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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etter ride: New evidence on travel and the quality of roads in England and Wales, 1660-1820

鄭仕群 — Thu, 01 Oct 2026 08:19:33 +0000

Dan Bogart (UC Irvine), Alan Rosevear, Leigh Shaw-Taylor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ume 100, 2026, 101748
https://doi.org/10.1016/j.eeh.2026.101748.

前言：同一段路，相隔一百年

1698 年，英格蘭女旅行家 Celia Fiennes 騎馬從 Nantwich 前往 Chester，沿途留下她對路況的評語。1803 年，牧師 Edmund Butcher 從 Chester 走到 Tarporley，經過大致相同的路段，也寫下他的看法。這兩段文字相隔一個多世紀，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過去的經濟史研究談運輸革命，多半只看兩個數字：票價和速度。例如驛馬車票價小幅下降，行車時間則大幅縮短。但旅行還有另一個面向：坐起來舒不舒服、會不會翻車、會不會陷進泥沼。這篇論文追問的就是這一點：18 世紀英格蘭的旅程，是否真的變得「更平穩」了？如果是，功勞該記給誰？

作者的答案是：功勞主要屬於收費公路信託（Turnpike Trust）。這是一種由國會立法授權、可以向用路人收過路費，並以未來的過路費收入作抵押舉債修路的組織。

TL;DR

資料新穎：作者把 99 本旅人日記、約 34.9 萬英里的旅程逐日畫上 GIS 地圖，並把 1,422 則路況評語轉成 1–6 分的品質指數。
交通方式大轉換：1760 年前，日記作者約 77% 的里程騎馬；1760 年後，坐車（私家車、租用馬車、驛馬車）成為主流。
速度上升但不均：驛馬車從約 4 mph 提升到 8 mph 以上，私家馬車只從約 4 mph 升到 6 mph，騎馬幾乎沒變。
路況改善：主要幹道從「差」變成「尚可」，到 18 世紀末不少路段被評為「好」。
收費公路的因果效果：在控制地理、季節、年代與日記作者後，收費公路讓路段「至少尚可」的機率提高約 30 個百分點；在追蹤同一路段的面板設計中，提高約 38 個百分點。
反事實推算：若沒有收費公路信託，1760–1820 年的道路品質大致會停留在 1760 年前的低水準。

一、論文基本資料

項目	內容
時空範圍	英格蘭與威爾斯，1660–1820（速度分析延伸至 1850）
核心資料	99 本旅行日記與遊記、20,199 條旅程線段、348,768 英里旅程；1,422 則可用路況評語，涵蓋 15,018 英里
方法	文本編碼、GIS 空間連結、線性機率模型、雙向固定效果（TWFE）、Wooldridge 擴展 TWFE、Borusyak–Jaravel–Spiess 插補估計

二、歷史背景：一條國道，幾十個教區各管一段

2.1 教區制度的困境

從 1555 年《公路法》（Highway Act）起，英格蘭與威爾斯所有道路，包括通往倫敦的幹道，都由教區（parish）負責維護。教區有兩項資源可用：

公路稅（Highway Rates）：附加在濟貧稅評估上的地方財產稅。
法定勞役（Statute Labour）：教區居民每年須無償出工修路數日（後來定為六日）。

這套制度的毛病很明顯：

問題	說明
誘因錯置	幹道的使用者多是過路的外地人，維修成本卻由本地居民承擔，教區沒有理由為別人修路。
缺乏協調	一條長程道路穿過數十個教區，任何一個教區偷懶，整條路就斷鏈。
財源有限	教區無權舉債，也無法向用路人收費。
監督失靈	治安法官（Justices of the Peace）雖可強制教區修路，實際上很少積極執行。
中央缺位	直到 19 世紀初，倫敦政府都缺乏直接出資修路的政治意願。

2.2 收費公路信託：一種新的組織設計

第一個收費公路法案於 1663 年在赫特福德郡通過，下一個要到 1695 年才出現。初期由治安法官管理，18 世紀初改由受託人（trustees）實際營運。受託人多為地方地主、商人和神職人員。

每個信託都有自己的國會法案，但共同的權力包括：

集中法定勞役：調用部分教區勞役專修幹道。
收費與舉債：向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貨車、客車、牲畜）收取差別過路費，並以過路費收入為擔保借款修路。
取得土地與材料：可依合理價格徵用土地與石料。

此外還有兩個重要的制度細節。第一，法案通常有 21 年期限，但續期非常普遍，許多信託一路經營到 19 世紀中期。第二，盈餘必須再投入道路，所以信託在實質上是非營利組織；出資人是債權人，領的是利息，不是股東分紅。

法案前言往往把道路形容成「毀壞的」（ruinous）、「對旅人危險的」（dangerous to travellers）。這些字眼後來也反覆出現在日記中。

2.3 收費公路的擴張

年份	收費公路里程	備註
1725	1,360 英里	主要集中在倫敦周邊
1760	9,545 英里	1750 年代的擴張潮
1790	17,733 英里	網絡大致成形
1836	20,000 英里以上	超過 1,000 個信託
1830 年代教區道路	約 106,000 英里	里程多，但長途旅人很少使用

推動收費公路的主力是坐車旅行的上層階級。最需要好路的，正是馬車的使用者。

三、資料工程：把日記變成地圖

這篇論文最耗工的部分是資料建構。流程大致如下：

蒐集日記：99 本日記與遊記，約一半是近 70 年出版的編校本，另一半是舊版本的數位副本，少數直接從郡檔案館抄錄。一律使用編輯程度最低的版本。
逐日標註旅程：每段旅程擷取三類資訊：(i) 旅人、地點與交通方式；(ii) 當日旅程耗時；(iii) 對路況的評語。
疊合三套歷史道路底圖：
- 1700–1838 年收費公路圖（逐路段標註成為收費公路的年份）
- 1725 年主要道路網（整合 Ogilby、Morden、Rocque 等當時的製圖成果）
- 約 1825 年 John Cary 道路圖（含「其他道路」與部分教區道路）
推定路徑的規則：以日記中的起點、終點和途經城鎮為錨點，選擇最短路徑並優先使用收費公路；如果收費公路比替代路線長 20% 以上，則改採替代路線。
產出兩個 GIS 圖層：
- All Diaries：20,199 條線段，其中約 1,300 筆有耗時資料，可計算速度。
- Road Quality：76 本日記中 1,679 個有評語的路段，排除後剩 1,422 則。
連結地理單元：把路段起點、中點、終點對應到教區或鎮區，帶入坡度、雨量、氣溫、小麥適種度、是否位於煤田、是否臨海、距倫敦距離等變數。
建立配對面板：把不同時間、不同旅人評論的「同一或重疊路段」配對，形成路段×十年的面板資料。

排除的評語有五類：市區街道、私人莊園道路、橋梁（多由郡負責）、超過約 40 英里的籠統評語，以及 1660 年前與 1820 年後的評語（1820 年後收費公路大量新建道路，性質不同）。

主要的日記作者（節選）

日記作者	身分	主要時期	有評語的里程
Celia Fiennes	仕女	1682–1706	1,668
John Ogilby	製圖家	17 世紀後期	1,423
Daniel Defoe	記者、小說家	1720 年代	1,006
Samuel Pepys	文官	1660 年代	303
Arthur Young	農學家	1760 年代末	2,178（幾乎每段都評論）
Hon. John Byng	仕紳	1781–1792	1,098
Agnes Witts	仕女	1788 年後	1,296
Sir Richard Colt Hoare	仕紳	1790 年後	1,280

這些人多半家境優渥。有評語的里程中，57% 來自仕紳，35% 來自中產與專業人士。女性只寫了全部旅程的 9%，卻貢獻了 19% 的路況評語，比男性更常評論路況。

四、發現一：從馬鞍到車廂

時期	騎馬	私家馬車	租用馬車	驛馬車	步行	車輪合計
1600–1759	76.8%	10.8%	2.8%	5.9%	2.8%	19.5%
1760–1789	31.7%	20.4%	31.6%	14.9%	1.2%	66.9%
1790–1819	21.9%	29.3%	17.1%	26.3%	4.3%	72.7%
1820–1849	16.5%	39.9%	5.0%	36.4%	2.2%	81.3%

（「車輪合計」為筆者加總；水路與鐵路不計入。）

幾個值得注意的點：

轉折點約在 1760 年。騎馬與坐車的比例幾乎對調。
租用馬車曾是過渡主角。1750 年代出現的租用驛站馬車（post-chaise）讓旅人可以自選時間與目的地，在 1760–1789 年間佔了三成。1790 年後，驛馬車網絡擴張、班次變密，較便宜的公共運輸才後來居上。
車輪與收費公路互為表裡。有評語的日記作者中，坐車旅行走在收費公路上的比例，1760 年前是 14%，1760–1789 年升到 73%，1790–1820 年再升到 87%。

作者的解讀是：馬車設計改良與驛站換馬網絡固然重要，但如果道路依舊泥濘崩壞，馬車根本跑不起來。兩者是互補的發展。

五、發現二：速度提升了，但各交通方式不同

交通方式	早期速度	晚期速度	換算 km/h	備註
驛馬車	約 4 mph（18 世紀初）	8 mph 以上（19 世紀初以後）	6.4 → 12.9 以上	約 1750 年後幾乎只走收費公路
私家馬車	約 4 mph	約 6 mph	6.4 → 9.7	變異很大，到 19 世紀仍會走非收費道路
租用馬車	約 5 mph（1750 年代）	約 7 mph	8.0 → 11.3	1750 年代才普及
騎馬	大致持平	約 6 mph	約 9.7	超過 8 mph 視為疾馳，難以持久

這裡的速度包含沿途休息時間。馬匹每隔一段路就得「餵料」（baiting），也就是餵食、飲水和休息，日記作者通常把這段停留算進行程。

在三種坐車方式中，收費公路上的速度普遍比非收費道路快約 2 mph。驛馬車與騎馬之間的速度差在 1750 年後持續擴大，這也解釋了驛馬車客運量從 1760 年代一路成長到 1830 年代。

不過作者也承認，速度提升可能來自馬車設計的改良，無法完全歸功於路況。這正是作者轉向直接測量路況的理由。

六、發現三：把文字變成分數

6.1 評分標準

作者從 69 位主要日記作者的評語中找出 932 個不同的字，挑出 106 個直接描述路況的字。最常見的是 good（246 次）、bad（210 次）、excellent（77 次），其次是 stoney（89 次）和 narrow（56 次）。

等級	分數	典型用語
C 大致很差：嚴重妨礙通行	1	極差、危險、最糟、可憎、不適合馬車、得下馬牽行、潮水淹沒、完全無法通行
	2	差、粗糙、大石塊、車轍遍布、非常泥濘、非常狹窄、毀壞、曾遭起訴
B 尚可：能走但有不便	3	不太好、多沙難行、多丘陵、不平、狹窄、只適合夏天走
	4	可接受、還過得去、尚稱良好、維修中、中等
A 大致良好：輕鬆通行	5	好、平坦、像花園碎石路般、宜人、堅實、筆直、已修繕
	6	非常好、極佳、鋪石精良

編碼時還有幾條規則：評語必須針對路面本身，而不是風景或天氣；多個負面詞並用時扣一分；同時比較冬夏時取平均。

6.2 分數分布的變化

1660–1759 年：最常見的分數是 2（差）。
1760–1789 年：過渡期，1 分明顯減少。
1790–1820 年：1 分更少，5 分和 6 分比例上升。

6.3 只看「物理描述」的穩健性指標

為了排除「好」「壞」這類純價值判斷，作者另外建立一個二元指標，只看物理描述：

負面：泥沼、破碎、深陷、骯髒、淹水、狹窄、多石、陡峭、不平、潮濕……
正面：寬闊、平坦、碎石、堅實、已修補、新鋪、鋪石、平滑、筆直……
同時出現正負描述時，一律歸為負面。

761 則含物理描述的評語中，正面描述的比例從 15.1%（era 1）升到 20.2%（era 2），再升到 25.4%（era 3）。這個指標與 1–6 分總分的相關係數為 0.75。

6.4 路況與速度：相關但不相同

在 90 筆同時有路況評語和速度的資料中：

A 級路段比 C 級路段快約 2 mph。
A 級和 B 級路段的速度差距很小。

作者還注意到，日記中幾乎沒人用「慢」或「快」來描述路況。因此作者推論：速度並不是這些旅人最在意的事，安全和舒適才是。

6.5 偏誤檢驗

可能的偏誤	作者的處理	結果
標準隨時代提高	比較相隔百年的 Fiennes 與 Witts 的用字；迴歸加入十年固定效果	標準確實變嚴，但參考框架相近；這代表指數可能低估了改善幅度
個人主觀差異	同一人、同一路段、同一個十年的評分相關係數為 0.81（50 筆）；不同人之間為 0.75（126 筆）	一致性相當高
沉默是否代表「尚可」	以大北路（Great North Road）為例，把沒評論的路段補成 B 級	分布會變得幾乎全是 3、4 分，失真嚴重，因此只用有明確評語的路段
季節影響	加入月份固定效果	—
地形與土壤	加入坡度、雨量等地理變數與郡固定效果	坡度越大，路況評分越低，符合直覺
階級視角	引用 1752 年《紳士雜誌》：不常出遠門的農夫、旅店主人可能把爛路說成好路	日記作者多為長途旅人，評價基準較一致

七、發現四：收費公路與教區道路的對比

7.1 各時期路況分布

時期	道路類型	路段數	總里程	A（良好）	B（尚可）	C（很差）
1760 年前	收費公路	31	412	38.1%	50.0%	11.9%
	非收費	395	4,278	17.3%	28.5%	54.2%
1760–1789	收費公路	334	3,778	35.9%	39.7%	24.4%
	非收費	148	1,394	10.6%	30.3%	59.0%
1790–1820	收費公路	381	4,062	45.0%	32.2%	22.9%
	非收費	133	1,089	13.2%	27.2%	59.6%

這張表有一個作者沒有特別強調、但很關鍵的訊息：非收費道路在三個時期幾乎沒有改善，C 級始終在 54%–60% 之間。收費公路在 era 2 甚至略為退步，C 級從 12% 升到 24%，可能是因為新成立的信託延伸到地形更難處理的地區。

換句話說，整體路況的進步主要來自組成效果：越來越多的旅程從爛的教區道路，轉移到較好的收費公路上。日記作者的評語中，關於收費公路的比例從 era 1 的 9% 躍升到 era 2 的 73% 和 era 3 的 79%。同期教區道路的總里程只減少約 12%（從約 12 萬英里降到約 10.6 萬英里）。

7.2 選擇效應：好路比較容易被收費化

era 1 中有評語的非收費路段，約 76% 日後成為收費公路。這些路段的平均分數（2.84）明顯高於從未收費化的路段（2.19）。
era 2 與 era 3 也是如此（2.73 對 2.42），只是差距縮小。

這代表收費公路並不是隨機分配的。迴歸分析必須處理這個選擇問題。

7.3 地圖呈現的空間故事

1760 年前：從倫敦放射出去的非收費幹道幾乎沒有「至少尚可」的路段。例如大北路上的 Baldock Lane 在 1661–1710 年間五度被評為 1 分。英格蘭西北部高地（大致在 Dorchester 到 Wash 灣連線以北）爛路尤其集中。倫敦 50 英里內，收費路段平均 3.82 分（17 段），非收費路段平均 2.77 分（92 段），差異顯著。
1760–1789：北向倫敦的幹道出現長段的良好收費公路，包括 Defoe 曾經痛批的中部黏土地帶。南方的 Weald 地區與北部、西部高地仍然沒有好路。
1790–1820：倫敦往南海岸的路大多已改善，倫敦到海濱度假地 Brighton 的道路成為全英最繁忙的驛馬車路線。布里斯托、伯明罕、曼徹斯特之間的路況也明顯提升。「郵車路線」（Mail Roads）平均 4.3 分，是收費公路中的佼佼者。Exeter 以西和威爾斯仍有爛路。

7.4 日記裡的現場證據

1750 年，Woodward 稱讚 Abingdon 到 Oxford 之間穿越 Bagley Woods 的路段，在新信託接手後大為改善。
1756 年，Pococke 在新路收費化不到一年後，就稱讚倫敦的 New Road 是好路。
1788 年，Shaw 在 Odiham & Farnham 信託成立一年後，稱該路為「一條極佳的新收費公路」。
收費化後四年內的 29 則評語中，18 則高於平均，10 則持平，只有 1 則（Cheltenham 附近）極差。
反例：Devon 的 Honiton 到 Exeter 路段在 1753 年收費化之前，就已被三位騎馬旅人評為 6 分。可見並不是所有教區道路都很差。

八、計量證據

8.1 全樣本混合迴歸

y_{i d m t} = β \cdot turnpike i t + γ \cdot x i d + η_{m} + δ_{t} + ε_{i d m t}

符號說明：

$i$ 為路段， $d$ 為日記作者， $m$ 為月份， $t$ 為年份。
$η_{m}$ 為 12 個月份固定效果，用來控制季節對感知的影響。
$δ_{t}$ 為 16 個十年固定效果，用來控制評價標準隨時代提高。
$x_{i d}$ 包含 7 個地理變數、53 個郡固定效果，以及（部分規格中的）76 個日記作者固定效果。

因為 1–6 分是序數，從 1 到 2 和從 3 到 4 的意義不一定相同，所以作者改用三個門檻式的二元依變數：

y^{(1)} = 1 [score \geq 4], y^{(2)} = 1 [score \geq 5], y^{(3)} = 1 [positive physical description]

表 5 摘要（標準誤以郡為群聚）：

依變數	樣本平均	僅月份＋十年 FE	＋郡 FE 與地理變數	＋日記作者 FE	最嚴格規格的相對效果
至少尚可（≥4）	0.401	0.349	0.337	0.297	約 +74%
大致良好（≥5）	0.262	0.250	0.240	0.218	約 +83%
物理描述正面	0.205	0.221	0.206	0.178	約 +87%

（全部在 1% 水準顯著；前兩列 N = 1,422，第三列 N = 753。）

論文原文寫的是「收費公路讓路段被評為至少尚可的機率高 30%」。嚴格來說，這是 30 個百分點，換算成相對幅度約為：

\frac{β ^}{y ˉ} = \frac{0.297}{0.401} \approx 0.74

也就是說，收費路段被評為「至少尚可」的機率大約是非收費路段的 1.7 倍，效果非常大。

加入郡固定效果和地理變數後，係數幾乎沒變，代表依地理條件產生的選擇偏誤不大。加入日記作者固定效果後，係數略降，但仍在 1% 水準顯著。作者另外做了 1,000 次置換檢定（permutation test），把收費公路虛擬變數隨機打亂，p 值皆為 0.000。

8.2 配對面板：同一路段收費化前後的變化

作者把重疊的路段配對成面板，共 458 筆觀察、196 個路段，每個路段在每個十年最多保留一筆。中位數是每個路段 2 筆觀察，36.7% 的觀察有 3 筆以上。

雙向固定效果（TWFE）：

y_{i t} = β \cdot turnpike i t + α_{i} + δ_{t} + ε i t

其中 $α_{i}$ 為路段固定效果，可吸收所有不隨時間變動的路段特性，例如土壤和地形。

事件研究：一般寫法如下，以收費化前一個十年為基期（ $k = - 1$ ）：

y_{i t} = k \neq = - 1 \sum β_{k} \cdot 1 [t - E_{i} = k] + α_{i} + δ_{t} + ε_{i t}

結果顯示，收費化前的係數都不顯著（沒有前趨勢），收費化後的係數逐步上升。這支持平行趨勢假設。

異質處理效果的修正：交錯採用（staggered adoption）下，傳統 TWFE 可能會把「已處理」的路段當成對照組而產生偏誤。作者用兩種方法修正。

第一種是 Wooldridge (2025) 的擴展 TWFE，讓每個採用世代（cohort）在每個時期有各自的效果：

y_{i g} = g = q \sum T G_{i g} α_{g} + s = q \sum T f_{s} γ_{s} + g = q \sum T s = q \sum T turnpike i g G i g f_{s} τ_{g s} + ε_{i g}

第二種是 Borusyak、Jaravel 與 Spiess (2024) 的插補法：先只用未處理的觀察估計反事實，再逐筆計算處理效果：

τ^_{i t} = y_{i t} - y^_{i t} (0), y^_{i t} (0) = α^_{i} + δ^_{t}

表 6 摘要：

依變數	估計方法	係數	標準誤	N
至少尚可（平均 0.419）	TWFE	0.381**	0.162	458
	擴展 TWFE	0.441***	0.135	458
	插補法	0.403***	0.060	340
大致良好（平均 0.266）	TWFE	0.285**	0.112	458
	擴展 TWFE	0.312***	0.084	458
	插補法	0.375***	0.045	340
物理描述正面（平均 0.216，附錄 D3）	TWFE	0.322	0.249	259
	擴展 TWFE	0.324*	0.173	259
	插補法	0.163***	0.043	178

世代異質性：1720 年代收費化的路段效果最大（1.04），1750 與 1760 年代約 0.67–0.68，1770 年代以後較小。以「大致良好」為依變數時，1760 年代世代的效果最大（0.877）。

8.3 反事實推算

作者用 TWFE 的係數，從所有收費路段的預測機率中扣除 0.381：

P^^{c f} i t = P^i t - 0.381 \times turnpike_{i t}

時期	預測「至少尚可」機率	若無收費公路
Era 1（1760 年前）	0.290	（基準）
Era 2（1760–1789）	0.516	0.213
Era 3（1790–1820）	0.465	0.194

作者據此主張：收費公路信託的擴張，可以解釋 1660–1820 年間大部分的路況改善。

九、作者立論的五個特色

換一個問題問：把運輸史的焦點從「價格與速度」移到「舒適與安全」，並指出忽略這兩點會低估當時旅行品質的進步。
質化資料量化：日記一向是社會史、文化史的素材，作者把它系統性地轉成可以跑迴歸的資料，而且結合 GIS，作者自稱是首例。
「從爛到尚可」也是進步：過去的研究多半只問路有沒有「變好」。作者強調，18 世紀上半葉的主要成就是把「危險、無法通行」的路變成「能走」，這種基本面的改善在二分法下會被忽略。
把改善時間往前推：Gerhold (2014) 根據 1760 年前驛馬車班次增加很少，推論當時路況沒有明顯改善。本文以倫敦周邊和 1720 年代世代的證據，主張改善在 1750 年前就已出現。
層層加碼的識別策略：從描述統計，到加入地理與郡控制，再到日記作者固定效果，再到路段面板、事件研究和異質 DiD。每一層回應前一層可能被質疑的地方。

十、延伸對照：作者沒有細談，但值得一起看的事

10.1 學術辯論的座標

研究	主要論點	與本文的關係
Webb & Webb (1913)	收費公路是上層階級推動的地方治理實驗	本文沿用其階級觀點
Albert (1972)	收費公路制度史的奠基之作	本文的制度背景來源
Pawson (1977)	收費公路促進經濟整合	本文提供直接的路況證據
Szostak (1991)	英國運輸優於法國，是工業革命率先發生於英國的原因之一	本文的結果間接支持此論
Gerhold (1996, 2014)	收費化後陸運生產力提高；但 1760 年前路況改善有限	本文對其「1760 年前」的判斷提出挑戰
Bogart (2005a, b)	收費公路增加道路投資、降低貨運費率	本文補上路況這個中介環節
Rosevear et al. (2024)	1830–40 年代收費公路普遍品質良好	本文把時間軸往前延伸

10.2 英法對照：使用者付費與王室勞役

同時代的法國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線：

面向	英格蘭（收費公路信託）	法國（王室道路）
決策層級	地方士紳向國會申請，一條路一個法案	中央集權：財政總監與橋路工程團（1716 年成立）
財源	過路費，並以過路費作抵押舉債	王室稅收，加上農民的強制勞役（王室勞役 corvée royale，1738 年制度化）
技術人才	早期靠地方測量員，19 世紀才有 McAdam、Telford	1747 年成立橋路學校，培養專業工程師
網絡形態	依需求零碎擴張，從倫敦放射	以巴黎為中心的筆直大道
誰付錢	用路人	沿線農民
政治後果	地方收費暴動	勞役遭人痛恨；杜爾哥 1776 年廢除失敗，1787 年改徵金錢稅

本文多次引用的 Arthur Young，後來也遊歷法國。他在遊記中多次讚嘆法國道路工程宏偉，卻感嘆路上幾乎沒有車。這個對比很有意思：路造得好，不一定被用得好。英格蘭的收費公路是由需求驅動，修在已經有人走的路上。這和本文發現的「好路比較容易被收費化」是一致的。

10.3 荷蘭拖船運河：水路版的城際客運

Jan de Vries 的經典研究《Barges and Capitalism》記錄了另一種模式。1632 年阿姆斯特丹到哈倫的拖船運河（trekvaart）開通後，荷蘭各城市以市政舉債興建運河和縴道，用票價收入償債，經營定時班次的客船（trekschuit）。到 1660 年代已形成網絡。這比英國驛馬車網絡成熟早了一百年。荷蘭是「城市政府＋債券＋票價」，英國是「信託＋債券＋過路費」，兩者的財務邏輯非常接近。

10.4 美國收費公路公司：營利型的對照組

1790–1840 年代，美國東北部出現大量股份制收費公路公司。Daniel Klein (1990) 發現，這些公司大多從未發放股利，認購者主要是沿線地主和商人。他們買股票不是為了股利，而是為了道路帶來的土地增值和商機，社會壓力也有作用。這和英國收費公路的債權人以地方士紳為主，邏輯相通：出資者真正的報酬，往往不在帳面上。

10.5 誰買單？收費的社會成本

本文只計算收費公路的好處，沒有計算收費本身的負擔。歷史上，過路費曾多次引發衝突：

1720–1750 年代，布里斯托、Gloucestershire 一帶多次發生拆毀收費閘門的暴動。
1753 年約克郡里茲一帶的反收費暴動曾遭軍隊開槍鎮壓。
1839–1843 年南威爾斯的「蕾貝卡暴動」（Rebecca Riots），農民男扮女裝夜襲收費站。

各信託的法案也常有豁免條款，例如上教堂、運送肥料、軍隊，而 1784 年起的郵車也享有過路費豁免。豁免越多，信託收入越少，維修能力也就越弱。

10.6 收費公路的落幕

工程革命：McAdam 1816 年起擔任布里斯托信託的總測量員，推廣碎石路面工法。Telford 則主持由國會直接出資的倫敦—Holyhead 公路改善工程（1815 年起），目的是連接 1800 年合併後的愛爾蘭。後者代表中央政府開始直接介入。
鐵路衝擊：1830 年代以後，鐵路搶走長途客貨，過路費收入崩落，許多信託無力償債，債權人損失慘重。
制度終結：1860 年代起國會逐步解散信託，最後一個信託於 1895 年結束；1888 年《地方政府法》把主要道路交給新成立的郡議會。

10.7 文學旁證

珍・奧斯汀《傲慢與偏見》（1813）中，達西先生說了一句話："What is fifty miles of good road? Little more than half a day's journey." 50 英里大約走半天，換算約 7–8 mph，和本文估計的 era 3 租用馬車與驛馬車速度相符。也請注意他的措辭：重點是「好路」。

10.8 現代的回聲

收入債券（revenue bond）：以特定設施的使用費償債。收費公路信託可以說是它的前身。許多國家的高速公路收費進入專款專用的基金，用於維護與償債，邏輯完全一樣。
公私協力（PPP／BOT）：國會特許、地方受託人經營、收費償債的組合，與當代 BOT 模式有許多相似之處。
當代發展經濟學：Asher & Novosad (2020) 研究印度鄉村道路計畫，發現新道路促使勞動力移出農業，但對所得與消費的短期影響有限。這提醒我們，路況改善不一定立即轉化為經濟收益，需要更長的時間軸來評估。

十一、專題：工業革命前世界各地的「旅程金融」

本文證明了一件事：一種特定的金融設計，也就是「使用者付費＋以未來收入作抵押舉債＋非營利受託人」，可以在統計上顯著改善路況。但旅程的風險遠不只路面坑洞，還包括船難、強盜、被擄、找不到住宿、牲口倒斃、身上現金被劫。

如果把視野拉到全球，從古代到 18 世紀，人類發明了大量處理這些風險的金融安排。以下依「改善旅程的哪個環節」分類整理。

11.0 分析框架：三種應對策略

旅途風險	風險轉移（保險型）	風險迴避（換工具）	風險降低（投資改善）
船難、海盜	海事借款、海上保險、共同海損	貨物分散裝在多艘船	護航稅、武裝船隊
身上現金遭劫	印度 bima 保險、承運人責任	匯票、信用狀、飛錢	鏢局護送
攔路強盜	地方連帶賠償	—	懸賞緝盜、守隘村、護送權
路面、橋梁、渡口	—	—	收費公路、橋產基金、義渡
住宿與補給	—	同鄉會館網絡	宗教公益基金驛站、唐提旅館
牲口與車船	—	驛站換馬	驛馬車合夥、宿場制度
旅費籌措	—	—	伊勢講、遺囑代巡禮
被擄為奴	贖身基金	—	—

為什麼海上有保險，陸上卻很少？ 這是理解整個專題的關鍵。海上風險有幾個特性很適合保險：損失是二元且可驗證的（船回不回得來）、單筆價值很高、商人集中在港口容易形成承保市場。陸上風險則相反：被搶的旅人可以謊報（道德風險）、單筆金額小但交易成本高、風險跟整條路線的治安綁在一起。因此陸上風險多半交給公共治安、連帶責任和不帶現金的匯兌工具來處理。真正的旅客意外險要等到鐵路時代才出現：英國 1849 年成立的鐵路乘客保險公司（Railway Passengers Assurance Company）隨車票販售意外險，美國的 Travelers Insurance 則創立於 1864 年。

11.1 海上：風險轉移的發源地

設計	時地	出資者與獲利者	參與產業	改善的環節	成效與限制
海事借款（古希臘 nautikon daneion、羅馬 fenus nauticum、後世 bottomry）	前 4 世紀雅典、羅馬、中世紀地中海	富人、銀行家放款；船東與行商借款；船沉免還	海上貿易	船難、海盜造成的資本損失	借貸與保險合而為一；每趟航程利率常達兩、三成
康曼達與科萊甘札（commenda、colleganza；伊斯蘭的 qirad、mudaraba）	10–14 世紀伊斯蘭世界、威尼斯、熱那亞	留在家的出資者（含寡婦、教士、小額儲蓄者）出資，出海的行商出力；常見分潤為出資者 ¾、行商 ¼	遠程貿易	讓資本與「冒險出門的人」分離，出資者責任以出資額為限	讓不出遠門的人也能投資遠程旅程，是中世紀「商業革命」的引擎
獨立的海上保險契約	1340 年代熱那亞公證契約、佛羅倫斯 Datini 商行檔案、1435 年巴塞隆納保險法令、1688 年後倫敦勞埃德咖啡館	個人承保人（多為兼營商人）收取保費	海貿（也包括奴隸貿易這個黑暗面）	船貨的全損與分損	保費成為航線風險的價格訊號；1734 年創刊的《Lloyd's List》提供航運情報
共同海損（羅馬法 Lex Rhodia de iactu）	羅馬法傳入各國海商法；日本 1694 年十組問屋	同船貨主依貨值比例分攤為救船而拋棄的貨物	海運	緊急拋貨的損失	讓船長不必猶豫拋誰的貨；十組問屋以同業組織處理菱垣廻船的海損與船方舞弊
投銀（抛銀）	16–17 世紀長崎、朱印船貿易	日本商人與町人出資；船平安返航則連本帶利償還，船沉則不還	東亞與東南亞海貿	海難	東亞版的海事借款，隨鎖國而式微
護航稅（avería）	16–18 世紀西班牙「印度航線」	貨主依貨值繳納；塞維亞商人公會與王室管理	跨大西洋的白銀與商品貿易	海盜與敵國劫掠	支撐船隊制度約兩百年；稅率隨戰事升高，也誘發走私和低報貨值
贖身基金（Sklavenkasse）	1624 年漢堡	船員與船長強制繳費	航運勞動	被北非海盜擄走後的贖金	早期強制性的「綁架險」，丹麥等地隨後仿效

海事借款的利率可以拆成風險價格來看。假設放款人只求打平，船隻損失機率為 $p$ ，無風險利率為 $r_{f}$ ，則：

(1 - p) (1 + r) = 1 + r_{f} \Rightarrow p = 1 - \frac{1 + r _{f}}{1 + r}

若每趟航程利率 30%、無風險利率 10%，隱含的損失機率約為 15%。（這是簡化示意，忽略了風險溢酬與部分殘值回收。）

有一段制度史上的轉折值得一提：教宗格里高利九世 1234 年的教令〈Naviganti〉把海事借款視為高利貸。商人於是把「借錢」和「承擔風險」拆成兩份契約，獨立的保險契約因此誕生。宗教禁令反而推動了金融創新。

11.2 不帶現金上路：匯兌與信用

設計	時地	出資者與獲利者	參與產業	改善的環節	成效
聖殿騎士團存匯	12–13 世紀	朝聖者、貴族、王室存款；騎士團收手續費並運用存款	朝聖、十字軍	長途攜帶金銀	在倫敦、巴黎存款，可在聖地提領；1307 年遭法王腓力四世整肅
飛錢、便換	唐憲宗時期、宋代	商人在京城繳錢領券，回鄉兌領	茶葉等長程貿易	銅錢笨重、運送容易被劫	降低運送現金的成本，是中國匯兌制度的早期形態
suftaja、hawala	8 世紀以後的伊斯蘭世界	匯兌商賺取匯差與手續費	商旅、朝覲	攜帶現金的風險	建立跨地區的信任網絡
hundi，含 jokhmi hundi 與 bima	16–18 世紀蒙兀兒印度	錢莊（shroff）收取保費；jokhmi hundi 只在貨物平安抵達時才兌付	陸路牛隊貨運（Banjara）、海貿	貨物在途損失、現金攜帶	保費依路線治安定價，形同路線風險的報價單，是陸上保險的少見案例
為替	17 世紀日本	兩替商（三井自 1691 年承辦幕府公金匯兌）	大坂與江戶之間的商業	沿東海道運送現銀	大幅減少現金運送
環遊信用票據（circular notes）	1772 年倫敦，Robert Herries	銀行收取手續費	「壯遊」（Grand Tour）觀光	現金遭竊、各地兌換麻煩	旅行支票的先驅

印度的 jokhmi hundi 結構和地中海的海事借款很像，都是「平安抵達才付款」。兩地在沒有直接交流的情況下發展出相同的設計，可以視為一種趨同演化。

11.3 治安的定價：誰為強盜買單？

設計	時地	出資者與獲利者	參與產業	改善的環節	成效
百戶連帶賠償（hundred liability）	英格蘭 1285 年溫徹斯特法令，1585 年《呼喊追捕法》強化	地方納稅人被迫承擔；受害旅人可向「百戶區」求償	一般旅行與貨運	攔路搶劫	強制性的地方治安保險，用財務責任逼地方抓賊，一直延續到 19 世紀初
緝盜懸賞	英格蘭 1692 年法案	國庫為每名定罪的攔路強盜支付 40 英鎊	—	攔路強盜	催生「捕盜人」產業，也出現 Jonathan Wild 這種自導自演的「捕盜總長」（1725 年被處決）
護送權（Geleit）	神聖羅馬帝國，中世紀至近世	領主收取護送費	商旅、市集	搶劫	保護和勒索只有一線之隔；萊茵河等水道關卡林立，與英國的路段收費正好是反面教材
香檳市集護送（conduit des foires）	12–13 世紀	香檳伯爵	國際市集貿易	前往市集途中的安全	伯爵會向其他君主施壓追討劫案賠償，這是市集繁榮的制度基礎之一
隘口村（derbend）	鄂圖曼帝國 15–18 世紀	村民以減免稅賦換取守路修橋的義務	商隊、驛傳	山區治安與橋路維護	用稅式支出換取治安；中央衰弱時效果下滑
朝覲護送與部族津貼	鄂圖曼帝國 16–19 世紀	國庫與省稅支付；沿途貝都因部族收受「過路保護費」	朝覲（宗教旅遊）	沙漠劫掠、補給	平時有效但脆弱；1757 年大馬士革朝覲商隊遭襲、死傷慘重，史家多連結到津貼支付的爭議
鏢局	清代	商號、票號支付鏢費	運送銀兩、貨物	搶劫	靠武力，也靠與綠林「打點」；票號匯兌普及後業務萎縮
塞爾柱國家賠償（存疑）	13 世紀羅姆蘇丹國	國庫	商隊	劫案損失	常被引為「國家保險」的例子，但直接史料有限，宜保留

鄂圖曼付給貝都因部族的津貼，和清代鏢局與綠林之間的「打點」，本質上都是付保護費換取通行。這在帝國邊緣和國家力量薄弱的地方很常見。英格蘭的百戶連帶賠償則走另一條路：把治安失靈的成本強加給地方，迫使地方自己維持秩序。這和本文描述的收費公路有一個共同點，都是設法讓受益或負責的一方承擔成本。

11.4 驛站與補給：永續基金、特許與以貨易權

設計	時地	出資者與獲利者	參與產業	改善的環節	成效
宗教公益基金驛站（waqf 商旅驛站）	塞爾柱、鄂圖曼、薩法維	統治者與高官捐贈，以市集店鋪、浴場的租金維持	商隊、朝覲	住宿、飲水、牲口、安全	驛站大約每一日行程一座；捐贈者也藉此保全家產、累積聲望
會館	明清	同鄉商人捐輸、抽成，房產出租	商業、科舉考生	住宿、倉儲、糾紛仲裁、暫厝靈柩	降低異地交易與居住的成本
開中法	明代，1370 年起	商人運糧到北方邊鎮，換取鹽引，再賣鹽獲利	軍需物流、鹽業	邊鎮補給	商人就地屯墾（商屯）興起，晉商崛起；1492 年改為繳銀（開中折色）後商屯瓦解
帝國郵政特許	1490 年代起，Thurn und Taxis 家族	家族企業獲得世襲特許	郵政，後來擴及客運	定點換馬的驛站網絡	建立中歐定時郵驛網，家族因此晉升諸侯
宿場、傳馬、助鄉	江戶時代	宿場町以免繳地租換取提供人馬的義務；不足時向周邊村莊攤派	公務與大名交通	牲口、人力	與英國教區勞役一樣負擔不均，1764 年爆發明和傳馬騷動
唐提旅館（tontine inn）	18 世紀英國	認購者押注自己指定的受益人能活得最久，最後的存活者取得全部權益	旅館、驛馬車業	住宿、換馬	格拉斯哥 Tontine Hotel（1781）等驛站型旅館

這一組裡最值得記住的是明代開中法。國家不直接花錢買運輸服務，而是用鹽的專賣權當作支付工具，讓商人自己解決長途軍糧運輸。商人為了節省運費，乾脆在邊地就地開墾，連帶帶動了邊鎮經濟。1492 年改成繳銀後，商人不再需要屯田，邊地商屯隨即瓦解。這說明：支付方式的設計會改變商人的空間行為。

另一個反面教材是 1629 年的崇禎裁驛。朝廷為了省錢大量裁撤驛站，被裁的驛卒之一就是李自成。驛傳制度不只是交通設施，也是吸納勞動力的財政安排，削減它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社會代價。

11.5 橋與渡：宗教救贖、捐田與唐提

設計	時地	出資者與獲利者	改善的環節	成效
橋產基金（Bridge House Estates）	倫敦，約 1282 年起	捐贈、遺贈與房地產租金	倫敦橋的維修	延續至今，19 世紀還出資興建塔橋
Rochester Bridge Trust	1399 年	Sir Robert Knolles 等人捐贈土地	梅德韋河上的橋梁	至今仍在運作
修路贖罪券	中世紀英格蘭與歐陸	捐款者換取宗教赦罪	道路、橋梁	以「靈性回報」募集公益資金
義渡、渡田、橋會	宋至清	士紳、僧侶、商人捐田，以田租支付渡夫工資	渡河、橋梁	免費通行且可長期維持；泉州洛陽橋（1053–1059，蔡襄主持）是著名的募資建橋案例
唐提橋	Richmond Bridge（1774–1777）	唐提認購者	泰晤士河上的橋梁	一般記載為 1859 年最後一位認購者過世後停止收費

英格蘭從中世紀的捐贈基金模式（橋產基金），在 18 世紀轉向債務模式（收費公路信託）。伊斯蘭世界和中國則長期以捐贈基金為主。兩種模式的差別在於：捐贈基金穩定但規模有限，必須先有人捐出大筆資產；債務模式可以快速籌到大筆資金，但要求有穩定的收費收入作擔保，也承擔了收入崩落的風險。鐵路時代收費公路信託的集體違約，正是債務模式的弱點。

11.6 觀光與朝聖：存錢、抽籤與套裝行程

設計	時地	出資者與獲利者	參與產業	改善的環節	成效
伊勢講與御師	江戶時代	村民按月繳錢，抽籤選出代表去參拜（代參）；伊勢的御師收取住宿與祈禱費用	宗教觀光	旅費、住宿、行程安排	1830 年「御蔭參」估計有數百萬人前往伊勢；宇治、山田一帶因此繁榮
威尼斯朝聖船	15 世紀	船主向朝聖者收取全包費用；國家發照並監管	宗教觀光	交通、伙食、聖地規費、當地驢隻	早期的「套裝行程」
遺囑代巡禮	中世紀歐洲	以遺產支付代理人去朝聖	宗教觀光	—	與日本的「代參」相呼應

伊勢講是互助會（ROSCA）加抽籤的組合。每個人都出錢，但每年只有少數人真正出門，回來時帶回護符分給全體成員。這種設計把「一生一次的大額旅費」攤成小額定期支出。御師則扮演旅行社的角色，他們平時走訪各地的信眾家庭，發送曆書和護符，維繫客源。

11.7 運具與營運：合夥、拍賣與股份公司

設計	時地	出資者與獲利者	參與產業	改善的環節	成效
威尼斯國營商船競標（incanto）	14–16 世紀	國家兵工廠造船，貴族商人競標每年的航次	東方貿易、朝聖	船隻、護航、定期航班	公私協力的先驅；16 世紀後衰退
合股遠洋公司	1555 年莫斯科公司、1600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160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	股東；英國東印度公司早期逐航次募資	遠洋貿易	船隊、商館、武裝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永久資本催生了股票市場
驛馬車合夥	17–19 世紀英國	沿線旅店主人各自養馬，分段經營	客運	換馬、車輛	支撐驛馬車網絡擴張，也帶動沿線旅店經濟
普通法承運人責任	英格蘭普通法	承運人承擔貨損，運價中隱含保費	貨運	貨物損失	1830 年《承運人法》限縮責任範圍
過路費標租（toll farming）	18–19 世紀英國	包稅人競標收費權，信託取得固定收入	公路	收費	把收入波動的風險轉給包稅人
收費公路債券	1700 年代至 1830 年代英國	地方士紳、牧師、商人、寡婦；利率受 1714 年起 5% 的高利貸上限約束	公路	路面	本文的主角

英國的普通法把「公共承運人」視為貨物的保險人：除了天災和國王的敵人之外，貨物損失一律由承運人負責。所以英國陸上貨運其實是有保險的，只是保險被包進了運費，而不是單獨出售。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英國陸上沒有發展出獨立的貨物保險市場。

收費公路債券還受到高利貸法的限制：1714 年起法定利率上限為 5%。戰時政府公債殖利率一旦超過 5%，收費公路信託就很難借到錢。Temin 與 Voth (2013) 認為，這類利率上限壓抑了 18 世紀英國的私人信用。

11.8 投機的一面

荷蘭東印度公司：1602 年阿姆斯特丹的首次認購對所有居民開放，有千餘人認購，包括僕役。1609 年，Isaac Le Maire 對它發動了史上最早的著名放空操作之一。公司長期股利常被引述為年均約一成多到近兩成。
勞埃德的賭局：18 世紀倫敦有人對名人的生死、船隻能否返航下注，用的就是保險契約的形式。1774 年《人壽保險法》規定必須有「可保利益」，才把保險和賭博分開。
唐提：本質上是長壽彩券。Richmond Bridge 的最後一位認購者獨享收益直到過世。
南海泡沫與《泡沫法》（1720）：同年國會特許兩家公司經營公司型的海上保險，其他公司被禁止，個人承保人則繼續存在。這也是勞埃德個人承保人市場得以壯大的原因之一。

11.9 總整理：誰出錢？誰獲利？效果如何？

依參與者身分

身分	可參與的工具	報酬形態
貴族、仕紳	收費公路債券、宗教公益基金、唐提、股份公司	利息、聲望、土地增值、保全家產
商人	康曼達出資、承保、匯兌、會館、開中鹽引	利潤分成、保費、匯差、鹽業獨占利潤
女性、寡婦	康曼達（威尼斯、熱那亞有大量紀錄）、收費公路債券、唐提	利息與分潤
宗教人士與機構	宗教公益基金管理、僧侶募款建橋、聖殿騎士團、贖罪券	宗教功德、手續費
水手、勞工	贖身基金（強制繳費）	被擄時的贖金保障
農民、庶民	伊勢講（自願）、助鄉與教區勞役（強制負擔）	參拜機會；或只有負擔沒有報酬
國家	護航稅、商船競標、開中法、朝覲津貼、郵政特許	財政收入、軍事後勤、政治正當性

依成效類型

成效類型	代表案例
投機或投資獲利	荷蘭東印度公司股利、勞埃德承保人的戰時暴利、唐提最後存活者、開中鹽商
旅程品質改善	收費公路（本文）、倫敦橋 600 多年的持續維修、伊斯蘭世界的驛站網絡、荷蘭拖船的準點班次
沿途市鎮的繁榮	英國大北路上的驛站城鎮（如 Stamford、Grantham）、江戶宿場町、伊勢宇治山田、明代北方邊鎮、朝聖路線沿途城鎮
負面後果	神聖羅馬帝國關卡林立、助鄉負擔引發騷動、收費暴動、收費公路債權人在鐵路時代血本無歸

11.10 這些案例與本文的對話

從全球比較回頭看，收費公路信託有幾個特別之處：

它是「債」不是「股」。出資者領固定利息，不分紅，受託人不支薪。這降低了投機炒作的空間，但也限制了籌資規模。運河與鐵路後來改採股份公司，才能募集到更大的資本。
它處理的是「降低風險」而非「轉移風險」。保險只是把損失轉給別人，修路則是讓損失本身減少。從社會福利的角度，後者更有價值，但也需要更長期、更穩定的財源。
它的前提是英國的制度條件：國會能逐案授權、法院能執行債權、地方仕紳彼此信任，而且國內治安相對穩定，使路面成為最主要的瓶頸。在治安是主要瓶頸的地方（例如鄂圖曼的沙漠商道），修路的報酬遠不如付保護費或建驛站。
本文還有可以延伸的地方。同一批日記也記錄了劫案、翻車、落水、旅店好壞。如果能用相同的文本方法編碼，就可以檢驗收費公路是否也降低了這些風險，並把旅程品質的量化研究推進到路面以外的環節。

十二、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12.1 學術價值

資料貢獻：把分散的日記轉換成可重複使用的 GIS 資料庫並公開，其他研究者可以延伸使用。
概念貢獻：把舒適與安全放進運輸經濟史的視野，補上價格與速度之外的維度。
實證貢獻：首次在大樣本中直接比較收費公路與教區道路的品質，並用現代 DiD 方法處理選擇與動態問題。
辯論貢獻：挑戰「1760 年前路況未改善」的說法，主張改善更早開始。

12.2 這些價值站得住嗎？

主張	支撐證據	疑慮	判斷
開創以日記量化路況的新資料	1,422 則評語、GIS 連結、資料公開	編碼似乎由單一團隊完成，未報告多人交叉編碼的信度；也沒有說明編碼者是否知道路段的收費狀態	站得住，這是本文最大的貢獻
把舒適與安全帶入運輸史	評語用字多涉及危險、泥濘、無法通行	測量的是「感知到的路況」，不是事故率或舒適度本身；全文沒有量化翻車或劫案	方向正確，但「安全」的部分主要是推論
收費公路因果提升路況	多種規格結果一致、事件研究沒有前趨勢、置換檢定	配對樣本小；前趨勢的信賴區間很寬；迴歸沒有控制交通方式（騎馬或坐車）；有選擇效應	方向可信，幅度宜保守解讀
改善可追溯到 1750 年前	倫敦周邊 17 段對 92 段；1720 年代世代效果最大	era 1 的收費路段只有 31 段、412 英里；1720 年代世代係數 1.04，超過 1	有提示性，但證據偏薄
收費公路解釋了大部分改善	反事實計算	機械式地扣除固定係數，假設效果同質；忽略交通量重新分配、外溢效果，以及好路本來就比較容易被收費化	定性上成立，定量上偏強
對「金融設計成效」的啟示	信託＝收費＋舉債	本文識別的是整套制度的效果，無法區分是收費、舉債、受託人治理、還是勞役集中在發揮作用	讀者應避免過度延伸

12.3 幾個值得注意的技術細節

交通方式沒有控制：坐車的人比騎馬的人更常走收費公路，而兩者對「好路」的定義不同（作者自己也討論了這點）。迴歸中沒有加入交通方式的變數，這個混淆因子的偏誤方向並不明確。
線性機率模型的係數超過 1：1720 年代世代的處理效果為 1.04。機率的變化不可能超過 1，這反映了小樣本世代的估計不穩定。
前趨勢檢定的檢定力不足：附錄圖 D1 中，收費化前第 3 個十年的係數約為 −0.6，信賴區間上緣幾乎碰到 0。「沒有顯著的前趨勢」不等於「確定沒有前趨勢」。
反事實的 era 3 低於 era 1：若沒有收費公路，era 3 的預測機率（0.194）低於 era 1（0.290）。這可能反映交通量增加使教區道路惡化，但作者沒有討論。
細節不一致：
- 表 5 與表 6 的註解把顯著水準寫反了（寫成、、** 分別代表 1%、5%、10%），但從係數與標準誤推算，實際上採用的是一般慣例。
- 結論把驛馬車的速度變化寫成「1750 年約 4 mph 到 1850 年 8 mph 以上」，與正文的「18 世紀初到 19 世紀初」不一致。
- 附錄 Table A2 的時期劃分（Era 2 = 1760–1799）與正文（1760–1789）不同。
- 附錄圖 D1、D2 的橫軸標為「年」，實際上是十年。
- 樣本數在不同段落出現 1,679、1,437、1,422 等數字，需要讀者自行對照排除步驟。

12.4 總評

這是一篇資料貢獻扎實、結論方向可信、但量化主張需要打折的論文。它最持久的價值，可能不在「收費公路提高了 38 個百分點」這個數字，而在於證明了日記這類質化史料可以被系統性地量化，並與空間資料結合。這個方法可以推廣到其他國家、其他時期，也可以推廣到路面以外的旅程品質研究，例如治安、住宿與補給。

對關心「金融設計如何改善公共建設」的讀者來說，本文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歷史實證：在國家財政無力或無意介入時，以使用者付費作擔保、由地方受託人管理的債務融資，確實能在一個世紀內翻轉一國的道路品質。但它也提醒我們，這種模式依賴穩定的收費收入，當新技術（鐵路）出現時，整個財務結構可能一夕崩塌。

Epidemic mort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of housing wealth in Leiden, 1632–1668

鄭仕群 — Wed, 30 Sep 2026 23:56:21 +0000

Bram van Besouw (Utrecht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Daniel R. Curtis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Roos van Oosten (Universiteit Leide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ume 101, 2026, 101768
https://doi.org/10.1016/j.eeh.2026.101768.

這篇文章在講什麼故事？

1635 年，荷蘭第二大城萊登（Leiden）爆發一場疫病，至少三分之一的居民死亡。1655、1664 年又各來一波。
1632 到 1668 年間，屋主之間的房產財富吉尼係數只從 0.465 升到 0.471，幾乎沒變。
疫情死亡集中在窮街，但窮街住的多是租客。窮街的房子大多屬於住在富街的投資人。
疫情確實提高了房屋易手率，不過房子是在既有的富裕投資人之間轉手，沒有流向新屋主或較窮的人。
作者的結論是：萊登實行「可分割繼承」，所以疫後資產確實會流動，但這不足以讓財富平等化。只有像黑死病那樣造成要素價格長期重排的衝擊，才可能做到。
本文另外加寫一節推論，把鏡頭轉向論文沒有處理的行動者：慈善公益機構與孤兒監護體系。它們是法律上「不會死亡」的持有者，可能正是在疫情中合法收割死者資產的一方。

一、問題意識：瘟疫是「大平等器」嗎？

經濟史學界近年大致有個共識：從中世紀晚期到工業化前夕，歐洲多數地區的財富不平等是一路緩慢上升的（Alfani, 2021）。少數讓不平等明顯下降的時期，都伴隨著巨大災變。Walter Scheidel 在《The Great Leveler》裡把這類災變歸納為「四騎士」：大規模戰爭、革命、國家崩潰與致命瘟疫。

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黑死病（1347–52）。人口銳減使勞動力稀缺，實質工資上升，義大利部分地區的財富吉尼係數也隨之下降。不過，並不是每一場瘟疫都有這種效果。

瘟疫會不會重分配財富，取決於四個環節：

誰死了：死者落在財富分配的哪個位置。
資產怎麼傳下去：繼承制度。
資產能不能再交易：市場的深度。
資產價格怎麼變：人口衝擊是否壓低了資產價格。

三種疫後財富重分配的情境

情境	死亡模式	資產流向	對不平等的預期影響
無差別殺手	貧富死亡機率相近	富人遺產大量釋出，可能下沉	可能下降
強烈社會梯度	窮人死得多	窮人本來資產少，釋出有限	幾乎不變，甚至上升
住戶與屋主脫鉤（本文的萊登）	窮街租客死得多	死亡帶動的是投資人名下房屋的易手	在富人之間轉手，總體不變

疫病與財富／所得不平等：既有證據一覽

事件	地區	對不平等的影響	主要文獻
黑死病 1347–52	義大利部分地區	長期下降	Alfani (2022)
三十年戰爭期間疫病	德意志核心地區	下降，但同時有戰爭破壞與饑荒	Alfani, Gierok & Schaff (2022)
1630 年瘟疫	北義 Ivrea	短暫下降後回升	Alfani (2010)
1400–1800 歷次疫情	威尼斯共和國	影響有限	Alfani, Di Tullio & Fochesato (2026)
1635／1655／1664	萊登	幾乎不變	本文
1918 流感 (本文未引)	義大利各市鎮	所得不平等上升	Galletta & Giommoni (2022)
SARS、H1N1、伊波拉等 (本文未引)	跨國	吉尼係數持續上升	Furceri et al. (2022)

把表格放在一起看，會發現「瘟疫會拉平財富」其實是例外，不是常態。黑死病比較像特例，進入近代以後的疫病反而常常擴大不平等。

二、舞台：黃金時代的萊登

時間軸

年份	事件
1573–74	八十年戰爭中的萊登圍城
1581	人口約 12,000
1585 前後	安特衛普陷落，南尼德蘭（法蘭德斯、瓦隆）的紡織移民大批北遷，萊登毛紡業起飛 (補充背景)
1611	北部與東北部大規模擴城
1622	人口約 45,000，成為共和國第二大城
1632	第一份 Verponding 房產稅冊（本研究的起點）
1635	重大疫情，死亡率超過平日十倍，至少三分之一人口死亡
1644	第二份稅冊，北側小幅擴城
1655	第二波疫情
1657	第三份稅冊
1659	東側小幅擴城
1664	第三波疫情
1668	第四份稅冊
1670 後	萊登進入經濟與人口的長期收縮

萊登的四個結構特徵（論文的關鍵前提）

人口已到天花板：1630 年代人口約 6 萬。移民持續流入，但主要是在補疫病造成的缺口。1635 年大疫之後，人口幾年內就恢復了。
租屋市場龐大：約 55% 的房屋是出租的。窮人主要住在城市外圍的小巷與織工小屋。
可分割繼承：遺孀、兒子、女兒都可能分到相等的份額。房子不容易切分，常常只好賣給家族以外的人。
房地產市場活絡：以 Hogewoerd 區為樣本，1632–1668 年間的房屋移轉中，76.7% 是買賣，只有 14.3% 是繼承。

另外，三次疫情都沒有碰上戰事或糧價飆升。這讓萊登幾乎成了一場「純疫病衝擊」的自然實驗。

三、資料與方法

3.1 房產稅冊 Verponding

Verponding 是荷蘭省在 1620 年代開徵的房產稅。各城市承擔固定配額，由地方自行稽徵。萊登的稅冊按行政區（bon）逐屋登錄，內容包括屋主姓名、稅值，有時還有前任屋主。

研究範圍：舊城核心 13 個 bon，大約是當時萊登的一半。
時間點：1632、1644、1657、1668 四期，共約 15,000 筆房屋紀錄，5,300 名不同屋主。
房屋總數從 3,518 棟增加到 3,840 棟，存量相當穩定。書記官的巡查路線固定，所以房屋可以跨期逐一對應，也幾乎都能定位到地圖上。
外圍擴城區缺少 1644 與 1668 兩年的第二冊，只能排除。

3.2 稅值可信嗎？

稅值固定是年租金的 12.5%。作者在 Hogewoerd 區找到 26 棟有連續成交紀錄的房屋，發現成交價大約是 1632 年稅值的 200 倍：

Tax = 0.125 \times Rent, Price \approx 200 \times Tax = 25 \times Rent

\Rightarrow Gross rental yield = \frac{Rent}{Price} = \frac{1}{25} = 4%

4% 的租金報酬率，和 18 世紀初阿姆斯特丹的房產報酬率（Korevaar, 2023）完全一致。成交價與稅值的相關係數為 0.67，各期介於 0.61 到 0.87。

換算成具體數字：平均稅值約 8.25 荷盾，對應年租金約 66 荷盾，房價約 1,650 荷盾，大約相當於當時一般手工業者數年的收入。

3.3 埋葬紀錄與「超額死亡」

萊登的埋葬登記幾乎涵蓋全城所有教會與機構，83.9% 的死者記有明確街道。排除新城區之後，這個比例升到 92.9%。

「合併街道」的處理：書記官常把小巷的死者記到附近的主街上。作者因此把少於 25 棟房屋的街巷併入最近的大街，最後得到 44 條合併街道。

超額死亡指標：

Deviation_{t} = \frac{Burials _{t}}{Trend _{t}}

Trend t = \frac{1}{4} (\sum q = 1^{5} Burials t - q - max q \in 1, \dots, 5 Burials_{t - q})

Trend 是前五年埋葬數去掉最高的一年後取平均，目的是避免前一場疫情把基準線拉高。接著在兩次稅冊之間，取每條街超額死亡的最高值，記為 MaxDev：

MaxDev k, τ^{*} = max t \in (τ - 1, τ] Deviation_{k, t}

3.4 迴歸模型

Y_{ijk, τ} = a_{0} + a_{1} ln MaxDev k, τ^{*} + X ijk, τ - 1 β + (ln MaxDev k, τ^{*} \times X ijk, τ - 1) γ + Z_{ijk, τ - 1} δ + θ_{τ} + ϵ_{ijk, τ}

符號	意義
$i, j, k, τ$	房屋、屋主、街道、稅冊時點
$Y$	三種應變數：①是否易手 ②新舊屋主財富差（取對數）③新屋主是否為首次購屋者
$X$ （資產端）	房價、街道平均房價
$X$ （持有人端）	屋主房產總值、街道「房屋數／不同屋主數」（持有集中度）
$γ$	疫情是否改變正常時期的周轉模式（全文關鍵）
$Z$	小巷、側街虛擬變數，街道房屋數等控制變數
$θ_{τ}$	時間固定效果

所有解釋變數都取 τ−1 期的值，避免「壞控制變數」問題。標準誤以街道為單位做群聚調整。

3.5 關鍵描述統計

指標	1632	1644	1657	1668
房屋數	3,518	3,596	3,771	3,840
屋主數	2,180	2,221	2,345	2,331
每位屋主平均房屋數	1.61	1.61	1.60	1.65
易手率（相對前一期）	–	57.8%	37.6%	51.1%
新屋主比例	–	54.2%	34.9%	46.5%
街道 ln MaxDev 平均	–	2.56	1.67	1.88
換算幾何平均倍數	–	≈ 12.9 倍	≈ 5.3 倍	≈ 6.6 倍

三次稅冊的間隔長短不一。如果假設每年易手的機率固定，可以把累計易手率換算成年化值：

h = 1 - (1 - T)^{1/Δ}

其中 T 是累計易手率，Δ 是間隔年數。

區間	年數	累計易手率	年化易手率（估算）	區間內疫情
1632–1644	12	57.8%	≈ 6.9%	1635（最嚴重）
1644–1657	13	37.6%	≈ 3.6%	1655
1657–1668	11	51.1%	≈ 6.3%	1664

這張換算表是本文自行計算的。它揭露了一個論文沒有討論的現象：含 1655 年疫情的區間，年化易手率反而最低。第七節會回頭解釋這一點。

四、核心發現

4.1 總體不平等幾乎不動

年份	屋主間吉尼係數	「加權」吉尼（Accounted Gini）
1632	0.465	0.669
1644	≈ 0.459（下降 0.006）	≈ 0.666（下降 0.003）
1657	回升至略高於 1632	–
1668	0.471	0.679

Accounted Gini 的做法是：房屋數減去屋主數的差額，視為「持有零房產的人」，加進分配裡一起計算。作者沒有寫出這個指標的公式。其實把 z 個零值加進 n 人、原吉尼為 G 的分配，新的吉尼係數可以直接算出：

G^{'} = \frac{n G + z}{n + z}

拿 1632 年驗算：n = 2,180，z = 3,518 − 2,180 = 1,338，G = 0.465，得到 G′ ≈ 0.668，與論文的 0.669 吻合。1668 年代入後得 0.679，也完全一致。

這個驗算說明，Accounted Gini 只是屋主人數與房屋數之比的機械轉換，沒有提供新的分配資訊。它從 0.669 升到 0.679，幾乎完全是因為「沒有房產的人」占比從 38.0% 升到 39.3%。

4.2 十分位拆解

最富的 10%（D10）：占總房產財富約 35%，到 1668 年降為 33.6%。第一次下降主要來自減持中價位房屋（Q2、Q3）。第二次下降則來自減持最高價房屋（Q4）。
次富的 30%（D7–D9）：占比緩步上升，大約從 38% 升到 40%（依圖目測），幾乎完全吸收了 D10 釋出的份額。
後 60%（D1–D6）：占比約 26–27%，幾乎不動。1635 年後對低價房的持有略有增加，到 1668 年又回到原樣。

財富只在「很富」和「相當富」之間移動，沒有往下流。

4.3 死亡的社會梯度：明顯，但解釋力有限

三次疫情中，街道平均房價與超額死亡都呈顯著負相關，房價越低的街道死得越多。
單變量的解釋力是 1635 年 46%、1655 年 13%、1664 年 32%。加入控制變數後分別升到 0.51、0.27、0.52。
44 條街中，只有 13 條每次疫情都「表現一致」（每次都高於或每次都低於預期死亡）。其餘街道一時高、一時低。
1635 年最富的街道死亡率也有平常的 3.5 倍左右，最慘的街道約 20 倍。富人區並沒有倖免。

4.4 關鍵轉折：窮街的房子屬於富人

作者用兩個指標衡量窮街的持有結構：

街道內持有集中度（房屋數除以不同屋主數）：越便宜的街道越高。
街道屋主的平均總持有數（包括他們在其他街的房子）：越便宜的街道越高。

兩者合起來的意思是：窮街的房東，本人多半住在富街，而且在富街還有其他房產。疫病殺死的是租客，承受衝擊的卻是房東的資產組合。

4.5 疫情提高了易手率（表 2）

設定	ln MaxDev 主效果	重要交互項
(1) 無交互項	0.046***	–
(3) 加入持有人端交互項	−0.156（不顯著）	MaxDev × 持有集中度：0.119*
(4) 全部交互項	−0.208（不顯著）	MaxDev × 持有集中度：0.141*
屋主財富（各設定）	−0.056* 到 −0.082*	–

解讀如下：

正常時期：易手多發生在屋主自住、持有分散的中價位街道。富裕屋主的房子比較少易手。
疫情時期：易手轉移到持有高度集中、以出租為主的低價街道。
論文自己的算例：1635 年死亡倍數 20 倍的街道，比 3.5 倍的街道易手率高約「10 個百分點」。

4.6 誰接手了？（表 3、表 4）

問題	發現
新屋主比舊屋主窮還是富？	平均而言一樣富（條件平均值約 0.0003）。
正常時期的模式	貴的房子賣給更富的人，富屋主的房子賣給稍窮的人。
疫情改變了什麼？	MaxDev × 房價 = −0.128：疫情下，貴的房子轉給稍微沒那麼富**的人。
疫情有沒有帶來首次購屋者？	沒有，所有與疫情相關的係數都不顯著。

4.7 機制總整理

	正常時期的易手	疫情引發的易手
發生在哪裡	持有分散的中價位自住街區	持有集中的低價出租街區
被易手的屋主	中小屋主	富裕投資人
接手的人	財富相近者	財富相近或稍低、但早已在市場上的投資人
新進入者	有一定比例	疫情沒有增加
對分配的影響	無	無（D10 → D7–D9 的微幅挪移）

作者對「投資人為何撤出」的解釋是：租客死亡造成租金中斷，房屋空置。1664 年萊登當局還規定，有人死於瘟疫的房屋要封閉 14 天，8 週內不得出租，繼承事務延後兩個月處理。與此同時，荷蘭的金融市場快速擴張，提供了替代的投資選擇。萊登統治菁英的遺產中，房產占比從 17 世紀的四成以上，到一個世紀後降到不足 5%。

五、作者立論的特色

從「價格」轉向「所有權」：過去研究疫病與房市，多半看價格（如 Francke & Korevaar, 2021；Ambrus et al., 2020）。本文逐屋、逐主追蹤所有權變動，直接回答「誰拿到了什麼」。
把住戶和屋主分開：這是全文最有力的一個概念。只看死亡率的社會梯度，會以為「窮人死、窮人的資產釋出」。實際上窮人沒有資產可以釋出，釋出的是房東的資產。
兩條渠道分開檢驗：「疫情打擊哪一類房子」（資產端）和「疫情打擊哪一類屋主」（持有人端）分別處理。結果顯示持有人端更重要。
挑戰「繼承制度假說」：Alfani 認為，北義在黑死病之後轉向不可分割繼承（如 fideicommissum，家產信託），抑制了資產周轉，所以後來的疫情無法拉平財富。萊登提供了反證：繼承高度可分割，周轉也確實增加，財富依然沒有拉平。

面向	北義（Alfani 的論證）	萊登（本文）
繼承制度	趨向不可分割	高度可分割
疫後資產周轉	受到抑制	上升
死亡的社會梯度	偏向窮人	強烈偏向窮街
人口恢復	部分城市有長期創傷	移民幾年內補回
不平等結果	短暫下降後回升	幾乎不變
核心解釋	制度阻擋資產分散	資產在既有投資人之間轉手

收斂成一個一般化命題：可分割繼承只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要真正拉平財富，需要要素價格長期重排，也就是勞動變貴、資本變便宜，讓較窮的人買得起釋出的資產。這正是黑死病與後來疫情的差別。

六、延伸比較：論文沒提到但相呼應的資料

6.1 跨時代的疫病與房市

事件	房市反應	與萊登的對照
17 世紀阿姆斯特丹瘟疫（Francke & Korevaar, 2021）	房價與租金短暫下跌，幾年內回升	與萊登相同，都有移民回補
阿姆斯特丹 Herengracht 房價指數 1628–1973（Eichholtz, 1997）	三個半世紀內，實質房價長期大致持平，但中間有劇烈波動	印證「疫情短期不會改變長期資產價值」
1854 年倫敦 Broad Street 霍亂（Ambrus et al., 2020）	疫區房價長期下跌，窮人聚集，影響持續逾百年	反例：價格下跌讓窮人「搬進來」，但成為的是租客，不是屋主
2003 年香港 SARS（Wong, 2008）	受影響屋苑只有小幅、短暫的折價	恐慌有限，市場很快恢復
COVID-19 的「甜甜圈效應」（Ramani & Bloom, 2021）	大城市中心房價、租金下跌，郊區上漲	衝擊改變的是空間分布，不是持有者結構

6.2 近代疫病反而擴大不平等

1918 流感：Galletta & Giommoni（2022）發現，義大利流感死亡率越高的市鎮，之後的所得不平等越嚴重。原因是窮人的所得份額下降，資本持有者相對不受影響。
21 世紀的疫情：Furceri 等人（2022）發現，SARS、H1N1、伊波拉等疫情之後，各國吉尼係數持續上升，低教育程度勞工的就業受創最深。

這兩項研究與萊登的結果合起來看，方向是一致的：只要資本存量完好、勞動力能夠快速補充，疫病就不會是平等器。

6.3 4% 的租金報酬率意味著什麼？

1650 年代，荷蘭省的公債利率被壓到 4% 左右（通常歸功於 De Witt 時期的債務轉換）。房產的毛報酬率是 4%，扣掉維修、空置、欠租，再加上疫情時期的出租禁令，淨報酬率明顯低於公債。

所以「投資人在疫後把房產換成公債」是很理性的資產配置，而不需要任何情緒性的解釋。這一點也為第七節的「機構把房產轉換為金融資產」埋下伏筆。

6.4 給台灣讀者的對照

凶宅：台灣的不動產說明書只要求揭露「非自然死亡」（兇殺、自殺等），病死不算凶宅。萊登也一樣，病死本身並不構成長期的污名。1664 年的 8 週出租禁令比較像一種法定的檢疫折價，而不是凶宅折價。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萊登的房價沒有長期下跌。
住宅自有率：今天台灣的住宅自有率超過八成，萊登當時的出租比例卻高達 55%。在一個以租屋為主的城市，「死的是誰」和「誰擁有資產」兩件事，幾乎可以完全分開。

七、補充專節：看不見的手——慈善公益機構與「合法的死人財」

本節是刻意偏離論文框架的推論性補充。目的在於指出一種合理的可能性：在疫病中系統性受益、而且完全合法的，可能是一群論文沒有當成分析對象的機構行動者。

7.1 為什麼要換一個觀察重點？

論文的結論是：吉尼係數不動，因為房子在富人之間轉手。但從歷史結構來看，這個結論幾乎是可以預期的：

遺產不會輕易流入新移民手裡：萊登的移民多半是紡織工人，缺少資本、缺少擔保人，也缺少市民網絡。房地產這種大額、需要信用的資產，本來就牢牢掌握在本地市民階級（burgerij）手裡。
租客不斷補進，就不會有拋售：只要移民持續湧入、房子沒有空置，房東就不會被迫低價出清，窮人自然也撿不到便宜。論文自己也提到當時幾乎沒有空屋。
在這兩個前提下，「吉尼係數沒降」幾乎是必然結果。真正有資訊量的問題應該是：資產從死者轉到下一任持有者之間，是誰在經手、抽成、決定時機、選擇買家，以及把房產轉換成其他資產？

論文的資料有一個結構性盲點。Verponding 只記錄存量，也就是每個時點「誰持有」，看不到流量，也就是「誰經手」。一個機構可以清算數百棟房產，但只要它在稅冊時點之前就賣掉了，在資料裡就完全看不到。說「機構只持有約 2% 的房屋」，並不代表機構在流通中只扮演 2% 的角色。

用台灣的經驗類比：法拍屋在全部房產中占比很小，但法院、拍賣程序與專業投標客在「資產易手」這件事上的影響力，遠遠超過這個存量占比。

7.2 行動者全景

行動者	取得死者資產的合法途徑	主要標的	疫情時的收益型態	在 Verponding 中的可見度
*歸正教會長執會（Diakonie）與市政救濟機構（萊登有市政主導的 Kamer van Charitate、Huiszittenmeesters* 等體系）	受救濟者簽署資產轉讓（boedelafstand），死後遺物歸機構，再公開拍賣（boedelveiling）	家具、衣物、工具、織機，少數小屋	受救濟者死亡激增，拍賣收入隨之激增	幾乎看不到（動產不入房產稅冊）
*醫院、養老院（Gasthuizen）*，如萊登的 St. Catharinagasthuis、St. Elisabethgasthuis	入住者以一次付款或財產換取終身照護（provenier 契約），死後遺產歸院；許多城市慣例是院內死亡病患的遺物歸院	現金、債權、衣物寢具，偶有房產	契約對象提早死亡，照護負債提早消滅	低
*孤兒法庭（Weeskamer）*	監管未成年繼承人的遺產；未成年人名下不動產出售須經許可，通常採公開拍賣	房產 → 現金 → 債券	規費、資金沉澱、決定拍賣時機與買家池	看不到（只看得到拍賣後的新屋主）
*市民孤兒院（Burgerweeshuis）*，萊登承擔類似功能的是 Heilige Geest 孤兒院	收容孤兒時取得其父母遺產；孤兒未成年死亡，遺產沉澱為院產	父母的全部遺產	雙重死亡紅利（見 7.5）	若持有房產則看得到
*救濟小院（Hofjes）與家族基金會*	創辦人遺囑捐贈，董事（regenten）多由家族世襲	土地、房產、公債	疫後遺贈集中出現	部分看得到
財政國家	不動產移轉稅（40ste penning，交易額 2.5%）、旁系繼承稅	交易額的一定比例	易手率上升，稅收就上升	看不到
拍賣官、公證人（vendumeesters、notarissen）	拍賣佣金與公證規費	手續費	拍賣件數暴增	看不到

7.3 機制一：救濟換遺產——長執會的「自我融資型慈善」

契約結構：接受長期救濟或入住救濟院的窮人與老人，須簽署 boedelafstand，死後把「所有」剩餘財產移交給長執會或救濟機構處分。
執行方式：受救濟者一死，執事或救濟官員就上門，把衣服、家具、鍋碗瓢盆逐項登記造冊，再公開拍賣，所得直接撥入救濟基金。
疫情下的財務特性：疫情來時，救濟支出暴增，但死亡帶來的遺產收入也同時暴增。這是一種天然的避險結構：慈善機構的收入與支出同步上升，財務上反而更有韌性。
論文為什麼看不到：論文證實疫情死者多是窮街租客。他們的財產主要是動產，房產稅冊當然記錄不到。死亡愈集中在窮人身上，長執會拍賣的動產就愈多，Verponding 也就愈沉默。
生產資本的重分配：萊登的死者中有大量織工，他們的織機與工具是真正的生產資本。這些器具經拍賣後，最可能落到有現金的毛紡商（lakenkopers）手上。這是一種發生在生產工具上的集中化，房產資料完全無法捕捉。

7.4 機制二：醫院與「押注短命」的照護契約

Provenier 制度的本質，是入住者用一筆資產（現金、債權，甚至房產）換取終身供養。從機構的角度看，一份契約的期望價值是：

V_{0} = P - t = 1 \sum \infty \frac{c S ( t )}{( 1 + r ) ^{t}} + t = 1 \sum \infty \frac{B [ S ( t - 1 ) - S ( t ) ]}{( 1 + r ) ^{t}}

P：入住時交付的資產
c：每年的照護成本
S(t)：入住者活到第 t 年的機率
B：死亡時歸機構的剩餘遺產

疫情讓 S(t) 驟降，照護成本（第二項）因此大幅縮水，遺產回收（第三項）則提前到手，V₀ 隨之上升。用金融語言說，機構持有的是「空頭長壽」部位：契約對象死得越早，機構賺得越多。在同一個城市裡，這類機構的利益結構與疫病死亡率是正相關的。

7.5 機制三：孤兒鏈——兩段式的死亡紅利

17 世紀荷蘭共和國的孤兒院密度之高，在歐洲相當罕見。而且孤兒院按身分與宗派分流：市民孤兒院、救濟孤兒院、長執會孤兒院、瓦隆教會孤兒院、路德派與天主教孤兒院各自獨立。按「是否具市民權」分流這件事，本身就說明這套制度的目的之一，是讓市民階級的財產留在市民階級的機構裡。

更精確地看，這條鏈是由兩個機構分工完成的，這種分工反而讓推論更站得住：

第一段：孤兒法庭（Weeskamer）——管有錢孤兒的錢

資產接管：市民父母雙亡或一方死亡時，未成年繼承人的遺產須向孤兒法庭申報並受其監管，包括變賣房產所得的現金、債券等。
強制液化：未成年人名下的不動產要出售，須經孤兒法庭許可，標準程序是公開拍賣。對機構來說，房子要派人收租、要維修、要面對疫期的出租禁令，還要平分給多名繼承人，賣掉換成現金是最省事的做法。
資金運用：遺產不會鎖在保險箱，而是投入荷蘭省的公債（可贖回年金 losrenten、終身年金 lijfrenten）、房產分期價款債權（kustingbrieven，賣方融資性質的抵押債權）等低風險資產。
以收益支付養育：用利息支付孤兒的膳宿、教育與學徒訓練費用。
成年結算：孤兒到法定成年（通常 20 到 25 歲）或結婚時，機構結算歸還剩餘本金與利息。

第二段：市民孤兒院——收中等以下市民家庭的孤兒

孤兒入院時，孤兒院取得其父母的遺產。
孤兒若在成年前死亡、又沒有其他兄弟姊妹，遺產的部分或全部就沉澱為院產。
在 17 世紀的都市環境裡，兒童與青少年的死亡率極高。孤兒院本身又是傳染病的溫床。

Anne McCants 對阿姆斯特丹市民孤兒院的研究顯示，孤兒院會有系統地為入院孤兒的父母遺產造冊，並把這些遺產納入院產。這批遺產清冊後來甚至成為研究 18 世紀阿姆斯特丹「窮人內部不平等」的重要史料（McCants, 1997, 2007）。

把「帶資孤兒」看成一筆附死亡註銷條款的長天期負債：

假設機構在孤兒入院時收到遺產 W，以報酬率 r_A 投資，須在 T 年後按約定利率 r_L 返還給存活到成年的孤兒。孤兒存活到成年的機率是 S_T。機構的期望盈餘為：

E [Π_{T}] = W (1 + r_{A})^{T} - S_{T} W (1 + r_{L})^{T}

即使機構給孤兒的利率與自己的投資報酬完全相同（r_A = r_L = r），期望盈餘仍然是：

E [Π_{T}] = W (1 + r)^{T} (1 - S_{T}) > 0

疫情讓 S_T 下降，期望盈餘就上升。孤兒院因此同時享有兩層死亡紅利：父母的死亡帶來入院資產，孤兒的死亡註銷返還義務。如果再加上利差（r_A > r_L）與管理規費，這就是一套幾乎沒有風險的信託放款業務。

7.6 機制四：救濟小院與家族基金會——可分割繼承制度下的「類家產信託」

萊登以數量眾多的救濟小院（hofjes）聞名。這類基金會通常由富裕市民以遺囑設立，董事席位常由創辦家族世襲。

這一點直接牽動論文的核心論證。作者強調萊登是「強可分割繼承」，所以周轉必然發生。但在可分割繼承的制度下，慈善基金會正是少數能讓一筆資本跨代保持完整、不被繼承人瓜分的法律工具。它的功能與北義的 fideicommissum 相當：

資本永久鎖定，不會因繼承而分散。
控制權（董事席位）留在家族內部。
附帶聲望、人脈，以及對基金資產運用的影響力，例如承租、借貸、買賣時的優先機會。

換句話說，萊登的可分割繼承可能不像論文描繪的那麼純粹。有一部分菁英資本，正是透過「慈善」這個外衣，繞開了可分割繼承。

7.7 機制五：財政國家與交易中介

荷蘭省對不動產移轉課徵 2.5% 的移轉稅（40ste penning），對旁系繼承也另有課稅。易手率上升，稅收就上升。論文證實疫情提高了易手率，也就等於證實疫情替財政帶來一筆意外收入。
每一場孤兒法庭主持的拍賣、每一份長執會的遺物清冊，都有拍賣官與公證人的規費。他們的業務量與死亡人數直接連動。

7.8 用機構假說重讀論文的發現

論文的發現	作者的解讀	機構假說的替代或補充解讀
機構持有房屋從 75 棟（1632）增加到 113 棟（1657），成長 51%，同期房屋總量只增加約 7%	只當作穩健性檢驗而排除	這段期間橫跨 1635、1655 兩次疫情。機構是少數明顯淨增持的持有者類別，住宅財富占比也從 1.6% 升到 2.4%
移轉中 76.7% 是買賣，14.3% 是繼承	可分割繼承迫使賣屋	未成年繼承人的不動產出售要經孤兒法庭許可並公開拍賣。「賣」本身可能就是機構流程的產物
疫情易手集中在持有高度集中的低價街	投資人主動撤離	投資人死亡後遺產進入孤兒法庭監管，被強制液化。「撤離」與「被清算」在資料上無法區分
疫情下，貴房子轉給稍窮的買家	極富者主動減持	公開拍賣的結果：誰手上有現金、誰就得標。成交價與買家都由拍賣機制決定
沒有新進入者	市場由既有投資人把持	拍賣需要現金或保證人，市民網絡與機構董事網絡本來就重疊
D10 的房產占比微降，轉向金融市場	資產組合調整	孤兒法庭、孤兒院、醫院正是把房產轉換成公債的機構
1644–1657 年化易手率最低（≈ 3.6%）	論文未討論	遺產清算的行政遲滯：1655 年的遺產，可能要到 1657 年稅冊之後才走完監護、估價、拍賣程序，結果被算進下一期
1664 年的出租禁令與繼承延後規定	投資人撤離的誘因	同時也證明，行政機構握有決定資產何時、如何流動的權力

7.9 「不死的持有者」與被隱藏的不平等

中世紀以來，教會與法人團體持有的財產常被稱為「死手」（mortmain）。這個詞用來形容這類持有者：它們永遠不會死，也永遠不需要把財產傳給下一代。

疫病把財富從會死的自然人，轉移到不會死的法人手上。這個過程完全不會出現在「屋主之間的吉尼係數」裡：

論文衡量的是所有權的分配，但機構資產的控制權掌握在董事手中。
萊登的市議會、孤兒法庭、孤兒院、醫院、救濟小院的董事，很大程度上來自同一個統治菁英階層。
所以，即使屋主之間的吉尼係數紋風不動，「控制權的吉尼係數」可能在每一場疫病之後都往上跳了一格。

7.10 如何把這個假說變成可以檢驗的研究

萊登地方檔案館（Erfgoed Leiden en Omstreken, ELO）保存了孤兒法庭、孤兒院、醫院與教會長執會的帳冊。可以直接檢驗的預測包括：

長執會與救濟機構帳冊中的「遺產或遺物拍賣收入」，在 1635、1655、1664 年應該出現尖峰。
孤兒法庭的監護登記與拍賣許可件數，應該在疫後一到三年內激增，這可以驗證 7.8 表中的「行政遲滯」說法。
孤兒院與醫院的資產負債表中，公債與抵押債權應該在疫後出現跳升。
把孤兒法庭主持拍賣的得標者名單與機構董事名單交叉比對，應該會發現網絡重疊。
把 Verponding 的屋主名單與埋葬紀錄做姓名比對，就能區分「屋主本人死亡後被清算」與「屋主主動出售」，直接檢驗論文的「投資人撤離」說法。

7.11 小結

論文告訴我們：疫病沒有讓窮人變富。本節要補上的是另一半：疫病可能讓機構變強。在一個以可分割繼承、公開拍賣與法人監護為核心的財產制度裡，死亡不只是一筆遺產的終點，也是一連串規費、利差、資產轉換與控制權集中的起點。這些收益全部合法、全部以慈善為名，也全部落在 Verponding 的視野之外。

八、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8.1 價值宣稱逐項檢驗

宣稱的學術價值	評估	理由
首批把疫病死亡與房產所有權逐屋、逐主連結的微觀證據	✔ 站得住	資料工程紮實：約 15,000 筆紀錄、跨四期、地理定位、街道合併流程透明，還公開了重製檔案
區分住戶與屋主，解釋「死的是租客、動的是房東」	✔ 概念貢獻大	這是全文最有啟發性的洞見，能推廣到任何租屋比例高的城市
在可分割繼承下檢驗繼承制度假說，證明它不是充分條件	△ 部分成立	只有單一城市、只看房產；而且慈善基金會可能構成事實上的不可分割管道（見 7.6）
「投資人主動撤離」的機制	△ 推測成分高	資料無法區分自願出售與遺產清算，也沒有觀察屋主本人是否死亡
疫後房價沒有調整	△ 部分循環論證	稅值本身是行政上固定的，「看不到價格變化」有一部分是資料的特性；驗證只靠 26 棟房屋
只有要素價格重排才能平等化	△ 理論外推	與黑死病文獻一致，但本文並沒有檢驗這個命題

8.2 方法上值得注意的地方

只研究半座城：外圍擴城區是最窮的織工聚居地，很可能也是疫情最慘烈的地方，卻因資料缺失被排除。樣本在「最可能出現重分配的區域」上是空白的。
快照間隔太長：稅冊相隔 11 到 13 年，一棟房屋在期間內多次轉手只會算一次；甲賣給乙、乙又賣回甲，則完全看不到。短暫持有的中介者，例如清算中的機構，系統性地消失在資料裡。
只有 44 個群聚：以街道為單位的群聚標準誤，在群聚數量少時容易低估。交互項多半只在 10% 水準顯著，最好補上野生群聚自助法（wild cluster bootstrap）檢驗。表 2 的 R² 只有 0.04，放入交互項後主效果隨即消失，顯示疫情效果本身並不強健。
生態推論：死亡率是街道層級的變數，房東卻多半住在別條街。論文實際上沒有觀察到「屋主本人死了沒有」，而這正是區分各種機制的關鍵。
表 3 的係數有一部分是機械性的：應變數是「新屋主 τ 期財富 − 舊屋主 τ−1 期財富」，舊屋主財富又同時放在右邊當解釋變數，因此 −0.788 的係數有相當部分是迴歸均值的機械結果。新屋主的 τ 期財富也包含剛買進的這棟房子，房價係數 0.401 同樣有機械成分。真正有資訊量的是交互項（−0.128）。
數字上的小出入：
- 論文說 MaxDev 每提高 1%，易手機率增加「0.0005 個百分點」。實際計算是 0.046 × ln(1.01) ≈ 0.00046，這是機率，換算應為約 0.05 個百分點。
- 20 倍與 3.5 倍死亡街道的差距：

Δ Pr (Turnover) = 0.046 \times [ln 20 - ln 3.5] = 0.046 \times 1.743 \approx 0.080

也就是約 8 個百分點，與論文說的「10 個百分點」略有落差。

Accounted Gini 沒有提供新資訊：如 4.1 節的驗算，它只是屋主人數與房屋數之比的機械轉換。而且「每棟出租屋對應一戶無產家庭」的假設，低估了一屋多戶的情況。
姓名比對的風險：荷蘭 17 世紀常用父名（patronym），遺孀也常以「某某之遺孀」登錄。丈夫過世、房產由遺孀繼承的情況，可能被誤記為易手。

8.3 總評

這是一篇資料貢獻大於理論貢獻的扎實論文。它最有價值的地方，是用微觀證據打破「死亡的社會梯度等於財富重分配的方向」這個直覺，提醒研究者必須分清住戶、屋主與資產三者。它的結論「疫病沒有拉平萊登的房產財富」在資料範圍內大致可信。

不過，這篇論文也有兩個限制：

「為什麼沒有拉平」的機制解釋，受限於資料的觀察方式。四期快照只看得到存量，看不到流量，所以只能推測「投資人撤離」，卻無法排除「遺產被清算」。
論文把機構持有者當作需要排除的雜訊，卻沒有注意到它們在研究期間增持了五成。第七節要強調的正是這一點：機構可能才是疫情資產流動的真正中樞。

九、結語

1635 年的萊登，一年之內死了三分之一的人。三十多年後的稅冊上，屋主之間的財富分配幾乎和疫前一模一樣。這不是因為疫病沒有動到財產，而是因為財產的流動，被一整套市民社會的制度引導到固定的管道裡：窮人的生命、房東的資產、拍賣的程序、孤兒的遺產，以及那些以慈善為名、永遠不會死亡的機構。

瘟疫從來不是平等器。它只是一場大規模的資產清算，而清算規則由誰制定，就決定了誰能從中受益。

名詞對照

原文	中文	說明
Verponding	房產稅	17 世紀荷蘭的房屋所有權稅，稅值為年租金的 12.5%
Bon	行政區	萊登的稅務與行政分區
Diakonie	長執會	歸正教會負責救濟的執事組織
Kamer van Charitate	慈善局	萊登市政主導的救濟機構
Gasthuis	醫院、養老院	中世紀以來的收容照護機構
Provenier	終身供養契約人	以資產換取終身照護的入住者
Weeskamer	孤兒法庭	監管未成年繼承人遺產的市政機構
Burgerweeshuis	市民孤兒院	專收市民子女的孤兒院
Hofje	救濟小院	由基金會經營的庭院式救濟住宅
Regenten	董事、統治菁英	機構董事，也泛指城市寡頭
Boedelafstand	資產轉讓	受救濟者死後財產歸機構的契約
Boedelveiling	遺物拍賣	死者財產的公開拍賣
Losrenten / Lijfrenten	可贖回年金／終身年金	荷蘭省公債的兩種主要形式
Kustingbrief	分期價款債權	房產買賣中由賣方融資的抵押債權
40ste penning	四十分之一稅	2.5% 的不動產移轉稅
Mortmain	死手	由不會死亡的法人持有的財產

The Volcanic Crisis of Persian Babylonia (426–424 b.c.e.)

鄭仕群 — Wed, 30 Sep 2026 22:47:07 +0000

Conor Kostick (Trinity College Dublin)
Francis Ludlow (Trinity College Dublin)
Ram Singh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NASA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Michael Sigl (University of Oslo)
Selga Medenieks (Trinity College Dublin)
Puneet Sharma (IIT Delhi)
John Matthews (University of Tartu)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026) 57 (1): 1–22.
https://doi.org/10.1162/JINH.a.2054

Economic dynamics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 Insights from lead pollution, coinage, weather, and war
Luigi Oddo (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Silvio Traverso (University of Eastern Piedmont), Koenraad Verboven (Ghent Universit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ume 101, 2026, 101765
https://doi.org/10.1016/j.eeh.2026.101765.

同一根冰芯，兩種讀法：火山、鉛汙染與古代經濟史的兩場「翻案」

2026 年刊出了兩篇論文。一篇討論西元前五世紀波斯帝國巴比倫行省的一波土地抵押潮，另一篇討論羅馬帝國前兩百年的鉛汙染與鑄幣，題目看起來沒有交集。並排閱讀之後，會發現它們的做法很接近：兩篇都拿格陵蘭冰芯裡的化學訊號，去對照某種只屬於當地的經濟活動，再用這組對照挑戰一個流傳多年的史學解釋。

它們用到的甚至是同一根冰芯，也就是丹麥主導鑽取的 NGRIP2。波斯篇讀的是冰裡的硫，用來判斷火山活動；羅馬篇讀的是冰裡的鉛，用來判斷冶金活動。

	波斯篇	羅馬篇
作者組成	歷史學家與氣候科學家	經濟史學家與計量經濟學者
核心材料	冰芯硫酸鹽、樹輪、氣候模式、穆拉舒檔案	冰芯鉛、阿爾卑斯樹輪、牛津羅馬錢幣窖藏資料庫、戰爭年表
主要方法	敘事推論、氣候模擬、離群值檢定	年度時間序列多元迴歸、安慰劑檢定

〇、先認識工具：冰芯能讀出什麼？

格陵蘭與南極冰蓋是一層層年降雪壓實而成，每一層都封存了當年大氣中的微粒。只要數得出年層，就能取得逐年的大氣化學紀錄。

冰芯訊號	來源	空間代表性	在兩篇中的角色
硫／硫酸鹽	火山把二氧化硫噴進平流層，氧化後形成硫酸鹽氣膠，最後沉降到冰面	大型熱帶火山的氣膠會擴散到南北兩半球，因此兩極冰芯同時出現峰值。這是判斷噴發規模與位置的依據	波斯篇的外生衝擊，也就是「因」
鉛	高溫冶煉（煉鉛、從方鉛礦提銀的灰吹法）時揮發的鉛氣膠	區域訊號。大氣傳輸模式（FLEXPART）顯示，格陵蘭北部主要「看得到」西歐與中歐的排放，近東幾乎看不到	羅馬篇的被解釋變數，也就是「果」
年層	季節性化學變化，例如夏冬的鈉、硫酸鹽週期	定年用	兩篇都依賴 GICC21 等年層計數年表，誤差約 ±1 至 2 年

這張表點出一個後文會反覆出現的重點：硫是全球訊號，鉛是區域訊號。所以格陵蘭冰芯可以告訴我們巴比倫上空的天氣發生了什麼事，卻沒辦法告訴我們巴比倫的冶煉爐有沒有在燒。

一、波斯篇：一座火山、一種果樹、一場宮廷政變

1.1 故事背景：一年之內三個國王

西元前 424 年前後，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經歷了一場混亂的王位更迭：

時間（西元前）	事件
426 年或 425 年初	未知火山 UE426 噴發（由冰芯推定）
425 年	穆拉舒檔案中的土地抵押暴增到 21 件
424 年	抵押達 71 件，是整個檔案的最高紀錄
424 年 2 月或 12 月	阿爾塔薛西斯一世與王后達瑪斯皮婭同日去世
之後 45 天	唯一的嫡子薛西斯二世在位，醉臥時遭刺殺
約半年	同父異母兄弟索格狄亞努斯稱王；另一兄弟奧克斯拒絕應召，留在巴比倫募兵（約 423 年 2 至 7 月）
423 年秋	奧克斯獲勝，即位為大流士二世
其後	胞弟阿爾西特斯、薩第斯總督皮蘇特涅斯相繼叛亂，都被平定，叛首以「熱灰刑」處死

政變的主要參與者如下：

人物	身分	角色
索格狄亞努斯	王子，母親阿洛吉涅是巴比倫人	弒君後稱王，最後被「丟進灰裡」處死
梅諾斯塔內斯（巴比倫文作 Manuštānu）	將軍，巴比倫總督阿爾塔里奧斯之子，尼普爾王室倉庫的收稅官	政變核心成員，事敗後自殺
法納基亞斯	有權勢的宦官	政變成員，被石刑處死
巴戈拉佐斯	護送先王遺體回波斯的貴族	被索格狄亞努斯下令石刑處死
奧克斯	希爾卡尼亞總督	在巴比倫集結大軍，得到埃及總督阿爾薩梅斯等人支持，最終勝出

這段情節幾乎全部來自宮廷醫師克特西亞斯（Ctesias）的記載。他是後來阿爾塔薛西斯二世的御醫，立場偏向王室，但他記述的是仍在生者記憶中的事件，一般認為大致可信。

1.2 穆拉舒檔案：一家放貸公司留下的時間序列

1893 年，賓州大學的考古隊在尼普爾挖出約 800 件泥板（Stolper 連殘片計算共 866 件），年代從前 454 年到前 404 年。這批泥板是穆拉舒家族企業的營運紀錄。

要讀懂這批文件，需要先了解巴比倫的封地制度：

封地的種類依承擔的軍役而分，例如「弓地」（bīt qašti）、「馬地」（bīt sīsî）、「戰車地」（bīt narkabti）。持有人以服兵役或繳交等值白銀為條件取得土地收益，另外還要繳納年稅；文書中常見「國王的士兵」「國王的麵粉」之類的名目。
哈特魯（ḫatru） 是封地持有人按族群或職業組成的團體，由工頭統一向王室繳納稅賦。
穆拉舒家族在這套體系裡扮演多重角色：他們是大地主，也做土地轉租、放貸，並且負責把實物收成轉換成白銀稅款。

這裡說的「抵押」與現代房貸不同。封地由王室授予，不能出售，因此抵押的標的是未來椰棗收成的一部分。借款人一旦違約，公司通常取得耕作該地的權利。

歷年抵押件數的長相很極端：多數年份是 0 到 5 件，425 年跳到 21 件，424 年爆增到 71 件，之後又回落到個位數。

1.3 舊說：Stolper 的「由上而下」解釋

穆拉舒檔案的權威學者 Matthew Stolper 在 1985 年就指出，這種突變不可能是公司經營策略漸進調整的結果，一定來自企業外部的衝擊。他把這個衝擊歸於王位戰爭：

奧克斯滯留巴比倫募兵，對封地持有人徵收異常沉重的錢與人力，時間又落在農業週期的尾聲，存糧最少、收成用工需求最高。封地持有人的領主也都捲入內戰，無力放款，持有人只好向穆拉舒抵押。

Stolper 的結論是：這些抵押不代表持有人自己的政治盤算，而是上層政治策略強加給他們的後果。

1.4 作者的三點反駁

Kostick 等人認為 Stolper 的方向大體正確（確實有外部衝擊），但因果機制在時間上兜不攏：

時序不符。 抵押潮在 425 年就開始了，比阿爾塔薛西斯之死與王位危機早。
階級關係不符。 Stolper 假設地主必須付現金給底下的勞動力，卻忽略了他自己的研究結果：多數耕作者是佃農，他們向上繳租、租用牲畜種子，或以收成分成代替工資。勞動力是往上付錢的一方，地主不需要現金去應付他們。
比較不符。 如果君主能在動員年份突然加稅，為什麼其他動員年份（例如阿爾塔薛西斯的歷次戰役）都沒有抵押高峰？而且檔案裡真正的徵兵紀錄出現在 423 年，不是 424 年。

作者的替代假說是：425 年歉收，424 年沒有好轉。奧克斯來徵兵徵稅時，面對的是一個早已無力應付的階級，下層耕作者也同樣付不出原本該預付的資源租金。

1.5 新的證據鏈

作者的論證分成四層，每一層都有它能證明的範圍，也有證明不到的地方：

層級	證據	關鍵數字	能證明	不能證明
① 冰芯	格陵蘭 NEEM、NGRIP2（423±2）；南極 B40、WDC（427±5）	硫注入量 > 60 Tg S；北半球溫帶的輻射強迫在 424 年達到約 −10 W/m² 的峰值；過去至少 6000 年沒有比它更強的全球氣候強迫	確實發生一次超大型、很可能位於熱帶的噴發	火山位置、確切月份
② 樹輪	美國西南部刺果松、歐洲阿爾卑斯山	美西南夏季氣溫驟降約 4°C；有 7 年落入前 500 年至西元 1 年間最冷的 5%；424、422 年出現霜輪（生長季凍傷留下的細胞損傷）	北半球確實急遽變冷	中東是否同樣變冷
③ 氣候模式	NASA GISS ModelE2.1 搭配 MATRIX 氣膠微物理模組	全球平均在噴發後第一年降溫 3.5 至 4.0°C；尼普爾一帶 425 至 424 年降溫超過 4.5°C；全季節降雨增加約 1 mm/day	「又冷又濕」在物理上說得通	真實的幅度
④ 農學	椰棗的物候需求	6 至 10 月需要高溫；9 至 11 月熟成採收期必須乾燥；3 至 4 月授粉期也必須乾燥	冷濕天氣會傷害椰棗收成	當年的實際收成

模式的設定細節：水平解析度 2°×2.5°，垂直 40 層；以距今 2500 年的軌道參數與溫室氣體濃度（CO₂ 約 279 ppm）作為背景；假設噴發發生在赤道附近、北半球夏季（6 月 15 日），噴發柱高 36 至 40 km；跑 10 組系集成員，每組模擬 6 年。

論文附註中的三種噴發量估計以二氧化硫計（Tg SO₂），正文則以硫計（Tg S）。兩者的換算只差分子量：

m_{S} = m_{S O_{2}} \times \frac{32}{64}, 118.6 Tg S O_{2} \approx 59.3 Tg S

1.6 排除「只是泥板剛好留下比較多」

一定會有人質疑：抵押高峰會不會只是出土偶然，或是書記作業方式改變造成的？作者做了三項檢查。

第一項：離群值檢定。 Grubbs 檢定的統計量是

G = \frac{max _{i} ∣ x _{i} - x ˉ ∣}{s}

檢定結果：424 年是離群值（p < 0.05）。移除 424 年後再檢定，425 年也是離群值。之後就沒有其他離群值。Grubbs 檢定假設資料呈常態分布，而件數資料在 0 處截斷，不符合這個假設，所以作者另外用不假設分布的 Tukey 圍籬法

[Q_{1} - 1.5 IQR, Q_{3} + 1.5 IQR]

得到相同結論：只有 425 年與 424 年是離群值。

第二項：與非抵押文書比對。 抵押件數與非抵押文書件數有弱相關（r = 0.373，p = 0.088），但這個相關幾乎完全是 425 與 424 兩年撐起來的。移除這兩年後，r 降到 0.270（p = 0.264），已經和隨機無法區分。此外，非抵押文書在 418 年以前一直維持高檔，抵押件數卻早就回落。

第三項：抵押占全部文書的比例。

425 年： \frac{21}{48} \approx 43.8%, 424 年： \frac{71}{112} \approx 63.4%

之後各年都沒有再出現這麼高的比例。作者的結論是：這兩年文書總量偏高，是抵押潮推高的，而不是反過來。

作者也回應了 van Driel 的假說（政權更迭後公司把抵押文書集中歸檔）：這個假說無法解釋為什麼抵押潮在阿爾塔薛西斯生前就已經開始。

1.7 從田間到宮廷：梅諾斯塔內斯假說

這是全文最大膽的一步。梅諾斯塔內斯是尼普爾王室倉庫的收稅官，按作者的推論，他會最先、也最直接面對稅收與收成的崩潰。國庫白銀大量流出，各地作物短缺，新王薛西斯二世即位，他卻交不出帳。作者認為，這種處境可能促使他加入索格狄亞努斯的政變。

如果這個推論成立，就是一場地方危機向上傳導，引爆了帝國頂層的分裂。

1.8 原文沒提到、但值得補上的材料

(a) 巴比倫農業曆與椰棗的脆弱時段

巴比倫月份（約當公曆）	大麥	椰棗	論文推論的氣候異常
尼散月（3 至 4 月），新年開始	將熟	授粉，需要乾燥	春季降雨增加，且 423 年仍然顯著
5 至 6 月	收割	結果	—
6 至 8 月	—	果實發育，需要高溫	降溫超過 4.5°C
9 至 11 月	播種	熟成採收，需要乾燥	秋雨增加

(b) 預估產量制（imittu）

新巴比倫到早期阿契美尼德時期的神廟檔案（例如烏魯克的埃安那神廟）裡，常見一種制度：在採收前預先估定椰棗產量，佃農按估定量繳納。這套制度會把氣候風險整個轉嫁給佃農與中間承包人。如果穆拉舒體系也類似地固定以椰棗計算租額（穆拉舒的租約確實常以實物訂定租額），那麼一次突發歉收就會立刻轉化成債務。這可以補強論文所說的傳導機制。

(c) 「每天多下 1 毫米雨」到底多嚴重？

尼普爾一帶（今伊拉克迪瓦尼耶省）年雨量大約只有 100 到 150 毫米。

1 mm/day \times 365 \approx 365 mm/yr

也就是說，模式推算的雨量相當於平常的二到四倍。這個數字非常驚人，後文會回頭檢驗它。

(d) 火山規模比較

噴發	注入量（約）	已知後果
皮納圖博火山，1991	15 至 20 Tg SO₂	全球降溫約 0.5°C
坦博拉火山，1815	約 56 Tg SO₂	1816 年「無夏之年」、歐洲饑荒、雲南大饑荒
薩馬拉斯火山，1257	約 119 Tg SO₂	1258 年倫敦饑荒；倫敦聖瑪麗醫院遺址（Spitalfields）的集體墓坑經碳十四重新定年為 1250 年代
UE426	約 118 至 128 Tg SO₂	本文主角

(e) 同一時期的希臘紀錄

論文呼籲「凡是 426 至 421 年有文獻的地方，都應在作物減產的脈絡下重讀」。修昔底德正好留下了這幾年的紀錄：

雅典瘟疫在 427/6 年冬季捲土重來，同時多處發生地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3.87）。
426 年夏季地震引發海嘯（3.89）。
425 年春季埃特納火山噴發（3.116）。要注意的是，UE426 兩極都有沉積，應是熱帶火山，所以埃特納不是元兇，只是剛好同期。
425 年雅典大幅調高盟邦貢金；421 年簽訂尼西亞斯和約。

這些都不是火山影響的證據，但列在一起，可以作為重讀這段歷史的候選清單。

(f) 另一個「由上而下」的舊說

Olmstead 在 1948 年提出「白銀流失說」：波斯的重稅把巴比倫的白銀抽進王室寶庫，導致通膨與民生凋敝。希羅多德《歷史》3.96 也記載，波斯國王把貢銀熔鑄後存進陶甕，需要時再切下使用。這個說法後來被 Stolper 與 van Driel 修正，但它和 Stolper 的內戰說一樣，都是把國家放在因果鏈的起點。Kostick 等人的新意，正是把起點換成國家無法控制的自然。

(g) 巴比倫的紀年文書

就目前所知，巴比倫的紀年文書裡似乎沒有以薛西斯二世或索格狄亞努斯紀年的例子，文書從阿爾塔薛西斯的紀年直接接到大流士二世。這說明巴比倫地區在王位爭奪期間的政治歸屬本身就很曖昧，而尼普爾正處在這個漩渦的中心。

二、羅馬篇：鉛汙染能不能當古代 GDP？

2.1 問題意識與學術史

古代經濟缺乏逐年的量化資料。冰芯鉛值是少數可以達到年分辨率的指標，但它究竟在反映什麼，爭論了六十年：

年代	學者	主張
1965	Gilfillan	鉛中毒導致羅馬衰亡（後來普遍被否定）
1960 年代至 1994	Patterson、Hong 等	鉛汙染反映銀礦枯竭，進而造成鑄幣短缺；估計羅馬鉛年產量達 8 萬噸
2005	De Callataÿ	鉛可以作為白銀鑄幣與整體經濟的代理指標，但資料點太少
2009	Scheidel	鉛只反映採掘能力，不能代表經濟表現
2009	Wilson	鑄幣量與鉛汙染同步起伏；安東尼瘟疫後西班牙礦場廢棄
2018	McConnell 等	建立年分辨率的鉛序列，以敘事方式連結擴張、戰爭與瘟疫，但沒有做正式統計
2020	Pavlyshyn 等	做了五個世紀的趨勢分析，認為鉛序列不符合「早期帝國持續成長」的共識
2025	McConnell 等	把焦點轉向鉛暴露對認知能力的長期傷害
2026	本文	首次把年度多元時間序列迴歸用在古代短期經濟波動上

2.2 概念框架

作者把各變數之間的關係畫成箭頭：

箭頭 1：經濟活動影響格陵蘭鉛汙染。這是本文要驗證的核心假設。
箭頭 2、3：夏季溫度影響農業剩餘，農業剩餘再影響經濟活動。
箭頭 4、5：窖藏銀幣數量代理鑄幣產出，鑄幣產出與經濟活動之間可能雙向互動。
箭頭 6：戰爭與經濟活動之間也可能雙向互動。

研究期間刻意限定在 Pax Romana（前 27 年至後 180 年），理由有三：政治制度穩定、疆域大致穩定、沒有改變鉛使用強度的重大技術轉變。在這樣的時段裡，才比較能把短期波動解讀為經濟起伏。

2.3 資料

變數	來源	處理方式	注意事項
鉛汙染（被解釋變數）	McConnell et al. 2018，NGRIP2	年度值經 11 年中位數濾波；迴歸前標準化	只能代表西歐與中歐
夏季溫度距平	Büntgen et al. 2011，阿爾卑斯樹輪	年度值	單一區域的重建
銀幣產量	牛津羅馬帝國錢幣窖藏計畫，3000 多個窖藏、16 萬多枚錢幣	依鑄造年代（而非埋藏年代）分配	另建金幣與銅幣序列作穩健性檢驗
戰爭	22 場戰爭與大型叛亂	0/1 虛擬變數	無法反映戰爭規模

錢幣序列的建構方式是：一枚錢幣如果只能定年到某個區間，就把它平均分攤到區間內的每一年。

q_{t} = i = 1 \sum C c_{i} p_{i} (t), p_{i} (t) = {\frac{1}{1 + ( t _{i 1} - t _{i 0} )} if t \in [t_{i 0}, t_{i 1}] 0 otherwise

依鑄造年代而非埋藏年代分配，是為了避開一個內生性問題：動亂時期人們比較會埋錢，也比較可能再也挖不回來。

2.4 模型與計量處理

基準模型是：

Lead_{t} = β_{0} + β_{1} Temp_{t} + β_{2} ln (Coins_{t}) + β_{3} War_{t} + τ t + ε_{t}

計量上的處理包括：

使用落後一期的 Newey–West 標準誤，理由是殘差的偏自我相關函數只在落後一期出現尖峰。
以 ADF 與 Phillips–Perron 檢定確認平穩性：鉛與溫度序列平穩；錢幣序列在加入趨勢後平穩。
作者主張，所有變數都是某種濾波後的重建值，因此迴歸辨識的不是嚴格的逐年關係，而是「濾波後殘存頻率」上的關聯。他們也主張，古典型的測量誤差只會讓係數往零偏，所以結果屬於保守估計。

作者對各係數符號的預期：

係數	預期	理由
$β_{1}$ （溫度）	正	地中海地區以小麥為主，小麥怕冷多於怕熱；北方則溫暖有利於作物
$β_{2}$ （銀幣）	不確定	若類似現代的財政擴張，應為正；若增鑄與貶值多發生在困難時期，應為負
$β_{3}$ （戰爭）	傾向負	戰爭帶來破壞與資源錯置，但戰利品也可能刺激經濟

2.5 結果

主要迴歸結果（被解釋變數為標準化後的鉛汙染）：

設定	溫度	ln(銀幣)	戰爭	調整後 R²
三變數＋線性趨勢	+0.374***	−0.158**	−0.583***	0.262
三變數＋二次趨勢	+0.127（p ≈ 0.11）	−0.140**	−0.556***	0.456
不含趨勢	+0.378***	−0.136***	−0.580***	0.265
三種錢幣同時放入	+0.29***	銀 −0.26*／金 +0.23／銅不顯著	−0.57***	0.31

係數的白話意義：

夏季每暖 1°C，鉛汙染約上升 1/3 個標準差。
戰爭年份的鉛汙染比和平年份低約半個標準差。
論文說銀幣產量加倍，鉛汙染下降約 0.16 個標準差。這個說法有誤。從圖 3 的數值範圍推算，式中的 ln 應是自然對數（若為常用對數，年產量會高達千萬枚；若為以 2 為底的對數，總量又兜不到十餘萬枚），所以加倍的效果應該是

Δ = β_{2} ln 2 \approx - 0.158 \times 0.693 \approx - 0.11 個標準差

0.16 對應的其實是錢幣變成約 2.7 倍（也就是 e 倍）的效果。這是一個小瑕疵，不影響結論的方向。

作者的穩健性檢驗包括：

切成五個 40 年子樣本：多數子樣本的係數符號不變。但 140 至 180 年的錢幣係數轉正，98 至 139 年的戰爭係數也轉正。作者認為後者正好對應圖拉真征服達契亞，大量黃金流入並資助了圖拉真廣場等大型工程。
依序剔除各子樣本：係數大致穩定。
安慰劑檢定：改用加拿大洛根山冰芯的鉛值（汙染主要來自東北亞）作為被解釋變數，三個變數都失去解釋力；再控制當地硫酸鹽後結果也一樣。

2.6 作者的翻案論點

論點一：格陵蘭的鉛主要不是來自煉銀。 作者做了一個數量級的估算。即使採用每年 50 噸白銀的寬鬆上限，按鉛銀比約 300:1 計算：

50 t \times 300 = 15, 000 t, \frac{15 , 000}{80 , 000} \approx 19%

煉銀附帶的鉛不到總產量的兩成。就算假設灰吹法的排放係數加倍（10%，一般冶煉取 5%），煉銀在排放中的占比也只有：

\frac{15 , 000 \times 0.10}{15 , 000 \times 0.10 + 65 , 000 \times 0.05} = \frac{1 , 500}{4 , 750} \approx 32%

論點二：鉛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市場。 普林尼記載，不列顛的鉛礦淺而豐富，產量因此受到法律限制（《博物志》34.164）。會受到管制，表示鉛的生產是在回應市場需求。

論點三：同位素溯源的方法有侷限。 Rosman 1997 年認為格陵蘭的鉛有七成來自西班牙的力拓礦區，但那是用「只有兩個端元」的混合模型推出來的。羅馬的採礦活動其實分散在多個地區，兩端元模型會把其他來源的訊號硬塞進兩個礦區。而且同位素只能告訴我們礦石來自哪裡，無法告訴我們開採的目的是提銀還是產鉛。

論點四：金幣與銀幣走在不同的經濟迴路上。 金幣用於高價交易、儲蓄與國際貿易，因此與繁榮同步。銀幣主要用於軍餉等經常性國家支出，財政吃緊時常靠貶值或回收重鑄來增發，因此呈現逆景氣的走勢。

論點五：反駁長時段的用法。 用鉛值來看跨越兩千年、從腓尼基到蠻族王國的經濟（McConnell），或是橫跨五個世紀、疆域劇烈變動的羅馬（Pavlyshyn），都會把「疆域與技術結構的變化」誤讀為「經濟表現的變化」。此外，沒有人口資料就無法談人均成長，所以 McConnell 所說的「持續成長」也需要保留。

2.7 原文沒提到、但值得補上的材料

(a) 第納里烏斯銀幣的成色變化（文獻常見的概略值）

時期	含銀量（約）
奧古斯都	97% 以上
尼祿 64 年改革後	約 93%，重量也同時下降
圖密善 82 年	短暫回升到約 98%
圖拉真	約 85 至 90%
馬可·奧里略	約 75 至 80%
塞維魯王朝	約 50% 出頭

成色下降，代表同樣的白銀可以鑄出更多枚錢幣。因此錢幣「枚數」上升，不見得代表新開採的白銀增加。這在機制上支持了作者「銀幣增發與採礦脫鉤」的看法。

(b) 回收重鑄與窖藏的構成偏差

卡西烏斯·狄奧記載，圖拉真在 107 年把磨損的舊幣全部熔毀重鑄（《羅馬史》68.15）。加上尼祿改革後，較重的舊幣會依葛雷欣法則被優先收藏或熔化，時代越早的錢幣在窖藏中越容易被低估。這一點在第五節的檢驗裡非常關鍵。

(c) 不列顛的鉛

羅馬在 43 年開始征服不列顛。門迪普丘陵（Mendips）出土的鉛錠上刻有 49 年的皇帝銘文，表示征服後短短幾年，當地鉛礦就已經投入生產。不列顛離格陵蘭很近，在大氣傳輸模式中的權重很高。換句話說，研究期間內有一個重要的產鉛區被新加進了訊號裡。

(d) 國家的礦業管理

葡萄牙阿爾茹斯特雷爾出土的青銅法版（Vipasca 銅表，哈德良時期）詳細規範了礦區的租賃、稅率與經營規則。這是國家管理礦業的直接證據。

(e) 地中海小麥的收成時間

地中海地區的冬小麥大多在 5 至 6 月收割，而模型使用的是 6 至 8 月的夏季溫度。對地中海作物來說，這個時段大部分落在收成之後。

(f) 同一篇 Büntgen 2011 的另一份資料

Büntgen 等人 2011 年那篇論文其實有兩條重建序列：用法德地區橡木重建的 4 至 6 月降水，以及用阿爾卑斯針葉林重建的 6 至 8 月溫度。論文圖 1 的說明文字描述的是橡木對應降水的涵蓋範圍，迴歸用的卻是阿爾卑斯溫度序列。這篇論文還整理了建築木料的砍伐年代頻率，可以作為建築活動的代理指標，正好能用來直接檢驗「鉛需求來自建設」這個假說。

三、並讀：同一根冰芯，兩種讀法

比較維度	波斯篇	羅馬篇
時空	巴比倫行省，前 426 至 421 年，約 5 年	羅馬帝國西歐部分，前 27 年至後 180 年，約 208 年
使用的冰芯訊號	硫（全球訊號）	鉛（區域訊號）
冰芯在因果鏈中的位置	起點（外生衝擊）	終點（被解釋變數）
在地經濟資料	穆拉舒抵押文書，逐年、單一公司	窖藏錢幣，按鑄造年代攤提
在地經濟的特色	椰棗單一作物＋封地軍役制	鉛作為大宗工業原料＋三種金屬的貨幣體系
時間分辨率	文書是逐年的，但氣候證據有 ±1 至 2 年的誤差	名義上逐年，實際上被 11 年濾波拉到接近十年尺度
方法風格	證據鏈加上情境推理	迴歸加上安慰劑檢定
翻案對象	Stolper 的內戰徵兵說	McConnell 的「鉛等於銀等於鑄幣」說
國家的角色	從「起因」降為「放大器」	從「汙染源」降為「逆景氣的症狀」
最弱的一環	沒有任何近東在地的氣候證據	錢幣序列的構成偏差，以及標準誤低估

兩篇之間有一個結構上的相似之處：舊解釋都以國家或菁英的行動為第一因，新解釋都把國家降為次要角色。波斯篇把「奧克斯徵稅」降成加壓的因素；羅馬篇把「國家鑄銀」降成財政壓力的症狀，真正的訊號改為來自民間與公共建設的鉛需求。這反映了近二十年經濟史的一個共同轉向：從帝國的中心往下看，看的是收成與建材。

四、自然物質 × 在地經濟：更多的史學翻案

4.1 兩篇的翻案邏輯

波斯篇的翻案屬於「共同原因」型。在因果推論的語言裡，Stolper 觀察到「內戰」與「抵押潮」同時發生，就推論前者造成後者。Kostick 等人則指出，兩者可能有一個共同的上游原因：

舊說（Stolper）
  王位危機 → 奧克斯徵兵徵稅 → 封地持有人缺現金 → 抵押暴增

新說（Kostick 等）
  UE426 噴發 → 中東冷濕 → 椰棗歉收
      ├→ 封地持有人付不出稅與代役金 → 抵押潮（425 年起）
      └→ 尼普爾倉庫稅收崩潰 → 收稅官梅諾斯塔內斯承受壓力？
             → 參與弒殺薛西斯二世 → 王位內戰
             → 奧克斯徵兵 → 抵押再被推高（424 年末至 423 年）

判斷的關鍵在時序：抵押高峰在內戰前一年就已經出現，因此內戰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

羅馬篇的翻案屬於「訊號重新詮釋」型：

舊說（McConnell 2018 等）
  開採銀礦與灰吹 → 鉛排放 → 格陵蘭鉛值；鉛值約等於銀產量，約等於鑄幣量

新說（Oddo 等）
  夏季溫暖 → 農業剩餘 ──┐
  和平 ──────────────────┼→ 建設與民生的鉛需求 → 鉛冶煉 → 格陵蘭鉛值
  財政壓力 → 增鑄銀幣（負向）
  繁榮 → 金幣流通（正向）

4.2 兩篇的缺憾，以及需要修正的細節

這兩篇之所以無法互相參照，是因為各自缺了對方擁有的那一半資料：

巴比倫缺在地的冰芯鉛紀錄。 格陵蘭冰芯對巴比倫只能代表火山活動，看不到當地的冶金。因此無法檢驗「內戰是否讓白銀的使用暴增」。
羅馬缺像穆拉舒檔案那樣逐年、高解析度的經濟文書。 因此無法直接確認「鉛工業與金幣同步、與國難時期的銀幣反向」是否屬實。

把這個對照再往前推，有幾個細節需要修正或細化：

原本的直覺	修正或細化
巴比倫的鉛汙染應該與銀幣灰吹正相關	阿契美尼德時代的巴比倫幾乎不用鑄幣，流通的是秤量白銀（碎銀），文書常註明白銀的成色。王室貢銀則熔鑄後存進陶甕（希羅多德 3.96）。兩河沖積平原也沒有銀礦，白銀來自安納托利亞、愛琴海等地的進口，灰吹主要發生在礦區。因此就算巴比倫當地有鉛的紀錄，也只會看到零星的精煉活動，看不到國家財政的起伏。
巴比倫民生不像羅馬那樣大量用鉛	正確。兩河流域的防水材料用的是瀝青，建築以泥磚為主，鉛只用於小型器物。這更說明鉛在當地無法成為經濟活動的代理指標。
類似中世紀歐洲（鉛汙染主要來自煉銀）	只對一半。McConnell 等人 2019 年的研究確實顯示，中世紀北極鉛汙染主要追蹤白銀產量。但 Loveluck 等人 2020 年的研究發現，12 世紀英格蘭的鉛大量用在修道院與城堡的屋頂。中世紀同樣是「白銀與建材」兩種來源的混合。
巴比倫可以檢驗「內戰導致銀幣大增」	比較可行的做法是看文書本身：穆拉舒檔案記載了每筆借款的白銀數額與利率。「國家施壓」的訊號應該表現為白銀稀缺，也就是借款額與利率上升、債務監禁契約增加，而不是鑄幣量增加。
羅馬的「金幣正相關、銀幣負相關」	這是作者的詮釋，他們自己也承認無法檢驗機制。而且第五節會說明，銀幣的負相關主要是由前 70 年撐起來的。

4.3 案例總表：其他「自然物質 × 在地經濟」的翻案

案例	自然物質數據	在地經濟或文本資料	舊說	翻案內容	爭議程度
托勒密埃及的叛亂（Manning et al. 2017, Nat. Commun.）	冰芯火山序列、尼羅河水位	紙草、祭司敕令、叛亂年表	族群矛盾、苛稅	火山噴發壓抑尼羅河氾濫，觸發叛亂；托勒密三世在前 245 年從第三次敘利亞戰爭撤軍，也與國內叛亂有關	中等
奧克莫克二號火山，前 43 年（McConnell et al. 2020, PNAS）	冰芯中的火山灰地球化學比對、樹輪、石筍	埃及饑荒、羅馬內戰	純政治敘事	羅馬共和晚期與托勒密王朝末年遭遇極端寒冷	影響幅度仍有爭議
西台帝國崩潰（Manning et al. 2023, Nature）	戈爾迪翁出土的刺柏年輪，顯示前 1198 至 1196 年連續三年嚴重乾旱	西台與烏加里特之間請求運糧的書信	「海上民族」入侵	多年乾旱是崩潰的觸發因素	中等
新亞述帝國（Sinha et al. 2019, Sci. Adv.）	伊拉克庫爾德地區庫納巴洞穴的石筍	亞述書信中的旱災紀錄（Schneider & Adalı 2014）	繼承戰爭、巴比倫與米底聯軍	帝國在濕潤期興起，在 7 世紀的特大乾旱中衰落	高
腓尼基人西進（Eshel et al. 2019, PNAS）	黎凡特碎銀窖藏的鉛同位素	窖藏年代	前 8 世紀才開始向西殖民	伊比利亞與薩丁尼亞的白銀更早就已流入黎凡特	年代結論較穩，路線仍有爭論
第二次布匿戰爭的財政（Albarède et al. 2016）	羅馬銀幣的同位素	李維的戰爭敘事	—	取得西班牙礦區後，伊比利亞白銀進入羅馬鑄幣，顯示戰爭財源的轉換	中等
法蘭克王國由金幣轉向銀幣（Loveluck et al. 2018, Antiquity）	阿爾卑斯山 Colle Gnifetti 冰芯的鉛	錢幣學的分期	僅靠錢幣風格定年	640 至 670 年代鉛值上升，以年分辨率重新定位貨幣轉型的時間	中等
安茹帝國的逐年政治經濟（Loveluck et al. 2020, Antiquity）	Colle Gnifetti 冰芯的鉛	英格蘭國庫卷宗（Pipe Rolls）中的鉛銀產量	—	冰芯鉛值的年度起伏與國庫帳簿記載的產量相吻合，政治危機年份出現低谷	較低
黑死病期間的鉛值谷底（More et al. 2017, GeoHealth）	Colle Gnifetti 冰芯的鉛	礦業崩潰	工業化以前的鉛值就是「自然背景值」	真正的自然背景值只在 1349 至 1353 年出現，此前的所謂背景值其實也有人為汙染	較低
巴爾幹的鉛汙染（Longman et al. 2018, PNAS）	塞爾維亞的泥炭沼	—	以格陵蘭鉛值為準的「後羅馬崩落」敘事	巴爾幹的軌跡與西歐不同，西羅馬滅亡後並未同步崩落	中等
馬雅古典期崩潰（Kennett et al. 2012, Science）	貝里斯 Yok Balum 洞穴的石筍	紀年石碑的數量與戰爭銘文的頻率	內部政治或生態破壞	乾旱期與戰爭增加、政治解體同步	中高
吳哥的衰落（Buckley et al. 2010, PNAS）	越南福建柏的年輪	水利工程考古	1431 年大城王朝攻陷吳哥	特大乾旱與暴雨交替，摧毀了水利系統	中等
格陵蘭的諾斯人聚落（Star et al. 2018; Barrett et al. 2020）	海象牙製品的古 DNA	歐洲的象牙貿易	氣候變冷導致聚落凍死	聚落是以海象牙出口為生的經濟體，興衰取決於歐洲市場	中等
明朝的覆亡（Zhang et al. 2008, Science；Atwell 的白銀說）	甘肅萬象洞的石筍	白銀流入量、災荒紀錄	吏治腐敗	季風減弱加上白銀輸入中斷	高（von Glahn 等人質疑白銀說）
反向翻案：查士丁尼瘟疫（Mordechai et al. 2019, PNAS）	花粉	紙草、法律、錢幣、銘文	瘟疫造成毀滅性打擊	以同一套多重代理指標的方法，主張瘟疫的衝擊有限	高（古 DNA 研究顯示疫情擴散廣泛）

4.4 幾個特別值得對照的案例

Loveluck et al. 2020：羅馬篇最缺的那一塊。 這個研究把阿爾卑斯冰芯的逐年鉛值，與英格蘭國庫卷宗記載的鉛銀產量逐年比對。它等於示範了「冰芯加上一份穆拉舒等級的帳簿」可以做到什麼。如果羅馬也有類似的逐年產量紀錄，Oddo 等人的「民生鉛需求」假說就可以直接驗證，不必繞道窖藏錢幣。

Manning et al. 2017：波斯篇最缺的那一塊。 這個研究不是只看一次噴發，而是把數十次噴發疊合起來，做疊加時序分析，觀察叛亂在噴發後是否系統性地增加。Kostick 等人目前只有 UE426 一個案例。如果能把巴比倫天文日誌（前 385 年以後有連續的物價紀錄）與冰芯火山序列做同樣的事件研究，就能把單一個案推進成系統性的檢驗。

Eshel et al. 2019：巴比倫白銀問題的切入點。 近東的白銀以秤量碎銀的形式流通，而碎銀本身就可以做同位素分析。如果分析阿契美尼德時期巴比倫窖藏碎銀的同位素與成色，或許能看出 424 至 423 年前後白銀的來源與品質有沒有變化，例如是否混入了更多重熔的銀。這比期待一根近東冰芯實際得多。

Longman et al. 2018：提醒格陵蘭只是一個鏡頭。 巴爾幹泥炭沼的鉛紀錄與格陵蘭並不一致。這正好說明，格陵蘭鉛值只能代表西歐。羅馬篇把研究範圍限定在帝國的「西歐部分」是正確的；波斯篇則根本無法用鉛來觀察巴比倫。

Kennett et al. 2012：與穆拉舒檔案最像的方法。 這個研究用「帶紀年的石碑數量」作為政治活動強度的代理指標，和 Kostick 等人用「帶紀年的抵押文書數量」如出一轍。兩者也面臨同一個問題：文書或石碑的數量，究竟反映真實的活動，還是只反映「被記錄的活動」？

Mordechai et al. 2019：提醒這套方法能往兩個方向翻案。 多重代理指標的方法可以用來證明衝擊很大，也可以用來證明衝擊很小。這個案例提醒我們，方法本身不會偏向「災難論」，有沒有偏向，取決於研究者如何選擇與解讀證據。

4.5 如何補上兩篇的缺口

缺口	可以利用的資料	可以檢驗的問題
巴比倫：缺在地氣候證據	土耳其凡湖的年紋層沉積（逐年）、庫爾德地區的石筍（庫納巴、Gejkar）、伊朗 Zeribar 與 Mirabad 湖泊	425 至 424 年近東是否真的又冷又濕
巴比倫：缺作物層級的證據	穆拉舒抵押文書中質押標的是椰棗園還是穀田、抵押發生的月份	若火山說成立，抵押應集中在椰棗園，並集中在秋季歉收之後；大麥在濕冷下未必受損
巴比倫：缺「國家施壓」的證據	每筆借款的白銀數額、利率、債務監禁契約	423 年的借款額與利率是否跳升，藉此區分「歉收」與「徵兵」兩種效應
巴比倫：缺同期的天氣紀錄	天文日誌中的天氣與河川水位紀錄（5 世紀的存量稀少，需要逐一核對是否有涵蓋前 426 至 421 年的殘片）	是否有冷濕天氣的直接記錄
羅馬：缺逐年的產業帳簿	帶皇帝銘文的鉛錠（西班牙卡塔赫納、不列顛門迪普）、刻名鉛水管、沉船上的鉛錠貨物	鉛產出是否與金幣同步、與銀幣反向
羅馬：缺建設活動的指標	建築木料的砍伐年代頻率（Büntgen 2011；Tegel 等）	「鉛需求來自建設」的假說
羅馬：缺更近的鉛紀錄	法國阿爾卑斯山 Col du Dôme 的底冰（Preunkert et al. 2019）、西班牙加利西亞與瑞士侏羅山的泥炭	區域內的鉛汙染是否與格陵蘭一致
羅馬：溫度的外生性	借用波斯篇的方法，以火山硫酸鹽作為溫度的工具變數，或做噴發事件研究	讓溫度的效果更乾淨，也更能對應到特定年份

最後這一格值得多說一句：兩篇其實可以互相借用方法。羅馬篇可以學波斯篇，用火山作為乾淨的外生衝擊；波斯篇可以學羅馬篇，把單一個案做成時間序列迴歸，再加上安慰劑檢定。

五、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5.1 波斯篇

作者宣稱的價值	檢驗	判定
以時序推翻 Stolper 的因果解釋	425 年出現 21 件抵押，相對於平常 0 至 5 件，確實是強烈的異常。但論文沒有交代圖 1 的年份是按巴比倫曆（每年從尼散月起算，跨越兩個公曆年）還是按公曆切分，也沒有提供月份分布。如果「424 年」的 71 件大多落在 424/3 年冬季，也就是阿爾塔薛西斯死後、奧克斯募兵期間，那麼 Stolper 的解釋依然能涵蓋大部分件數，火山說主要只能靠那 21 件撐起來。反過來說，423 年只有約 6 件，也對 Stolper 不利。這一點的真正判定，要看月份層級的資料。	部分成立
把全球氣候訊號降尺度到尼普爾	冷濕的方向有文獻支持：大型熱帶噴發後，地中海與中東常出現偏濕的情況。但幅度值得懷疑。模式推算的全球降溫是 3.5 至 4°C，尼普爾超過 4.5°C，而代用指標重建的薩馬拉斯級噴發，北半球夏季降溫大約在 1°C 上下的量級。氣候模式在大型噴發上高估降溫，是已知的現象。雨量增加二到四倍也很極端。而且只用了一個模式，近東沒有任何在地的代用指標。	方向可信，幅度存疑
椰棗的減產機制	論文引用「夏季氣溫達不到 18°C 樹就長不好」，但尼普爾夏季均溫約 35°C，降 4.5°C 仍遠高於這個門檻，所以「冷」本身未必致命。比較可信的機制是：積溫不足使熟成延後，碰上變濕的秋季，導致裂果與腐爛；春雨則妨礙授粉。論文的結論可以成立，但論證的重點應該放在雨，而不是冷。	部分成立
用統計排除文書殘存的偏誤	離群值檢定與比例分析有效地證明了「425 至 424 年是真實的異常」。但這些檢定無法區分異常是火山造成的還是內戰造成的，Stolper 本人也早就承認異常存在。	成立，但作用有限
梅諾斯塔內斯的政變動機	沒有任何直接證據，是這篇論文中推測性最高的部分。作者自己也用了「可能」這樣的措辭。	存疑
方法示範的意義	這篇論文把氣候模擬直接接到一份具體的經濟檔案上，在跨領域研究上有開創性。但同一個研究群已經陸續發表了撒馬利亞陷落（前 720 年）、馬加比起義等「火山導致危機」的個案，需要警惕只挑有危機的噴發來寫的確認偏誤。需要像 Manning 2017 那樣做系統性的檢驗。	成立，但需要後續系統化

5.2 羅馬篇

作者宣稱的價值	檢驗	判定
第一個以高頻多元時間序列研究古代經濟短期波動的研究	在方法上確實新穎。但被解釋變數經過 11 年中位數濾波，實際的分辨率接近十年尺度，所謂「年度、短期」的說法有些誇大。	部分成立
以統計證實鉛值含有經濟資訊	濾波造成的序列相關會延伸到大約 10 個落後期，但作者只用落後 1 期的 Newey–West 標準誤（而且依據的是偏自我相關函數，不是自我相關函數），標準誤很可能被低估。見下方說明。	方向可信，顯著性被高估
銀幣負相關、金幣正相關	論文附表 B.4 顯示，剔除前 27 年至後 14 年這個子樣本後，銀幣係數轉為 +0.055；剔除 15 至 56 年後則不再顯著。在各子樣本內部，銀幣係數只有 15 至 56 年一段顯著。這表示負相關主要來自「早期銀幣少、鉛值高，後期銀幣多、鉛值低」的時段之間的差異，而早期錢幣正是受尼祿改革與圖拉真回收影響、在窖藏中被低估的那一批。窖藏也普遍偏向收藏較晚鑄造的錢幣。線性趨勢無法修正這類跳躍式的偏差。	脆弱
煉銀不是鉛的主要來源	數量級的估算方向合理，也有普林尼的記載與考古冶金證據支持。但「8 萬噸」這個總產量本身，部分是從冰芯鉛值與排放係數反推出來的，有一定的循環論證。	大致成立
溫暖有利於經濟	阿爾卑斯溫度能否代表地中海是個問題；地中海小麥在 6 至 8 月之前就收成了；圖 1 標示的是降水序列的涵蓋範圍；加入二次趨勢後係數不再顯著（p ≈ 0.11）；子樣本中只有 57 至 97 年一段顯著。也存在其他可能的管道，例如溫暖夏季讓北方與高山礦場更容易作業。	存疑
戰爭負相關	43 至 96 年「征服不列顛」整段都被編碼為戰爭年，所以這個虛擬變數有相當一部分等於是一個時期虛擬變數。清單中還列入了「尼祿的尼羅河探險」這種不是戰爭的項目。更重要的是，不列顛的鉛礦在這段期間加入了訊號，本身就違反「疆域穩定」這個前提。	部分成立
批評長時段的用法	疆域與技術結構會改變鉛值與經濟活動之間的對應關係，這個論點在方法上清楚而且有力。	成立

關於標準誤的問題，可以用一個直覺的估算說明。11 年的濾波窗口讓相鄰的觀測值共享大部分資料，有效的獨立觀測數大約只有

N_{eff} \approx \frac{208}{11} \approx 19

一般的 Newey–West 頻寬經驗法則是

L = ⌊ 0.75 T^{1/3} ⌋ = ⌊ 0.75 \times 20 8^{1/3} ⌋ \approx 4

而濾波結構實際需要的落後期數至少是 10。作者主張測量誤差造成的衰減偏誤會讓結果偏保守，但衰減偏誤只影響係數大小，不會修正被低估的標準誤。係數的方向可能沒錯，星號的數量則值得打折扣。

此外還有幾處小的不一致：前面提到的「加倍對應 0.16 個標準差」；安慰劑檢定的正文說調整後 R² 為負，表 3 列出的卻是 0.027 與 0.025，而且洛根山迴歸中的錢幣係數在不含趨勢時有 10% 水準的顯著。另外，洛根山的汙染來自東北亞、傳輸路徑完全不同，只能排除「全球性的共同自然因素」，無法排除溫度影響歐洲往格陵蘭的傳輸。

5.3 總評

波斯篇最大的貢獻，是一個乾淨的時序觀察（抵押潮早於內戰），加上一條橫跨冰芯、樹輪、模式與農學的完整證據鏈。它把一個困擾學界四十年的謎團，重新框定為「自然衝擊與政治衝擊疊加」的問題。弱點在於，證據鏈的最後一段，也就是近東當地的氣候與收成，完全依賴模式推論，沒有任何在地的觀測；最戲劇性的宮廷政變部分也只是推測。它最適合被看成一個強而可以檢驗的假說，而不是已經定案的結論。

羅馬篇最大的貢獻，是把「鉛等於銀」這個流傳六十年的預設拆解開來，並且清楚說明了鉛值在什麼條件下才能當作經濟代理指標：疆域、技術與產業結構都要穩定。這個方法論上的警告很可能是全文最持久的貢獻。弱點在於，它最吸引人的發現（金幣正、銀幣負）在計量上比論文呈現的脆弱，錢幣序列的構成偏差與低估的標準誤都還需要回應。

兩篇共同的價值，在於它們示範了自然檔案可以從歷史的背景資料，變成可以檢驗的變數。一篇讓冰芯提供原因，一篇讓冰芯提供結果，兩篇都各自缺了另一半的資料。下一步真正的突破，大概會出現在有人把冰芯（或湖泊紋層、石筍）、逐年的經濟帳簿與系統性的統計檢驗三者同時放進同一個研究設計的時候。Loveluck 等人 2020 年對安茹帝國的研究，已經展示了這種設計可以做到什麼。

結語

兩千四百年前某座不知名的熱帶火山噴發，影響了尼普爾的椰棗收成，也可能間接影響了波斯王位的歸屬。兩千年前羅馬人鋪設水管、修建屋頂時冶煉的鉛，一部分隨風飄到了格陵蘭。兩篇論文都在做同一件事：把冰層裡的化學物質，轉換成人類社會的經濟紀錄。

這種轉換最需要的，是清楚知道每一種訊號能說明什麼、不能說明什麼：硫是全球訊號，鉛是區域訊號；文書的件數不等於經濟活動，錢幣的枚數也不等於白銀的數量。兩篇論文都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重要的新解釋，也都還需要後續的在地資料與系統檢驗來確認。

Academic human capital i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regions, 1200–1793

鄭仕群 — Wed, 30 Sep 2026 20:43:03 +0000

Matthew Curti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David de la Croix, Filippo Manfredini, Mara Vitale (UCLouvai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ume 101, 2026, 101756
https://doi.org/10.1016/j.eeh.2026.101756.

這篇在講什麼故事？

這是一篇「資料論文」。作者公開了一套 1200–1793 年歐洲大學教授與學院院士的年度人力資本時間序列，可以依城市、現代國家和 18 個「歷史巨型區域」三種尺度取用。
核心創新是從個人往上加總。資料庫 RETE 收錄約 8.8 萬名學者，每位學者依其在 VIAF（圖書館權威檔）、維基百科、Wikidata 的數位足跡，用主成分分析算出一個人力資本指數 qᵢ。
資料重現了幾個經濟史上的熟悉故事，包括南北歐「小分流」、黑死病與三十年戰爭的衝擊、學院與大學的互補、神聖羅馬帝國新舊教區的分歧，以及蘇格蘭啟蒙的晚期躍升。

一、論文基本資料

項目	內容
資料來源	RETE（Repertorium Eruditorum Totius Europae）v1.1：約 88,000 名學者、375 個機構、684 份二手文獻
時間範圍	原始資料涵蓋 1000–1800 年，分析取 1200–1793 年
地理尺度	城市、現代國家、18 個歷史巨型區域
資助	歐洲研究委員會 ERC 計畫「Did elite human capital trigger the rise of the West?」，以及比利時 F.R.S.-FNRS

為何截止在 1793 年？ 法國大革命的國民公會在 1793 年廢除了全法國的大學與學院，這套政策隨後被軍隊帶往鄰近地區。作者不希望把這場政治劇變和長期結構趨勢混在一起，所以把分析停在革命爆發前。

二、問題意識：為什麼前工業時代的人力資本一直「量不到」？

2.1 理論背景

在 Oded Galor 的統一成長理論（Unified Growth Theory）裡，人類發展被切成幾個階段，人力資本到了最後階段才成為主角。作者認為這種分期雖然好用，卻低估了工業革命前的人力資本累積。已有不少研究指出，這種累積在前工業時代就已經開始，例如 Boucekkine 等人（2002）、Squicciarini 與 Voigtländer（2015），以及 de Pleijt（2018）。

問題在於資料。過去談前工業時代的人力資本，多半只能用總體代理變數，看到的是分布的「中心趨勢」，看不到頂端的人。這篇論文要補的正是上尾（upper-tail）人力資本，也就是生產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的那群人。

2.2 既有量尺與其盲點

下表把論文提到的量尺，和幾個論文沒提但相關的研究（標 ★）放在一起比較：

量尺	代表研究	捕捉分布的哪一段	主要限制
簽名識字率	Cressy (1977)；Allen (2003)；法國 Maggiolo 調查★	底層（能否寫出自己的名字）	會簽名不等於會閱讀；女性與未婚者容易被低估
年齡堆積（計算能力）	A'Hearn, Baten & Crayen (2009)	底層	只反映最基本的算術能力
平均受教年數	de Pleijt (2018)	平均值	前現代的學校紀錄稀少
技能溢價	van Zanden (2009)	價格面	混入了供需與制度因素
書籍產量與消費	Baten & van Zanden (2008)；Buringh & van Zanden (2009)	中上層（進階讀寫）	產量不等於吸收，書籍也會跨境流通
《百科全書》訂閱密度★	Squicciarini & Voigtländer (2015)	上尾	只涵蓋 18 世紀法國
機械工匠與發明者★	Meisenzahl & Mokyr (2012)；Kelly, Mokyr & Ó Gráda (2014, 2023)	上尾（技術型）	以英國為主
知名人物資料庫	de la Croix & Licandro (2015)；Laouenan et al. (2022)；Serafinelli & Tabellini (2022)	上尾	繼承了百科編纂的選擇偏誤
科舉進士數★	Chen, Kung & Ma (2020)	上尾（東亞）	只衡量考試是否成功
RETE qᵢ（本文）	Curtis et al. (2026)	上尾（學術型），個人層級	見第八節

從這張表可以看出，RETE 的定位是補齊「上尾」這一格，而且是少數能落到個人層級的量尺。作者強調，大學與學院是前工業時代少數能完整重建「成員名單」的教育機構，這一點讓它的微觀結構在同類資料中相當罕見。

三、資料基礎：RETE 與「由下而上」的蒐集策略

	由上而下（常見做法）	由下而上（RETE）
起點	百科全書、圖書館目錄、名人資料庫	各大學與學院的專門史料（校史、教授名錄、院士名錄）
母體定義	「有名的人」，邊界模糊	「曾任職於學術機構的人」，邊界清楚
選擇偏誤	只收到「被記住的人」	無名的講師也會被收進來
代表研究	Laouenan et al. 2022；Chaney 2020（圖書館館藏）	本文

幾個重要的收錄原則：

收誰：大學教授，以及文藝復興學院與 17–18 世紀科學學院的成員，涵蓋神學家、法學家、人文學者、醫師與科學家。
刻意排除：「情人、詩人與傳道者」，這是作者自己的說法，不過學院成員裡偶爾還是會出現這類人。
社會功能：這些學者訓練出教區神父、公證人、教師、醫師、天文學家，屬於前工業社會的專業骨幹。
可查證性：每一筆個人資料都附上出處，可在 RETE 專案網站查詢；資料庫也仍在持續擴充中。

四、把學者變成一個數字：人力資本指數 qᵢ

4.1 為什麼不用薪資？

勞動經濟學最常用薪資當人力資本的代理變數，但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學界行不通，原因有三：

薪資資料零散、殘缺，很多根本沒有留下來。
報酬形式五花八門，包括學生繳的費用、實物（房租、葡萄酒、穀物），以及容易受外部衝擊影響的固定薪。
神學教授常常沒有支薪，收入來自大學以外的教會俸祿（prebend），和學術表現關係不大。

4.2 三個數位來源與 11 個指標

作者改用「今日的可見度」來衡量。來源有三個：VIAF 提供書目產出與影響，維基百科反映「對社會的服務」（例如當上大使、教宗或聖人），Wikidata 則能補收一些只出現在各國國家傳記辭典、沒有維基頁面的人，並列出學術以外的職務。

#	指標	來源	範圍
1	最長維基頁面字元數（依〈馬可福音〉各語言長度校正）	維基百科	60 – 261,408
2	有頁面的語言版本數	維基百科	1 – 219
3	出版國數	VIAF	0 – 82
4	出版商數	VIAF	0 – 33
5	書目標題數	VIAF	0 – 788
6	共同作者數（實際上多是審查者、受獻者等）	VIAF	0 – 43
7	有 ISBN 的出版品數	VIAF	0 – 2,784
8	1900 年前出版品數	VIAF	0 – 10,708
9	1900 年後出版品數	VIAF	0 – 7,307
10	外部識別碼數（其他百科的收錄）	Wikidata	0 – 327
11	職業數	Wikidata	0 – 24

沒有維基頁面的人，一律視為頁面長度 60 字元。作者認為這是合理的標準化處理。

4.3 超級明星經濟學與 asinh 轉換

這是全文最有理論趣味的地方。作者拿兩位法蘭西學術院院士做對比：

	伏爾泰（1694–1778）	巴托（Charles Batteux, 1713–1780）
書目標題數	396	54
最長維基頁面（標準化字元）	120,896	5,645

伏爾泰的產出是巴托的 7 到 20 倍，但他的「人力資本」真的高出十倍以上嗎？作者援引 Rosen（1981）的超級明星經濟學來回答：報酬是才能的凸函數，才能上的小差距會被放大成可見產出上的大差距。反過來說，要從產出推回人力資本，就應該套用一個凹函數。作者選的是反雙曲正弦函數：

asinh (x) = ln! (x + x^{2} + 1)

選它而不選對數，是因為 asinh(0) = 0，可以直接處理「毫無書目紀錄」的學者，不必另外補值。

4.4 主成分分析的結果

變數（皆取 asinh）	PC1（qᵢ）	PC2（pᵢ）
維基最長頁面字元數	0.29	−0.02
維基語言版本數	0.26	−0.46
VIAF 出版國數	0.32	0.04
VIAF 出版商數	0.32	0.24
VIAF 標題數	0.33	0.20
VIAF 共同作者數	0.32	0.27
VIAF ISBN 數	0.23	−0.66
1900 年前出版品	0.32	0.18
1900 年後出版品	0.29	−0.34
Wikidata 外部識別碼	0.32	0.17
Wikidata 職業數	0.30	0.10
特徵值	8.49	0.91
解釋變異比例	77%	8%

第一主成分的所有負荷量都是正值，而且大小相近（約 0.3），可以解讀成一個「總體知名度」因子。作者據此寫出人力資本指數（論文式 1）：

q_{i} = - 1.38 + 0.31 LengthWikiN + 0.29 NWikiLanguage + 0.36 countries + 0.36 publishers + 0.36 titles + 0.35 coauthors + 0.27 isbn + 0.36 pubbef1900 + 0.33 pubaft1900 + 0.30 nidentities + 0.30 noccupations

常數項 −1.38 的設計，是讓一個在三個平台都查無資料的人剛好得到 qᵢ = 0。

4.5 終身存量，而不是當年存量

作者特別說明，qᵢ 並不是 Becker（1964）意義下「隨年齡累積、死亡歸零」的人力資本，而是一生加上身後所有存留出版品的累積存量。若只用「存留出版品」一個維度來簡化，它和逐年出版量 pub(s) 的關係是：

\int_{出生 今日} pub (s) d s = sinh (q_{i})

作者承認這是權宜之計，理由有三：

要建構隨年齡變動的指標，需要精確的初版年份，VIAF 目前做不到，中世紀手稿更難定年。
如果改成隨時間變動的指數，就得把身後的名聲硬分配到某個職涯階段，還得對學識的折舊做一堆無法驗證的假設。
如果乾脆丟掉身後出版的部分，早期學者會流失大量資訊。

4.6 排行榜：誰是歐洲史上「人力資本」最高的學者？

名次	人物	主要機構	qᵢ
1	馬丁·路德	威登堡大學	19.64
2	伏爾泰	15 所學院	19.21
3	盧梭	第戎學院	19.01
4	阿奎那	巴黎大學	18.83
5	席勒	耶拿大學	18.81
6	康德	柯尼斯堡大學	18.67
7	斯威夫特	都柏林的學院	18.61
8	狄德羅	普魯士學院	18.42
9	伊拉斯謨	魯汶大學	18.39
10	馬基維利	柏拉圖學院（佛羅倫斯）	18.32

這份榜單有幾個值得玩味的地方：

第一位科學家是笛卡兒（第 11 名），牛頓排第 26 名，伽利略第 29 名。整份榜單明顯偏向文學、宗教與政治思想人物，這其實是維基百科「知名度」的特徵，不完全是學術貢獻。
有些人和機構的連結很薄弱，作者自己也承認。盧梭和第戎學院的關係主要是那篇 1750 年的得獎徵文；邊沁在牛津是學生，是否教過書存疑；詩人維庸拿過巴黎大學的碩士，但大概沒教過書。
「學院」的定義很寬。馬基維利掛在佛羅倫斯柏拉圖學院圈子下，這類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社團，和皇家學會這種科學機構在性質上相差很遠。
排行榜只列到約第 27,646 名（qᵢ = 0.17）。這表示 8.8 萬名學者中，大多數人的 qᵢ 都是 0。
作者指出，這份排名和 Schich 等人（2014）、Yu 等人的 Pantheon（2016）等當代名人排名高度一致。
壽命效應：把 qᵢ 對壽命取對數後的數值做迴歸（控制年代固定效果），係數約 2.19，而且顯著。這可能同時反映機械效應（活得久、寫得多）和 Ben-Porath 式的誘因效應（預期壽命長，投資人力資本的報酬就高）。

4.7 副產品：「褪色名聲指數」pᵢ

第二主成分在「維基語言版本數、ISBN、1900 年後出版品」等近代數位可見度上是負荷，在其他指標上是正負荷。pᵢ 高的人，是那些「當年出版量大、出版商多，但今天沒有維基頁面，也沒有現代版本」的學者，也就是做了很多事卻被遺忘的人。這個指標很適合用來研究「經典化（canonization）」的歷史，作者把相關分析放在附錄 B。

五、從個人到區域：聚合規則與 18 個巨型區域

5.1 聚合規則

大學人力資本：依任職關係加總。如果缺少離職年份，只計入到職那一年，以免高估。同一年在多所大學任職，就把 qᵢ 平均分攤。
大學與學院雙重隸屬：qᵢ 全部算給大學。所以「學院的人力資本」只來自那些只隸屬學院的人。
學院人力資本：同時隸屬多所學院的，也平均分攤。
機構數：大學名單依 Frijhoff（1996），學院名單依大英圖書館的義大利學院資料庫與 McClellan（1985）。

5.2 十八個巨型區域與數位足跡覆蓋率

作者以 1648 年《西發里亞和約》後相對穩定的領土秩序為起點，把 NUTS-2 與 NUTS-3 行政區（烏克蘭、白俄羅斯改用州級單位）組合成 18 個邊界固定不變的區域，劃分時也參考學術傳統、語言、宗教與政治邊界。下表合併了各區的劃分依據和論文表 3 的數位覆蓋率：

巨型區域	劃分依據摘要	學者活動數	有維基 %	有 VIAF %	有 Wikidata %
蘇格蘭	宗教改革後屬長老會，很早採用啟蒙課程	1,092	53.6	54.4	56.2
英格蘭諸域（英格蘭、威爾斯、愛爾蘭）	英國國教大學，傳統上被視為較保守；短期 fellow 很多	16,881	27.8	29.6	30.9
荷蘭	喀爾文派大學，17 世紀的知識與商業樞紐	2,139	52.5	81.8	67.9
斯堪地那維亞	丹麥—挪威與瑞典，路德宗君主國	2,563	72.4	80.3	75.6
福音派德意志	神聖羅馬帝國的新教北部	8,871	65.5	82.0	77.8
特倫托派德意志	帝國的天主教南部與中部，耶穌會色彩濃	7,583	22.8	50.4	38.6
波蘭—立陶宛	權力分散但學術活躍，耶穌會影響強	3,730	18.3	36.0	26.8
奧地利哈布斯堡領地	中央集權的天主教體制，晚期有特蕾莎改革	3,865	25.1	39.8	36.0
洛塔林吉亞走廊	法德之間，有勃艮第與西屬哈布斯堡的遺緒	3,952	19.7	36.6	28.1
瑞士	新教州與天主教州拼湊而成	918	40.3	72.2	60.0
法蘭西亞（北法，langue d'oïl）	集權的天主教體制，偏重神學與藝學	12,144	32.4	39.8	35.8
奧克西塔尼亞（南法，langue d'òc）	偏重法律與醫學，較同情新教	5,028	21.0	31.5	25.5
南義	西班牙統治的那不勒斯、西西里、薩丁尼亞	2,272	17.3	25.7	22.2
中義	教宗國（波隆那、羅馬）	11,278	16.3	25.7	21.4
北義	政治分裂的共和國與公國，有帕多瓦，學院的發源地	13,851	20.2	31.2	27.4
卡斯提亞	卡斯提亞王冠領地	2,222	12.1	17.3	14.5
黎凡特	亞拉岡王冠領地	4,129	13.6	18.3	16.6
葡萄牙	政治與語言上獨立	2,215	15.2	25.3	18.4
合計		104,733	28.4	39.5	35.2

（合計 104,733 大於 8.8 萬名學者，是因為表中計的是「學者 × 區域」的活動筆數，同一人可能出現在多個區域。）

5.3 覆蓋率為什麼南北差這麼多？

作者提出四種可能的解釋：

真實差距：這些地區的學者確實產出較少、受到的關注也較少。
史料越好，平均反而越低：如果某地的二手史料特別詳盡，連短期任職的小講師都收進來，平均覆蓋率反而會被拉低。
編目偏誤：各國國家圖書館維護與上傳權威檔的能力不一。VIAF 只從中央機構收資料，任何國家層級的缺漏都會直接傳到 VIAF。
組成效果：中世紀學者比例較高的地區，手稿時代的作品在 VIAF 中較少。作者以北義測試，排除中世紀學者後，VIAF 覆蓋率只從 31% 升到 35%，遠不足以解釋北義和荷蘭之間的差距。

我的補充觀察：同一套編目系統內部的比較，比跨國比較更有說服力。德語區的新教北部與天主教中南部，同樣受益於德國國家書目與 VD16/VD17/VD18 等回溯書目計畫，VIAF 覆蓋率卻是 82% 對 50%。這表示差距不能全推給「國家編目品質」。另一個可能是組成差異：耶穌會教師常常每隔幾年就調動一次，天主教大學因此累積了大量任期短、著述少的名字。相對地，義大利三區共用一套編目體系，覆蓋率都在 25%–31% 之間；西班牙兩區只有 17%–18%，這就比較可能有國家層級的編目因素。

5.4 人力資本強度指標

為了跨區比較，作者把各區的總人力資本除以同年的都市人口：

i_{m, t} = \frac{i \in I _{m, t} \sum q _{i}}{c \in C _{m} \sum p _{t, c}}

分子：時間 t 時，所有任職於區域 m 內機構的學者 qᵢ 總和。
分母：區域 m 內所有城市的人口（以千人計），資料取自 Buringh（2021）。1500 年前每世紀一個觀察值，之後每 50 年一個，中間用自然三次樣條插補成年度序列。
解讀：指標值 1 等於「每千名都市居民擁有一單位人力資本」。

作者特別強調，一位學者只在任職期間貢獻人力資本。路德在威登堡是 1508–1546 年，只計這 38 年，而且他在福音派德意志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只有 3%–6%。所以長期趨勢反映的是機構規模的廣泛變化，並不是少數超級明星撐出來的。

六、五個被重新檢驗的歷史事實

6.1 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

論文發現：1500 年後，英格蘭諸域、蘇格蘭、福音派德意志、荷蘭與斯堪地那維亞的「每位都市居民人力資本」大幅上升，北方平均到 1790 年代接近 3。同一時期，奧克西塔尼亞、南義、葡萄牙、黎凡特、卡斯提亞大致停滯在 0.3–0.4 左右。

作者的解釋分成幾層：

義大利文藝復興和北方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同步）都帶來人力資本的回升，但北方的回升規模更大、持續更久。
援引反宗教改革的文獻，例如 Becker 等（2021）論天主教審查、Blasutto 與 de la Croix（2023）論禁書目錄對義大利知識生產的打擊，指出反宗教改革的制度與宗教約束壓抑了南方。
葡萄牙走出另一條路：1540 年左右耶穌會進入帶來一波成長；18 世紀中葉龐巴爾侯爵的改革（包括驅逐耶穌會）又帶來另一波。
英格蘭是個謎：人力資本在 17 世紀「教育革命」期間達到高峰，復辟之後長期停滯，但英格蘭的人均 GDP 恰恰在這時開始上升。作者列舉了菁英過剩、1662 年《統一法》與《宣誓法》把異議者擋在大學門外、異議者學院等解釋，最後承認這仍是未解之謎。

外部證據對照：Robert Allen（2003）彙整的成人識字率估計（約略值）

地區	1500 年	1800 年
荷蘭	10%	68%
英格蘭	6%	53%
比利時	10%	49%
法國	7%	37%
德意志	6%	35%
義大利	9%	22%
奧地利／匈牙利	6%	21%
波蘭	6%	21%
西班牙	9%	20%

1500 年時南北差距很小，義大利和西班牙甚至略高；到了 1800 年，西北歐已經遙遙領先。這和論文的學術人力資本曲線方向一致。瑞典的例子也可以補充：1686 年《教會法》規定牧師每年挨家考核信徒的讀經能力，到 18 世紀末，瑞典的「閱讀」能力已接近普及。這正是論文提到 Sandberg 所說「貧窮的文化人」（impoverished sophisticate）的制度根源。

6.2 黑死病

	巴黎模式（英格蘭諸域、北法、南法）	波隆那模式（北義、中義）
學術重心	神學、哲學	法律、醫學
1348 年後的走勢	明顯下滑	反而上升
作者的解釋	勞動力短缺讓邊際學生放棄升學，合格師資長期短缺；或者如 Courtenay（1980）所說，擔任文法學校教師的神職人員死亡率特別高	瘟疫後社會對法律與醫學的需求上升；大學積極招聘外地教授；部分大學暫時遷校避疫

作者也引用 Grendler 的數字：波隆那大學 1351 年約有 17 名教授，到 1440 年代穩定在 85–110 人。

我的補充：中義的曲線在 1420–1450 年急升到接近 1，時間點和另一組事件高度重疊。亞維儂教廷在 1377 年遷回羅馬，西方教會大分裂在 1417 年結束，教宗恩仁四世在 1431 年重整羅馬大學（Studium Urbis），佛羅倫斯大公會議則在 1439 年召開。「教廷回歸羅馬」本身就足以把大批學者帶進中義，所以「波隆那模式較有韌性」只是可能的解釋之一。另外，1500 年前的都市人口一世紀只有一個點，樣條插補會把 1348 年的人口斷崖抹平；作者也說明他們假設各區受到的人口衝擊相同。

6.3 三十年戰爭（1618–1648）

背景：多所大學關閉或停擺。Hotson（2018）的入學資料顯示，喀爾文派大學受創最重，例如海德堡、杜伊斯堡、巴塞爾，海德堡大學更從 1622 年關到 1652 年。部分天主教與路德宗大學則因地點較安全或信仰陣營有利，入學人數反而增加。
圖形：戰爭初期三個區域都下滑。戰爭中段以後，特倫托派德意志與洛塔林吉亞走廊陷入長期停滯，洛塔林吉亞尤其明顯；福音派德意志則強勁反彈，到 1700 年約達 1.5。
我的補充：福音派德意志的反彈和幾個新機構的成立時間吻合，包括基爾大學（1665）、哈勒大學（1694），以及 1700 年成立的柏林（普魯士）科學院。至於德意志的戰爭人口損失，常見估計在兩到四成之間，部分地區更高，這也提醒我們，都市人口分母本身同樣劇烈變動。

6.4 大學與學院

學院有兩波浪潮：約 1500 年起的人文主義學院，以義大利為主；約 1650 年起的科學學院。學院以研究為主，不必教課，還常設有不必到場的「通訊院士」，構成所謂的「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

論文圖 6（1500 年後）：

群體	人數	平均 qᵢ	中位 qᵢ
只在大學任職	50,877	1.26	0
大學與學院雙重隸屬	3,189	5.3	5.4
只在學院	17,403	2.82	0.85

只在學院的學者，平均 qᵢ 是只在大學者的兩倍多。原因可能是學院成員專心寫作，而教學並不計入指數；另一個原因是學院會延攬外地名人擔任通訊院士。
雙重隸屬的人最強，平均約是只在學院者的 2 倍、只在大學者的 4 倍。
只在大學任職者的中位數是 0，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大學教師在今天的三個數位平台上都沒有任何紀錄。
1600 年後，大學與學院的人力資本總量同向成長（論文圖 7）。作者援引 Zanardello（2024），認為學院的設立帶動了既有大學的成長。1790 年代學院總量回落，正反映了大革命的衝擊。
北法與南法：只看大學時，兩區差距不大；把學院算進來，北法在 1630 年代後明顯拉開。1750 年前，巴黎的學院占了北法學院人力資本的一半以上。

外部補充：主要學院的成立年表

年份	學院	年份	學院
1603	羅馬猞猁學院（Lincei）	1739	瑞典皇家科學院
1635	法蘭西學術院	1751	哥廷根科學會
1652	利奧波第那（德意志自然科學院）	1759	巴伐利亞科學院
1657	佛羅倫斯西芒托學院	1772	布魯塞爾帝國皇家學院
1660	倫敦皇家學會	1779	里斯本皇家科學院
1666	巴黎皇家科學院	1783	愛丁堡皇家學會
1700	柏林（普魯士）科學院	1785	愛爾蘭皇家學院
1724	聖彼得堡科學院

6.5 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的新舊教分歧

1600 年以前，天主教的特倫托派德意志反而比新教的福音派德意志更「人力資本密集」；1600 年以後逆轉，而且差距持續擴大。到 1790 年代，福音派德意志約為 2.9，特倫托派約為 1.2–1.5，奧地利約為 0.4–0.7。
機制：宗教改革催生了一批專門訓練路德宗神職人員的新大學。吉森大學 1607 年的創校特許狀就明言這是主要目的，馬堡（1527）、柯尼斯堡（1544）、耶拿（1558）也有類似動機。1555 年《奧格斯堡和約》確立「教隨國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原則，引發各地諸侯競相設立「領邦大學」。新教地區的大學數量在 16 世紀中葉到 17 世紀中葉之間增加了一倍以上。
天主教區的後來居上：1759 年巴伐利亞科學院成立，帶來特倫托派德意志的「黃金期」；奧地利則要到 18 世紀中葉才因學院的設立而上升。
我的補充：奧地利的轉折和幾項改革的時間點吻合：耶穌會在 1773 年被解散，瑪麗亞·特蕾莎在 1774 年頒布《普通學校條例》，約瑟夫二世則在 1780 年代把格拉茨、因斯布魯克等大學降格為「學苑」（Lyceum）。論文圖 9(b) 中，奧地利大學數在 1770–1780 年代從 12 所掉到 8 所，正好對得上。

6.6 蘇格蘭啟蒙

論文圖 10 顯示，蘇格蘭的強度長期不高，直到 18 世紀末才急速上升，超越荷蘭與斯堪地那維亞，追上英格蘭諸域。

外部時間線對照：

年份	事件	曲線上是否可見
1413 / 1451 / 1495	聖安德魯斯、格拉斯哥、亞伯丁大學創立	1410 年代出現小高峰
1583	愛丁堡大學創立	16 世紀末緩升
1708 / 1727	愛丁堡、格拉斯哥廢除「導師包班制」，改為專科教授	不明顯
1730–1776	哈奇森任教格拉斯哥（1730）、休謨《人性論》（1739）、斯密《國富論》（1776）	曲線平淡
1737	愛丁堡哲學學會成立	不明顯
1783	愛丁堡皇家學會成立	曲線陡升的時間點

這個時間落差很值得注意。蘇格蘭啟蒙的思想高峰落在 1740–1770 年代，指標卻要到 1780 年代才跳升，而且跳升時間恰好是愛丁堡皇家學會成立那年。可見這套指標測到的，主要是機構成員名冊的擴張，而不完全是思想產出的時間。還有一個例子：休謨曾兩度爭取大學教席（1745 年愛丁堡、1751–52 年格拉斯哥），兩次都失敗；他在論文表 2 裡卻被列為愛丁堡大學的人。

6.7 總表：論文發現和外部證據吻合嗎？

論文發現	外部證據	一致程度
1500 年後北升南滯	Allen 的識字率、Baten 與 van Zanden 的書籍產量、各國 GDP 重建	高
英格蘭復辟後停滯	Stone 的牛津劍橋入學人數下降；Koschnick（2025）	高（論文已引用）
黑死病後巴黎模式重挫、波隆那模式有韌性	教廷回歸羅馬、大分裂結束等同期事件	部分一致，另有競爭解釋
三十年戰爭後新教北德反彈	海德堡關閉；哈勒、基爾創校；柏林科學院	高
大學與學院同向成長	學院成立年表；Zanardello（2024）	相關性成立，因果待證
奧地利 18 世紀中葉上升	特蕾莎、約瑟夫二世的教育改革	高
蘇格蘭晚期躍升	愛丁堡皇家學會 1783 年成立	時間吻合，但和思想史高峰錯位

七、補充專節：邊陲的書生經濟——前工業時代「以教育輸出人才」的區域案例

蘇格蘭的故事廣為人知：一個土地貧瘠的北方小國，靠教區學校和平價大學培養出大批醫師、工程師、文官與軍官，輸出到大英帝國各處。這個模式其實不是孤例。以下用同一套九步驟框架，逐一拆解幾個案例：

分析框架：① 背景驅力 → ② 師資來源 → ③ 教材可近性 → ④ 教學側重 → ⑤ 學費籌措 → ⑥ 維持運作的金融機制 → ⑦ 考核與文憑 → ⑧ 就業通道 → ⑨ 具體成效

說明：「伊奧尼亞」可以指小亞細亞西岸（士麥那一帶，屬鄂圖曼），也可以指伊奧尼亞群島（科孚等，屬威尼斯）。本文把前者作為鄂圖曼案例，後者附在該節末尾說明。部分鄂圖曼案例延伸到 19 世紀初，因為希臘語世界的教育復興比西歐晚了約半世紀。

7.1 基準案例：蘇格蘭（大英帝國）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土地貧瘠，本來就有外移傳統；長老會要求「人人讀經」的宗教動機；1707 年與英格蘭合併後，不再能自由輸出傭兵，所以改入大英市場和帝國職位
師資來源	教區學校教師多半讀過幾年大學，常是等待牧職的神學生；大學在 1708 年（愛丁堡）、1727 年（格拉斯哥）起改由專科教授授課
教材可近性	聖經、《西敏小要理問答》、詩篇；拉丁文課本用 Ruddiman 的《拉丁語入門》（1714）；格拉斯哥 Foulis 出版社印行平價古典版本；1720 年代愛丁堡出現流通圖書館；1741 年 Leadhills 礦工自辦訂閱圖書館
教學側重	教區學校：讀、寫、算、教義；文法學校：拉丁文；大學：道德哲學、數學、自然哲學、化學、蘇格蘭法；愛丁堡醫學院（1726）成為全歐重鎮
學費籌措	教區學校每季收小額學費，貧童由教會堂會代付；大學按課計費、直接繳給教授，學生不必住進學院，可以租便宜房間；有獎學金（bursary）；傳統上還有「燕麥星期一」（Meal Monday）假期，讓學生回鄉背燕麥補口糧
金融機制	1696 年《學校設置法》規定每個教區的地主（heritors）必須出資建校舍，並支付教師年薪 100–200 默克（merks）；市鎮公共基金支持文法學校；大學教授的收入大半來自學費。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五卷就讚許這種誘因設計，並拿來和靠捐贈養活、教學懈怠的牛津教授對比
考核與文憑	很多學生讀完不拿文學碩士學位；愛丁堡的醫學博士要寫拉丁文論文並通過口試；聖安德魯斯與亞伯丁可以憑推薦信授予醫學博士，法國大革命人物馬拉在 1775 年就是這樣拿到聖安德魯斯的學位；外科另有愛丁堡外科醫師公會的執照
就業通道	氏族與同鄉網絡；政治恩庇，例如 Henry Dundas 自 1784 年起主導東印度公司監理事務，大量安插蘇格蘭人；陸軍高地團；東印度公司的文官與外科醫師；西印度群島莊園的醫師與管理人；北美殖民地學院的教職
具體成效	蘇格蘭人口約占不列顛的 15%–17%，但在東印度公司文武官員與外科醫師中比例遠高於此；英國大部分正規醫學學位出自蘇格蘭大學。代表人物有 James Lind（1747 年壞血病對照試驗）、Hunter 兄弟、Mungo Park、William Small（在威廉與瑪麗學院教過傑佛遜）、John Witherspoon（普林斯頓校長、《獨立宣言》簽署人）、James Watt。不過 Houston（1985）指出，蘇格蘭低地男性的簽名識字率在 18 世紀中葉約六成上下，和英格蘭北部相近，「蘇格蘭教育神話」需要打點折扣

7.2 巴斯克地區（西班牙帝國）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山區小農家屋（caserío）採單一繼承人制度，次子（segundones）必須離家謀生。比斯開 1526 年《新法典》和吉普斯夸在 17 世紀初確認的「普遍貴族身分」（hidalguía universal），讓每個土生巴斯克人在法律上都是小貴族，也被推定為「血統純正」，天然符合王室任官條件
師資來源	堂區神父、市鎮議會聘任的初級讀寫教師（maestro de primeras letras）、耶穌會學院（創辦人羅耀拉就是巴斯克人）；本土唯一的大學是 1540 年創立的奧尼亞蒂大學；菁英多赴薩拉曼卡、阿爾卡拉、巴利亞多利德。18 世紀的貝爾加拉皇家愛國神學院（1776）更延攬 Proust、Chabaneau 等外籍科學家任教
教材可近性	多數學童母語是巴斯克語，卻用卡斯提亞語的識字課本（cartilla）和書寫範本學習，等於把「學會帝國官方語言」直接內建在基礎教育裡；另有雙語教理書（如 1596 年 Betolaza 版）
教學側重	卡斯提亞語讀寫、公文書信格式、商業算術與簿記、航海；18 世紀加入化學、礦物學與冶金
學費籌措	市鎮與家族支應；在美洲發跡的移民（indianos）寄錢回鄉，或設立「虔誠基金」（obras pías）在家鄉辦學
金融機制	同鄉兄弟會同時是資金池和人脈池：馬德里有 1715 年前後成立的巴斯克三省聖依納爵會，墨西哥城有 1681 年成立的阿蘭薩蘇兄弟會，後者還出資興建比斯開女子學院（Colegio de las Vizcaínas，1732 年起建）。吉普斯夸加拉加斯公司（1728–1785）壟斷委內瑞拉的可可貿易，利潤也回流支持巴斯克國家之友協會（1765）的教育事業
考核與文憑	最關鍵的「文憑」不是學位，而是貴族身分證明（probanza de hidalguía）和出生證明；職場能力則靠見習式晉升：侍從 → 抄寫員（escribiente）→ 秘書處官員 → 國王秘書
就業通道	王室秘書處、財政與稅務機構、海軍與造船、塞維亞與加地斯的商號，再轉往美洲；18 世紀墨西哥城商人行會甚至分成「比斯開派」和「山區派」兩大陣營
具體成效	16 世紀哈布斯堡的秘書體系中，巴斯克人比重極高，例如查理五世的秘書 Alonso de Idiáquez，以及他的兒子、腓力二世的重臣 Juan de Idiáquez。塞萬提斯在《唐吉訶德》第二部第 47 章寫到，秘書自稱「會讀會寫，又是比斯開人」，桑丘就回答說這樣的人連皇帝的秘書都當得了，可見這已是當時的社會刻板印象。航海方面有 Elcano、Urdaneta、Legazpi；科學方面，Elhuyar 兄弟 1783 年在貝爾加拉分離出鎢，其中 Fausto 後來出任新西班牙礦業總監，並在 1792 年創辦墨西哥礦業學院。19 世紀普查中阿拉瓦省的識字率名列西班牙前段，但說巴斯克語的農村地區較低

7.3 伊皮魯斯（鄂圖曼帝國）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品都斯山區貧瘠，男性「離鄉」（ξενιτιά）經商成為傳統；約阿尼納是區域商貿樞紐，後來成為阿里帕夏（1788–1822 年掌權）的權力中心
師資來源	早期教師多出自帕多瓦的希臘學院（Collegio Cottunio，1653）、威尼斯的 Flanginian 學校（1664），以及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學院。Eugenios Voulgaris 自 1742 年起主持 Maroutsaia 學校，引介洛克與笛卡兒；Methodios Anthrakitis 則因教授新哲學遭牧首區審查；Athanasios Psalidas 在 Kaplaneios 學校教授實驗物理
教材可近性	約阿尼納出身的 Glykis 家族在 1670 年於威尼斯開設希臘文印刷所，營運近兩百年，大量供應鄂圖曼境內的課本和禮儀書；北伊皮魯斯的 Moschopolis 在 18 世紀中葉擁有巴爾幹少見的本地印刷所，以及「新學院」（1744）
教學側重	古希臘語文法、修辭、神學、亞里斯多德派邏輯；18 世紀加入數學、物理、地理；商業書信與簿記。醫學要出國到帕多瓦學，或在札戈里地區以草藥師徒制傳承，當地稱這些人為「Vikos 醫者」
學費籌措	捐贈設立的學校多半免費；學生由家族和同村僑民資助
金融機制	僑商遺贈是主力：捐贈人把本金存在威尼斯國家公債或俄、奧的金融機構，用利息支付教師薪俸。例如 Maroutsis 家族出資辦 Maroutsaia 學校，在莫斯科經商的 Zois Kaplanis 出資在 1797 年辦 Kaplaneios 學校；社群公會和教會再做補充。風險在於政治衝擊，例如 1797 年威尼斯共和國覆滅，就會讓基金縮水
考核與文憑	本地沒有學位，師承與推薦信就是資歷；要當醫師得有外國學位；進入鄂圖曼體系則由帕夏或法納爾家族直接任命
就業通道	巴爾幹與中歐的商號、多瑙河公國法納爾宮廷的秘書與家教、阿里帕夏的書記與醫師、東正教高層、俄國官職
具體成效	當地俗諺說「約阿尼納在武器、金錢與文字上都是第一」。阿里帕夏的醫師 Ioannis Kolettis 後來成為希臘總理。19 世紀現代希臘的教育建設，大量出自伊皮魯斯籍富豪的捐款，包括 Zappas、Arsakis、Rizaris、Tositsas、Averof、Zosimades 等人；Zosimades 兄弟也資助了科拉伊斯編印「希臘圖書館」叢書

7.4 伊奧尼亞、希俄斯與法納爾體系（鄂圖曼帝國）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希俄斯自 1566 年起受鄂圖曼統治，但保有自治特權，靠乳香貿易致富；士麥那是鄂圖曼最重要的國際港口之一；Kydonies（今艾瓦勒克）在 18 世紀後期取得特許自治。鄂圖曼中央需要能處理對歐外交的通譯人才
師資來源	留學羅馬希臘學院（1577）、帕多瓦、波隆那後返鄉的人；君士坦丁堡牧首學院；19 世紀初則轉向留學巴黎與德意志大學的人，例如 Neophytos Vamvas、Veniamin of Lesvos
教材可近性	仰賴威尼斯、維也納、萊比錫的希臘文印刷；19 世紀初部分學校設立了自己的印刷所
教學側重	法納爾菁英要同時掌握鄂圖曼土耳其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以及希臘文、拉丁文、義大利文、法文，另外還要懂外交文書與醫學；Kydonies 與士麥那的學校則偏重數學、物理與哲學
學費籌措	社群學校免費或收費很低；菁英家族聘請家教，或送子弟到義大利留學
金融機制	商人社群的公積金支撐學校，例如士麥那福音學校（1733）由商人創辦，後來還尋求英國領事庇護。法納爾家族則把官職當成投資：向亞美尼亞或猶太錢莊（sarraf）借錢買下多瑙河公國的王位，再從稅收回本，其中一部分回流資助君士坦丁堡、布加勒斯特、雅西的學院
考核與文憑	西方大學學位（如帕多瓦醫學博士）是聲望信號；官職由蘇丹敕令（berat）任命；通譯資格靠語言能力與家族擔保
就業通道	「高門首席通譯」（Grand Dragoman，1661 年後幾乎都由希臘人擔任）、艦隊通譯、摩爾達維亞與瓦拉幾亞大公（1711/1716–1821）、牧首區官僚體系、西歐商館
具體成效	首任首席通譯 Panagiotis Nikousios 是希俄斯人、帕多瓦出身；繼任的 Alexander Mavrokordatos 出自希俄斯家族，在波隆那寫過討論血液循環的論文，後來主談 1699 年《卡洛維茨條約》；他的兒子 Nicholas 成為第一位法納爾大公。布加勒斯特與雅西的「君主學院」成為巴爾幹的希臘語高等教育中心，科孚人 Nikephoros Theotokis 就曾主持雅西的學院

附：伊奧尼亞群島（威尼斯屬地） 走的是另一條路線，輸出對象是威尼斯和俄國。科孚貴族子弟多就讀帕多瓦。Voulgaris 與 Theotokis 受凱薩琳二世邀請赴俄，先後出任俄國南方的大主教；科孚人卡波迪斯特里亞斯在帕多瓦取得醫學學位（1797），後來出任俄國外交大臣（1816–1822），再成為希臘首任元首。

7.5 黎巴嫩山的馬龍派（鄂圖曼帝國與天主教歐洲）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黎巴嫩山區地勢封閉，經濟靠絲綢；馬龍派與羅馬教廷共融，因此握有一條通往拉丁歐洲的學術管道；當地的德魯茲與 Shihab 家族埃米爾需要能幹的書記
師資來源	羅馬馬龍派學院（1584 年由教宗額我略十三世設立）畢業返國的神職人員；1695 年前後改組的黎巴嫩馬龍派修會；1789 年創立的 Ain Warqa 學校
教材可近性	羅馬傳信部印刷所印行的阿拉伯文與敘利亞文書籍；Qozhaya 修道院在 1610 年印行詩篇，常被視為中東最早的印刷所之一；Shuwayr 修道院（默基特派）在 1734 年設立阿拉伯文印刷所
教學側重	敘利亞文、阿拉伯文、拉丁文、義大利文、神學、哲學；書記技能，包括阿拉伯文公文與帳目
學費籌措	羅馬學院由教廷提供全額獎學金；1736 年黎巴嫩山會議規定各教區設校、讓兒童受教、貧童免費，常被譽為最早的「義務教育」教會法規之一
金融機制	教廷與傳信部的資金、修道院的農業與絲綢地產收入、法國領事庇護下的商業活動
考核與文憑	羅馬學院可授予神學或哲學學位；本地則靠主教與家族推薦
就業通道	歐洲方面：梵蒂岡圖書館、巴黎法蘭西學院的東方語教席；本地方面：埃米爾的總管（mudabbir）、鄂圖曼省府的書記
具體成效	Gabriel Sionita 與 Abraham Ecchellensis 參與編纂巴黎多語聖經（1645）；Joseph Simonius Assemani 出任梵蒂岡圖書館館長，編纂《東方文庫》，並以教宗特使身分主持 1736 年的會議；Istifan al-Duwayhi 是重要的史家與宗主教；Shihab 埃米爾的總管如 Sa'd al-Khuri 皆出身馬龍派；Ain Warqa 則培養出阿拉伯文藝復興（Nahda）的先驅 Butrus al-Bustani

7.6 埃及的科普特書吏（馬穆魯克與鄂圖曼埃及）

這個案例屬於「職能壟斷型」，和前面的「地區輸出型」不太一樣，但很適合用來對照。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在伊斯蘭統治下是受保護的少數（dhimmi），被排除在軍職之外，卻長期掌握土地稅冊與帳務技能
師資來源	父傳子的家學，加上教會附設的初級學堂（kuttab）
教材可近性	科普特禮儀書、阿拉伯文、手抄帳冊範本；帳簿使用科普特專用數字，外人難以看懂，等於一種職業上的「加密」
教學側重	土地測量與稅額評估、帳務、公文
學費籌措	家族內部傳承，幾乎沒有外部學費
金融機制	書吏受雇於馬穆魯克貝伊的家戶或包稅人（multazim），收入包括薪俸與分成；他們自己也投資包稅，並捐款修建教堂
考核與文憑	沒有文憑，靠家族信譽，以及「al-Mu'allim」（師傅）這個尊稱
就業通道	貝伊家戶的總帳（mubashir）、財政衙門
具體成效	Ibrahim al-Jawhari（卒於 1795 年）是貝伊的首席書吏，並主持大量教堂重建；他的弟弟 Jirjis 先後服務法軍與穆罕默德·阿里；Mu'allim Ya'qub 在法軍占領時期組建科普特軍團；Mu'allim Ghali 則為穆罕默德·阿里主管財政。拿破崙占領期間的埃及財政，幾乎完全仰賴這批人

7.7 波羅的海德意志人（俄羅斯帝國）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1710 年的投降協議和 1721 年《尼斯塔德條約》讓俄國保留了愛沙尼亞與利沃尼亞德裔騎士團的特權、路德宗信仰和德語司法；本地莊園貴族人數有限，實行長子繼承
師資來源	大量德意志大學畢業生東來當家庭教師（Hofmeister），赫爾德就曾在 1764–1769 年任教於里加的教會學校；另有里加、雷瓦爾（塔林）的教會學校，以及米陶的 Academia Petrina（1775）
教材可近性	德語書市直通萊比錫；拉脫維亞語聖經（1694）和愛沙尼亞語全本聖經（1739）撐起了農民的讀經能力
教學側重	德語、法語、拉丁文、法律、軍事工程、數學、航海
學費籌措	莊園收入（建立在農奴制經濟上）支付家教費用與出國留學
金融機制	騎士團的公共基金；俄國官俸與土地賞賜回流
考核與文憑	德意志大學的學位（耶拿、哈勒、哥廷根、柯尼斯堡）；進入俄國體系後，依 1722 年《官秩表》按職等晉升
就業通道	俄國陸海軍、外交、宮廷、科學院
具體成效	1812 年衛國戰爭的名將 Barclay de Tolly（家族祖上正好來自蘇格蘭）；主持俄國首次環球航行（1803–06）的 Krusenstern；1820 年目擊南極大陸的 Bellingshausen。塔爾圖大學在 1632 年由瑞典創立，1710 年停辦，1802 年重建後成為俄國西化教育的重鎮

7.8 阿爾卑斯山的「羽毛教師」（法國與皮埃蒙特）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布里昂松地區自 1343 年《大憲章》起由 Escartons 社區聯盟自治；冬季漫長，農閒期也長
師資來源	本地社區學校教出來的年輕人，冬天下山當巡迴教師
教材可近性	教理書、識字課本、算術書，由山區的流動書販一併販售
教學側重	讀、寫、算，有些人加教拉丁文
學費籌措	聘用的家庭或村莊按季付錢，並提供食宿
金融機制	社區自治財政支持本地學校，季節性移工的收入再流回山區
考核與文憑	據地方史記載，教師在市集上用帽子上的羽毛數量當「文憑」：一根表示能教讀，兩根加上寫，三根再加上算術或拉丁文。這是罕見的公開技能信號
就業通道	普羅旺斯、多菲內平原與皮埃蒙特的冬季教職
具體成效	19 世紀 Maggiolo 調查回溯 1786–1790 年的婚書簽名，上阿爾卑斯省男性簽名率名列全法前段

7.9 紹興師爺（清帝國）

這是離臺灣讀者最近的例子，也是「專業分工」最細的一個。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迴避制度規定官員不得在本省任職，而科舉出身的官員多是通才，缺乏刑名與錢穀專業，只好自掏腰包聘請「幕友」。紹興人口稠密、科舉競爭激烈，大量落第或候補的讀書人需要出路
師資來源	拜師「學幕」，由資深幕友帶徒弟；也有家族世代相傳
教材可近性	《大清律例》、各部則例、成案匯編；幕學手冊如萬維翰《幕學舉要》、王又槐《辦案要略》、汪輝祖《佐治藥言》（1785）；江南的商業出版讓法律書籍價格低廉
教學側重	分工極細：刑名（審案、擬律）、錢穀（田賦、漕糧）、書啟（公文書信）、徵比、掛號、硃墨、帳房，各有專精
學費籌措	拜師要送束脩，學徒期間跟著師傅吃住打雜，多由家族支應；大多數人已有生員等科舉基礎
金融機制	幕友的薪水（脩金）由官員自付，雍正以後多從養廉銀支出；同鄉會館與錢莊網絡提供旅費、借貸和就業資訊
考核與文憑	沒有文憑，看的是師承與名聲；受聘時由官員送「關書」作為聘約；辦的案子如果被上司駁回，名聲就受損
就業通道	各省州縣衙門、督撫幕府；紹興籍的胥吏也盤踞中央六部
具體成效	俗諺說「無紹不成衙」。汪輝祖當了三十多年幕友，後來考中進士出任知縣，他的著作成為幕學經典；資深刑名幕友的年俸可達數百兩甚至上千兩，遠高於一般學官

7.10 其他值得延伸的案例（簡表）

案例	服務對象	教育管道	代表性輸出
亞美尼亞人	鄂圖曼、薩法維波斯	梅希塔爾修會（1717 年設於威尼斯聖拉匝祿島）的印刷與學校；Lukas Vanandetsi 的全球度量衡與貨幣商人手冊（阿姆斯特丹，1699）	錢莊（sarraf）與銀行家、宮廷建築師（Balyan 家族）、火藥廠主管（Dadian 家族）
愛爾蘭天主教徒	西班牙、法國、奧地利	刑法典禁止天主教在本地辦高等教育，於是在歐陸設立愛爾蘭學院：薩拉曼卡（1592）、魯汶（1607）、羅馬（1628）、巴黎	Ricardo Wall 出任西班牙首相（1754–63）；Alejandro O'Reilly 改革西班牙軍隊；大批醫師與神職人員
瑞士新教城市（巴塞爾、日內瓦）	俄國、普魯士	本地大學規模小、人才過剩	伯努利家族與歐拉赴聖彼得堡科學院（1725、1727）；La Harpe 擔任亞歷山大一世的老師
拉古薩（杜布羅夫尼克）共和國	教廷、法國	耶穌會學院，再進羅馬學院	博斯科維奇（天文與數學，後任法國海軍光學總監）
徽州（明清）	江南商業體系	宗族族學、書院，加上徽商資本	典當、鹽業的帳房與「朝奉」遍布江南，科舉成績也很亮眼

7.11 橫向比較總表

案例	主要推力	利基技能	「文憑」形式	金融閉環	主要雇主
蘇格蘭	貧瘠土地、宗教	醫學、工程、數學、文官能力	大學學位與執照	法定地方稅 + 學費市場	英國政府、東印度公司、軍隊
巴斯克	單一繼承、山地	卡斯提亞語公文、簿記、航海	貴族身分證明	移民匯款 + 同鄉兄弟會	王室秘書處、美洲商業
伊皮魯斯	山地、離鄉傳統	希臘語文、商業、醫學	師承、外國學位	僑商遺贈，存入公債生息	法納爾宮廷、帕夏、商號
伊奧尼亞與法納爾	國際港口、少數身分	多語外交	西方學位 + 蘇丹敕令	買官 → 收稅 → 辦學	鄂圖曼中央、多瑙河公國
馬龍派	封閉山區、教廷連結	東方語言、書記能力	羅馬學位	教廷獎學金 + 修會地產	埃米爾、梵蒂岡、法國
科普特	少數身分、被排除於軍職	稅冊與帳務	家族信譽	薪俸 + 包稅分成	馬穆魯克貝伊
波羅的海德意志人	特權保障、長子繼承	德意志式行政、軍事工程	德意志學位 + 官秩表	莊園收入	俄國沙皇
阿爾卑斯	漫長冬季	基礎讀寫算	帽上羽毛	季節性移工收入	平原村莊
紹興	人口壓力、科舉過度競爭	刑名、錢穀	師承與名聲	養廉銀 + 同鄉網絡	州縣衙門

7.12 歸納：「書生輸出型邊陲」的五個共同零件

推力來自土地與繼承制度。 單一繼承（巴斯克、波羅的海）、山地貧瘠（伊皮魯斯、阿爾卑斯、蘇格蘭高地）、人口壓力（紹興），都製造出一批「不能留在家鄉」的年輕人，教育成了他們最划算的出路。
利基在於帝國核心缺什麼。 帝國缺通譯，就用希臘人；缺帳務，就用科普特人；缺懂德意志行政的人，就用波羅的海德裔；缺「血統可靠」的秘書，就用巴斯克人；缺刑名專家，就用紹興人。社會學稱這類群體為「中間人少數」（middleman minority，Bonacich 1973）或「動員型離散社群」（mobilized diaspora，Armstrong 1976）。這類群體的關鍵優勢在於他們無法自立為王，所以統治者信得過他們。
形成金融閉環。 典型的循環是「僑匯 → 捐贈基金 → 免費學校 → 人才輸出 → 更多僑匯」，伊皮魯斯、巴斯克、馬龍派都是這樣。蘇格蘭的特別之處在於它靠的是法定地方稅加上學費市場，不依賴少數富豪捐贈，所以基層覆蓋面更廣。
同鄉網絡就是職業介紹所。 巴斯克的兄弟會、法納爾的家族、紹興的會館、Dundas 的恩庇體系，負責把學成的人「媒合」到職位上。
信號機制非常多元。 能證明「這人可用」的東西，可以是學位、血統證明、師承、帽上的羽毛，也可以是家族名號。換句話說，前現代的人才市場未必需要大學文憑。

這些利基也很脆弱。一旦帝國的制度改變，它們可能迅速消失：1821 年希臘獨立戰爭爆發後，法納爾人失去了鄂圖曼的信任；穆罕默德·阿里建立新式學校後，科普特書吏的壟斷被削弱；1876 年巴斯克的自治法權（fueros）被廢除；1880 年代俄國推行俄羅斯化，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的特權隨之瓦解。

7.13 回看 RETE：這些人在資料裡看得到嗎？

案例	在 RETE 中的可見度	原因
蘇格蘭	高	有大學和學院
瑞士	高	巴塞爾、日內瓦等大學
巴斯克	部分	奧尼亞蒂大學、貝爾加拉神學院；但秘書與商人不在學院體系內
波羅的海	部分	塔爾圖大學（1632–1710）；18 世紀人才多在德意志大學受訓
伊皮魯斯、伊奧尼亞、馬龍派、科普特	幾乎看不到	位於鄂圖曼世界，也沒有歐式大學或學院
阿爾卑斯、紹興	看不到	屬於基層教育或學徒制

這張表點出了論文指標的邊界：「學術人力資本」只是上尾人力資本的一個切片。許多前工業時代真正支撐帝國運作的專業人才，包括秘書、通譯、書吏、幕友，都不在大學或學院的名冊上。蘇格蘭在 RETE 中直到 1780 年代才躍升，但蘇格蘭醫師與文官大量輸出帝國的時間早得多，這個落差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八、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8.1 主要貢獻及其檢驗

作者宣稱或隱含的價值	支持的證據	疑慮	判定
第一套個人層級、年度、長時段的上尾人力資本資料	8.8 萬名學者、375 個機構、每筆附出處，資料全部公開	範圍只限於歐洲的大學與學院，鄂圖曼世界和學院體系以外的專業人才缺席（見 7.13）	站得住（在它自己定義的範圍內）
由下而上蒐集，減少百科式的選擇偏誤	母體由機構名錄界定，無名講師也收錄	qᵢ 仍然取自今天的知名度。選擇偏誤只是從「有沒有入樣」移到「權重有多大」：大學學者的中位數是 0，總量主要取決於「有沒有被記錄下來」	部分成立
歷史巨型區域比現代國界更適合分析	18 區各有清楚的劃分理由	用 1648 年後的邊界回推到 1200 年；「福音派」「特倫托派」的標籤比宗教改革還早就套上去了	大致成立，但早期資料要小心解讀
重現小分流等既有事實，暗示學術人力資本可能有作用	圖 3、5、9、10 和外部證據大致吻合（見 6.7）	覆蓋率差異（表 3）和分母選擇可能機械性地製造出「北高南低」；維基百科的經典名單本身就受這些歷史敘事影響，有循環論證之虞	描述上成立，強度存疑
指標保守，不會被超級明星主導	用 asinh 壓縮；路德只占所屬區域的 3%–6%	asinh 雖然壓縮了數值，但保留了排序；「全有或全無」的零值集中問題更嚴重	大致成立
大學與學院互補	圖 7 顯示兩者同向成長	人口、時間趨勢、壽命延長等共同因素也會造成同向變動	只證明了相關，不足以證明互補

作者在文中多次強調，這些模式只是「暗示」學術人力資本可能發揮過作用，系統性的因果檢驗留給未來研究。這種克制讓論文的主要主張大致站得住，因為它主張的本來就不多。

8.2 值得追問的方法問題

分母效應：用都市人口當分母，會讓都市化程度低的地區（蘇格蘭、斯堪地那維亞）數值偏高，都市化程度高的地區（義大利、低地國南部）數值偏低。小分流的幅度有多少來自分母？改用總人口或機構數當分母，結論是否依然成立？
1500 年前的人口資料太稀疏：一世紀只有一個觀察點，樣條插補會抹平黑死病這種斷崖式衝擊，使得 1348 年前後的比較，大致只是分子在變動。
通訊院士的地理歸屬：富蘭克林隸屬 12 所學院，傑佛遜在表 2 中被列在愛丁堡的學院名下。一位住在維吉尼亞的人，他的人力資本卻算進蘇格蘭的強度裡。蘇格蘭在 1783 年的跳升，有多少來自外地的名譽會員？
雙重隸屬全部歸給大學：這會低估學院的貢獻，而雙重隸屬者恰恰是 qᵢ 最高的那群人。
缺少離職年份就只算一年：如果某些地區的史料習慣不記離職年份，這些地區就會被系統性低估。
壽命的長期趨勢：學者壽命在這段時期逐漸拉長，而且各地延長速度不同（參見 Stelter 等 2021）。這會讓近期學者和某些地區的 qᵢ 系統性偏高。
數位平台的時間漂移：維基百科天天在改，VIAF 也會隨新圖書館加入而更新，同一套程式碼過幾年重跑，數字可能就不一樣。論文應該標明資料擷取的日期。

8.3 小瑕疵（不影響大局，但細心讀者會注意到）

式 1 的係數和表 1 的負荷量不一致，例如維基頁面長度是 0.31 對 0.29，ISBN 是 0.27 對 0.23，文中沒有說明轉換方式。
摘要說現代國界以 2025 年為準，引言卻寫 2026 年。
文中說都市人口 18,340 人「相當於」路德，但如果照指標定義，路德的 qᵢ = 19.64，應該對應 19,640 人。
黎凡特和卡斯提亞分別對應亞拉岡王冠與卡斯提亞王冠，文中「respectively」的順序寫反了。
另有「Uppsana」等拼字錯誤。

8.4 若要讓結論更站得住腳：建議的穩健性檢驗

改用總人口、機構數或學者人數當分母，重畫小分流圖。
只用「1900 年前出版品」等較不受現代數位化影響的指標建構 qᵢ，或把「褪色名聲指數」pᵢ 加回來做對照。
在 qᵢ 上加入區域固定效果，吸收各國的編目品質差異，只看各區內部的時間變化。
區分常駐院士與通訊院士，或者依院士的居住地重新分配 qᵢ。
和 Buringh 與 van Zanden 的區域書籍產量、Maggiolo 等區域識字率做相關分析，進行外部驗證。

8.5 總評

這篇論文最大的價值在於基礎建設。它把前工業時代人力資本的研究，從「只能看平均」推進到「可以看頂端的個人」，而且資料完全公開，讓後續研究者可以自己重新聚合、換分母、加控制變數。在資料稀缺的中世紀與近代早期經濟史裡，這是實打實的貢獻。

它的限制主要在於「用今天的名氣衡量過去的能力」。這個代理變數在排序上大致合理，但在跨區比較時會混入各國編目傳統和經典化歷史的影響。所以論文重現的那些歷史模式，應該理解成「和既有敘事相容的描述性證據」，還不足以當成「學術人力資本推動分流」的證據。作者自己也這麼定位，這份克制值得肯定。

結語

如果說 Maddison 替前工業時代的歐洲建立了國民所得帳，這篇論文就是試著替它建立一本「學者名冊帳」。它讓我們看到，16 世紀以後的北方不只識字的人變多，大學講堂和學院沙龍裡的高端人力資本也同步累積。

延伸專節裡的案例則提醒我們，帝國真正需要的「書生」，往往不在大學名冊上。他們可能是比斯開的秘書、約阿尼納的商人子弟、希俄斯的通譯、黎巴嫩山的書記，也可能是帽上插著羽毛的阿爾卑斯教師，或是紹興的刑名師爺。蘇格蘭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同時具備了法定的基層教育經費、按課收費的平價大學，以及一個剛好向它敞開大門的帝國。若把這些資源補進未來的資料庫，我們對前工業時代人力資本的理解，才會更接近完整。

The far side of capitalism: Institutions and trade financing in Manila during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鄭仕群 — Wed, 30 Sep 2026 09:50:36 +0000

Juan José Rivas Moreno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78 (2025), pp. 1068–1087.
https://doi.org/10.1111/ehr.13393

一分鐘摘要

問題：長程海上貿易需要三樣東西：大量且能長期鎖住的資本、跨洲監督代理人的方法、分攤海難風險的機制。主流經濟史認為英荷的解答是特許股份公司（東印度公司）或國家背書。
作者主張：馬尼拉走了另一條路。它沒有股份公司，也沒有國家銀行，而是把中世紀傳下來的三種工具改裝成資本市場：
1. 遺贈基金（obras pías），負責匯集資本；
2. 海上風險借貸契約（correspondencia），負責分配風險；
3. 天主教平信徒兄弟會（cofradías），負責治理與人際網絡。
成果：到 1809 年，這些基金管理約 300 萬披索，私人資本另有約 250 萬披索，每年投入貿易的營運資本超過 300 萬披索（約 75 噸白銀）。
意義：這套由下而上、半公半私的制度，也達成了「非人格化」的資本匯集。作者藉此論證，通往現代金融的路不只一條。

一、作者要回答的問題：長程貿易的三道難題

難題	為什麼難	英荷的主流解答	馬尼拉的解答
資本動員與鎖定	航程動輒一年以上，資本被長期綁住，一般人不願意投	股份公司：VOC 自 1612 年起資本不再清算退還，投資人想退出只能在二級市場賣股	遺贈基金：本金在法律上屬於「創辦人不朽的靈魂」，依遺囑永久運作，沒有人能贖回
委託代理問題	出資人在馬尼拉，貨物在阿卡普科（Acapulco）出售，無法監督商人是否誠實	公司科層、壟斷特許狀、內部司法權	以「本金百分比」計算報酬的固定義務契約，加上公證人、兄弟會董事會與教會法庭的多層監督
海難風險	橫渡太平洋是當時最長的航線，沒有中途補給站	公司內部化，以大量船隻分散風險	契約讓出資方（基金）承擔海損，商人承擔市場風險；基金再分散投資組合

作者特別回應 Ron Harris《Going the Distance》（2020）的論點。Harris 認為股份公司是第一個實現「非人格化合作」的制度。作者則指出，馬尼拉在沒有股份公司的條件下，也做到了跨越血緣與族群網絡的資本匯集。

二、舞台：大帆船貿易有多大、多賺？

白銀流量比較

來源／估計者	時期	年均白銀流量
Bonialian（馬尼拉大帆船）	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初高峰	約 500 萬披索（約 125 噸）
Chuan Hang-Sheng（全漢昇）、Bonialian	1680–1780	200–400 萬披索（約 50–100 噸）
Von Glahn（從馬尼拉流入中國）	相近時期	約 38 噸
TePaske（以美洲產量扣除大西洋運量）	相近時期	約 17 噸
VOC 從歐洲運往亞洲	1720–30 年代高峰	約 67 噸

換算基準：論文隱含 1 披索約等於 25 克白銀。

各家估計差距很大，最低與最高相差約六倍。背後的關鍵是走私：官方數字與實際流量落差極大。以下是作者著墨較少、但我認為值得補上的背景。

法定額度（permiso）：西班牙王室規定每年從馬尼拉運往墨西哥的貨值上限，以及可運回的白銀上限。1762 年英軍占領馬尼拉前後，可運回的墨西哥白銀配額為 50 萬披索。
單船運量遠超配額：1743 年被英國海軍准將安森（Anson）俘獲的「科瓦東加號」（Covadonga），船上載有 1,313,843 枚八里亞爾銀幣。一艘船的白銀就可能是法定額度的兩倍以上。
艙位配給（boleta）：自 1593 年起，凡登記在馬尼拉市民名冊上的居民都有權參與這項貿易。每年先丈量船艙容量，再由分配委員會依資歷、功績、尤其是財富，決定每位市民能裝多少件貨，並發給記載件數的艙位票。到 18 世紀後期，約 35% 的艙位分給教會參事會、寡婦、軍人、政府書記、遺贈基金與具正當資格的外國人，其餘 65% 由商人分配。

利潤

Bonialian 估計 18 世紀的淨報酬率達 400–600%。
1778 年阿卡普科市集的物價紀錄顯示，價差達 100–300% 並不罕見。
結果是西班牙人逐漸放棄菲律賓的商業農業與委託監護制（encomienda），把資本全部押在大帆船上。

三、制度的誕生：17 世紀中葉的連環危機

原本馬尼拉有兩個互不相干的金融世界：

土地金融：醫院、修道院、兄弟會把資產以 censo（類似以不動產為擔保的年金契約，年利約 5%）投資在土地與房產上。
貿易金融：私人之間以 correspondencia 契約融資大帆船貨物。

一連串災難迫使這兩個世界合流：

年份	事件	衝擊
1639	馬尼拉華人（sangley）起事	鄉村遭破壞
1640–1668	葡萄牙脫離西班牙獨立，雙方交戰	馬尼拉與澳門的商業、金融網絡斷裂
1644	清軍入關	中國貿易受干擾
1645、1654	兩次大地震	仁慈堂（Misericordia）被迫釋出其不動產投資 89,855 披索中的 77,142 披索，約 86%
1661	清廷頒布遷界令	沿海社群被迫內遷
17 世紀中	聖嬰現象不穩定	太平洋航程延長最多三分之一
1668	商人 Diego Martínez Castellanos 在仁慈堂設立第一個 correspondencia 遺贈基金	以慈善基金直接投資海上貿易，就作者所知是西班牙帝國的孤例（僅澳門有部分相似）

與台灣相關的補充：遷界令的主要目標，是切斷對台灣鄭氏政權的補給。1662 年鄭成功逐走荷蘭人後，曾致書馬尼拉要求朝貢，馬尼拉當局隨即對華人展開屠殺。換句話說，催生馬尼拉遺贈基金的那場危機，有一部分正是以台灣為中心的清鄭對抗。

另外，論文寫遷界禁令於 1681 年解除，但通說是 1684 年（康熙二十三年）開海。這點待查證。

此後資金持續從 censo 轉向 correspondencia：

1739 年，馬尼拉總主教與仁慈堂聯名請求國王，准許把 censo 基金轉為 correspondencia 基金，理由是 censo 報酬太低，無法完成創辦人為救贖靈魂所指定的慈善事業。
這股轉換壓力一直延續到 1770 年代中期。

四、制度拆解：四根支柱

術語對照

原文	本文譯名	一句話說明
obra pía	遺贈基金／虔誠基金	以遺囑設立、本金永久存續的現金基金。本文專指投資海貿的 correspondencia 基金
correspondencia	海上風險借貸契約	屬於 respondentia 類的海事融資，船隻平安返航才需還本付「溢價」
censo	年金地租契約	以不動產為基礎的固定收益工具，約 5%
cofradía／第三會（Third Order）	平信徒兄弟會	宗教兼社交的都市團體，擔任基金受託人
mesa	董事會	兄弟會的理事機構，每年改選
escribano	公證人	登記所有契約、保存副本
arribada	折返	大帆船沒能搭上北太平洋洋流而折返馬尼拉，錯過一季
Misericordia	仁慈堂	1594 年仿里斯本仁慈堂設立，是最大的基金管理者

支柱一：遺贈基金——讓「亡者」當股東

設立：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金額，透過遺囑設立基金，無論設立時本人是生是死。本金一律是現金。
法律性質：這不是捐贈。依教會法，基金所有權屬於創辦人不朽的靈魂。基金是代替創辦人行善的工具。
受託與約束：多由兄弟會擔任受託人，也有醫院、學校，甚至市政會。遺囑對管理者具有法律拘束力，爭議可以訴諸教會法庭。
用途：收益用於醫院、孤兒院、大學、彌撒、聖人節慶等。
效果：城市的福利供給因此與白銀貿易的盈虧綁在一起。市民成了貿易的利害關係人，基金的利益與公眾利益一致。

支柱二：correspondencia 契約——固定溢價的風險分攤

運作方式如下：

商人向出資方（通常是遺贈基金）取得現金本金。
商人用這筆錢在馬尼拉購買亞洲貨物，指定裝上某艘船，運往約定目的地出售。
船隻平安返航後，商人償還本金加上溢價（以本金的百分比計算）。
若船沉沒，商人不必償還。

以數學表示，設本金為 $P$ 、溢價率為 $r$ 、商人在阿卡普科的銷售所得為 $S$ ：

Π_{fund} = {P (1 + r) ship returns safely 0 ship lost at sea Π_{merchant} = {S - P (1 + r) ship returns safely 0 ship lost at sea

所以基金承擔海損風險，商人承擔市場風險：即使賣價不理想，商人也得照付本息。

幾個重點：

1734 至 1821 年間，前往阿卡普科的溢價介於 20% 到 50%，中位數 30%，整個世紀呈下降趨勢。
溢價反映的不是資金的機會成本，而是按該趟航程的預期獲利計算的。因此契約中隱含一個銷售協議，也隱含商人「必須賺到約定報酬」的義務（obligación）。
當時的人在法律上把它視為合夥（compañía），而不是借貸。

與其他中世紀以來的工具比較：

工具	出資方報酬	海損風險由誰承擔	需不需要監督商人帳目
康曼達（commenda，威尼斯 colleganza）	分享利潤（股權式）	出資方	需要，容易起爭議
海事借貸（foenus nauticum）／英式 bottomry、respondentia	固定溢價	出資方	不需要
馬尼拉 correspondencia	固定溢價，但溢價按預期獲利訂定	出資方	不需要，這正是作者強調的優點
censo	固定年金，約 5%	無海損問題	不需要，但報酬低

支柱三：兄弟會董事會的治理

董事會的職權：每年依章程從會員中改選，實際上多由資深商人與富人組成。董事會決定借款給誰、每年各航線的溢價率、以及每個基金撥出多少錢。
帳務分離：每個基金有獨立帳簿，兄弟會本身另有總帳。
上層監督：
- 兄弟會受教會法與主教管轄；
- 第三會另受修會省會長節制，須每年呈交帳簿；
- 仁慈堂比較特殊：它曾援引葡萄牙王的監督權而游離於主教之外，1733 年改歸西班牙王室保護。

支柱四：公證人

所有契約（包括 correspondencia）都必須在公證人處登記。
登記時有獨立於雙方的見證人在場。
雙方各持副本，可在法庭使用。道明會第三會的行政檔案中就發現了這類公證副本。

五、規模：仁慈堂的資產曲線

年份	仁慈堂遺贈基金資產（披索）	備註
1707	81,587
1752	194,577	1748–50 年連續航行失敗後
1755	577,738
1765	350,273	大幅下滑。我推測與 1762–64 年英軍占領馬尼拉、同年一艘大帆船被英方俘獲有關
1768	455,200
1778	790,463
1783	1,037,449	峰值
1793	947,372
1816	962,375	大帆船貿易已經終結（最後一艘在 1815 年）

我另外算了 1707 到 1783 年的年複合成長率：

g = (\frac{1 , 037 , 449}{81 , 587})^{1/76} - 1 \approx 3.4%

這個數字值得停下來想。correspondencia 的溢價中位數有 30%，資產卻每年只成長約 3.4%，而且這還包含新基金不斷注入的資金。

原因在於，遺贈基金本來就不是複利機器，而是慈善分配機器：

收益依遺囑持續撥給醫院、彌撒與學生；
約三分之一的資產保留為現金，不投入貿易；
船難與壞帳的損失則直接侵蝕本金。

其他規模指標：

仁慈堂管理的基金數：1700 年 8 個，1728 年 25 個，1816 年 58 個。
1668 至 1833 年間，已識別的遺贈基金超過 260 個，管理機構超過 20 個。其中包括聖若望醫院（San Juan de Dios）、「王子」駐軍團的互助基金、文官互助基金等。
方濟會第三會在 1806 年管理 502,411 披索。

六、非人格化：錢從哪裡來、借給了誰

出資方：誰設立了基金？

類型	例子
菁英	東京（越南北部）代牧主教 Santiago Fernández、總督 Valdés Tamón、將軍級商人
專業人士	大學教授 Medrano
女性	富有的 Lizárraga 伯爵夫人；「過世時仍未婚」的平民女子 Paula González。道明會第三會的 46 個基金中有 12 個由女性設立（26%），方濟會 71 個中有 15 個（21%）
外國人	亞美尼亞商人在耶穌會設立基金；義大利傳教士 Sidoti；法國耶穌會的馬杜賴（Madurai）傳教團請求代為投資 2 萬披索；住在西班牙的 Aveiro 女侯爵
跨國爭議案例	義大利傳教士 Mariani 的基金要把收益匯回羅馬，因違反西班牙禁止境外支付的法令而遭關閉，教廷樞機也介入

資金使用方：誰拿到了 correspondencia？

大多數是熟悉太平洋與亞洲區間貿易的知名商人。
但也有不少只借一次的專業人士與女性。
零星的出資者則包括寡婦與華菲混血女性（mestizas de sangley）。
還有馬尼拉人把資金貸給福建帆船商人，這是跨文化投資的案例。

作者的核心機制

兄弟會兼具宗教與社交功能。會員一起過節、一起參加活動，這讓與貿易本身毫無關係的市民，也能透過對修會或兄弟會的歸屬感，把儲蓄交給基金。基金再把這些儲蓄轉成商人的營運資本。

七、風險管理

海損風險其實不如想像中高

統計	數字
Arteaga 等人：1571–1815 年大帆船「未完成航程」比例	12.6%（荷蘭好望角航線為 3.5%）
但上述數字包含折返	折返只損失一季收益，契約直接順延到下一班船，隔年亞洲貨在美洲反而更貴
排除折返後，1722–1804 年實際沉船率	約 4%，與英國東印度公司 1750–1813 年的損失率相當

期望報酬與損益兩平溢價（我的補充計算）

設海損機率為 $q$ ，基金的期望毛報酬為：

E [R] = (1 - q) (1 + r) - 1

以 $r = 30%, q = 4%$ 計算，期望報酬約 24.8%。
即使悲觀地把所有折返都當成全損（ $q = 12.6%$ ），仍有約 13.6%。

再問：溢價至少要多高，才能打平 censo 的 5%？

(1 - q) (1 + r) = 1.05 \Rightarrow r = \frac{1.05}{1 - q} - 1

海損機率 $q$	兩平溢價 $r^{*}$
4%	約 9.4%
12.6%	約 20.1%

有趣的是，實際溢價的最低值 20%，恰好接近最悲觀情境下的兩平點；中位數 30% 則遠高於兩平點。這從數字上支持作者的說法：溢價裡包含了「分享貿易利潤」的成分，不只是保險費。

以上計算忽略了時間價值（一趟來回約一年上下）、折返造成的延遲、違約風險，也忽略了 censo 是永續收入。只能當作量級上的參考。

其他風險機制

投資組合三分法：18 世紀初起，多數基金把資產分成三份：投美洲航線、投亞洲區間貿易、保留現金。亞洲區間貿易提供穩定現金流，美洲航線追求高報酬。
擴張投資範圍：到 18 世紀末，資金過剩，也開始借給菲律賓沿岸貿易與內陸貿易。
免疫擠兌：創辦人多已過世，基金本來就為永續行善而設，沒有人會來「提款」。
船體風險不在市場上：大帆船由菲律賓王室財庫出資建造，船毀不會直接損及商人。

八、兩層代理問題

層次	問題	解方
第一層：基金與遠方商人	商人在阿卡普科會不會少報獲利？	固定溢價契約，不必查帳；商人網絡與兄弟會會籍互相重疊；容易進入法院
第二層：捐款人／受益人與基金董事會	董事會會不會掏空基金？	公證登記；受益機構互相監督（例如方濟會與道明會第三會的帳簿中，都抄錄了仁慈堂所有基金的清單）；新任董事會審計卸任董事會；教會法庭

作者舉了幾個實例：

新董事會追究舊董事會：18 世紀初，仁慈堂新任董事會以前一年績效太差為由，拒絕償還前任董事會替基金做的借款。儘管兩屆董事很可能有姻親與生意往來，新任董事會仍依章程處理。
挪用確實發生過：一位匿名的基金管理人向方濟會修士 Torrubia 坦承挪用資金，案件依教會法處理。
科瓦東加號訴訟（1743）：部分貨主把收益留在墨西哥，卻宣稱「全損」。兄弟會主張契約涵蓋那些留在墨西哥的收益，要求償還。案子一路打到西印度事務院，最後判商人勝訴。過程中 Murillo Velarde 神父發表法律論述，論證 correspondencia 屬於合夥契約，引發公開論戰。
違約處理：correspondencia 沒有抵押品，只有保證人。保證人的數量與素質不影響溢價，但可能是新手進入市場、建立信用紀錄的門票。新人往往先借亞洲短程航線，累積紀錄後才拿到美洲航線的資金。違約者通常沒有被強制追討，而是從此在借款名單上消失，也就是被整個市場排除。

九、作者的結論

另類路徑確實存在：源自古代與中世紀都市結社的制度，放進亞洲商業環境後，逐漸演變得「更像銀行」。決定制度能否解決長程貿易難題的，不是設計本身的先天優劣。
由下而上、分散、半公半私：馬尼拉的金融幾乎沒有國家的金融規範介入，也沒有把融資與貿易整合進單一法人。它既不是純粹的公共制度，也不是純粹的私人網絡，而是兩者互相強化。這是「資本主義的遠方」：不只地理上遙遠，制度上也遙遠，因為它誕生於長期被認為不適合資本主義轉型的中世紀經院哲學世界。

十、延伸比較：同時代的「慈善資本化」與商業融資制度

作者主要拿英荷公司對比。其實同一時期的世界上，有不少「把慈善、宗教或公共資金轉為商業資本」的類似制度，放在一起看，更能看出馬尼拉的定位。

制度	地區／時期	資本來源	如何鎖定資本	風險分配	治理與執行	主要弱點
VOC／EIC 股份公司	荷、英，1600 年起	公開募股	永久股本加二級市場	公司內部化	董事會、特許狀、殖民地司法權	股東權利弱、職員私人貿易、以武力維持壟斷
塞維亞／加地斯大西洋航線	西班牙大西洋，16–18 世紀	商人、商會	短期契約	海事借貸	貿易署、商會法庭	高度依賴王室管制與船隊制度
葡萄牙仁慈堂	里斯本、澳門、巴伊亞等	遺贈、捐款	永久基金	多為放貸，澳門也參與海貿	兄弟會加王室監護	以土地與個人放貸為主
新西班牙教會信貸	墨西哥，17–19 世紀	遺贈、神職基金	censo 與抵押	土地擔保	教會法庭	1804 年被王室強制收回（見下）
鄂圖曼現金瓦合甫（cash waqf）	16–19 世紀	宗教捐贈	永久信託	放貸收取「經濟利息」	受託人、卡迪法庭	利率由創辦人寫死、缺乏彈性
馬尼拉遺贈基金	1668–1833	遺贈（含女性與外國人）	本金屬於靈魂，不可贖回	基金承擔海損，商人承擔市場風險	董事會、公證人、教會法庭	董事即借款人；受王室徵用威脅

其中有三組對照特別值得一提。

一、鄂圖曼現金瓦合甫是最接近的「近親」。

過去學界多把它視為消費性小額信貸。但 Stefini（2024）研究 16 世紀的塞拉耶佛，發現當地的現金瓦合甫也能為大型商業冒險提供資本，支援鄂圖曼與威尼斯之間的亞得里亞海貿易。原因是當地缺乏其他大型資本來源，而工匠行會（esnaf）既參與這些基金的設立與管理，也參與國際貿易。這幾乎就是馬尼拉兄弟會模式的伊斯蘭版本。
Çizakça 的研究則指出一個結構性缺陷：瓦合甫的利率由創辦人設定，後人不得更改；結果形成雙重利率市場，基金受託人本身成為向自己所管基金借款的主要借款人。馬尼拉的董事會同樣「從基金取得私人貿易資本的大部分」（論文原意），兩者面臨相同的利益衝突。

二、國家徵用是這類制度的共同死穴。

西班牙王室為了償還戰債，把原本只在本土施行的「王室債券整合」法令，於 1804 年 12 月擴及美洲與菲律賓，將遺贈基金、醫院、救濟院、部分兄弟會等慈善機構的資源撥入償債基金。
在墨西哥，歷史學者 von Wobeser 認為這項措施是西班牙帝國瓦解最有力的原因之一。
這項法令在馬尼拉的實際執行程度，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但可以看出「免疫擠兌」不等於「免疫主權掠奪」。

三、台灣讀者其實很熟悉這種制度邏輯。

論文中「基金屬於創辦人的靈魂」，很像台灣的祭祀公業：財產登記在祖先名下，由派下員管理。兩者都讓資產脫離任何在世個人，得以永續存在。
清代台灣的郊商（例如台南三郊以水仙宮為會所），同樣以廟宇為核心組織商人、籌措公共事務與祭典經費。這與馬尼拉「兄弟會加商人加節慶」的結構異曲同工。
差別在於，郊與祭祀公業沒有發展出像 correspondencia 那樣標準化、經公證、可以大規模複製的海事融資契約。

十一、仁慈堂遺贈基金之於馬尼拉，猶如東印度公司之於英荷？——殖民投資模式與它們留下的遺跡

11.1 類比的適用範圍

一個頗有吸引力的說法是：遺贈基金之於西班牙，就像東印度公司之於英荷。這個類比在「功能」上成立：兩者都是解決長程貿易三道難題的核心制度。但範圍需要修正。

這是馬尼拉的特例，不是西班牙帝國的通例：作者明確指出，以遺贈基金直接投資海事借貸，在西班牙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只有澳門部分相似。西班牙帝國的主幹融資是大西洋航線上的商會、海事借貸與王室財政。
西班牙也有股份公司：例如 1728 年的委內瑞拉卡拉卡斯吉普斯夸公司，以及 1785 年成立、1834 年解散的皇家菲律賓公司。後者正是用來取代大帆船體制的嘗試。
所以比較精確的說法是：遺贈基金之於馬尼拉，猶如東印度公司之於阿姆斯特丹與倫敦。

11.2 治理機制對照：遺贈基金可以類比為「公司監理」嗎？

功能	VOC／EIC	馬尼拉遺贈基金	評估
長期資本	永久股本，投資人只能賣股退出	本金屬於靈魂，永遠不可贖回	成立，而且鎖得更死
擠兌風險	沒有贖回，但股價會受衝擊	幾乎為零	成立，但受國家徵用威脅（1804 年法令；1860 年菲律賓遺贈基金與西班牙菲律賓銀行還捐款支應摩洛哥戰爭）
紀錄保存	公司帳簿	各基金獨立帳簿，契約必須公證並發給副本	成立
決策機構	十七人董事會／董事法院	每年改選的兄弟會董事會	成立
內部審計	股東監督薄弱	新舊董事會交接審計，受益機構之間互相抄錄帳目	成立，而且更分散、多元
司法後盾	國家法院，加上公司在殖民地的司法權	教會法庭、世俗法院、西印度事務院	成立
代理人舞弊	職員私人貿易十分普遍	有明確的挪用案例；董事本身就是借款人	應說「緩解」，不是「解決」
主權武力	可以締約、宣戰、築城、鑄幣	完全沒有	關鍵差異（見 11.6）

11.3 各模式的後世遺跡

遺跡類型	馬尼拉遺贈基金／兄弟會	英國東印度公司	荷蘭東印度公司
金融機構	菲律賓群島銀行（BPI）的前身西班牙菲律賓伊莎貝爾二世銀行（1851）。該行的原始資本由遺贈基金提供；依章程，它是有期限的股份有限公司，資本 40 萬披索，分為 2,000 股	1806 年的加爾各答銀行，後來演變為孟加拉銀行、印度帝國銀行，再到今日的印度國家銀行	公司於 1799 年解散，債務由荷蘭國家承接
公共基礎設施	卡里耶多（Carriedo）供水系統：1743 年留下 1 萬披索作為信託基金，本金加上累積收益資助了這套被視為遠東最早的現代供水系統之一，1882 年落成	非公益性建設	非公益性建設
教育與醫療	聖多瑪斯大學；聖若望醫院	附屬於公司體制的學院與文官培訓	教會學校；孤兒院；華人醫院
宗教與社群	兄弟會文化、聖人節慶（fiesta）、黑拿撒勒人遊行的善會傳統	相對有限	歸正會
法律	教會法下的信託與公證傳統	英屬印度法制	羅馬—荷蘭法（至今仍影響南非、斯里蘭卡）
堡壘	西班牙本身也留下王城（Intramuros）、聖地牙哥堡；在台灣留下基隆聖薩爾瓦多城、淡水聖多明哥城（紅毛城前身）	威廉堡、聖喬治堡	熱蘭遮城（安平古堡）、普羅民遮城（赤崁樓）
土地與不平等	修會莊園（見 11.5）	1770 年孟加拉饑荒、鴉片貿易	1621 年班達群島屠殺、香料壟斷

值得一提的反差：BPI 常被宣傳為「亞洲第一家銀行」，但英國東印度公司體制下的加爾各答銀行早了 45 年。兩種模式最後都留下了銀行。

11.4 馬尼拉遺產逐項查核

說法	證據	判定
遺贈基金孕育了 BPI	BPI 以遺贈基金為原始資本	✅ 成立。耐人尋味的是，大帆船貿易結束後，這筆資本最後流入的正是「股份有限公司」這種形式
遺贈基金孕育了自來水系統	卡里耶多的信託基金	✅ 成立，但有兩點保留：從捐贈到落成花了約 140 年；而且基金本身並不足夠，最後還要靠王室命令馬尼拉市出資 10 萬披索，並開徵肉品消費稅，整體工程耗資 745,590 披索
遺贈基金孕育了聖多瑪斯大學	大學源自 1605 年 Benavides 總主教遺贈的 1,500 披索與個人藏書，1611 年正式創立。論文則記載道明會的基金後來資助了越南與華人學生的獎學金	⚠️ 同屬「遺贈行善」的文化，但大學創立比第一個 correspondencia 基金（1668）早了半世紀以上
遺贈基金孕育了聖若望醫院	仁慈堂於 1596 年接管醫院行政；1645 年地震全毀後，交由聖若望醫院修會重建。但菲律賓遺產圖書館的館藏說明指出，該院原本主要收治貧困西班牙人及其眷屬與西班牙裔士兵，直到 1865 年仁愛修女會接手後才收治菲律賓人與華人	⚠️ 仁慈堂確實有關；但早期服務對象的族群界線很明顯（醫院早期沿革記載不一，細節仍有爭議）
促成節慶與黑拿撒勒人遊行的社群凝聚	教宗依諾增爵十世於 1650 年認可拿撒勒善會，聖像 1787 年遷入奎亞坡教堂；聖像本身也是經大帆船從阿卡普科運來。論文記載遺贈基金資助聖人節慶	⚠️ 兄弟會的制度形式同源，大帆船提供了物質連結；但沒有證據顯示 correspondencia 資本直接支撐了這項遊行
讓女性與非歐洲商人「主導」航運經濟	女性設立了兩到三成的基金，但論文指出她們多半沒有直接參與貿易。寡婦確實有特權，自 17 世紀初即可分得大帆船艙位，有人轉賣，也有人親自經營。華人與混血者主要以借款人身分，零星參與亞洲區間貿易	⚠️ 「參與」成立，「主導」不成立：大帆船艙位限於登記在冊的西班牙市民

11.5 不能省略的另一面

同一個伊比利—天主教體制，在菲律賓也留下了沉重的遺產：

修會莊園：道明會、奧斯定會與重整奧斯定會三個修會，擁有菲律賓約十分之一的已開墾土地。農民對此的不滿，是 1896–98 年菲律賓革命的成因之一。美國接管後以購地方式處理，1904 年制定《修會土地法》，規範把土地重新分配給原佃農。管理遺贈基金的道明會，正是最大的莊園主之一；黎剎家族在卡蘭巴的租佃糾紛，對象也是道明會的莊園。
華人社群：大帆船貿易的貨源高度依賴福建商人，但馬尼拉華人在 1603、1639、1662 年都遭到大規模屠殺，1766 年更因被指與英軍合作而遭驅逐。
強迫勞役：論文說大帆船由王室財庫出資建造，但實際的造船勞力，大量來自菲律賓人的強迫勞役（polo）。1649 年薩馬島的蘇穆羅伊（Sumuroy）起事，就是因為當局要徵調勞工到甲米地船廠而爆發。
租金集中：大帆船的暴利集中在少數登記在冊的西班牙市民與墨西哥批發商手中，菲律賓本地的商業農業反而萎縮。這一點論文自己也承認。

11.6 比較好的解釋框架：決定遺跡樣貌的是「主權」，不是「慈善或營利」

兩種模式留下的遺跡形狀不同，關鍵變數在於有沒有主權權力：

東印度公司握有主權：可以宣戰、築城、徵稅、治理領土。它的遺跡因此是領土性的：國界、殖民國家機器、種植園經濟，以及伴隨而來的暴力。
遺贈基金沒有任何主權：它的影響力只能透過資本本身發揮。遺跡因此是城市性、捐贈型的：一家銀行、一套供水系統、幾所醫院與學校、節慶傳統。
馬尼拉的暴力面來自別處：修會莊園、強迫勞役、對華人的迫害，屬於西班牙殖民國家與修會的土地權力，並不是遺贈基金的產物。但兩者由同一批人、同一個體制所構成，難以完全切開。

所以「慈善資本讓殖民比較溫和」是過度推論。比較站得住的說法是：當融資制度與主權分離時，它留下的是比較像公民社會的遺產；但這不代表整個殖民體制比較溫和。

十二、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作者宣稱的價值	站得住嗎？	理由
一、史料貢獻：首次把宗教基金帳簿與公證文書合併使用，並公開資料庫（MFID，收錄 1736–1800 年 500 多筆契約，存放於 Zenodo）	✅ 最扎實	可以驗證、可以擴充，也能讓後續研究者做量化分析
二、另類路徑的非人格化：沒有股份公司也能跨越個人網絡	⚠️ 部分成立	資金來源端確實非人格化：寡婦、教授、外國人把錢交給兄弟會，不必認識借款商人，這與銀行吸收存款的邏輯相同。但放款端仍高度依賴人際關係：保證人、先借短程航線建立紀錄、違約者被逐出市場，這些正是 Greif 所說的「社群聲譽機制」。作者對「非人格化」的證據，多半是出資者的身分軼事，缺少網絡分析或借款集中度的數據
三、由下而上、國家沒有介入	⚠️ 需要修正	國家確實沒有直接制定金融規範。但整個市場建立在國家創造的租金上：大帆船壟斷、法定額度、艙位配給、王室出資建造船隻。作者自己引用的 Arteaga 等人論文，標題就是〈被租金弄沉〉（Shipwrecked by rents）。此外，王室最後也把手伸向這個資金池（1804 年法令、1860 年戰爭捐款）
四、與伊比利金融史對話	✅	把 Grafe、Irigoin 等人「伊比利世界並不落後」的論點延伸到海洋貿易融資，而且提供了與歐洲大學發展出的主流敘事截然不同的案例
五、能與東印度公司相提並論	⚠️ 作者自己也保留	規模比較用的是圖 1：一邊是 EIC 的逐年官方序列，另一邊是兩位學者對馬尼拉的零星估計，兩者口徑不一致。作者也坦承，效率比較需要更多數據與共同的定義

論文中的小瑕疵：

年份錯誤：安森俘獲科瓦東加號是在 1743 年 6 月 20 日，論文誤寫為 1742 年。清廷解除海禁，通說是 1684 年，論文寫 1681 年。
作者名不一致：正文寫「Arteaga, Cabello, and Koyama」，參考文獻卻是「Arteaga, Desierto and Koyama」。
敘述與表格矛盾：正文說資產「持續成長」，但表 1 顯示 1755 到 1765 年縮水約四成，1783 年後也停滯不前。
推算邏輯：「最多三分之二投入貿易」是遺贈基金章程的規定，作者卻把它套用到「基金加私人資本」的合計上。
時序不清：文中說耶穌會在 1769 年被逐出前管理的四個基金，是在 1775 年由 censo 轉換而來的，時序不合。
樣本代表性：仁慈堂的帳簿大多已散失，機制分析主要依賴道明會第三會的帳簿，而作者自己也說單一機構不能代表整體。

整體評價：這是一篇史料開拓性強、理論主張略微超前證據的論文。

它最大的貢獻，是把「宗教慈善基金就是前現代風險資本」這件事，用檔案與契約證明到了可以被計量檢驗的程度。
「另類路徑」的命題值得認真看待，但更精確的表述應該是：馬尼拉用教會法的信託形式，在資金端做到了匯集，在放款端保留社群執法，並寄生於國家創造的壟斷租金之上。
這個修正版的命題，反而讓馬尼拉與塞拉耶佛的現金瓦合甫、台灣的郊與祭祀公業，產生更有意思的比較可能。

結語

馬尼拉的故事提醒我們：「現代金融」並不只有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一個源頭。

在地球的另一邊，一群商人、修士、寡婦與早已過世的捐贈者，用中世紀的法律語言，把白銀、絲綢與靈魂的救贖綁在同一張契約上。
大帆船在 1815 年停航後，這些「屬於亡者的資本」沒有消失。它們在 1851 年成為菲律賓第一家銀行的股本，在 1882 年化成馬尼拉人打開的水龍頭。

這條路最終也匯入了股份公司的大河。它是不是一條「更溫和」的路，證據並不支持；但它確實是一條不同的路。

The cost of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Prices,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 and real inequality in Amsterdam (1630‒1805)

鄭仕群 — Tue, 29 Sep 2026 17:52:48 +0000

Bas Spliet (University of Antwerp) & Anne E. C. McCan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79 (2026), 684–716.
https://doi.org/10.1111/ehr.70036

這篇論文說了什麼？

十七世紀的消費擴張主要來自供給面。 1630 到 1680 年間，一整套中產階級「體面品」（decencies）的價格下跌約三成（指數 100 → 70.2）。這個降價來自產品與製程創新，城市家庭不必靠「勤勉革命」也能擴充家當。
十八世紀下半葉，同一套機制開始反噬。 新潮物品比較容易壞、也比較快過時，再加上窮人大量拋售，二手市場出現供給過剩，二手殘值因此崩跌。衣物的實質殘值在 1630 到 1780 年間跌了 82%。
中上階層和勞工階層的處境分岔。 菁英與中產一邊追逐時尚，一邊把錢放進銀器、珠寶這類保值品來對沖。勞工階層唯一可變現的資產是衣物，而衣物正是貶值最兇的品類。孤兒院遺產清冊裡的典當票，到十九世紀初完全歸零。
結論： 消費革命在長期擴大了物質層面的「真實不平等」（real inequality），即使它一開始確實讓勞工家庭過得更舒適。

一、問題意識：消費革命到底是誰付的帳？

1970 年代以後，歐洲史學界從遺產清冊中發現了「消費革命」：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一代又一代人擁有越來越多的家具、瓷器、窗簾、畫作與時髦衣物。但同一時期的實質工資序列幾乎停滯。收入沒漲，東西卻變多了，這就是整個學術爭論的核心謎題。

解釋框架	代表學者	核心機制	本文的立場
勤勉革命（需求面）	Jan de Vries	家庭以勞動替代閒暇，讓婦女與孩童進入勞動市場，換取更多市場商品	荷蘭城市的市場化與女性就業早已很高，十七世紀城市沒有多少「勤勉」可以再增加，消費擴張不需要它
產品與製程創新（供給面）	Montias、Van der Wee、Styles、Berg、Fairchilds（"Populuxe"）	仿製品、新材料、規模經濟讓「新奢侈品」變便宜	本文首次做整體量化檢驗，結果大致支持
材料轉型與易碎化	Blondé 等安特衛普學派	從昂貴耐用轉向便宜易耗，物品生命週期縮短	本文用一手與二手價差提供量化佐證
真實不平等	Hoffman et al. (2002)、Hanus (2013)	糧食、燃料、房租相對奢侈品上漲，窮人受害較深	本文把「耐久財殘值」加進真實不平等的討論
消費讓社會趨同	Kwass、McKendrick 等	物質文化擴散，抵銷了財富不平等	本文反駁：底層在十八世紀後半反而脫隊

作者把「代價」一詞用在兩個層次：字面上，是買一套體面的家當要花多少錢；隱喻上，是這場革命讓誰承擔了後果。

二、資料：兩批遺產清冊，四個社會階層

2.1 兩個資料集

項目	公證人檔案（NA）	市民孤兒院（BWH, Burgerweeshuis）
規模	402 份，四個樣本期：1630–5、1680、1730、1780	1,311 份，涵蓋 1740–1805 年的全部清冊，分三期
產生原因	保護未成年繼承人；少數為限定繼承（beneficium inventarii，67 份，16.7%）	父母雙亡、且雙親皆為市民滿七年者，其子女入院時由孤兒院清點遺產
獨特之處	低地國第一個每份清冊的動產都經專業估價的資料集	1782 年後的資料首次公開；後期大量「無價值」的 per memorie 登錄
動產件數中位數	283 → 361 → 742 → 669	114 → 93 → 0
動產價值中位數（fl.）	621 → 525 → 913 → 797	47 → 44 → 0
淨資產中位數（fl.）	485（1680）→ 2,224 → 2,277	−19 → −4 → 0
年租中位數（1730 年價）	168–250 fl.	49–55 fl.
死者年齡中位數	53 歲（1730）、57.5 歲（1780）	42 歲
女性死者比例	46.0%	55.3%（多為寡婦）

2.2 分層方法：用「工匠與店主」當量尺

作者先從每期 NA 樣本中挑出可辨識的工匠與店主（占 32%–47.5%），計算他們動產總值的四分位距（IQR），再以此把所有人分成三層：

A 類（都市菁英）：高於第三四分位數
B 類（中上層中產／小資產階級）：落在四分位距之內
C 類（中下層中產）：低於第一四分位數
BWH：勞工與城市貧民

BWH 裡能辨識職業的只有 143 位店主和 63 位受雇工人。但連這 63 位工人的動產中位數（70 fl.）都高於無法辨識職業的 665 戶（31 fl.），可見 BWH 的中位數家庭確實代表城市底層。

2.3 代表性檢驗：1734 年全市房租分布

作者把清冊中家戶的房租，對照 1734 年稅冊中 47 個完整登錄街區、共 35,496 個住宅單位的租金分布：

租金五分位	年租區間（fl.）	A	B	C	BWH
0–20%	0–40	0%	3.6%	11.4%	28.2%
20–40%	40.1–60	0%	5.4%	17.1%	34.6%
40–60%	60.1–110	2.1%	12.5%	31.4%	22.8%
60–80%	110.1–250.2	29.2%	37.5%	34.3%	11.2%
80–100%	250.2 以上	68.8%	41.1%	5.7%	3.2%

每一個租金分位都至少有一個群體過度集中（超過 20%），所以合併起來的資料幾乎涵蓋整個城市，只缺最邊緣的赤貧層。

2.4 為什麼估價可以當作價格？

作者提出四個理由：

前工業社會的中產與窮人大量購買二手貨；
估價由專業估價人執行；
估價與二手拍賣價高度吻合；
26 項物品合起來，足以代表中產階級私人物質文化的橫斷面。

第三點最關鍵。作者取 1627–36 年孤兒院議會（Weeskamer）的拍賣紀錄，找出 21 項樣本數超過 50 的物品，與 1630–5 年 B、C 類清冊的估價中位數相比。結果公證估價中位數平均只比拍賣價高 1.0%，而且沒有系統性的高估或低估。

三、發現一：物質不平等的剪刀差

3.1 各階層的物品總數（中位數，件）

階層	1630–5	1680	1730	1780
A 菁英	794	819	2,130	1,356
B 中上層	294	366	609.5	629
C 中下層	126.5	141	230	412

BWH	1740–59	1760–79	1780–1805
中位數	114	93	0
平均數	202.5	146.0	98.8

從這兩張表可以讀出三個模式：

A、B 類在 1730 年以前受惠最多，家當幾乎成長到三倍。
C 類的成長較晚，大部分發生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到 1780 年也幾乎翻了三倍。
BWH 在十八世紀後半持續下滑，1780 年以後中位數變成 0。作者強調，這個 0 不代表一無所有，而是剩下的東西在孤兒院簿記員眼中只是「毫無價值的破爛」。

3.2 自行計算：物質差距倍數

作者沒有算正式的不平等指標。我用表 5 的數字算一個簡單的差距倍數：

G_{t X} = \frac{Q _{t X} ( median )}{Q ˉ _{t BWH} ( mean )}

這裡刻意用 BWH 的平均數當分母。BWH 的平均數遠高於中位數，所以算出來的差距是保守估計。

比較	約 1730 vs 1740–59	1780 vs 1760–79	1780 vs 1780–1805
C 類 ÷ BWH	230/202.5 ≈ 1.1 倍	412/146 ≈ 2.8 倍	412/98.8 ≈ 4.2 倍
B 類 ÷ BWH	609.5/202.5 ≈ 3.0 倍	629/146 ≈ 4.3 倍	629/98.8 ≈ 6.4 倍

十八世紀中葉，中下層中產和孤兒院家庭的平均家當幾乎一樣多。半個世紀後，前者是後者的四倍。這正是作者所說「萎縮的中產」與「擴大的貧民」之間的鴻溝。

3.3 自行計算：單件物品的平均價值

用 NA 樣本的動產價值中位數除以件數中位數（兩個中位數相除只是粗略指標）：

	1630–5	1680	1730	1780
fl./件	2.19	1.45	1.23	1.19

單件價值跌了約 46%，比體面品指數的跌幅（約 33%）更大。這表示除了同類物品變便宜，家當的組成也轉向大量低價小件，例如瓷器、餐巾、袖套。

四、發現二：體面品價格指數

4.1 指數怎麼編

入選條件如下：

26 項物品在四個樣本期都有足夠估價，總樣本門檻 100 筆，多數物品有數百到數千筆；
排除過於獨特的真正奢侈品（例如珠寶）；
排除常被合併估價的基本用品；
排除後來才普及的物品（例如時鐘）和後來消失的物品（例如 huik 連帽斗篷）。

計算分三步。第一步，每項物品的中位估價先換算成白銀克數以排除貨幣貶值，再轉為相對 1630–5 年的指數：

i_{j, t} = 100 \times \frac{p ~ j , t}{p ~ j , 1630}

第二步，類別指數以各物品在當期動產總值中的平均占比加權。權重隨時代變動，可以反映消費偏好的改變：

I_{k, t} = j \in k \sum w_{j, t} i_{j, t}, w_{j, t} = \frac{s ˉ j , t}{\sum j ^{'} \in k s ˉ _{j^{'}, t}}

第三步，五大類（家具、廚房與餐具、家用織品、衣物、文化品）用同一套邏輯合成綜合指數：

I_{t} = k \sum W_{k, t} I_{k, t}

實質指數則是再除以 van Zanden 的荷蘭西部消費者物價指數：

R_{t} = \frac{I _{t}}{P _{t} / P _{1630}}

作者刻意不控制品質。只有餐具類固定材質，用銀湯匙、銅壺、瓷奶油碟、白鑞盤當代表；其他物品只要本質延續就照收，例如有框和無框的鏡子都算鏡子。這樣做是為了讓「仿製降價」和「裝飾升級」兩股力量都能在指數中顯現。

4.2 結果總表（基期 1630–5 = 100）

類別	1680	1730	1780	1780 實質	BWH（名目）
家具	72.2	83.3	94.8	80.2	35.5
廚房與餐具	92.3	85.4	74.8	63.2	53.7
家用織品	69.9	62.6	62.9	53.2	34.4
衣物	60.4	42.1	21.3	18.0	15.7
文化品	55.5	170.1	106.1	89.7	64.0
綜合	70.2	79.2	67.4	57.0	35.1

BWH 綜合指數換成實質值，1740 年為 32.2，1800 年只剩 24.1。

4.3 各品類背後的創新故事

品類	代表物品的指數變化	背後機制
書與畫	書 100 → 26.6（1680）；畫 100 → 35.5	黃金時代的出版與繪畫業規模化，造紙業受益於風車技術，畫家發展出新技法與新畫類，形成大眾市場
家具	1680 年降至 72.2	斯堪地那維亞木材進口，加上風力鋸木廠在阿姆斯特丹與贊河地區爆炸性增加。原本服務造船業，也壓低了家具成本
瓷器	瓷奶油碟 70.2 → 20.8 → 13.6	東印度公司大量進口亞洲瓷器，之後歐洲瓷器進口替代，讓價格長期維持低檔，同時支撐茶、咖啡、糖的消費擴張
衣物與織品	窗簾 → 23.4；裙 → 15.6；短上衣 jak → 18.2	較輕薄、混紡的新織物與棉布降價（詳見第五節）
反向力量	椅子 → 181.8；1780 年畫作回升到 163.6	軟墊椅興起；家具上漆、改用胡桃木；鏡框更華麗、尺寸更大。中產模仿菁英的品味帶來「裝飾升級」

有一個內建的合理性檢查值得注意：銀湯匙指數始終在 89 到 103 之間。以白銀計價的銀器本來就該大致不變，這說明估價人確實按照金屬本身的價值估價。

4.4 菁英與中產：誰是降價的受益者？

圖 2 顯示，菁英版本的同類物品在黃金時代沒有明顯降價：1680 年約 91，1730 年約 107，1780 年才降到約 76。中產版本則在 1680 年就跌到 70。作者據此認為，中產階級才是消費革命的主要受益者。1680 到 1730 年綜合指數微升，是因為「模仿菁英的裝飾需求」一度抵銷了「廉價仿製的降價壓力」。

4.5 換到賣方的角度：遺產縮水

價格下跌對買方是好消息，對繼承人卻是壞消息：

名目上，體面品的殘值縮水了三分之一；
實質上更嚴重：1780 年賣掉一套二手體面品，只能支付 1630 年代同樣一套能支付的家庭開銷的 57.0%；
在孤兒院家庭，這套物品的實質殘值 1740 年不到 1630 年基期的三分之一，1800 年更跌到四分之一以下。

五、發現三：一手價與二手價分道揚鑣

5.1 織品：最能做一手與二手對照的品類

作者用 Posthumus 整理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價格，編出四條一手價格序列，和 NA 的二手衣物、家用織品指數對照（圖 3）：

時段	原料（羊毛、亞麻、絲、棉）	傳統織品（呢絨、亞麻布）	新織物（saye、fustian、bombazine、棉紗）	二手衣物	二手家用織品
1630 → 約 1700	隨農產品價格下跌	大致穩定	跌到不及 1630–40 年代的三分之二	60.4（1680）	69.9
約 1730	低檔	穩定	低檔	42.1	62.6
1740 → 1790 年代	明顯上漲	約 100	回升並超越基期	21.3（1780）	62.9（停滯）

前半段，一手與二手價格同步下跌，說明初期的降價主要來自原料與初級市場成本下降，以及輕薄布料、棉絲混紡的普及。後半段，一手價格全面上漲，二手衣物卻從 42.1 再腰斬到 21.3。這個跌幅不可能來自生產成本。

5.2 二手殘值崩跌的三重機制

材質易損：新織物不如傳統呢絨與亞麻耐穿。
時尚汰換：「新」在衣物主觀價值中的比重越來越大，舊衣被視為過時。
供給過剩：二手衣的主要買家（勞工階層）購買力下降；同時窮人為了補家計拋售，富人為了追新拋售。賣的人多、買的人少。

作者強調這三股力量不只存在於織品：

易損：NA 資料庫中 11.9% 的瓷器組有損壞或破裂，BWH 家庭比較小心，但也有 5.3% 有缺角。
時尚：荷蘭架上畫產業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崩潰，原因不是購買力或供給，而是室內裝潢品味改變。
市場分流：一般二手市場在十八世紀下半葉被邊緣化，而「古典大師畫作」、古董瓷器等高殘值物品則發展出專門的拍賣市場。

5.3 工業品對照（圖 4）

作者再拿 19 種交易所「非農產品」（滑石、鱈魚乾、鹽、西班牙羊毛、絹、鐵、銅、白鑞、鉛、肥皂等）與綜合指數比較：

1680 年兩者相近（70 對 75），1730 年相同（79），說明十七世紀的降價也與荷蘭整體生產力有關；
1750 年以後，工業品一手價一路漲到約 140，體面品綜合指數卻跌到 67.4。

作者的結論是：越是早先選擇「短期時髦」而不是「長期耐用」的人，越無法從後來的通膨中讓資產增值。

5.4 自行推算：物品「半衰期」縮短了多少？（純屬示意）

令二手與一手價格比為：

ρ_{t} = \frac{S _{t}}{F _{t}}, \frac{ρ _{1780}}{ρ _{1630}} \approx \frac{21.3/100}{\approx 100/100} \approx 0.21

假設物品按幾何折舊 $V_{a} = P (1 - δ)^{a}$ ，並假設遺產清冊中衣物的平均「年齡」固定為 10 年：

(\frac{1 - δ _{1780}}{1 - δ _{1630}})^{10} = 0.21 \Rightarrow \frac{1 - δ _{1780}}{1 - δ _{1630}} = 0.2 1^{1/10} \approx 0.856

若 1630 年的年折舊率是 5%，1780 年就約為 19%。換算成價值半衰期：

t_{1/2} = \frac{ln 2}{- ln ( 1 - δ )} : 13.5 years ⟶ 3.3 years

這個計算把時尚與供給過剩也都算成「折舊」，只是用來感受變化的量級。不過它說明了一件事：在十八世紀末的阿姆斯特丹，一件衣服作為資產的壽命可能縮短到原來的四分之一左右。

六、發現四：窮人的資產負債表

6.1 中上階層的對沖策略（圖 5，動產總值占比，數值為圖讀約略值）

品類	A 類走勢	B、C 類走勢	解讀
瓷器	約 1.7% → 3.4%（1730）→ 約 1%	始終偏低	瓷器件數暴增，但價值占比在 1730 年後下降，顯示經濟不確定時的消費警覺
銀、銅、白鑞器	約 12%–18%	C 類升到約 10%	舊奢侈品的價值始終遠超瓷器。陶瓷是「附加」在金屬器之上，而不是取代它
衣物	U 形：約 20% → 10% → 18%	C 類約 47% → 18% → 33%	1630–1730 年衣櫥變大但占比減半，靠的是衣物降價；十八世紀後期追時尚又讓占比回升
珠寶	約 3% → 25%	C 類 0 → 約 14%	衣物降價省下的錢，有一部分流入最典型的「保值舊奢侈品」

6.2 窮人沒有緩衝

十八世紀後半，衣物約占 BWH 遺產的三分之一，和 C 類相近。但 BWH 家庭沒有金屬器和珠寶可以撐腰。從典當票來看（圖 6），衣物主導了窮人的典當，偏偏衣物正是殘值跌最多的品類。

作者用典當物價值與自有動產價值的比率，衡量窮人把財產拿去「槓桿」的程度：

L_{t} = \frac{V ˉ _{t pawned}}{V ˉ _{t owned}} : 6.7% (1740 s) \to 1.6% (1790 s) \to 0

同一時期，BWH 平均動產從 1750 年代約 112 fl. 一路跌到 1800–05 年的 22.3 fl.（圖 7）。十九世紀初現存的 116 份清冊中，找不到任何一張典當票。

作者認為這不代表窮人不再需要借錢，而是信用崩潰：手上的東西已經不值得當鋪收押。這和負債水準下降所代表的意義相同，不是財務好轉，而是借不到錢。

6.3 孤兒院本身也在失血

市民孤兒院在 1776 年首度遭遇財政危機：在金融市場籌措短期資金第一次失敗，1777 年被迫折價出售資產。到 1790 年代，唯一的出路是削減孤兒照護支出。機構和它服務的家庭同時走向匱乏。

七、作者的論證鏈

十七世紀：產品與製程創新（書畫、鋸木、瓷器、新織物）讓體面品降價三成，中產大量擴充家當，勞工偶爾也買得起。
1680–1730：模仿菁英的裝飾需求把價格略為推高，同時開始出現「便宜但易壞、易過時」的材料轉型。
1740 年以後：一手價格上漲，但二手殘值因易損、時尚、供給過剩三重力量下跌。
分岔：中上階層用金屬器與珠寶保值、留下可傳承的遺產；勞工的資產集中在貶值最兇的衣物，典當能力隨之瓦解。
結論：消費革命擴大了物質（真實）不平等，並讓「購買力」重新回到消費史的核心。

八、延伸對照：作者沒提或只帶過、但彼此呼應的研究與資料

資料或理論	內容	和本文的呼應或對照
Robert C. Allen (2001) 的福利比率與「體面籃」	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與倫敦勞工的實質工資居全歐之冠，十八世紀荷蘭停滯	本文的體面品指數可視為 Allen 基本消費籃之外的「耐久財延伸籃」
Lorna Weatherill (1988) 英格蘭遺產清冊	1675–1725 年瓷器、時鐘、窗簾擴散，商人與專業階層領先	和 A、B 類領先相符。但英格蘭勞工沒有經歷荷蘭式的崩落，是有意思的比較點
John Styles, The Dress of the People (2007)	棉布擴大了英格蘭平民的衣櫥；衣物大量流通於二手與贓物市場	衣物就是「窮人的存款」
Laurence Fontaine, The Moral Economy (2014)	典當與小額信用是窮人的保險機制	對照本文典當歸零所代表的保險失靈
Akerlof (1970)「檸檬市場」	資訊不對稱會讓二手市場萎縮	宣誓估價人是制度上的解方；「一般二手市場邊緣化、專門拍賣興起」正是檸檬問題的市場分流
Veblen (1899)、Simmel (1904)	炫耀性消費；時尚的「下滲—逃離」循環	中產模仿菁英、菁英加速換新，時尚週期越來越快，舊物加速貶值
Kopytoff (1986) 物的文化傳記；Weiner (1992) 不可讓渡之物	物品同時具有使用、展示、儲值功能	本文「store value」論點的人類學基礎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1991)；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2000)	晚明江南的奢侈消費，文震亨《長物志》的雅俗品鑑；江南的糖、布消費可比西北歐	中國同樣有「體面品」與身分模仿的焦慮
清代「估衣」業	北京、天津都有估衣街，死當衣物也流入二手衣市場	中國的二手衣市場規模同樣龐大，但缺乏類似的量化價格研究
Boskin 委員會 (1996)	品質調整不足，使美國 CPI 每年高估通膨約 1.1 個百分點	本文刻意不控制品質，指數同時包含「價格」和「品質升級」兩種成分
當代快時尚：Ellen MacArthur 基金會 (2017)、McKinsey (2016)	全球衣物平均被穿次數十五年內減少約 36%；2000–2014 年服裝產量倍增；大量二手衣輸往東非（如肯亞的 mitumba）	易損、時尚、過剩三重機制和十八世紀阿姆斯特丹驚人相似
Engel 法則	越窮的家庭，食物支出占比越高	十八世紀後期糧價上漲，窮人被迫變賣或典當衣物
阿姆斯特丹 Bank van Lening（1614 年設立）	市立典當銀行	本文典當票的制度背景

九、專題：前工業時代的女性估價師與閨閣經紀人

本文的價格指數建立在一群常被忽略的人身上：阿姆斯特丹的女性宣誓估價人。她們從二手女販（uitdraagsters）中被市政當局招募，而她們的估價和實際拍賣價只差 1%。放眼世界，前工業社會普遍存在一種罕見的「以女性為主」的專業：在隔離的閨閣內宅與外部市場之間做價格發現與資產變現。

9.1 為什麼偏偏是女性？

性別空間隔離：男人進不了後宅（harem、zenāna、閨閣、안채、大奧），女性經紀人就成了唯一合法的通道。
標的物本來就是女性財產：嫁妝、首飾、織品由女性擁有、生產與管理，而且價值高、體積小、容易變現，等於是「女性的銀行」。
灰色與私密交易需要信任：秘密變賣首飾、分家時估算私房錢、處理典當品，都需要「女人對女人」的低調處理。
進入門檻低：做二手生意靠的是存貨和人脈，不太需要資本，因此常是寡婦的生計。
情報網絡交織：媒婆、產婆、女販、女估價人彼此重疊，形成跨府邸的資訊網。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式子描述她們的利潤。設內宅賣方的保留價為 $r_{s}$ （因為不熟悉行情而偏低），外部買方願付價格為 $r_{b}$ ：

π = (p^{out} - p^{in}) information spread + c \cdot p^{out} commission, 0 \leq p^{out} - p^{in} \leq r_{b} - r_{s}

內宅越不了解市場， $r_{b} - r_{s}$ 就越大，資訊價差的上限也越高。

9.2 世界總覽表

地區與時代	稱謂	主要標的	制度化程度	文字化標準	代表案例
荷蘭，17–18 世紀	uitdraagster、gezworen schatster	衣物、織品、家具、畫作	市政任命並宣誓	公證清冊逐項標價	1627–36 年拍賣驗證只差 1%
法國，17–18 世紀	revendeuse à la toilette	二手華服、蕾絲、珠寶	舊衣商行會體系	行會章程	Lesage《Turcaret》的 Madame Jacob
英格蘭，17–18 世紀	舊衣女販、女當商	衣物、贓物	低	當票、Old Bailey 審判紀錄	Moll Cutpurse
德意志，17 世紀	猶太女珠寶商	珍珠、寶石	家族企業	帳簿、回憶錄	Glikl of Hameln
埃及與中東，11–19 世紀	dallāla	遺產、珠寶、織品、借貸	受市場監察官（muḥtasib）規範	hisba 手冊、嫁妝清單	Wuhsha al-Dallāla
奧斯曼帝國，16–19 世紀	bohçacı kadın、kira	布料、珠寶、借貸、情報	kira 近乎宮廷職官	遺產登記簿（tereke defteri）、官定物價冊（narh）	Esperanza Malchi
蒙兀兒印度，16–18 世紀	zenana dallālan、Mīnā Bāzār	首飾、絲綢、珍珠	宮廷女性市集	寶石鑑定學、《阿克巴則例》	沙賈漢邂逅慕塔芝的傳說
中國，宋到清	牙婆（三姑六婆之首）	珠翠、衣飾、婢妾、典當	牙行、牙帖	《格古要論》、當舖手冊《當譜》	王婆、薛嫂
朝鮮王朝	방물장수（方物商）、매파（媒婆）、객주（客主）	化妝品、飾品、婚配、批發	私營	多為口傳	金萬德
日本江戶	大奧「表使」	大奧採購、與御用商人交涉	幕府職制	小袖雛形本、御用帳	繪島生島事件
東南亞，13–17 世紀	市場女性	零售、貨幣兌換	社會習俗	外國旅人紀錄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
西非，18–19 世紀	Iyalode、market queen、signare	布、黃金、棕櫚油	由女性首領統轄市場	貝幣、阿坎金砝碼	Madam Tinubu、Anne Pépin
墨西加（阿茲特克）	市場女販	棉斗篷 quachtli、可可豆	市場法官監督	1545 年 Tlaxcala 價目表	Tlatelolco 大市集
殖民時期安地斯	gateras、女商	食物、chicha 酒、典當品	殖民市政規範	遺囑中的典當清單	波托西典當網絡
北美毛皮貿易	原住民與梅蒂（Métis）女商	河狸皮、交易品	家族與婚姻網絡	哈德遜灣公司「Made Beaver」	Magdelaine Laframboise
大洋洲	婦女財富的保管者	香蕉葉束、細席	親屬與儀式制度	口傳譜系與名號	薩摩亞 'ie tōga
古代近東，前 2 千紀	亞述商人之妻、nadītu	織品、借貸、土地	家族企業、修道院	楔形文字泥板書信	Lamassī

9.3 分區詳述

① 荷蘭：宣誓估價女販（uitdraagsters／gezworen schatsters）

身分：阿姆斯特丹的二手零售業（uitdragerij）以女性為主，市政當局從這群人中招募宣誓估價人。荷蘭法律允許已婚婦女登記為「公開女商」（openbare koopvrouw），獨立簽約並承擔商業債務，在當時的歐洲相當少見。
流程：死者過世後，繼承人或監護人委託公證人；公證人按房間與品類逐件登錄，估價女士逐項定價；若需要變現，物品就送往孤兒院議會（Weeskamer）主辦的公開拍賣，而估價女士本人也活躍在拍賣場上。估價與成交在同一群人之間循環，這正是 1% 誤差的來源。
文字化：公證清冊有固定格式，逐項標價，累積成可以追溯的價格檔案，本篇論文的指數就是建立在這批檔案上。估價知識本身則在同業間口傳手授。
案例：Puyenbroek 的研究（〈Vrouwen op de kunstmarkt: gezworen schatsters〉）指出，這些宣誓女估價人也出現在 1670–1820 年荷蘭的古典大師畫作拍賣市場，連高價藝術品都經過她們之手估價。

② 法國：梳妝台前的轉售女商（revendeuses à la toilette）

身分與空間：貴婦早晨梳妝（toilette）是接待親密訪客的時段。這些女商趁這時進入閨房，帶來二手華服、蕾絲、首飾與布料，也暗中收購貴婦不便公開變賣的衣飾珠寶，順便放貸、傳信、交換八卦。
流程：到府兜售或收購，交易私下成立；需要時轉到舊衣商（fripiers）網絡或其他貴婦手中。
文字化：她們屬於舊衣商行會體系，受行會章程約束。對比之下，公開拍賣的估價是男性官職：1556 年起設立的宣誓估價拍賣官（jurés-priseurs）。
案例：Lesage 1709 年的喜劇《Turcaret》中，金融暴發戶 Turcaret 的妹妹 Madame Jacob 就是一位 revendeuse à la toilette。劇中她對上流社會的私密財務瞭若指掌，是這個行業掌握情報的經典寫照。

③ 英格蘭：舊衣女販與「失物中介」

身分與空間：倫敦 Rosemary Lane 的「破布市集」（Rag Fair）是二手衣集散地。貴婦的貼身女僕依慣例可以取得主人的舊衣作為福利（perquisites），再轉賣給女販。女性當商也很常見。
文字化：當票，以及 Old Bailey 的大量審判紀錄。法庭必須為贓物估價，因為金額決定是否構成死罪；陪審團常刻意把衣物低估到門檻以下來救被告，Blackstone 稱之為「虔誠的偽證」（pious perjury）。估價在這裡攸關人命。
案例：Mary Frith（綽號 Moll Cutpurse，約 1584–1659）在倫敦經營「失物找回」中介。失主付費，她透過地下網絡把贓物「找回來」。失主不知道東西在哪，竊賊找不到安全的買家，她就站在中間，是資訊不對稱套利的極致。

④ 德意志：格呂克爾（Glikl of Hameln, 1646/7–1724）

身分：漢堡的猶太女商，與丈夫 Chaim 經營珍珠、寶石與金飾批發。丈夫在 1689 年過世後，她獨力經營，往來萊比錫、布倫瑞克等地的商展。
文字化：珍珠依大小、圓度、光澤分級，以重量單位計價。她用意第緒語寫成的回憶錄（約 1690–1719），是歐洲最早的女性自傳之一，詳細記錄了交易、信用、倒債與家族婚配。
看點：寡婦接手家族珠寶事業，本身就是女性掌握高價動產估價知識的最佳證明。

⑤ 埃及與中東：Dallāla

身分與空間：城市中的 dallāl（掮客、拍賣喊價人）是受市場監察官管理的正式行業。女性 dallāla 專門服務後宅：帶貨進出 ḥarīm，替內宅婦女收購或在市集代為拍賣，也常兼做媒人。在薩法維與卡札爾時代的波斯，類似的女掮客出入貴族內院（andarūn）。
流程：死者遺產（tarika／tereke）先清點，由法官（qāḍī）指派估價，再由掮客在市集喊價拍賣，所得依伊斯蘭繼承法分配。女性的遺物與後宅財產多經 dallāla 之手。
文字化：
- hisba 市場監察手冊，例如十二世紀 al-Shayzarī 的《Nihāyat al-rutba fī ṭalab al-ḥisba》、十四世紀 Ibn al-Ukhuwwa 的《Maʿālim al-qurba》，規定掮客必須誠信、不得與買方串通；
- 法庭登記簿（sijill）記錄估價與拍賣所得；
- 開羅吉尼薩（Cairo Genizah）文獻中大量的嫁妝清單逐項列出衣物、首飾、銅器與價值，是極早的標準化動產估價文件。
案例：Wuhsha al-Dallāla，十一世紀末到十二世紀初活躍於福斯塔特（舊開羅）的猶太女商。她從事典當估價、資產仲介與私人放貸，客戶包括大量女性。她的非婚生子在當時社群引起爭議，而她在十二世紀初立下的遺囑，至今仍是研究中世紀女性財富的經典史料。

⑥ 奧斯曼帝國：Bohçacı 與 Kira

身分與空間：
- bohçacı kadın 背著大布包（bohça）走家串戶，出入宮廷後宮與官宦內宅，販售布料、首飾、化妝品，收購宮中流出的珍品再轉賣給富商家庭，也提供小額短期貸款、做媒、傳遞消息。
- kira 大多是猶太女性，自十六世紀起擔任太后與妃嬪的專屬採買與財務代理，權勢極大，甚至介入外交。
流程：伊斯坦堡的遺產法院（kassam）把遺產逐項登錄在遺產登記簿（tereke defterleri）；高價物品在大集市核心的 Bedesten 由掮客（dellal）喊價拍賣。
文字化：國家頒布官定物價（narh）。1640 年的伊斯坦堡物價冊（Es'âr Defteri）按品級逐項規定上千種商品的價格，織品依產地與品質分等，是極為罕見的標準化品級文件。
案例：Esperanza Malchi 是 Safiye Sultan 的 kira。1599 年，她代表太后寫信給英格蘭女王伊莉莎白一世，請求對方回贈化妝品與香水等物。1600 年，她因干政與斂財惹怒西帕希騎兵而遇害。更早的 Esther Handali 則服務 Nurbanu Sultan。

⑦ 蒙兀兒印度：閨閣女仲介與 Mīnā Bāzār

身分與空間：深居閨閣的貴族婦女（pardanashin）擁有豐厚的婚嫁私產（strīdhan，以金飾珠寶為主），但男性珠寶商（jauharī）與錢莊（shroff）不得進入 zenāna。女仲介與女巡迴商人因此成為唯一的資產橋樑，負責鑑定、秘密變現，以及女兒之間的遺產分割。
流程：她們帶貨入內、評估、報價、出外變現或撮合。宮廷另設 Mīnā Bāzār，在節慶期間由貴族女性擺攤、女眷與皇帝購物，形成封閉的高端市場。
文字化：印度的寶石鑑定文字傳統非常悠久。
- 梵文「寶石鑑定學」（Ratnaparīkṣā）典籍詳列寶石的產地、瑕疵與色澤等級；
- 阿布勒·法茲勒的《阿克巴則例》（Āʾīn-i Akbarī，1590 年代）記載宮廷寶庫依價值區間分級登錄寶石；
- 法國珠寶商 Tavernier 在《六次旅行記》（1676）中記錄印度鑽石的計重與定價法則，後世稱為「Tavernier 法則」：

P = k \cdot w^{2}

其中 $w$ 為克拉重， $k$ 為同品級一克拉石的單價。價格隨重量的平方上升，這也是閨閣中「眼力估價」必須掌握的非線性行情。

案例：據傳 1607 年的 Mīnā Bāzār 上，王子 Khurram（後來的沙賈漢）邂逅了在攤位上販售絲綢與珠飾的 Arjumand Banu，也就是日後泰姬瑪哈陵的主人慕塔芝·瑪哈。

⑧ 中國：牙婆與三姑六婆

身分：宋代以降，「牙人」是法定仲介，女性稱為牙婆或牙嫂。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列出「三姑六婆」：六婆是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牙婆居首。
業務範圍：
- 人口雇傭與買賣，包括婢妾、奶媽、廚娘；
- 珠翠首飾與衣料進出內宅；
- 代辦典當；
- 說媒；
- 分家時的私房資產估算。

南宋《夢粱錄》記載，臨安人家雇用養娘等女僕，由「牙嫂」引介安置。

制度：明清牙行必須向官府領取「牙帖」並繳納牙稅。人口雇傭要立身契，由牙人以中保身分畫押，因此在契約文書中留下痕跡。
文字化：成文的品級知識多出自男性體系。明初曹昭《格古要論》（1388）是鑑定古銅、玉器、瓷器、珍寶的指南；清代當舖流傳的《當譜》類抄本，教學徒辨識皮貨、首飾、衣料的等級與成色。北京、天津的「估衣」業則是龐大的二手衣市場。牙婆本身的行情判斷多靠口傳與經驗。
案例：
- 《水滸傳》第二十四回，王婆自述：「老身為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一口氣道出這一行的全部業務。
- 《金瓶梅》中「賣翠花兒」的薛嫂穿梭西門府各房。她撮合帶著豐厚箱籠細軟的孟玉樓改嫁西門慶，西門慶死後又把春梅領出發賣。珠翠買賣、婚姻撮合、人口仲介，一人包辦。

⑨ 朝鮮：方物商、媒婆與客主

身分與空間：朝鮮的「內外法」嚴格隔離男女。방물장수（方物商）是揹著化妝品、針線、首飾的女性行商，自由進出士大夫家的內院（안채），兼傳消息；매파（媒婆）負責婚配。
文字化：品級知識多靠口傳，文字形象多見於野談與小說。
案例：金萬德（1739–1812）是濟州島的女性客主（객주，兼營寄售、倉儲、批發的仲介商人），靠掌握島內外物價差致富。1795 年濟州大饑荒時，她捐出家財購糧賑災。正祖召見她並滿足她登金剛山的心願，宰相蔡濟恭為她寫下《萬德傳》。

⑩ 日本江戶：大奧的「表使」

身分與空間：將軍的後宮「大奧」女性不得任意外出。女官「表使」（おもてづかい）統籌大奧的採購，與廣敷的男性役人及御用商人（如吳服師）交涉品項與價格，是制度化的女性採購官。城外則有江戶的富澤町、柳原土手等龐大古着（二手衣）市場。
文字化：
- 1666 年刊行的《御雛形》等「小袖雛形本」，把和服紋樣編成目錄，讓訂製有標準可循；
- 三井越後屋自 1683 年起標榜「現銀掛值なし」（現金交易、不二價），公開標價，直接打破了傳統吳服業的資訊不對稱。
案例：1714 年的「繪島生島事件」。大奧御年寄繪島代參寺院後前往山村座觀戲，醜聞爆發後據稱牽連上千人，也暴露了大奧、御用商人與戲班之間的往來網絡。

⑪ 東南亞：市場本身就是女性的

身分：Anthony Reid 在《東南亞的貿易時代》中指出，十五到十七世紀，從緬甸、暹羅、爪哇到越南，地方市場的零售與貨幣兌換普遍由女性主導。外國商人常與當地女性結婚，看重的正是她們的商業能力。
案例：元代周達觀《真臘風土記》「貿易」條記載：「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十三世紀的中國商人到吳哥，要先娶一位本地女子，才能打進市場。

⑫ 西非：市場女王與 Signares

身分：
- 約魯巴社會的 Iyalode 是代表女性商販的酋長頭銜；
- 阿散蒂地區的市場女王（ohemma）統轄各類商品的交易並協調價格（見 Gracia Clark, Onions Are My Husband, 1994）；
- 塞內甘比亞的 signares 是非洲與歐洲混血的女商，在歐洲商人與內陸市場之間中介。
文字化：貝幣計價，以及精緻的阿坎黃銅金砝碼（goldweights），是標準化的金砂計量系統。Signares 的財產交易則留在法國殖民地的公證文書中。
案例：
- Madam Efunroye Tinubu（約 1810–1887）是活躍於拉哥斯與阿貝奧庫塔的女巨商，1864 年受封 Egba 的 Iyalode。
- 戈雷島的 signare Anne Pépin 是法國總督布弗萊騎士（Chevalier de Boufflers）的伴侶，在奴隸與商品貿易中舉足輕重。

⑬ 墨西加（阿茲特克）：織出貨幣的女人

身分與空間：大市集（tianquiztli）中，婦女是織品、食物、陶器的主要賣家。高額貨幣 quachtli（白棉斗篷）本身就是女性織成的，一件依品質約值 65 到 300 粒可可豆，連貨幣標準都出自女性勞動。
流程：市場法官（tianquizpan tlayacanque）巡查量器與價格，當場裁決糾紛。
文字化：
- 十六世紀 Sahagún 編纂的《佛羅倫斯手抄本》第十卷，逐行列出「好賣家」與「壞賣家」的標準，例如好的布商出售織工均勻的布，壞的以劣品充好，形同一份品質規範；
- 1545 年 Tlaxcala 以納瓦特語寫成的可可豆價目表，連貨幣都分級：一隻好母火雞值 100 粒飽滿可可豆，或 120 粒乾癟可可豆；剛摘下的酪梨和熟透的酪梨也分開計價。
案例：特拉特洛爾科（Tlatelolco）大市集。科爾特斯在 1520 年的信中描述，每天有六萬餘人在此交易。

⑭ 殖民時期安地斯：波托西的典當女商

身分與空間：十七世紀初的波托西是世界最大的銀礦城之一。原住民與混血女性主導食物與 chicha 酒的零售，席地而坐的女販稱為 gateras。小額銀幣經常短缺，衣物、銀器與首飾就被拿來當小額信用的抵押品（prendas）。
文字化：公證遺囑逐項列明收押物與對應債務，市政當局（cabildo）則規範市場。
案例：Jane Mangan 的《Trading Roles》（2005）重建了這套由女性主導的典當信用網絡。原住民女商遺囑中長串的典當物清單，簡直就是一座小型的 Bank van Lening。

⑮ 北美毛皮貿易：越穿越值錢的河狸皮

身分：原住民女性負責刮皮、鞣製、縫製，擔任翻譯，並透過婚姻為歐洲商人建立交易聯盟（見 Sylvia Van Kirk, Many Tender Ties, 1980）。
文字化：
- 哈德遜灣公司以「Made Beaver」為記帳單位，也就是一張上等成年河狸皮的價值，每種商品都依「交易標準」（Standard of Trade）折算，是極其標準化的品級價目系統。
- 最有趣的是「coat beaver」（法文 castor gras）：原住民穿過一兩季的河狸皮袍，長毛脫落、底絨被體油浸潤，反而比新皮更受製帽業青睞，二手比新品更值錢。
- 在荷蘭的新尼德蘭殖民地（今紐約），貝珠（wampum）一度是法定貨幣，當局明訂白、紫貝珠與荷蘭 stuiver 的兌換率，紫珠約值白珠兩倍。阿姆斯特丹的貨幣體系在這裡碰上了原住民的價值體系。
案例：Magdelaine Laframboise（1780–1846），奧達瓦族與法裔混血。丈夫 1806 年遇害後，她獨力經營密西根大河（Grand River）流域的交易站，與阿斯特的美國毛皮公司周旋，1820 年代初退休於麥基諾島，成為當地最富有的居民之一。

⑯ 大洋洲：死亡時由女性清點的財富

身分：人類學家 Annette Weiner 在特羅布里恩群島發現，喪禮上的財富分配（sagali）由女性主持，以香蕉葉束與纖維裙為「女性財富」，當眾清點數量、評比品質，功能上就是一份公開的「遺產清冊」。
文字化：這些社會沒有文字，但薩摩亞的細席（'ie tōga）有口傳的名號與譜系，細席的「履歷」本身就是品級。
案例：薩摩亞細席由女性耗費數月甚至數年編織，越古老、越細密、經歷越多重大儀式的細席越珍貴，古老的具名細席在婚喪與封號儀式上可抵大量新席。這和阿姆斯特丹「越舊越不值錢」的衣物形成強烈對比。

⑰ 古代近東：最早的女性商業書信

身分：古亞述時期（約前 1950–1750 年），亞述城的商人之妻在家中組織紡織生產，把布匹經商隊運往安納托利亞的卡內什（Kanesh），並親自掌握品質、數量與行情（見 Cécile Michel, Women of Assur and Kanesh, 2020）。古巴比倫西帕爾的 nadītu 則是住在修道院中的女性，透過代理人經營土地與放貸。
文字化：卡內什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中，有大量女性親筆或口授的商業書信。
案例：Lamassī 與丈夫 Pušu-kēn 的往來書信，為布匹的品質、尺寸與售價往返討論。四千年前，女性就已經在做「織品品級與行情」的溝通。

9.4 綜合觀察

(1) 制度化光譜：從資訊租到公共信任

層級	型態	例子	收入來源
1 私人掮客	靠壟斷資訊賺取「資訊租」	bohçacı、牙婆、方物商、revendeuse	價差、佣金、利息
2 特許與監管	發照並訂定行規	領牙帖的牙行、受 hisba 規範的 dallāla、巴黎行會	受規範的佣金
3 宮廷職官	專屬代理人	kira、大奧表使、Mīnā Bāzār	俸祿、賞賜、回扣
4 公共宣誓	以公共信任為基礎	阿姆斯特丹的宣誓估價女士	法定規費

到了第四層，收入結構變成 $fee = ϕ \cdot V$ ，也就是按估價金額收取固定比例的規費，而資訊價差 $p^{out} - p^{in} \to 0$ 。阿姆斯特丹估價與拍賣價只差 1%，正是資訊租被公共制度消除的證據。

(2) 文字化的悖論

成體系的品級文本幾乎都出自男性機構：hisba 手冊、《當譜》、《格古要論》、Tavernier、《阿克巴則例》、哈德遜灣公司的價目表。女性經紀人的知識多半是默會的（tacit），靠眼力、手感、人脈，隨人而逝，這也是她們在史學中長期隱形的原因。

阿姆斯特丹的罕見之處在於，女性的專業判斷被嵌入了公證文書，三百多年後還能被量化。從這個角度看，Spliet 與 McCants 的價格指數，某種意義上是這群女性估價人專業判斷的「化石」。

(3) 「越舊越值錢」的反例，照出本文的核心邏輯

越用越值錢	越用越不值錢
coat beaver：使用本身完成了加工	十八世紀阿姆斯特丹的時髦衣物
薩摩亞細席：歲月累積出譜系與名號	易損的輕薄新織物
古典大師畫作、古董瓷器：成為收藏品	過時的架上畫（在它們變成「古典」以前）

關鍵在於兩點：「使用」是在添加價值還是消耗價值，以及文化把物品當成可傳承的遺產還是時尚商品。十八世紀的中上階層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一邊消費時尚，一邊囤積銀器與珠寶。窮人則沒有這個選擇。

十、點評：學術價值與檢驗

10.1 價值主張逐項檢驗

宣稱的價值	支撐證據	檢驗與疑慮	判定
① 第一個全面的「體面品」製成品價格指數	402 份全估值清冊、26 項物品、多數樣本數上百到上千；拍賣驗證只差 1%；銀湯匙指數穩定，通過內部檢查	拍賣驗證只做了 1630 年代。估價慣例可能隨時代改變：瑞典的研究（Murhem et al. 2019）就發現遺產估價有系統性低估	大致站得住
② 供給面創新解釋了十七世紀的擴張，城市不需要勤勉革命	1630–80 年指數下跌 30%，物品數增加	1680–1730 年物品數暴增（A 類 +160%、B 類 +67%），指數卻上升約 13%；論文沒有任何勞動投入的資料；品質沒有控制	部分站得住
③ 一手與二手價差代表物品壽命縮短	衣物：新織物漲價、二手衣跌價	易損、時尚、供給過剩三個機制沒有被分開辨識；死者年齡結構與物品「年紀」沒有控制；缺少二手市場交易量資料	方向可信，機制待證
④ 消費革命擴大了真實不平等	表 5、圖 5 到圖 7	BWH 後期的「0」部分是登錄門檻改變造成的；但平均數同樣從 202.5 跌到 98.8，方向穩健。沒有正式的不平等指標（例如 Gini、Theil）；NA 與 BWH 出自不同機構	方向站得住，幅度要保留
⑤ 把購買力寫回消費史	實質工資下降和物質存量下滑同步發生	與 Allen、van Zanden 的序列一致，但相關不等於因果	站得住（作為研究議程）

10.2 幾個值得多想一步的細節

加權方式可能讓降幅被低估，所以結論偏保守。 如果把作者的加權理解為「以當期價值占比，對價格相對數做算術平均」，那它屬於 Palgrave 型指數。由於算術平均恆大於等於調和平均：

j \sum w_{j, t} \frac{p _{j, t}}{p _{j, 0}} Palgrave \geq Paasche (j \sum w j, t \frac{p _{j, 0}}{p _{j, t}})^{- 1}

這類指數相對於 Paasche 指數有上偏。另外，權重用的是存量價值。衣物這種快速貶值的品類，在後期存量中的占比自然縮小，對綜合指數的拉力也跟著變小。這兩點都讓「體面品降價」的結論更保守，而不是更誇大。

表 6 第 3 欄疑似有排版錯誤。 名目指數除以實質指數，應該等於同一年的 CPI 倍數：

\frac{I ^{nominal} j , t}{I ^{real} j , t} = \frac{P _{t}}{P _{1630}} \approx {1.046 t = 1680 1.042 t = 1730 1.182 t = 1780

畫作 1780 年名目值 163.6，除以 1.182 約等於 138.4，這卻是印在「鏡子」那一列的實質值。鏡子 1680 與 1730 年的實質值，照理應約為 120.7 和 299.0，表上卻印成畫作的 34.0 和 44.9。兩列看來互相錯置了。不過「文化品」類別的實質值（89.7 = 106.1 ÷ 1.182）是正確的，所以不影響結論。

1680–1730 年的反例。 表 5 裡 A、B 類家當增長最快的時期，恰好是指數上升、戰爭頻仍的年代。這削弱了「供給面足以解釋一切」的說法。作者用「裝飾升級推高中位價格」來解釋。這個解釋合理，但也意味著經過品質調整後的價格究竟漲還是跌，其實無法確定，這正是不控制品質的代價。

存量與流量無法區分。 作者自己也承認，遺產清冊只是人生終點的存量快照，無法分辨窮人家當減少，是因為停止購買、舊物損耗、變賣，還是典當後沒贖回。

10.3 總評

這篇論文最大的貢獻，是把三條原本各走各的研究線綁在一起：

價格史：製成品價格序列向來稀缺；
物質文化史：遺產清冊研究累積了幾十年；
不平等史：真實不平等的辯論。

作者提出一個簡潔而有力的觀點：物品不只是消費品，也是窮人唯一的資產。當消費革命把物品變得便宜、易壞、易過時，它同時也把窮人的資產負債表掏空了。

對「勤勉革命」的挑戰屬於間接推論，力度中等；但對「消費使社會趨同」的樂觀敘事，反駁相當紮實。方法上，「以宣誓估價人的估值搭配拍賣紀錄驗證」這個模板可以移植到其他地方。例如本文專題提到的奧斯曼遺產登記簿（附有估價與拍賣所得）、中國的分家書與嫁妝單、朝鮮的財產分配文書，都可能成為比較「小分流」與「大分流」的下一批資料。

作者在結論中也提到，把這個價格指數和其他地區的類似指數比較，是值得開發的研究方向。如果這個方向真的展開，那群穿梭於民宅與拍賣場之間、只憑眼力與經驗定價的女性估價人，或許會在各地的檔案中陸續被看見。

The Samurai Bond: Credit Supply, Market Acces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Pre-War Japan

鄭仕群 — Mon, 28 Sep 2026 21:34:47 +0000

Sergi Basco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 John P. Tang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20;80(2):457-500.
doi:10.1017/S0022050720000212

簡單概括

1876 年，明治政府強制廢除士族的世襲俸祿（家祿），改發附息公債（金祿公債），總額約 1.74 億圓。作者把各縣「人均公債額」當成一次地方性的信用供給衝擊，再疊上 1885 年的鐵路車站密度當作市場通路，追蹤 1874–1940 年 38 個府縣的產出與就業。
核心發現：總量成長幾乎沒有變化，但部門之間有明顯的重分配。公債多又有鐵路的縣，第三級產業（商業、金融、運輸）長得更快，第一級產業（農林漁）長得更慢，勞動力也從農業流向服務業。效果在 1874–1890 最強，之後遞減。
異質性值得注意：中下級武士持有的高票息（6–7%）公債能複製主結果；集中在東京、華族手上的低票息（5%）公債則不促進成長，作者推測原因是這些資金流進了政治化的銀行。

一、先把名詞講清楚

名詞	年代	是什麼	與本文的關係
家祿、賞典祿（合稱秩祿）	江戶至明治初	家祿按家格世襲；賞典祿是給維新功臣的獎賞	被處分的對象
秩祿奉還與秩祿公債	1873–74	自願放棄俸祿者領取現金加公債，作為轉業本錢	論文註 3：約三分之一合格者參加，合計約 3,600 萬圓
金祿	1875	把以米支給的俸祿，改按米價折算成貨幣支給	公債額面的計算基礎
金祿公債	1876	強制廢祿，改發 5%／6%／7%（特例 10%）附息公債	論文所稱的 samurai bond／kinroku
太政官札（俗稱金札）、金札引換公債	1868／1872	前者是明治初年的不兌換政府紙幣；後者屬於 1872 年版國立銀行制度	與金祿公債是不同的東西
國立銀行	1872 制定，1876 改正	仿美國 National Banking Act 的民營發鈔銀行	金祿公債最主要的變現管道

關於「金札」：1872 年最初的國立銀行條例規定，銀行資本的六成要以政府紙幣出資並繳給政府，換取同額的「金札引換公債」，再以這批公債作抵押發行銀行券。

中文網路上常見「金札祿券」這種混稱。嚴格來說，「金札」指太政官札這類紙幣，「祿券」原指俸祿的憑證，1876 年發下的是「金祿公債證書」。本文以下統一稱為金祿公債。

二、歷史背景：一場國家級的「年金買斷」

2.1 為什麼非做不可

人數：明治初年士族約有 194 萬人、42 萬 5 千戶，約占總人口 5%。
財政負擔：家祿與賞典祿合計吃掉國家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規模：實際發行的金祿公債總額約 1 億 7,384 萬圓，領取證書者有 31 萬 3,517 人，而明治 10 年的國家預算只有約 5,100 萬圓。論文指出這相當於當時國民所得的近一半、政府總收入的六倍。
償還方式：前 5 年只付息不還本，第 6 年（1882）起每年抽籤還本，到 1906 年全數還清。
面額：證書分為 5 圓、10 圓、25 圓、50 圓、100 圓、300 圓、500 圓、1,000 圓、5,000 圓九種。最小面額只有 5 圓，這一點對後文的「集資」操作很重要。

2.2 換算公式：越窮的人被砍得越少

設原年俸為 $S$ ，換算倍數為 $k$ ，票息為 $c$ ，公債額面為 $F$ ：

F = k \cdot S, new annual income = c \cdot F = (k \cdot c) S \Rightarrow replacement ratio = k \cdot c

依論文表 1 計算各級的所得替代率：

原年俸（圓）	換算倍數 k	票息 c	所得替代率 k×c
70,000 以上	5.0	5%	25%
10,000–20,000	6.5	5%	32.5%
1,000–2,000	7.5	5%	37.5%
900–1,000	7.75	6%	46.5%
100–150	11.0	6%	66%
75–100	11.5	7%	80.5%
25 以下	14.0	7%	98%

這是一套高度累進的減記：頂層武士損失 75% 的名目所得，底層幾乎不受影響。不過利息是名目固定的，1878–81 年的通膨會再侵蝕一層實質價值。

2.3 票息分層：誰拿到哪一種

依論文表 2 與註 25 整理：

票息	總額（圓）	占比	主要持有者	全數償還
5%	31,412,405	~18%	華族（舊藩主、公家）與高祿者，東京占 96%	1906
6%	25,003,741	~14%	中祿士族	1893
7%	108,242,785	~62%	中下級士族	1891
10%	9,185,700	~5%	原本就允許買賣的家祿	1886

10% 這一檔是特例：原本可以買賣的家祿，改發相當於 10 年份、年息一成的公債，主要是對舊薩摩藩士族的優待。（論文表 2 註 b 寫成「1 percent bonds」，對照註 25 應為 10% 的筆誤。）
人均差距極大：華族平均每人領到 6 萬圓以上，上中級士族平均約 1,628 圓，下級士族平均只有 415 圓；年息約 29 圓 5 錢，折合每天不到 8 錢，而當時木匠日薪約 40 到 45 錢。

2.4 讓公債「活起來」的三道制度閘門

1876 年國立銀行條例改正：取消銀行券兌換金幣的義務，准許銀行以資本額八成的公債存交政府，發行同額銀行券，兌換準備只需資本額兩成的不兌換紙幣。銀行因此變成非常有利可圖的生意。
1878 年開放轉讓與質押：原條例禁止讓渡與質押，1878 年的修正刪除了這項限制，顯示有很多人等不及抽籤還本。
1878 年設立東京、大阪股票交易所（論文註 16），公債有了公開的價格與流通市場。

結果：國立銀行從條例改正前的 4 家，到 1879 年底增加到 153 家，大部分以金祿公債出資，士族占股東多數。但所有權很快往上、往外流動：1878 年 9 月解禁買賣後，大量公債被賣給商人與金融業者；士族持有的國立銀行股金比重從 1880 年的 31% 降到 1885 年的 23%，華族則從 43% 到 42% 幾乎不變。不過無論原持有人是否沒落，公債都透過國立銀行轉化為大量資金，促成新企業的誕生。

三、論文要回答什麼？放在哪條文獻脈絡？

研究問題：一次大規模、地區分布不均的信用供給衝擊，加上同時出現的市場通路（鐵路），會不會長期改變地方的成長與產業結構？

文獻	分析層級	衝擊或變異來源	時間	主要結論
King & Levine (1993)	跨國	金融深化指標	中期	金融發展預測成長
Rajan & Zingales (1998)	跨國×產業	產業外部融資依賴度	中期	依賴外部融資的產業受益更多
Guiso, Sapienza & Zingales (2004)	義大利國內	地區管制差異	中期	地方金融發展仍有影響
Mian & Sufi (2009); Mian, Sufi & Verner (2017)	美國郵遞區號／州	房貸或信用擴張	短中期	信用暴衝帶來景氣榮枯
Jordà, Schularick & Taylor (2011)	跨國歷史	信用景氣	長期	信用繁榮加深衰退
Donaldson (2018); Atack et al.	國內	鐵路	長期	交通帶來市場整合與成長
Tang (2014)	日本縣	明治鐵路	長期	鐵路促成工業集聚與重分配
Basco & Tang (2020)	日本縣×部門	公債（信用）×鐵路（需求）	66 年	總量中性，部門與地區重分配

論文的切入點有三：（1）用一個金融工具的發放而非管制變化當衝擊；（2）在同一國家內、金融與交通都還很破碎的環境中做；（3）把信用供給與信用需求（市場通路）的互補性放進同一個模型。

四、資料與實證設計

4.1 資料

變數	來源	年份	備註
縣別產出、三部門產出、勞動力	Fukao et al. (2015)	1874、1890、1909、1925、1935、1940	1934–36 年不變價格
縣別金祿公債額（分票息）	大藏省《明治財政史》(1904)	1876	9 個縣當時不存在，樣本剩 38
鐵路車站位置與開業年	《駅名事典》、Tang (2014)	1885（穩健性檢查用 1880）	人均車站數（每千人）
銀行資本、士族持股比	《日本帝國統計年鑑》	1884	用於機制檢驗
控制變數	同上	—	人口、1885 年就學率、低坡度土地人口密度、前期產出

4.2 模型

產出成長方程（論文式 1）：

Δ ln GPPp c_{i t} = β_{0} + β_{1} ln GPPp c_{i, t - 1} + β_{2} ln B o n d_{i 0} + β_{3} St a t i o n s_{i 1} + β_{4} (ln B o n d_{i 0} \times St a t i o n s_{i 1}) + δ_{t} + e_{i t}

勞動結構方程（論文式 2），被解釋變數換成兩部門勞動力比值的變化：

Δ L ab or R a t i o_{12, i t} = β_{0} + β_{1} L ab or R a t i o_{12, i, t - 1} + β_{2} ln B o n d_{i 0} + β_{3} St a t i o n s_{i 1} + β_{4} (ln B o n d_{i 0} \times St a t i o n s_{i 1}) + δ_{t} + e_{i t}

作者特別報告一個「平均總效果」（average total effect），也就是把樣本平均的公債與車站值代入後的預測貢獻：

A TE = β_{2} ln B o n d + β_{3} St a t i o n s + β_{4} ln B o n d \cdot St a t i o n s, ln B o n d = - 0.292, St a t i o n s = 0.0025

4.3 識別邏輯

公債分布是事先決定的：士族的地理分布源自江戶初期德川幕府按忠誠度分封藩國，1876 年的換算又是全國一致、強制施行，而且遭到士族反抗，不像是地方預期經濟機會後主動爭取來的。
鐵路布局主要受國防、政治集權與地形成本驅動（Ericson 1996；Yamazaki 2017）。
事前水準檢定：以 1874 年人均所得、人口、都市化對 1876 年人均公債迴歸，全都不顯著；1874 年人均所得與人均公債的相關也不顯著。
核心參數： $β_{4} > 0$ 代表「有鐵路的地方，信用供給的效果被放大」，也就是供給與需求互補。

五、主要結果

5.1 產出：總量中性、部門重分配（論文表 6）

部門	1874–1890	1874–1909	1874–1925	1874–1935	1874–1940
全部門 ATE	0.000	0.007	0.005	−0.002	−0.001
一級 ATE	−0.083***	−0.052***	−0.036***	−0.031***	−0.018**
一級交乘項	−26.7***	−20.8***	−15.1**	−13.6***	−9.1**
二級 ATE	0.055	0.019	0.010	0.002	0.004
三級 ATE	0.041***	0.033***	0.020**	0.010	0.005
三級交乘項	11.7***	10.0**	11.6***	6.5***	4.6**

作者整理出四點：

信用衝擊與市場通路的交互作用，對總產出成長在任何期間都沒有顯著影響。
但有顯著的部門與地區重分配：一級產業的 ATE 到 1925 年前都顯著為負，三級產業則顯著為正。
重分配效果持續但逐漸衰減。
隨時間推移，鐵路項的係數縮小得比交乘項快，作者解讀為「鐵路單獨不足以解釋重分配，必須與信用衝擊一起作用」。

5.2 機制：換成銀行資本會怎樣？（表 7、表 8）

表 7，改用 1884 年人均總銀行資本：一級產業的負效果仍在，但較小、較不持久；三級產業的正效果消失。作者的解讀是：公債主要用來養大金融業本身，而金融業就被算在三級產業裡，所以對其他服務業幫助不大。
表 8，改用士族持有的國立銀行資本：對一級、三級都沒有顯著影響，但對二級產業（製造業）在 1874–1909 年間有顯著正的交乘效果。作者認為這同時支持了學界爭論的兩邊：士族銀行並沒有特別推高總體成長（呼應 Yamamura 1967 的修正派），但在有鐵路的地方確實幫助了早期工業。

5.3 異質性：高票息 vs 低票息（表 9、表 10）

	高票息（6–7%，中下級士族）	低票息（5%，華族與高祿）
一級產業	與主結果幾乎相同	長期視窗才出現負交乘
二級產業	不顯著	1874–1890 交乘為負
三級產業	與主結果幾乎相同	大多不顯著
全部門	不顯著	1874–1890 的 ATE 為 −0.066，是全文唯一顯著的總量效果
作者解讀	重分配不是少數富裕武士造成的	集中的財富不一定促進成長；大量流入第十五國立銀行這類政治化銀行

5.4 排除極端值（表 11、表 12）

排除東京：部門重分配仍在，但一級產業的交乘效果要到後期才顯著；三級產業的交乘仍正且顯著，ATE 卻轉為負。作者推測三級產業的成長在戰間期集中在東京。
再排除大阪與京阪神、首都圈鄰接縣（剩 30 縣）：到 1925 年前，一級產業的 ATE 仍為負、三級產業仍為正。作者據此主張重分配是全國性的現象。

5.5 勞動力結構轉型（表 13）

勞動比	交乘項	ATE	解讀
二級／一級	1874–1890 為 77.9***，之後不顯著	0.104*** 之後不顯著	短期內勞動力從農業流向製造業
三級／一級	1874–1890、1874–1935、1874–1940 都顯著為正	多數期間顯著為正	勞動力持續從農業流向服務業
三級／二級	均不顯著	大多不顯著	兩個非農部門之間沒有明顯移動

六、作者立論的特色

把信用供給和信用需求分開：一般文獻只看「錢多了會怎樣」，本文強調「錢多了，還要有地方用」，用鐵路當需求端的代理變數。
用部門拆解取代總量：總量結果是零，但這個零是「一級變少、三級變多」互相抵銷出來的，只看總量就會錯過這個故事。
看的是 66 年的長期，並用多個基準年追蹤效果的衰減。
用票息分層回答「誰拿到錢比較重要」：同樣是公債，分散在中下層與集中在上層，效果不同。
願意報告負面或中性的結果：總量中性、銀行資本替代後效果消失、士族銀行沒有推高總量，都照實寫出來，沒有硬湊出「金融帶動成長」的漂亮故事。

七、延伸對照：論文沒講但值得一起讀的線索

1. 鐵路本身就是華族公債蓋出來的。 第十五國立銀行由岩倉具視主導、484 名華族以金祿公債出資設立，資本 1,782 萬圓，約占全國國立銀行資本的 47%；它支援西南戰爭的軍費，也持有 1881 年成立的日本鐵道會社 22% 的股份。而日本鐵道 1881 年設立，1884 年上野到前橋全線通車。換句話說，1885 年的鐵路布局有一部分正是公債資金的產物，對「鐵路外生」的假設是一大挑戰。

2. 西南戰爭是高公債縣特有的負面衝擊。 鹿兒島人均公債排全國第三，1877 年卻經歷內戰。論文沒有處理這個特定衝擊。

3. 士族本來就大量轉入第三級產業。 公債收入太少的下級士族，能寫的轉任官吏、教員，擅長武藝的去當警察，其中有人轉型成功。官吏、教員、警察都是第三級就業。人均公債高的縣，三級產業的比重上升，可能部分來自這種勞動力組成，而不是信用。

4. 金融工具作為政治收編。 Jha (2015, QJE) 發現英國內戰時期持有海外貿易公司股份的國會議員，較傾向支持議會改革，金融資產改變了政治立場。Jha、Mitchener 與 Takashima（2015 年的會議論文，本文亦引用）把同樣邏輯用在士族：拿到銀行股份的士族，比較不會反叛。這為「為何要發公債而不是直接廢祿」提供了政治經濟學的解釋。

5. 相似的流動性衝擊實證：Hausman (2016, AER)。 1936 年美國一次發放一戰退伍軍人補償金（約占 GDP 2%），顯著提高了消費，尤其是汽車。可以對照「一次性把遞延權利變成流動資產」的短期效果。

6. 士族企業家論爭。 Hirschmeier (1964) 發現明治企業家中士族出身的比例遠高於其人口占比；Yamamura (1967, 1974) 則主張士族貢獻被高估、平民角色更重要。本文的結果（士族銀行資本只對早期製造業有效）落在兩者之間。

7. 內部人放款（insider lending）。 Lamoreaux (1994) 指出十九世紀新英格蘭的銀行主要貸款給股東自己的事業，反而成為家族網絡動員資本的工具。明治的士族國立銀行很可能也是這種型態，後文補充二會再談。

8. 結構轉型的障礙。 Hayashi & Prescott (2008) 認為戰前日本的家父長制農業制度壓抑了勞動力離農。本文的勞動比結果可以視為「信用加交通」部分鬆動了這個障礙的證據。

八、點評：學術價值，以及它站得住腳嗎？

8.1 學術價值

題材稀有：一個國家內部、全國一致又強制施行、規模巨大的信用衝擊，還有長達 66 年的縣別部門資料，這種自然實驗很少見。
概念貢獻：把「信用供給需要有市場通路才能發揮」這個互補性明確提出來。
政策意涵：總量中性加上部門重分配，提醒政策研究者不要只看 GDP。
資料公開：論文提供了可重製的資料包。

8.2 逐項檢驗

作者主張	論文的證據	我的疑慮	判定
公債分布外生	強制施行、1874 年無水準差異	只有一期事前資料，無法檢驗前趨勢；士族密度等同城下町與行政中心；縣界錯配（見下）	部分成立
信用與市場通路互補	一級、三級的交乘項符號一致且顯著	幅度解讀有誤；ATE 多半來自鐵路項；鐵路本身由華族公債出資	方向可信，幅度存疑
效果延續到 1940	長視窗係數仍顯著	長視窗是疊加各期觀測，內含 1874–1890；衰減可能主要是稀釋	需用不重疊區間再驗
促成勞動力結構轉型	三級／一級勞動比交乘為正	可能是士族轉任公職的勞動供給組成效果	部分成立
公債主要養大了金融業	換成銀行資本後三級效果消失	「不顯著」不等於「不存在」	推論偏弱
總量中性	全部門 ATE 全不顯著	這點反而最穩健	成立

8.3 四個值得細看的技術問題

（a）交乘項的尺度被放大了數百倍。

以 ln(公債) 對產出成長的邊際效果是：

\frac{\partial Δ ln GPPp c}{\partial ln B o n d} = β_{2} + β_{4} \cdot St a t i o n s

代入三級產業 1874–1890 的係數，在平均車站密度下：

- 0.102 + 11.679 \times 0.0025 \approx - 0.073

也就是說，在一般有鐵路的縣，公債多反而對應較低的三級成長。只有車站密度超過以下門檻，邊際效果才轉正，而這個門檻約是平均值的 3.5 倍：

St a t i o n s^{*} = \frac{0.102}{11.679} \approx 0.0087

論文摘要說「有鐵路的縣，公債每增加 1%，三級成長增加約 12%、一級減少約 27%」，這些數字正好等於交乘項係數乘以 0.01：

11.679 \times 1 \times 0.01 \approx 0.117, - 26.687 \times 1 \times 0.01 \approx - 0.267

這等於隱含假設「每千人有 1 個車站」，是樣本平均（0.0025）的 400 倍。1874–1940 的「9%」與「4%」也是同樣算法。這是解讀上的錯誤，不是小瑕疵。

（b）「平均總效果」大部分不是來自公債。 用表 6 係數與表註平均值粗算三級產業 1874–1890 的 ATE：

(- 0.102) (- 0.292) \approx + 0.030 + (11.084) (0.0025) \approx + 0.028 + \approx - 0.009 (11.679) (- 0.292) (0.0025) \approx 0.049

（論文報告 0.041，差異可能來自作者用交乘項的樣本平均，而非平均值相乘。）其中最大的正貢獻，來自「負的公債係數乘上負的平均 ln 公債」。這只是因為平均人均公債（約 0.75 圓）低於 ln 值為 0 的 1 圓基準。一級產業更明顯，鐵路項本身就貢獻約 −0.117。因此「信用衝擊的平均總效果」在相當程度上是鐵路效果。

（c）1876 年縣界與後來縣界的錯配。 1876 年正值府縣大合併，多個今日的縣當時被併入鄰縣。用表 2 的「總額 ÷ 人均」反推隱含人口：

縣	表 2 人均（圓）	隱含人口	1876 年時併入該縣、今日另立的地區
石川	17.64	約 71 萬	越中（富山）、越前北部（福井）
高知	16.63	約 55 萬	阿波（德島）
鹿兒島	15.62	約 84 萬	日向（宮崎）
長崎	11.57	約 69 萬	肥前（佐賀）

隱含人口大致接近這些縣以今日縣界計算的人口。如果分子（公債）用 1876 年大縣界、分母（人口）用今日縣界，人均公債最高的四個縣就會被系統性高估，而它們後來的成長又偏弱（論文自己也提到鹿兒島、石川沒有明顯成長）。這可能把公債的主效果推向負值。這是我依表格數字的推斷，值得用原始資料再核對。

（d）其他問題。

稀釋的粗略檢驗：從觀測數（38、76、114…）判斷，每一欄都是把各基準區間疊在一起。如果效果只發生在第一期，k 期疊加後的估計值約為第一期除以 k。一級產業第一期 −0.083，除以 2 到 5 約為 −0.042、−0.028、−0.021、−0.017，實際值是 −0.052、−0.036、−0.031、−0.018，只比純稀釋略大。三級產業到 1935、1940 也接近純稀釋。所以「持續到二戰前」有很大部分可能只是第一期效果被攤平。（這是粗估，各期長度不同，係數也會重估。）
標準誤：公債是不隨時間變動的縣別變數，同一縣重複出現在多期。如果只用 robust 而沒有按縣聚類，顯著性會被高估。
實際受處理的縣很少：依鐵道史粗估，1885 年有車站的縣大約只有十個上下，而且集中在京濱、京阪神與日本鐵道沿線。
1874 年的縣別 GDP 是 Fukao 團隊重建的估計值，本身有測量誤差。
筆誤：表 2 的「1 percent」應為 10%；註 23 的「Tokyshima」應為 Tokushima；表 4 的 1925 年 GPP「357.5」少了位數；表 12 一級產業 1874–1890 的 ATE 標準誤 0.067 卻標三顆星；表 11 若干顯著係數漏標星號。結論把公債發行稱為「monetary policy」也不精確，它屬於財政與債務管理。

8.4 總評

這篇論文最有價值的地方，是提出了正確的問題與一個很好的歷史場景：信用衝擊要有需求端的配合才會轉化為產業變化，而且效果是重分配而非總量成長。「總量中性」這個結論相當穩健。但幾個核心幅度的解讀、平均總效果的構造、縣界錯配與鐵路內生性，讓「公債信用造成結構轉型」的因果強度比論文呈現的弱。我會把它讀成一篇提出假說、提供有力相關證據與豐富史料的論文，而不是已經定案的因果估計。

補充一：世界史上「把特權變成證券」的案例比較

設計參數框架

處置特權階層時，政策設計者要選六件事。先看日本的選擇：

設計參數	日本金祿公債的選擇	效果
補償深度	上層只剩約 25% 所得，下層接近 100%	財政負擔大減，上層反彈但可收編
工具形式	附息、抽籤還本、30 年內還清、最小面額 5 圓	可分割、可集資
流動性	1878 年起可買賣、可質押	能轉為資本，也加速賤賣
承接管道	國立銀行（以債養鈔）、交易所、官方授產貸款	形成地方金融網絡
通膨暴露	名目固定；1878–81 被通膨侵蝕，松方緊縮後回升	實質價值波動大
政治配套	1877 年鎮壓西南戰爭；華族集中持有第十五銀行	強制與收編並行

案例比較表

案例	年代	被處置的特權	金融工具	結果	關鍵成敗因素
普魯士地租銀行（Rentenbank）	1850 起	莊園領主的封建貢賦與勞役	國家擔保的地租債券付給領主，農民以數十年年金償還	容克地主取得流動資本，農業資本主義化，一般評為較成功	國家信用、低通膨、債券可交易
奧地利土地解放（Grundentlastung）	1848 起	封建地租	土地解放債券，由國家、農民分擔	地主取得資本，部分流入金融業	中等，各地差異大
俄國農奴解放贖買	1861	地主對農奴的權利	國家先付給地主有息國債或贖買證券（先扣抵地主對國家信貸機構的舊債），農民分 49 年償還	地主的補償多半用來還債；農民負擔沉重，贖買金 1907 年取消	債券交付時就被抵債，沒有形成新資本
法國「流亡者十億法郎」	1825	大革命沒收的貴族財產	3% 永續公債（rente）	政治和解有限，1830 年仍爆發革命	只是補償，沒有配套的產業轉型管道
英國奴隸補償	1833–35	奴隸主的「財產權」	2,000 萬英鎊，大部分以國家舉債籌措	UCL 研究顯示部分資本流入鐵路與銀行。道德上極具爭議：被奴役者一無所得，還被迫擔任「學徒」數年	以國家信用買斷，並有新產業承接
英屬東印度公司	1833／1874	對華貿易壟斷	公司停止貿易，股息改為由印度財政保證的年金，1874 年贖回	平順退場	長期、確定的年金
愛爾蘭 Wyndham 土地法	1903	地主的土地所有	國家發行保證土地債券籌現金付給地主（外加獎勵金），佃農長期年金購地	土地大規模移轉給佃農，地主和平退出	國家信用、長年期、給地主甜頭
台灣耕者有其田	1953	地主的超額耕地	七成實物土地債券（以稻穀、甘藷計價）加三成四大公營事業股票（台泥、台紙、農林、工礦）	鹿港辜家等少數地主透過台泥轉型為工業資本家；多數小地主低價賣掉股票	實物計價抗通膨，股票提供產業出口；但股票初期流動性差
韓國農地改革	1950	地主土地	以稻穀計價的地價證券，可用來購買日產「歸屬財產」	韓戰通膨加上以官價支付，地主階級大多崩解，只有少數轉型	通膨與戰爭
日本戰後農地改革	1946–50	地主土地	農地證券	通膨下幾乎等於沒收；1965 年再以 10 年期公債發給補償給付金	通膨
中國公私合營「定息」	1956–66	資本家的企業所有權	按核定資本每年付 5% 定息（股權變成固定收益）	1966 年停付	方向與日本相反，且政治承諾不可信
美國一戰退伍軍人補償	1924／1936	退伍軍人的補償權	遞延憑證，可質押借款；1936 年改發可立即兌現的債券	Hausman (2016)：1936 年發放明顯推升消費	流動性衝擊
中國國企「買斷工齡」	1990 年代	鐵飯碗的終身就業與福利	一次性現金買斷	大量下崗，轉型成敗參半	只有現金化，沒有證券化或承接管道
捷克憑證私有化	1992–94	國有資產	全民憑證交給投資基金	基金淘空（tunneling）嚴重	公司治理缺位
俄羅斯貸款換股	1995	大型國企	銀行貸款換國企股權抵押	寡頭化	資產集中在內部人手上

從比較中歸納出的成功條件

補償的價值不能被通膨吃掉。台灣用實物計價，韓國與日本戰後的證券則被通膨蒸發，是最清楚的對照。
工具要能質押，或能直接換成生產性資產。日本公債可以當國立銀行資本，台灣地主拿到公營事業股票，普魯士債券可在市場交易。
要有承接資金的投資機會與市場通路。英國的補償金流向鐵路，日本的資金接上鐵路與生絲出口。這正是 Basco & Tang「信用供給乘以市場通路」的邏輯在世界史上的重現。
補償與收編並行，同時保有強制力。日本 1877 年鎮壓叛亂，同時讓華族集中持有銀行與鐵路股份。
補償的累進設計要能降低反彈。日本對底層寬、對上層緊；愛爾蘭則反過來給地主獎勵金換取和平退出，兩者都是有意識的政治設計。
避免資產集中到少數內部人手中。俄羅斯貸款換股與捷克淘空都是反面教材。

要注意，「成功」的定義取決於站在誰的角度。台灣的小地主、英國被奴役的人、日本變賣公債的下級士族，都不是這些「成功轉型」故事裡的贏家。

日本案例在光譜上的位置

日本同時具備「可質押」「有承接管道」「強制加收編」三個條件，但通膨保護不足，而且流動性開放後財富快速往上層與商人集中。所以它比較像是整體制度轉型成功、個別階層分化嚴重：國家財政與金融體系受益，多數下級士族則在 1880 年代賣掉公債。

補充二：中下級士族如何用金祿公債殺出重圍

先校正幾個前提

論文沒有直接說中下級武士「創業創新度更高」。 它用票息別迴歸，發現高票息公債能複製主結果，低票息公債則不行；結論推測最富有者寧可保留低息公債，不投入高風險事業。所以「窮武士比較敢衝」是合理的延伸，但不是論文直接檢驗的結論。
龍水社：據我所知，它是大正年間上伊那地區以養蠶農家為主體的產業組合型「組合製絲」，不是明治初年的士族結社（建議再查證）。長野的士族製絲代表是松代的六工社。
大谷嘉兵衛是伊勢出身的橫濱茶商，不是靜岡士族。他與牧之原的關係在出口通路，不在融資。
牧之原開墾早於金祿公債。 1869 年由中條景昭率領約 300 名士族開始開墾，前期靠的是藩的補助：到 1871 年為止，藩每年撥給 17,000 圓。1871 年廢藩置縣後，他們失去職位與俸祿，靜岡藩的開墾費也被取消。
屯田兵（原文寫作「頓田兵」） 是國家包辦的屯墾兵制，土地、兵屋、農具、口糧都由官方提供，與士族手上的公債關係不大。

以下聚焦與金祿公債本身直接相關的操作。

操作 1：公債現物出資，以債養鈔（國立銀行模式）

機制：士族把公債當股本投入國立銀行，銀行把公債存交政府換取同額銀行券，再把銀行券放貸出去。公債照樣領利息，銀行券又能賺放款利息，等於同一筆資本賺兩次。

ROE \approx \frac{0.8 K \cdot c + 0.8 K \cdot r _{L} - Cost}{K} = 0.8 (c + r_{L}) - \frac{Cost}{K}

假設 c = 6%、放款利率 r_L = 10%，扣除成本前的股東報酬率約 12.8%，是單純持有公債（6%）的兩倍多。

為什麼對窮武士有用：幾百圓的公債單獨持有只能領微薄利息，集中成銀行資本後，就能分享發鈔特權的收益。仙台的第七十七國立銀行（今七十七銀行）一般被認為是以舊仙台藩士族為核心設立的。

限制：如前所述，1878 年開放買賣後，士族持股比重快速下降，這個模式的主要受益者逐漸變成華族與商人。

操作 2：以公債作擔保，向官方申請授產貸款（六工社）

案例：六工社由社長春山喜平次、副社長大里忠一郎等舊松代藩士出資，仿官營富岡製絲場，1874 年建廠，由從富岡學成歸來的和田英（當時姓橫田）等人指導技術。

它的融資歷程很典型：創業後遭遇不肖商人，1874 年 11 月小野組破產又斷了周轉資金來源，只好從 1875 年起替前橋商人代工繅絲收加工費。1876 年以約 6 町多的田地作抵押，借到政府貸款 1,000 圓。1878 年 12 月，再以士族手上的金祿公債證書作擔保，向內務省申請 15,000 圓的貸款，提供擔保公債的有西條村士族 23 人、松代町士族 8 人，共 31 人，其中春山 3,000 圓、增澤理介 1,500 圓，宇敷則秀與大里忠一郎各 1,000 圓。長野縣令的呈文強調，這筆錢是為了讓小資本達成直接出口的心願，也是士族授產。

精妙之處：

質押而不賣出，保留公債的利息收入：

net carry cost = r_{L} - c, L = h \cdot P \cdot F

其中 h 是貸款成數，P 是市價比率，F 是面額。若借款利率 10%，拿 7% 公債質押的淨成本只有 3%；同樣條件下拿 5% 公債質押，淨成本是 5%。政府原本為了照顧窮人而設計的高票息，意外讓下級士族手上有了「最好用的擔保品」。

平均算下來：15,000 圓除以 31 人，每人約 480 圓，幾乎就是前述 7% 公債持有者的平均額（415 圓）。這說明六工社就是把一群典型下級士族的零碎公債集合成有份量的擔保池。

操作 3：「所有權留給股東、擔保權交給公司」的混合資本（小野田水泥）

案例：1881 年 5 月，山口縣小野田成立日本第一家民營水泥公司，資金由政府貸款 25,000 圓，加上 39 名發起人拿出的 7 分利金祿公債（面額 88,000 圓）組成。

政府貸款的條件很優惠：內務卿松方正義 1880 年 8 月核准 25,000 圓貸款，前 5 年免息，之後以年利 4%、分 15 年償還。

最精巧的是資本結構：同一時期各地國立銀行的股東以公債出資後，所有權就移轉給銀行，屬於現物出資；小野田的社規則規定公債所有權仍歸出資股東，公司只受託取得把公債當抵押品使用的權利。但另一條規定，營業失敗造成的損失要用這些公債來沖銷，所以本質仍接近現物出資。

解讀：這很像今天多邊開發銀行的「待繳資本」（callable capital），或者英國早期公司的未催繳股本。股東平常保有公債（並可能保有利息），公司用這些公債擴大借款能力，一旦虧損才真正動用。對手頭沒有現金、只有公債的士族來說，這比賣掉公債換現金入股划算得多。

擴散效果：1884 年 1 月的 147 名股東中，85.7% 持股在 10 股以下，代替家祿的公債被廣而薄地轉成事業資本。但這個設計並不持久：1886 年 10 月的臨時股東大會決議賣出這些公債。

操作 4：小面額公債的集團化與連帶責任

最小面額 5 圓，讓零碎公債可以加總成組織擔保（六工社 31 人、小野田 39 人）。
藩域網絡取代個人信用：同藩士族彼此熟識、有共同名譽，功能類似現代微型金融的連帶責任貸款（Ghatak & Guinnane 1999）。放款者看的不是個別窮武士的信用，而是整個結社。
北海道的例子：赤心社是以舊三田藩士為主的基督徒開拓結社，1880 年發表設立宗旨，標舉讓沒有資產的窮人湊小錢共成大業，因此採用股份公司組織；舊三田藩主九鬼隆義等人擔任委員，股數達 600 股後送出第一批移民。社員是否以公債繳股，我目前沒有查到直接記錄。

操作 5：保留而非賤賣，吃到「抽籤還本」的選擇權價值

金祿公債是按面額抽籤還本的。在通膨期間，公債市價一度低於面額，此時賣掉就把折價鎖死；如果改用質押撐過去，一旦中籤就能按面額拿回本金：

E [annual pull-to-par gain] \approx π (F - P)

關鍵在於，依論文註 25，7% 公債到 1891 年就全部還清。也就是說，1882–1891 這十年間，每年約有一成的 7% 公債被抽中按面額還本（π 約為 1/10），遠快於 5% 公債（拖到 1906）。政府優先償還最貴的債務，這是合理的債務管理，結果卻讓持有 7% 公債的中下級士族較早拿回整筆現金。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巧合：這筆約 1 億圓的 7% 公債還本現金流，在時間上正好與 1886–89 年日本第一波「企業勃興」重疊。兩者是否有因果關係需要另外證明，但至少說明中下級士族的資金並非只能困在公債裡。

操作 6：上層資本往下滲透——華族公債、第十五銀行、日本鐵道、前橋生絲

華族把 5% 公債集中投入第十五國立銀行，第十五國立銀行出資日本鐵道，日本鐵道 1884 年通到前橋。
前橋正是舊前橋藩士族製絲結社的根據地。對下級士族來說，這是上層資本替他們蓋好的市場通路，也正好呼應 Basco & Tang 的「信用 × 市場通路」框架。
另一條政府主導的路線是起業公債與起業基金。例如起業基金的鐵路支出主要用於京都–大津、敦賀–大垣間的鐵路建設；1878 年的起業公債也資助了安積疏水，並引入九個舊藩的士族移墾（這部分屬於國家資金，而非士族自己的公債）。

操作 7（互補條件）：把信用做在產品上——品質認證與直接出口

這一項本身不是公債操作，但它是公債資本能轉化成利潤的關鍵：

起點：速水堅曹 1839 年生於川越藩的下級武士家庭，幼年喪父、家境貧困；1870 年與深澤雄象設立藩營前橋製絲所，這是日本第一座洋式器械製絲廠，後來又擔任富岡製絲所所長和直接出口商社同伸會社社長。這座製絲所也有確保士族就業與收入的用意。
士族結社化：1877 年舊前橋藩士深澤雄象與速水堅曹等人成立改良座繰的「一番組（桐華組）」，之後士族結社陸續成立一番組、二番組（後來的交水社）、三番組，前橋士族正式投入士族授產。
聯合品管與直接出口：1878 年，群馬縣內六個改良座繰組織聯合成立精絲原舍（後改稱精絲原社），以共同揚返（重新卷繞）統一品質，所有產品都檢查後才出貨；直接出口的收益比賣給橫濱的內地商人高得多。深澤擔任頭取，星野長太郎任副頭取。
第一筆出口：1877 年，速水的生絲首次經新井領一郎直接出口到美國最大的絲織業者 Cheney Brothers，第一批 273 斤、售得 1,706 美元，當年累計 1,072 斤、6,726 美元。

為什麼這跟金融有關：直接出口繞過橫濱的外商，但需要自己承擔貿易融資；統一品質讓生絲變成可以估價的擔保品，更容易取得押匯（1880 年成立的橫濱正金銀行就承作直接出口的押匯）。精絲原社的資金面是否直接用了公債質押，我目前沒有找到記錄，所以這裡把它列為「互補條件」，而非公債操作本身。

案例總表

案例	主體	年代	產業	與金祿公債直接相關的操作	其他關鍵條件	公債關聯的證據強度
六工社（長野松代）	舊松代藩士	1874 起	器械製絲	31 名士族提供公債作擔保，申請 1.5 萬圓官貸	富岡傳習工女、直接出口	強
小野田水泥（山口）	舊長州藩士族 39 人	1881 起	水泥	公債所有權留股東、擔保權交公司、虧損以公債沖銷	起業基金 2.5 萬圓、5 年免息	強
各地士族國立銀行	各地士族	1877–79	銀行	公債現物出資，以債養鈔	地方內部人放款	強（制度層面）
精絲原社、同伸會社（群馬前橋）	舊前橋藩士	1877–80	改良座繰、直接出口	尚未見直接公債操作的記錄	品管聯盟、日本鐵道 1884 通車	中偏弱
赤心社（兵庫→北海道浦河）	舊三田藩士族、基督徒	1880 起	開拓	小額股份集資（是否以公債繳股待查）	開墾地無償撥付的特典	中
安積開拓（福島）	九個舊藩的士族	1878–82	開墾、疏水	國家以起業公債出資基礎建設	國家主導	中（非士族自有公債）
牧之原（靜岡）	舊幕臣新番組	1869 起	茶	早於金祿公債，靠藩補助與奉還金	橫濱茶葉出口	弱
屯田兵（北海道）	初期為士族	1875–1904	屯墾	國家全包，非公債融資	—	無關
第十五國立銀行（東京）	華族	1877 起	銀行、鐵路	5% 公債集中，支援軍費、持有日本鐵道股份	—	對照組（上層）

為什麼「窮武士」反而有機會？

票息結構：7% 是一般公債中最高的一檔，作為擔保品的淨持有成本最低，而且最早按面額還本。
面額小：容易集合成組織擔保，突破單一持有者資本太小的限制。
藩域網絡等於社會擔保：集體名譽與連帶責任替代了個人信用。
「士族授產」的政治正當性：讓他們能取得免息或低息的官方貸款（小野田 5 年免息、之後 4%）。
生存壓力提高風險承擔：與華族寧可抱著 5% 公債或投入政治化銀行形成對比，也正是論文表 9 與表 10 差異的一種可能解釋。
對接出口市場與交通：生絲、茶葉加上鐵路與橫濱港，與論文「信用 × 市場通路」的主軸完全一致。
人力資本：識字、組織紀律，以及富岡製絲場的技術傳習。

但別忘了倖存者偏差

我們記得的是六工社、小野田水泥、精絲原社，但更多士族在 1878 年後賣掉公債、經營失敗，也就是俗稱的「士族の商法」。前面提到士族在國立銀行的持股比重從 31% 降到 23%，就是這個現象的統計側影。即使是成功案例，六工社也在 1912 年因業績不振，把事業交給 1901 年成立的本六工社。所以，金祿公債給中下級士族的不是保證，而是一張需要搭配組織能力、官方信用與市場通路才能兌現的門票。

結語

Basco & Tang 用一個漂亮的歷史自然實驗告訴我們：大規模信用注入不一定推高總成長，但會沿著市場通路重新分配產業與勞動力。他們的幅度解讀與識別還有不少可以挑剔的地方，但問題問對了。

把金祿公債放進世界史比較，會發現它的特殊之處不在「補償」，而在讓補償可以流動、可以質押、可以變成銀行資本。而在個體層次，最會利用這些特性的，往往不是拿最多的華族，而是把 5 圓、10 圓零碎公債集合起來，拿去換官方貸款、蓋工廠、做直接出口的中下級士族。

Financial Developments in Lond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Revisited

鄭仕群 — Mon, 28 Sep 2026 09:20:04 +0000

Nathan Sussman (Geneva Graduate Institut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22;82(2):480-515.
doi:10.1017/S0022050722000134

一、這場爭論在爭什麼？「金融革命」的起點

「金融革命」（Financial Revolution）指英國在 17 世紀末到 18 世紀中葉，建立起長期國債、英格蘭銀行、股票市場，從此能以低成本大量借錢打仗，甚至支撐工業化的過程。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是：它從哪一年開始？

觀點	代表文獻	核心主張	起點
經典「1688 說」	Dickson (1967)；North & Weingast (1989)	光榮革命讓國會約束王權，形成「可信承諾」，財產權更有保障，政府借貸成本因此下降，資本市場隨之發展	1688
「復辟說」	Roseveare (1991)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1660–1760	查理二世時期的財政創新已經是起點	1660
利率實證的質疑	Clark (1996)；Sussman & Yafeh (2006)	以土地報酬衡量的實質利率沒有明顯變化；英國公債利率在 1688 後反而上升了三十多年	—
私人金融微觀史	Quinn (2001)；Temin & Voth (2013)	Child's Bank 在 1680 年代的放款平均利率 4.55%；Hoare's Bank 的利率被高利貸法上限綁住（6%，1714 年後為 5%）	—
修正版 1688 說	Cox (2012)；Pincus & Robinson (2014)；Bogart (2011)；Dimitruk (2018)	光榮革命的意義在於國家的課稅與治理能力、黨派政策，以及國會能有效重新配置土地產權	1688（機制不同）
本文	Sussman (2022)	非主權利率在 1688 前就已下降，並與歐陸同步；1660 年復辟後加速	1660（或更早）

各派都拿「利率下降」當判準，但 17 世紀一直缺少年度利率序列：Clark 只有每十年一筆的土地報酬率，Ward (1974) 只有零碎的抵押貸款利率。這篇論文補的就是這個缺口。

作者從倫敦法團（Corporation of London，倫敦市政當局）的會計帳本中，逐筆抄錄 1638–1683 年間的 2,184 筆借款契約，建出第一條 17 世紀倫敦「非主權」借款人的年度利率序列。
這條利率在 1640–1680 年間下降約 350 個基點，1681 年降到 4%，走勢與阿姆斯特丹同步，還一度收斂。這些都發生在光榮革命（1688）之前。
計量結果顯示，倫敦利率對荷蘭利率的係數約等於 1。兩地利差縮小，主要是因為法團債務規模擴大，流動性溢酬跟著下降（約貢獻 100bp）。
1672–73 年有一段「天然實驗」：平時聲譽的效果和抵押品差不多，危機時投資人才要求硬擔保。
作者的結論是：光榮革命也許沒有「啟動」金融革命，但它事後的紓困與重整，替已經在進行的金融發展打下制度基礎。

二、主角：倫敦法團是什麼樣的「金融機構」？

倫敦法團是起源於 12 世紀的特許法人，治理結構包括市長（Lord Mayor）、市議員法院（Court of Aldermen，行政）與市議會（Court of Common Council，審議）。到了 17 世紀，它享有高度自治，實質上是一個富商寡頭集團，政治傾向偏輝格派。

它的金融功能可以整理成下表：

功能	內容	可類比的對象
孤兒基金	中世紀即有。公會成員把遺產存入，付息給未成年孤兒，孤兒成年後可提領。內戰前法團常挪用存款填補赤字，有盈餘時則轉貸出去	歐陸自治城市的公共信託
王室的金融中介	內戰前在個人與王室之間居中，也直接放款給王室。復辟後以孤兒基金放款給王室（1661–1668 年共約 £35 萬）	巴黎市政廳的 rentes；金匠銀行家（但規模更大）
放款人	1640 年前無擔保放款給富人、東印度公司（EIC）、商人冒險家公司	私人銀行
借款人	1638 年起發債（聖保羅教堂修繕、內戰、大火重建）	歐陸自治城市發債
煤炭基金管理人	1666 年大火後，國會授權成立 Coal Cash Fund，以王室煤稅支應公共建築重建。稅收不足時，法團先借款再轉貸給基金	巴黎以稅收為擔保的借款

規模對照（說明它不是小角色）：

機構／項目	時點	規模
法團資產負債表	復辟前 → 1680 年代	約 £20 萬 → 約 £60 萬
法團債務／英國 GDP	1660 → 1679–81	約 0.4% → 1.2%
單一金匠銀行資產	1688–1730	£10–20 萬
東印度公司	1675 年價值；1685 年總負債	約 £37 萬；約 £57 萬
皇家非洲公司	1672 年募股	£10 萬
哈德遜灣公司	募股	£1.05 萬
大火重建借款	1666 年後	超過 £40 萬
英格蘭銀行資產負債表	1696	約 GDP 的 3%
法團 1683 年違約時的債務（含孤兒基金）	1683	£617,192
1672 年王室違約中轉讓給個人的債權	1672	£767,000

三、資料：帳本裡的 2,184 筆借款

3.1 史料來源

Cash Books（COL/CHD/CT/001–019）：記錄 1633–1648 年的借貸細節，之後只記總數。
Loan Books（COL/CHD/LA/001–002）：記錄 1649–1683 年的逐筆借款。
每筆記錄包括：起貸日、貸款人姓名、婦女身分（寡婦或未婚）、是否住在市外、社會身分（仕紳、市府、公會及職業）、金額、工具類型、利率、贖回日與實際收款人。收款人如果不是原貸款人，就代表債權被轉讓過。
年度資產負債表從 1654 年起出現，會計年度以米迦勒節（9 月 29 日）為界。1665–1667 年的帳冊在大火中燒毀。

3.2 法團「放款」的一面（1616–1640）

筆數	借款人數	總額	平均	中位數	最小	最大
121	115	£181,695	£969	£650	£25	£4,000

Hoare's Bank 在 1695–1724 年的平均放款為 £1,040，和法團差不多。
對公司放款：EIC 在 1632–35 年每年借 £15,000、1636 年借 £12,000，利率 6%；1639 年法團手頭吃緊，只借給 EIC £5,500，利率 7%。商人冒險家公司在 1632–33 年以 6% 借 £2,000，1634–35 年以 6.5% 借 £1,500。
放款利率從 1625 年的上限 8% 降到 1630 年代的 6%，1640 年法團開始借錢時回升到 7%。

作者強調：Temin & Voth 認為 18 世紀初 Hoare's 的利率由行政上限決定，而法團早了將近一世紀，就以市場利率放出同樣大小的貸款。

3.3 法團「借款」的一面（1638–1683）

總覽：2,184 筆，1,203 位貸款人，總額 £918,715，平均 £419，中位數 £200（最小 £5，最大 £7,100）。£200 在今日約值 £3 萬到 £45 萬，視換算方法而定。

貸款人結構（筆數占比／金額占比）：

市議員	仕紳	公會成員	寡婦	未婚女性	市外人士
2% / 9%	25% / 40%	33% / 26%	18% / 11%	16% / 9%	6% / 5%

債務工具：

工具	占筆數／金額	特色	典型持有期
債券（bonds）	83% / 82%	名義期限 6 個月，1663 年後帳上不再寫期限；初期利率固定，屆期後依當時借款成本浮動；可分期贖回	整體中位數約 2 年
應急短借（"cover the want of cash"）	10.2% / 13.2%	法團急需現金時借入，單筆金額較大	中位數約 17 個月（約債券的一半）
票據（notes）	4.6% / 3.2%	類似財政部票據，單筆較小	中位數約 11 個月
年金／終身年金	2.2% / 1.5%	數量很少	持有期約為一般債券的兩倍

所有工具都沒有最長期限，多數由貸款人在最低持有期過後依需要贖回。約 17% 的貸款分期償還（9% 分兩期、3.5% 分三期，最多有一筆分 14 期）。和歐陸自治城市不同，法團沒有發行永久債。

持有期分布：約三分之一在 18 個月內贖回，中位數約 2 年，四分之一超過 5 年，一成超過 10 年。1683 年違約截斷了後期貸款的觀察，所以這些數字偏低。

存活模型（線上附錄 A-7）顯示持有期受以下因素影響：

因素	對持有期的影響
金額越大	越短
市議員（內部人）	比公會成員短約 40%
寡婦	長約 30%
年金	約為一般債券、票據的兩倍
應急短借	約為債券的一半
分期贖回	長約 60%
轉讓給第三方	約為兩倍

作者的解讀是：法團的工具菜單能配合不同人的偏好。寡婦把小額債券拿來當年金，內部人則大額短進短出。

3.4 次級市場的萌芽

約 15% 的債權在贖回時已換手：轉讓給第三方 5.7%、給丈夫 2.7%（婚後依法由丈夫持有）、給繼承人 6.5%。
轉讓給第三方的約 6%，金額超過 £41,000。這些債權持有更久，只有 4 張在滿 6 個月時就被兌現，顯示買方是為了投資。
被轉讓債權的比例隨時間上升，復辟前很少見。
這還不是有組織的市場，但可轉讓性已讓這些債權成為分散投資的工具（Kiyotaki & Moore 2005）。

3.5 法團與銀行、王室在爭取同一群投資人

1,203 位貸款人中有 322 位（27%）在金匠銀行 Backwell 開有帳戶，這些人借給法團的金額顯著較大。
1672 年王室違約時，經金匠銀行中介轉讓給個人的債權平均 £475，接近法團的平均借款額。女性債權人的平均 £294，也接近女性借給法團的平均 £284。
所以對個人投資者而言，借錢給法團是可以和「透過銀行借給王室」相提並論的選項。

四、發現一：利率怎麼走？

同一年內的利率差可達 200bp（Figure 5）。作者據此認為法團不是照行政定價借錢，而是在一個信用市場裡議價。

依貸款金額加權後的年度利率走勢（Figure 6）：

時期	法團借款利率	背景
1638–1640 年代	約 7–7.5%	聖保羅教堂修繕、內戰；上限 8%
1651	降到 6%	共和國國會把利率上限從 8% 降到 6%（1661 年查理二世重申）
1650 年代–1663	貼著 6%	上限很可能是有效約束
1664–1665	降向 5%
1666–1672	回升到 6%	大火重建、第三次英荷戰爭、1672 年 1 月「財政部停兌」（Stop of the Exchequer）
1673–1681	快速降到 4%	與荷蘭收斂
1682	回升到 5%	法團為避免違約大舉借款
1683	違約，序列終止	暫停無擔保債付息；10 月國王以 Quo Warranto 撤銷法團特權

幾組對照數字：

王室違約債：1677 年財政部開始對違約債支付 6% 利息；次級市場折價交易，平均殖利率約 15%（Li 2019a）。同期法團的無擔保借款比主權債便宜約 200bp。Quinn (2001) 認為這是「避險替代效應」：王室違約後，資金流向更安全的借款人。
Child's Bank：1680–1689 年平均 4.55%，並未高於法團違約前的水準。
抵押貸款：Ward 的加權平均從 5.71% 降到 1685 年的 5.025%。
4% 這個水準要到 1720 年代才再次出現，後來成為 18 世紀統一公債（Consol）的平均殖利率。

與歐陸城市比較（Figure 7）：作者用 Chilosi, Schulze & Volckart (2018) 的 49 個城市，分成 7 個區域估計時間趨勢。除了那不勒斯王國，各區利率都在下降，比利時降最多，德意志最少；倫敦下降得更快，呈現收斂。與倫敦相關性最強的單一城市是熱那亞。需要注意的是，歐陸資料多為永久債與年金，利率本來就比倫敦的短期債低。

五、發現二：利率為什麼下降？計量框架

5.1 模型

作者借用債券定價文獻，把特定借款人的名目利率拆成三塊：無風險利率、該資產的風險溢酬、流動性溢酬。

i_{t} = r_{t} + α_{t} + l_{t} (1)

實際估計式為：

i_{t} = c + β r_{t} + γ_{i} α_{i t} + δ l_{t} + u_{t} (2)

識別的前提：法團被當成國際資本市場裡的價格接受者，也就是資本供給完全彈性（Scholes 1972）。作者的理由是，1660–1680 年間英國的年度貿易順差從約 50 萬鎊倍增到 100 萬鎊，累積了約 1,500 萬鎊的對外金融債權；相比之下法團的借款需求不足以撼動利率。

因為利率在某些年份被高利貸法上限卡住，作者用 Tobit 設限迴歸。依論文描述，可以把它理解為下面的設定（這是筆者的重建）：

i_{t} = c + β r_{t} + γ^{'} x^{risk} t + δ l t + u_{t}, i_{t} = min! (i_{t}, i ˉ_{t})

其中 $i ˉ_{t}$ 是當年的法定利率上限。

5.2 變數對照

符號	概念	代理變數
iₜ	法團借款成本	依貸款金額加權的年度借款利率
rₜ	無風險利率	荷蘭省的公債平均成本（Fritschy 2017：利息支出 ÷ 債務存量）；Gelderblom, Jonker & Kool (2016) 的市場殖利率「表現較差」，放在附錄
αₜ	時變風險溢酬	事件虛擬變數（內戰、護國政府、復辟、三次英荷戰爭、財政部停兌、1665 瘟疫、1666 大火）；財務比率（赤字、債務／收入、債務服務／收入、流動比率＝現金 ÷ 四分之一債務）
lₜ	流動性溢酬	(a) 法團債務／名目 GDP，落後一期以減輕內生性；(b) 被轉讓債券占流通債券的比例（代理「週轉率」）

作者選阿姆斯特丹當基準的理由：大量法團債權人同時是 Backwell 的客戶，而 Backwell 與阿姆斯特丹之間有匯票貼現往來。

5.3 結果（Table 3，Tobit，以年度借款額加權，穩健標準誤）

變數	(1)	(2)	(3)
荷蘭利率	1.219***	1.028***	0.936***
被轉讓比例		−0.002**
債務／GDP（標準化）			−0.004***
流動比率（標準化）		−0.002***	−0.002***
赤字（標準化）		0.001	0.002***
復辟（1660）		0.020***	0.011***
第三次英荷戰爭		0.002	0.001
常數	0.002	0.010	0.014***
AIC／BIC	−289／−284	−306／−290	−328／−312
N	46	46	46

以 OLS 粗估的 R² 依序約為 0.65、0.8、0.82。

讀法：被解釋變數以小數表示（0.05＝5%），所以 0.004 等於 40bp。以第 (3) 欄為例：

Debt/GDP ↑ 1 SD \Rightarrow Δ i \approx - 0.004 = - 40 bp

復辟當年的風險溢酬是 +110bp。荷蘭利率的係數在各欄都與 1 沒有顯著差異。附錄另外報告了單根檢定、共整合秩檢定、只用未設限樣本的 ADF 檢定，以及 FMOLS/DOLS，結論都是兩地利率以約 1 的係數共整合。

5.4 利差分解

既然 $β \approx 1$ ，就可以直接分析利差：

s_{t} \equiv i_{t} - r_{t} \approx c + γ^{'} x^{risk} t risk premium + liquidity premium δ l_{t} + u_{t}

階段	利差變化	主因
內戰初期	擴大到約 2%	違約風險上升
空位期	財務穩定，利差仍高	金融活動萎縮，流動性溢酬上升
1660 復辟	風險溢酬 +110bp	君主回歸帶來不確定性，隨即消退
1661–1666	下降	法團財政改善
大火後	擴大	重建赤字、租金收入下滑
第三次英荷戰爭	只 +10bp	影響有限
1681	利差歸零	流動性溢酬大幅下降
全期合計	流動性溢酬下降貢獻約 100bp

穩健性：有人可能主張，1672 年後法團利率下降是因為避險資金湧入（風險面），而不是流動性。作者檢查殘差後發現，除了 1680 年實際利率低於預測值，模型都能解釋收斂。

六、發現三：聲譽 vs. 抵押，1672–73 年的天然實驗

1672 年 1 月到 1673 年 9 月，法團同時用兩種方式借錢：

以自身名義借的無擔保債：約 £69,000
代 Coal Cash Fund 借、以煤稅收入擔保的債：約 £61,000

兩者借款人相同、時間相同、規模相近，只差在有沒有擔保。

子期間	無擔保利率	有擔保利率	風險溢酬
1672/1–1673/1	6%	較低	約 50bp
1673/2–1673/9	下降	接近	縮小至消失

作者提出兩種解釋：一是國會授予法團徵稅權的先例，提升了市場對其財政能力的信心；二是財政部停兌引發的危機消退了。結論是：平時聲譽和抵押品效果相當，危機時投資人偏好更硬的承諾。這與 Gorton & Ordoñez (2014) 的「擔保品危機」理論相符。

七、本文立論的特色

換觀測對象：不看聲名狼藉的王室債，改看「非主權」借款人。這避開了主權違約的干擾，也更接近民間的資金成本。
從檔案建立微觀資料：逐筆契約依金額加權，把「利率」從零星的軼聞變成時間序列。
接上歐陸城市財政文獻：Stasavage (2011) 認為自治城市因為可信度較高，借錢比君主便宜。法團比王室便宜約 200bp，正好符合這個邏輯；作者也順帶指出，倫敦在 Stasavage 的比較中缺席。
不只看價格，也看數量：債務／GDP、債權人數量（約 150 人增加到 300 人以上）、流通債券數（1674 年超過 500 張）、工具多樣性、次級市場。
機制識別：用「價格接受者＋荷蘭基準」拆解利差，把收斂歸因於流動性。
天然實驗：同一借款人、同一時期，比較有擔保與無擔保的債務。
重新詮釋光榮革命：1683 年撤銷法團特權，相當於「讓一家系統重要性銀行倒閉」；1688 年後的恢復特許與債務重整，則相當於紓困與制度鞏固。

八、延伸對照：作者沒寫到但值得並讀的資料

8.1 同時代的利率論戰（1668–1673）

論文引用的 Keirn & Melton (1990) 研究的是一場激烈的政策辯論。Josiah Child 在 1668 年的《Brief Observations》中把荷蘭的繁榮部分歸因於低利率政策，因而主張把英國的法定利率上限從 6% 降到 4%。同年，Culpeper 之子把其父 1621 年的反高利貸小冊重印，作為壓低利率法案的宣傳。

有趣的是，Child 在同一本小冊中提到，國王向倫敦市或其他法人團體借款時只能付法定利息，向私人借款時卻總得付高於法定的利率。這說明法團在王室融資中的中介角色，也說明法定上限確實有約束力。

對照 Sussman 的數據：Child 想用立法達成的 4%，市場在 1681 年自己做到了，雖然只維持了一年。

8.2 為什麼拿荷蘭當基準？

荷蘭省在 17 世紀中葉多次調降既有公債利率。1655 年德維特（Johan de Witt）主政時把利率降到 4%，這一般被視為當時歐洲信用最好的公債。
德維特在 1671 年以機率方法計算終身年金的公平價格，是精算史上的里程碑。
Gelderblom & Jonker (2004) 認為荷蘭的金融革命早在 1595–1612 年就伴隨東印度公司完成。從這個角度看，英國的「晚到」是相對的。

8.3 光榮革命之後的主權利率

工具	時期	利率
英格蘭銀行首筆政府借款	1694	借出 £120 萬，每年領 £10 萬，約 8.3%
Hoare's Bank 放款	1695–1714	受 6% 上限約束
東印度公司債券	1705 → 1720 年代	6% → 4–5%
南海公司債券	1714 → 1720 年代	6% → 4–5%
統一公債（Consol）	18 世紀平均	約 4%

光榮革命後的政府借款成本先升後降，要到 1720 年代才回到法團在 1681 年的水準。這正是 Sussman & Yafeh (2006) 的論點，本文則從另一端（1688 之前）補上了證據。

8.4 違約之後：孤兒債的漫長重整

論文結論說 1688 年後國會「立即」恢復特許並重整債務，實際過程比這曲折：

依一般史述，1688 年 10 月詹姆斯二世為挽回人心，先行恢復了倫敦的特許狀；1690 年國會立法撤銷 Quo Warranto 判決。
到 1690 年代初，法團約 £74.7 萬的總債務中約三分之二是欠孤兒的。孤兒存款長年享有 4–5% 的優惠利率，吸引了大量存款；但法團財政惡化後，利息支出反而要從孤兒的信託本金中挪付。到 1680 年代信用枯竭，要求救濟的「孤兒」中，也包括以折價買入債權的投機者。這呼應了論文中次級市場的證據。
1685 年的救濟法案因議會休會而告吹，1690 年代初的幾次法案也因時間不足失敗。議題演變成黨派對抗：輝格派支持市府，托利派替孤兒發聲。直到 1694 年 2 月較寬鬆的新法案才完成立法。
1694 年 3 月的《孤兒法》設立孤兒基金，統合市府所有債務以便償還。

所以從違約到重整花了 11 年，中間經歷多次失敗的法案與黨派角力。

8.5 總表：17–18 世紀倫敦各類借款人的資金成本

借款人／工具	期間	利率	出處
法團對個人放款	1630 年代	6–7%	本文
法團無擔保借款	1640 年代	約 7–7.5%	本文
同上	1651–1663	6%（貼上限）	本文
同上	1681	4%	本文
煤稅擔保債	1672–73	比無擔保低約 50bp，之後收斂	本文
王室違約債（次級市場）	1677 年後	平均約 15%	Li (2019a)
Child's Bank 放款	1680 年代	平均 4.55%	Quinn (2001)
抵押貸款	至 1685	5.71% → 5.025%	Ward (1974)
英格蘭銀行首筆政府借款	1694	約 8.3%	1694 年法案
Consol	18 世紀	約 4%	Sussman & Yafeh (2006)

九、特別篇：早近代女性金融家（1600–1800）

9.1 從論文的數字出發，先做一個小勘誤

依 Table 2，寡婦占 18% 的筆數、11% 的金額，未婚女性占 16% 的筆數、9% 的金額，合計 34% 的筆數、20% 的金額。但論文正文寫的是「獨立女性提供 23% 的貸款筆數、20% 的金額」，與表格不一致。

可以用平均額反推來判斷哪個數字比較可能：

若女性占 34% 的筆數：女性平均每筆 ≈ £419 × 20/34 ≈ £246
若占 23%：≈ £419 × 20/23 ≈ £364
正文另報女性平均 £284

考慮四捨五入後，£284 較接近「約三分之一筆數」的情境。所以比較合理的讀法是：法團約三分之一的借款契約來自寡婦與未婚女性，而不是 23%。

論文中其他與女性相關的訊號：

寡婦的持有期比公會成員長約 30%，接近年金的用法。
女性平均每筆 £284，低於整體平均 £419。
2.7% 的債權在贖回時轉到丈夫名下，這是英國普通法「夫妻一體」（coverture）在帳本上留下的痕跡。
同時是 Backwell 銀行客戶的法團債權人中，女性只占 13%。作者由此審慎推論：法團提供了一條不需要銀行帳戶的投資管道，特別是對女性。

9.2 跨市場比較：女性在各個市場的比重

市場	時點	女性占比	出處
東印度公司	1685	股票僅 2–4%，但較低風險的固定收益債券近 20%	Davies (1952)，轉引自 Murphy
倫敦法團借款	1638–1683	約 34% 筆數／20% 金額	本文 Table 2
1672 年王室違約債權人	1672	14.6%	Carruthers (1999)
英格蘭銀行初始認購	1694	常被引用的數字是約 12%；首次認購共 1,520 個名字	英格蘭銀行檔案
英格蘭銀行股東	1720–1725	1720 年 9 月占股東 20%、持股 10%；1725 年約占擴大後股本的 15%	Carlos & Neal (2004)
英格蘭銀行股票交易	1720	占交易值 13%、賣出 10%、買入 8%	Carlos & Neal (2004)
各類公債與股票	1719–1724	多數約占投資人五分之一；1717 年 5% 年金最高，占投資人 34.7%、持有 20.1%；整體持有額約 10–12%	Dickson (1967)
南海股票	1723	約占投資人五分之一	Dickson (1967)
公共投資整體	1690–1750	通常占公共投資人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Froide (2016)
Charitable Corporation	18 世紀初	35% 的出資人是女性	Froide

從這張表可以看出三個規律：

人數占比高於資本占比：女性是人數可觀、單筆較小的投資群體。
偏好固定收益：女性在債券、年金中的比重明顯高於股票。
法團債是女性比重最高的標的之一：它在筆數與金額上的女性占比，都高於 1720 年英格蘭銀行的股本占比（10%）。

9.3 制度環境：coverture 的限制與破口

地區	法律框架	對女性投資的影響
英格蘭	普通法下已婚女性（feme covert）的動產歸丈夫；未婚女性與寡婦則可擁有財產、訂立與解除契約、起訴與被訴，進入金融市場相對直接；已婚女性也有辦法繞過 coverture 投資（衡平法上的「獨立財產」、信託、零用金 pin money）；倫敦習慣法另有「獨立營業已婚女子」（feme sole trader）	寡婦與未婚女性是主力；已婚女性多透過信託或丈夫間接參與
荷蘭共和國	已婚女性可登記為「公開女商人」（openbare koopvrouw）自主經商	外國旅人盛讚荷蘭女商人獨立能幹；但 van den Heuvel 發現，某行業對女性是否開放，取決於制度框架與行業的組織方式，而且 18 世紀的環境比黃金時代更有利於女性經商
德意志猶太社群	受居住與營業特許限制，但家族企業內女性分工很深	在德意志猶太人中，女性到各地市集經商並不損及名譽，賺得多反而招來更多求婚
法國	貴族女性可透過代理人或親身參與	1719–20 年羅氏體系（Law's System）期間，貴族婦女出入 Quincampoix 街購股，路易十四的私生女孔蒂親王妃在 1719 年 9 月據報買入大量印度公司股票
江戶日本	以「家」為單位的商家經營	妻子或寡母可以是實際的經營者（見下文三井殊法）

正式制度中的排除依然存在：女性無法擔任公司董事，也多半進不了交易大廳。即使到 19 世紀初，Johanna Borski 仍不能進入交易大廳，她索性請想交易的人到家裡找「Borski 遺孀」談生意。

9.4 動機：她們為什麼要進場？

動機	說明	代表人物／證據
收入與養老	多數女性無法靠工作賺取收入，所以穩定的現金流比資本利得更重要	法團寡婦持有期長約 30%；Jane Bonnell
保全財產、提高婚姻自主	Froide 認為，1720 年諷刺作品中「靠南海股票買丈夫」的老處女形象，反映的是社會焦慮：經濟獨立可能讓女性自行擇偶，甚至不必結婚；劇作 The Stock Jobbers 中的貴婦說，投機獲利勝過丈夫給的零用金	終身未婚的 Hester Pinney
家業傳承	丈夫過世後接手企業	Glikl、Esther Liebmann、Johanna Borski
家族理財代理	家族常仰賴妻子、姊妹、姑姨擔任投資代理人	Jane Bonnell 替 Hastings 姊妹操作
投機、權勢與社交	泡沫年代的高風險高報酬	Madame de Tencin、Lady Mary Herbert
公民參與	Froide 稱她們為「金融愛國者」，認為女性資本是英國崛起為軍事、經濟與殖民強權的關鍵來源	公債投資人
股東維權	Charitable Corporation 醜聞爆發後，是女性帶頭組織股東要求政府補償；Eleanor Curzon 控告南海公司並勝訴	Eleanor Curzon

笛福 1724 年的小說《羅克薩娜》（Roxana）可以當作文學上的對照。女主角向真實存在的銀行家 Sir Robert Clayton 請教如何把財產放出去生息，並以婚姻會讓她喪失財產與自由為由拒絕求婚。小說家把當時真實存在的女性理財邏輯寫進了故事。

9.5 能力：識字、會計、資訊與人脈

識字：Cressy 估計 16–17 世紀英格蘭約九成女性不識字；但到 17 世紀末，倫敦女性的不識字率可能已降到一半左右。這正好解釋為何Carlos & Neal 找到的 1,550 位女性投資人中，超過 900 位住在倫敦，其餘 415 位在英格蘭其他地方，205 位在海外（多為荷蘭人）。

會計：1678 年倫敦出版了一本專為女性寫的簿記手冊。化名「同性之一」的作者主張女性不該只學針線與蕾絲，應該學會複式簿記，讓未婚或已婚的女性都能掌握自己的財產、經營生意，避免寡婦常見的孤立無援；作者也反駁「這門技藝對女性太深奧」的說法。這份手冊後來附在 Stephen Monteage 的暢銷會計書《Debtor and Creditor Made Easie》1682 年版中，作者還建議讀者先讀這一篇。它出版的時間，正是法團大舉向寡婦與未婚女性借款的年代。

資訊與空間：1720 年報紙報導，城西的貴婦以每週一基尼的價格租下 Birchin Lane 轉角的瓷器店，在那裡買股票、喝茶，趁代理人外出時以瓷器為賭注打發時間。

中介：銀行家（如 Hoare）、經紀人、委託書，以及女性之間的互助網絡，都是女性進入市場的管道。

婚內學徒：許多寡婦在婚姻中早已實際參與家業，這是她們守寡後能接手的關鍵（見下文 Glikl 與 Borski）。

9.6 人物誌

依角色分成幾種類型：

人物	年代／地點	類型	主要操作	戰績／結局
Neeltgen Cornelis	1602，阿姆斯特丹	小額散戶	VOC 首次公開認購截止前趕到，以 100 荷盾認購；她日薪只有半個荷盾	同一認購簿上，金額從僕人的 50 荷盾到 Isaac Le Maire 的 85,000 荷盾都有
三井殊法	17 世紀前半，伊勢松阪	家業實際經營者	經營酒、味噌與當鋪；引進流當、薄利多銷等當時的新做法	據說兒子三井高利的經商能力主要得自母親；三井高利於 1673 年創越後屋，三井財閥由此起家
Glikl of Hameln	1646/47–1724，漢堡／梅茲	接手家業的寡婦	開襪子工坊、收購珍珠分級轉售、自荷蘭進口貨物、跑市集、放款並承兌全歐的匯票	1689 年守寡後接掌並擴大事業；1700 年再嫁梅茲的銀行家，幾年後對方投資失利，賠光兩人的財產
Esther Liebmann	約 1645–1714，柏林	宮廷猶太人	1701 年丈夫死後繼續供應宮廷珠寶；國王欠她鉅款，部分以鑄幣許可權抵付	1713 年節儉的新王即位，她遭軟禁，繳交大筆罰款後才獲釋
Hester Pinney	1658–1740，倫敦	終身未婚的財富建構者	從蕾絲生意起家，後來從尼維斯進口蔗糖、放款收息，1705 年後成功從事投機	以未婚女性之身成為倫敦商界要角；情人 George Booth 死後由她擔任唯一遺囑執行人，獲贈多處地產；遺產留給家族
Sarah Churchill（馬爾博羅公爵夫人）	1660–1744	貴族大戶	把家族資金投入國債、英格蘭銀行與公司股票；1704 年她個人就持有逾 £19,000 的股票	泡沫破裂前數月判斷南海股票高估而出場，獲利約 £10 萬；成為英格蘭銀行最大的單一帳戶持有人（£166,855），遺產估值約 £400 萬
Johanna Cock	活躍於 1712–1720，Camberwell	寡婦經紀／自營商	1720 年賣出帳面價值 £36,230 的股份，每筆平均逾 £1,200	1720 年 11 月被提出破產申請
Madame de Tencin	1682–1749，巴黎	沙龍女主人兼經紀人	與 John Law 結盟，打破慣例在 Quincampoix 街開了自己的經紀行	後來以文學沙龍與政治運作聞名
Lady Mary Herbert	1720 前後	高槓桿投機者	當時最知名的投機者之一，能處理複雜交易，包括衍生性商品	密西西比與南海泡沫雙雙破裂，損失慘重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1689–1762	貴族作家	1720 年 5 月，她在巴黎結識的 Rémond 來到倫敦；同年 8 月詩人 Pope 寫信力勸她買南海股票，說幾週內必漲	各方說法不一：一說她應 Rémond 之請代為投資而大賠，對方以兩人書信要脅；另一說她曾勸他別投資，對方不聽，虧損後卻怪罪於她，事後 Pope 還在詩中拿此事嘲諷
Jane Bonnell	1700–1720 年代，倫敦	寡婦中介	透過銀行家 Edward Hoare 熟悉市場，買彩券、南海股票與南海債券；並替 Hastings 姊妹提供建議、代辦買賣	以資訊與人脈為本錢的「女性經紀」
Barbara Savile	1710 年代–1734	自主操盤人	自己記帳，很少用代理人；1720 年追逐泡沫公司，8 月由銅礦股換進南海股	時機不佳，虧損逾 £250，但多元的資產組合緩衝了打擊
Johanna Borski	1764–1846，阿姆斯特丹	接手家業的寡婦銀行家	49 歲喪夫，繼承數百萬的現金與證券，以及丈夫在阿姆斯特丹金融圈的人脈；婚姻期間她已透過丈夫學會金融實務	新成立的荷蘭銀行發行的 5,000 股兩年只賣出 3,000 股，她買下其餘股份，為該行提供開辦資本；約二十年後與 1840 年兩度救援荷蘭貿易公司（150 萬與 400 萬荷盾）；財富部分來自種植園放款，間接支撐了奴隸勞動體系

補充：女性作為金融資產的「標的」。 1770 年代，日內瓦銀行家把法國政府發行的終身年金押在三十位精心挑選的日內瓦富家少女的壽命上；到 1789 年，法國有相當比例的國債取決於這「三十顆人頭」的存活。這也提醒我們，早近代金融中的女性，不只是投資人，也可能是被定價的對象。

9.7 她們與男性金融家有何異同？

面向	女性	男性	證據
法律能力	寡婦與未婚女性完整，已婚女性受限	完整	coverture；Johanna Cock 是守寡後才在法律上得以經營股票經紀
部位規模	人數多、單筆小	較大	Dickson：人數約五分之一，持有額約 10–12%
資產偏好	固定收益、年金、彩券	股權、董事席位	EIC 1685：女性股權 2–4%、債券近 20%
交易頻率	1720 年約三分之二的女性只進場一次，只有 8 人交易六次以上，其中之一就是 Johanna Cock	較頻繁	Carlos & Neal
績效	泡沫期間個別有賺有賠，但整體淨部位為正；Carlos 等人的結論是女性並非容易被騙的群體	分散
資訊管道	仰賴中介，住在倫敦佔優勢	可直接出入交易巷與咖啡館
正式角色	不能當董事，多半不能進交易大廳；但可以當經紀人（Cock、Tencin）	董事、持照經紀人
社會評價	泡沫破裂後被描繪成擾亂市場的角色，連宮廷女性收受南海股票也成了眾矢之的	男性投機者則被譏為「被股票掮客騙走了錢與男子氣概」	「信用女神」（Lady Credit）的女性化隱喻

現代的對照是 Barber & Odean (2001) 的研究：男性過度自信、交易較多、績效較差。不過Eckel & Grossman 的回顧提醒，許多研究沒有控制財富、知識與婚姻狀態，可能高估了性別差異。早近代的案例也顯示，女性內部的差異很大：既有 Sarah Churchill 這樣精準出場的人，也有 Lady Mary Herbert 這樣全盤皆輸的人。

9.8 回到法團：女性債權人為什麼偏好它？

可見、可信、在地：市政廳就在城裡，孤兒基金有數百年傳統，寡婦多半熟悉。
沒有最長期限，可隨時或分期贖回：既有流動性，又能當年金用，正好配合「長抱領息、需要時取回」的需求。
不需要銀行帳戶：法團債權人中兼為 Backwell 客戶者，女性只占 13%。
比王室更安全：1672 年後法團的無擔保利率比主權債低約 200bp。

這也帶出一個苦澀的反諷：法團在 1683 年違約時，受害的正是這群以它為「安全資產」的寡婦與孤兒。孤兒債占到總債務的三分之二，這也是《孤兒法》在國會成為黨派戰場的原因。

本文尚未處理、值得後續研究的問題：

女性拿到的利率與男性是否不同？這可以反映議價能力。
女性是否也在次級市場買入債權，而不只是透過婚姻或繼承被動轉讓？

十、點評：學術價值與檢驗

主張／價值	支撐證據	疑點	判定
新資料：第一條 17 世紀倫敦非主權年度利率	2,184 筆契約，依金額加權	1665–67 帳冊燒毀，但迴歸仍是 46 年的完整樣本，推測財務比率有補值，正文未說明	✅ 最大的貢獻
利率在 1688 前已下降	從 7.5% 降到 4%	1651 年以前的降幅有相當部分來自利率上限調降（8% → 6%），不完全是市場力量；1664–1681 年上限未必有效約束的區間，證據最強	✅ 大致成立，但 350bp 需要打折理解
法團利率可代表倫敦非主權利率	與 Child's Bank、抵押利率水準相近；債權人與銀行客戶重疊	債權人多為市內仕紳與公會成員；Child 1668 年的說法顯示法團利率受法定上限錨定	⚠️ 合理，但代表性有限
流動性促成倫敦與荷蘭利率收斂	債務／GDP 係數顯著；利差分解顯示約 100bp	(1) N＝46，控制變數多，易過度配適；(2) 依作者自己的「價格接受者」假設，數量由需求決定，利率低時法團多借，會產生反向因果，落後一期只能部分緩解（大火這個外生衝擊本可當工具變數）；(3) 荷蘭基準用的是「利息 ÷ 債務存量」的平均成本，比邊際市場利率平滑且落後，兩條都帶趨勢的序列容易出現係數約 1 的共整合；市場殖利率版本「表現較差」本身也值得注意；(4) 轉讓比例要到贖回時才看得到，時間點有誤差	⚠️ 有啟發性，但屬於相關證據，還不到嚴格的因果識別
聲譽 ≈ 擔保（平時）	1672–73 年天然實驗	只有 21 個月；兩類債券的條款與投資人組成可能不同	⚠️ 有趣但屬暗示性
光榮革命的作用是紓困與制度鞏固	1683 年撤銷特權，1688 年後恢復	實際重整拖到 1694 年，中間有多次失敗的法案與黨派角力，「立即」的說法過於簡化；但這反而強化了「制度鞏固需要政治過程」的論點	✅ 方向成立，細節需補
支持工業革命前的成長早已開始	利率下降、金融深化	法團債務只占 GDP 1.2%；它對實體經濟的傳導完全沒有檢驗	❓ 推論跳躍
女性作為獨立債權人	Table 2	正文 23% 與表格合計的 34% 不一致	⚠️ 小勘誤

總評：這篇論文最扎實的價值在檔案工作。它把「光榮革命之前的倫敦沒有利率資料」這個長期空白，補上了一條可以和阿姆斯特丹、歐陸城市並排比較的序列，也把倫敦法團這個長期被忽略的金融機構帶回研究視野。它對 North & Weingast 的挑戰方式很溫和：不否定 1688 的重要性，而是證明金融發展有更早的起點，1688 的角色在於制度保險。

計量部分的因果主張應視為「與流動性假說一致的證據」，而不是定論。樣本小、基準利率的選擇、反向因果，都是未來可以用更多城市、更多金匠銀行帳冊來檢驗的地方。

對關心性別與金融史的讀者，這份資料還有一個意外的價值：它記錄下三分之一的借據來自寡婦與未婚女性。把它放進 Froide、Carlos & Neal、Murphy 等人的研究脈絡中，可以看到早近代女性並不只是金融市場的邊緣人。她們是以固定收益為主的「耐心資本」，而在制度允許的縫隙裡，也有人成了經紀人、銀行家與造市者。

Drafting the Great Arm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scription in Napoleonic France

鄭仕群 — Sun, 27 Sep 2026 14:38:05 +0000

Louis Rouane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El Paso) & Ennio E. Piano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23;83(4):1057-1100.
doi:10.1017/S0022050723000360

一、論文速覽

拿破崙的大軍靠徵兵維持，而他最頭痛的問題之一，是「被抽中了卻不去報到」的逃避兵役者（réfractaires）。
作者從巴黎國家檔案館挖出戰爭部長 Lacuée 彙整的資料，建立 1806–1810 年各省的逃役率與徵兵率。結果顯示：地形越崎嶇，逃役率越高。log 崎嶇度增加一個標準差，逃役率上升 2.9～6.3 個百分點，而同期全國平均逃役率只有 14.9%。
政府的回應是「差別徵兵」：越難抓人的省，分配到的徵兵配額越低。log 崎嶇度增加一個標準差，徵兵率下降 0.8～2.4 個百分點。
1808 年，Lacuée 把全國各省依「抗拒程度」分成 5 級，1809 年開始按等級調整配額，1810 年大幅加碼。作者估計，如果沒有這項改革，1810 年全國逃役人數會多出 27%。
長期來看，政府改走「國家能力」路線，包括中央集權化、連坐制度，以及派出行動縱隊（colonnes mobiles）掃蕩。
「改革降低逃役」是論文主張中最弱的：如果改用比例而不是百分點來看，高逃役省和低逃役省在 1809 到 1810 年間的降幅幾乎相同。

項目	內容
研究問題	拿破崙政權怎麼因應大規模逃避徵兵？這些回應有沒有經濟邏輯？有沒有效？
核心資料	國家檔案館 AF/IV/1124（Lacuée 彙整），涵蓋 110 省加厄爾巴島，1806–1810 年的省級年度資料
輔助資料	Nunn & Puga（2012）的地形崎嶇度、1795 年軍用驛站密度、1802/03 年稅收、1816–20 年識字率、1820 年徵兵體檢身高，以及 Haute-Vienne 省 1807 年的個人層級兵役登記
方法	橫斷面 OLS（含軍區與年固定效果、Conley 空間標準誤）、省內個案研究、差異中的差異式事件研究

二、歷史背景：從「全民皆兵」到「全民皆逃」

2.1 年表

年份	事件	意義
1793	全民總動員（levée en masse）	新兵得「從家裡硬拖出來」
1797	軍隊名目 70 萬人，實際只剩 40 萬	差額主要來自逃避兵役
1798	《Jourdan 法》確立徵兵制	原則上各省按 20–25 歲適齡男性的相同比例出人
1799–1802	替身制度先事實上合法化，1800、1802 年正式入法	有錢人多了一條合法退路
1799	拿破崙想徵 33,000 人	只有約三分之一真的入營
1800–1813	總計徵召超過 240 萬人	徵兵成為帝國的命脈
1806	徵兵與體檢改由中央任命的省長、副省長負責	中央集權化的起點
1808	Lacuée 提交報告，把各省分成 1–5 級	差別徵兵的藍圖
1809	依等級分配配額，但幅度溫和（±9%）	小試身手
1810	差別徵兵大幅加碼	論文事件研究的「處理年」
1811	行動縱隊集中使用	被稱為徵兵的「奇蹟之年」
1812–13	俄國慘敗	逃役率再度飆升，帝國崩潰

2.2 法律上的三種「逃」

類型	行為	法律名稱	本文資料是否涵蓋
一	連抽籤都不去	réfractaire（逃避兵役）	✅
二	抽中後躲起來，始終沒到部隊報到	réfractaire（逃避兵役）	✅
三	入營後才脫逃	déserteur（逃兵）	❌（只有 Haute-Vienne 個案有）

逃避兵役者的處罰通常比真正的逃兵輕，而且大多數人是「還沒到營就消失」。所以作者把焦點放在前兩類。

2.3 為什麼各地抗拒程度差這麼多？

歷史學家 Alan Forrest 把原因分成四類：

類別	例子
意識形態	南部、西部對革命理念冷淡，旺代（Vendée）等保守地區縱容逃役
社會力量	鄉村共同體對外來國家權力的集體抵制
經濟因素	農民特別不願長期離開田地
地理	山地、散居、高地牧場、岩洞、只有在地人認得的沼澤與走私小徑

當時的官員其實很清楚地理的作用。論文引了幾段檔案：

Lozère 省長在 1806 年的報告中，把徵兵成效差歸咎於當地的山脈、峽谷、森林和嚴酷氣候，認為這些讓新兵幾乎一定躲得過憲兵搜捕。1813 年他又抱怨，抽籤後幾分鐘新兵就往山上跑、消失在林子裡，憲兵只能站著看。
警察總長 Fouché 在 1804 年向拿破崙報告，Loire、Lozère、Tarn 的山區讓追捕幾乎不可能。1806 年他又回報，東庇里牛斯省（Pyrénées-Orientales）靠著山脈和鄰近西班牙，讓憲兵白忙一場。

三、作者的論證鏈與特色

3.1 因果鏈

地形決定執法成本：崎嶇、偏遠、聚落稀疏的地方，憲兵更難抓人，資訊也更難傳遞。
執法成本決定逃役率：抓不到人，逃役就划算。
逃役會產生擁擠外部性：逃的人越多，每個逃役者被抓的機率越低，於是又吸引更多人逃。
理性政府的對策：在執法成本高的地方少徵，在成本低的地方多徵。這樣不用多花錢，也能減少全國逃役總數。
Lacuée 計畫把這套邏輯制度化：1809–1810 年正式依「抗拒等級」分配配額。
長期解方是提升國家能力：中央集權、連坐、軍隊直接下鄉，最終把逃役「打斷脊椎」。

3.2 這篇論文特別在哪？

面向	常見做法	本文做法
分析對象	個人為什麼逃兵（動機、文化、意識形態）	國家怎麼回應逃兵，把政府的配額決策當成被解釋變數
逃役的定位	社會問題、治安問題	政策外部性，也就是執法資源被擠爆的問題
公平原則	徵兵理應平均分攤	平均分攤反而沒有效率，差別對待才是「最適」的
資料	敘事史料、個別省的研究	全國省級面板資料加上個人層級的登記資料
識別	相關性	用地形當外生成本的代理變數，另外設計安慰劑檢定（逃兵 vs. 逃避兵役）
文獻定位	國家能力研究多半看財政（稅收）	補上人力汲取這一維

四、用一個小模型看懂「差別徵兵」

註：論文線上附錄 J 有一個正式模型，但正文沒有列出。以下是我依正文邏輯重建的簡化版，用來幫助理解，不代表作者原模型。

設定：中央要從 $n$ 個省徵到總配額 $Q$ 。第 $i$ 省的配額是 $q_{i}$ ，逃役率 $d_{i}$ 會隨配額與地形崎嶇度 $θ_{i}$ 上升。政府想讓實際入營的人數最大：

q_{1}, \dots, q_{n} max i \sum q_{i} [1 - d_{i} (q_{i}; θ_{i})] s.t. i \sum q_{i} = Q

一階條件：每個省「多徵一個人所換來的有效入伍人數」必須相等。

1 - d_{i} - q_{i} \frac{\partial d _{i}}{\partial q _{i}} = λ \forall i

崎嶇省份的 $d_{i}$ 較高， $\partial d_{i} / \partial q_{i}$ 通常也較大，所以最適配額 $q_{i *}$ 較低。這就是差別徵兵的核心邏輯。

擁擠外部性的微觀基礎：假設有效執法資源為 $E_{i} / θ_{i}$ （崎嶇地形會打折執法效率），逃役人數為 $D_{i} = d_{i} q_{i}$ ，被抓機率是 $p_{i}$ ，處罰是 $F$ ，個人逃役的好處 $b$ 服從分配 $H$ ：

ParseError: KaTeX parse error: Expected group as argument to '\Bigr' at position 49: …ta_i}{D_i}\Bigr}̲,\qquad d_i=\Pr…

把兩式合起來，會得到一個不動點：

d_{i} = 1 - H! (\frac{E _{i} F}{θ _{i} d _{i} q _{i}})

右式隨 $d_{i}$ 遞增，代表「別人逃，我也更想逃」的策略互補。這種結構可能產生多重均衡：同樣的制度下，某省可能停在低逃役均衡，也可能掉進高逃役均衡。這和 Bassetto & Phelan（2008）〈Tax Riots〉談逃稅的模型是同一個結構。

從這裡看，要把一個省從高逃役均衡拉出來，有兩條路：

路線	做法	拿破崙的實際對應
降低需求	降低 $q_{i}$ ，減輕執法系統的負擔	Lacuée 的差別配額
集中火力	暫時大幅提高 $E_{i}$ ，把均衡「翻」過去	1811 年行動縱隊逐村掃蕩

和最適租稅理論的類比：徵兵本質上是一種對年輕男性勞動力課徵的實物稅（Oi 1967 的經典觀點）。依照 Ramsey 的反彈性法則，稅率應該和課稅對象的彈性成反比：

t_{i *} \propto \frac{1}{ε _{i}}

這裡的 $ε_{i}$ 可以理解成「逃役彈性」。山區的逃役彈性高，最適「稅率」就低。Lacuée 的做法，某種意義上是一個 19 世紀版的 Ramsey 規則。

五、資料與實證設計

5.1 主要變數

變數	定義	來源
逃役率	實際被徵召者中逃避兵役的比例	AN AF/IV/1124
徵兵率	各省被要求徵召人數 ÷ 適齡男性人數	同上
免役率	被判定不適服役的比例（身高低於 1.48 公尺、聽障、各種疾病）	同上
替身率	雇用替身者的比例（1806–1809 年）	AN AF/IV/1124
地形崎嶇度	Riley 等（1999）的 TRI，約 926 公尺網格，取自 Nunn & Puga（2012）	地理資訊資料
軍用驛站密度	1795 年每 10 平方公里的驛站數，當時新兵靠這些驛站過夜、領麵包	Arbellot 等（1985）
其他控制變數	與巴黎距離、是否為邊境省、是否臨海、小麥適種度、村鎮密度、都市化率、人均稅收、識字率、平均身高、農業人口比例、設省年份、海拔	多種來源

另外，作者在附錄裡還控制了國族認同（Hyslop 1934 的陳情書指數）、革命理念支持度（1790 年宣誓效忠憲法的神職人員比例，Tackett 1986）、北部習慣法與南部成文法的差異（Le Bris 2019），以及各省士兵被分派到哪個戰區。

5.2 三條迴歸式

式 (1)：地理 → 逃役率

D_{i, t} = β lo g (Ruggedness i) + X_{i'} γ + δ_{t} + ζ m (i) + ϵ_{i, t}

其中 $ζ_{m (i)}$ 是軍區固定效果。軍區是 1793 年設立的單位，平均涵蓋 5 個省，由師級將領掌管治安和徵兵。崎嶇度不隨時間改變，所以這條式子不能放省固定效果。

式 (2)：地理 → 徵兵率

C_{i, t} = β lo g (Ruggedness i) + X_{i'} γ + δ_{t} + ζ m (i) + ϵ_{i, t}

式 (3)：Lacuée 計畫的事件研究

C_{i, t} = δ_{t} + d_{i} + τ \in T^{p re} \sum β_{τ} 1 [t = τ] T_{i} + τ \in T^{p os t} \sum β_{τ} 1 [t = τ] T_{i} + X_{i, t'} γ + ϵ_{i, t}

以 1809 年為基準年。處理變數 $T_{i}$ 有兩種設定：(a) 是否被 Lacuée 列為第 4、5 級（111 個省中有 50 個）；(b) log 崎嶇度。應變數除了徵兵率，也換成逃役率來估計。

六、主要發現

6.1 地形越崎嶇，逃得越多（Table 1）

欄位	(1)	(2)	(3)	(4)	(5)	(6)
log 崎嶇度係數	3.16	2.83	3.86	4.65	6.21	5.77
樣本數	554	534	534	365	292	292
R²	0.13	0.64	0.64	0.75	0.79	0.79
新增控制	只有年效果	軍區、臨海、小麥	加都市化、稅收	加識字、身高、農業、設省年	加替身率	加海拔

所有欄位在 Conley 空間標準誤下都至少達 5% 顯著水準。係數隨欄位變大，主要是因為樣本縮減：併入帝國的比利時、德意志、義大利各省缺少部分控制變數。如果把樣本固定在 292 筆，各欄係數會落在 4.8 到 6.3 之間。

其他變數的結果：

變數	結果	解讀
與巴黎距離	正向，但只是邊際顯著	天高皇帝遠，但和崎嶇度高度相關（相關係數 0.64）
邊境省	+2.2～4.7 個百分點，但在 Conley 標準誤下不顯著	可以跑到國外
村鎮密度	負向，加入驛站變數後不再顯著	聚落越分散越難管，但和驛站密度相關（0.53）
軍用驛站	顯著負向（−26～−40）	軍事基礎設施降低執法成本
替身率	顯著負向（約 −1.09）	合法退路可以減少非法逃役（第八節會詳談）

穩健性檢驗方面，作者做了這些：改用平均坡度、做 Box-Cox 轉換、每省周邊加 30 公里緩衝區、刪掉最崎嶇和最平坦的各 10 省、用 DFBETA 排除有影響力的觀察值、排除海拔 2 公里以上或冰川、裸岩區域（阿爾卑斯高山根本躲不了人，反而製造雜訊）。結論都沒有改變。

6.2 Haute-Vienne 省的巧妙安慰劑檢定（Table 2）

Haute-Vienne 位於中央高原邊緣，省內同時有山地和平原。作者取得該省 1807 年每位新兵的個人資料，彙整到 26 個縣（canton）。檢定邏輯是：

如果崎嶇度是透過「在地執法困難」影響逃役，那它應該能預測在家鄉的逃役，但不應該預測入伍後、人在遠方的逃兵。

	入營前的逃役 (1)–(4)	入營後的逃兵 (5)–(8)
崎嶇度係數	23.8、26.4、32.0、57.3（都顯著）	−2.2、−1.6、3.4、10.7（都不顯著，正負號也不一致）
解讀	家鄉地形幫助逃役	家鄉地形和遠方逃兵無關

結果符合預期，支持「執法管道」，而不是「山區人本來就比較不愛國」這類文化解釋。

6.3 政府怎麼回應：崎嶇省分得的配額比較少（Table 3）

變數	係數範圍	意義
log 崎嶇度	−0.82～−2.36（都顯著）	一個標準差 → 徵兵率少 0.8～2.4 個百分點；從第 25 百分位到第 75 百分位 → 少 1.2～3.3 個百分點
免役率	約 −0.32～−0.34	健康差的地方少徵，一個標準差約少 3 個百分點
邊境省	約 −1.4～−1.7	邊境省少徵約 1.5 個百分點
臨海省	約 −1.9～−2.8	和船東長期遊說減輕徵兵負擔的記載吻合
軍用驛站	約 +6.4	執法越容易的地方徵越多，和 Table 1 正好是一體兩面

全期平均徵兵率約 29.6%，所以住在崎嶇省份的人被徵召的機率大約低了 5～10%。論文也舉了一個具體例子：1808 年，離巴黎約一百英里的 Yonne 省，人均出兵數是東部 Rhône 省和南部上庇里牛斯省（Hautes-Pyrénées）的兩倍。

6.4 Lacuée 計畫：把差別對待寫進制度

Lacuée 依過去幾年的經驗把各省分成五級，各級配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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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定位	配額相對全國平均
1	最順從	+1/3
2	順從	+1/4
3	普通	等於全國平均
4	抗拒	−1/4
5	最抗拒	−1/3

Lacuée 的說法大意是：如果堅持在高逃役省份照常徵召，只會製造更多逃役者，而且等於保證他們可以逍遙法外。

1809 年實施時很溫和，最好的省和最差的省只差 ±9%。1810 年才大幅加碼。

事件研究結果（Tables 4、5）

應變數	處理變數 × 1810 年	係數	顯著性
徵兵占人口比	第 4、5 級	−0.00023～−0.00025	1%
徵兵占人口比	log 崎嶇度	−0.00004～−0.00005	5–10%
逃役率	第 4、5 級	−4.36～−5.04 個百分點	1–5%
逃役率	log 崎嶇度	−2.04～−2.24 個百分點	1–5%

逃役率在 1806–1808 年的事前係數都不顯著。但徵兵率的事前係數（第 4、5 級組）顯著為正，作者的解讀是：1809 年本身已經開始溫和地差別對待。

6.5 反事實估算：少了 27% 的逃役者

1809 到 1810 年，第 4、5 級省份和其他省份之間的逃役率差距縮小了 4.38 個百分點。作者偏好的估計值是 4.99 個百分點。
如果第 4、5 級省份承擔和全國一樣的徵兵負擔，1810 年會多出 3,256 名逃役者。當年全國實際逃役人數是 10,499 人，所以會多 27%。只看第 4、5 級省份（實際 5,733 人），則會多 49%。
作者的結論是：硬要在這些省份多徵，新增的逃役人數幾乎和新增的入伍人數一樣多，軍隊規模的淨增加接近零。

七、長期解方：從「讓步」轉向「國家能力」

差別徵兵有兩個副作用。第一，被多徵的省份覺得不公平。第二，一個省能抽走的壯丁有上限，抽太多就會衝擊農業和工業。所以政府同時推動了幾項長期改革：

工具	做法	經濟學解讀
中央化	1806 年起由中央任命的省長、副省長主導徵兵與體檢；把村鎮併成較大的縣來辦理徵兵	解決地方代理人的問題。當時南部村長會開假結婚證明、假殘疾證明，Ariège 省甚至有村長被指控燒掉青年的身分文件
加重刑罰	提高處罰並嚴格執行	提高期望處罰中的 $F$
連坐	挾持家屬當人質；讓軍隊駐紮在逃役者家裡，直到交出兒子為止；逼家屬供應負責搜捕的部隊食宿	把成本轉嫁給資訊最充分的人（家人），讓他們有誘因交人
社區責任	逃役嚴重的地方，讓富裕村民（即使無親無故）繳高額費用；集體罰款；整村繳械	利用社區內部的監督網絡
賞金	每抓到一名逃役者賞 12 法郎	把執法工作外包給民間
軍隊介入	1807 年起從前線抽調部隊押送新兵；1811 年集中使用行動縱隊，三年內抓了超過 6 萬人	模型中「集中火力、翻轉均衡」的路線

成果方面，根據 Lacuée 的數據，1806 到 1810 年逃役率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1811 年被稱為徵兵的「奇蹟之年」。但 1812 年俄國慘敗後，逃役率再度飆升。

長期遺產方面，路易十八復辟後雖然一度解散大軍，很快又恢復國家軍隊與徵兵。奧地利、普魯士、西班牙甚至英國，也都陸續採用國家軍隊的模式。

八、補充專題：替身制度與它長出來的金融市場

論文 Table 1 有一個容易被略過的發現：替身率越高，逃役率越低。當時的 Lozère 省長甚至在 1806 年向拿破崙建議，在徵兵困難的省份放寬替身市場。這一節就來看，這個「合法退路」背後有多複雜的金融操作。

標記說明：【檔案】表示有具體史料或契約佐證；【制度】表示當時法律框架下可行的標準操作，但本文沒有找到直接對應替身交易的案例。

8.1 遊戲規則

誰可以當替身：替身必須不再負有兵役義務，例如抽到好籤而獲釋、雖抽到壞籤但因寡婦之子等家庭理由獲免，或已服完役但願意續留；年齡原則上 20 到 30 歲，曾經服役者放寬到 35 歲，被替者的兄弟則可以是 18 到 30 歲；此外必須未婚、身高合格、不曾被判定體格不適。這些條件在不同年代略有變動。
帝國時期的額外限制：替身必須來自同一省，體格與品行標準更嚴（論文）。替身經徵兵委員會核准後，被替者還要另繳 100 法郎作為替身的服裝與裝備費。
國家管制市場准入：1808 年有法令禁止猶太人使用替身制度，但 Landes 和 Gironde 兩省沒有執行；1812 年修改後才放寬，並延伸到下庇里牛斯省。
契約登記：替身契約要在省府或副省府立案並登記，因此大量契約保存在各地的公證人檔案中。
最關鍵的一條是連帶責任：被替者的家庭要對替身實際到營負責，所以替身的酬勞通常要等他在營服役滿一年後，才付清一部分。這條規定是後面很多金融設計的源頭。

8.2 價格：一個替身值幾頭牛？

論文提到，1810 年在亞維農（Avignon）買一個替身要將近 6,000 法郎，相當於農民兩到十年的收入；同一時期，四五匹馬大約才 2,000 法郎。1806–1809 年間，只有 4.3%～5.3% 的新兵買得起替身。

地方系譜研究整理出的帝國時期價格走勢，和戰事高度同步：1806 年（耶拿戰役）約 3,000 法郎，相當於 30 頭牛、工人約 4 年工資；1808 年（西班牙戰爭）4,500 法郎；1809 年（瓦格拉姆戰役）5,200 法郎；1812 年（俄國戰役）4,500 法郎；1813 年（薩克森戰役）6,000 法郎，相當於 60 頭牛、工人約 7 年半工資；1814 年回落到 4,500 法郎。

和戰後相比：19 世紀中期的平均價格約 1,200 法郎，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的 1855 年漲到約 2,200 法郎，而當時工人日薪大約 1 法郎。也就是說，拿破崙時代的替身價格大約是和平時期的 3 到 5 倍。

8.3 一個家庭面對的五種風險

風險	內容	對應的金融工具
① 籤運風險	抽到壞籤	保險、互助會
② 體檢風險	抽到壞籤後，是否被判定適合服役	附條件的退款條款
③ 價格風險	戰事讓替身價格暴漲	事前鎖價（定額契約、預售契約）
④ 履約風險	替身入營後逃跑，家庭必須再負責	延遲付款、分期、仲介擔保
⑤ 政策風險	國家回頭徵召已經過了抽籤年份的舊班次	幾乎無法避險

第 ⑤ 種風險在帝國時期特別真實：1809 年，拿破崙決定回頭徵召 1806 到 1809 年班次的青年，許多原以為已經免役的人被重新拉出家門；期間結婚的人雖然獲免，但民眾眼看替身價格天天上漲，不滿情緒並沒有平息。

而且 ①、③、⑤ 三種風險是正相關的：戰爭一升級，徵召名額、替身價格和回溯徵召的機率會同時上升。這種「壞事一起來」的特性，正是後面保險機構最難處理的地方。

8.4 工具一：徵兵保險與互助會

三種組織型態【檔案】

共同基金（bourse commune）：由幾位家長或公證人發起，同齡青年彼此互保；基金本身不負責找替身，而是把錢交給抽到壞籤的人，讓他自己去「買一個人」。
互助社（société mutuelle）：由業者、商務代理人或商業公司主辦，把會費在抽到壞籤的會員之間分配，同樣不提供替身；主辦人按認購金額抽取佣金。
定額保險公司（contrat à forfait）：保戶繳交保費後，只要抽到壞籤就保證不必上戰場；公司也替沒投保、已經抽到壞籤的人找替身，但這種「最後一刻才上車」的客戶要付更高的價格。這些公司是道地的商業公司，還有大量個體仲介透過掮客招攬保單和招募替身。

史學研究也指出，除了圍繞替身交易出現的仲介和全國性的「人口買賣」，當時人們也想辦法為抽籤風險投保，繳交保費換取抽到壞籤時的替身價款保障。

時間上要補充一點：這些組織化保險的全盛期在復辟王朝之後。替身制度真正成為社會現象，是從 1818 年與 1832 年的兵役法開始，一直延續到 1872 年的普遍義務兵役法。帝國時期則以公證人撮合的個別契約為主，專門的「人販子」仲介機構是稍晚才發展起來的。

操作流程

入會：青年 15 到 19 歲期間，家庭每年繳一筆會費或保費，也可以一次繳清。
抽籤日：抽到好籤，保費就沉沒掉了。抽到壞籤，進入體檢。
體檢：被判不適服役，理賠不觸發。被判適服役，進入理賠。
理賠：共同基金和互助社發放現金，由家庭自己去市場上買替身；定額保險公司則直接交付替身。
尾段風險管理：替身入營滿一年，才付清尾款（呼應 8.1 的連帶責任）。

精算邏輯

互助社是按實際損失人數分攤的：

payout per loser = \frac{( 1 - m ) N c}{L}, E [L] = π N

其中 $N$ 是會員數， $c$ 是每人繳費， $L$ 是抽到壞籤且體檢合格的人數， $m$ 是主辦人佣金， $π$ 是觸發理賠的機率。這裡的風險落在會員身上：如果某年名額特別多（ $L$ 大）或替身特別貴，每人領到的錢可能買不起一個替身。

定額保險公司則由公司承擔價格風險：

c^{forfait} = (1 + ℓ) π E [P] + ρ

$ℓ$ 是營運附加費， $ρ$ 是公司為價格暴漲和名額暴增這類系統性風險收取的風險溢價。

數字試算（純示意）：假設觸發理賠機率 $π = 0.25$ （論文的平均徵兵率約 30%，扣掉一些免役），替身價格 3,000 法郎（1806 年水準）。公平保費約 750 法郎，分 5 年繳就是每年約 150 法郎，大約是工人半年的工資。對照「一旦抽中就要一次拿出 3,000 法郎」，保險把一筆毀滅性的支出，變成可以規劃的年度支出。

逆選擇與對策

問題：明知兒子體格健壯、一定會被判適服役的家庭最想投保；知道兒子矮小多病、大概會免役的家庭則沒興趣。
天然緩解：投保對象是同一年齡、同一縣的青年，風險群體很同質；而且要在抽籤和體檢之前入會，資訊不對稱有限。
定價緩解：像下一節的 Barsac 契約那樣，對「後來獲釋」的情況設計退款，等於把體檢結果也納入定價。

8.5 工具二：替身仲介（marchands d'hommes）

仲介同時站在兩個市場之間：一邊向家庭收錢，另一邊向替身付錢。

(a) 供給端：跨區域的人力套利【檔案】

以 Gironde 省為例，1832 年以前，Bordeaux 和 Gironde 本地提供了一半以上、有時高達七成的替身；之後仲介必須到更遠的地方找人，下庇里牛斯省提供了 12% 到 34%，主要是 Béarn 地區的中段河谷和 Oloron、Mauléon、Tardets 等縣的年輕人。

這和論文的主線有一個有趣的對照：山區是逃役的溫床，同時也是替身的供應地。對山區窮苦青年來說，「逃」和「賣」是同一個處境下的兩種出路。

(b) 需求端：一份 1839 年契約的拆解【檔案】

1839 年，Barsac 地區一名木匠在兒子抽籤前幾天，透過中間人和 Bordeaux 的一位商務代理人在公證人面前簽約。代理人承諾，如果男孩抽中，就負責提供替身，總價 1,100 法郎：簽約時先付現金 520 法郎，餘額 575 法郎在替身到位一年後支付，並且計息；如果男孩最後獲釋（抽到好籤或因體格免役），就退還 400 法郎，剩下的 175 法郎在抽籤一年後付清。

拆開來看：

情境	家庭總支出
獲釋	520 + 175 = 695 法郎
被徵召	520 + 575 = 1,095 法郎（加利息）

所以這份契約等於「695 法郎無條件支付」加上「400 法郎附條件支付」。和「不簽約，抽中後再去現貨市場買替身」比較，簽約划算的條件是：

695 + 400 π \leq π P^{spot} ⟹ π \geq \frac{695}{P ^{spot} - 400}

預期抽中後的現貨價格 $P^{spot}$	簽約划算所需的最低被徵機率
1,200 法郎（平時）	約 0.87
2,200 法郎（戰爭恐慌）	約 0.39

從這個計算看，這類契約賣的主要不是「機率分攤」，而是三樣東西：價格鎖定（避開戰爭恐慌下的現貨價）、搜尋服務（抽中後不必自己倉促找人），以及延遲付款的融資（尾款延後一年支付）。

(c) 替身端：用延遲付款綁住替身【檔案】

替身的實際收入因出身地和時期而有很大差異，有人拿到 800 法郎，也有人拿到 1,800 到 2,000 法郎。家庭支付的價格和替身實際拿到的錢之間的差額，就是仲介的毛利。仲介和替身之間各拿多少，現有史料並不清楚。

替身的酬勞通常分期給付，尾款綁定服役證明。這相當於一種履約保證金：替身跑掉，就拿不到尾款。

(d) 擔保產品：賣給家庭的「替身險」

因為家庭必須為替身的逃跑負責，仲介可以販售一種擔保：替身在責任期內逃跑，仲介免費補上第二個替身，或承擔家庭的損失。定價邏輯是：

g = δ \cdot E [P_{2}] + margin

$δ$ 是替身在責任期內逃跑的機率， $P_{2}$ 是補人的成本。仲介手上有大量契約，逃跑風險可以靠大數法則分散，這是單一家庭做不到的。

(e) 融資套餐：拿什麼抵錢？【制度】

當時民法和商法已經提供了完整的工具箱，仲介可以接受家庭用下列方式支付或擔保：

工具	法律概念	操作方式
未收成作物	預售立地作物（vente de récolte sur pied）	把今年的葡萄或小麥預先賣給仲介或其合作商人，換取現金
未收債權	債權讓與（cession de créance）	把別人欠自家的錢轉讓給仲介抵帳
產業收益權	不動產收益質（antichrèse，《民法典》所規定）	債權人直接收取田地、磨坊等的租金或收益，逐年抵償本息
土地與房屋	抵押權（hypothèque）	設定抵押，到期還不出錢就拍賣

其中抵押權在替身契約中有明確案例（見下節），其餘三項屬於當時標準的商業信用工具。

(f) 市場失靈

仲介有誘因找品質差的人湊數，也有賄賂體檢醫師、偽造文件的空間。這正是帝國在 1806 年後加強管制（限同省、提高體格和品行標準）的原因。論文註 57 也提到，這些地區徵來的人往往比較矮、比較病弱、素質較差。軍方長期敵視替身制度，因為替身多半是窮困潦倒、表現不佳的士兵；整個 19 世紀，平均約四分之一的徵召名額是由替身頂上的。

8.6 工具三：家族信用與公證人網絡——Mazilly 家的帳本

這是目前能找到最完整的帝國時期案例，出自 Tournus 地方學會 2002 年發表的研究【檔案】：

背景：青年 Pierre Mazilly 兩年前抽到 85 號而免役，但 1809 年政府回溯徵召舊班次，他說服年邁的雙親為他雇用替身；兩老為了簽約而舉債。
簽約：1809 年 6 月 4 日，身為箍桶匠的 Mazilly 夫婦與曾任農工的 Antoine Bayardon 在帝國公證人面前簽約。夫婦兩人以連帶方式承諾支付 5,000 法郎：一半在替身入營兩年內付清，另一半在四年後付清，入營要以證明書為憑；兩筆款項都按年息 5% 計息，每季付息。
擔保：連同本金、利息和費用，總額約 5,600 法郎；Bayardon 以 Mazilly 家的財產設定抵押作為擔保，但他必須證明自己依法服役，才能請求付款。
連帶責任的陰影：被替者要對替身負責，時時擔心替身逃兵或嚴重違紀，也經常被替身索討金錢。
小額匯款與中間抽成：Bayardon 在軍中多次寫信要錢，要求以見票即付的本票寄 50 法郎、36 法郎、100 法郎不等；有一次 50 法郎寄到手上只剩 47 法郎，因為負責收發信件和款項的軍郵官抽了一筆。
嫁妝注資：1811 年 2 月 Pierre Mazilly 結婚，新娘的嫁妝有一部分拿去支付替身費用。
清償：1813 到 1817 年的款項都付給 Bayardon 的母親，由她作為兒子的授權代理人收取；Mazilly 最後在 1817 年 10 月賣掉父親留下的一棟房子，才還清這筆債務。

金融解讀

契約要素	金融意義
分期加利息	賣方融資：替身本人就是債權人，家庭等於向替身借錢買他的服務
憑服役證明付款	履約條件：把付款和「不逃兵」綁在一起，降低家庭的連帶責任風險
夫妻連帶	擴大擔保基礎：兩人的財產同時負責
抵押權	擔保品：保護替身免於家庭違約
替身不斷要錢	敲竹槓（hold-up）：替身握有「逃兵」這張牌，家庭又負連帶責任，只好一再讓步
嫁妝	婚姻作為資本注入：新娘家的資產被用來清償男方的兵役債務
賣掉繼承的房子	以遺產清償：最後靠繼承資產變現還債

其他家族融資手法

附條件債券【檔案】：1800 年巴斯克地區一份契約約定 400 法郎本金，要等替身持合法退伍證返鄉時才一次付清；服役期間，雇主要持續支付利息，並以自己的財產設定抵押作為擔保。結構上就是「服役期間付息、到期還本，而且還本以服完役為條件」的債券。
預支繼承權【檔案】：一份 1827 年在莫爾比昂（Morbihan）地區公證人處登記的文書，把一筆 1,112 法郎的替身相關費用，記為當事人日後須對父親遺產負擔的款項。這對應到法國民法的「預付遺產」（avancement d'hoirie）與「遺產歸扣」（rapport）：父母現在替某個兒子支出的錢，將來分遺產時要從他那一份扣回，兄弟姊妹之間才公平。
兄弟互替【檔案】：前面提到，被替者的兄弟可以在 18 到 30 歲擔任替身。家族可以在內部決定哪個兒子去服役，例如機會成本最低的那個，錢留在家裡，不流給外人。
跨家族聯保【制度】：幾個家庭共同簽署本票（billet à ordre），以票據保證（aval）或連帶保證（caution solidaire）分擔信用風險；被救下來的青年再用往後幾年的勞動（例如到保證人家的田裡幫工）逐步償還。1807 年的《商法典》已經規範了本票與票據保證。
公證人作為金融中介：Hoffman、Postel-Vinay 與 Rosenthal 的研究（《Priceless Markets》2000、《Dark Matter Credit》2019）顯示，19 世紀法國的公證人撮合了大量不經過銀行的點對點借貸。替身契約正好坐落在這個網絡上：公證人手上有全村的財產和信用資訊，既能撮合替身，也能撮合放款人。

8.7 國家親自下場當保險公司（1855–1868）

1855 到 1868 年間，國家決定自己負責招募替身：被替者只要付一筆相當高的款項，就可以「免役」（exonéré）。仲介因為失去招募業務，紛紛轉做保險；1868 年法律修改後又可以找仲介找替身，但為期不長，1872 年的法律終結了替身制度。

經濟學上，這等於國家把一個分散、充滿詐欺的私人市場，換成單一定價的公共保險，或說是一種「兵役稅」。國家收錢，再拿去發獎金給願意續役的老兵，品質控管的權力也收回國家手上。

8.8 回到論文：合法出口和非法出口

面向	替身市場（合法出口）	逃避兵役（非法出口）
誰用得起	有錢人，或金融管道夠深的家庭	窮人，或地形有利的人
軍隊得到什麼	一個人（雖然素質可能較差）	什麼都沒有，還多一個潛在盜匪
國家成本	管制與審核成本	追捕成本，加上擁擠外部性
論文證據	替身率每高 1 個百分點，逃役率約低 1.09 個百分點	地形崎嶇度提高逃役率

我的延伸詮釋是：金融深化能把「逃兵」轉化成「交易」。保險、仲介和家族信用越發達，越多原本只能逃進山裡的人，可以改用錢解決問題，而國家至少還拿到一個兵。帝國時期替身價格極高、市場又受到嚴格管制，只有約 5% 的人用得上，這也間接說明了為什麼當時「逃」才是大多數人的選項。

當然，這個退路的代價是階級不平等：窮人家的兒子替富人家的兒子上戰場。這正是 1872 年以後共和派堅持普遍義務兵役的原因。

8.9 跨國對照：各國怎麼處理「花錢免役」

國家/時期	制度	特點
法國 1800–1872	私人替身市場；1855–68 年改由國家收取免役金	本節主角
比利時	替身制度	一直到 1913 年才廢除，改為普遍的個人兵役
美國南北戰爭（1863）	可雇替身，或繳 300 美元免役費（commutation）	300 美元等於替替身價格設了上限；1864 年免役費大致取消後，替身價格飆漲。當時也有「募兵獎金跳槽者」（bounty jumpers）：領了獎金就跑、換個地方再領，正是「替身逃兵」的翻版
普魯士（1814 年起）	普遍兵役，不准替身	平等但昂貴，後來成為歐陸主流
鄂圖曼帝國	以現金代替服役（bedel）	國家直接收錢，類似法國的免役金
俄羅斯帝國	由村社分攤新兵名額	村社內部決定送誰，並存在可以轉讓的「抵役收據」
現代美國（1973 年起）	全志願役	Friedman、Oi 等經濟學家主張：與其用實物稅加上黑市，不如直接用薪資招募

九、延伸對照：作者沒提、但值得放在一起看的研究

文獻或概念	核心觀點	和本文的呼應
James C. 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2009）	「地形摩擦力」讓山地成為逃避國家徵稅與兵役的空間（Zomia）	本文可以說是 Scott 論點的計量版本
Fearon & Laitin（2003）	山地地形預測內戰與叛亂的爆發	崎嶇度同樣是國家控制力的反向指標
Nunn & Puga（2012）	崎嶇地形讓非洲人得以躲避奴隸貿易	本文直接借用其資料與論證邏輯
Margaret Levi，《Consent, Dissent, and Patriotism》（1997）	人民願意服從徵兵是「有條件的同意」，取決於制度是否公平	差別徵兵可能損害公平感，這是本文較少處理的長期成本
Eugen Weber，《Peasants into Frenchmen》（1976）	第三共和時期的兵役、學校和鐵路把農民塑造成「法國人」	拿破崙時期是這個過程的前史
Charles Tilly（1990）	戰爭造就國家，國家發動戰爭	本文提供「人力汲取」這一面的微觀證據
Bassetto & Phelan（2008）〈Tax Riots〉	執法能力有限時，逃稅會出現多重均衡	與第四節的擁擠外部性模型同構
Kleiman（2009）《When Brute Force Fails》	集中執法資源可以翻轉犯罪均衡	對應 1811 年的行動縱隊
Weitzman（1980）的「棘輪效應」	計畫經濟中，表現好的單位會被加重下一期的指標	差別徵兵同樣會懲罰順從、獎勵抗拒
中國的保甲連坐	以集體責任取代個人追捕	對應法國的社區責任制與集體罰款
Oi（1967）、Gates 委員會（1970）	徵兵是隱性稅，全志願役更有效率	替身市場是「部分市場化」的中間型態

十、點評：學術價值與它站不站得住

10.1 優點

資料貢獻扎實：從檔案中整理出全國性的省級面板資料，並公開複製檔，為後續研究鋪路。
視角新穎：把國家的配額決策當成被解釋變數，用國家的實際行為反推它的偏好，而不只是研究個人為什麼逃。
安慰劑設計聰明：Haute-Vienne 的「家鄉逃役 vs. 遠方逃兵」比較，是很漂亮的機制檢定。
量化與質化互相印證：省長報告、Fouché 的警察報告、Lacuée 的奏摺，和迴歸結果方向一致。
補足文獻缺口：國家能力研究長期偏重財政，本文把「人力」這一維正式納入。

10.2 三個核心主張逐一檢驗

主張一：地理透過執法成本提高逃役率 → 大致站得住

支持的理由：係數在各種設定下都穩定，穩健性檢驗完整，檔案文字證據充分，安慰劑檢定結果符合預期。
保留之處：
- Haute-Vienne 只有 26 個觀察值，卻放了多達 9 個控制變數。加入控制後，係數從 23.8 跳到 57.3，這本身就是過度配適的警訊。
- 作者自己在註 41 也承認，崎嶇度對遠方逃兵的影響在理論上可正可負，所以不顯著的結果並不構成乾淨的檢定。
- 崎嶇度和與巴黎距離的相關係數達 0.64，加上南部山區同時也是反革命、講奧克語、施行成文法的地區，文化管道很難完全排除。不過軍區固定效果和附錄中的控制變數，已經擋掉了不少疑慮。

主張二：政府刻意在崎嶇省份少徵 → 站得住，而且是本文最強的部分

Lacuée 的報告和配額公式是直接的檔案證據。這不是研究者從資料推論出來的意圖，而是當事人自己寫下的政策。
驛站密度一方面降低逃役率（Table 1），另一方面提高配額（Table 3），這種一體兩面的結果，也很符合「按執法成本分配負擔」的邏輯。
小瑕疵：1806–1808 年的負相關究竟是刻意的政策，還是只是反映免役率、人口統計誤差等因素，證據比較間接。

主張三：差別徵兵降低了逃役（反事實估計 27%） → 最弱，需要打問號

問題一：向平均數回歸。Lacuée 是依照「過去的抗拒程度」分級的，本來就高的省份，之後自然比較容易往下掉。論文沒有處理這一點。

問題二：比例 vs. 百分點。從 Figure 1 目測數值（以下皆為約略值）：

組別	1806 年	1809 年	1810 年	1809→1810 百分點變化	1809→1810 比例變化
第 1、2 級	≈9.5	≈4.6	≈3.1	≈−1.5	≈−33%
第 3 級	≈21.4	≈12.1	≈9.6	≈−2.5	≈−21%
第 4、5 級	≈26.1	≈18.7	≈12.4	≈−6.3	≈−34%

用百分點看，第 4、5 級降得多很多，這就是論文差異中的差異所捕捉到的效果。但用比例看，兩組幾乎是等比例下降。如果真實世界是「全國一起打六七折」（例如來自全國性的執法強化），那麼百分點上的差距只是反映起點不同，不代表差別配額有額外的效果。

更弔詭的是：第 1、2 級在 1810 年被加重了配額（+1/4 到 +1/3），照論文的擁擠邏輯，它們的逃役率應該降得比較少，甚至上升；實際上卻和第 4、5 級一樣降了三分之一，還比沒有調整配額的第 3 級降得更多。

問題三：同時期的其他政策。1806 年後的中央化、連坐、賞金、軍隊押送，很可能正好集中在高逃役省份，這些都是干擾因素。

問題四：基準年已受處理，事後期又只有一年。1809 年本身已經溫和地差別對待，而處理後只有 1810 年一個觀察點，無法判斷效果是否持續。

問題五：資料來源和被評估的政策是同一人。逃役資料來自 Lacuée 本人，而被評估的正是他自己的改革。「兩年降三分之二」的說法同樣出自 Lacuée（經 Woloch 轉引）。這是自評。

問題六：反事實的敘述不太清楚。「多出 3,256 名逃役者」和「多送 3,256 人入伍」是同一個數字，卻得出「軍隊淨增加接近零」的結論，這個推論需要讀附錄 J 才能理解，正文的呈現容易讓人困惑。

主張四（隱含的）：差別徵兵是「不增加成本」的理性策略 → 需要修正

公平成本：論文自己也承認，被多徵的省份感到不滿。依照 Levi 的「有條件同意」理論，這會侵蝕人民服從徵兵的基礎。
動態誘因（棘輪效應）：如果抗拒就能換來較低的配額，各省和地方官就有誘因「表演抗拒」。這是差別徵兵在長期上難以持續、必須搭配高壓手段的重要原因，但論文幾乎沒有討論。
所以比較精確的說法應該是：差別徵兵是一種短期的止血手段，它本身也會製造新的誘因問題，因此必須和長期的國家能力建設一起推動。

10.3 綜合評分

主張	可信度	一句話說明
地形影響逃役	★★★★☆	證據多元，機制檢定聰明，但個案樣本小
政府刻意差別對待	★★★★★	有當事人留下的政策文件直接佐證
改革有效降低逃役	★★☆☆☆	對函數形式敏感，平均數回歸和同時期政策都沒處理
「零成本的理性策略」	★★☆☆☆	忽略了公平成本和動態誘因
對國家能力文獻的貢獻	★★★★☆	開拓性強，但長期改革那一段是敘事，沒有量化

另外有一些編輯上的小瑕疵：正文出現 "In Eventually"、"Pyrénnées"、"Grand Armée"、"Columbia"（應為 Colombia）等拼寫錯誤；Table 2 的資料來源註記似乎是從 Table 1 複製過來的；參考文獻中 Hsiang（2010）的期數也有誤。這些不影響結論，但顯示校對不夠仔細。

結語

這篇論文最有價值的地方，是把一個常被當成「民族性」或「意識形態」問題的現象，重新框定成執法成本與資源配置的問題：拿破崙政權面對的不是「法國人愛不愛國」，而是「在哪裡抓人比較便宜」。

它最強的證據是 Lacuée 白紙黑字寫下的差別配額公式，證明 19 世紀初的法國官僚已經在用某種邊際思維管理國家。最弱的環節則是政策效果的因果推論，改用比例一看，結論就沒那麼確定了。

補上替身市場這一塊之後，圖像更完整了：面對一項人人想逃的義務，窮人往山裡逃，富人用錢逃，而中間階層則靠保險、仲介、抵押、嫁妝和遺產，一點一點把逃避的權利買回來。國家最後的選擇，是先容忍這個市場，再親自接管它，最後在 1872 年乾脆廢掉它，讓每個人都得服役。從這個角度看，徵兵史不只是軍事史，也是一部關於風險如何被定價、被分攤、最後被國家收回的金融史。

Ora et Guberna.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Rule of St Benedict in Medieval England

鄭仕群 — Sun, 27 Sep 2026 11:56:22 +0000

Domenico Rossignoli & Federico Trombetta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24;84(3):838-873.
doi:10.1017/S0022050724000330

The Feudal Origins of Manorial Prosperity: Social Interactions in Eleventh-Century England
Vincent Delabastita (Radboud University) & Sebastiaan Maes (University of Antwerp)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23;83(2):464-500.
doi:10.1017/S0022050723000116

1066 年黑斯廷斯之戰後，征服者威廉在二十年內幾乎換掉了整個英格蘭的世俗統治階層。1085 年聖誕節，他在格洛斯特下令調查全國土地，隔年完成的就是 Domesday Book（末日審判書）。這份調查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同時記錄了每筆土地在 1066 年（征服前）與 1086 年（征服後）的領主與價值。一場外生的大規模所有權重分配，加上前後兩期的資料，讓經濟史學家得以提問：由誰來管理土地，會不會影響土地的產出？

本文對讀兩篇刊登在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的論文，兩篇用的是同一本 Domesday，最後都指向「教會地產有某種優勢」，但對優勢來源的解釋並不相同。一篇探討本篤會修道院接手的土地，在征服後二十年成長較快，另一篇探討莊園的繁榮與它在封建網絡中的「同儕」高度連動。但與其說優勢來自「民主化治理」，會不會其實是識字率與文書官僚的作用？這個問題也可拿到更大的歷史尺度上，與中國自戰國以來的土地官僚體系對照。

一、先備知識：Domesday Book 與「兩層封建結構」

術語	意義	在兩篇論文中的角色
TRE / 1066	Tempore Regis Edwardi，懺悔者愛德華在位時，即征服前	A 論文 DID 的「前期」
1086	末日審判書調查	兩篇的主要時點
Tenant-in-chief（TIC，直屬封臣）	直接從國王受封土地的上層領主	B 論文網絡連結的主軸
Overlord（1066 上層領主）	1066 年對應 TIC 的上層	A 論文異質性分析的關鍵
Lord（直接領主）	實際收取該地收益、管理農民的人，可能等於 TIC，也可能是 TIC 的次封臣	兩篇的「管理者」定義
Holding / Manor（莊園、地產條目）	基本觀察單位	分析單位
Valet（價值）	以鎊、先令記錄的年價值	兩篇都當作「生產能力」的代理變數
Ploughs / Ploughlands	犁隊數，以及「可供多少犁耕作的土地」	B 論文的資本與土地投入

兩個容易被忽略的背景：

Domesday 是按封建結構而非地理編排的。 每位 TIC 的土地集中登錄，資料也由 TIC 申報、再由地方陪審團核對。後文會說明，這一點對兩篇論文的解讀都很關鍵。
1066 年的資料是回溯申報的。 B 論文特別警告它可信度較低，A 論文的 DID 設計卻完全建立在它之上。

二、論文 A：Rossignoli & Trombetta（2024）〈Ora et Guberna〉

2.1 研究問題

1066 年，本篤會修道院大約控制英格蘭六分之一的土地。它們的內部治理相當特殊：依《聖本篤會規》第 64 章，院長由修士選舉產生、終身任職，且不需全體一致；修士還定期舉行 Chapter（修士大會） 討論要務，開會不必經院長召集。作者要問的是：這種「類民主」的組織，是否讓修道院成為比世俗貴族更好的土地經營者？

2.2 資料建構

合併 Domesday（Hull 大學 Palmer 的數位版）、English Monastic Archive 與地理、歷史、市場控制變數，共九千多筆 holding。
領主分為三類：Benedictine（本篤會修道院）、Other Ecclesiastic（主教、座堂教士、執事等非修院神職）、Secular（世俗，含國王）。另外辨識出少數塞爾特傳統修道院，只用於最後的對照。
1066 年有 48 個、1086 年有 80 個修道院名稱，因兩期都需要有價值資料，實際進入分析的分別是 31 與 43 個。

樣本處理有幾點值得注意：

處理	內容	評論
共有地產的歸屬	依最大價值歸屬。若同值，歸給未換手的領主；若仍同值，1086 年優先歸世俗，1066 年優先歸修院	這套規則不利於找到「世俗轉本篤會」的效果，屬於保守設計
排除	自治市、修女院（約 0.4%）、成長率極端值（90 筆）、1076 年後才建立的修院（如 Shrewsbury、Durham）、1086 年領主不明者（如「兩名 thane」）	附錄顯示納入它們結果大致不變
1066 年領主不明	預設保留	後來證明是結果的敏感點

2.3 識別策略：以諾曼征服作為所有權衝擊

核心想法是：只看 1066 年由世俗（盎格魯撒克遜）領主持有、且 1086 年換了領主的土地。這些土地都經歷了「換人管」，差別只在換成誰（諾曼貴族、修道院或主教）。這樣就能把「換手本身」的效果和「由宗教領主管理」的效果分開。

成長率定義為：

Growth i = lo g (V i, 1086 + 1) - lo g (V_{i, 1066} + 1)

雙重差分（DID）模型：

Y_{i, t} = τ_{t} + μ_{i} + φ D_{i, t} + λ^{'} x i, t + ϵ i, t, D_{i, t} \in Religious, Benedictine, OthEccl

其中 $μ_{i}$ 是地產固定效果， $τ_{t}$ 是時間固定效果，控制變數與時間的交互項則吸收「南方、靠近倫敦」這類在時間上不變、但可能影響成長趨勢的差異。標準誤按 1086 年領主叢集。

作者以平衡性檢定說明處理組與對照組大致相當。1066 年的價值水準沒有顯著差異；本篤會土地的農業、牧業適宜性反而較差，平均離倫敦近約 42 公里，緯度也較南。他們還提出史料論證：威廉對本篤會並不友善，因為修院與盎格魯撒克遜王室關係密切，許多修士出身舊貴族，所以不太可能刻意把好地分給修院。

2.4 主要結果

先看原始數據（Table 1，log 價值平均）：

1086 年領主類型	1066	1086	變化
Benedictine（160 筆）	1.461	1.519	+0.058
Other Eccl.（244 筆）	1.351	1.336	−0.015
Secular（7,151 筆）	1.227	1.169	−0.058

光是原始的雙重差分，就幾乎等於迴歸第 (1) 欄：

φ^_{raw} = (1.519 - 1.461) - (1.169 - 1.227) = 0.058 - (- 0.058) = 0.116

迴歸結果（Table 2）：

處理變數	(1) 無控制	(2) +地理	(3) +市場	(4) +歷史	(5) 全部
Religious（A 組）	0.072**	0.032	0.026	0.052	0.026
Benedictine（B 組）	0.117***	0.062***	0.053**	0.087***	0.058**
Other Eccl.（C 組）	0.043	0.014	0.009	0.028	0.006

換算成百分比：

e^{0.117} - 1 \approx 12.4%, e^{0.058} - 1 \approx 6.0%

也就是說，二十年間本篤會接手的土地價值成長多出約 6 到 12 個百分點。主教與座堂教士接手的土地則沒有顯著差異，點估計約為本篤會的三分之一。不過作者也承認，兩者之間的差異本身並不顯著。

2.5 穩健性：哪些站得住，哪些有裂縫

站得住的部分：

改變叢集層級、改用 Sant'Anna–Zhao 雙重穩健 DID、使用配對法、排除隨機歸屬的地產、只看 demesne（排除稅制差異），結果都大致維持。

有裂縫的部分（作者自己揭露）：

排除 1066 年領主不明的地產後，效果只在無控制的第 (1) 欄顯著（附錄 D12）。
排除「換了直接領主、但上層領主沒換」的地產後，係數變小，也只在基準設定下顯著（D10）。
在這些限縮樣本中，本篤會觀察值約少了三分之一。
若改用「1066 年領主不明」的固定效果乘以時間，而不是直接刪除這些觀察值，效果仍顯著（D11）。

2.6 異質性：效果集中在「修道院收回自營」

作者定義 Stable OL/TC = 1：1086 年的直接領主等於 1086 年的 TIC，也等於 1066 年的 Overlord，但不等於 1066 年的直接領主。白話來說，就是原本由修道院把地封給某個世俗封臣，征服後修道院把地收回自己直接經營。

表格	設定	關鍵係數
Table 3	Benedictine ＋ Benedictine × Stable OL/TC	一般情況 0.069（加控制後不顯著）；交互項 0.255–0.348***
Table 4	加入「1066 年 Overlord 是本篤會」× 時間	Benedictine 仍為 0.050–0.095，皆顯著
Table 5	只在 Stable OL/TC 子樣本中比較「本篤會收回」與「王室收回」	0.325–0.405（前四欄顯著）；全控制為 0.161（不顯著）；僅 37 筆本篤會對 26 筆王室，共 126 個觀察值

以第 (1) 欄計算，收回自營地產的總效果約為：

0.069 + 0.255 = 0.324 \Rightarrow e^{0.324} - 1 \approx 38%

這是全文最重要、也最麻煩的發現。所謂「本篤會效果」，主要來自修道院把原本分封出去的土地收回直接經營。上層結構沒有變，下層的換手可能是修道院的策略選擇（例如挑潛力高的地收回），平行趨勢假設因此變得可疑。作者用「與王室收回自營比較」來部分回應：王室同樣可以策略性地挑地，但本篤會仍然表現較好。不過作者也承認，這仍然無法區分「本篤會的特質」和「上層機構跨越征服仍然存在」這兩件事。王室這個機構雖然延續，但坐在王位上的人從愛德華換成了威廉。

作者點名，貢獻最多樣本的是 Bury St Edmunds 修道院。它的院長 Baldwin 在征服前就已上任，而且比威廉活得更久。

2.7 機制：先排除其他解釋，再做塞爾特修院對照

被排除的解釋（附錄 F）：

候選解釋	檢驗方式	結論
地理或羅馬遺緒	控制變數	不是主因
廉價勞動（conversi，平信徒修士）	史實：1086 年尚未出現	不適用
「勤奮倫理」外溢	與修道院的距離	無效果
人力資本	修院創建年代（老修院是否更好）	無差異
單純的領主穩定性	與 1066–1086 未換領主的地產比較	本篤會仍較好
修士親自耕作、稅制優惠	排除靠近修院的地產、只看 demesne	結果不變

替代產出（Table 6，1086 年截面，只能算相關）：本篤會地產的人口多約 3.3 人、犁多約 0.8 張、磨坊多約 0.3 座，皆在 10% 水準顯著。作者將此連結到 Lynn White 與 Knowles 所說的修道院是「農業資本家」的看法。

塞爾特修院對照（Table 7）：作者從 Knowles & Hadcock 的名錄中找出 24 筆塞爾特修院（含威爾斯式的 clas 教士團）地產，與 892 筆本篤會地產做 1086 年截面比較。由於對照組太小，沒有加入郡或 Hundred 固定效果。結果中本篤會在基準與全控制下較佳（0.749***、0.339**），但各欄起伏很大（−0.269 到 0.749），加入穩定性控制後的全控制欄 p 值為 0.142。作者的邏輯是：塞爾特修士同樣是「修士」，這個比較等於控制了修士身分帶來的選擇效果。差別在於《聖高隆邦會規》完全沒提院長如何產生，也沒提 Chapter，甚至把頂撞上級視為開啟「反駁之門」的罪。

2.8 作者的最終解釋

作者認為本篤會的組織結構可能透過兩條管道發揮作用：

在動盪中保護制度延續性：院長的正當性來自會規和 Chapter，威廉難以任意撤換，往往要等院長過世才能換上諾曼人。
更好的決策：經過選舉產生、並受 Chapter 諮議的院長，可能做出更好的技術與組織決策。

作者在結論中的措辭相當克制：最嚴格的樣本只有基準設定顯著；較寬鬆的樣本有穩健的相關性，但無法把「本篤會」和「上層制度延續」分開。

三、論文 B：Delabastita & Maes（2023）〈Feudal Origins of Manorial Prosperity〉

3.1 研究問題

中世紀史學家早就推測，同一個封建體系下的莊園會互相合作，例如交換牛隻、合併運輸、分享管理經驗。Campbell 就寫過，同一領地、同一修會的莊園之間，必然交換了大量資訊與建議。但過去的 Domesday 計量研究（McDonald & Snooks、Walker）都把莊園當成彼此獨立的個體。這篇論文首次把封建制度當成網絡，用計量方法估計網絡效應。

3.2 把封建制度轉成網絡

當兩個莊園滿足下列任一條件，就視為「封建鄰居」：

j \in F_{i} ⟺ {TIC (i) = TIC (j) (i) Lord (i) = Lord (j) (ii) TIC (i) = Lord (j) or TIC (j) = Lord (i) (iii)

網絡的基本數據：

指標	數值
總連結數	1,550,125
來自條件 (i)，同一 TIC	約 68%
來自條件 (ii)，同一領主跨 TIC	約 2%
來自條件 (iii)，TIC 與領主交叉	約 30%
平均度數（degree）	136
中位數度數	59，分布右偏，由少數大領主撐起

論文用莫爾坦伯爵 Robert 的領地作例子，他的莊園散布全國各地。封建網絡與地理網絡並不重疊，這是能分開識別兩者的前提。

3.3 地理網絡

g_{ij} = {(1 - (d_{ij} / d)^{2})^{2}, d_{ij} \leq d 0, d_{ij} > d, d = 20 km

20 公里大約是一天的路程。

3.4 基準：Domesday 的生產函數

y_{i} = α + β_{1} ln L_{i free} + β_{2} ln L_{i slave} + β_{3} ln K_{i plough} + β_{4} ln T_{i ploughland} + FE + ε_{i}

含郡固定效果的第 (4) 欄：非奴隸勞動 0.18、奴隸 0.10、犁 0.57、犁地 0.13， $R^{2} = 0.84$ 。

0.18 + 0.10 + 0.57 + 0.13 = 0.98 \approx 1

係數加總接近 1，代表規模報酬固定，係數可以解讀為要素所得份額。勞動份額約 0.28，遠低於全經濟約 0.68 的估計。作者據此推論：莊園部門的產出大量歸於資本所有者，農民的勞動成果被大幅汲取。

3.5 縮減式證據：同儕的生產力高度相關

以莊園自身的「價值／勞動」與「價值／資本」比率，對其鄰居的平均比率做迴歸（Table 3）：

鄰居類型	價值／勞動	價值／資本
地理鄰居	0.65***	0.92***
封建鄰居	0.34***	0.45***
距離超過 20 km 的封建鄰居	0.18***	0.38***

最後一列是重點：即使只看距離很遠的封建同儕，相關性仍然顯著，所以封建網絡的效果不只是地理聚集的副產品。

3.6 結構模型：兩種外溢

規模外溢（δ）：同儕的產值高，本身的成本就降低，例如合建橋樑、大宗運輸。
生產力外溢（λ）：同儕無法被觀察到的生產力會傳遞過來，例如管理經驗、新技術知識。

y = α ι + X β + (δ_{F} F + δ_{G} G) y + ε, ε = (λ_{F} F + λ_{G} G) ε + η

模型以 GS2SLS 估計（Kelejian–Prucha），用網絡滯後的資源當工具變數。解出縮減式：

y = (I - δ_{F} F - δ_{G} G)^{- 1} [α ι + X β + (I - λ_{F} F - λ_{G} G)^{- 1} η]

衝擊會沿著網絡一圈圈擴散：

(I - λ W)^{- 1} = I + λ W + λ^{2} W^{2} + \dots

所以若所有莊園同時受到一單位衝擊，在列標準化的網絡下，平均總效果（ATE）約為：

ATE \approx \frac{1}{1 - λ}

驗算第 (4) 欄： $1/ (1 - 0.45) \approx 1.82$ ，論文報告的 ATE 為 1.81，兩者吻合。

3.7 結果

欄	設定	λ_F	λ_G	δ_F	δ_G	ATE（合計）
(1)	只有封建網絡	0.79	—	0.08	—	4.16
(2)	只有地理網絡	—	0.92	—	0.17	6.74
(3)	兩網絡並列	0.38	0.65	0.10	0.44	15.88
(4)	封建網絡＋郡／土壤固定效果	0.45	—	0.09	—	1.98
(6)	兩網絡＋固定效果	0.36	0.51	0.10	0.25	9.13
(7)	再加入封建×地理交互	0.22	0.38	0.10	0.24	5.50（交互項 λ=0.18，δ=0.00）

主要訊息：

生產力外溢（λ）在各設定中都大於規模外溢（δ），作者詮釋為知識與管理經驗的傳遞。
規模外溢主要走地理網絡，例如合建橋樑。
既是封建同儕、又是地理鄰居的莊園，生產力外溢更強；規模外溢則沒有這種加成。

3.8 異質性：宗教地產的外溢較強

封建鄰居越多，外溢越大。生產力外溢從度數 0 時的約 0.25 上升到度數 500 時的約 0.68。
宗教地產的生產力外溢約 0.51，世俗約 0.31；規模外溢則差不多（約 0.12 對 0.11）。
作者的解釋：教會的組織層級讓莊園之間的溝通更密切；另一個原因是教會自古就被認為是農業創新的先行者。他們引用 Pirenne 的說法，指教士較高的教育水準是教會經濟優勢的根源，並在註腳中直接引用 Rossignoli & Trombetta 的工作論文，指出宗教組織的民主性質也可能促進莊園間的合作。
把網絡拆成「同一領主之內」與「跨領主」後，兩者都顯著，所以效果不只是同一位主人的共同管理。

3.9 敏感度分析

疑慮	檢驗	結果
網絡內生性，例如權貴搶奪好地	(1) 史料論證：分封主要出於軍事與政治考量；(2) 以 1066–1086 價值變化對同儕生產力迴歸；(3) Boucher–Fortin 同質性檢定	同儕生產力越高，二十年成長越快（0.28–0.78）；1066 價值係數為 −0.41，均值回歸明顯
領主身分辨識不全（約 15%）	同名視為同一人，或直接刪除	結果幾乎不變
多地點莊園	以質心代替，偏離 5 km 以上者刪除	結果不變
距離參數 d	10–100 km；分帶 0–20、20–50、50–100 km	封建效果穩定；地理效果超過 20 km 就消失
犁地變數爭議	刪除該變數並擴大樣本	λ 幾乎不變
valet 的意義	與 Roffe「只是現金地租」說對話	作者認為封建連動更符合「生產能力」的詮釋

四、兩篇對讀：同一本 Domesday，兩種「教會優勢」

面向	A：Rossignoli & Trombetta	B：Delabastita & Maes
核心問題	領主類型是否影響價值成長	在封建網絡中的位置是否影響價值
資料時點	1066 ＋ 1086 面板	主要是 1086 截面，1066 只用於檢驗
識別策略	征服造成的領主更替 × DID	網絡結構 × GS2SLS
樣本	DID 樣本約 7,555 筆（160 筆本篤會）	9,084 筆（有犁地）或 12,222 筆
教會優勢的形式	價值成長多 6–12 個百分點	生產力外溢 0.51 對 0.31
作者對優勢的解釋	治理：選舉院長、Chapter、制度延續	溝通與知識：組織層級、教育、創新
最大弱點	效果集中在可能是策略性的子樣本	殘差相關未必是真正的「外溢」

兩篇之間有幾個值得點出的張力：

1066 年資料是否可信？B 論文認為它是回溯申報、無從查證，所以不用於主分析；A 論文的整個 DID 卻建立在它之上。兩篇對同一份資料的信任程度相差很大。
A 論文的 DID 可能違反 SUTVA（無干擾假設）。如果 B 論文說得對，一筆地產被併入 Bury St Edmunds 這種大型、高度連結的修院網絡，本身就會獲得網絡外溢。那麼 A 論文測到的「本篤會效果」有一部分可能其實是加入大網絡的效果。收回自營的地產，正好就是被拉進修院核心網絡的地產。
申報單位和封建單位是同一個。Domesday 以 TIC 為單位申報與編排，所以同一 TIC 旗下莊園的估價慣例或申報偏誤會自然彼此相關。在 B 論文的模型中，這會看起來像是 λ_F（生產力外溢）；在 A 論文中，則可能讓「修院的帳記得比較完整」看起來像「修院的地產比較有生產力」。
valet 衡量的是生產，還是收取？如果採用 Roffe 的看法，把價值理解為現金地租，那麼「會記帳、會收租」的領主自然會顯得價值較高。這一點會在第六節的識字假說中變得非常關鍵。

五、作者沒提到、但值得對照的脈絡

脈絡	內容	與兩篇的關係
*Clanchy，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英格蘭從口頭記憶走向書面紀錄的轉型，就以 Domesday 為起點	1086 年正處在「書寫能力＝管理能力」高度集中於教士手中的時代
溫徹斯特主教的莊園帳冊（Pipe Rolls）	目前已知最早的英格蘭作物產量資料，是溫徹斯特主教莊園 1211 年的收成；而且從十三世紀後期開始，稽核者常自行計算收穫與種子的比率，寫在帳冊邊緣	教會地產在十三世紀已發展出「管理會計」
Campbell（1983）的 Norfolk 研究	東 Norfolk 的兩個生產力差異很大的農業區，其分界與地產屬於哪個領主系統無關	到十三、十四世紀，地區條件可能比領主類型更重要
*Bury St Edmunds 的 Feudal Book of Abbot Baldwin***	修院自己做的土地清冊，詳見 6.2	正是 A 論文主要樣本來源的「自家 Domesday」
*加洛林王朝的 Capitulare de villis（約 800 年）與 Irminon 土地清冊（約 823–829）*	規定王室莊園管理者每年提交書面清冊；巴黎聖日耳曼德佩修院逐戶列出佃農姓名與負擔	西歐的莊園書面管理，源頭是教會
1279 年《永久管業法》（Statute of Mortmain）	國王限制土地流入「永不死亡」的教會法人	顯示時人已察覺教會作為永續法人的持有優勢
Fama & Jensen（1983）、Hansmann 的非營利組織理論	決策管理與決策控制分離，董事會負責監督	Chapter 在功能上接近「董事會」，可為 A 論文的治理說提供理論支撐
Brenner（1976）的「壓榨說」	領主提高收入靠的是壓榨農民，而不是投資	B 論文提到的另一種解讀：同儕的相關也可能是壓榨程度的相關
Heldring, Robinson & Vollmer（2021）	修道院解散的長期效果	A 論文已引用；與「修院土地租制沒有效率」的說法相互衝突

六、延伸專論：與其說「民主」，不如說「文書」？

——管理者識字率、官僚體系與農業生產力，對照中國的土地官僚傳統

A 論文把本篤會的優勢歸因於選舉與 Chapter。另一種同樣合理、甚至可能更根本的解釋是：在文藝復興以前的西歐，教會幾乎壟斷了書寫能力。瘟疫、乾旱、全面戰爭對教會地產和世俗地產都一樣造成傷害；真正長期且連續存在的差別，是一群能讀寫、會記帳、有檔案的教士，和一群多半不識字的武人領主之間的差距。

同樣的邏輯可以推到更大的尺度：中國的土地之所以能承載龐大人口，除了土壤肥沃，也和戰國以來越來越成熟的中央集權文書官僚有關。Domesday 在西歐是獨一無二的全國調查，但在同時代的中國，這類官方調查早已是常規。

下面先把這個假說整理清楚，再看兩篇論文內部的證據、跨文明的比較、中國的細部資料，最後檢驗它的邊界。

6.1 四個競爭假說

假說	核心機制	應觀察到的現象	兩篇論文中的證據
H1 治理（A 論文）	選舉產生的院長、Chapter 審議，提升決策品質	本篤會優於其他教會領主，也優於塞爾特修院	支持但證據弱：Other Eccl. 不顯著，但與本篤會的差異也不顯著；塞爾特樣本只有 24 筆
H2 永續法人	修道院不會死亡、不會分家、難以被沒收，所以能做長期投資	效果集中在上層未換手的地產	Stable OL/TC 的結果強烈支持，但與 H1 難以分開
H3 識字＋文書	丈量、稽核、檔案累積、知識傳遞	教會（含主教）優於世俗；直營優於分封；宗教網絡外溢較強	B 論文的宗教外溢 0.51 對 0.31 支持；Other Eccl. 不顯著、修院年齡無效則不利
H4 汲取能力	會記帳的領主把租收得更完整，使 valet 高估了生產力	價值高，但人口與資本不一定較多	A 論文 Table 6 顯示犁、磨坊、人口也較多，部分反駁此說

對「世俗領主只多了內戰風險」這個說法，需要稍作修正。DID 的時間固定效果已經吸收了瘟疫、乾旱這類共同衝擊，所以真正要比較的是兩類地產承受的風險差異，而這個差異不只有內戰：

世俗地產面對的風險包括：叛亂後被沒收（例如 1075 年伯爵之亂、1082 年 Odo 主教失勢）、繼承時的分割與未成年監護、繼承稅。
教會地產面對的風險包括：院長出缺期間國王代管並收取收入、被強制負擔騎士兵役而必須分封土地給騎士，以及 1069–70 年「北方浩劫」這類不分對象的破壞。

因此，「永不死亡的法人」本身也是一種連續、長期存在的差異，不只識字率如此。後文會說明，兩者其實互為條件：有永續的主體，檔案才能累積；有識字能力，永續的主體才能把累積的資訊轉化為生產力。

6.2 兩篇論文內部支持「文書假說」的線索

線索一：A 論文的主要樣本來源，本身就有一本比 Domesday 更細的帳。Bury St Edmunds 的院長 Baldwin（一位出身法蘭西聖德尼修道院、曾任懺悔者愛德華御醫的僧侶）留下了 Feudal Book。以 Rougham 莊園為例，Domesday 只記錄該地非直營部分有 90 名自由人、11 名 bordar 與 1 名奴隸，沒有任何姓名；Baldwin 的清冊卻逐一列出 112 名小佃戶，連一位寡婦與她的養女共同持有 51 英畝、年納 2 先令 8 便士都記了下來。

更有意思的是檔案的累積性。1300 年，Bury 院長 John of Northwold 下令編纂騎士領調查，編者同時查閱了 Baldwin 的 Feudal Book、Domesday Book、Samson 院長的調查與已經失傳的 Simon 院長調查，再加上口頭證據。一個不會死亡的機構，加上兩百年不斷裂的檔案，正是 H2 與 H3 的結合。

線索二：B 論文的宗教外溢。知識外溢的前提是資訊能被記錄、傳遞和比較。作者自己也引用了修院「職事僧」（obedientiary）制度，指十三世紀修院派職事僧去監督各莊園管家的市場採購。

線索三：A 論文 Table 6 中的犁與磨坊。磨坊是高價、長期、需要計算回收的投資。如果只是會收租，不會表現在資本存量上。

線索四：英格蘭最早的產量帳冊幾乎都出自教會。溫徹斯特主教、西敏寺、坎特伯雷座堂修院、Battle 修院都在其中。以 Battle 修院的 Alciston 莊園為例，1378 年的帳冊記錄了播種量與收穫量，大麥的收穫與種子比約為 3.75。這是一套以數字追蹤投入與產出的管理體系。

6.3 兩篇論文內部對「文書假說」的不利證據

主教與座堂教士同樣識字，而且有教區行政體系，卻沒有顯著效果。這是 A 論文中最直接不利 H3 的證據。不過，Other Eccl. 的點估計為正，且與本篤會的差異不顯著，資料其實無法區分兩者。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主教席位在征服後很快被換成諾曼人，主教土地也常被分封給騎士。也就是說，有識字能力、但缺乏延續性，效果就出不來。
修院的創建年代（作為人力資本代理）沒有效果。不過這個代理變數很粗糙，老修院不一定有較強的抄寫室。
塞爾特修士同樣識字，愛爾蘭修道院的書寫傳統非常深厚，但本篤會仍然較好（雖然證據很弱）。
十三、十四世紀的資料顯示，領主類型的重要性下降。Campbell 在東 Norfolk 發現兩個生產力差異很大的農業區，而且它們的分界橫跨不同的地產系統。A 論文也引述 Campbell（1983）認為教會與世俗地產沒有顯著差異。不過這一點可以反過來支持 H3 的動態版本：到了十三世紀，世俗大領主也普遍雇用書記、保存帳冊，識字優勢擴散開來，教會的相對優勢自然縮小。

我的判斷：H3 單獨並不足以解釋全部現象，但作為 H1 與 H2 的基礎條件非常有說服力。識字像是硬體，延續性與誘因結構像是軟體；只有硬體沒有軟體，例如主教土地，產出就不會出現。

6.4 文藝復興以前的「Domesday 級」土地與人口調查

「整個歐洲只有英格蘭有這樣的調查」這個說法需要稍作修正：在十一世紀的拉丁西歐，Domesday 以王國為範圍，確實獨一無二。但放到歐亞非大陸來看，西歐反而是例外。而在西歐內部，擁有這種能力的主要就是教會。

地區／政權	年代	調查或檔案	記錄的細緻程度	主導者
美索不達米亞，烏爾第三王朝	約前 2100–2000	神廟與王室莊園的田冊、勞動帳	逐塊記錄面積、播種量、預期產量、工作日	書吏官僚
埃及，Wilbour 紙草	約前 1142（拉美西斯五世）	中埃及數千塊田的評估	田塊面積、持有者、估定的穀物額	神廟與王室
秦國與秦朝	前四世紀至前三世紀	編戶、上計、田律（見 6.5）	個人、每畝、每頭牛	郡縣官僚
托勒密埃及	前二世紀	Kerkeosiris 村地籍	逐塊記錄地類與作物	村書記
羅馬帝國	一至四世紀	奧古斯都的人口普查、Orange 刻石地籍、戴克里先的土地與人頭課稅	土地單位與人頭	帝國財政官僚
唐朝	七至八世紀	戶籍、手實、計帳（敦煌、吐魯番文書）	每人年齡與身分、每塊地的面積與四鄰	縣、鄉
日本	702 年	大寶二年戶籍（正倉院藏）	逐人登記，配合班田收授	律令國家
新羅	八至九世紀	新羅村落文書（正倉院藏）	四個村的戶等、人口年齡、牛馬、水田旱田、桑樹、柏子樹、胡桃樹，以及三年間的增減	地方官府
加洛林法蘭克	約 800–830	Capitulare de villis、Irminon 土地清冊	逐戶列出佃農姓名、家庭成員、負擔	修道院與王室
拜占庭	十至十一世紀	財政地籍、修院的 praktika	村落與戶的課稅評估	帝國財政官與修院
英格蘭	1086	Domesday Book	以莊園為單位，人只記類別與人數	王室，由教士書記執筆
北宋	1072–1085	五等丁產簿、方田均稅法	以千步為一方丈量，土地按肥瘠分五等	中央官僚
南宋	1142	經界法、砧基簿	由戶主自繪田形	中央與地方
英格蘭	1279–80	Hundred Rolls	部分郡比 Domesday 更細	王室
馬木路克埃及	1315	al-Rawk al-Nāṣirī	全國地籍與封地重分	蘇丹政府
明朝	1381、1387	黃冊、魚鱗圖冊	每十年重造；每塊地繪圖、編號	里甲與縣
鄂圖曼帝國	1430 年代以後	Tahrir defterleri	村級戶口、作物稅、磨坊、蜂箱	帝國書記
佛羅倫斯	1427	Catasto	家戶財產申報	共和國
印加	十五世紀	結繩（khipu）十進位普查	人口與勞役	國家

有兩個巧合特別值得一提：

北宋王安石的方田均稅法（1072）與 Domesday（1086）幾乎同時。方田法把土地劃成邊長千步的「方」，再依土壤肥瘠分為五等。據《宋史·食貨志》，到元豐八年（1085）已丈量的土地約為二百四十八萬頃。同一年，威廉在格洛斯特下令展開 Domesday 調查。
宋代官員還抱怨分等不夠細：政和三年（1113）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上奏，指當地的土壤種類多達上百種，均稅時卻只分到十等左右。這說明當時地方官對土壤差異的掌握，比稅制能表達的還要細。

6.5 中國：從戰國到明初，土地官僚的「制度穿透」

時期	制度或文獻	國家掌握的層級
前 356 年起，商鞅變法	編戶、什伍連坐、開阡陌、統一度量衡（商鞅方升，前 344 年）	到個人：出生即登記，死亡即除名
戰國末至秦，睡虎地秦簡	〈田律〉、〈倉律〉、〈廄苑律〉	到雨量、每畝播種量、每頭牛的腰圍
秦，里耶秦簡（前 222–前 208）	遷陵縣官府檔案	到每鄉的墾田面積、租額，以及每個人的身高與膚色
秦至漢初，嶽麓秦簡《數》、張家山《算數書》	田租計算題	按作物的「程」（每步產量）計算租額
漢初，張家山《二年律令》（前 186）	〈戶律〉：每年八月由鄉官會同縣吏核對戶籍，副本存縣	每年核對戶籍
西漢晚期，尹灣漢簡《集簿》（約前 10）	東海郡上計文書	戶數、口數、土地面積、冬小麥（宿麥）面積，以及各項的年增減
西漢晚期，土山屯漢牘《要具簿》（前 1）	臨淮郡堂邑縣上計文書	受災面積、每畝產量、官營陂塘、借糧貧戶、口糧需求
西漢元始二年（2 CE）	《漢書·地理志》	全國約 1,223 萬戶、5,959 萬口，定墾田約 827 萬頃
孫吳，長沙走馬樓吳簡（232–238）	嘉禾吏民田家莂	每戶的熟田、旱田面積，以及應納的米、布、錢
北魏至唐	均田制、戶籍、手實、計帳	每人年齡與身分，每塊地的面積與四鄰
北宋	占城稻推廣（1012）、農田水利法（1069）、方田均稅法（1072）	國家推廣新品種、規劃水利、分等丈量土地
南宋	經界法（1142）、砧基簿	由戶主繪製田形
元	設立社制（1270，五十家為一社，社長督促耕作）；司農司編刊《農桑輯要》（1273）	國家直接編寫與發行農業手冊
明初	黃冊（1381）、魚鱗圖冊（1387）	每十年重造冊籍；每塊地繪圖、編號

6.6 細部實例：一個秦漢縣衙到底掌握了多少資訊？

（1）睡虎地秦簡：法律規定的「農業情報系統」

〈田律〉規定：下雨之後，以及作物抽穗時，都要用文書上報受雨的頃數、已抽穗的頃數，以及已開墾卻沒有種作物的頃數；遇到旱災、暴風雨、水災、蝗蟲等災害，也要上報受害頃數。距離近的縣派快腳送達，距離遠的縣經由郵驛傳遞。這是西元前三世紀的作物與降雨通報制度。
〈倉律〉規定了每畝的播種量：「稻、麻畝用二斗大半斗，禾、麥畝一斗，黍、荅畝大半斗，叔（菽）畝半斗」。播種量由法律直接規定。
〈廄苑律〉規定每年定期評比耕牛，評比最好的，主管的田嗇夫可獲賞酒肉，最差的要受責；若耕牛因使用而腰圍減少，每少一寸，主管者笞打十下。國家的考核深入到牲畜的體態。

（2）里耶秦簡：一個偏遠山區小縣的年度帳冊

里耶秦簡出土於湖南龍山，是秦朝洞庭郡遷陵縣的官府檔案，約二十萬字，內容涵蓋人口、田地、賦稅、倉儲、郵傳、軍備、司法與醫藥，年代從前 222 年到前 208 年；其中還有一枚完整的九九乘法表。

簡 8-1519 記載：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 年），遷陵縣已墾並耕種的土地為五十二頃九十五畝，稅田約四頃四十一畝（「四十一」的釋讀仍有爭議），全縣 152 戶，田租共 677 石。簡背列出三個鄉的分項數字，面積加總剛好等於五十二頃九十五畝，各鄉租額合計也與正面的 677 石大致相符。

由此可以算出：

\frac{677 shi}{441 mu} \approx 1.54 shi/mu, \frac{441}{5295} \approx \frac{1}{12}, \frac{677}{152} \approx 4.45 shi/household

這組數字的意思是：稅田約占墾田的十二分之一，稅田的全部收成就是田租，所以每畝約 1.5 石，正是官府估定的畝產量。這和嶽麓秦簡《數》中的算法一致：秦的稅田是總田面積的一部分（常見為十分之一），稅田的全部收成作為整片田的田租，並按作物的產量標準（例如「三步收一斗」）計算。

戶籍的細緻程度同樣驚人：里耶簡的戶籍記錄每個人的膚色、身高與年齡（連五個月大的嬰兒也登記身長），並註明由哪位里典登記。

（3）土山屯《要具簿》：西元前 1 年一個縣的「經營儀表板」

以下數字都出自同一份縣級上計文書，堂邑縣（今南京六合）當年有 25,007 戶、132,104 人，土地總面積（提封）三萬五千五百餘頃；冬小麥種植七千四百餘頃，比前一年多一百頃，約占墾田的 63%；約 7,191 頃墾田受災，約占 61%；受災田、定當收田、園田的每畝產量分別為 2.6、2.4、2.1 石；官營陂湖溪共 13 處，約 1,739 頃，接近墾田的 15%；春季借糧給貧民 5,091 戶、12,799 人；全年市租約 374 萬錢；應供養人口全年需穀約 71,867 石，而應收田租的穀物只有約 36,723 石。

同一篇研究也引用尹灣《集簿》：東海郡有 266,290 戶、1,397,343 人，土地總面積約五十一萬二千頃，冬小麥面積比前一年多一千九百餘頃。

把三份文件並列比較：

項目	Domesday（1086，王室）	Bury 院長 Baldwin 的清冊（約 1086，修院）	堂邑《要具簿》（前 1，縣衙）
人	只有各類農民的人數，沒有姓名	小佃戶具名，並有持地面積與租額	戶數、口數、貧戶、外來人口、流民、奴婢、服役人數
地	犁地、草地、林地，單位混雜	各佃戶的持地英畝數	總面積、墾田、冬麥、災田、陂湖，以頃、畝、步計
產出	1066 與 1086 兩個貨幣價值	租額	各類田的畝產、口糧缺口
資本	犁隊、磨坊	—	陂湖、倉儲、兵器
時間結構	兩個時點	可與日後調查疊加	每年上報，並與前一年比較
用途	課稅與確認封建關係	領地管理	課稅、考核官員、推動農業政策

一目了然：Bury 修院的自家帳冊比王室的 Domesday 更細，而漢代縣衙的上計又比 Bury 更系統化。這正是文書假說預測的階梯。

6.7 生產力對照：數字能說多少？

以下換算有很大的誤差（度量衡、作物、是否脫殼都不確定），只適合看數量級。

度量衡換算（漢制）：

1 pace = 6 chi \approx 6 \times 0.231 = 1.386 m, 1 mu = 240 pace^{2} \approx 461 m^{2} = 0.0461 ha

1 shi \approx 20 L \times 0.7 kg/L \approx 14 kg

每公頃產量：

Y_{Tangyi} \approx \frac{2.4 \times 14}{0.0461} \approx 730 kg/ha, Y_{Huainanzi} \approx \frac{4 \times 14}{0.0461} \approx 1, 215 kg/ha

Y_{Eng} \approx \frac{( 10 \sim 12 ) \times 27 kg}{0.405 ha} \approx 670 \sim 800 kg/ha

英格蘭的數字採用文獻常見的十三、十四世紀 demesne 小麥粗產量（每英畝 10–12 蒲式耳），Domesday 本身沒有產量資料。

播種量與收穫種子比：

S_{Qin} \approx \frac{0.1 \times 14}{0.0461} \approx 30 kg/ha, S_{Eng} \approx \frac{( 2 \sim 2.5 ) \times 27}{0.405} \approx 130 \sim 170 kg/ha

每年每公頃的淨產出（扣除種子，再乘上複種或休耕係數 CI）：

Q = (Y - S) \times C I

Q_{Eng} \approx (700 - 150) \times (0.5 \sim 0.67) \approx 275 \sim 370, Q_{Han} \approx (730 - 30) \times (1.0 \sim 1.6) \approx 700 \sim 1, 120 (kg/ha/yr)

英格蘭的 CI 反映二田制或三田制下每年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土地休耕；漢代的 CI 反映連作，以及堂邑那種冬麥占墾田 63% 的稻麥複種。

北宋江南：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說自己任蘇州知州時，「點檢簿書」，全州納稅田三萬四千頃，中等年成每畝收米二至三石。這段話本身就是知州查閱帳冊得出的數字。換算時，宋石約 60–67 公升，白米約 0.8 公斤／公升，所以一石約 50 公斤；宋畝約 566 平方公尺：

Y_{Suzhou} \approx \frac{( 2 \sim 3 ) \times 50 kg}{0.0566 ha} \approx 1, 770 \sim 2, 650 kg/ha (milled rice)

人口密度：

ρ_{Donghai} = \frac{1 , 397 , 343}{51 , 209 , 285 \times 461 m ^{2}} \approx \frac{1.40 \times 1 0 ^{6}}{23 , 600 km ^{2}} \approx 59 / km^{2}

ρ_{Tangyi} \approx \frac{132 , 104}{1 , 637 km ^{2}} \approx 81 / km^{2}, ρ_{England,1086} \approx \frac{( 1.7 \sim 2.2 ) \times 1 0 ^{6}}{130 , 000 km ^{2}} \approx 13 \sim 17 / km^{2}

指標	中世紀英格蘭	秦漢（北方與江淮）	北宋江南
每公頃粗產量	約 0.67–0.8 噸（小麥，十三、十四世紀）	約 0.45–1.2 噸（粟麥，依每畝 1.5–4 石）	約 1.8–2.6 噸白米
播種量	約 130–170 公斤／公頃	約 30 公斤／公頃（粟麥）	—
收穫種子比	約 3.5–5	約 15–40（粟麥）	—
休耕與複種	三分之一到一半休耕	連作，江淮已有稻麥複種	稻麥兩熟
人口密度	約 13–17 人／km²（1086）	東海郡約 59、堂邑約 81 人／km²	更高
人均墾田	粗估 1 公頃以上	堂邑約 0.41 公頃	—
人均 GDP	1086 年低於北宋	—	開封府約 1,850 美元（1990 年國際元）

最後一列的出處：Broadberry、Guan 與 Li 的估計顯示，北宋中國在 1090 年前後比 Domesday 時期的英國富裕，但英國在 1400 年時已經追上；後續的區域研究更指出，約 1080 年時，首都開封府所在地區的人均 GDP 略高於 1,850 美元（1990 年國際元），與歐洲中世紀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最高水準相當。

綜合來看：若比較每年每公頃淨產出，秦漢的耕地大約是中世紀英格蘭的 2 到 4 倍；北宋江南的稻作則更高。「中國的土地承載了更多人口」這個判斷，在數量級上站得住腳。

6.8 機制：文書如何變成糧食？

把 B 論文的兩種外溢帶進來，可以得到五條管道：

丈量與稽核，降低代理成本。田嗇夫的評比、耕牛腰圍的罰則、上計的年度排名，和十三世紀英格蘭莊園帳冊中稽核者核算收穫種子比，屬於同一套邏輯：讓無法直接觀察的經理人行為變得可以查核。
知識擴散，對應 B 論文的生產力外溢 λ。例如國家刊行農書（《農桑輯要》）、北宋推廣占城稻、漢代以上計考核推廣冬小麥。土山屯研究指出，漢哀帝時曾把推廣冬小麥列為上計考核地方官的項目之一。文書把在少數地方驗證過的技術，變成全國性的政策要求。
公共財，對應 B 論文的規模外溢 δ。都江堰（約前 256）、鄭國渠（前 246）；北宋農田水利法頒行後，據《宋會要輯稿》統計，熙寧三年到九年間興修水利田一萬餘處、三十六萬餘頃；堂邑縣的官營陂湖接近墾田的 15%。封建領主也能合建橋樑（B 論文的 δ_G 就是證據），但跨越地區的規劃與長期維護需要檔案。
緩衝災害衝擊。乾旱確實會傷害所有土地，但有帳冊的體系可以事先儲糧、事後借貸：耿壽昌在前 54 年設立常平倉；堂邑縣在災年春季借糧給五千多戶貧民。所以識字與官僚並不能讓土地免於天災，而是能縮小天災造成的長期損失。
產權與交易成本。魚鱗圖冊、砧基簿讓地界爭議有檔可查，也讓土地買賣與租佃契約更容易成立。這呼應 B 論文所說：制度化的互動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6.9 反論與邊界條件

(1) 生態與作物的差異無法完全排除。稻作搭配季風、小粒穀子天生播種量少、黃土與沖積平原的土質，都和英格蘭的黏土不可相提並論。所謂「同等地力的土地」在嚴格意義上幾乎無法比較。

(2) 馬爾薩斯陷阱：土地生產力最後變成人口，而不是所得。這一點反而最能支持「中國土地能承載大量人口」的說法，但也說明了它的限制。英國在 1400 年追上北宋的人均所得，而且中國領先地區的人均 GDP 直到十八世紀都與歐洲領先地區相近，此後在清代大幅下滑。文書官僚能提高土地承載力，不一定能提高人均所得。

(3) 讓國家「看得見」，不等於讓土地「長得好」；而且文書會劣化。

西漢末年，上計制度在中央權力分散、外戚把持人事的情況下逐漸流於形式；田部併入鄉部之後，國家也退出了基層生產的組織，只在需要時臨時派出勸農掾。
北宋方田法在崇寧年間重新推行時，出現了典型的資料造假：有官員為了逃避推行而把豐收報成災荒，也有官員為了邀功而把災荒報成豐收；另有御史指出，元豐方田法廢止將近二十年間，狡猾的吏員毀掉了檔案，豪強也破壞了田界。
這正是 James Scott 所說的「國家的視角」：讓社會變得可讀，首要目的是汲取資源。上計考核也難逃 Goodhart 定律，一旦指標變成考核目標，指標就不再可靠。

(4) 中國的「農場經理」其實是小農戶。宋代以後的地主多半只收租，實際的耕作決策由大量不識字的佃農與自耕農做出。所以中國的識字優勢主要發揮在國家與士紳層級，透過制度、擴散與公共財發揮作用，而不像英格蘭的修院那樣由識字者直接經營。這和「管理者識字」的假說在層級上並不相同。

(5) 歐洲後來的突破走的是另一條路。低地國家與 Norfolk 的高產農業，主要來自城市市場、農民的密集經營與作物輪作創新，並不依賴中央官僚。文書能力只是生產力的來源之一，不是唯一的一條路。

(6) 檔案存活的偏誤。教會的檔案保存得比較好，所以歷史學家「看到」的教會效率可能被放大。Domesday 的價值正在於它用同一套標準記錄所有類型的領主，這也是兩篇論文最可貴的地方。同樣地，宋代方田的冊籍幾乎全數失傳，今天能看到的秦漢細部資料多半來自考古出土。「有做調查」、「有保存下來」、「內容正確」是三件不同的事。

6.10 小結與可以檢驗的研究設計

比較精確的說法是：

在文藝復興以前，教會地產的優勢來自「識字能力 × 永續法人 × 內部誘因」三者的交互作用。識字讓資訊可以累積和稽核，永續法人讓累積下來的資訊不因領主死亡而中斷，內部治理（Chapter、選舉）則決定這些資訊是否真的被用在決策上。中國是把前兩項放大到國家層級的例子，因此換來了極高的土地承載力，但也承受了文書劣化與汲取優先的代價。

下面幾個設計可以在現有資料上把這三個因素分開：

以 1086 年前是否已有自家土地清冊或特許狀彙編作為「文書強度」。例如 Bury 的 Feudal Book、Ely 的 Inquisitio Eliensis、Worcester 約 1095 年的 Hemming's Cartulary、Peterborough、Abingdon，看有這類檔案的修院是否表現更好。
以 Neil Ker 的 Medieval Libraries of Great Britain 中各修院現存的抄本數，作為抄寫室能力的代理變數。
以各修院改由諾曼院長接任的時點，在本篤會樣本內做錯開式 DID。這可以直接檢驗 A 論文的治理說：如果優勢來自選舉院長，那麼院長被國王強行替換之後，優勢應該減弱。
利用英格蘭特有的「修道院座堂」做自然實驗。坎特伯雷、溫徹斯特、伍斯特等主教座堂由本篤會修士組成 Chapter，另一些座堂則由世俗教士組成。兩者都高度識字，差別在治理結構，正好可以區分 H1 與 H3。

七、學術價值點評，以及這些價值站不站得住

論文 A：Rossignoli & Trombetta（2024）

宣稱的貢獻	評估	是否站得住
以 Domesday 全樣本比較本篤會、其他教會與世俗領主	資料建構紮實，分類規則偏保守，而且誠實揭露了結果不穩健的部分	✅ 站得住
本篤會地產在因果上更有效率	主樣本成立；但在限縮樣本中轉弱，效果集中在修院收回自營的少數地產	⚠️ 部分成立：比較像「修院直營＋制度延續」的效果
機制是選舉院長與 Chapter	資料中沒有任何治理變數的變異；塞爾特對照只有 24 筆、沒有固定效果、各欄起伏很大；Other Eccl. 與本篤會的差異也不顯著	❌ 最弱的一環，標題 Ora et Guberna 的主張強於證據
與 Doucette & Møller、Grzymala-Busse 的「教會作為制度模板」研究對話	概念上有啟發性	✅ 作為研究方向有價值

技術面的補充：

處理組只來自三、四十個修院，而且高度集中在 Bury。以 1086 年領主叢集時，處理組的叢集太少，標準誤可能被低估，最好補上 wild cluster bootstrap。
整個設計依賴 1066 年的回溯申報資料，而 B 論文恰恰認為這部分資料不可靠。
如果存在網絡外溢，DID 的 SUTVA 假設就不成立。

論文 B：Delabastita & Maes（2023）

宣稱的貢獻	評估	是否站得住
首次把封建制度當成網絡，以計量方法估計網絡效應	方法新穎，敏感度分析非常完整	✅ 站得住，方法論貢獻高
生產力外溢大於規模外溢	取決於能否把「殘差相關」解讀成「外溢」。另一種可能是：同一 TIC 旗下莊園共用同一套申報與估價慣例，或同一位總管	⚠️ 相關性確實存在，但「外溢」的因果詮釋仍有其他解釋
封建網絡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經濟整合	合理，但屬於間接推論	⚠️
宗教地產的外溢較強	與 A 論文互相呼應，但沒有處理修院申報方式可能不同的問題	⚠️
網絡內生性不是主因	Table 5 使用了作者自己認為不可靠的 1066 年資料；−0.41 的均值回歸係數也意味著測量誤差很大	⚠️ 論證合理，但只能算間接證據

技術面的補充：第 (3) 欄的估計值為

λ^_{F} + λ^_{G} = 0.38 + 0.65 = 1.03 > 1

這超過了作者在註腳 37 中列出的解的穩定性充分條件。充分條件不是必要條件，而且孤立莊園的存在會壓低網絡矩陣的譜半徑，所以不一定代表結果無效；但該欄高達 15.88 的 ATE 應該謹慎看待。含固定效果的第 (4)、(6) 欄比較可靠。

綜合評價

兩篇的共同價值在於：把一份歷史學界研究了一百多年的文獻，轉化成可以檢驗假說的經濟資料。兩篇也共同指向一個結論：在十一世紀的英格蘭，由誰管理土地、以及透過什麼組織連結管理，確實會反映在土地價值上。它們共同的限制則是：描述性證據很紮實，因果與機制的主張偏強。

兩篇合起來讀，會比分開讀更有說服力。A 論文指出「修院收回自營」的地產表現較好，B 論文指出「宗教網絡的資訊流動」較強；兩者最自然的交集，就是一個識字、有檔案、不會死亡的組織，親自管理土地。

八、結語

「祈禱與治理」（Ora et Guberna）是一個漂亮的標題，但若回到 1086 年的實際情況，也許「祈禱與記帳」更貼近事實。Bury St Edmunds 的修士在 Domesday 只寫下「90 名自由人」的地方，逐一記下了 112 個人的名字、持地面積和租額；兩百年後，他們的後繼者還能翻出這本帳冊來核對。在地球另一端，一千多年前的秦國縣吏已經在上報雨量、核對耕牛的腰圍，也知道每一畝稅田該收多少穀子。

書寫能力本身不會讓作物生長。真正起作用的，是書寫讓經驗可以累積、責任可以追查、技術可以複製、災害可以事先準備。至於這些好處最後會變成更好的決策、更多的人口，還是更有效率的汲取，則取決於誰掌握了這些帳冊，以及他們面對的誘因。

Plantation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Evidence from Surina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鄭仕群 — Sat, 26 Sep 2026 18:10:31 +0000

Abe de Jong (Monash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Tim Kooijmans (RMIT University), and Peter Koudijs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23;83(3):874-911.
doi:10.1017/S00220507230002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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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抵押擔保證券」（MBS）、「發行並分銷」、「估值灌水」、「債務懸置」成了常用詞。這篇論文指出，這套機制在 250 年前的荷蘭已經完整運作過一次，也崩潰過一次。當時的擔保品除了土地與建物，還包括在蘇利南（Surinam）種植園上被奴役的非洲人。

項目	內容
研究對象	荷蘭「negotiatie」基金：把加勒比海種植園的抵押貸款打包、分售給荷蘭投資人的證券化工具
時間範圍	1750s–1795
核心個案	鹿特丹商人銀行家 Ferrand Whaley Hudig（1759 起經營，最多管理 12 座種植園）。他是唯一一位完整商業檔案留存至今的 negotiatie 銀行家
市場層級資料	Van de Voort（1973）的 negotiatie 名錄（經公證檔案修正）、蘇利南與阿姆斯特丹的抵押契據、3,175 筆遭拒付匯票的公證抗議書、1768–1796 年阿姆斯特丹拍賣市場 5,759 筆交易（137 檔證券）
一句話結論	長期債務加證券化，一度成功化解跨大西洋的資訊與代理問題；但榮景期估價灌水、授信過度，崩潰後的債務懸置拖垮了種植園的復甦，成本大量落在被奴役者身上

一、時代背景：蘇利南，以及錢太多的阿姆斯特丹

1. 蘇利南是什麼樣的地方

蘇利南在 1667 年第二次英荷戰爭後成為荷蘭殖民地，此後由「蘇利南公司」（Sociëteit van Suriname）治理，股權由西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市與 Van Aerssen van Sommelsdijck 家族各占三分之一。殖民地以奴隸種植園為主，大多沿河開墾在低窪沼澤地上，需要堤防、灌排系統持續維護。這些基礎設施也由被奴役者建造。

依論文引用的 Van Stipriaan（1993），1775 年蘇利南生產了全加勒比海約 3% 的糖、14% 的咖啡。

兩種作物的經濟性質差異很大，這一點影響了後面的故事：

	甘蔗（糖）	咖啡
最低經營規模	大，需要榨糖廠與熬糖房	小，進入門檻低
投產時間	種植後約 16 個月可收割，一叢可用 10–15 年	5–6 年才開始結果
價格波動	相對穩定	劇烈：1760 年代後半暴漲，1770 後回落
風險	較低	較高，而且更依賴信貸擴張

兩則文化史背景可以幫助讀者想像這個時空。伏爾泰《憨第德》（1759）第 19 章，主角在蘇利南遇見一名被砍去手腳的奴隸，書中直指歐洲人吃糖的代價就在這裡。1759 年也正是 Hudig 發行第一檔 negotiatie 的年份。蘇格蘭軍人 Stedman 則在 1772–1777 年隨軍到蘇利南鎮壓逃亡奴隸（maroons），寫下附有 William Blake 版畫的見聞錄，記錄的正是本文所述崩潰期的殖民地。

2. 阿姆斯特丹的資本過剩

1750 年代起，荷蘭省開始償還公債（1750–1780 年從 3.6 億降到 3.2 億荷蘭盾），公債殖利率只有約 2.5%。大量食利階層手上有錢，卻找不到收益。negotiatie 提供 5–6% 的票面利率，吸引力可想而知。

補充一個論文沒有引用的宏觀數字：1770 年荷蘭共和國 GDP 的 5.2%、荷蘭省 GDP 的 10.36% 建立在大西洋奴隸制之上；同年荷蘭進出口總值的 19% 是被奴役者生產的商品。研究者還估計1770 年前後數十年間，荷蘭省經濟成長有多達四成可追溯到奴隸制。這個估計在荷蘭史學界有爭議，例如萊頓史學家 Pieter Emmer 就公開批評這個數字，他主張奴隸貿易的貢獻微不足道。不過它至少說明，negotiatie 不是邊緣的金融實驗，而是嵌在荷蘭經濟核心的資本流動。

二、Negotiatie 制度拆解：一套設計精巧的跨洋債權機器

1. 參與者與誘因

角色	功能	報酬／誘因	潛在問題
種植園主（planter）	借款人、剩餘請求權人	取得長期資金擴張種植園、購買被奴役者	資訊隱匿；高槓桿時傾向冒險（risk-shifting）
估價師（priseurs）	由殖民地政府任命，評估土地、被奴役者、設備的價值	依規則估價	榮景期估值灌水
代理人（agendarissen）	在殖民地篩選借款人、核准匯票	固定年薪＋新增貸款的抽成	按件計酬導致過度放貸；許多代理人本身也是種植園主，還同時替多家銀行工作
管理人（administrators）	替不在地的園主管理，慣例抽取營收 10%	營收抽成	常與代理人是同一人
商人銀行家（如 Hudig）	發起抵押貸款、包裝成基金、代售作物、提供短期透支	發起費（Hudig 為本金 0.5%）、作物銷售佣金（2%）、利差（6% 減 5% 的 1%）、運輸保險費	證券化後自留部位很少，削弱監督誘因
投資人	購買面額 1,000 盾的債券	固定 5–6% 利息	分散持有，事後難以協調
委員會（commissarissen）	代表投資人	—	平時幾乎不運作，出事才上場

2. 標準契約條款

條款	內容	設計目的
期限	通常 20 年（Hudig 早期有 27–28 年）	給種植園足夠的開發時間
還款方式	前 10 年只付息，之後才攤還本金	配合咖啡樹 5–6 年才結果的週期
貸款成數上限	估價的 5/8（62.5%）	園主保有至少 3/8 的權益作緩衝
投資人票息	5–6%（公債約 2.5%）	約 250–350 個基點的風險溢酬
單位	1,000 荷蘭盾	標準化，便於在阿姆斯特丹拍賣市場流通
資產池	許多基金綁多座種植園（pooled）	分散個別風險
現金管理	銀行家替每位園主開帳戶	平滑對投資人的付息

實務上攤還很少發生，多數到期就展延（roll over），這是後來問題的伏筆。

3. 三個「為什麼」與背後的理論

作者的一大特色，是把每個制度設計都對應到一個經濟理論：

制度選擇	作者的解釋	對應理論
為什麼用債不用股？	遠方投資人無法查核真實經營狀況，股權模式下內部人會謊報虧損、侵吞收益；固定付息加上違約可清算的威脅，逼借款人「說真話」	Townsend（1979）的「高成本狀態驗證」；Jensen & Meckling（1976）
為什麼是長債？	種植園開發週期長	期限匹配
為什麼需要銀行家？	銀行家集中監督，並掌握作物銷售、物資供應、短期信貸的全部資訊流與現金流	Diamond（1984）的委託監督
為什麼要證券化而非自己持有？	銀行規模小、沒有存款業務，證券化可以在不受資本限制下放大專業知識的收益	DeMarzo（2005）
證券化的副作用	自留部位低，篩選與監督的誘因降低	Keys et al.（2010）；Hartman-Glaser et al.（2012）
銀行聲譽的角色	充當「利害與共」（skin in the game）的替代品	同上

4. 匯票：支付工具，不是信用工具

英國體系裡，匯票本身就是信用工具，期限常達一年以上。荷蘭體系裡，匯票主要是園主動用抵押貸款額度或透支額度的支付工具：在蘇利南開出，寄回荷蘭向銀行兌付，須經銀行在地代理人核准。

作者用 3,175 筆拒付資料推算，匯票從開出到提示的時間，中位數 5 個月、平均 7 個月，峰值在 3–4 個月，也就是跨洋航程的時間。只有約 12% 帶有額外信用期。

拒付代價很高：園主要付票面 25% 的罰金，信譽也受損。這個設計讓銀行家陷入兩難，下文會再談到。

三、繁榮期數據：風險在上升，價格卻不動

以下根據論文表 1 整理：

指標	1750–1765	1766–1768	1769–1770（高峰）	1771–1773
新基金數	15	27	36	48
總發行額（百萬盾）	8.97	7.19	14.81	6.45
平均貸款額（盾）	34,721	64,921	107,292	98,078
平均估價（盾）	110,315	134,532	186,664	191,287
貸款成數中位數	44%	62.5%	62.5%	62.2%
貸款利率中位數	6%	6%	6%	6%
票息中位數	6%	6%	6%	6%
多資產池基金占比	33%	22%	33%	2%
活躍銀行數	12	20	19	29

這張表透露三個警訊：

貸款成數頂到上限。1766 年後，中位數就是 5/8 上限本身，意思是一半以上的貸款直接貸滿。
風險升高，價格不變。貸款利率與票息中位數始終是 6%，市場沒有替更高的貸款成數、更新的種植園、更晚進場的借款人要求更高的補償。作者稱之為「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所有 negotiatie 被視為同質商品。
利差被壓縮到接近零。銀行家的利潤轉向發起費與佣金，這表示「做大量」才能賺錢，典型的發行並分銷誘因。

崩潰後，多資產池基金從三成降到 2%，市場只剩單一抵押、較保守的案子勉強能發行。

四、Hudig 的帳本：一個鹿特丹中型銀行家

1. 他有多典型？

在 1780 年前約 90 家從事種植園融資的銀行中，Hudig 的業務量位於第 19 百分位，市占約 2%。
市場由少數大型發行者主導，多數銀行只做一兩座種植園，Hudig 比較接近這群多數。
他與鹿特丹奴隸貿易商號 Coopstad & Rochussen 的兩位合夥人都有血緣關係，家族在地方政界也有地位。

2. 投資組合的累積

年份	新增種植園	特徵
1759	Roosenburg（糖）＋ Mon Bijoux（咖啡）	10 萬盾，5% 利率全額轉給投資人，貸款成數遠低於 50%
1764/65	Somerszorg、Annaszorg	期限延長到 27–28 年，攤還較少
1766	Janslust（咖啡）＋ Blockenbosch 林地	貸款成數達 3/4
1768	La Confiance、Venetia Nova ＋ Ma Resource	標準藍圖：5/8、6%、20 年、前 10 年只付息；投資人仍只拿 5%
1770–73	Duringen、Driesveld、Bijgeleegen	Driesveld 貸款成數達 71%。這筆交易是 Coopstad & Rochussen 先承諾給未來的總督 Texier，Hudig 雖已不想再承作，仍受協議約束

3. Somerszorg：估價灌水的典型案例

這座種植園的故事幾乎可以當教材：

1766 年以前：園主已把額度用完，Hudig 拒絕兌付新的匯票。
1766 年：園主送來新估價報告，列出更多被奴役者，估價升至 157,805 盾。貸款隨即提高到 98,627 盾，剛好是 5/8。
1769 年：新估價達 234,755 盾，增加 49%，但被奴役者人數反而減少。
估價後第 5 天：該園以 202,500 盾售出，比估價低約 14–15%。
1778 年：貸款累計到 202,860 盾，達估價的 72%。

作者指出，這樣的案例本該是警訊，但放款競爭激烈。例如 Hudig 在 1768 年就在另一座種植園 Purmerend 上輸給一家阿姆斯特丹銀行。想收緊條件的銀行家會找不到借款人（Ruckes 2004）。

4. 帳面賺錢，現金沒有

根據論文表 3，1766–1775 年 Hudig 帳面毛收入合計 89,585 盾，約一半來自利差。但這些收入大多以「園主欠他的往來帳」形式存在，不是現金。1774 年 7 月，他得向兄弟借 26,399 盾周轉。

指標	1766	1770	1772	1775	1777
基金總額（盾）	226,000	567,000	868,000	844,000	886,500
營收／基金債務	0.15	0.11	0.09	0.07	0.05
利息保障倍數	3.17	1.88	2.05	1.05	0.83
園主往來帳欠款	2,386	6,994	30,063	80,113	67,852
Hudig 自身曝險／基金債務	2%	2%	5%	17%	18%

五、崩潰：1770–1780 年時間軸

時間	事件	意義
1769	蘇利南乾旱	1770 年營收下降
1770 年初	Nepveu 總督向母國示警：信貸「過度」，部分種植園半年內漲價超過 10 萬盾，投機買家財力薄弱	當局已看見泡沫
1770 年 5 月	La Confiance 賣給 Hudig 眼中的投機買家，買方要求加貸；Hudig 拒絕，但他的代理人已先簽字同意	代理問題浮上檯面
1770 年 8 月	Venetia Nova 拍賣乏人問津，代理人 Van der Mey 自己以低於估價的價格買下	價格已跌破 1768 年水準
1770 年第三、四季	約 100 萬盾匯票遭拒付	危機觸發點：銀行與投資人撤出
1770 年 10 月	總督回到首府，見到滿城人心惶惶，估計還在流通的 150 萬盾匯票也將被拒付	流動性凍結
1771	逃亡奴隸再度襲擊；法屬殖民地咖啡競爭，咖啡價格下跌	基本面惡化
1772–73	倫敦與阿姆斯特丹金融危機，Clifford & Sons、Pels 倒閉；深度參與 negotiatie 的 ter Borch 與 Clifford & Chevalier 也倒下	資金端崩潰
1776	Hudig 召開首次投資人大會，成立委員會	進入重組
1780	negotiatie 平均價格跌到面額約 30%	系統實質崩潰
1780–84	第四次英荷戰爭，英軍占領鄰近的 Demerara 與 Essequibo	貿易中斷、奴隸進口受阻

作者的一個關鍵論點是：這套制度設計來防範個別風險，對系統性風險卻毫無招架之力。 5/8 的貸款成數緩衝，只有在「個別種植園出事、其他種植園和買家都正常」時才有意義。一旦信貸全面緊縮，買家消失，擔保品就賣不掉。Hudig 的新代理人 Rocheteau 在 1773 年回報，Janslust 若現在出售，售價恐怕不到貸款額的一半，單獨賣掉被奴役者也換不到多少錢。

六、銀行家的兩難：繼續放貸，假裝沒事

Hudig 面對的是一個沒有好選項的局面：

選項	後果
拒付匯票	種植園被罰 25%，償債能力更差；聲譽受損；園主可能轉而私下違法賣作物
強制拍賣種植園	在沒有買家的市場賤價出售，損及聲譽與融資管道；他的短期債權又排在 MBS 之後，會先被吃掉
繼續提供短期信貸	園主往來帳從約 7,000 盾暴增到 80,000 盾，Hudig 甚至自掏腰包先墊付投資人利息

他選了第三條路。作者用 Rajan（1994）的銀行信貸政策模型解釋：榮景末期，銀行會繼續借錢給已經無力償債的客戶，讓舊貸款看起來仍正常；要等整個市場都翻船、自己不會被單獨點名管理不善時，才承認問題。這會拉長榮景、加深崩潰。

代理人與園主很清楚 Hudig 怕拒付的代價，於是刻意透支，賭他最後會接受。論文引述的信件裡，代理人堅稱「園子有償債能力」、25% 罰金會打亂計畫；Rocheteau 則說總得付園區主管的薪水。這是教科書式的道德風險。

七、投資人賺到了嗎？

基金	發行	結果
Deutz／Marselis（第一檔 negotiatie）	1753	初期約 5%；1780 後票息降到 3%，但每年照付；長期年化約 4%，唯一明顯高於公債的
Van de Poll Letter A	1765	1780 年前後年化 −2.5%，1795 年收斂到約 1%
Van de Poll Letter C	1769	1780 年前後年化 −6%，最差時接近 −9%，1795 年約 1%
Hudig：Annaszorg	1765	至 1780 年接近 5% 票息
Hudig：Roosenburg	1759	持有到 1788 年約 3.75%
Hudig：La Confiance	1768	最終每張 1,000 盾債券只拿回 20 盾
Hudig：Venetia Nova	1768	利息降到 2.5%，只有約一半年份有付；1791 年以面額 25% 被買斷

作者的結論是：投資人原本預期在 2.5% 公債之上賺到風險溢酬，事後看，除了榮景前發行的老基金，報酬幾乎沒超過公債，有些甚至是負數。而上表中的 Marselis 與 Van de Poll 屬於阿姆斯特丹最有聲望的商號，作者視其為市場的上限，一般水準只會更差。

八、債務懸置：高負債種植園的沉淪

Myers（1977）的債務懸置理論是：舊債太重時，新投資的收益大半會流向舊債權人，於是沒人願意投入新資金。作者依 1775 年負債／估價比，把 Hudig 的種植園分成兩組（整理自表 4、表 5）：

種植園	負債／估價	被奴役者人數（1771–75 → 1781–85）	產量（1771–75 → 1781–85）	利息保障倍數（1781–85）	欠息（1781–85）
Roosenburg（糖）	0.37（低）	168 → 136	172 → 186 桶	1.72（合併）	28,200（合併）
Mon Bijoux	0.37（低）	73 → 76	133 → 89 包	同上	同上
Annaszorg	0.42（低）	128 → 91	304 → 276 包	3.75	0
Somerszorg	0.75（高）	96 → 45	385 → 125	0.36	43,500
Janslust	0.67（高）	85 → 69	59 → 60	0.55	39,000
Duringen	0.71（高）	101 → 49	294 → 75	0.42	43,225
Driesveld	0.79（高）	170 → 129	134 → 147（＋棉 13）	0.92	47,712

作者描述的機制：

委員會召開投資人大會時，表決經常偏向發利息而不是再投資。
高負債種植園無力補充人力，死亡率高於出生率，被奴役者人數大幅減少。Rocheteau 寫信請求送衣物，因為許多人衣不蔽體，殖民政府還會為此罰款。
低負債的 Roosenburg 與 Mon Bijoux 則在 1776–77 年成功募集一檔 20,000 盾、優先於舊債的新 negotiatie，用來整修熬糖設備、補充勞力，產量得以穩住。
1785 年後咖啡價格回升，所有種植園營收改善，但高負債種植園仍需債權人放棄利息才能維持，欠息持續累積到 1795 年的 6 萬至 9.6 萬盾。

作者總結：榮景初期有效的債務契約，後來反過來拖垮了這套體系。

九、作者立論的特色整理

宏觀資料與微觀帳本並用。市場層級的發行、抗議、拍賣資料，搭配單一銀行家的完整帳冊與書信，兩個層次相互印證。
每一步都有理論對照。制度設計對應 Townsend、Diamond、DeMarzo；榮景對應 Povel–Singh–Winton（2007）的「依公開訊號放貸而非實地查核」與 Ruckes（2004）的競爭壓力；危機處理對應 Rajan（1994）；重組失敗對應 Myers（1977）。
用熵平衡法（entropy balancing）處理代表性。以 101 檔非 Hudig 基金加權，組成與 Hudig 特徵相似的合成組合，其價格指數與全市場高度一致，藉此主張 Hudig 的經驗可以推廣。
把金融史與奴隸制史接起來。強調被奴役者作為擔保品，在崩潰後承受了最直接的傷害。
與兩個對照組比較。一是英屬加勒比「短期匯票＋留存收益」模式；二是 Flandreau & Flores（2009）研究的 1820 年代主權債市場，那裡出現「分離均衡」，高聲譽銀行承銷低利率安全債券，低聲譽者承銷高利率（最高 16.7%）風險債券。negotiatie 則是混同均衡，作者歸因於資產池高度同質。
與 2008 年的對話。估價灌水、發行並分銷、債務懸置阻礙復甦，都有現代文獻對照（Keys et al.、Piskorski & Seru、Melzer、Bernstein）。

十、作者沒提、但值得對照的延伸資訊

紐約聯準會眼中的「第一次全球信貸危機」。紐約聯準會的經濟學部落格把 1772 年危機稱為第一次全球信貸危機，並指出荷蘭在 1760 年代大量發行 negotiatie，以 1,000 盾為單位賣給富裕的零售投資人，這個金額約是一般市民年收入的六到八倍；光是 1766–1772 年，以荷屬與丹麥屬西印度種植園為擔保的新貸款就超過 4,000 萬盾，約占荷蘭省 GDP 的 22%。這個口徑包含丹麥殖民地，比本論文表 1 的蘇利南中心口徑更大。

阿姆斯特丹的「最後貸款人」雛形。危機時阿姆斯特丹市政當局設立了擔保借貸機制，任何持有合格擔保品的人都可以申請。同一篇文章也提到有些放款人以 negotiatie 這類缺乏流動性的證券為擔保，還有人沒有取得擔保品的法律控制權，債權分配的爭議因此拖了好多年。論文沒有討論這層政策回應。

Hope & Co.：更大的玩家。荷蘭最大的商號 Hope & Co. 也是 negotiatie 管理者。例如它在 1773 年成立一檔基金，發行 330 張 1,000 盾債券，用來貸款給丹麥屬聖克羅伊島上的一位種植園主，利率 5%。後來的研究發現Hope & Co. 至少涉入荷屬、英屬與丹麥屬殖民地的 73 座加勒比種植園，1770 年代約有 4,500 名被奴役者同時被當作其貸款的擔保品。這表示 negotiatie 是「阿姆斯特丹資本市場的模式」，資金流向不限荷蘭殖民地。這一點對後面討論英荷比較很重要。

世界第一檔共同基金的誕生。危機剛結束，1774 年荷蘭經紀人 van Ketwich 成立 Eendragt Maakt Magt，目標是以低成本為小投資人提供分散投資。它的投資標的包括外國政府債、銀行債與西印度種植園貸款，承諾 4% 股息，原定 25 年後清算，最後在 1824 年清算。可以說，現代基金業的起點之一，就是對 negotiatie 崩潰的回應：個別 negotiatie 分散得不夠，那就分散到更多國家與資產。

1763 年的前一次危機。論文提到 1763 年危機沒有阻止市場成長。那次危機由阿姆斯特丹的 de Neufville 兄弟倒閉引爆，Schnabel & Shin（2004）把它當作流動性傳染的經典案例。市場撐過一次危機，反而可能強化了下一輪的過度自信，這與 Koudijs & Voth（2016）「個人經驗影響風險承擔」的研究相呼應。

遲來的清算與道歉。蘇利南到 1863 年才廢奴，荷蘭政府補償的是奴隸主（每人 300 盾），被解放者還被迫在「國家監管」下繼續勞動十年。2022 年 12 月荷蘭首相 Rutte、2023 年 7 月國王分別正式道歉。金融業方面，ABN AMRO 在 2022 年 4 月為其前身機構的奴隸制關聯道歉，在此之前英格蘭銀行已於 2020 年道歉。研究發現 Hope & Co. 在 1770 至 1790 年間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收入來自奴隸制相關業務。本論文在這波歷史清算的背景下發表，提供了「金融機制如何具體運作」的證據。

十一、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主要貢獻，逐項檢驗

價值主張	支撐證據	疑慮	評估
獨特的一手檔案	Hudig 是唯一完整留存的 negotiatie 銀行家檔案	檔案留存本身可能有選擇性：能完整保存的，也許正是撐過危機的商號	✅ 站得住，這是全文最大資產
市場層級的新資料	3,175 筆抗議、5,759 筆拍賣交易	抗議資料只有被拒付的匯票、只來自 5 位公證人，沒有分母，無法算拒付率；拍賣價包含大量遺產清算，可能是被迫賣出、壓低價格（作者在註腳承認）	⚠️ 大致成立，細節要保守解讀
Hudig 具代表性	熵平衡後的合成價格指數與全市場一致	只對可觀察特徵加權；價格指數相似可能只反映全市場情緒；Hudig 自己的成交價很稀疏	⚠️ 對「價格走勢」成立，對「經營行為」較弱
混同均衡、無價格歧視	利率與票息中位數始終 6%	利率一致也可能來自慣例、法定利率上限或社會規範，不一定是理性均衡；作者自己的另一篇工作論文（2022a）還主張承銷商聲譽與績效有關	⚠️ 描述正確，因果解釋未經檢驗
系統只防個別風險、不防系統風險	5/8 上限在全面緊縮時失效	—	✅ 邏輯清楚，證據充分
Rajan 式常青放貸	往來帳從 7,000 盾增至 80,000 盾，書信佐證	單一銀行家的行為	✅ 質性證據很強
債務懸置造成實體損害	高負債與低負債種植園對比	見下方專段	⚠️ 機制可信，因果推論偏弱
投資人事後報酬差	3 檔大型基金加 Hudig 的基金	樣本極少；1795 年截尾可能低估後來的回收或損失	✅ 方向可信

債務懸置的證據，最值得質疑

樣本只有 7 座種植園，而且作物、園齡、管理人都不同。Annaszorg 與 Duringen 不歸 Rocheteau 管理。
園主效應混淆。表現最慘的 Somerszorg 與 Duringen 是同一位園主，差異可能出在人而不是負債。
反向因果。本來就經營不善的種植園更容易累積債務，「高負債導致衰退」與「衰退導致高負債」無法區分。
分組不夠乾淨。低負債的 Annaszorg 被奴役者也減少 29%（128 → 91），和高負債的 Janslust（−19%）、Driesveld（−24%）差不多。高負債的 Driesveld 產量甚至上升。
Janslust 的產量崩跌早於高負債期，從 1766–70 的 216 包跌到 1771–75 的 59 包。正文寫「從 159 包降到 60 包」，與表 4 對不上。

不過，委員會會議紀錄顯示投資人投票選擇發息、不選擇再投資，這是非常直接的機制證據。所以較公允的說法是：債務懸置確實存在，但它對整體蘇利南停滯的貢獻有多大，本文無法量化。

其他小瑕疵

總量口徑落差。引言說 1753–1775 年共 198 檔、6,300 萬盾，約占荷蘭省 GDP 的 33%。但表 1 加總只有約 3,740 萬盾（1750–1773），圖 3 約 4,100 萬。作者沒有說明差距是否來自範圍（例如是否含丹麥、英屬島嶼）或修正，「33% GDP」這個醒目數字值得保留。
標註疑誤。正文說報酬下限是 Driesveld 在 1777 年的 −9%，但圖 6 上 1777 年約 −9% 的點是 La Confiance，Driesveld 的 −9% 出現在 1781 年前後。
註腳措辭含糊。註 26 說 Hudig 以 12,500 盾「含抵押」買下 La Confiance，但要與表 5「低於估價 22%」吻合，應是 12,500 盾加上承接 50,355 盾抵押（合計 62,855 盾）。數字算得通，文字容易誤讀。
圖表來源有時寫 Van de Voort、有時寫 Van der Voort，圖 5 註說 Hudig 的點是紅色，印刷版卻是灰階。

總評

這是一篇史料貢獻大於計量貢獻的論文。它最站得住腳的地方，是把一套 18 世紀金融制度從設計、誘因、榮景、崩潰到重組的完整生命週期，用一手帳冊具體呈現，理論對照也恰當。較弱的是需要因果識別的主張，包括混同均衡的成因、債務懸置的效果大小、英荷差異的根源，目前多屬「與理論一致的敘事」。

此外，論文採用標準經濟史語彙，把被奴役者寫成「生產要素」、「擔保品」、「投資」。作者在結論提到被奴役者受苦，但分析上仍把人的處境當作結果變數，讀者應意識到這種框架的限制。

補充一：只存在於殖民經濟的金融操作

先釐清一則流傳甚廣的利物浦敘事

有一種說法是：十八世紀中葉的利物浦奴隸貿易財團（以 Thomas Leyland 為代表）與倫敦勞合社（Lloyd's）合作，把奴隸海上保單的理賠權質押給商業銀行，以極低利率套取信貸，即使被奴役者在海上死亡，銀行也能憑保單直接索賠，形成「風險轉嫁＋信用擴張」的閉環。

這個敘事抓到了部分真相：奴隸航程確實投保，保險確實把人當貨物處理。但有幾處與史料不符：

時間點不對。Leyland 靠樂透贏得的兩萬英鎊起家，1783 年才轉入需要大量資本的奴隸航程。他參與過 69 趟奴隸航程，約 22,365 名非洲人被運往美洲；1802 年與 Clarke and Roscoe 合夥經營銀行，之後在 1807 年與姪子 Bullin 另立銀行。他屬於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不是 18 世紀中葉。
保險不賠「自然死亡」。當時的法律實務是：被奴役者若在岸上死亡，或在海上「自然死亡」，船東都無法向保險人求償；只有為保全其餘「貨物」或船隻而將人拋入海中，才能以共同海損求償。標準的 Lloyd's 海上保單針對奴隸「貨物」有特殊調整：非因「海上危險」造成的損失不在承保範圍，奴隸起義也另有除外條款。航程中最常見的死因是疾病，正好不在承保範圍內。1781 年的 Zong 號屠殺，就是船長利用這個規則，把 130 多人活活拋入海中以求理賠。
承保人不一定是 Lloyd's。Zong 號的承保人是 Thomas Gilbert 領頭的承保團，當時由其他船東組成承保團是常見做法。利物浦有自己的在地承保市場。
「極低利率套利」缺乏制度基礎。英國 1714 年的高利貸法把所有放款利率上限定在 5%，不是奴隸販子獨享的優惠。當時奴隸貿易商真正依賴的信用機制，是由倫敦商號擔保的長期匯票（Radburn 2015 等研究）。
保單質押本身並不罕見。海上保單可以轉讓，在一般貿易融資中常與提單一起作為擔保文件，所以「以保單作為附屬擔保」合理。但「保單理賠權作為反擔保品的系統性閉環」，目前沒有看到嚴謹的史料研究支持，引用時宜保守。

有史料支持的是另一條路徑：奴隸貿易的利潤直接變成銀行資本。 例如Heywood 家族從 1752 年起參與奴隸貿易直到 1807 年廢止，Arthur Heywood 在 1773 年前已在利物浦開設銀行；Leyland 設立銀行，是為了替其他奴隸販子的航程融資；Leyland & Bullins 後來被 North and South Wales Bank 收購，再併入 Midland Bank，也就是今天的 HSBC UK。1807 年廢除奴隸貿易的法案，也同時禁止英國保險人承保奴隸航程，可見立法者很清楚保險在其中的角色。

殖民經濟特有的金融操作一覽

以下排除本土使用奴隸勞動的經濟活動（例如美國南方棉花業）：

#	名稱	時地	運作方式	為何是殖民地特有
1	南海公司與奴隸專營權（Asiento）	英國，1711–1720	以西屬美洲奴隸貿易專營權為賣點，把國債轉換成公司股票，最後形成南海泡沫	用殖民貿易壟斷權的想像價值來承接國債
2	密西西比公司（John Law）	法國，1717–1720	路易斯安那殖民地開發權、包稅權、國債轉換、紙幣發行綁在一起	殖民地前景是整套信用擴張的敘事核心
3	Negotiatie	荷蘭，1753–1780s	本文主題	以遠方種植園與被奴役者為擔保的證券化
4	奴隸航程的倫敦擔保匯票	英國，18 世紀後半	西印度代理商把奴隸賣給園主後，開出長期匯票寄回利物浦，由倫敦商號擔保兌付	解決「賣方在利物浦、買方在牙買加」的信用鴻溝
5	1732 年《殖民地債務追索法》	英國	讓殖民地的土地與被奴役者可像動產一樣被英國債權人查封（Claire Priest 的研究）	只適用殖民地的債權人保護法，母國土地並非如此
6	法國《黑人法典》禁止分割查封	法屬安地列斯，1685 起	在糖廠、靛藍園工作的 14–60 歲被奴役者，除購買價款外不得因債務被單獨查封	方向與英國相反：保護園主、削弱債權人，於是南特、波爾多商人改用佣金代銷來控制現金流
7	古巴「糖廠特權」與作物預付融資	西屬古巴，至 19 世紀中葉	糖廠不得因債務被拆解查封，園主只能向商人借高利率的季節性預付款	殖民地特有的債權限制，導致信貸昂貴
8	教會放款與 1804 年強制收回令	西屬美洲	天主教會長期是莊園的主要放款人；1804 年西班牙王室為籌戰費強制收回，新西班牙（墨西哥）被抽走大量資本	母國財政危機直接轉嫁為殖民地信用緊縮
9	殖民地紙幣與貸款局	英屬北美，1690–1764	麻薩諸塞 1690 年發行政府紙幣；賓夕法尼亞 1723 年起以土地抵押發行紙幣貸給農民	殖民地缺少金屬貨幣，母國隨後以《貨幣法》（1751、1764）限制
10	1834 年英國奴隸主補償	英國	補償奴隸主 2,000 萬英鎊（約當年政府支出四成），其中 1,500 萬由 Rothschild 等安排借款，財政部直到 2015 年才還清相關債務；大量補償金直接流向持有種植園抵押權的倫敦債權人	殖民地資產「退出」的清算機制，受益者是債權人與奴隸主
11	海地「獨立賠償金」	法國／海地，1825 起	法國以砲艦要求海地賠償前殖民者 1.5 億法郎（後減為 9,000 萬），海地還得向法國銀行借錢支付，形成「雙重債務」	殖民關係延續成主權債務，《紐約時報》2022 年估計海地的長期經濟損失為 210 億至 1,150 億美元
12	印度鐵路保證收益	英屬印度，1849 起	殖民政府保證英國投資人 5% 報酬，由印度稅收支付	殖民地納稅人為母國投資人承擔風險
13	殖民地公債的「受託人地位」	英國，1877／1900《殖民地公債法》	殖民地公債被列為受託人可投資標的，借款成本大幅下降（Ferguson & Schularick 2006；Accominotti, Flandreau & Rezzik 2011）	帝國身分本身就是一種信用增強
14	殖民地貨幣局	英屬西非等，1912 起	殖民地發行貨幣須以 100% 以上的英鎊準備存放倫敦	殖民地實質上低息借錢給母國

這些操作的共同邏輯：殖民地的財產權、債權人權利、貨幣與財政，都由母國為了母國資本的需要而設計。 negotiatie 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把這套邏輯做成了高度標準化、可在次級市場交易的證券。

補充二：僵屍資產與集體行動困境

1. Hudig 案的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	債權位階	真正想要什麼	策略行為
種植園主	股權（已資不抵債）	保住產權，拖延時間	超額開匯票、可能私下違法賣作物、高槓桿下的冒險行為
MBS 投資人	優先債權（分散持有）	馬上拿到利息；很多人是食利者或正在清算遺產，時間偏好很高	在大會投票支持發息、反對再投資
委員會	投資人代表，本身也是大戶	保護手上的債權	只願意「暫緩收息」處理急用，不願新增資金
Hudig	劣後債權（往來帳）＋手續費收入	保住種植園以維持佣金與聲譽；把自己的債權升級	爭取把往來帳轉成與 MBS 同位階的抵押，雙方為此爭執 2–3 年
在地管理人／代理人	抽營收 10%	營收最大化，因此希望再投資	不斷請求補充勞力與物資
被奴役者	在契約中沒有任何位置	生存	被迫承擔一切調整：衣物短缺、勞力減少後工作量加重、死亡率高於出生率

困境的核心是「新錢問題」：任何人投入新資金，收益都會先拿去填補舊債，出錢的人等於在補貼別人。Gertner & Scharfstein（1991）指出，分散持有的公開債務比單一銀行債務更難重組，因為每個持有人都想搭便車。negotiatie 正是分散的零售債權。

Roosenburg 的例外說明了解法：1776–77 年新發的 20,000 盾 negotiatie*優先於舊抵押。這在結構上等同現代美國破產法第 11 章的重整期間融資（DIP financing）*：給新錢超級優先權，讓舊債權人為了整體價值讓出位階。它能成功，是因為 Roosenburg 負債低，舊債權人讓步的成本小。

2. 歷史上的僵屍資產案例

案例	時代	僵屍化機制	集體行動衝突	如何收場	與 Hudig 案的呼應
英屬西印度抵押過重的莊園	1770s–1850s	蔗園長年背著倫敦代理商的抵押，1834 年廢奴後價值崩跌	多重抵押權人位階不清，無人能清算	1854 年《西印度抵押過重莊園法》設專門法院強制拍賣（仿照 1849 年愛爾蘭同名法案）	國家出手打破僵局
Lascelles 家族：債主變地主	1770s–80s	牙買加、巴貝多園主欠倫敦代理商的債無力償還	債主與園主拉鋸	Lascelles 以止贖取得大量種植園（S. D. Smith 2006）	若 Hudig 資本更雄厚，可能走上同一條路
印度靛藍園與加爾各答代理行	1830s	代理行長期滾動貸款給靛藍園，靛藍價格崩跌	存款人、園主、代理行互相拖累	Palmer & Co. 等代理行連環倒閉	常青放貸的殖民版本
日本 1990 年代「殭屍企業」	1990s–2000s	銀行為免認列損失，持續貸款給已無力償債的企業	銀行、企業、監理機關共謀拖延	2000 年代初期強制打消呆帳、注資	Caballero, Hoshi & Kashyap（2008）幾乎就是 Rajan 模型的實證
1980 年代拉美債務危機	1982–1989	國家債務遠超償付能力，新投資停滯（「失落的十年」）	數百家銀行各自不願減債	1989 年布雷迪計畫：債轉新債並減記	國家層級的債務懸置（Krugman 1988、Sachs 1989）
2008 年後美國房貸修改	2008–2012	證券化房貸難以協商減記	服務商與不同分層的持有人利益衝突	政府修改方案（HAMP）成效有限，大量止贖	Piskorski, Seru & Vig（2010）發現證券化貸款比銀行自留貸款更少被重新協商，分散持有阻礙重組
阿根廷的拒絕重組債權人	2001–2016	違約債券	少數基金拒絕重組並在紐約法院勝訴	2016 年和解；此後主權債普遍加入「集體行動條款」	分散債權人的搭便車問題
希臘私人債權人參與（PSI）	2012	主權債務過高	私人債權人抗拒減記	以溯及既往的集體行動條款強制減記	用多數決壓過少數
中國房地產（恆大等）	2021 至今	停工建案、預售屋無法交付	購屋者、境內外債權人、地方政府多方角力	2024 年初香港法院頒令恆大清盤；「保交樓」政策	優先保護「最脆弱的關係人」，與 Hudig 案形成對照
美國商用不動產「延展並假裝」	2023 至今	辦公大樓空置，銀行展延到期貸款	銀行不願認列損失	仍在進行	Rajan 式行為的當代再現

3. 幾點觀察

分散持有的債權最難重組，從 1776 年的鹿特丹投資人大會、2009 年的房貸證券，到 2012 年的希臘國債都是如此。現代的解方（破產法院、集體行動條款、重整期間融資、專責清算法院）本質上都是在用制度強制協調。
Hudig 的時代沒有破產重整法，荷蘭共和國也沒有中央最後貸款人，只能靠投資人大會的多數決，而多數決偏向短期利息。
在僵屍資產中，最沒有議價能力的一方承擔最多損失。1770 年代是被奴役者，2008 年是被止贖的家庭。

補充三：英國「短期匯票＋股權」與荷蘭「長債＋證券化」

1. 兩種體系的比較

面向	英屬加勒比（以牙買加為代表）	荷屬蘇利南
主要信用工具	約 12 個月的匯票；佣金代銷帳戶的透支	20 年抵押貸款，證券化出售
長期債務怎麼形成	大多是累積未還的往來帳，事後轉成抵押	事前規劃的長期融資
擴張資金來源	以留存盈餘為主	阿姆斯特丹投資人的外部資金
債權人	少數倫敦代理商，關係型、集中	大量分散的零售投資人
利率環境	英國高利貸法上限 5%；資本被戰爭國債吸走	公債殖利率約 2.5%，資本過剩
法律工具	1720 年《泡沫法》限制股份公司（至 1825 年廢止）；1732 年法案強化債權人追索	以公證契約為基礎的基金，無類似限制；1695 年已有以水銀礦收益擔保的債券先例
產品市場	英國本土受保護的糖市場	阿姆斯特丹轉口市場，直接與法屬殖民地競爭
殖民地成熟度	牙買加、巴貝多在 1750 年已相對成熟	咖啡園正在擴張的邊疆型殖民地

2. 為何會分化

資本供給與利率。荷蘭有大量找不到收益的閒錢；英國的資本被七年戰爭等戰爭國債吸收，加上 5% 利率上限，長期的高風險貸款在英國難以定價。Temin & Voth（2005）對 Hoare's Bank 的研究顯示，高利貸法確實造成信用配給。
法律與組織形式。《泡沫法》讓英國難以設立公開募資的集合投資工具；荷蘭有公證體系、成熟的債券拍賣市場，以及長期承作外國政府貸款的經驗。
產業成熟度。成熟的蔗園有穩定現金流，可以靠盈餘再投資；需要大量外部資金的是新開墾地區。值得注意的是，英國 1763 年新取得的「割讓群島」（格瑞那達、多米尼克、聖文森、托巴哥）同樣經歷了由信貸推動的繁榮與崩潰，而其中部分資金正是來自荷蘭。前面提過，Hope & Co. 的貸款就遍及荷屬、英屬與丹麥屬殖民地。所以英荷差異有一部分其實是「資本市場差異」加上「邊疆與成熟殖民地的差異」，不只是帝國之間的差異。
商業模式。英國代理商透過代銷糖來控制現金流，短期匯票就足夠；荷蘭銀行家也代銷作物，但因為資本來自外部，必須以證券化分散。

3. 面對危機時的韌性：牙買加與蘇利南

時期	牙買加	蘇利南
1772–73 危機	倫敦的西印度商號受波及，但以關係型債權人為主，可以彼此協商	negotiatie 市場凍結、匯票拒付，分散的投資人無法協調
1775–83 美國獨立戰爭	北美糧食供應中斷，加上 1780–86 年多次颶風，引發饑荒，被奴役者大量死亡（Sheridan 估計約 15,000 人）	1780–84 年第四次英荷戰爭，貿易中斷，英軍占領鄰近殖民地
1790s	海地革命後聖多明哥崩潰，牙買加蔗糖產量衝到歷史高峰（約 1805 年）	咖啡價格回升，但產量始終沒有回到 1770 年代高峰
19 世紀	1807 年禁止奴隸貿易、1834/38 年廢奴、1846 年取消糖關稅保護後，莊園大量破產（Ragatz 1928 的「衰落論」與 Drescher 1977 的反駁）	長期停滯，種植園陸續荒廢

牙買加在 1770–1800 年表現較好，但主要原因是外生優勢：受保護的母國市場、皇家海軍，以及海地革命帶來的意外之財。英國體系到了 19 世紀一樣陷入債務泥淖，才需要 1854 年的專門清算法院。

4. 長債是否是拖垮荷蘭殖民地的主因？

只是部分原因，更準確地說是放大器，不是根源。 需要區分長債體系的三個特徵：

特徵	是否有害	理由
期限長	本身未必有害	長債反而降低了展期風險。危機的導火線其實是短期層：匯票拒付是流動性危機，發生在長期抵押之上的透支額度
固定付息、位階僵硬	有害	無法依商品價格調整；再投資與發息的衝突無法化解
債權分散、缺乏重組機制	最有害	沒有破產法院、沒有最後貸款人（1773 年的阿姆斯特丹擔保借貸機制只是臨時措施）、沒有強制協調工具

另外也要考慮反事實：沒有長債體系，1760 年代的咖啡擴張可能根本不會發生，蘇利南只會「早點停滯」而不是「先膨脹後停滯」。其他同樣重要的因素包括：法屬咖啡的競爭、長達數十年的逃亡奴隸戰爭（Boni 戰爭）、低地種植園高昂的水利維護成本、被奴役人口死亡率長期高於出生率，以及荷蘭共和國本身國力衰退、海軍保護不足。

結論：長債體系讓蘇利南在榮景時借得更多、崩潰時更難脫身。但把停滯主要歸咎於「長債」會忽略兩件事：真正的致命傷是「分散債權＋缺乏重組機制」，而英國體系也沒能讓牙買加避開 19 世紀的債務危機。

補充四：1770 年代荷蘭 MBS 與 2008 年美國次貸

1. 結構比較

面向	1760–70s 荷蘭 negotiatie	2000s 美國次貸 MBS
商業模式	發行並分銷：銀行家發起、分售給投資人	發行並分銷：房貸公司發起、投資銀行證券化
第一線誘因	代理人領固定薪＋新增貸款抽成	房貸經紀人按件收費，還有「收益率價差溢價」
外部估值	殖民政府任命的估價師	房屋估價師＋發行人付費的信用評等機構
估值灌水	Somerszorg 估價一年多內增加 49%，人力反而減少	估價師被施壓「做到目標數字」，評等機構給大量 AAA
放寬標準	貸款成數頂到 62.5% 上限，甚至 71%、75%	零頭期款、搭配二胎、免收入證明貸款
放款競爭	收緊條件就找不到借款人	發起商之間逐底競爭
追求收益	公債 2.5% 的環境下追逐 5–6%	低利率與「全球儲蓄過剩」下追逐收益
分散的錯覺	多座種植園分散個別風險，但咖啡價格與信貸緊縮是共同因子	全國房價被假設不會同時下跌
產品結構	直通式，沒有分層	多層分層、CDO、CDO 的平方、合成 CDO
投資人槓桿	富裕個人，大多無槓桿	投資銀行、特殊投資載具，以附買回與資產擔保商業本票等短期批發資金融通
隱性追索	Hudig 自掏腰包墊付利息保住聲譽，曝險升到 17–19%	2007 年銀行把表外投資載具接回資產負債表，以維持聲譽
發行管線風險	Hudig 在發行與售出之間暫時持有債券	New Century 等發起商死於倉儲信貸額度被抽走與回購要求
危機觸發	1770 年第三、四季約 100 萬盾匯票拒付	2007 年 6 月 Bear Stearns 旗下基金出事、8 月 BNP Paribas 凍結贖回
價格發現	阿姆斯特丹公開拍賣	場外交易；ABX 指數
傳染	1772–73 年 Clifford 倒閉、保證金借貸（Koudijs & Voth 2016）	雷曼倒閉、AIG 信用違約交換、貨幣市場基金跌破淨值
政策回應	阿姆斯特丹臨時設立擔保借貸機制	聯準會多項緊急機制、7,000 億美元問題資產紓困、量化寬鬆
重組	委員會拉鋸 2–3 年，偏向發息	政府修改方案成效有限，數百萬戶遭止贖
實體後果	產量停滯、被奴役者人數減少、處境惡化	失業率達 10%、家庭去槓桿與消費萎縮（Mian & Sufi 2014）
恢復	咖啡產量到 1794 年仍未回到高峰	全國房價名目值約 2016 年回到 2006 年高點

2. 2008 年比 1770 年代進步的地方

最後貸款人的規模與速度。1773 年只有市政府的臨時機制；2008 年聯準會在數週內推出多項機制，避免了 1930 年代式的大蕭條。
破產與重組制度。美國破產法第 11 章、重整期間融資、專業破產法院，都是 Hudig 沒有的工具。
事後改革。2010 年《陶德－法蘭克法案》要求證券化機構自留 5% 風險；2009 年起推動估價獨立性規範；「還款能力」與合格房貸規則；Basel III 資本與流動性要求；年度壓力測試。這些都是針對 negotiatie 同類病灶開的藥。
資料。貸款層級資料讓研究者能在事後精準辨識問題（例如 Keys et al. 2010），1770 年代只能靠 250 年後翻檔案。

3. 重蹈覆轍的地方

把估值當成風險控管。5/8 上限與 AAA 評等犯的是同一個錯：上限的有效性取決於分母是否真實，而分母恰好在榮景中最容易灌水。
按量計酬的第一線。1760 年代代理人的抽成，與 2000 年代經紀人的收費，誘因結構幾乎一樣。
以為分散可以消除系統風險。兩次都把「多筆貸款」誤當成「多種風險」。
價格沒有反映風險。negotiatie 利率始終 6%；2006 年次貸 MBS 的利差也低得不合理。
常青放貸與拖延認列。Hudig 的往來帳、日本的殭屍企業、2008 年後的延展貸款，都是 Rajan 模型的實例。
重組受分散持有阻礙。1776 年的委員會與 2009 年的證券化房貸服務商，面臨同一種協調失靈。

4. 1770 年代沒有發生、2008 年才出現的災難

複雜度造成的不透明。negotiatie 是直通式，投資人至少知道自己持有哪座種植園的債權；CDO 的平方與合成 CDO 讓損失位置無法追蹤，市場恐慌時連誰有毒都分不清。
短期批發資金擠兌。1770 年代的投資人用自有資金，損失由個人吸收，不會引發擠兌；2008 年的核心是附買回市場與資產擔保商業本票的擠兌（Gorton & Metrick），證券化本身變成了影子銀行。
衍生性商品放大。信用違約交換讓損失在帳面上倍增，AIG 一家公司就需要上千億美元紓困。
全球同步傳導。歐洲銀行大量持有美國次貸證券，危機後續接上歐債危機與主權－銀行的惡性循環。
大到不能倒與財政社會化。1772–73 年倒閉的商號就是倒了；2008 年損失大規模轉移到納稅人，道德風險問題延續至今。
受害者規模。1770 年代的直接受害者，以被奴役者與部分投資人為主；2008 年牽連數百萬戶家庭的住所與全球數千萬人的就業。

需要強調的是，兩者雖然結構相似，道德性質截然不同。1770 年代的擔保品本身就是被剝奪自由的人，他們沒有締約能力，卻承擔了債務懸置最殘酷的後果：衣物短缺、勞動加重、人口凋零。2008 年的借款人至少是契約當事人，儘管其中許多人遭到掠奪性放款。這篇論文的一個價值，就是提醒讀者：金融結構的創新，無論多麼「現代」，都可能建立在最不現代的剝削之上。

結語

de Jong、Kooijmans 與 Koudijs 用一位鹿特丹銀行家的帳本，重建了一個完整的證券化週期：制度如何設計來解決跨洋的資訊與代理問題，榮景如何侵蝕這些設計，崩潰後的債務結構又如何阻礙復甦。

它的價值在於一手史料與清楚的理論框架；限制在於少數樣本上的因果推論，以及部分總量數字與圖表標註需要更仔細的核對。放在更長的金融史脈絡來看，它提出的問題至今仍然存在：當擔保品的價值由榮景本身撐起，當第一線按量計酬、投資人追逐收益、債權分散到無法協調時，崩潰的代價最終會落到在契約中最沒有發言權的人身上。

Adoption, Inheritance, and Wealth Inequality in Pre-industrial Japan and Western Europe

鄭仕群 — Fri, 25 Sep 2026 06:07:07 +0000

Yuzuru Kumon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25;85(1):250-286.
doi:10.1017/S0022050724000524

導讀：三句話讀懂這篇論文

日本的土地分配很平均，而且長期穩定。 江戶日本農村的全國村級吉尼係數約 0.57，無地戶只占約 15%，1640 到 1870 年間也沒有上升趨勢。同期西歐的村級吉尼係數普遍在 0.7 到 0.9 之間，而且長期走高。
作者認為關鍵在「收養」。 日本戶主沒生兒子就收養，常見做法是招婿，於是土地留在「家」裡。英國菁英男系每一代有兩三成斷絕，土地透過女繼承人的婚姻或遺囑，流入其他通常本來就富有的家族。
西歐不收養，源頭可追溯到四世紀起教會對收養的排斥。 照這個說法，西方的高度不平等可能是教會政策「非意圖的後果」。

一、問題意識：財富集中是人類的宿命，還是西方的特產？

近年不平等研究的主流說法是：只要沒有大災難，財富就會一路集中，只有黑死病、世界大戰、革命或國家崩潰才能把它「歸零」。這就是 Scheidel 所謂的「大平衡器」。Piketty、Alfani 等人的長期資料都支持這個圖像。但 Kumon 指出，這些證據幾乎全部來自西方社會。

面向	主流敘事	Kumon 的挑戰
證據來源	義大利、德國、英國、瑞典、低地國	日本 584 個村，並參照中國
長期趨勢	沒有災難就持續集中	日本兩百多年沒有趨勢
降低不平等的力量	瘟疫、戰爭、革命	日常性的制度：收養
關鍵機制	資本報酬、遺產、稅制、同類婚	家戶斷絕後的遺產重分配

二、資料：把宗門人別改帳變成財富資料庫

史料性質。 宗門人別改帳原本是幕府為查禁基督徒而要求各村每年編製的戶口冊。基督徒絕跡後，它轉為一般行政用途，許多村開始登記各戶的持有石高。它最大的優點是連不納稅的無地戶也會列入，而一般稅冊通常漏掉這群人。
樣本規模。 資料來自三處：麗澤大學的「人口與家族史計畫」、川口洋的 DANJURO 資料庫，以及作者自行數位化的大量地方史料集。刪去城市、宿場町和沿海漁村後，得到 584 村、2,476 個「村・年」觀察值，涵蓋 1637 到 1872 年。其中 84 村有跨越二十年以上的長期觀察。本州的代表性佳，九州與四國則偏弱。
為什麼能用石高算吉尼係數？ 作者寫出「扣稅後地租」的公式，並論證：只要同一村內的生產力變化、租率與稅率大致一致，各戶石高的比例就等於經濟價值的比例。他用近畿與四國地主帳簿做驗證，發現各筆土地的年貢與石高幾乎完全成正比，地租對石高的變異係數約 0.3。
村外持地的偏誤。 在有資料的 47 村中，非村民持有的土地平均約 15%。作者做了一個極端假設：村外土地全部屬於村內首富。即便如此，吉尼係數也只從 0.57 升到 0.64。
為什麼不算武士？ 在兵農分離體制下，武士住在城下町、領俸祿，不個人持地。作者引齋藤修的研究指出，武士平均所得只比一般農民高約兩成，所以把武士排除在外不至於扭曲結論。

三、發現一：「自耕農之國」，而且兩百年不變

3.1 水準：各地區估計

地區	吉尼係數	無地戶比例	前 20% 持地占比
關東（最平均）	0.50	7%	55%
東海	0.52	10%	55%
東北	0.57	19%	61%
北陸	0.65	20%	69%
近畿（最不平均）	0.69	34%	73%
全日本	0.57	15%	61%

全國的持地結構大致如下：

最底層 15% 完全無地。
其上 25% 只擁有 7% 的土地，是必須另外租地的小農。
第 5 到第 8 十分位擁有 32% 的土地，屬於中農。
前 20% 擁有 61% 的土地，是可以把多餘土地租給村人的地主層。

也就是說，不平等確實存在，但絕大多數人都擁有土地。改用其他方法估計也差不多：各村等權重算是 0.59，只用反推法是 0.54，納入沿海村是 0.58。

3.2 趨勢：日本平、義大利升

在村固定效果下，日本的時間趨勢是每世紀 −0.035，統計上不顯著。義大利托斯卡尼、皮埃蒙特、威尼斯則是每世紀上升約 0.06 到 0.08，而且高度顯著。

作者還檢驗了非線性的可能。1780 年代的天明飢荒短暫壓低了不平等，但並沒有掩蓋某種潛在的上升趨勢。

3.3 國際比較

社會	年代	吉尼係數	無地比例
中國	1930 年代	0.35–0.43	17–33%
日本	1647–1872	0.57	16%
英格蘭	1720–1850	0.7–0.9	40–60%
瑞典	1750	0.72	50%
丹麥	1789	0.87	59%
芬蘭	1800	0.87	71%
義大利西北、東北、中部	18 世紀	0.75–0.79	—
德國	1800	0.53	—

德國看起來也不高，作者的解釋是三十年戰爭的浩劫剛把它「歸零」過。

作者也坦承比較上的限制。例如英國數字來自國會圈地時的公地資料，會低估不平等；義大利和德國的數字不含無產者。因此他主張最穩健的指標是「無地比例」：東亞多在兩成以下，西歐多在五成以上。

時間往前推也是如此。英格蘭在 1290 年左右，農村就已有約 47% 是無地勞工。可見西歐的不平等早在工業化之前幾百年就存在了。

四、發現二：收養是一張「斷嗣保險」

4.1 生不出兒子的機率，東西方差不多

群體	沒有存活男嗣的比例
日本貧農（未滿 1 石）	34%
日本富農	24%
英格蘭菁英（平常年代）	28%
英格蘭菁英（黑死病後一世紀）	42%

原因很單純：一半的孩子是女兒，前工業社會又約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活不到成年。

4.2 三種可能的世界

情境	沒有兒子的戶	兒子多的戶	下一代的結果
日本：單獨繼承＋收養	收養他家次子或招婿，土地留在本家	次子出養，不會淪為無地者	戶數與土地對應穩定
西歐：長子繼承、不收養	絕嗣，土地經女繼承人或遺囑流向他家（多為富戶）	次子淪為無地者	土地集中與無地化同時加劇
西歐：諸子均分、不收養	同上	土地細碎化	生育的隨機差異本身就製造不平等

4.3 實證證據

資料來自三個連續留存年度戶口冊的村子：福島的石筵村、戶之口村（原文 Tonosu），以及兵庫的花熊村。

收養確實是為了補嗣。 作者以「第一胎的性別」作為工具變數。結果顯示，沒有男嗣會讓收養機率提高 44 個百分點；普通最小平方法（OLS）的估計只有 23 個百分點。
有地就幾乎不斷嗣。 每一代約 14% 的家戶從戶口冊消失，真正絕嗣的只有 4%。持地超過平均（約 3.5–4 石）的家戶幾乎從不斷絕，而這群人的收養率也最高。作者用二十年前的持地量作為工具變數，排除了「準備絕嗣的家戶先賣地」的反向因果。
窮戶斷絕反而降低不平等。 貧戶與無地戶有時找不到願意入嗣的人，因而斷絕，但這會減少村中的貧戶比例。換言之，收養只要在富戶有效就夠了。
兩地的土地流失率差距很大。 日本因絕嗣而重分配的土地每世紀只約 10%。英國菁英每代有兩三成斷絕，換算下來約一世紀內會有 60–90% 的土地流出原男系。
其他村的收養率更高。 岐阜、福島、山形等地的村子，繼承人中養子占 18–32%，高於作者樣本。作者因此認為自己可能低估了收養的效果。

五、歷史根源：教會為什麼反對收養？

古代歐亞本無差別。 巴比倫、希臘、羅馬都普遍收養，「adoption」這個詞本身就源自羅馬。在一份 1,450 人的羅馬埃及人口名冊中，五十歲以上的戶主幾乎都有男嗣，這在古代死亡率下只可能是收養的結果。東亞菁英的收養率也很高：清代宗室約 8%，朝鮮兩班約 21%，江戶武士約 37%。
四世紀的轉折。 教會開始勸阻收養。作者列出兩種解釋：
- 神學解釋：世俗的收養會與「經由洗禮成為上帝之子」的神聖收養相競爭；五世紀的教士 Salvian 就曾痛斥以收養安排遺產。
- 經濟解釋：人類學家 Goody 主張，教會取得持產權後，想接收無子家庭的「上帝的份額」。據估計，到七世紀末，法國約三分之一的良田落入教會手中。
羅馬時代的旁證。 羅馬埃及兩個村子（216 年與 308/309 年）的私有地吉尼係數分別是 0.53 與 0.43（不含無地者）。作者視之為收養時代歐洲相對平等的線索。

六、作者立論的六個特色

挑最不利於自己的條件來論證。 日本以單獨繼承為主，而德國研究顯示單獨繼承會拉高不平等。若日本依然平等，就更能凸顯收養的抵銷力。作者先說明兩地菁英的生育率相近、繼承制度相近，把差異收斂到「收不收養」這一點上。
從「分配存量」轉向「代際流量」。 以家戶斷絕為中介，把生男生女、孩子夭折這類人口學偶然，轉化為不平等的引擎。
揭示不平等的不對稱性。 富戶斷絕會集中土地，窮戶斷絕反而使分配平均。所以收養只需在富戶有效，而資料正好呈現這個模式。
為「大平衡器」提供反例。 日本的平等來自制度，而非災難，而且是一種穩定的均衡。
開出宗教與發展之間的新管道。 從韋伯以來，這類文獻多走「心理」或「人力資本」的路線，本文走的是「財富分配」。
謹慎的測量工作。 作者驗證了石高的代表性、給出不平等的上界，也坦承各國比較上的限制。

七、作者沒說、但值得並排看的背景

7.1 兩種繼承哲學：「只有上帝能造繼承人」與「無子聽立養子」

面向	英格蘭	日本
繼承人由誰決定	12 世紀法學家格蘭維爾就寫下「繼承人只能由上帝造，而非人」的成規；普通法只承認血緣繼承，因此英國不承認收養	《續日本紀》大寶元年（701）已有「無子者可另立養子轉授封戶」的記載
沒有兒子時	找不到兄弟時，由姊妹繼承，姊妹們以共同繼承人身分均分	為女兒招婿或收養男子，家名、家業、身分、祭祀一併轉移
未成年繼承人	王室把監護權賣給出價最高者，或當作賞賜送給寵臣，其中包括安排婚配的權利。17 世紀起愈來愈多賣回給家族，1660 年《保有權廢除法》對財產權的意義比《大憲章》還大。	由親族與家臣輔佐；1651 年起，50 歲以下當主臨終急立養子獲准
正式收養法	英國直到 1926 年才把收養制度化	明治民法明文承認婿養子與遺言養子，戰後才廢除；日本至今每年仍有約八萬件收養，按人口比例為世界最多

歐陸天主教國家也有類似的限制。舊制度時期的法國，天主教規定禁止以「讓人承家」為名收養。

7.2 江戶日本的其他「平等化裝置」

作者只簡短提到村外持地的權利限制。其實幕府還有一整組制度，同時壓抑土地集中。它們可能與收養互補，也可能是需要控制的干擾因素。

禁止永久買賣田地。 寬永 20 年（1643）頒布田畑永代賣買禁止令。這道禁令直到明治 5 年（1872）才解除；在此之前，土地移轉與地主的累積主要只能透過質地流當。享保 7 年（1722）幕府更一度禁止質地流當，引發騷動後於隔年撤回。
禁止分割田地。 延寶元年（1673）的分地制限令規定，名主持高未滿 20 石、一般百姓未滿 10 石者不得分割田地，藉此防止細碎化。
村請制與五人組。 年貢由全村連帶負責，所以村子有動機阻止「潰百姓」出現。作者也提到，斷絕戶的土地有時由村方另覓人家承接。
放寬臨終收養。 江戶初期為削弱大名而禁止臨終收養，但改易造成大量浪人、社會不安，1651 年起有條件開放。1663 年的諸士法度又規定武家收養以同姓優先。

即使有這些限制，佃耕仍不可忽視：透過質地佃耕等形式，幕末已有約三成耕地屬於佃耕地。

7.3 英國沒有收養，但有「準收養」

1540 年的《遺囑法》允許以遺囑處分土地，後來又出現「改姓繼承」條款，由此發展出替代收養的工具：

Wenman Roberts 在 1750 年改姓 Coke，1759 年繼承舅父萊斯特伯爵的大宗地產。
Thomas Brodnax 在 1727 年經國會法案改姓 May 以繼承遺產，1736 年為了繼承 Chawton 又改姓 Knight。（只要有土地以騎士役持有，就只能遺贈三分之二，土地遺囑自由要到 1660 年後才完整）

但這種準收養有一個根本限制：改姓者可以接手產業，卻無法繼承爵位。日本的養子則是「全套」繼承。另一種常見工具是「嚴格授產」（strict settlement）。Gobbi 與 Goñi 的研究指出，它反而讓貴族次子們更常終身無子。

7.4 東亞並非鐵板一塊

面向	中國（清）	朝鮮	日本（江戶）
主要繼承方式	諸子均分	17 世紀後由均分轉向長子優待	單獨繼承（另有姊家督、末子繼承等變體）
收養對象	同宗、輩分相當，多為孩童	同宗男系，多為孩童	可收異姓，多為成人，婿養子普遍
平等的可能來源	主要靠均分	兩者混合	主要靠收養

作者在註腳中承認中韓的收養較受限制，但仍把「東亞」視為同一類。其實中國的平等更可能來自諸子均分，而作者本人也指出均分制度帶有內生性。所以「東亞的平等只有一種機制」這個說法值得保留。

7.5 同一作者的續篇：平等反而造成貧窮？

Kumon 另一篇論文〈平等如何在前工業日本製造貧窮，1600–1870〉刊於 2026 年的《美國經濟期刊：應用經濟學》，把這項研究推到一個弔詭的方向。他發現無地戶的生育率低於替代水準，有地戶則高於替代水準，兩者相抵使人口維持穩定、工資長期低迷；光是土地分配的差異，就能解釋日英工資差距的約 27–48%。

把兩篇合起來讀：收養讓日本村落平等又穩定，卻也可能讓日本走上低工資、勞動密集的路徑。

7.6 另一種讀法：教會的「婚姻與家庭計畫」

Henrich 與 Schulz 等人主張，中世紀教會禁止近親婚、多妻、收養等做法，瓦解了緊密的親族集團，促成西方的個人主義與非人格化制度。Kumon 從同一組政策讀出「土地集中」。兩者可以合成一幅圖像：親族網瓦解、大地產形成、無地勞工增加，而這些恰好也是資本主義成形的前提條件。

八、專題：英日「絕嗣」之後，遺產落到誰手上？

8.1 真正的分岔點在哪裡？

論文說的「四世紀」是歐亞大尺度的觀念根源。但如果只看英國與日本，分岔可以拆成三層。

時期	英格蘭	日本
4–7 世紀	基督教傳入，教會逐步排斥收養	古墳到飛鳥時代，尚無成文繼承法
8 世紀	盎格魯撒克遜習慣法，以諸子分產為主	大寶、養老律令明文允許收養
12 世紀	軍事封土確立長子繼承；格蘭維爾提出「繼承人由上帝造」	公家的猶子、養子盛行；武士採分割繼承
13–14 世紀	1285 年《限嗣繼承法》	鎌倉到室町，由分割繼承轉向單獨繼承
16 世紀	1540 年設立監護法院；同年頒布《遺囑法》	戰國大名以收養作為結盟工具
17 世紀	嚴格授產興起；監護法院於 1646 年廢止	1643 年禁止永久買賣田地；1651 年放寬臨終收養；小農自立，農民的「家」普及
至 1872 年	女繼承人婚姻堆出大地產	婿養子在農家與商家普遍化；1872 年解除土地買賣禁令

一個判斷： 四世紀是「根」，卻不是英日兩國的「開關」。

在法律上，日本在 8 世紀就明文允許收養，英國則在 12 世紀以普通法確立「只有血親能繼承」。
兩國都在 12 到 14 世紀走向單獨繼承。從這時起，家產不再分割，「沒有兒子怎麼辦」才成為決定財富命運的關鍵。
如果看的是 Kumon 研究的「農民」，日本小農以「家」為單位並普遍收養，其實要到 17 世紀才成形。這恰好與他觀察到穩定平等的起點（1640 年代）重疊。

所以對英日比較而言，菁英層的有效分岔大約在 12 到 14 世紀，農民層則在 17 世紀。

8.2 英國案例：絕嗣之後的受益者

評價符號：＋＋明顯增值，＋有增值，± 好壞參半，－耗損或掠奪。

年代	絕嗣者	遺產流向	受益者後來做了什麼	評價
1314	格洛斯特伯爵 Gilbert de Clare 戰死於班諾克本	年收約 6,000 鎊的遺產由三個姊妹均分	姊夫 Despenser 在威爾斯無情擴張，引發叛亂，最終導致愛德華二世在 1326 年被廢；姊妹們遭強行劫婚，么妹 Elizabeth 寡居後創立劍橋 Clare College	±：同一筆遺產，一邊引爆內戰，一邊留下學院
1361	蘭開斯特公爵 Henry of Grosmont，只有兩個女兒	長女 Maud 早逝，全部歸次女 Blanche 的丈夫 John of Gaunt	形成蘭開斯特公爵領；其子於 1399 年篡位成為亨利四世；公爵領至今仍是君主私產	±：資產長存，但換來一場篡位
1373	赫里福德伯爵 Bohun 家，只有兩個女兒	分給格洛斯特公爵與未來的亨利四世	Bohun 遺產之爭延續到 1483 年白金漢公爵的叛變	－
1449	沃里克 Beauchamp 家男嗣斷絕	女繼承人之夫 Richard Neville 成為沃里克伯爵	這位「造王者」在玫瑰戰爭中廢立國王；死後兩位女婿（克拉倫斯公爵與未來的理查三世）爭產，1474 年國會立法「視同」其遺孀已死，以便瓜分	－－
1662–1677	富豪 Hugh Audley 無子，遺產傳給姪曾孫女 Mary Davies	Mary 早先被家人以 5,000 鎊許配給伯克利家；1677 年 Grosvenor 接手婚約，娶了年僅 12 歲的她。Audley 本人正是監護法院的書記，據稱財富有相當部分來自這個職位與放貸（見下文）	Grosvenor 家於 1720 年代開發梅費爾，一百年後開發貝爾格萊維亞；Mary 晚年再婚被撤銷，隨後被宣告精神失常	＋＋（城市價值），但主要來自倫敦西擴帶來的區位地租；女繼承人本身被當成資產
1667	南安普頓伯爵無男嗣（其父第三代伯爵曾是伯利的監護對象，見下文）	女兒 Rachel 嫁給 William Russell	Russell 家（後來的貝德福公爵）開發布魯姆斯伯里	＋
1714	斯圖亞特王室（安妮女王的子女皆早夭）	依 1701 年王位繼承法轉由漢諾威家入主	傳統說法認為，喬治一世不熟英語、少出席內閣，反而促成首相與內閣制	制度上＋，但與國王本人的能力無關
1759	萊斯特伯爵的獨子先他而逝，伯爵頭銜隨之消滅	外甥改姓 Coke 繼承地產	其子「諾福克的柯克」接手時年租約 2,200 鎊，到 1819 年已超過 20,000 鎊；不過過去說他發明四圃輪作，已被史家修正。霍克姆地產的基礎，最早是大法官 Edward Coke 在 17 世紀初購置的，而他本人也出現在伯利的收賄紀錄上（見下文）	＋（但有神話成分）
1794–1812	Thomas Knight 夫婦無子	遠親少年 Edward Austen 並非現代意義上的被收養，而是被默契指定為繼承人；1812 年依遺囑改姓 Knight	他因這筆遺產，得以把 Chawton 小屋提供給母親與姊妹；珍‧奧斯汀人生最後八年、也是寫作最多產的時期，就住在那裡	文化上＋＋
1803	布里奇沃特公爵終身未婚	運河收益以信託方式交給外甥 Leveson-Gower	此人又因妻子繼承薩瑟蘭伯爵領，成為英國巨富；其領地進行了惡名昭彰的高地清洗，大批佃農被驅逐	經濟上＋，社會上－

另一道缺口：繼承人還沒成年（1540–1646）
Sean Bottomley,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roperty Rights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the English Court of Wards and Liveries, 1540–166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83(1), 2023: 242–274, doi:10.1017/S0022050722000493

Kumon 談的是「沒有兒子」。但在 1540 到 1646 年間，英國地產還有第二道缺口：父親過世時，兒子還沒成年。Bottomley（2023）利用監護法院自己的登記簿與王室土地出售紀錄，為這套「監護權」（wardship）制度寫出第一份經濟史研究。要點如下：

監護權包含三項權利。 以「騎士役保有」（knight-service）持地的人過世時，如果繼承人未成年，封君（最終是國王）可以暫時收取繼承土地的收益、取得孩子的撫養權，並決定他或她的婚配。只以「農役保有」（socage）持地的家庭可以豁免。國王通常把監護權轉賣出去，早期的買家多半是宮廷人士或寵臣。
國王主動把缺口撐大。
- 解散修道院後，1536、1539、1545 年的出售法律都規定新買主必須以騎士役持有。時人 Spelman 形容騎士役像「痲瘋」一樣散布全國。
- 1535 年的 Dacre 案直接改寫了繼承法（見下表）。
- 1540 年的《遺囑法》隨後規定：只要有任何土地以騎士役持有，遺囑就只能處分三分之二，至少三分之一必須依法下傳給繼承人，連帶觸發監護。而且計算基準是祖先「曾經持有」的土地，死前把騎士役土地賣掉也逃不掉。
司法被拿來配合。 1638 年 Westmorland 的 Henry Kitchin 案，陪審團兩次認定死者的土地是農役保有。監護法院兩度把陪審員傳到倫敦申斥（來回至少 30 天），最後直接指示「不聽任何反證」，第三次開庭才得到騎士役的判決。
頻率一路升高。 1513 到 1543 年間成年的那一代，貴族與鄉紳約 11% 的繼承會觸發監護；到 1611 到 1641 年，升到約 25%。J. T. Cliffe 研究約克郡鄉紳發現，1558 到 1642 年間至少 27% 的家族（963 家中的 260 家）經歷過監護，其中至少 40 家因此陷入嚴重債務，甚至失去全部產業。
錢大多沒進國庫。
- 監護法院的淨收入到 1612 年都停在每年 1 至 1.5 萬鎊，扣除通膨後其實大幅下滑。1612 年後收入急升，最高時接近王室總收入的一成。
- 1596 到 1598 年有一份出自伯利秘書筆跡的紀錄：11 筆監護權交易的買家付出超過 3,100 鎊，法院官方帳上卻只有 906 鎊。紀錄底部還寫著「此條應燒毀」。
- 時人 Thomas Wilson 估計，伯利父子從中所得是女王的兩倍。歷任總出納也各自挪用了上萬鎊。

年代	家族與繼承人	監護權流向	後來發生什麼	評價
1533–1535	第八代 Dacre 男爵 Thomas Fiennes 過世，繼承人是未成年的孫子；土地大多以「用益」（use，信託的前身）安排給繼承人，藉此避開監護	國王與 Cromwell 事先決定要陪審團判定遺囑無效。案子上到財政署內室法院（Exchequer Chamber），法官 5 比 5；大法官 Thomas Audley 把「說話太小聲」的 Port 法官「誤算」為支持國王，以 6 比 4 呈報，亨利八世再親自出席「致謝」，促成一致判決	判決具追溯力，全國經由用益遺囑取得的土地一夕之間陷入不確定。亨利以此逼國會通過 1540 年《遺囑法》，並設立監護法院。法律史家 Baker 稱之為英國法律史上或許最令人不安的「司法立法」	－－：受益者是王室（此 Audley 與上表的 Hugh Audley 並非同一人）
1518–1612	約克郡 Wandesford 家，連續五代戶主都在未成年時繼承	每一代都進入監護。1612 年 Christopher Wandesford 在 20 歲前夕繼承，以 900 鎊買回自己的監護權（另加年租與各種規費、賄賂），相當於產業三年的淨收益	產業已縮到 1518 年的四分之一，靠節儉和一樁好婚姻才保住家業；他後來成為 Strafford 伯爵在愛爾蘭的得力助手	－：人口學的厄運變成一筆重稅
1562–1571	第十七代牛津伯爵 Edward de Vere 12 歲喪父	成為女王的監護對象，寄居在監護法院院長伯利府中	1571 年娶了伯利的女兒 Anne Cecil；後來揮霍無度，把繼承的地產幾乎賣光	－：監護人把監護對象娶進自己家
1581–1594	第三代南安普頓伯爵 Henry Wriothesley 8 歲喪父	同樣由伯利監護；伯利安排他娶自己的外孫女 Elizabeth de Vere	他拒婚。據當時一封耶穌會士的信，他成年時為此付出 5,000 鎊，但是否真的付清，史家仍有爭議。他後來是莎士比亞的贊助人；他的兒子無男嗣，孫女 Rachel 把遺產帶進 Russell 家（見上表 1667 年）	±：拒婚的代價
1595	Dethicke 家，女繼承人 Dorothy 未成年	王室以約 53 鎊賣給 Charles Bussy，Bussy 轉手以約 867 鎊賣給 John Harpur	Harpur 讓她嫁給自己的幼子（詳見 8.6）	－：女繼承人連同家產一起被轉手
1596–1598	11 位監護對象	買家私下付給伯利超過 3,100 鎊，其中包括總檢察長 Edward Coke、Buckhurst 勳爵、Sir John Stanhope 等政界要人	Coke 家後來在諾福克建立霍克姆地產，也就是上表 1759 年那一列的源頭。這不代表霍克姆是用監護權的錢買的，但同一批人確實站在這套制度的收租端	－（對國庫）
1600	Sir Stephen Thorncroft 的繼子（監護對象）	產業由繼父控制	繼父砍掉價值 2,500 鎊的林木。繼子告贏了，卻只拿到 13 鎊賠償，繼父另付法院 3 鎊罰款；而在監護法院打官司，一張律師帳單就可能高達 905 鎊	－－：掠奪式經營幾乎不用付代價
1634	德比郡 Robert Eyre	倫敦律師 John Dormer 以 100 馬克（約 67 鎊）買下監護權	交易還沒完成，Dormer 就以 400 鎊加上全部取得費用，轉賣回 Eyre 家	－：家族付出官方價格六倍以上的錢，贖回自己的孩子

和 Kumon 框架的接點

英國地產有兩道缺口，日本兩道都由「家」自己補上。 Kumon 算出英國菁英每代約兩三成男系斷絕；Bottomley 則顯示，到 1611 至 1641 年，約四分之一的繼承會觸發監護。兩者有重疊（未成年的女繼承人同時落在兩邊），不能直接相加。但合起來看，相當大比例的繼承都得經過一段「由外人決定產業歸屬」的空窗。日本則是沒有兒子就收養，繼承人年幼就由親族或家臣輔佐（後見）。
監護權是收養的反面。 Kumon 把收養稱為「斷嗣保險」；1540 至 1646 年的英國監護權則像一張「早逝稅單」，把「父親死得早」這種人口學上的偶然，直接換算成家產流失。Wandesford 家就是例子。
它是 Kumon 研究窗口的「前史」。 監護法院在 1646 年停止運作，和 Kumon 的日本資料（1637 年起）只重疊十年左右。但它塑造了英國進入 18 世紀時的地產分布：Grosvenor（梅費爾）的源頭 Hugh Audley 是監護法院的書記；Coke（霍克姆）的奠基者站在監護權市場的收租端；Russell（布魯姆斯伯里）則如 8.7 所述，在同一套王權下吃過虧。

8.3 日本案例：養子（多為婿養子）入嗣

年代	家	入嗣者	後來做了什麼	評價
1620–30 年代	住友家	銅商蘇我理右衛門的長子住友友以，以住友政友女婿的身分入住友家	他進軍大坂，把「南蠻吹」精銅術公開給同業，住友因此被尊為南蠻吹的宗家，大坂也成為全國精銅中心；住友家至今稱政友為「家祖」、理右衛門為「業祖」；1691 年起開採別子銅山，長達 283 年	＋＋：家族的「家」與外來的「業」在婿養子身上合流
1651 年前	諸多大名家	臨終收養被禁，大名家斷絕後領地遭沒收（改易）	浪人大增、社會不安，1651 年由井正雪之亂後幕府放寬臨終收養；但也有學者質疑放寬與慶安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	－：日本版的「絕嗣充公」
1716	將軍宗家（家繼幼年夭折）	御三家之一紀州家的吉宗入繼	推動享保改革：足高制讓有能力的低階旗本擔任要職，並設目安箱、編《公事方御定書》	＋
1762	伊能家（佐原的酒造商，兼任名主）	17 歲的忠敬入贅，妻子 Michi 是 21 歲、帶著一個孩子的寡婦	他擴張家業、大幅增加家產，在天明飢荒時奔走救災；49 歲隱居後拜天文方為師，其後完成全國實測地圖	＋＋
1760／1767	米澤上杉家	日向高鍋秋月家的次子，9 歲入養，17 歲襲封藩主	藩債累累，前代甚至考慮把領地奉還幕府；他削減自身用度約八成，設置上書箱，發展特產，創立藩校興讓館；桑、楮、漆各種植百萬株，並引進越後縮織，成為米澤織的起源	＋＋：改革在天明年間一度受挫
1774	白河松平家	田安家出身的定信，17 歲入養；據他自述，這次收養是由當時的老中推動，帶有把他排除在將軍繼承之外的政治意味	天明大飢荒時，白河藩據稱沒有出現餓死者；後任老中推行寬政改革，但因過於嚴苛受批評而短命	＋／±
1834	吉田家（世襲山鹿流兵學師範）	杉家次子（即吉田松陰）5 歲入養	繼承家學教職，日後主持松下村塾，培育明治領袖	＋＋：收養讓世襲職務與人力資本得以延續
約 1808	勝家	男谷家之子小吉 7 歲入養；男谷家的財富源自一位盲人檢校	小吉放蕩成性，被父親關進座敷牢，42 歲時因行為不檢被迫隱居；兒子勝海舟卻成為幕末重臣	本人－，下一代＋＋：收養也是買入武士身分的管道
1790–1830 年代	諸大名家	將軍家齊的眾多子女	被大量送入各家為養子或正室，幕府與接收的藩財政都因此吃緊；例如第 22 子入外樣大名蜂須賀家，幕末時心力交瘁、酗酒成疾	－：上位者強塞的養子

8.4 五組同時代對照

對照主題	英國	日本	看點
王統斷絕（僅相隔兩年）	1714 年轉入漢諾威	1716 年吉宗入繼	日本由預先設計好的備援分家（御三家）接手，繼任者主動改革；英國由遠房新教親屬接手，制度在國王缺席中自行演化
外來繼承人振興地方產業	Coke（1776 年接手）	上杉鷹山（1767 年襲封）	兩人都讓困窘的產業增值；英國要靠改姓遺囑，日本則是正式收養
女繼承人與婿	Mary Davies 嫁 Grosvenor	住友友以入贅	英國的女繼承人是被議價的資產；日本的婿帶來了技術
絕嗣引來掠食者	1314 年 Clare 遺產引爆內戰	1651 年前的無嗣改易	兩地都出現權力者分食遺產；日本的解方是放寬收養
國家收割繼承空窗	監護法院 1646 年停止運作	1651 年放寬臨終收養	兩國在同一個十年裡退場，正好和 1714／1716 年那組巧合相呼應

8.5 婿養子真的比較有治才嗎？

先比較兩套「選人機制」：

面向	英國（女繼承人婚姻、遺囑）	日本（婿養子、養子）
誰挑人	父親或監護人；未成年者的婚配權甚至可以被王室賣掉	家長與親族；商家常從番頭、手代中挑選
挑選標準	家世與財富，也就是 Kumon 強調的同類婚	能力、勞動力、家世與持參金的混合
監護期教育	買家怕監護對象還沒娶自家女兒就病死，所以不施壓吃苦讀書	常有長年見習
試用期	幾乎沒有，婚後難以反悔	可長年在家見習，必要時可以離緣
繼承內容	取得財產，但頭銜常隨血統消失	家名、家業、身分、祭祀全套繼承
失敗之後	限嗣繼承或嚴格授產把財產鎖住，無法換人	可以再收養一次

支持「比較有治才」的證據：

江戶的名案例（住友友以、伊能忠敬、上杉鷹山）確實顯示，婿養子能把外來的人力資本注入家產。
目前唯一的系統性證據在時間窗之外，來自戰後企業。Mehrotra 等人研究 1962 到 2000 年代的日本上市公司，發現由養子經營的家族企業表現優於血親繼承人經營者，與創辦人經營的企業不相上下；他們推論，養子取代了能力分布最低的那一群血親，而「可能被取代」的威脅也逼使血親繼承人投資自身的能力。該研究也發現，血親繼承人經營家族企業的表現仍勝過專業經理人。論文開頭引用的商家俗諺是：兒子無法挑選，女婿卻可以。

反證與限制：

倖存者偏差。 名留青史的婿養子本來就是被選出來的成功者，平庸或失敗的養子多半沒有記錄。
收養不一定出於選賢。 松平定信是政治收養，家齊子女是恩庇式強塞，勝小吉是身分交易。
有些收養是為了勞動力。 以東北的姊家督為例，只要頭胎是女兒，即使後來生了兒子，仍由長女招婿繼承；一般認為這種慣行源於補充勞動力的需要。
婿的地位很脆弱。 伊能忠敬的生父就是婿養子，妻子過世後即被離緣。
這是雙向的市場。 Kumon 自己的資料顯示，貧戶常找不到人願意入嗣。能不能「選賢」，取決於家產夠不夠吸引候選人。

綜合判斷：

可以確定的： 日本的絕嗣遺產較少落入外部掠奪者手中。英國（尤其是中世紀）的絕嗣遺產，則常成為宮廷政治的戰利品。
很可能、但未證實的： 婿養子可以篩選、試用、撤換，平均治才應高於「抽籤式」決定的女繼承人丈夫。但 1872 年以前沒有系統資料能直接證明這一點。
容易忽略的反面： 英國的集中化也造就了大規模的長期投資，例如 Grosvenor 與 Russell 的城市開發、布里奇沃特運河、Coke 的農業改良。這正是 Kumon 所說「不平等」的另一面。日本婿養子讓「家」更穩、讓村更平等，卻未必讓整體經濟更有活力，這一點與 7.5 節的續篇結論一致。

8.6 女繼承人作為「可交易的期貨」：監護權與婚姻

法律怎麼設計

婚配權最初的理由，是防止封臣的繼承人與封君的仇家聯姻。《大憲章》（1215）第 3 至 6 條都在處理監護權，其中要求監護人安排的婚姻「不得貶低身分」（disparagement）。
依 Blackstone 的整理，監護人可以為監護對象提出門當戶對的婚配。監護對象若拒絕，要賠給監護人這樁婚姻的「價值」；若未經同意自行結婚，要賠雙倍。
普通法下，婦女結婚後財產的控制權歸丈夫。所以買下一位未婚女繼承人的監護權，等於買下替她（連同她的產業）挑選丈夫的權利。Bottomley 指出，女繼承人一旦被賣給外人，娘家就失去任何正式影響力。除非在她結婚前把監護權買回來，否則她和她的產業會永久離開原家族。

Dorothy Dethicke 的帳本

步驟	金額	說明
1595 年王室出售監護權給 Charles Bussy	53 鎊 6 先令 8 便士	恰好等於死後財產調查（IPM）申報的土地年值
Bussy 轉賣給 John Harpur	866 鎊 13 先令 4 便士	約為原價的 16 倍，差價約 813 鎊落入中間人口袋
土地真正的年淨收益	約 220 鎊	Harpur 帳簿顯示年收入約 250 鎊、支出約 30 鎊；IPM 申報值只有實際的四分之一
監護期間 Harpur 的淨損益	虧 152 鎊 9 先令 2 便士	已計入每年付給女王的 10 鎊 13 先令 4 便士年租
結局	—	Harpur 讓她嫁給自己的幼子，幼子從此擁有年收約 220 鎊的產業，長子的家產也不必分割

這筆帳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Harpur 不是「無償」取得，但他付出的淨成本不到該產業一年的收益，換來的卻是永久的產權。

第二，沒有記載 Dorothy 本人是否同意。不過在前述拒婚賠償的規則下，監護對象的選擇空間本來就很小。

這個制度的租金分三層被拿走：IPM 低報，讓王室只收到約四分之一的價值；轉手差價歸有門路的中間人；產業本身則歸最終買家的家族。Dethicke 家什麼也沒留下。

結構性影響

財產沿著權力網絡流動。 Bottomley 指出，買家多半是宮廷人士。伯利本人就把牛津伯爵娶進自家，也試圖把南安普頓伯爵配給自己的外孫女（見 8.2）。Kumon 說的是「女繼承人帶著土地嫁進富戶」，監護權市場又在上面加了一層政治篩選：土地不只流向富戶，而且流向有門路的富戶。
女繼承人是英國版的「次子出路」。 Harpur 的算盤，是用女繼承人安置幼子。這和日本的婿養子解決的是同一個配對問題：一邊是沒有兒子的家，一邊是兒子太多的家。差別在方向。日本是兒子走進女方的家，女方的家名得以延續；英國是土地走進男方的家，女方的家就此消失。
婚事被提前，童婚與撤銷訴訟隨之而來。 如果父親生前已替繼承人完婚，他死後就沒有「婚配權」可以賣。因此都鐸時期的童婚常被認為與規避監護有關。教會法的婚姻同意年齡是女 12 歲、男 14 歲，未達年齡締結的婚姻可在成年時否認。Furnivall 編的切斯特教區 1561 至 1566 年童婚、撤銷與追認紀錄，就留下不少這類案件。上表的 Mary Davies 幼年訂婚、12 歲成婚，時間雖已在監護法院廢止之後，反映的卻是同一種邏輯。
恩怨很難上法院解決。 監護對象控告監護人的案例很少，Bottomley 給了三個理由：懲罰與損害不成比例（見 8.2 的 Thorncroft 案）；在監護法院打官司又慢又貴；買家多是權貴，年輕人不願得罪。婚姻本身又幾乎無法解除，一樁壞婚事就這樣被鎖住。莎士比亞《終成眷屬》（約 1604–05）正是這套制度的寫照：Bertram 是法王的監護對象，國王把他許配給醫生之女 Helena。Bertram 以門第不相稱抗議，國王回答可以替她補上身分與嫁妝。他只好成婚，隨即出走從軍。
把子女當資產的不只監護人。 1617 年，剛被免去首席法官職位的 Edward Coke 為了重獲寵信，不顧妻子 Hatton 夫人反對，強行把十幾歲的女兒 Frances 嫁給寵臣 Buckingham 的兄長 John Villiers。這樁婚姻後來破裂，Frances 還被教會的高等宗教事務法院判定通姦。這不是監護案，卻說明在同一個菁英圈裡，把婚姻當成政治與財產交易是常態。
後期王室改走「讓家族贖回」的路線。 監護權賣給家族或親屬的比例，從 1547–53 年的 20% 升到 1640–41 年的 70%。但價格同步上漲：Somerset 的平均售價，從 IPM 年值的 3.2 倍（1603–11）漲到 11.7 倍（1635–41）。到了 1630 年代，監護權已從「婚姻市場」逐漸變成一種看運氣的遺產稅。

和日本同時期比較

面向	英格蘭（1540–1646）	日本（江戶）
領主對婚姻的權力	國王擁有未成年繼承人的婚配權，而且可以出售	1615 年《武家諸法度》規定大名不得私自締婚，須經幕府許可；藩士的婚姻與收養也要向藩申請。這是「審批權」，不能轉賣
喪父的女繼承人由誰決定婚事	監護權買主，常是外人	武家由親族決定，再經主君許可；農家通常依家長生前安排，由親族與村役人協助
「繼承空窗」的租金歸誰	王室、監護法院官員、宮廷買家	大致留在家與親族之間；持參金養子、御家人株買賣中，錢流向接受養子的家
女繼承人的家	通常消失，產業隨婚姻併入夫家	延續，婿養子改從妻家的家名
婚姻能否退出	幾乎不可解除；只有未達同意年齡的童婚可以否認	離緣相對常見：丈夫出具「三行半」，妻方可投奔東慶寺、滿德寺等緣切寺；婿養子也可能被離緣
已婚女性的財產	夫妻一體原則，控制權歸丈夫	持參金、嫁妝在觀念上屬於妻方，離緣時原則上要歸還
國家如何利用繼承空窗	1540 年後擴大監護權，1646 年停止運作，1660 年正式廢除	1651 年前以「無嗣改易」沒收大名領地，之後放寬臨終收養；對農民的繼承幾乎不介入

判斷

日本女性並不因此比較「自由」。無論農家或武家，女兒的婚事同樣由家長決定；家督幾乎都由男性擔任，女性戶主多半只是過渡。

兩地真正的差別，在於「婚姻為誰服務」。日本的女兒招婿，是為了讓娘家延續；英國的女繼承人一旦落入監護權市場，婚事就是為買家的家族服務。換句話說，日本用收養把人口學的厄運「內部化」，英國在 1540 至 1646 年間則把它「外部化」，變成王室與宮廷的收入。

8.7 產權不確定與基礎建設：貝德福平原排水案

事件經過

年代	事件
1630–1631	第四代貝德福伯爵 Francis Russell 帶領一群出資人（adventurers）承包東英格蘭沼澤排水，工程師是荷蘭人 Vermuyden。1631 年的「林恩法」（Lynn Law）約定，完工後分給出資人 9.5 萬英畝土地，以「自由普通農役保有，而非其他」的方式持有。查理一世同意，並分得其中 1.2 萬英畝
1631–1636	國王陸續批准四項後續裁定，工程大部分完成
1636	查理把地方排水委員會的新裁定，交給總檢察長與監護法院的檢察長審查。報告認為這項安排「在保有權一點上有損陛下」，國王拒絕批准
1638 年前後	以「排水未達標準」為由（與先前的判定相反），剝奪出資人的土地權利，國王企圖自己接手
1640 年代	內戰中斷工程
1649–1653	共和時期國會立法授權，由第五代伯爵 William Russell 與 Vermuyden 完成工程
1663	復辟後國會立法成立貝德福平原公司（Bedford Level Corporation），負責日後維護

依一般記載，這工程 9.5 萬英畝是完工後要分給出資人的報酬地，整片大平原的面積要大得多（約 30 萬英畝）。也就是說，國王想改變的，正是出資人報酬地的保有方式。諷刺的是，被查理一世擺了一道的正是 Russell 家。三十多年後，這個家族透過南安普頓的女繼承人取得了布魯姆斯伯里（見 8.2 表 1667 年）。

國王到底要什麼

騎士役本身不收地租。國王要的是一張「選擇權」：將來只要有哪位出資人過世時繼承人未成年，王室就能出售那筆土地的收益與孩子的婚配權。對出資人而言，這等於在每一塊報酬地上附加一筆金額與時間都無法預知的負擔。

Bottomley 用瑪麗一世時期的王室土地出售資料，估算了這筆負擔的市價：

農村土地以農役保有出售，平均價格相當於 26.0 年的收益；以騎士役出售只有 23.9 年，折價約一成。
1635 年 Flower 購買 Kingrove 莊園時，契約就事先寫明：若日後查出土地是騎士役，賣方要退款。
最後監護法院自己裁定退回 250 鎊，也大約是一成。

有多少工程胎死腹中？

老實說，沒有人算得出來。失敗的計畫很少留下紀錄，這是典型的倖存者偏差。

時間點也要調整。騎士役在 1646 年實際停止、1660 年正式廢除，到了工業革命前夕的 1760 年代，這項特定風險已經消失一百年。能看到的是幾類間接證據：

王室自己承認騎士役會嚇跑投資。
- 要吸引移民開墾時，土地必須以農役保有授出：1606 年的維吉尼亞特許狀寫明，土地「如同肯特郡東格林威治莊園」，以自由普通農役保有，而不是直屬國王的保有；愛爾蘭殖民也是如此。
- 王室出售小塊土地時，從 1548 年起，年收 4 鎊以下的土地改用農役保有，門檻後來升到 10 鎊（1558）與 20 鎊（1599）。瑪麗時期 315 筆 4 鎊以下的交易，只有 4 筆是以騎士役賣出的。
買家在信裡說得很直白。 1636 年 Perceval 家族的一封信說，這塊地價格雖高達 20 年的收益，但賣方保證是農役保有。1639 年另一封信則勸對方別碰某塊地，因為它「必然會帶來監護權」。
監護期間的短期管理人不會投資。 時人一再抱怨，繼承人成年時看到的是林木被砍、房屋傾頹、土地被耕到貧瘠。暫時的控制者沒有理由做長期改良。
同類的王權風險也出現在礦業。 1568 年的「礦產案」（Case of Mines）判定含金銀的礦歸王室所有，許多銅礦與鉛礦因此面臨被王室主張權利的風險。直到 1688 與 1693 年國會立法，才確認銅、錫、鉛、鐵礦不會因為含少量金銀就歸王室。反過來說，英國的煤與一般礦產原則上屬於地表所有者，不像歐陸許多國家歸君主所有，這也常被認為有利於英國煤業的早期擴張。
1660 年之後的變化。 Bogart 與 Richardson（2011）指出，國會在 1660 與 1688 年後成為重組產權的主要平台，重組土地權利的法案大幅增加，帶動了土地改良。不過 1660 年與 1688 年的效果很難分開。

它示範的不是「交易成本」，而是「敲竹槓」。

概念要分清楚。 Coase 意義下的交易成本，是許多私人權利人之間談判、協調的成本。貝德福案的問題則是：出資人投入沉沒成本之後，交易的另一方（國王）事後改寫條件。這是 Williamson 所說的「敲竹槓」（hold-up），也是 North 與 Weingast 強調的「統治者無法做出可信承諾」。
干擾因素太多。 工程受阻同時牽涉技術爭議、查理一世的整體財政需要，以及沼澤地居民的激烈反抗。排水把原本可以捕魚、捕鳥、放牧的公共沼澤變成私有土地，對當地居民而言是一次剝奪。所以「被阻擋的改良」並不全是效率損失，也包含一場重分配。
量化證據另有更好的候選。 以下研究都比單一案例更能支撐「產權安排影響土地投資」這個命題：
- Bottomley 的一成折價，有樣本，也可以做統計檢定。
- Bogart 與 Richardson 的國會法案資料。
- Libecap 與 Lueck 對美國土地測量制度的研究。
- Finley 等人對法國大革命土地重分配的研究。

日本對照：收養把土地留在家裡，跨地塊的工程由誰來做？

17 世紀是日本的大開墾時代。常見的估計是，全國耕地面積從 1600 年前後的約 164 萬町步，增加到 1720 年前後的約 297 萬町步。重要工程包括：

利根川東遷（1594–1654）
玉川上水（1653）
由町人出資開鑿的箱根用水（1670）
大和川改道（1704）與隨後開發的鴻池新田
見沼代用水（1728）

面向	英格蘭（1540–1660）	日本（江戶）
國家對新開發土地的要求	想保留騎士役，等於握有一張對出資人後代的監護權選擇權	先給數年免稅（鍬下年季），再以新田檢地定石高、課年貢；規則事前可知
誰發起、誰協調	私人出資人加上國王特許；國王可以事後改條件	幕府或藩主導的普請、村請新田、町人請負新田；由上而下協調
眾多小權利人的問題	沼澤居民的公共權利須個別處理，1660 年後常要靠國會立法	水權由村與跨村的用水組合集體管理，零碎持地不構成談判障礙
國家的「敲竹槓」	查理一世剝奪出資人權利	「御手傳普請」把工程費強加給大名。例如 1753–55 年薩摩藩被命負擔木曾三川治水，據傳花費約 40 萬兩，數十名藩士自盡或病歿
家族存續與投資視野	監護期間的暫時管理人傾向掠奪	收養讓家永續，長期改良有人承接
大筆資本從哪裡來	集中的大地產，如貝德福、布里奇沃特	藩財政與町人資本；村內持地平均，缺少能獨力出資的大地主

判斷

收養影響的是「地塊之內」，不是「地塊之間」。 收養讓家永續，改善的是一塊地上的長期投資誘因，正好對應英國監護制度造成的短視經營。至於跨越許多地塊的工程，日本靠的不是地主之間談判，而是幕府、藩與村的層級協調。Kumon 描述的平均持地之所以沒有造成「一群小地主互相卡住」，正是因為水利與開墾本來就不是個別家戶說了算。
兩國的產權各有一種不完整。 日本農民的權利「窄但穩定」：1643 年起禁止永久買賣，1673 年起限制分割，但國家要拿多少大致可以預期。規則當然也會變，例如享保改革就提高了年貢負擔，但變的是稅率這個「價格」，而不是產權歸屬本身。1660 年前的英國則是「寬，但附帶國王的選擇權」：土地可以買賣，也可以遺贈三分之二，但國王握有一張隨時可行使的監護權選擇權，貝德福案更顯示，必要時他連產權本身都能拿走。
兩國的解方都是某種中央權威。 英國在 1660 年後由國會用法案重組產權，日本則由公儀普請與村請制協調。差別在於誰能發起：英國是有錢的私人地主向國會申請，日本則多由幕府或藩下令。1722 年幕府在日本橋立高札招募町人投資新田，是官方主動引進民間資本的代表性例子。
值得留意的例外。 町人請負新田往往形成商人地主加佃農的大規模持地，鴻池新田就是一例。這提醒讀者，日本的平等主要是「既有農村」的平等；在開墾的前沿，商人資本同樣可能造成土地集中。另外，幕府在 1666 年就因上游濫墾造成土砂流失，頒布「諸國山川掟」限制開發。大開墾到 18 世紀初，已經逐漸觸及生態上限。

九、點評：學術價值與壓力測試

主張	學術價值	壓力測試	判定
新資料與新測量	584 村、跨越兩百年、包含無地戶	石高是 16–17 世紀的舊評定值，但作者用租稅資料做了驗證，也給出上界	站得住
東亞比西歐平等	直接挑戰「財富必然集中」的普遍論	比較基準不一：英國用圈地時的公地資料，義德排除無產者，日本排除村外地與武士的年貢權益。若把武士從年貢得到的份額視為「地權」，日本的集中度會高得多。另外，2019 年的工作稿曾估計東亞吉尼係數為 0.4–0.5，定稿升到 0.57，顯示估計對方法敏感。最穩的證據是無地比例	方向可信，幅度不確定
江戶期「無趨勢」	提出一種非災難型的穩定平等	資料零散，只有 84 村有長期觀察。而且明治初年佃耕地約占三成，到 1900 年左右已升到約四成五，而收養制度在明治時仍然存在	在江戶期內成立；但平等依賴土地買賣禁令等整套制度，收養無法單獨撐住
收養是主要機制	提出新的微觀機制	見下方說明	「收養降低斷絕」站得住；「收養是東西差距的主因」只部分成立
根源在四世紀教會	開出「宗教→不平等→發展」的新管道	因果鏈長達 1,400 年。Goody 的論點本身爭議很大：Mitterauer 指出，其他基督教會甚至部分猶太群體也發展出類似的近親婚禁令，單靠經濟動機解釋不了；同一期專題中另有學者指出，教會的一般法裡找不到反對收養的規定。英國真正的「開關」其實是 12 世紀普通法的血緣繼承原則。1540 至 1646 年間英國的關鍵是國王的財政目的而不是教會，也是反例	有啟發性的假說，不是定論
政策與理論含義	補充 Piketty 與遺產研究的文獻	作者自己的續篇顯示平等可能帶來低工資，因此「不平等對發展是好是壞」的正負號並不確定	值得延伸

「收養是主要機制」的壓力測試細節：

樣本很小。 只有三個村，工具變數樣本僅 177 個，第一階段 F 值約 10.7，處在弱工具變數的邊緣。
工具變數可能不乾淨。 三村中有兩村位於福島，而姊家督慣行在明治中期以前廣泛分布於北關東到東北、新潟北部。在這些地區，「頭胎是女兒」本身就可能直接導致招婿，而不必經過「沒有男嗣」這條路徑。這違反了工具變數的排除限制，可能讓效果被高估。工具變數估計值（0.44）約是 OLS（0.23）的兩倍，也與這個疑慮相符。
英日比較對象不對等。 英國的數字來自貴族與直屬封臣，日本的數字來自農民。
「男系斷絕」不等於「土地流出家族」。 女繼承人的子女仍是血親後代。
缺少量化模擬。 作者沒有計算「如果日本不收養，吉尼係數會高出多少」這個反事實。

總體來看，這篇論文最堅實的貢獻有兩項：一是資料工作，二是「收養讓有地家戶幾乎不斷絕」這個微觀發現。「東亞較平等」的方向可信，但幅度仍受比較基準影響。至於「四世紀教會導致西方不平等」，應當作大膽但仍待檢驗的長程假說，作者自己也只稱之為「部分解釋」。

這篇論文刊登於經濟史領域的頂尖期刊，顯示其資料與核心機制已獲同行認可；而明治以後土地快速集中的經驗，則提醒讀者：收養是江戶平等的穩定器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支柱。

結語

Kumon 的研究把一個看似私人的家庭決定——沒有兒子時要不要收養——連結到整個社會的財富結構，這是它最迷人的地方。

把英日案例並排來看，差別不只在於「土地有沒有留在家裡」，更在於「誰來決定下一任主人」。英國由血緣法則、監護權市場與婚姻市場決定，日本則由「家」自己挑選。前者讓遺產在宮廷與豪門之間流轉、堆積，偶爾造就梅費爾或 Clare College 這樣的長遠價值。後者讓無數中小農戶與商家得以世代存續，偶爾送出伊能忠敬或上杉鷹山這樣的人物。

不過，日本這套制度的代價是較低的流動性與較低的工資，而它的平等是否能在市場全面開放後存活，明治時代已經給出了部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