銅、鉛粒子達背景值數百倍。這一節還加入人體證據：瑞典薩拉（Sala）礦工牙齒琺瑯質（1470–1600）含鉛 2.1 到 88.8 ppm，高端已近工業革命時期的英格蘭；黑森林 Sulzburg 骨骼含鉛 20 至 2,800 ppm；法國阿爾卑斯 Brandes-en-Oisans 骨骼含鉛高達 5,221 ppm。作者謹慎地指出 Sulzburg 的數值可能主要是埋葬後從土壤吸收，但這本身就說明環境中鉛含量之高。

3. 地景變遷與社會張力。 既有史學把礦工與農民的衝突歸因於礦工的特權、外來身分、單身男性的鬆散習性、宗教異端；作者不否認這些，但補上一個「社會—物質」維度：衝突有其地景基礎。證據包括：法國奧特森林（Othe Forest）約 10 平方公里內找到約 140 處遺址，至少 9 座爐渣堆重達千噸以上，最大者長 300 公尺、高 3 公尺；托斯卡尼的 Serrabottini 與特倫托附近的 Monte Calisio 靠穿透樹冠的無人機光達（LiDAR）才顯露出被再植被掩蓋的坑疤山坡；1472 年教廷與托爾法（Tolfa）明礬礦承租人的契約允許新社群放牧 90 頭乳牛、120 頭成年牛、600 頭閹牛、1,500 隻羊，顯示礦業社群如何主動改造生態系。

文獻證據則非常具體：1314 年德文郡向愛德華二世法庭的訴狀稱錫礦工每年毀掉逾 300 英畝耕地、林地、園圃與房舍；1361 年一位康瓦爾地主哀嘆錫礦沖洗水把他的沃土沖得只剩大石與礫石；約 1540 年古物學家 Leland 記錄多個港口被錫礦泥沙淤塞。法倫居民因焙燒礦石的惡臭，把這項作業限制在冬季並移出村外；1349 年塞爾維亞的杜尚（Stefan Dušan）承認德語礦工濫伐森林；1525 年前後馬克伯國居民指控鐵礦工污染六條河流、趕走魚群，克萊沃伯爵禁止沿河新建作坊卻不關閉舊有者。作者的結論是：不需要現代科學工具，當時的人已能把採礦與可見的棲地劣化連結起來。

4. 環境文化：批評者與辯護者。 這一節最有思想史趣味。作者選擇主要分析「產業推手」的文本，理由是：批評者的聲音已在前幾節出現，而且辯護者的論證結構本身就折射出批評的存在。三個案例：

亨利八世 1536 年為德文、康瓦爾礦石調查所鑄的印璽（國家檔案館 E 41/129）：畫面上礦工挖掘、淘洗，地表遍布壕溝與碎石，王冠與太陽高懸，環繞銘文為「OMNIVM PRODVCTORVM DEVS EST CAVSA」（上帝是一切產出之因）。作者解讀為政治與環境訊息的融合：以神意與自然哲學（行星生金屬說）來安撫、甚至歌頌被改造的地景。
比林古喬（Biringuccio）《火法技藝》（1540）與阿格里科拉（Agricola）《論礦冶》（1556）：兩人都正面回應環境指控，但用同一套邏輯淡化：礦區多在不毛之山谷、砍伐後可改為良田、金屬可換回外地的禽獸魚肉、礦脈會再生。阿格里科拉更早的《Bermannus》（1530）甚至宣稱伐林與開渠讓山谷更乾燥、霧氣消散，把採礦說成正面的「氣候改良」。
Niavis 的《Judicium Jovis》（約 1495）：夢境敘事中，衣衫破損、渾身血污的大地（Terra）在朱庇特面前控告人類企圖弒母，人類則反控大地藏匿財富，並以「一地之產可補他地之缺」的公益原則自辯。作者把它放在一條從盧克萊修、老普林尼延伸下來的論辯譜系上，說明至晚到 15 世紀末，「沒有資源概念的世界」已對許多人不成立。

三、放進更大的研究脈絡

論文的許多主張都能在近年的自然科學文獻中找到獨立的支撐：

冰芯證據。 McConnell 等人 2019 年發表於 PNAS 的研究使用格陵蘭與北地群島 13 支精確定年的冰芯，記錄西元前 200 年至 2010 年北極鉛污染的時空變化；大氣傳輸模擬顯示，19 世紀工業革命之前，北極的鉛污染主要來自歐洲排放；從中世紀早期到 1970 年代工業高峰，鉛污染增加了 250 到 300 倍。該研究並發現鉛污染的起伏與新礦區開發、技術改良、經濟繁榮期同步上升，又與氣候擾動、饑荒、大戰與瘟疫同步下降。這正是 Geltner 所說「古氣候學家與歷史學家彼此印證」的最佳例證。

哈茨山的毒性遺產。 2025 年一篇綜述指出，哈茨山區歷史採礦與冶煉的污染沿河系擴散，甚至可在北海泥灘中偵測到；除了河流排放，冶煉煙塵造成的大氣污染也對土壤與植被造成長期損害。這支持論文關於「後果延續至今」的論斷。

安塔斯谷計畫的實際進展。 2024 年 5 月，一個跨學科團隊在薩丁尼亞伊格萊西恩特地區的安塔斯谷進行地球化學調查，探討 12 至 14 世紀當地銀礦熱潮的環境與健康衝擊；這是該區自 2021 年以來的第三次探勘，目標是定位處理礦石的冶金作坊，為更大規模的考古發掘鋪路。同一個方法已在法國阿韋龍的 Minier 谷驗證過：研究者以便攜式 XRF 與差分 GPS 進行原地地球化學調查，並以中世紀檔案為指引，地圖顯示礦區附近土壤表層鋅與鉛顯著富集。

一個正在成形的研究領域。 Geltner 並非孤例。德國研究基金會（DFG）與英國 AHRC 共同資助的「Toxic Heritage」計畫把礦業地景視為深遠而長期的人為改造的具體證據，指出採礦的環境後果在遺產敘事中被技術與經濟進步的故事所掩蓋，研究對象是哈茨山與康瓦爾這兩處世界遺產；柏林馬普科學史研究所也有 2025–2027 年的「Toxic Legacies」計畫，聚焦哈茨山、厄爾士山、黑森林與孚日山脈過去千年的人為改造，包括土壤侵蝕、水文變動、污染與森林砍伐，並注意到這些前礦業中心今日已成熱門觀光地。這與論文中「觀光局把舊礦區塑造成田園保護區」的觀察相呼應。

人類世的正式化爭議。 論文結尾提到要「從年代學上重新脈絡化人類世」，這句話放在 2024 年的事件之後特別有意義。人類世工作小組向國際地層委員會提案，主張人類世始於 1952 年、與「大加速」重合，以核試放射性核素、燃煤飛灰、微塑膠等為地層標記；2024 年 3 月 5 日，第四紀地層分會以 12 票反對、4 票贊成、2 票棄權否決了該提案，隨後國際地質科學聯盟於 3 月 20 日批准這項否決，但同時聲明人類世一詞仍將被地球與環境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政治人物與大眾持續使用。換言之，人類世作為概念仍活著，但「起點在哪」已無官方答案。Geltner 提出的「早期採掘世」（early Extractocene）正是切入這個空隙：它不主張把人類世的地層起點往前推，而是主張人為地球化學改造的歷史比 1952 年或 1780 年深得多，且在歐洲內部就能找到。

與 Arnoux 的對話。 論文標題副題裡的「a world without resources」直接回應 Mathieu Arnoux 2023 年的同名著作。Arnoux 主張中世紀的經濟體系幾乎完全建立在可再生資源的利用上，並從中探討需求與發展、節制與消費之間的關係。Geltner 的立場是：至少對礦業而言，這幅「可再生資源的世界」圖像站不住腳。

四、學術價值與意義

綜合以上，我認為這篇論文的貢獻可以分五個層次：

1. 史學史層面：拆解「前工業／工業」的二分。 環境史長期把工業革命當作人為污染的起點，中世紀則被視為「相對良性」的農業社會。論文以定量估算、地球化學數據與人骨證據三管齊下，證明 12 至 16 世紀的手工採礦已在地景尺度造成可測量、且延續至今的改變。這不是要把中世紀說成和 19 世紀一樣糟，作者反覆強調規模差異，而是要把它從「例外」變成「被忽略的基線」。

2. 方法論層面：文獻與古科學的雙向對話。 論文示範了兩種方向：文獻指引地球化學調查（安塔斯谷），以及地球化學修正文獻年代（法倫、哈茨）。更重要的是它的認識論姿態：作者主張「並置但不必調和」（juxtaposing, but not necessarily reconciling），並引用 Sessa 反對「一致性」（consilience）的論點，承認史學與科學在「什麼算證據」「因果鏈強度」上的根本差異。在「實驗室裡的瘟疫史家」（Little 2011）之後，這是對跨學科史學方法的成熟反思，而 JIH 正是這類反思的傳統陣地。

3. 社會史層面：衝突的物質基礎。 把礦工與農民的張力從「身分政治」拉回「地景脆弱性」，是對既有礦業社會史的實質修正。作者也注意到動態變化：產業在地化後吸納本地勞工，原有的社會分界會重組。

4. 思想史層面：前現代環境意識的系譜。 這是最具挑釁性的貢獻。Lynn White 1967 年的著名命題把生態危機歸咎於基督教的人類中心主義；論文顯示，同一套「造物為人所用」的神學確實被辯護者拿來合理化採礦，但這套辯護之所以必要，正因為反對聲音真實存在，而且反對者也是基督徒。作者的推論很精巧：辯護者的論證結構（強調不毛之地、林地可轉作農田、金屬可買回食物、礦脈會再生）本身就是「哪些指控在流通」的反向清單。這使得「人類世的文化根源」問題複雜化：環境意識與環境破壞是同時、而非先後出現的。

5. 人類世論辯層面：時間上的重新脈絡化。 對人類世概念的既有批判多來自歐洲以外（殖民地、全球南方，如 Liboiron 的《污染即殖民》）；論文補上另一條軸線：在歐洲內部、工業化之前。這兩條批判並不衝突，反而互補，共同質疑「人類世＝西方工業現代性的產物」這種過於整齊的敘事。

此外還有一層當代公共價值：舊礦區的毒性遺產是真實的公共衛生問題，而歷史與考古研究能指引「該去哪裡測」。這讓一篇中世紀史論文與環境監測、觀光治理產生了直接連結。

五、值得留意的限制與可商榷之處

作者自己已坦承幾點：概算數字因地而異；安塔斯谷尚未發掘，作坊存在只是「高度可能」；Sulzburg 的骨骼鉛值可能主要是埋葬後吸收；阿格里科拉對「伐林轉農田」的循環是否親眼所見保持沉默。除此之外，我會補充幾點：

證據呈現偏向個案拼貼。 薩丁尼亞、瑞典、德國、法國、英格蘭、義大利、塞爾維亞的例子各自有力，但缺乏系統性的跨區比較框架。例如不同金屬（銀鉛、銅、鐵、錫、明礬）的環境足跡差異，論文提到卻未展開；哪種礦業引發哪種類型的社會衝突，也還停留在羅列。這可能是專書才能處理的問題。
批評者的聲音多經由辯護者「折射」。 作者對此有自覺，但這意味著論文對前現代環境批評的重建，在文本層面仍相當依賴精英與拉丁文獻；農民的聲音主要透過訴狀與法令間接呈現。
「Extractocene」一詞的必要性。 新造詞有助於標示議題，但也有把「採掘」實體化為一個時代的風險，且與作者引用的 Usher「Exterranean」概念之間的分工並不清楚。
全球比較的缺席。 論文明言範圍限於歐洲，但宋代中國的鐵與銅冶煉、日本的銀礦、安地斯的殖民前採礦，都能提供「手工採礦的環境足跡」的比較基準，也能檢驗「基督教自然觀」在解釋辯護論述時究竟有多大的獨特性。
量化依賴二手估算。 弗萊貝格等數字主要來自 Hoffmann 的通論性著作，論文本身並未提出新的產量或木材消耗估算。

這些限制並不削弱論文的核心論證，但提示了後續研究的方向。

六、結語

這篇論文的價值不在於某一項驚人的新發現，而在於它把散落在古氣候學、地球化學、景觀考古、法律史與思想史中的線索，組織成一個連貫而可檢驗的論題：歐洲第一次採礦熱潮是一個被低估的環境史基線，而經歷它的人既承受了後果，也思考並爭辯了後果。就史學史而言，它挑戰「前工業社會相對無害」的預設；就方法而言，它示範了文獻與古科學如何互為指引而不強求一致；就思想史而言，它讓「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何時開始被視為問題」這個問題往前推了數百年；就當代而言，它把中世紀史直接接上人類世論辯與舊礦區的公共衛生。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其學術意義：它主張「人類世」的問題不該只問「我們何時開始改變地球」，還要問「我們何時開始知道自己在改變地球」，而答案至晚可以追溯到 1495 年一位波希米亞作家筆下那個衣衫破損、站在朱庇特面前控告人類的大地。

Rebuilding Enslaved People’s Lives: Cape Town Slave Registers

鄭仕群 — Wed, 09 Sep 2026 06:46:17 +0000

Kate Ekama is Senior Researcher at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She is author of “Bound to be Free? Manumission in Cape Town, 1825–34,” Slavery & Abolition, XLVI (2025),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80/0144039X.2024.2389549; with Dries Lyna and Christine Whyte, “Rebuilding Life after Slavery: Manumission, Emancipation, and Family Networks in European Empires, 1750–1900, History of the Family, XXIX (2024), 201–210; editor of, with Lisa Hellman and Matthias van Rossum, Slavery and Bondage in Asia, 1550–1850: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Coerced Labour (Berlin, 2022).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026) 57 (1): 67–89.
https://doi.org/10.1162/JINH.a.2070

一、論文定位

這是 Kate Ekama 目前主持全新的「Project 1834」相關文章，該計畫與史坦陵布什大學的轉型政策及研究、修復與社會正義的努力相關。理解這個背景很重要：這篇論文不只是方法論示範，也是一個更大研究議程（解放前後的開普殖民地、後裔社群的歷史修復）的一部分。

二、論文在說什麼

史料本身。 1816 年英國當局在開普殖民地規定所有奴隸主必須登記其所「擁有」的人。到 1834 年法理上廢奴為止，僅開普敦、開普區與賽門鎮三處登記冊就累積了 32,140 筆個人紀錄，涵蓋超過 3,500 個奴隸持有單位；全殖民地共 155 冊。每筆紀錄有九個欄位：登記日期、編號、姓名、性別、年齡或出生日期、母親姓名、來源地、職業、備註。

作者強調一個關鍵的比較差異：開普的登記冊是動態的。加勒比海殖民地（牙買加、千里達、聖露西亞）的登記冊本質上是每三年更新一次的普查，用「增加／減少」欄位記錄變動；開普的登記冊卻要求奴隸主在規定期限內申報出生、死亡、解放、買賣與移轉，否則罰款。因此開普登記冊記錄的是「日常變動」與細緻的人口流動，而非靜態快照。這一點是全文方法論的基礎。

方法：紀錄連結（record linkage）。 歷史學家稱之為「追蹤」（tracing）或「對照」（correlation），資料科學家稱之為紀錄連結。核心困難在於：被奴役者只登記名字，而名字取自極有限的名字庫（開普區光是叫 Abraham 的男性就超過 500 筆，Sara 超過 300 筆）。作者的解法是利用備註欄中的移轉資訊——移轉日期、新奴隸主姓名、對應的冊頁——加上年齡、來源地、職業做多重比對。

這裡有一個看似技術性、實則極為重要的觀察：原始紙本冊子只能向前追蹤（從備註欄看某人被賣給誰），幾乎無法向後追蹤（某人在此之前屬於誰）。Tracing History Trust 完成的 Excel 轉錄改變了這一點，篩選功能讓研究者能重建一整條買賣鏈回到 1816 年首次登記。數位化不只是「更方便」，它改變了史料可被閱讀的方向，進而開啟了原本不可能的問題。

個案一：Hoets 的城市奴隸家戶。 Jan Hoets 是開普敦最大的私人奴隸主，1816–1834 年間登記了 157 人。作者從中分析年齡、性別、來源地與職業的交織：莫三比克來的男性多做戶外勞力，開普出生的女性則多為女僕，反映 1807 年海洋奴隸貿易禁絕後的人口結構轉變。17 年間 19 位母親生了 46 個孩子，16 個在十歲前夭折——「母親的悲傷在紀錄中沒有留下痕跡」。

最戲劇性的發現是 Celia。她 1817 年登記為女僕，在 Hoets 家戶中生了三個孩子——父親就是 Hoets 本人。1823 年她與兩個存活的孩子獲得解放，隔年受洗為 Maria Cecilia Hoets。1832 年八十歲的 Hoets 拆散奴隸持有時，把最多的十個人轉給她，她從而成為奴隸主；1836 年她還以奴隸主身分領取了 £333 的廢奴補償金。單看登記冊，「Maria Cecilia Hoets」看起來像姊妹或女兒；只有跨越教會洗禮紀錄、奴隸保護官檔案、補償資料庫，才能看見這段從被奴役者、到未婚妻、到奴隸主的複雜軌跡。

個案二：Candace 一家。 1828 年 12 月，Candace 支付 £118 10s 為自己和三個兒子贖身。回溯登記冊，她在 12 年間被轉手六次（Joubert → Vos → Johnson → Finlay → George → Hawkins），期間生下數名子女、埋葬兩名、並與一名女兒 Magtelda 因買賣而分離。登記冊從未記載 Magtelda 是 Candace 的女兒——只是她從嬰兒時期起就一直與 Candace 一起被賣。這個推測最後在 1831 年奴隸保護官的檔案中得到證實：Magtelda 向保護官申訴奴隸主 Saunders 以自由為交換條件與她發生性關係、卻未履行承諾，而一位名為「Candasa」的自由婦女以母親身分出庭作證。

三、學術脈絡：這篇論文在跟誰對話

英帝國的奴隸登記制度研究。 論文最直接回應的是 Burnard 與 Coffey 2023 年關於英屬圭亞那的研究。他們指出奴隸登記冊是研究英國殖民奴隸制最後二十年的重要史料，卻很少被歷史學家使用；透過兩個個案（Berbice 的 Blairmont 莊園與 Demerara 的 Success 莊園）示範這些紀錄如何重建被奴役者的集體樣貌與個人肖像，並將 1823 年起義的參與者置於故事前景。Ekama 把這個方法論從加勒比海的大型種植園移植到印度洋的城市奴隸制脈絡，並指出開普登記冊因其動態性質而更適合追蹤流動。

荷屬殖民地的數位化與紀錄連結。 論文另一個重要參照是 Radboud 大學主導的「蘇利南與加勒比海歷史資料庫」（HDSC）。蘇利南的奴隸登記冊在 2017 年由數百名志工透過公民科學計畫轉錄，據以建立超過 9 萬名被奴役者的縱向資料庫，並進行比對以建構生命歷程。蘇利南與古拉索奴隸登記冊的資料庫更被納入 UNESCO 世界記憶名錄，是唯一獲此地位的資料庫。Ekama 清楚把 HDSC 當成開普登記冊的未來範本——目前是手工比對，但轉錄品質足以作為手寫辨識模型（如 Transkribus）的訓練資料。

開普史料數位化的制度基礎。 論文使用的 Tracing History Trust 轉錄本身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歷史。該信託是由「開普遺產文件轉錄計畫」（TEPC）的轉錄團隊成員在計畫結束後成立，以推動歷史資源的進一步紀錄與數位化；TEPC 本身又承接自荷蘭主導的 TANAP 計畫，後者旨在與南非、印度、斯里蘭卡等有歷史聯繫的國家建立新的合作關係。換言之，本文的史料基礎是二十多年來荷蘭政府資助、南非大學與檔案館合作的積累，本身就帶有後殖民「共享遺產」的政治意涵。

南非奴隸史學的內部辯論。 論文明確拒絕 Robert Shell 在《Children of Bondage》（1994）中對登記冊的全盤否定——Shell 沿用 Clifton Crais 的「殭屍奴隸」概念，主張奴隸主會以非法奴役者頂替死者而不申報死亡，因此登記冊不可信。Ekama 承認詐欺登記確實存在（1821 年 Zinn 因將自由兒童登記為奴隸而被判囚羅本島），但正因如此才顯示登記冊的準確性在法律場域被視為重要；而 Mitchell 將登記冊與稅籍（opgaafrollen）交叉比對後也發現數字吻合。論文同時延續 John Mason《Social Death and Resurrection》（2003）的論點——被奴役者的家庭形式多元，包含被奴役者、科伊人、自由與獲釋者——並以實證方式進一步證明。方法上則直接採納 Laura Mitchell 的「檔案拼布」（archival patchwork）概念，即跨越多個典藏機構的多樣史料工作，蒐集關於從屬者的細小證據碎片、重建社會關係、縫合日常生活的樣態。

四、學術價值與意義

1. 史料層面：為一批「被貶抑而低度使用」的紀錄正名。 這篇論文最基本的貢獻是把開普奴隸登記冊從 Shell 的否定判決中拯救出來，並具體說明它們能回答什麼問題、不能回答什麼問題。作者的立場是謹慎的辯護：登記冊有瑕疵、帶有奴隸主的偏見、依「人即財產」的邏輯組織，但這些限制本身（例如詐欺登記）反而是未來研究「自由訴訟」的切入點。這種對史料「既批判又使用」的態度，是後殖民檔案研究中相當成熟的方法論立場。

2. 方法論層面：示範數位化如何改變歷史提問的可能性。 論文的核心洞見不是「數位化讓研究更快」，而是「向後追蹤」這種原本結構上不可能的操作，因轉錄而變得可行。原始檔案依奴隸主姓氏排列，任何以奴隸主為中心的存取方式都會複製檔案的權力結構；能夠以被奴役者為單位重建生命軌跡，等於是在存取層面「去中心化」奴隸主。85% 的解放紀錄能與登記冊比對成功（1,266 人中 1,078 人），證明這套多重比對法是可靠的。

3. 史學論點層面：反駁「無親屬、孤立個體」的奴隸形象。 這是論文的核心主張。Candace 的案例特別有力：登記冊本身沉默，但買賣模式（一個沒有登記母親的嬰兒總是與同一名女性一起被賣）透露了親屬關係，而另一個檔案系列證實了推測。論文也誠實指出可辨識的親屬關係幾乎僅限於母系——父親在登記冊中永遠缺席——但父親身分並非完全不可知：Celia 孩子的父親是 Hoets、Magtelda 孩子的父親是 Saunders，這些都是奴隸主的性剝削，只在教會與保護官檔案中浮現。這揭示了不同檔案系列各自「看得見」與「看不見」什麼，也把性暴力與性交易作為家庭形成的結構條件放回歷史中。

4. 「家庭」與「流動」的交織。 論文提出的分析框架——被奴役者的生活由強制流動（買賣、移轉）與選擇性流動（贖身、逃亡）共同塑造，而母系紐帶又反過來影響買賣的模式（1820 年代改善規定禁止分離母親與幼兒）——為研究 1807 年後仍持續三十年的殖民地內部奴隸貿易提供了具體框架。這是南非史學中相對未被開發的領域。

5. 公共史學與後裔社群。 論文從頭到尾把學術研究與族譜研究並置：Pniel 鎮的家庭用史坦陵布什登記冊追溯祖先、Kristy Warren 推動百慕達登記冊上線。作者明言數位化與轉錄「不只是重建過去的生命，也是在當下開放紀錄的取用」。這種將學術嚴謹性與修復正義並置的取向，是當代奴隸史研究的主流走向，而本文提供了南非脈絡下的具體實例。

6. 跨區域比較的潛力。 論文將開普定位為「留在非洲的非洲被奴役者」（莫三比克、馬達加斯加等）的案例，與 Oliveira 的葡屬非洲登記冊、HDSC 的大西洋資料形成對照。這有助於把印度洋奴隸制放入全球比較框架，而非只當作大西洋奴隸制的邊緣附錄。

五、限制與批判性評估

作為一篇研究札記，本文的目標是示範而非窮盡，因此以下限制多半是作者自己承認的，但值得明確指出：

個案規模。 兩個手工比對的個案無法支撐概括性結論；「被奴役者嵌入社會網絡」的主張在 Hoets 與 Candace 身上成立，但要成為整體論述，仍須等待大規模連結。作者提到的 85% 比對率，實際上是她先前在 Slavery & Abolition 發表的解放研究的成果，本文是在此基礎上延伸。

史料的視角限制。 登記冊記錄的是奴隸主的申報，親屬關係幾乎只能透過買賣模式「推論」。論文最有說服力的地方（Candace–Magtelda 的母女關係）恰好依賴了另一個檔案系列的確認；若沒有保護官檔案，推論仍只是推論。這意味著此方法高度依賴其他系列檔案的存在與可及性。

倫理的張力。 論文承認登記冊是「把人變成資產」的痛苦提醒，但對於重建這些生命軌跡（尤其涉及性剝削的細節）的倫理問題，討論相對簡短。當這些資料未來公開給後裔社群時，如何處理祖先曾是「奴隸主的性伴侶後成為奴隸主」（如 Maria Cecilia）這類複雜身分，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從手工到自動化的距離。 論文對 Transkribus 與公民科學的展望是合理的，但開普登記冊的名字重複率極高、缺乏姓氏，自動比對的錯誤率可能遠高於 HDSC 面對的蘇利南資料（後者從 1830 年代起有較完整的母親姓名與出生日期）。這個技術挑戰論文尚未正面處理。

六、總結

這篇論文的價值不在於提出驚人的新論點，而在於把三件事扎實地綁在一起：一批被誤判為不可信的史料、一套因數位化而成為可能的方法、以及一個關於被奴役者親屬與流動的歷史主張。它把英屬加勒比（Burnard & Coffey）與荷屬蘇利南（HDSC）兩條研究路線引入南非脈絡，同時回應了南非史學內部從 Worden、Shell 到 Mason、Mitchell 的辯論。對於研究奴隸制、殖民檔案、歷史人口學或數位人文的讀者，它是一個關於「如何從為奴隸主利益而創造的紀錄中，寫出以被奴役者為中心的歷史」的清晰示範。

Revisiting Seasonal Mortality in Jamestown

鄭仕群 — Wed, 09 Sep 2026 05:47:45 +0000

Heather DeVivo is a Ph.D. student in American history at Liberty University.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026) 57 (1): 23–38.
https://doi.org/10.1162/JINH.a.2066

一、事件本身：詹姆士鎮的「夏季死亡」

1607 年 5 月，約 104 名英國人在詹姆斯河畔登陸。頭兩個月相對平靜，入夏後情況急轉直下。殖民者 George Percy 留下了逐日的死亡紀錄：8 月 6 日 John Asbie 死於「bloody flux」（血痢），8 月 9 日 George Flower 死於「swelling」（腫脹），8 月 14 日 Francis Midwinter 與 Edward Moris「突然死去」，之後幾乎每天都有人死，8 月 22 日連理事會成員 Bartholomew Gosnold 也死了。Percy 的總結是：他們被「Swellings, Fluxes, Burning Fevers」這些殘酷的疾病摧毀，有些人突然死亡，但大多數死於純粹的饑荒；食物是五個人一天分一小罐水煮大麥，飲水取自河流，漲潮時極鹹、退潮時滿是泥濘穢物。

死亡規模：Earle 指出 Percy 首次記錄疾病死亡是 7 月 6 日，疫病持續「六週」，到 9 月中旬 104 人已死了 50 人；另一種統計則說到 9 月時，離開英國的 104 人中已有 60 多人死亡。8 月開始的第一波夏季疫病殺死超過半數殖民者，年底只剩約 40 人；靠補給船補充人口，1608 年 12 月才回到約 200 人。

這不是單一年份的意外。1608、1609、1610 年夏天都重演，1609 年 8 月第三批補給約 300 人抵達後立刻遇上疫病，接著是 1609–10 年冬天的「饑餓時期」。登陸三年後，最初的 500 名殖民者中有 440 人死亡。新來者在第一個夏天成批死亡的現象，當時人稱作「seasoning」（適應期），而且延續到 1620 年代：菸草熱時期送來的契約僕役，近四分之三死於營養不良與疾病，大多在抵達後六個月內。

所以要解釋的核心現象有三個特徵：季節性（集中在 7 月底到 9 月）、速度（許多人在幾天內死亡）、重複性（年年發生、對新來者尤其致命）。

二、學術史：一百年來的各種解釋

年代	提出者	主張的病因	關鍵證據
1930	Wyndham Blanton	傷寒為主	「burning fevers」的描述
1976	Rutman & Rutman	瘧疾（針對整個切薩皮克地區）	後期人口學資料
1979	Carville Earle	傷寒＋痢疾＋鹽中毒，由河口環境驅動	潮汐鹽楔、飲水來源
1979	Karen Kupperman	營養不良＋心理性「冷漠」	類比戰俘營
1998	Stahle 等（Science）	大旱為背景條件	落羽杉年輪
2001	Frank Hancock（PBS）	砷中毒（西班牙間諜下毒？）	症狀比對
2010	Harding 等（PNAS）	補充環境重建：牡蠣成為主食	牡蠣殼氧同位素
2026	Heather DeVivo	創傷弧菌敗血症	症狀、季節、牡蠣飲食的三方會合

幾個關鍵論點值得展開：

Earle 的河口模型（1979）是至今最有影響力的解釋。他認為傷寒與痢疾在詹姆士鎮反覆流行，每次殺死 30% 以上的殖民者；每年夏天入侵的鹹水上溯河口，將病原體濃縮在城鎮的水源中。Earle 把 Percy 的「flixes」解讀為痢疾、「burning fevers」解讀為傷寒，「swellings」則可能與痢疾相關，也可能是喝鹹河水造成的鹽中毒；六週的病程與傷寒、痢疾的進展一致。近年的地下水研究支持了他的環境前提：William & Mary 的團隊發現詹姆斯河與鄰近沼澤的鹹水確實滲入詹姆士鎮的含水層，鹽度超過飲用安全範圍，17 世紀低雨量時更嚴重；同時殖民者的糞便可能滲入水源，讓痢疾、傷寒在聚落內持續循環。

Stahle 的年輪研究（1998）改變了整個討論的背景：維吉尼亞的年輪資料顯示詹姆士鎮驚人的死亡率與幾近棄守，發生在 770 年來最乾旱的七年（1606–1612），而且這段乾旱最嚴重的區域正好是詹姆士鎮附近的 Tidewater 地區。即使歷史死亡資料品質不佳，年死亡率與重建的 7 月乾旱指數之間的相關係數仍達 −0.71。乾旱同時打擊了原住民的收成，使殖民者無法靠交易取得糧食。

Kupperman 的心理—營養說（1979）：她主張高死亡率源於疾病、營養不良與絕望結合而成的「冷漠」，並類比二戰與韓戰時美軍戰俘的死亡模式。這個說法解釋了為什麼殖民者不捕魚、不耕作，但無法解釋為什麼死亡集中在特定月份。

砷中毒說：Hancock 認為血痢、極度虛弱、譫妄、皮膚剝落與猝死都符合砷中毒，但「西班牙人在井裡下砷」的說法多數學者並不接受。

Harding 的牡蠣殼研究（2010）是 DeVivo 假說最重要的前置證據。研究團隊分析 James Fort 內一口廢井中的牡蠣殼氧同位素，發現 1611 年詹姆士鎮附近的詹姆斯河冬季鹽度平均達 16，而今天冬季只有 3 到 10；這種條件讓牡蠣礁向上游延伸超過 12 英里、直逼詹姆士鎮；饑餓時期前後殖民者大量依賴牡蠣為食，而同位素還能判定牡蠣是在初冬還是晚春、夏季採集的。文獻記載也證實牡蠣的角色：1609 年 5 月 John Smith 派人到下游「牡蠣礁上」生活九週，以減輕堡內糧食壓力；而堡內起初沒有淡水源，殖民者直接喝鹹的河水。Smith 自己的記載是派 60 或 80 人隨 Laxon 少尉到下游「靠牡蠣為生」，另派 20 人隨 Percy 到 Point Comfort 捕魚——但六週內他們連網都沒撒過一次。

三、DeVivo 的假說：創傷弧菌

DeVivo 的論證結構，依摘要可拆成三條線：症狀學（史料描述與弧菌感染吻合，與傷寒、痢疾、瘧疾不合）、生態學（詹姆斯河夏季條件適合弧菌）、飲食史（饑荒時生食牡蠣）。要評估這個假說，得先看弧菌本身。

3.1 病原生態：為什麼是夏天、為什麼是詹姆斯河

創傷弧菌是河口與沿岸水域的原生菌，不是糞便污染帶來的。它的分布由兩個變數決定：水溫與鹽度。切薩皮克灣的調查顯示，2、3 月水溫低於 8°C 時完全偵測不到，但水溫高於 8°C 的 5、7、9、12 月有 80% 的水樣可測到；牡蠣體內的濃度可達每克 10³ 到 4.7×10⁴ 個。水溫超過 18°C 時菌數開始上升，低於 10°C 則進入「可活但無法培養」狀態；鹽度 0.2 到 30‰ 都能存活，最適區在 10 到 18‰，超過 25‰ 反而抑制。針對切薩皮克灣的模型算出最適鹽度約 11.5 ppt，水溫高於 20°C 時菌量顯著升高。

這裡有一個 DeVivo 摘要沒有明說、但我認為是整個假說最漂亮的接點：今天詹姆士鎮附近的河水鹽度（冬季 3–10）對弧菌來說偏淡，但 1606–1612 年大旱把鹽度推到 16 左右，正好落在弧菌的最適區間。Harding 的鹽度重建與弧菌的生態需求，在數字上剛好對得上。換句話說，乾旱不只帶來饑荒與鹹水，還把整條詹姆斯河下游變成了弧菌的理想棲地——而且是在殖民者最依賴牡蠣的那幾年。

牡蠣作為傳播載體的角色也很明確：牡蠣是濾食動物，能把弧菌濃縮到遠高於周圍水體的濃度。創傷弧菌被稱為致死率最高的食源性病原，帶有 50% 的病死率，在牡蠣與其他貝類中數量特別高。

3.2 臨床圖像：為什麼「幾天內死亡」

弧菌感染分兩種主要型態。第一種是食用生的或未煮熟的海鮮（尤其是生蠔）引發的原發性敗血症；第二種是開放傷口接觸含菌溫暖海水造成的壞死性傷口感染。多數病人會發展成敗血症與嚴重蜂窩性組織炎，並迅速出現瘀斑與水泡；原發性敗血症的病死率超過 50%，傷口感染約 15%。

時間軸極短：在免疫低下的宿主中，吃下受污染食物後 24 到 48 小時出現發燒、噁心、肌痛、腹絞痛；由於細菌能迅速穿越腸道黏膜，敗血症與皮膚水泡可在症狀出現後 36 小時內發生；病例集中在 4 到 11 月的溫暖季節。病例回顧顯示從入院到死亡的中位時間在 48 小時以內；72 小時內未接受治療的病人死亡率達 100%。皮膚表現是這種病最有辨識度的特徵：原發性敗血症典型以突發的高燒與寒顫開場，接著出現水泡、蜂窩性組織炎、瘀斑等轉移性皮膚病灶，多在下肢或軀幹。一組致死案例的描述很接近史料語言：一名 51 歲男性發病後 48 小時內死於敗血性休克，全身瀰漫性瘀斑與紫斑；另一名女性下肢出現紅斑塊，隨後變成泡狀、融合、壞死。

季節性的臨床資料則來自台灣南部：1999 到 2008 年 159 例住院病人中，88% 發生在 4 到 11 月，整體病死率 24%，而原發性敗血症組的病死率更高。

3.3 症狀對照：DeVivo 的比對邏輯

把 Percy 等人的用語與現代臨床描述並排，就能看出 DeVivo 為什麼會想到弧菌：

17 世紀史料用語	弧菌感染的對應表現	傷寒	細菌性痢疾	瘧疾
Bloody flux（血痢）	腸胃炎期的腹瀉（多為水瀉，血便較少見）	晚期腸出血	核心症狀	少見
Swelling（腫脹）	下肢蜂窩性組織炎、水腫	不典型	不典型	脾腫大
Burning fever（灼熱高燒）	突發高燒、寒顫	階梯式緩升	有	週期性
紫色變色（依 DeVivo 摘要）	瘀斑、紫斑、出血性水泡	玫瑰疹（淡紅）	無	無
「突然死亡」、數日內死亡	24–72 小時內休克死亡	第 2–4 週死亡	脫水數日至週	惡性瘧可快速
集中 7 月底–9 月	水溫 >20°C 高峰	夏末秋初	夏季	夏末秋初

DeVivo 的論證重點在於：「腫脹＋紫色變色＋數日內死亡」這個組合，傷寒、痢疾、瘧疾都很難同時解釋，但正是弧菌敗血症的教科書表現。傷寒的病程太慢（潛伏一到三週，死亡多在第三、四週），不符合「突然死亡」；痢疾能解釋血便卻不能解釋腫脹與皮膚變色；瘧疾在 1607 年那個夏天甚至還未必已傳入（需要帶原者與病媒蚊建立傳播鏈）。

3.4 整條因果鏈

把上述各線串起來，DeVivo 的模型大致是：

大旱（1606–1612）→ 詹姆斯河鹽度升高、淡水消失 → 牡蠣礁上溯到詹姆士鎮，同時弧菌進入最適生長區 → 原住民歉收、補給斷絕，殖民者被迫依賴牡蠣 → 夏季水溫超過 20°C，牡蠣體內弧菌濃度飆升 → 饑餓的殖民者生食或略烤牡蠣（缺柴火、缺鍋具、體力衰弱）→ 在無任何治療下，感染者數日內死於敗血症 → 每年夏天重演。

還有一條 DeVivo 摘要沒提、但值得補上的次要途徑：殖民者採牡蠣的方式是低潮時徒手從潮間帶採集——赤腳踩在牡蠣礁上、徒手掰殼，幾乎必然割傷，而傷口泡在 25°C 以上的鹹水裡，正是弧菌傷口感染的經典情境。

這個模型與 Earle 的模型並不衝突，反而互補：Earle 說對了「夏季鹽水上溯」這個環境機制，DeVivo 只是提出另一個更符合症狀學的病原體。兩者可以同時成立。

四、批判性評估

這個假說有幾個明顯的強項，也有幾個嚴重的弱點。

強項：

季節性與速度同時吻合。 傷寒可以解釋季節但解釋不了速度；砷中毒可以解釋速度但解釋不了季節。弧菌兩者都吻合，而且吻合得很精確——切薩皮克灣的弧菌高峰與詹姆士鎮的死亡高峰是同一段時間。
皮膚症狀是獨特指紋。 「腫脹」與「紫色變色」在其他候選疾病中都不典型，在弧菌敗血症中卻是診斷性特徵。
環境證據是硬資料。 年輪、牡蠣殼同位素、地下水鹽度，都不是回溯詮釋，而是可量化的物理證據，而且互相印證。
飲食證據有考古與文獻雙重支持。 廢井裡堆滿牡蠣殼，Smith 明文記載派人「靠牡蠣為生」。

弱點：

宿主易感性是最大的問題。 現代流行病學顯示，健康人接觸弧菌通常沒有症狀，偶爾只有腹痛、嘔吐、腹瀉；肝病、鐵過量、糖尿病、酗酒或免疫功能低下者才有致命風險，有這些基礎疾病的人發生弧菌敗血症的機率是健康人的 80 倍。全美國一年也只有約 100 例。詹姆士鎮的殖民者以年輕男性為主，要讓弧菌在幾週內殺死幾十人，需要極高的攻擊率，遠超現代經驗。DeVivo 若要說服人，必須論證殖民者的體質已經接近「高風險宿主」：長期營養不良、壞血病、17 世紀英國人的酒精消耗習慣、慢性感染負荷，加上每天吃下的菌量可能是現代生蠔的數十倍（無冷藏、無挑選、整餐都是牡蠣）。這條論證能否成立，是整篇文章的關鍵，而摘要沒有交代。
「血痢」對弧菌不典型。 弧菌腸胃炎以水瀉為主，血便反而更符合志賀氏菌或阿米巴痢疾。Percy 在 8 月 6 日明確寫的是「bloody flux」。
無法解釋「seasoning」的免疫學。 弧菌感染不產生持久免疫，感染與否主要看宿主狀態；但「熬過第一個夏天就相對安全」的現象暗示某種後天免疫（傷寒、痢疾、瘧疾都會產生），或者至少是行為學習（學會挖井、不生食）。弧菌能解釋部分死亡，但很難解釋整個 seasoning 模式，更難解釋 1620 年代內陸種植園上同樣的季節性死亡。
1607 年的飲食證據較薄。 牡蠣殼的考古證據主要來自 1609–1611 年的井。Percy 描述 1607 年 8 月的食物是水煮大麥，Smith 則說那年夏天倖存者靠鱘魚與海蟹維生。1607 年那一波死亡是否已經大量食用生牡蠣，需要更直接的證據。
回溯診斷的方法論限制。 「swelling」在 17 世紀可能指水腫（饑餓性水腫、腳氣病、鹽中毒都會造成）、可能指腹脹，也可能指蜂窩性組織炎；同一段文字曾被拿來支持傷寒、砷中毒、鹽中毒，現在又支持弧菌。症狀語言的模糊性讓每個假說都能「吻合」，這正是這類研究的先天困境。
沒有直接生物證據。 弧菌不在骨骼上留痕跡，也不像結核或梅毒那樣有病理標記；古 DNA 在 400 年的濕地環境中極難保存。目前這個假說完全建立在間接推論上。

我的整體判斷是：弧菌最有說服力的角色，不是取代傷寒與痢疾，而是解釋那一部分「突然死亡」、「數日內死亡」、伴隨腫脹與皮膚變色的病例。詹姆士鎮的死亡幾乎肯定是多重病因——鹹水與糞便污染的飲水造成傷寒與痢疾，饑餓造成水腫與免疫崩潰，而弧菌在同樣的環境條件下趁虛而入，收割了體質最差的人。DeVivo 的貢獻是把一個先前被忽略、卻在生態上完全說得通的病原體放進了候選名單。

五、這個假說可以怎麼檢驗

逐日死亡紀錄 vs. 環境重建。 Percy 的死亡日期精確到日；若能結合 Harding 的季節判定方法與現代水溫模型，回推 1607–1610 年各週的水溫與鹽度，看死亡尖峰是否落在水溫超過 20°C 且鹽度進入 10–18 的窗口。
牡蠣殼採集季節的統計。 Harding 已證明同位素能判定採集季節；如果井中牡蠣殼顯示大量夏季採集（而非只有冬春），弧菌暴露的機會就大幅提高。
廢井沉積物與牙結石的古微生物分析。 技術上困難，但這是唯一可能提供直接證據的途徑。
跨殖民地比較。 普利茅斯（1620）、馬里蘭的 St. Mary's（1634）同樣經歷大量死亡，但飲食、河口鹽度、牡蠣依賴程度不同；若弧菌假說成立，死亡的季節性與速度應該隨這些變數變化。
現代弧菌模型的回溯模擬。 切薩皮克灣已有以水溫與鹽度為輸入的弧菌棲地適宜度模型，用重建的 1606–1612 年氣候資料去跑，就能量化那幾年詹姆士鎮附近的弧菌風險。

六、小結

詹姆士鎮的夏季死亡是美國早期史上被討論最久的謎團之一。近一世紀的解釋從傷寒、痢疾、瘧疾、鹽中毒、營養不良、心理崩潰到砷中毒，各自抓住了部分事實。1998 年後的環境重建（年輪、牡蠣殼、地下水）把「大旱與鹹水」確立為所有解釋的共同背景。DeVivo 2026 年的論文在這個背景上加入創傷弧菌，優點是同時滿足季節性、致死速度與皮膚症狀三個條件，而且與已知的河口鹽度變化在數字上高度契合；弱點是必須解釋為什麼一群年輕男性會有現代只見於肝病患者的極高致死率，以及弧菌無法涵蓋「血痢」與 seasoning 的免疫學特徵。最合理的定位是：弧菌很可能是詹姆士鎮多重死因中的一員，特別是那些「突然」死去的人。

若要更進一步，值得追蹤這篇文章日後的回應（尤其是 Historic Jamestowne 考古團隊與 Kupperman 一派的評論），以及 DeVivo 全文中對宿主易感性的處理。更深入的調查還可以系統性比對其他早期殖民地的季節死亡模式，並整理近十年切薩皮克灣弧菌模型的回溯研究。

“This Thriving Republ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apital in Dutch Tayouan (1655–1660)

鄭仕群 — Wed, 09 Sep 2026 05:27:13 +0000

Maarten F. Van Dijck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He is editor of a special issue of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017) on the long-term history of civil societies, for which he co-wrote the introduction with Nicholas Terpstra and Bert De Munck. He also contributed the articl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Rise of Three Types of Civil Societies in the Spanish Netherlands and the Dutch Republic,” Social Science History, XLI (2017), 59–81.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026) 57 (1): 39–66.
https://doi.org/10.1162/JINH.a.2068

這研究的價值到底在哪

第一，Oosterhoff 在 1985 年猜測荷蘭人在台灣成功是因為商人能接觸統治者，四十年來沒人驗證過，這篇用洗禮登錄簿把它量化了。第二，結果和「統治階級 vs. 底層」的想像不同：官員並不構成封閉的圈子，反而是官員彼此不連結、卻各自和商人、軍人綁在一起；商人才是內部最緊密的群體。第三，就是在地出生的混血女性——這不是理論推出來的，是網絡圖跑出來以後意外出現的中心節點。所以這篇的價值是經驗性的，不是理論性的。

不過先修正一個前提：Van Dijck 講的不是「荷華混血」。他的原話是許多殖民者娶了亞洲女性，形成具有異質社會網絡的混合家庭。在大員，這些「亞洲女性」主要是西拉雅女性，其次是從巴達維亞、孟加拉、日本來的女性或歐亞混血女性；荷蘭男性娶唐人女性反而少見，因為唐人移民幾乎全是男性，而且教會婚姻要求受洗。

大員：本地出生的女性為什麼會變成網絡中心

先看規模。Ann Heylen 在受訪時估計，大約八成在台灣定居的荷蘭或其他歐洲男性娶了原住民女性；婚姻登錄簿顯示許多荷蘭人娶本地女性為妻。這些婚姻的來源之一是征服：1636 年小琉球事件後，男性被送往巴達維亞當奴隸，女性和孩童則成為荷蘭軍官的僕人與妻子。長官奴易茲甚至被某些資料指稱正式娶了福爾摩沙女性，雖然包樂史認為他當時仍有元配、此說不太可能。

她們成為節點的機制，可以拆成四層：

第一，男人流動，女人不動。公司職員簽三、五或十年的契約，期滿續約或調往別處，很多人死在任上。以長官為例，揆一在 1656 年喪偶後，1658 年再婚；范登堡在巴達維亞娶了 Adriana Quina，可能因此成了普特曼斯的姻親；費爾堡的女兒後來嫁給前長官普特曼斯的兒子。男性的職涯是一站站的商館，而本地出生的女性和她的親族、房產、奴隸留在原地。一個寡婦再嫁時，新丈夫繼承的是她前夫的整個關係網——這正是洗禮見證人資料能捕捉到的東西。

第二，教會制度替她們留下記錄。洗禮見證人不需要女性，但某些女性卻在城市網絡中扮演核心角色。合理的解釋是：一個孩子的見證人由父母雙方選，父親找的是同事和商人，母親找的是她的姊妹、她前夫的同僚、其他混合家庭的妻子——只有她同時站在兩個圈子的交會處。有這種結構位置的人，在網絡分析裡自然中心性最高。

第三，語言。早在荷蘭人進入亞洲前，葡萄牙人已在 16 世紀經營果阿、馬六甲、澳門等據點長達上百年。葡萄牙語（包含經當地語言簡化混合的「葡語克里奧爾語」）早已演變成全亞洲沿海區域跨國貿易的標準語言，連唐人商人、日本商人與東南亞水手都能用其進行日常溝通。1650 年代熱蘭遮市的房屋大約三百戶，由七十多個唐人擁有，已辨識的 31 人裡至少三分之一能講葡萄牙語或西班牙語。這座城市的通用語不是荷語而是葡語克里奧爾，而在 VOC 各據點裡，講葡語的正是亞洲出生的女性、奴隸和混血兒；荷蘭人在家中學到的葡語，多半來自妻子和女僕。她們是荷蘭官員、唐人商人、西拉雅村社之間實際的翻譯層。

第四，財產。荷蘭法給寡婦相當的財產與監護權；印尼國家檔案館新發現的 1650 年與 1655–60 年熱蘭遮孤兒院檔案，據說能更完整呈現荷蘭市民的財產狀況與他們同唐人企業家的經濟往來。這批資料若進一步整理，應該能看到寡婦作為債權人和地產持有者的角色。

一個從巴達維亞來到台灣的具體例子是 Saartje Specx：後來出任總督的 Jacques Specx 和日本女性所生，在巴達維亞捲入性醜聞、當眾受鞭刑；依 VOC 的規定她身為部分亞洲血統者無權住在荷蘭，於是嫁給牧師干治士，隨他到福爾摩沙，1636 年死於當地，年僅 19 歲。這條規定很關鍵：混血女性被制度性地釘在亞洲，這就是她們變成「固定節點」的法律根源。

巴達維亞：同一個模式的原型

Jean Gelman Taylor 1983 年的《巴達維亞的社會世界》講的就是這件事。她的結論是 VOC 東印度的歐洲家庭是由女性血脈錨定並相互連結的；她主張歐洲人與亞洲人在融合中都被深刻改變，產生了獨特的印荷混合文化。畫家 Coeman 把 Cnoll 家的女性畫成歐亞混血，這和出生與婚姻記錄所知的 VOC 女性精英是相符的。

畫中的女主人就是最著名的案例 Cornelia van Nijenroode。她約 1624 年生於平戶，父親是荷蘭商人、母親是日本人，1637 年被公司送到巴達維亞；她的家族肖像現藏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她的丈夫 Pieter Cnoll 後來升任巴達維亞的總管（Director General），她在當地社會地位極高。兩人生了十個孩子只有一個活到成年；Cnoll 在 1672 年過世時把全部財產和獨子的監護權都留給她，超過當時荷蘭法律通常允許寡婦保有的範圍。守寡後她成為成功而富有的商人。1676 年 46 歲時她再嫁 38 歲的律師 Johan Bitter，後者利用司法職位侵吞她的財產，兩人的訴訟拖了十五年，1688 年總督 Camphuys 把夫妻倆一起逐出殖民地。她被視為荷蘭殖民帝國中獨立歐亞女性的典型。包樂史從這個案子裡還挖出另一層：歐亞女性提供房貸給華人商人——這正是洗禮網絡看不到、但財產檔案看得到的華人連結。

要補一個反面：這些站在網絡中心的女性是少數。Eric Jones 研究巴達維亞市政法庭的刑事卷宗，指出 VOC 建立的法律區分偏袒「混合 VOC 家庭」——亞洲女性嫁給公司雇員的家庭；決定法律地位的是雇傭關係而非種族，其餘的亞洲女性因此淪為新的底層，而這個底層明顯是女性的。所以在巴達維亞，「網絡中心的混血妻子」和「奴隸、妾」是同一套制度的兩面。

其他殖民地

好望角是最好的對照，而且 Van Dijck 2025 年已經開始用同一套方法研究 1668–1688 年的開普殖民地。當地的原型是 Krotoa（荷蘭人叫她 Eva）：十歲左右被范里貝克收進家中，替總督夫人做事，學會荷語和葡語，成為翻譯，並替堡壘與她富有的親戚 Oedasoa 的部眾談成合作關係；1662 年受洗，1664 年嫁給丹麥外科醫生 Van Meerhof，是第一位依基督教儀式結婚的科伊人。她一度是好望角唯一有經驗的中間人，但 1669 年就被以敗德罪名監禁並流放羅本島。她的後代包括 Peltzer、Kruger、Steenkamp 等阿非利卡家族。另一個例子是 Angela van Bengale：范里貝克家的奴隸，1667 年獲釋後得到市中心的一塊地，嫁給自由市民 Basson；她在開普出生的女兒 Anna de Koning 嫁給瑞典人 Olof Bergh，後者擁有 Groot Constantia 等莊園。這不是零星個案：Heese 統計十七世紀後四十年有 191 名德意志移民與非純歐裔女性結婚或同居，Ross 估計 1657 到 1807 年間有 480 名黑人血統女性嫁入白人群體，今日白人阿非利卡人約 7% 的基因來自奴隸或科伊女性祖先。

再往外看，這個模式其實是荷蘭人從葡萄牙人那裡繼承的：果阿、麻六甲的 casado（已婚定居者）娶本地女性，形成講葡語的混血社群，荷蘭人 1641 年拿下麻六甲、在錫蘭和科欽接手的就是這些「葡裔市民」社群，大員華人講葡語也是同一脈絡。西班牙馬尼拉的華人與菲律賓女性生下的 mestizo de sangley，後來成為菲律賓的商業精英；十八世紀英屬印度的 bibi 又是另一個變體。

這對台灣有什麼意義

第一，大員在 1655–1660 年呈現的，是巴達維亞模式的濃縮版：一個才三十幾年的殖民地，女性已經取代流動的公司職員成為社會的固定骨架。第二，1662 年之後這個骨架沒有消失——荷蘭男性被遣返或殺害，而西拉雅妻子和混血子女多半留在台灣，進入鄭氏政權的社會；這是台灣「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敘事之前，另一條同樣以本地女性為中介的族群融合線。

生醫大數據：從集權治理到公眾參與

鄭仕群 — Sat, 30 Jun 2018 07:21:37 +0000

數據集權治理的時代，法律作用剩多少？

　　在大數據時代，我們是否還保有從我們身上產生之數據的所有權？近期Facebook不僅爆發Cambridge Analytica醜聞 [1] ，還被紐約時報 [2] 報導其未經用戶同意，便分享完整用戶個資與人際狀況給60家行動裝置製造商，其中不乏高度政治敏感的華為、聯想、OPPO等中國廠商。可見大數據時代已不僅是資安隱私問題，數據被收集者甚至無法有效阻止非授權範圍的挪用，等同於所有權已被數據收集者架空。即便歐盟近期推出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3] 來要求企業組織減少「意外泄露」情事，但只要數據仍集中掌握在它們手中，仍難以阻止故意性未授權利益交換，甚而可能爲規避罰款，以商業機密為藉口精巧包裝而更加去透明化。

圖片來源：https://tcrn.ch/2HVayuh

　　相較於Facebook等社群網絡數據連結到的尚可能是捏造的虛擬身份，健康數據則直接連結真實身份，不光是醫院病歷紀錄，近年興起的研究用生物資料庫、穿戴式裝置連續生理監測等，更是連非病發狀態時的資訊都詳實記錄，這些多元數據的收集對預防醫學與臨床實證有極大價值，是必然趨勢，但它們同樣可能淪為迫害特定群體權益之強力工具，例如生物歧視性的人事安排、醫療及保險業的cherry-picking經營模式。然而現今生物數據庫如同社群網絡領域，仍處於特定組織的集權治理，在數據經濟將更有利可圖的趨勢下，即便法規再嚴密，我們仍難保遞增的新進行動者不會像Facebook爲求發展，利用未經去識別化的數據與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有心人士利益交換。一個例證是即便台灣有營業祕密法與背信罪等層層防範，至今仍有台積電工程師鋌而走險，企圖將機密出賣中國以換取龐大利益 [4] ，可見光憑收緊法律很難對抗不成比例的利誘。

圖片來源：http://bit.ly/2lh89Rz

我們真正該在乎的議題：民眾缺乏數據資產自主意識

　　即便面臨數據集權治理帶來的濫用危機，台灣民眾卻向來對自身的無論生物或非生物數據之資產特性普遍缺乏敏感度，無形中便也棄守了數據運用的話語權與監督知能。舉中研院主持的Taiwan Biobank [5] 為例，從2012年開展至今已收取將近10萬人次生物數據，包括問卷 (家族史、生活習慣、自述疾病等)、生理檢驗 (BMI 、HbA1c、GOT/GPT、HDL/LDL等)、血液DNA (genome genotyping/sequencing等)。在將近1萬份滿意度調查顯示 [6] ，26.59％參與者首要因素是有免費健檢服務，假若不提供健檢報告，39.33％參與者就不再願意提供數據，並且，勾選不滿意的5.75％參與者中最主要的因素竟是健檢項目太少。可見對部分民眾而言，生物數據有價衡量就僅止於換取項目豐富的免費健康檢查而已，更別提其餘絕大多數參與者樂意無償奉獻生物數據。這警示了我們，儘管倫理學者與人權團體長年呼籲與質疑，仍無法喚醒民眾在醫學徵召下的數據自主觀念及資產意識。以下引用蔡友月教授論述，梳理Biobank集權治理過程中的正當化論述、想像共同體徵召，如何在台灣社會中鑲嵌利他奉獻情緒，進而催化民眾對數據價值的失敏，間接失去主動監督的意義，而可能在新進行動者的仿效中始終淪於被動處境。

圖片來源：https://www.twbiobank.org.tw/

想像中的基因共同體

　　蔡友月教授研究 [7] 指出，從生物政治典範 (biopolitical paradigm) [8] 的視角觀之，國家級生物資料庫同時是生物國族主義 (bionationalism)的推動者與受惠方，其將國民共享之集體特徵認同以基因體等大量biomarkers的形式再現，形成一種「想像中的基因共同體」(Imagined genetic community) [9] ，如此也反過頭來排除了許多可能面臨的棘手成本，例如Biobank執行長沈志陽博士就曾公開表示 [10]「這是在做功德，許多中南部提供者認為，比捐錢給廟的香油錢，還要有意義。」生物國族主義相對於傳統民族主義似乎更能凝聚現代國家的民心，而產生更強力道推動相關政策，其訴諸對未來共同願景的想像，包含競爭實力的展現，而非傳統模式著重語言、歷史、文化等意識形態認同，尤其後者恐怕已成為現代國家內部分化對立的常見因素。

沈志陽執行長，圖片來源：http://bit.ly/2ygMTEX

　　至今成立的各國Biobank都與各自的想像共同體相輔相成，例如冰島主打「種族同質性」，冰島民眾參與收案時，便能感受到體內流動的維京人血脈透過基因科技與國族融為一體，結果達成約50％的國民參與率；愛沙尼亞則恰好相反，由於經歷過周邊國家統治，其人口組成特別異質，Biobank推動者便提到「愛沙尼亞就像是一種(歐洲的)捷徑，人們都能來這並下載他們(種族)的基因資訊」[11] ，這種作為交通要衝的國家認同也促成了最近推出的區塊鏈數位公民身份，不僅是一股廣納世界的企圖心，也尤爲了追逐冷戰後擺脫蘇俄控制的宣示。Ong 等人 [12] 則指出包括台灣的亞洲國家間生醫政策雖有所差異，卻同時透漏出一種「命運共同體」(communities of fate) 治理形式，是鑲嵌在後殖民時代企圖超歐趕美、克服東亞病夫印象的歷史脈絡。

愛沙尼亞e-Estonia計劃，圖片來源：https://e-estonia.com/

民主化與本土化思潮的推波助瀾

　　不過台灣基因共同體的想像不僅於此，還融入了解嚴後本土化民主化初步萌芽的特性，這體現在精神正當性與組織治理模式兩個層面。自從國民黨政府入台統治，在大中華民族主義與重奪中原政權的政治宣導下，戰後台灣的教育、文化、學術等幾乎不可能出現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實踐。解嚴後終於迎來本土化民主化浪潮，追求台灣主體性的政治、文學、歷史、語言等活動蓬勃發展，也渲染了各領域學術研究的精神意旨。如蔡友月教授研究 [13] 指出，根據台灣民眾抽樣得到的研究結果，在解嚴前的醫學期刊中幾乎都被用來代表「中國人」的體質特徵與健康狀況，1990年代台灣主體意識抬升，用以代表「台灣人」的比例便明顯增多。是故「建立屬於台灣自己的Biobank」而非引用中國建立之數據庫作為台灣標準，這種精神正當性便是源於新思潮下對台灣主體的想像。另一方面，基於產業升級轉型的壓力，1990年代生物科技產業成為政府大力推展的領域，在解嚴的脈絡下，政府廣泛邀集旅外生醫、化學學者回台，甚至將領導生技政策的權力與學者分享，透過多元頻繁的專家委員會議諮商，展現出組織治理的民主化過渡變遷。

1950年代反攻大陸漫畫，圖片來源：http://bit.ly/2K23LnT

　　我們可以看到，國家級Biobank這種立基於民族情懷的數據集權治理，無形中讓民眾忽略數據資產自主權的重要性，而在不主動監督、不要求回饋的狀態下把數據交付專業集權組織，這種現象其實是Biobank與社會脈絡交互作用所使然。後基因體的時代，Biobank科學家掌握生醫分析知能作爲數據集權根據，一方面向民眾許諾了美好共同願景，一方面也承擔了台灣不能在產業轉型中落敗的壓力，使整個社會成為一個想像中的基因共同體。並且本土意識抬頭，加強了民眾對台灣本體資料庫的認同感，此外由於草創時期尚處民主化過渡階段，大多數人長期習於服從公部門、科學專家的權威，因此未對掌權的生醫專家產生疑慮，而掌權者也還未培養起進行公開透明民意溝通的觀念，使得研究倫理、監督機制不完善等議題難以觸動廣泛關注與多元發聲。

數據如何從集權治理典範走向自主治理？

　　當然，Biobank工作人員們爲了生物醫學進步付出的心力相當令人欽佩，不過未來除了基因資料庫，各種各樣的大規模生物資料庫也會如火如荼地展開收案，假若都仿效傳統Biobank集權治理經驗，那麼人民將在一次次的數據分享中更習慣於放棄資產自主及自衛意識，屆時面臨種種數據危機恐怕就不是單憑收緊個資保護法可以應對的了，我們能夠如何喚醒民眾對生物數據自主治理的意識與動力呢？近來火紅的區塊鏈，其分散式賬本技術可能是有建設性的方案。

　　2016年成立於德國慕尼黑的Shivom [14] ，便是使用分散式賬本技術，包括Hyperledger Fabric、IOTA tangle (物聯網續傳數據)，來建立一個更加安全且高效率的分子體學 (Omics) 數據交換生態系，並將各種生物數據的掌控權完整地歸還人群。不同於許多仍在畫大餅的區塊鏈計劃，Shivom已完成3500萬美元ICO [15] ，並在今年初與印度的安得拉邦 (Andhra Pradesh)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16] ，將在2025年之前陸續開展當地6000多萬人口的去中心化基因數據庫建立，目前alpha版本平臺已投入部分農村地區實踐。

Shivom共同創辦人與印度孩童合影，圖片來源：https://shivom.io/about.html

　　Shivom將生物數據主導權歸還人群的機制 [17] 相當清楚，參與民眾可在平台註冊多重虛擬身份 (pseudonym)來面向與Shivom合作的多個生技服務商，並購買Shivom推出的OmiX虛擬幣來申請基因測序等數據採集服務，如此各服務商、採購單位就無法掌握到同一個人所有數據。服務商將測序結果用該虛擬身份另行生成的公鑰加密後寫入Shivom平臺數據庫保管，只有握有對應私鑰者才可掌握測序結果，而其中包含annotation訊息，因此採購單位可在區塊鏈上創建智慧合約來用OmiX幣採購符合特定annotation、metadata等條件的數據，民眾可自主決定在哪些單位推出的智慧合約出售私鑰，也可創建智慧合約自動捐獻給特定疾病研究之用。於是所有數據交易行為都記載在區塊鏈分散式賬本上，這些鏈上記錄皆用交易雙方ID等metadata來進行hash，所以只有交易雙方可在鏈上追蹤、驗證交易歷史，避免資訊洩露。最後，Shivom也將與第三方企業合作，允許民眾能使用販售數據得到的OmiX幣購買健康營養品、健身器材、定期健檢等多元產品服務，來作為OmiX幣誘因。一旦這套體系成熟，相信Shivom便有足夠話語權規定科學家在發表研究時以及醫療AI開發商推出產品時必須附註引用的公鑰清單，一方面讓同儕和品管組織能夠進行二次驗證，另一方面也讓參與者得以監督是否可能有濫用轉賣情事。

圖片來源：Shivom whitepaper

　　由前述可見，Shivom透過OmiX幣將民眾心中對生物數據的價值具象化，也讓民眾經由申請數據、簽訂智慧合約的行爲，化被動心態爲主動，培養對數據運作流程的識能，並學習利用分散式賬本的透明化紀錄去實際監督採購者，甚至由於運用的區塊鏈技術都是知名開源項目，任何有資工能力的民眾即便不提供數據，也能參與開發貢獻，協助安全漏洞通報修復。在這樣的自主治理動員中，民眾的生物數據便能獲得更完整的保障，並且是憑一己之力便能做到。

參考資料

7. 蔡友月、李宛儒 (2016)〈想像未來：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基因利基與國族建構〉台灣社會學第 32 期p109-169

8. Steven Epstein (2009)“Inclusion: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Medical Research”

9. Bob Simpson (2002)“Imagined genetic communities: Ethnicity and essent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nthropology Today Volume16, Issue3, p.3-6

11. Fletcher, Amy. (2004)“Field of Genes: the Politics of Science and Identity in the Estonian Genome Project.”New Genetics and Society 23(3): 3-14.

12. Ong, Aihwa and Nancy N. Chen, eds. (2010)“Asian Biotech: Ethnics and Communities of Fat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3. 蔡友月 (2014)〈基因科學與認同政治：原住民 DNA、台灣人起源與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台灣社會學》，28, 1-58。

17. Shivom Whitepaper & Executive Summary

Healthcare beyond Human Specialist: 5 Interesting Cases

鄭仕群 — Mon, 28 May 2018 08:28:47 +0000

　　今年長庚大學校慶，醫學院研討會以「人工智慧在醫療照護的應用與趨勢」為題在四月展開，從多場演講中可見到 AI 落地臺灣臨床實務已是正在進行式，倒是資源最豐富的長庚醫院體系還沒跟上腳步，不過常聽聞許多醫師來學院上課時的精神喊話，強調 AI 不可能取代醫師，果真是如此嗎？

　　去年底澳洲 St Vincent's Hospital Melbourne 和 University Hospital Geelong 兩間醫學中心在內分泌門診首度試辦 AI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篩檢 [1]，使用的深度學習模型敏感度、特異度皆達 92%以上。試辦期間約 100 名糖尿病患者參加，他們會收到 AI 當場就能完成的嚴重程度報告以及2 週後才能收到的眼科醫師分級報告，後續問卷顯示 96%受試者非常滿意 AI 即時報告，甚至有78%受試者比起傳統人工模式，更偏愛 AI 模式，可見 AI 對醫師業務的衝擊並非空穴來風。即便尚沒有人知道 AI 會如何改革現有醫療模式，但其應用的發展將透漏一些端倪，讓我們一起來看看AI可能做到哪些超越人類醫生極限的有趣事情，它們不僅富有創意，實現可能性也相當高。

1. 內視鏡膠囊機器人 (Endoscopic capsule robots)的動態視力修煉

　　隨著多年來電機材料科學的進展，已開發出了帶有相機和無線圖像傳輸裝置的可吞嚥膠囊內視鏡，並正嘗試用於篩檢診斷腸胃疾病，如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ulcerative colitis、colorectal cancer等。不同於標準內視鏡 [2]，內視鏡膠囊機器人是非侵入性且無痛的，更適合長時間的檢查，且體積小、沒有管線限制，故可探查標準內視鏡進不了的區域。然而目前膠囊內視鏡的移動力仍主要來自胃腸道蠕動，若要進行遠端遙控，就需要進行精確的機器人3D位置角度實時估計 (6-DoF pose)，近年來已有一些嘗試，包括MRI、PET、超音波等設備，但皆需在膠囊上加裝許多特殊sensor，反而降低其機動性，且許多情境下無法正確傳接訊號。於是，一種叫做visual odometry (VO)的方法成為了新興研究熱點。

　　Visual odometry，即視覺測距法，是不藉助其他訊號，直接從錄影影片中每幀影像去萃取特徵與估計尺度、深度，並對影片序列進行運動估計。Mehmet Turan等人 [3]設計了深度學習模型recurren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RCNNs)來進行 visual odometry，RCNN是由RNN與CNN所組合，CNN先學習影像二維特徵，接著RNN負責萃取影片序列前後的特徵變化。研究團隊使用一種電磁鐵遙控的膠囊內視鏡 (MASCE) [4]，在五個豬胃及一個人體模擬模型中邊移動邊拍攝 (5.3 ms per frame)，並以黃金標準Optitrack motion tracking system實時記錄6-DoF pose，生成的共80000幀有序影像便可在RCNN模型中學習預測6-DoF pose。往後模型就不需用到龐大複雜的Optitrack系統，即可給出實時的6-DoF pose預測值。

　　由下圖可見，團隊測試的幾種方法中，其提出的RCNN：EndoVO軌跡計算最接近真實，可見訓練良好的AI能將膠囊內視鏡的視野變化轉換成其在體內運動動態，進而使遙控者能正確評估如何移動到指定位置。甚至未來若要作為一種常規篩檢診斷手段，遙控自動化可避免人爲操作熟練度的差異造成品質不穩定，而預測軌跡能力將有助於自動系統即時修正姿勢。

2. 讓da Vinci手術機器人認識自己

　　微創手術機器人近年來席捲各大醫學中心的手術房，在許多憑雙手難以處理的創傷病變部位都取得了顯著作用 [5]，然而仍是半自動式，有賴於醫師親自操作機器手臂，外科醫師便時常抱怨操作時不能像一般手術一樣憑藉手感來達成許多目的。在校慶研討會上，秀傳院長就分享到為了解決定位困難以及誤傷重要血管等問題，醫院手術房引進了AR技術，利用CT或MRI建立的人體模型投影在AR眼鏡上，讓醫師開刀時能在投影提示下更精準安全地完成工作，而這也是令手術機器人邁向自動化的重要一步，畢竟機器人沒有手感，透視定位能力卻比人類強。

　　然而AR系統應用到手術機器人卻會遇到一個問題，機器人或許能透視人體，卻不認識手術器械，其存在可能造成辨識異常與誤差，而且無法追蹤器械的角度與遠近，使實用性大打折扣。爲了讓機器人「認識」自己的手臂，去年MICCAI大會舉辦的挑戰賽就是Robotic Instrument Segmentation [6]，提供大量da Vinci機器人的第一視角手術操作影片，要求完成各種機械手臂的區域標註 (2)，甚至能辨識器械上3種部件 (3)與7類器械 (4)。如下圖，由於畫面中往往光照角度與陰影位置不均，加上攝影鏡頭的不定時霧化與沾染血液等視覺干擾，使這項挑戰相當艱鉅。

　　兩位Kaggle競賽大師組隊在這場挑戰中奪得總冠軍，分別在這三種挑戰中得到0.887、 0.725、0.236 mean IoU的成績，可見標註區分器械種類是最困難的問題。團隊測試了多種CNN結構，分別是經典的U-Net，以及其變體 TernausNet、 LinkNet。其結果如下表，若不考慮效果都很差的器械分類，具有VGG-16預訓練參數的 TernausNet-16性能表現最好，而具有ResNet-34跳躍結構的 LinkNet則推理速度最快 (90毫秒)，近乎實時地完成器械分割任務，至於分類任務的部分，由於影片中有些類別器械出現頻率相對少很多，補足數據將可能提升分類性能。即便從準確度可看出此類任務還在發展中，需要更多數據，不過一旦達成目標，就能加速手術機器人的全自動化。

3. 從CT-only到MR-only的沙盤推演再升級

　　放射治療的成效好壞，關鍵在於療程前的空間劑量規劃，傳統上使用電腦斷層掃描 (CT scan)產生患者的3D虛擬結構，並將CT強度值（代表輻射衰減程度）轉換為電子密度用於輻射劑量計算。然而CT scan的軟組織成像對比度有限，不利於目標結構的輪廓勾勒，且多少會有輻射傷害，因此考慮用磁振造影 (MRI)取代CT成為研究熱點 [7]。即便MRI沒有輻射副作用，且能提供更優異的軟組織對比度及時空間解析度，但有個致命缺點是磁振訊號與電離輻射訊號不同，無法用於計算劑量 [8]，若同時做CT與MRI可以互補短處，但是也會有成本過高、程序繁冗、雙影像配準 (image registration)不確定性等問題，因此學界希望能找到精準迅速的MR-only方法，從MRI生成相應的CT scan來計算劑量，稱為pseudo-CT或synthetic CT (sCT)。

　　過去研究流行的sCT方法主要是atlas-based，將MR影像用標準MRI圖譜進行扭曲配準，再依據MRI圖譜對應的CT值做換算，然而此法遇到解剖變異或病理差異較大時會產生很大誤差，隨著AI流行，model-based方法開始成為焦點。荷蘭烏特勒支醫學中心的團隊針對骨盆腔區域，開發了一種conditional deep convolu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cDCGAN) [9]，用pixel-to-pixel的方式生成sCT。GAN是最新提出的深度學習方法，由生成器 (generator)與判別器(discriminator)組成，生成器要盡可能產生讓判別器區分不出差別的虛構物，而判別器則要盡可能區分出虛構物與真實物，兩者互相對抗，故稱之。團隊召集了91位患有前列腺癌、直腸癌、子宮頸癌患者，皆同時拍攝CT與MRI各一組，並將兩者配準。其MRI protocol採用Dixon reconstruction [10]，拍攝一次水、脂肪同相 (in-phase)的spin echo images與一次TE延遲數毫秒的不同相 (out-of-phase) images，兩者可組合出water-only或fat-only的影像，由於水與脂肪的CT值不同，將二者分離對生成CT是有助益的。

　　將in-phase、water-only、fat-only三種影像作為輸入，訓練cDCGAN生成sCT，再依據真實CT與sCT在影像與計算劑量的差異來評估模型能力。結果見下圖 (IP＝in-phase MRI)，模型可在5.6秒內從MRI生成整組sCT，且sCT與CT的平均絕對誤差 (MAE)是61±9 HU，準確度已遠遠超越圖譜法的紀錄 [11] (94.5 ± 17.8 HU)，sCT計算得到的劑量分布圖也只比CT平均略高 0.1-0.3%。可見即便訊號分佈不同，AI仍能成功進行cross modality影像轉換，因此未來將PET/MRI等混合應用簡化成MR-only都有可能實現，也奠定藥理學MRI (phMRI)的可能性。

4. 用顯微鏡照出細菌的抗藥性

　　抗生素抗藥性已然成為本世紀公共衛生重大威脅，對院內感染的急重症患者尤其致命。現今臨床上仍主要運用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AST) [12]，如broth macrodilution (BMD)等，來計算最小抑菌濃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然而此法需耗費數天，且對實驗室環境與操作技術要求高，往往緩不濟急，因此學界正嘗試使用深度學習來加速流程，希冀能及早拯救更多性命，同時也減輕成本負擔。

　　亞利桑那大學團隊提出DLVM-AST [13]，針對尿道感染最常見的大腸桿菌，及對五種抗生素 (polymyxin B, streptomycin, ciprofloxacin, aztreonam, ampicillin)的抗藥性。抗生素可造成無抗藥性者在運動、形態、細胞分裂等動態上的改變，如polymyxin B可降低移動速度，aztreonam則使形狀拉長。將染菌尿液與高濃度抗生素或等量水混合，導入微流體 (Microfluidic chip)後，以光學顯微鏡錄影，再將影片中各別細菌的動態獨立疊合成一張靜態影像作為動態軌跡，輸入卷積神經網絡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進行訓練。得到的模型可計算未受抗生素影響動態的細菌所佔比例，繪製出抑菌濃度曲線而得到最小抑菌濃度。結果顯示模型分辨抗藥性的準確度高達87%，且計算得到的MIC與broth macrodilution的結果非常相近，其優勢在於只需30分鐘就能得到結果，而標準方法最快也要over night才能得到。作者指出，未來若加入生化動態特徵的考量，例如ATP消耗量、蛋白質與核酸濃度等，將有機會提升敏感度和特異度，或許在未來，ICU病床可以自動化抗生素抗藥性評估，作出即時性處方決策，減輕醫護人員負擔。

5. 手機上的預防保健

　　日常生活中的預防保健向來是臺灣公衛體系施力較薄弱的一塊，主要手段無非是施打疫苗、疾病篩檢，卻都必須由民眾自行前往有提供服務的場所進行，對於平日其他不舒服的調養，或許中醫經驗有較多可參酌之處。即便中藥相對於西藥較無副作用，但皆各有偏性，誤食或服用過多仍易傷身，因此許多手機App透過導入中醫師意見與經典醫籍來協助民眾認識概念，卻缺乏實際指導意義，因為民眾仍無法確定自身情況是否符合定義。擁有全中國最大門診量的廣東省人民醫院，中醫部門便與華南理工大學合作，嘗試從望聞問切四診中最可行的舌診來設計AI模型 [14]，學習如何依據處方病案資料庫給予合適的中藥推薦。其原理是使用CNN輸入大量不同角度、照明、遠近的舌頭照片特徵，並將該名患者的處方清單用中華藥典用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無監督分類法標記成特徵向量，作為CNN訓練目標，如此模型分析舌頭影像所作的處方就會接近於過去類似病案。然而中醫強調四診合參，爲增加實用性，未來團隊將繼續開發融合其他診斷方式的模型。

　　另一方面，臺灣位處亞熱帶，氣候多雨，適合病媒蚊孳生，即便瘧疾等蚊媒傳染病在臺灣幾乎絕跡，日本腦炎、登革熱等疾病仍不定時會爆發流行，即便多年來推動家戶定期換水、保持器皿乾燥，仍難以避免戶外和公共場所的蚊媒。事實上，1940年代便曾嘗試透過蚊蟲飛行時拍打翅膀的聲音來定位與計數，甚至分類蚊蟲，然而由於收音設備昂貴難以普及所以未受重視，今日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與AI的流行帶來改變的可能性。蚊蟲拍翅聲不僅隨品種而異，性別、年齡、環境溫溼度等也都是影響因子，但人耳基本上不可能分辨出差異，即便透過儀器收訊，背景雜音的混合也使得蚊蟲拍翅聲音訊號難以被單獨分離出來，史丹佛大學做過手機收音測試 [15]，大約最遠距離10公分左右，且背景噪音在50分貝以下，才能錄下明顯可辨的訊號，下圖是手機對各種蚊蟲拍翅聲所錄下的音頻分佈。

　　於是牛津大學的團隊便嘗試運用深度學習 [16]，分析手機所錄製的蚊蟲拍翅聲（包含背景雜音）來辨識蚊蟲的存在。錄音檔是一維時序數據，但蚊蟲拍翅相對於背景雜音是較無穩定週期性的，且振幅也飄忽不定，直接進行深度學習可能很難捕捉到純淨的蚊蟲拍翅特徵，因此先將錄音檔用小波轉換 (wavelet transform)將原始數據前處理成小波形變的scale（頻域）× transition（時域）二維數據，較能使蚊蟲拍翅特徵被區別出來，再進行CNN訓練。結果發現CNN辨識蚊蟲存在的能力很好，AUC高達0.97，超越了受過訓練的人類 (平均0.883)。未來若能收集更多品種足夠的拍翅錄音檔，將可能製作出能早人類一步發現周圍有高危險蚊媒存在的App，讓位處流行地區的民眾能提高警覺，或提早就診檢查。

總結

　　以上提到的五個有趣案例，可以發現AI不僅能學習醫生對視網膜病變的判斷力，還能做到很多人類肉體不可及的事情，增加了醫療照護的可能性。事實上還有更多醫療應用正在研究開發中，甚至已有通過美國FDA核准上市的產品，或許在未來醫師以及許多專業工作會有許多日常業務被AI搶走，但這又何嘗不是好事？我們不如抱持正面心態看待科技進步爲人類生活帶來更好的品質，同時探索自身的能動性與創新力，那麼即便現行醫師會被取代，未來的新型醫師也能走上屬於自己的路！

參考資料

1. Stuart Kee et al. (2018) "Feasibility and patient acceptability of a novel AI-based screening model for diabetic retinopathy at endocrinology outpatient services: a pilot study." Scientifc Reports 8(1)

2. M. Sitti et al. (2015)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of untethered mobile milli/microrobots." Proc. IEEE 103 (2) 205–224.

3. Mehmet Turan et al. (2018) "Deep EndoVO: A recurren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RCNN) based visual odometry approach for endoscopic capsule robots." Neurocomputing, 275, 1861–1870

4. D. Son, M.D. Dogan, M. Sitti. (2017) "Magnetically actuated soft capsule endoscope for fine-needle aspiration biopsy." IEEE ICRA, pp. 1132–1139.

5. Burgner-Kahrs, J., Rucker, D.C., Choset, H. (2015) "Continuum robots for medical applications: A survey." IEEE Transactions on Robotics 31(6), 1261–1280

6. https://endovissub2017-roboticinstrumentsegmentation.grand-challenge.org/

7. M.A. Schmidt, G.S. Payne (2015) "Radiotherapy planning using MRI" Phys. Med. Biol. 60, 323-361

8. Brown et al. (2014)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sequence design." Wiley.

9. Matteo Maspero et al. (2018) "Fast synthetic CT generation with deep learning for general pelvis MR-only Radiotherapy." arXiv:1802.06468

10. Dixon W T (1984) "Simple proton spectroscopic imaging Radiology." 153(1), 189–94.

11. Han X (2017) "MR-based synthetic CT generation using a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ethod." Med Phys. Apr;44(4):1408-1419.

12. L. Barth Reller et al. (2009)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A Review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s."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Volume 49, Issue 11, Pages 1749–1755

13. Hui Yu et al. (2018) "Phenotypic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with Deep Learning Video Microscopy." Anal. Chem., 90 (10), pp 6314–6322

14. Yang Hu et al. (2018) "Automatic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erbal prescriptions from tongue images using CNNs and auxiliary latent therapy topics" arXiv:1802.02203v2

15. Mukundarajan et al. (2017) "Using mobile phones as acoustic sensors for high-throughput mosquito surveillance" eLife;6:e27854.

16. Kiskin et al. (2017) "Mosquito Detection with Neural Networks: The Buzz of Deep Learning" arXiv:1705.05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