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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laves to Índios: Empire, Slavery, and Race (Maranhão, Brazil, c.1740–90)

鄭仕群 — Sat, 14 Nov 2026 16:01:16 +0000

Alexandre Pelegrino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2;40(4):789-815.
doi:10.1017/S0738248022000293

從「奴隸」到「índio」：公證人的筆如何把種族寫進法律

1755 年 6 月 6 日，葡萄牙王室再一次宣布禁止奴役美洲原住民。直覺上，一道「廢奴」法令應該會鬆動奴隸制。Pelegrino 翻遍巴西北部馬拉尼昂（Maranhão）首府聖路易斯（São Luís）的教區簿冊、遺囑、請願書、訴訟卷宗與公證帳冊，看到的卻是一個弔詭的過程。原住民工人確實利用新法，一步步把自己從「奴隸」改寫成「índio」。與此同時，奴隸主與公證人也發明出新的書寫方式，把「奴隸」這個身分緊緊綁上「黑人母系」。一種奴役被廢除，另一種奴役的種族邊界反而變得更硬。

項目	內容
時空	巴西北部馬拉尼昂，以聖路易斯城為中心，約 1740–1790
史料	教區洗禮與婚姻登錄、遺囑、向王室的請願、傳教委員會（Junta das Missões）訴訟卷宗、教會法庭卷宗、兩間公證所的 257 份釋奴文書
核心問題	1755 年原住民自由法頒布、非洲奴隸大量輸入之際，原住民奴役如何延續？原住民又如何爭取自由？
主要論點	① 原住民工人透過訴訟與請願，推動「由下而上的廢奴」；② 家戶內的依附關係與社會種族分類兩種機制，讓奴役得以延續；③ 奴隸主與公證人發展出強調「黑人母系」的本土書寫慣例，使奴隸制的種族界線硬化
關鍵案例	女奴 Rosa 1772–1775 年的自由訴訟；1777 年 João de Deus 的釋奴書
標題典故	反轉 John Monteiro 1988 年名篇〈From Indian to Slave〉

這篇論文其實是一個更大研究計畫的切片。作者 2023 年完成的博士論文題為 Bonds of Belonging: Slaving, Indigeneity, and Race in Amazonia (Maranhão, Brazil, 1688-1798)，以教區、公證與訴訟紀錄探問原住民奴役為何、又如何延續。他現任多倫多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正把博論改寫成第一本專書。

二、舞台：十八世紀中葉的馬拉尼昂

2.1 一個社會的換軌

面向	1740–50 年代：邊疆經濟	1760–90 年代：大西洋種植園經濟
主要產業	養牛（1751 年估計有 448 座牧場）、木薯、甘蔗酒（aguardente）、手織棉布	棉花、稻米外銷；18 世紀末棉花供應英國不小的需求份額
糖業	只有 5 座製糖廠，卻有 120 座釀酒用小磨坊	仍非重點
貨幣	金屬貨幣稀缺，棉布捲（rolos de algodão）充當通貨，原住民工資也用它計價	港口貿易熱絡
主要勞動力	原住民（奴隸、下遷者、被徵調者）	非洲奴隸大量湧入，原住民仍然在場
對外連結	洋流讓聖路易斯孤立於南大西洋主航線之外	大帕拉與馬拉尼昂總貿易公司壟斷非洲奴隸輸入
城市樣貌	人口不超過 15,000；房屋多為粉刷泥牆	18 世紀最後四分之一成為繁忙港市

2.2 幾個值得算一下的數字

白人只占約四分之一。 1750 年代勝利聖母堂區（Nossa Senhora da Vitória）的統計中，白人自由人 1,976 人，被歸入「奴隸與各類自由奴」的有 5,185 人：

\frac{1976}{1976 + 5185} = \frac{1976}{7161} \approx 27.6%

更值得注意的是統計表的分類本身。原住民並沒有獨立欄位，他們被吸收進「奴隸與各類自由奴」這個大籃子裡。這正是論文要處理的問題：原住民在殖民文書中如何被看見，又如何被隱沒。

奴隸是家產的常態。 作者分析的 156 份遺囑中，121 份列有奴隸，比例為 $121/156 \approx 77.6%$ ，平均每份 7 名。

非洲奴隸輸入的斷裂。 1751–1787 年間共有 22,414 名非洲人在馬拉尼昂上岸，之前約只有 3,368 人。論文沒有寫明前一時期的起訖年。若依其所引 Daniel Silva 研究的起點，假設前一時期為 1680–1750（71 年），年均輸入量的倍數約為：

\frac{22414/37}{3368/71} \approx \frac{605.8}{47.4} \approx 12.8

原住民的規模其實更大。 新近研究估計，1680–1750 年間被從內陸引入殖民地的原住民勞動者有 10 萬到 26 萬人。拿來對照後一時期的非洲輸入量：

\frac{100000}{22414} \approx 4.5 \frac{260000}{22414} \approx 11.6

兩組數字的時段與統計口徑不同，只能看數量級。但數量級已經很清楚：非洲奴隸抵達的，是一個原住民勞動力早已占據主導地位的世界。

2.3 原住民勞動力怎麼進入殖民社會

管道	性質	法律身分	備註
正義戰爭（guerra justa）	王室宣戰，俘虜可合法為奴	奴隸	18 世紀中葉主要針對提姆比拉（Timbira）等 Gê 語族群
贖買遠征（tropas de resgate）	私人或官方出資，深入亞馬遜「贖買」俘虜	奴隸	1730–40 年代已深入內格羅河上游與布蘭科河；1747 年禁止
下遷（descimentos）	私人出資，把「自由」原住民遷到沿海	理論上自由	實際上與奴隸的界線模糊
勞役徵調	總督下令把原住民派給特定殖民者	自由但須服役	留存的清單上，服役期欄位寫著「不限時間」

作者的關鍵觀察是：管道決定了法律身分，但一旦進了主人的家、田與牧場，「自由」與「奴隸」的分界就變得極其模糊。

2.4 法律年表

★ 表示作者未提及或未展開、由本文補充的項目。

年份	法令或事件	意義
1611、1647、1680	三道宣示原住民自由的法律	1755 年法令援引的前例
1688	准許並制度化「贖買遠征」的 alvará	大規模合法奴役的開端
1747	禁止「贖買遠征」
★1755.04.04	鼓勵葡人與原住民通婚的 alvará：通婚者及其後代不蒙「污名」，並禁止以 caboclo 等侮辱性名稱稱呼他們	王室親自介入「命名」
1755.06.06	原住民自由法（當時俗稱「自由法」）	本文主角
★1755.06.07	剝奪傳教士對村落的世俗管轄權	與自由法配套
1755	大帕拉與馬拉尼昂總貿易公司成立	非洲奴隸輸入的主要渠道
1757.05.08	自由法在馬拉尼昂公布，延遲將近兩年	總督隨即發布公告令，允許主人以付薪方式留住原住民
1757	《印第安人指導條例》（Diretório dos Índios）	★其第 10 段禁止稱原住民為「negros」
★1758	1758 年 5 月 8 日的 alvará 把 1755 年的原住民自由擴及全巴西
★1773	龐巴爾廢除「新基督徒／舊基督徒」的法律區分；另一道法令在葡萄牙本土逐步解放奴隸後代	本土「去血統化」與殖民地「種族收緊」同時進行
1774.06.15	傳教委員會判 Rosa 敗訴
★1778	貿易公司特許終止
★1798	王室敕令廢止《指導條例》

三、作者在跟誰對話？

研究取向	代表學者	主張	Pelegrino 的立場
「邊陲」論	Cardoso（1984）、Schwartz（1984）	原住民奴役是缺乏糖業與非洲奴隸的邊陲特徵	接受新研究對此論的批判
亞馬遜新史學	Chambouleyron、Arenz、Dias、Bombardi	原住民勞動是王室政策的核心，規模可比東北糖業的非洲奴隸	以此為出發點
自由訴訟研究	Sweet（1981）、Mello（2005）、Bombardi & Prado（2016）、Ferreira（2017）、Prado（2019）	原住民（多為女性）善用傳教委員會爭取自由	批評這批研究以 1755 年為硬性斷代，遮蔽了延續性
「假自由」論	Hemming（1987）、Farage（1991）	1755 年法是「政治虛構」，剝削換個名字照舊	部分同意（依附關係確實延續），但反對「什麼都沒變」
indio 作為法律身分	Seijas（2014）、van Deusen（2015）、Díaz（2017）、Almeida（2013）	在西屬美洲，「成為 indio」是爭取權利的策略	把這個框架引進葡屬亞馬遜的城市
種族分類與奴役	Resende（與 Langfur，2014）、Monteiro	主人以混血分類掩蓋原住民血統	進一步主張：原住民的法律行動逼得主人更積極使用分類

這篇論文的五個立論特色

跨越 1755 年的斷裂線。 多數研究把 1755 年當成分水嶺，作者則追問：法令前後，究竟什麼斷了、什麼沒斷？
把鏡頭從「村落」移到「城市與家戶」。 既有研究多半關注傳教村如何改制為葡式城鎮。作者看的則是散居在聖路易斯街巷、主人家後院與河谷農場的原住民：洗衣婦、漁夫、划船工、皮革工。
把 índio 當成必須「啟動」的法律身分，而不是天生的族裔標籤。 要被社群「公認為 índio」，必須靠家譜、外貌與勞動型態三者共同支撐。
能動性與結構並行。 同一道法律，既是原住民手上的武器，也是觸發主人反制的扳機。
縫合兩部奴隸史。 作者在博論計畫中明言，他要挑戰「非洲奴隸取代原住民奴隸」的替代敘事，並指出北巴西的奴隸制混合了原住民的奴役慣行、與葡人的社會網絡，以及種族化的大西洋奴隸制。在 Araújo 上尉家中，提姆比拉兒童、自由的原住民僕役、混血奴隸與剛從非洲抵達的奴隸同住一個屋簷下，就是最好的縮影。

四、立論一：1755 年之後，「領薪印第安人」的誕生

1755 年法重申原住民「無條件自由」、保障其財產與土地，並要求為原住民勞動支付工資。但它在馬拉尼昂晚了將近兩年才公布。總督 Mendonça Furtado 給兄長龐巴爾侯爵的信解釋了原因：殖民者必須先能取得非洲奴隸；而且在這片土地上，富人不是擁有最多土地的人，而是擁有最多印第安人的人。

法令一公布，馬拉尼昂與大帕拉兩地總督立刻發布公告令（bandos）。只要雙方「合意」並支付工資，主人就可以把原本的原住民奴隸留在家中，這種安排稱為 soldada（雇傭工資制）。主人須在兩個月內登記這些工人。作者的判斷很直接：這道公告令等於追認了過去數以千計的非法擄掠，也讓近乎奴役的慣行繼續運轉。

文書中的身分標籤，記錄了這段過渡：

文書中的標記	出現脈絡	意涵
escravo(a) legítimo(a)	遺囑、財產清單	有合法來源文件的奴隸
servo(a)	1755 年前的洗禮登錄	作者認為實質上就是奴隸
do gentio da terra	遺囑、釋奴書	「本地異教徒」，指原住民出身
forro(a) pela lei	1755 年後的洗禮登錄	「依法獲釋」，但常附註前主人姓名
índio(a) de soldada	公告令、請願	領薪、留在原主家的自由原住民
do serviço	1755 年後	「服務中的」，從奴隸身分移向受雇身分
índio(a) livre	洗禮登錄	完全自由的原住民

兩個例子：

Inês São José 的遺囑（1758）。 她列出 16 名「幾內亞國族的合法奴隸」，另外記下一名原住民 João das Missões：原本是她買來的奴隸，「但因受陛下新法保障，我付薪留他，直到另有決議」。
Mariana 的兩次洗禮登錄。 1752 年，她以 Clara Peregrina 家的 serva 身分為女兒受洗。1758 年再為兒子受洗時，神父寫的是「依法獲釋，住在 Clara Peregrina 家中」。

作者由此推論，主奴關係本身就是社群辨識一個人的方式。殖民官員擔心原住民知道新法後會逃回內陸，但教區紀錄顯示，他們並沒有消失。他們留在原本的社群裡，上教堂、結婚、工作。

五、立論二：家戶裡的依附與協商

案例	年代	發動者	目的	動用的資源與修辭	結果與意義
Baltazar Neves 遺囑	1755	主人	沒有奴役文件的原住民 Domingos 留給「他的教父」，也就是自己的神父兒子	教親關係（compadrio）	無法以金錢估價的工人，透過教親紐帶「繼承」
Ana Catanhede 請願	1755 後	主人（寡婦）	留下卡夫佐女奴 Antónia 及其子女	榮譽、守寡、貧窮；Antónia 由她親手帶大；三名證人	獲准。私人情感被轉化為法律理由
Angelo de São Alberto 神父	1755 後	主人（加爾默羅會士）	取回原住民 Dionísia 的兒子們	其母是王室准許其父「下遷」而來的；自己體弱，「得親自下廚」	理論上自由的下遷者，被當成可繼承的勞力
原住民 Joaquim José 請願	1784	原住民	留在原主人家	女主人是他的教母，「一向以愛待他」；援引女王先前准許他人留下的判例	被總督改派給他人，遭毆打「待之甚於奴隸」，於是上訴女王
António Costa 與原住民 Apolônia	1781	被教會控告同居	男方申請總督令，讓她以領薪方式留在家中	長期穩定關係；鄰里皆知	輕罰（簽悔過書、繳 4$895 réis 訴訟費）。作者推測她寧可留下，也不願被派去遠方墾地
貴族 Cavalcanti 對 Úrsula 與 Bernardo	1761	自由黑白混血女子 Úrsula 代原住民丈夫 Bernardo 提告	離開 Cavalcanti，回河谷與妻子同住	引用 1755 年法：原住民可為出價較高者工作，任何人不得強迫	主人反擊：教會法院不能推翻總督確認的契約；要求連妻子也一併徵調。結果不明
原住民 Ana Cordeira 請願	1780 年代	原住民	討回一年七個月的工資，並取回自己的房子	自稱「可憐無助的 índia」；援引 1755 年法；請求孤兒法官介入	女王下令王室法官查辦，查實則應歸還房屋並支付工資

這些案例拼出來的圖像，是 índio 身分的兩面性：

índio 身分帶來的義務	índio 身分帶來的權利
必須接受勞役徵調	勞動必須獲得工資
受總督、孤兒法官等「監護」	可以選擇為誰工作
可能被派往遠方的農場或公共工程	享有遷徙自由
「懶惰、需要管教」的官方刻板印象	可以擁有自己的房屋與財產

作者強調，「留下」與「離開」都可能是策略。Joaquim José 爭取留下，是因為熟悉的家戶比陌生的新主人安全。Bernardo 與 Ana Cordeira 爭取離開，是為了更好的工資與自己的住處。兩種方向，都在運用同一個法律身分。

六、立論三：Rosa 的自由訴訟

這是論文篇幅最長、最精彩的部分。

6.1 人物與家譜

【家譜頂點之爭】
  Rosa 的版本：Iria（「亞馬遜河的 índia」，自由人）
  上尉的版本：Sabina（「合法的黑人女奴」）
        │
        ▼
  Dionísia ──（與白人主人 Gabriel Costa 生下）──► Damazia Costa
        │                                    ・Cecília Costa 的同父異母妹妹
        ▼                                    ・1759 年嫁給白人 José Joaquim Vieira
  Micaela                                    ・出庭支持 Rosa
        │
        ▼
  Joana
        │
        ▼
  Rosa（1772 年提起訴訟）

  Gabriel Costa ═ Margarida Coelha（André Lopes 神父之妹）
        │
        ├─► Cecília Costa ═ Domingos da Rocha Araújo 上尉（無子女）
        │       └─ 遺產主要繼承人：養女 Ana Maria（包括女奴 Rosa）
        │
        └─►（婚外）Apolinário da Costa：71 歲裁縫，出庭支持上尉

被告 Domingos da Rocha Araújo 上尉來自葡萄牙北部的 Barcelos。1744 年，他娶了地方精英之女 Cecília Costa，此後擔任市議員，至少當過 19 個孩子的教父，經營外銷棉花與牛隻。這是一個典型的「靠婚姻與教親網絡紮根」的殖民精英。

6.2 程序時間軸

時間	事件
1744.07.16	Araújo 與 Cecília Costa 結婚
1757	自由法在馬拉尼昂公布。Rosa 人在城中，但女主人承諾「死後釋放她」，她因此留下
1759.06.25	Damazia 與 José Joaquim Vieira 結婚
1760	Cecília 立遺囑，將 Rosa 傳給養女 Ana Maria
1767.12.29	三名提姆比拉兒童在 Araújo 家受洗，上尉擔任教父
1769.03	Cecília 病中，奴隸在城裡「自稱自由」的流言傳開；Cecília 去世，遺囑於 3 月 29 日開啟
1769	Ana Maria 立遺囑，似乎保留了讓 Rosa 獲釋的可能
1772 夏	Rosa 由 Bernardo da Silva Gatinho 代理，提起簡易證明程序（justificação）
1773.01.23	上尉方 José dos Santos Freire 提出 14 點答辯
1773.01 起	雙方限期十日內傳喚證人；Mearim 河谷另以調查函取證
1774.06.15	傳教委員會判決：Rosa 歸上尉所有，上尉為其「正當主人」
1775.07.25	上訴卷宗抵達里斯本的良心與騎士團委員會（Mesa da Consciência e Ordens）
之後	結果不明

6.3 兩套家譜，一個節點

葡萄牙法承襲羅馬法的「子隨母」（partus sequitur ventrem）原則：孩子的自由或奴隸身分，取決於他出生時母親的身分。用符號表示，令 $m (x)$ 為 $x$ 的母親， $S (x)$ 為其法律身分：

S (x) = {free if m (x) was free when x was born slave otherwise

如果中間沒有任何一代在生產前被釋放，這條規則就會一路往上遞迴：

S (Rosa) = S (Joana) = S (Micaela) = S (Dion ı ˊ sia) = S (m^{4} (Rosa))

m^{4} (Rosa) = {Iria (india) \Rightarrow S (Rosa) = free Sabina (preta) \Rightarrow S (Rosa) = slave

雙方對 Joana、Micaela、Dionísia 三代完全沒有爭議。整場官司，就壓在五代之前一個女人的身分上。這也說明了為什麼 1755 年之後的自由訴訟，原告多半是女性，攻防也都集中在母系：在「子隨母」的規則下，女性的家譜就是法律戰場。

6.4 攻防對照

爭點	Rosa 方（Gatinho）	上尉方（Freire）
家譜頂點	Iria，亞馬遜河的自由 índia，在 André Lopes 神父家中一向被當自由人看待	Sabina，「合法的黑人女奴」；並否認 Lopes 神父家中有一位叫 Iria 的人
法律依據	歷代王室自由法、1755 年法；依自然法，人皆應推定為自由	1755 年法「並非普遍適用」，明文排除黑奴後代
舉證責任	主張奴隸身分的一方負舉證之責；就算 Rosa 是卡夫佐，主人也要證明黑人血統來自母系	親屬一向承認自己是奴隸；獲釋者都是出於主人恩典，而不是新法
為何拖到 1772 年	女主人承諾死後釋放她	15 年不主張權利，暗示她自知不是 índia
證人可信度	對方證人多屬傳聞，且轉述利害關係人 Cecília 的說法	對方證人多屬平民，只有一位「白人女性」值得採信
外貌	未主張	「她的膚色與頭髮都不像 índia」，足以顯示黑人出身，連目視檢查都不必
文書證據	（Ana Maria 的遺囑反而沒被援用）	Cecília 遺囑；André Lopes 唯一繼承人證明；修士證明 Damazia 獲釋的經過；神父證明部分證人不是教友

6.5 證人的社會地理

	Rosa 方	上尉方
人數	13 人（8 女 5 男）	14 人（9 男 5 女），另有 Mearim 河谷 3 人
社會組成	8 名女性中有 5 名是自由奴；男性多為織工、士兵、農民	多屬地方精英；Mearim 證人包括一名上尉、一名奴隸、一名寡婦
關鍵證詞	Hipólito Souza（81 歲）：Iria 被交給 Margarida Coelha 是為了「協助撫養孩子」，不是當奴隸。Narcisa Conceição：一看就知道 Iria 是原住民。Damazia：聽兄弟說，母親的母親是 Iria	Apolinário da Costa：Dionísia 是黑人女奴 Sabina 之女。Maria Coelha：Cecília 親口說這些人「源自黑人女奴」。Ana Correia：明確指名 Sabina
程序障礙	Estácia Souza 一度被拒絕作證（官員認定她是奴隸），後以「時效取得自由」為由獲准	必須另外申請，才能讓奴隸 Bruno da Costa 作證

6.6 這個案子透露的五件事

家族內部的種族政治。 Gabriel Costa 的兩個婚外子女分站兩邊：Damazia 支持 Rosa，Apolinário 支持上尉。女主人 Cecília 與她的部分奴隸其實有血緣關係，遺囑卻隻字未提。
法律知識在奴隸之間流通。 1769 年「奴隸在城裡說自己自由了」的流言，與 Bernardo 夫婦在訴狀中引用 1755 年法的文句，都顯示法律條文透過口耳相傳進入底層。
外貌是兩面刃。 Narcisa 用外貌支持 Iria 的原住民身分，Freire 用外貌否定 Rosa。作者在註腳中提到另一案：Helena、Francisca 與 16 名子孫經目視檢查，被認定為圖皮南巴人後裔而勝訴。外貌證據並不天然偏向任何一方，關鍵在於誰的眼睛被採信。
權力不對稱寫在證人名單上。 一邊是自由奴、織工與士兵，一邊是地方精英。上尉方甚至直接以「平民不值得採信」作為法律論證。
判決全盤採納主人的家譜。 傳教委員會的判決複述上尉版本，重申 1755 年法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擴及黑人。作者引用的其他判決也同樣如此：Rita 與 Cecília 因為是「黑人 Brígida 的女兒」而敗訴，而 Brígida 的母親 Clara 據說「看起來像卡夫佐」。

七、立論四：釋奴書裡的分類學

7.1 讀圖

論文圖 1 統計了聖路易斯兩間公證所的釋奴文書。下表是依圖目測的近似值，僅供參考：

年代	穆拉托 (mulato，白×黑)	卡夫佐 (cafuzo，黑×原)	馬梅盧科 (mameluco，白×原)	克里奧 (crioulo，巴西生黑人)	黑人 (preto)	合計	馬梅盧科占比	穆拉托占比	黑人占比
1740s	~9	~2	~10	~2	~2	~25	~40%	~36%	~8%
1750s	~7	~1	~5	~1	~1	~15	~33%	~47%	~7%
1760s	~11	~4	0	0	~16	~31	0%	~35%	~52%
1770s	~23	~3	0	~4	~9	~39	0%	~59%	~23%
1780s	~39	~7	0	~9	~30	~85	0%	~46%	~35%

作者的詮釋分兩層。第一，mameluco 帶有原住民血統的含義，所以從主人的角度看，它在 1755 年後幾乎消失是「合理的」。第二，mulato 在後幾十年的突出，一方面反映非洲人湧入帶來的人口增長，一方面反映公證人與主人刻意把奴隸歸類為非洲裔混血。

7.2 João de Deus 的公式

1777 年 4 月 14 日，公證人 Carlos Câmara 到 Teodosia Tereza Jesus 位於 Larga 街的家中，登記穆拉托 João de Deus 以 130$000 réis 贖身。文書寫道：Teodosia 以「正當的奴役名義」擁有 João，他是合法的奴隸，因為他是黑人女奴 Florência 之子，而 Florência 又是合法受奴役的黑人女子 Tereza 之女。

作者指出，這種措辭與 Rosa 案中上尉方的答辯如出一轍。這類本土公證公式出現在 1760–70 年代，到 1780 年代消失，正好對應自由法公布後、原住民重新談判勞役條件的那段時期。

7.3 本文的三點觀察

cafuzo 的稀少，可能比 mameluco 的消失更有說服力。作者只說 cafuzo 在洗禮登錄中常見、在公證文書裡卻罕見，令人「意外」，沒有進一步解釋。但從論文自己的邏輯推下去：cafuzo 這個詞本身就承認了原住民血統，對主人而言是危險標籤；mulato（白×黑）不含原住民成分，最安全。公證文書偏好 mulato、迴避 cafuzo，正好可以支持作者的論點，可惜原文沒有點破。
資料缺口。 作者說共有 257 份文書，但圖中各年代合計約 195 份， $257 - 195 = 62$ ，約四分之一沒有出現在圖裡。可能是沒有標註種族分類的文書，但論文沒有說明。
樣本量很小。 1750 年代只有約 15 份，任何百分比都很容易被一兩份文書左右。

八、作者沒說，但值得放在一起看的脈絡

8.1 王室自己的「詞彙工程」

作者把「黑人＝奴隸」的連結主要歸功於地方的本土慣行，但王室在同一時期也在積極操作詞彙：

1755 年 4 月 4 日的通婚 *alvará：葡人與原住民通婚不蒙污名，後代可任公職、受榮銜，並禁止以 *caboclo 等侮辱性名稱稱呼他們。
《指導條例》第 10 段：條例把稱原住民為「negros」的做法斥為不公且可恥的陋習，理由是這個名稱隱含「天生該為白人之奴」的意思，那是一般用來想像非洲黑人的；因此要求村落督導禁止任何人用這個詞稱呼原住民。原文說這是 injusta, e escandalosa introducção（不公而可恥的引入）。

也就是說，王室在法律文本中明文把「negro」定義為奴役的語意標記，並要求將它從原住民身上剝除。公證人後來在釋奴書裡強調「黑人母系」，可以看成是把王室的語意區分，翻譯成可以操作的證據格式。這一點對下面第九節的「自發性」命題有直接影響。

8.2 同時代伊比利世界的種族收緊

時間	地點	措施	方向
1773	葡萄牙	龐巴爾廢除新、舊基督徒的法律區分	本土「去血統化」
1773	葡萄牙本土	法令逐步解放本土奴隸的後代	本土邁向漸進廢奴
1755–1758	葡屬美洲	原住民自由、鼓勵通婚、禁止侮辱性稱呼	對原住民「去污名化」
1776／1778	西班牙及其美洲屬地	《王室婚姻詔令》（Real Pragmática）賦予父母阻止「不相稱婚姻」的權力	種族與階序收緊
1795	西屬美洲	gracias al sacar：可以花錢買「白人」身分的特許	種族可以商品化

把這張表放在一起看，就會發現啟蒙改革的「選擇性」：同一批改革者在本土取消血統歧視、在帝國邊疆拉攏原住民，對非洲裔的種族標記卻反而加固。Damazia 嫁給白人 José Joaquim 時遭女主人阻撓，與同時期西屬美洲的婚姻管制，可以放在同一個框架下理解。

8.3 美洲各地的「印第安母系」自由訴訟

Rosa 的官司在美洲並不孤單。

	Rosa（聖路易斯，1772–75）	Hudgins v. Wright（維吉尼亞，1806）	Scypion 家族（聖路易，1805–1836）
上位法	1755 年葡萄牙自由法	1691／1705 年後維吉尼亞禁止奴役印第安人	1769 年西班牙總督禁止印第安奴役
宣稱的祖先	外高祖母 Iria	祖母 Butterwood Nan	納奇茲族祖母
主人的反論	黑人祖先 Sabina；外貌像黑人	部分非洲血統	法屬時期合法為奴
外貌的角色	被用來反對原告	被用來支持原告	以族譜與社群記憶為主
結果	敗訴，上訴結果不明	勝訴	歷時三十年後勝訴

Hudgins v. Wright. Jackey Wright 主張自己透過母系世代源自印第安女性，為自己與兩個孩子提起自由訴訟；當時維吉尼亞自 1705 年起已禁止奴役印第安人。她主張的母系祖先是一名叫 Butterwood Nan 的自由印第安女子，證人則作證說她的女兒 Hannah 留著烏黑長髮、膚色是典型的印第安銅色，鄰居都稱她為印第安人。維吉尼亞法院的推定是：印第安人推定為自由，黑人推定為奴隸；St. George Tucker 法官用扁鼻、捲髮等外貌特徵來正當化這種差別推定，並認定 Wright 一家的外貌足以證明其印第安血統，舉證責任因此落在主人 Hudgins 身上，而他沒能證明。

這和 Freire 的「她的膚色與頭髮都不像 índia」幾乎是同一套邏輯，只是在維吉尼亞，同樣的外貌標準讓原告勝訴。兩案對照，看得出關鍵不在法律原則（兩地都承認印第安人推定自由），而在誰的外貌落在哪一邊。

Scypion 家族. Marie Jean Scypion 的母親是在戰爭中被俘、賣為奴隸的納奇茲族女子，父親則是一名黑奴。她的女兒 Marguerite 在 1805 年於聖路易提出該城第一宗自由訴訟，比 Dred Scott 夫婦的知名訴訟早了 41 年。家族成員為此纏訟三十年，期間有人已經過世。1836 年，一個密蘇里州的陪審團依據當年最初提出的同一個理由，判決她們自由，判決一路經得起上訴、直到 1838 年的美國最高法院，被視為密蘇里州印第安奴役的正式終結。

西屬美洲的兩個鏡像。 Tatiana Seijas 研究的亞洲奴隸「chinos」，在 17 世紀後期被認定屬於「indios」而獲得自由：「成為 indio」等於成為自由人。Nancy van Deusen 則發現，16 世紀被帶到卡斯提爾的美洲原住民，必須在法庭上證明自己確實是「indio」，才能適用禁止奴役的法律。Pelegrino 在註腳中引用了這兩本書，但沒有正面比較。放在一起看，他所說的「índio 是必須啟動的身分」，在整個伊比利世界都有共鳴。

8.4 「子隨母」規則的比較

體制	規則	時間	效果
羅馬法	partus sequitur ventrem	古典時期	伊比利各國繼承此原則
維吉尼亞	殖民地子女的奴隸或自由身分隨母親	1662	白人主人與女奴所生的子女仍是奴隸
法屬殖民地《黑人法典》第 13 條	奴隸父親與自由母親所生子女為自由	1685	同樣以母親為準
朝鮮	英祖時期確立奴婢「從母法」	1731 年定制	男奴與良民妻所生子女從母為良
葡屬美洲	承襲羅馬法；1755 年法再把原住民母系納入自由範圍	1755	母系成為法律攻防的核心

歷史學者 Jennifer L. Morgan 在〈Partus Sequitur Ventrem〉（Small Axe, 2018）中指出，這條規則把奴隸制的再生產放到了女性的身體上。Pelegrino 的材料其實正好可以和 Morgan 對話：原告多為女性；公證公式追溯的是母親與外祖母；Rosa 案的全部火力集中在一個五代前的女人身上。可惜作者沒有把性別當成分析軸線。

8.5 與「巴西種族流動性」神話的對話

Carl Degler 在 Neither Black nor White（1971）中提出著名的「混血逃生口」（mulatto escape hatch）說法，認為巴西的混血分類比美國的「一滴血」規則更有彈性，提供了社會流動的出口。Pelegrino 的材料呈現的卻是反方向的時刻：混血分類在這裡不是逃生口，而是封死原住民出口的閘門。主人不需要「一滴血」規則；他們只要在眾多混血類別中挑一個不含原住民成分的，再加上一句母系說明，就夠了。作者沒有直接回應 Degler，但他的發現在這場經典辯論中有明確的位置。

8.6 一百年後的回聲

巴西在 1831 年立法禁止輸入非洲奴隸，此後被非法輸入的非洲人在法律上應為自由人。19 世紀後期，黑人律師 Luiz Gama 等廢奴派律師曾援引這條法律，替人爭取自由。研究者如 Sidney Chalhoub 指出，1871 年《自由腹法》要求的 1872 年奴隸總登錄，在實務上接受主人的申報而不追查來源，等於讓大量非法奴役在文書上「洗白」。這與 18 世紀馬拉尼昂的公證公式邏輯相近：上位法開了一扇自由之門，基層文書則在登記的那一刻，把門重新關上。

九、專題：世界各地歷史上的「特製司法修辭」

9.1 什麼是「特製司法修辭」？

這裡說的「特製司法修辭」，指的是基層法律中介者（公證人、書記、代書、登記官、律師）在日常文書中發展出的公式化語言。它通常有四個特徵：

回應上位法的變動：新法打開或關閉了某條法律通道；
點對點地針對特定漏洞：不是泛泛的套語，而是預先回應某一種可能的訴訟主張；
以重複形成慣例：一再出現，直到看起來像是「本來就該這樣寫」；
預設一位未來的讀者：寫給多年後可能翻閱這份文件的法官。

馬拉尼昂的公證公式完全符合這四點。

9.2 解剖馬拉尼昂公式

成分	原文（依論文英譯）	功能
權利依據	in rightful title of slavery（以正當的奴役名義）	宣稱持有合法
身分標籤	a mulato	選用不含原住民成分的混血類別
合法性修飾語	legitimate slave	預先回應「非法奴役」的指控
母系上溯第一代	son of another slave named Florência, a black woman	依「子隨母」原則鎖定身分
母系上溯第二代	daughter of another black woman legitimately enslaved called Tereza	為遞迴設定「終點」

最後一個成分最為精巧。回到 6.3 的遞迴：只要有人追問 Tereza 的母親是誰，就可能挖出一位原住民祖先。公證公式的做法，是在 Tereza 這一代直接寫上「合法受奴役」，人為地設下遞迴的基底：

S (Tereza) := slave (legitima) \Rightarrow S (Flor e ˆ ncia) = slave \Rightarrow S (Jo a ˜ o) = slave

「legítima」這個形容詞，在法律上的作用是終止追問。它把可能長達五代的家譜爭議，截短成兩代以內、仍在活人記憶與文書範圍中的問題。Rosa 案之所以必須打到五代之前，正是因為她家的文書裡沒有這樣一個「終點」。

9.3 為什麼要寫在「釋奴書」裡？

一個值得追問、作者沒有回答的問題是：一個人都要被釋放了，為什麼還要在文件上大費周章地證明他「合法」為奴？本文提出四個可能的解釋：

保護贖身款。 João de Deus 付了 130$000 réis。如果他日後能證明自己本來就應該是自由人，主人收下的贖金就失去正當性。公式等於替這筆交易預先背書。
封堵仍在奴役中的親屬。 釋奴書是一份公文書。如果它對 João 的出身保持沉默，他仍是奴隸的母親、手足或子女，日後就可能拿它來支持自己的訴訟。寫明「黑人母系」，等於先替整個家族的奴隸身分蓋章。
保留撤銷的可能。 依《菲利普法典》（Ordenações Filipinas），主人可以因「忘恩負義」撤銷釋奴。撤銷的前提是原本的奴役合法，因此主人需要文件證明它合法。
公證文書的「公信力」。 公證人寫下的內容，在法庭上享有推定為真的效力（fé pública）。把有爭議的家譜寫進公證文書，等於把一個主張轉換成一項預先建立的證據。

9.4 一份類型學

類型	目的	典型手法	例子
防禦封堵型	堵住上位法新開的自由或權利通道	追溯不利的血統、選用安全的分類	馬拉尼昂釋奴書；巴西 1872 年奴隸登錄；維吉尼亞 Plecker 的登錄改寫
規避型	繞過禁令，換名不換實	把被禁止的交易包裝成被允許的形式	清代臺灣番地以「給墾」代替買賣；日治臺灣「查某嫺」轉為「養女」；伊斯蘭法 ḥiyal（如以買回交易規避利息禁令）；中世紀歐洲規避高利貸禁令的年金契約
身分殘留型	上位法廢除身分後，在文書中保留舊標記	註記「前身分」	日本壬申戶籍的「元穢多」「新平民」
認證型	以套語把身分主張轉成公信事實	證人證言加上固定套語	伊比利「血統純潔」證明；清代墾照的「民番無礙」；中世紀英格蘭以親屬證明農奴身分
預防爭訟型	預先排除日後的爭議	通用免責套語	清代契約的「恐口無憑，立字為據」「兩相情願，並無逼勒」「如有來歷不明，賣主一力承當」
弱者的反修辭	援引保護性的法律身分	自稱「可憐無助者」、援引自由推定	Ana Cordeira 自稱「可憐無助的 índia」；Rosa 主張「在奴役之軛下，任何延宕都是傷害」

9.5 世界各地的案例

（一）伊比利半島的「血統純潔」證明：馬拉尼昂公式的鏡像

15 至 18 世紀，西班牙與葡萄牙的修會、大學、宗教裁判所與騎士團，要求申請者提出「血統純潔」（limpieza de sangre）證明。證人出面陳述申請者四位祖父母的出身，由公證人寫成固定套語：申請者是「舊基督徒，未沾染任何猶太人、摩爾人的不良血統」。María Elena Martínez 的《Genealogical Fictions》（2008）稱之為「家譜的虛構」。這套文書技術的方向，與馬拉尼昂公式正好相反：前者證明沒有不利血統，以取得特權；後者證明有不利血統，以維持奴役。但兩者共用同一套工具：證人、母系、固定措辭、公證人的公信力。葡萄牙在 1773 年廢除新、舊基督徒的區分，馬拉尼昂的公證人卻在同一個十年裡，把這套工具倒過來使用。

（二）中世紀英格蘭：以親屬證明農奴身分

中世紀英格蘭的領主要主張某人是他的農奴（villein），可以帶出那人的親屬，由親屬承認自己也是同一位領主的農奴，以此證明身分（Paul Hyams 的研究對此有詳細分析）。Rosa 案中上尉方的論證幾乎一樣：Rosa 的親屬「一向承認自己的奴隸身分」，獲釋者也都承認是出於主人恩典。身分不是個人的屬性，而是由親屬網絡共同「承認」出來的。

（三）清代賣身契的套語

清代的賣身契有一套高度公式化的語言，例如：「今因家貧無奈，情願將親生女某某賣與某宅為婢……此係兩相情願，並無逼勒。如有來歷不明，賣主一力承當。恐口無憑，立字為據。」每一句都針對一個法律風險。「兩相情願，並無逼勒」防的是被控「略賣人口」，這在《大清律例》中是重罪；「來歷不明」條款防的是被賣者其實是被拐來的。這是預防爭訟型修辭的典型。它與馬拉尼昂公式的差別在於：清代套語是通行全國的格式，馬拉尼昂公式則是針對某一道新法臨時發展出來、事過境遷就消失的本土產物。

（四）清代臺灣：墾照套語與熟番地權

清廷對臺灣熟番（平埔族）的土地屢有保護禁令，漢人不得任意典買。研究者指出，康熙四十年以後，府城周邊田地幾乎開墾殆盡，富戶開始向官府申請南北兩路荒埔的墾照；地方官在不熟悉屏東平原地理的情況下，以「民番無礙」這類套語含糊發照，讓鳳山八社的大片草埔在行政上落入漢業戶之手。

「民番無礙」四個字，就是一種認證型修辭：在文件上預先宣告這片土地不涉及原住民權利，至於實情如何，往往沒人追究。此後，漢墾戶與熟番之間發展出以「給墾」「招佃」等名目代替買斷的契約形式，熟番社保有收取「番大租」的名義業主權，漢佃則取得實際的耕作權。柯志明 2001 年出版的《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以官方公文與岸裡社古文書等民間文獻，詳細重建了熟番地權保護政策的制度安排。

臺灣的例子與馬拉尼昂方向不同：一個是規避禁令，一個是封堵新權利。但兩者的結構相同：上位法對原住民提供保護，基層文書則決定這份保護在實務中能落實多少。

（五）日治臺灣：從「查某嫺」到「養女」

日治中期以後，殖民法院與當局否定「查某嫺」（婢女）買賣的效力，民間轉而以「養女」名義收養，實質的勞役關係很多時候並沒有改變。戰後臺灣在 1950 年代出現「保護養女運動」，正是在處理這套文書偽裝的遺緒。這是典型的規避型修辭：被禁止的身分換上合法的名義，繼續存在。

（六）日本壬申戶籍：解放令之後的註記

1871 年的賤稱廢止令禁止使用「穢多」「非人」等稱呼，並把被差別部落民編入平民；然而 1872 年編製的壬申戶籍，在族稱欄中仍可見「元穢多」「元非人」「新平民」等記載。有些地方事後用紅線把這些字樣劃掉，結果反而更引人注目。由於這些記載在就業、婚姻上被濫用而造成歧視，日本法務省在 1968 年通令回收、嚴格保管，壬申戶籍從此禁止閱覽。

這是「身分殘留型」的教科書案例：上位法宣布身分平等，負責登記的基層官吏卻在文書中保留了「前身分」。它與馬拉尼昂最相似的一點是：兩者都發生在解放令頒布後的第一時間，而且都是由負責「寫下來」的人完成。

（七）維吉尼亞的「文書滅族」

20 世紀的維吉尼亞提供了一個驚人相似的現代版本。Walter Plecker 是維吉尼亞州首任人口動態登記主任，任期從 1912 到 1946 年；他在 1943 年寫信給全州登記員，附上一份家族姓氏清單，命令不准將這些人登記為原住民。他的作為被稱為「文書滅族」（paper genocide），與 1924 年源自優生學運動的《種族完整法》一脈相承。他把人口紀錄上的種族標籤改為「有色人種」，調查「可疑」公民的家譜，並提供資訊阻止或撤銷跨種族婚姻。這份按郡市排列的姓氏清單，是他與州政府消除維吉尼亞原住民文書紀錄的一環。

Plecker 與 18 世紀馬拉尼昂的公證人相隔將近兩百年，手法卻極為接近：同樣抹除原住民分類，同樣把人改歸為「黑」，同樣在登記的那一刻完成，而且同樣有上位法作背景，技術卻是基層自創。這個案例也提醒我們，「文書抹除」的後果可以延續非常久：這些作為影響了部落爭取聯邦承認的努力，一直延續到 21 世紀。

9.6 跨案比較

案例	時空	上位法的變動	文書中介者	修辭策略	被封堵或繞過的通道	有無上級明文授意
馬拉尼昂釋奴書	1760–70 年代，聖路易斯	1755 年原住民自由法	公證人	追溯黑人母系、選用 mulato、抹除 mameluco	原住民母系的自由請求	無直接命令，但與 1755 年法排除黑人、《指導條例》第 10 段的語意一致
壬申戶籍	1872，日本	1871 年賤稱廢止令	地方戶籍吏	「元穢多」「新平民」註記	解放令賦予的平等	違背中央旨意，後遭回收封存
Plecker	1912–46，維吉尼亞	1924 年《種族完整法》	州與地方登記員	改登為 colored、姓氏黑名單	原住民身分及相關權利	有州法依據，手法為登記主任自創
1872 年奴隸登錄	1872，巴西	1831 年禁止輸入奴隸法、1871 年《自由腹法》	主人申報、登記官	不追查來源	1831 年後被非法輸入者的自由請求	制度漏洞，非明文授意
清代墾照與番地契	18 世紀，臺灣	保護熟番地權的禁令	地方官、業戶、代書	「民番無礙」、以「給墾」代替買賣	漢人典買番地的禁令	規避，常獲地方默許
血統純潔證明	15–18 世紀，伊比利	各機構的血統純潔章程	公證人、證人	「未沾染不良血統」套語	新基督徒與摩里斯科人的晉身之路	制度性要求
清代賣身契	明清	律例禁止略賣人口	中人、代書	「兩相情願，並無逼勒」	被賣者與家屬日後控告略賣	民間通行格式

9.7 共同機制

把這些案例放在一起，可以歸納出特製司法修辭的七個運作機制：

公信力的轉換：公證文書、戶籍、登錄簿享有推定為真的效力，一個有爭議的主張一旦被寫進去，就變成對方必須推翻的「事實」。
預先構成的證據：這些文件寫給的不是當下的讀者，而是多年後可能打官司的法官。
遞迴的截斷：在家譜中設下一個「合法」的終點，讓追問到此為止。
範疇的選擇：在眾多分類中挑選對己方最安全的一個，例如以 mulato 取代 mameluco 或 cafuzo，以 colored 取代 Indian。
重複即規範：同樣的措辭一再出現，久了就看起來像「本來就該這樣寫」，也就不再被質疑。
中介者的利益嵌合：公證人的酬勞來自主人，社交網絡也在精英圈內；登記官的意識形態與州法相合。所謂「中立的書寫者」並不存在。Kathryn Burns 在《Into the Archive》（2010）研究殖民秘魯的公證人時，也得出相同的結論。
弱者也有修辭：Ana Cordeira 自稱「可憐無助的 índia」，並不只是情緒表達。在伊比利法律傳統中，「可憐人」（miserabiles personae）是一個享有特別保護的法律身分，原住民正是被歸入此類的典型。Rosa 的律師援引自然法的自由推定、強調「任何延宕都是傷害」，也是一套精心設計的修辭。特製司法修辭從來不是單方面的武器。

9.8 回頭檢驗：「自發性」與「密集性」站得住嗎？

把馬拉尼昂公式描述為公證人「在無王室明確立法要求下，自發地、密集地」使用的防禦屏障，這個說法需要分兩部分檢驗：

命題	評估	理由
沒有王室命令要求公證人加註家譜	✅ 大致成立	論文沒有呈現任何此類命令，公式的具體措辭確實是本土發展出來的
公證人「自發」創造了種族界線	⚠️ 需要修正	「黑人＝奴隸、原住民＝自由」的語意區分，王室已在 1755 年法與《指導條例》第 10 段明文建立；傳教委員會的一連串判決（Rita 與 Cecília 案、Feliciano 案、Serrão 案）也一再確認。公證人的創新在於技術（把判例邏輯轉成預防性的家譜格式），而不在於方向。比較準確的說法是「法律與基層慣行共同建構」，與 Plecker 的情形類似
公式被「密集」使用	⚠️ 證據不足	論文只完整引用 João de Deus 一例，並宣稱這類公式出現於 1760–70 年代、1780 年代消失，但沒有提供次數、比例或公證人別的分布
mameluco 的消失證明了抹除	⚠️ 有替代解釋	如果帶有原住民血統的奴隸在 1757 年後依法成為自由人，他們本來就不需要釋奴書。mameluco 從釋奴書中消失，也可能代表法律生效，而不是公證人抹除

要真正驗證這個命題，至少需要三種證據：

個人紀錄連結：同一個人在洗禮登錄中被記為 mameluco、cafuzo 或 índio，到了釋奴書卻變成 mulato；
公式的計量：每十年出現幾次、占釋奴書多少比例；
公證人別的比較：如果公式集中在 Carlos Câmara 一人筆下，那可能只是個人的書寫風格，而不是整個奴隸主階級的集體策略。

至於公式為何在 1780 年代消失，作者也沒有解釋。可能的原因包括：傳教委員會的判例已經穩定，不需要再預防；具有原住民血統爭議的奴隸世代已經逐漸處理完畢；或者，非洲奴隸大量湧入後，「黑人出身」已不證自明。這些都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十、點評：這篇論文的學術價值，以及它們撐不撐得住

宣稱的價值	主要證據	評估	說明
打破「非洲奴隸取代原住民奴隸」的替代敘事，縫合兩部奴隸史	家戶層級的同居紀錄、洗禮與婚姻登錄	✅ 成立	這是本文最堅實的貢獻。Araújo 家族的微觀重建很有說服力，博論計畫也提供了更大範圍的支撐
「由下而上的廢奴」	請願、訴訟、引用法律條文的訴狀	⚠️ 部分成立	原住民的能動性確有記錄，但案例數量少；留存下來的多是送到里斯本的請願，有倖存偏誤；總督公告令顯示上層也在形塑可能性的邊界；Rosa 敗訴也顯示這種能動性有其極限。「協商式」或「共構式」廢奴可能是更精確的說法
把 índio 理解為策略性的法律身分	多起請願與訴訟中的自我稱呼	✅ 成立	與西屬美洲研究的對話清楚，並且有效延伸到葡屬亞馬遜。但代價是提姆比拉等具體族群的身分被壓平成「índio」，原住民的聲音也大多經過律師與書記轉述
本土公證公式使種族界線硬化	一則完整引文、分類統計圖	⚠️ 原創但證據偏薄	觀點重要且有啟發性，但缺乏計量；mameluco 的消失有替代解釋；圖表與文書總數之間有約 62 份的落差未說明
Rosa 案的微觀史	完整訴訟卷宗	✅ 成立	敘事豐富、程序清晰，是全文的精華。但上訴結果不明，代表性也無從判斷
史料方法：結合教區、公證、司法三類紀錄	全文	✅ 成立	對未充分研究的聖路易斯是重要的史料開拓

除了上表，還有幾處文本上的小瑕疵：

正文說 Furtado 的信寫於 1751 年，註 32 卻標為 1752 年 11 月 10 日；
先說 André Lopes 神父把 Iria 交給妹妹 Margarida Coelha，後文上尉方要證明的卻是「神父之妹 Maria Coelha 為唯一繼承人」，而 Maria Coelha 同時是一名 40 歲的證人；
有一處把「Rosa」誤植為「Rosai」。

這些不影響論證本身，但顯示文稿的校對可以更嚴謹。

總結來說，這篇論文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它讓「法律變革」的歷史有了兩個面向：一面是被壓迫者如何學會使用法律，另一面是掌握書寫權的人如何在法律變動的第一時間改寫文書。作者對前者的論證比較紮實，對後者的論證則比較像是一個極具啟發性、但尚待更多證據支持的假說。也正因為後者還沒被完全證實，它為後續研究留下了清楚的方向：個人紀錄的連結、公式的計量，以及與世界各地「文書如何使法律落地或落空」的比較。放進第九節那張跨越伊比利、英格蘭、清代中國與臺灣、明治日本、維吉尼亞的比較表中，馬拉尼昂的公證人不再只是地方史的註腳，而是「誰握有寫下事實的筆」這個普遍問題的一個清晰例證。

“Do Not Harm the Decorum”: Mixed Courts and Cloth in Colonial Indonesia

鄭仕群 — Fri, 13 Nov 2026 16:53:59 +0000

Sanne Ravensberge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2;40(3):533-548.
doi:10.1017/S0738248022000438

「勿損體統」：綠桌布、蠟染與護身符——讀 Ravensbergen 論殖民印尼混合法庭，兼談世界史上的靈性攻防

1920 年，爪哇本地公務員協會向殖民政府提出一個看似瑣碎的請求：在 landraad（地方混合法庭）開庭時，能否讓他們穿平常執勤的白色殖民制服，而不是規定的「傳統服裝」？最高法院給司法局長的意見只有一句：這會「有損體統」（would harm the decorum）。請求被駁回。

一份談衣服的公文，成了這篇論文的標題。殖民政府為什麼這麼在乎法官穿什麼？密西根大學歷史學者 Sanne Ravensbergen 的回答是：在殖民地的混合法庭裡，布料本身就是法律的一部分。

研究對象：1860 到 1930 年代荷屬東印度（今印尼）爪哇島 landraad 的法庭照片，作者挑出四張細讀。
核心主張：法庭裡的布料（綠桌布、蠟染裙、制服、條紋外套、頭巾）是書面檔案沒有記錄的「替代檔案」。法庭是一個多重訊息、同時投向多重受眾的符號空間。
關鍵論點：荷蘭人並不想把殖民地法庭複製成荷蘭法庭。他們刻意要求每個角色穿「自己的傳統服裝」，用可見的多元來展示「雙重統治」與管轄層疊（jurisdictional layering）。
理論野心：這種層疊挑戰了殖民史常用的「直接統治／間接統治」二分法。
方法：視覺與物質取向的法律史，把照片當成物件、把蠟染當成可閱讀的文本。

一、舞台：landraad 是什麼樣的法庭？

荷屬東印度實行按族群分軌的司法體系。landraad 審理原住民與華人等「非歐洲人」的刑事案件與小額民事案件，是殖民統治在地方層級最常被看見的面孔。

法院	主要管轄	組成	場所	社會觀感
Raad van Justitie（司法參事會）	歐洲人案件	荷蘭法官	大城市的新古典主義建築	涉及歐洲人的轟動案件，旁聽席很快坐滿
Landraad（地方法院）	原住民與其他非歐洲人	荷蘭居民官任主席（後改由「獨立」的專業法官）＋爪哇貴族（priyayi）陪審成員＋jaksa（檢察官）＋penghulu（伊斯蘭法顧問）＋書記；涉華人案件時有華人甲必丹	城市的小型法院；鄉間則在荷蘭居民官宅邸前廊或爪哇攝政（bupati）的 pendopo（開放式會堂）	被視為只審「無聊竊案」，但最重可判 20 年戴鐐苦役
Ommegaande rechtbank（巡迴法庭）	重大刑案	巡迴的混合法庭	案發地	例如 1888 年萬丹起事的審判

背後的政治結構是：到 19 世紀初，西爪哇的井里汶、萬丹兩蘇丹國，以及中爪哇馬打蘭王國的外圍地區，已經變成殖民國家的「政府直轄地」。只有日惹蘇丹與梭羅蘇蘇胡南保住了王位，所在的「王侯領地」（Vorstenlanden）面積有限。在直轄地上，荷蘭人直接統治，但原本代表爪哇王權治理地方的貴族階層 priyayi 繼續握有區域權力，被吸納進殖民官僚體系。landraad 正是這種「雙重統治」最濃縮的展示櫥窗。

二、作者的方法：四張照片，四種文類

檔案館替這些照片編目時一律標為「landraad 照片」，但作者指出，它們其實屬於完全不同的文類，各自服務不同的主人。

圖	年代	地點與場景	委託者／保存者	文類	主要的布料線索
圖 1	約 1865	中爪哇 Pati，攝政的 pendopo	爪哇攝政 Tjondronegoro 委託 Woodbury & Page 拍攝	在地菁英的政治自我呈現（擺拍）	綠桌布、ceplok 紋蠟染、黃色儀傘、屏風
圖 2	1888	西爪哇萬丹 Cilegon，巡迴法庭實況	委託者不明；保存在 Djajadiningrat 家族檔案	帶新聞性質的鎮壓紀錄	大幅 parang rusak「禁忌紋樣」
圖 3（原文圖 5）	約 1890	巴達維亞照相館	不明	「典型殖民場景」的異國情調擺拍	證人頭巾（疑藏護身符）、條紋 lurik 外套
圖 4（原文圖 6）	1897–1903	中爪哇 Banyumas	混血法官 Du Cloux 的家族相簿	法官的職業與家族紀念照	西式法袍、制服、桌布

作者的方法論支柱有二：

照片是物件：照片被做成名片、賀卡，被排進家族相簿，是有立體生命的物件，而不只是影像（Edwards & Hart）。
蠟染是被「書寫」出來的：中爪哇的 canting（熱蠟筆）技法讓紋樣真的是「寫」上去的，所以蠟染可以像文本一樣閱讀（Farish Noor）。

黑白照片抹掉了顏色，作者把它們還原回來：靛藍與褐色的 kain panjang（長圍裙布）、黃色的 payung（儀傘）、綠色的桌布。真實的法庭色彩濃烈。

三、逐張細讀

3.1 Pati，約 1865：攝政自己導演的法庭

委託者是爪哇人。攝政 Tjondronegoro 讓攝影師替他的四個兒子、隨從和自己拍照，「當然」也拍了一場擺拍的法庭。他坐在左起第四位，直視鏡頭。他的兒子 Hadiningrat 後來回憶，自己曾在約 1863 年到三寶瓏拜師 Woodbury 學攝影。
座位就是權力地圖：荷蘭居民官坐中央，由混血書記協助。爪哇陪審成員坐在兩側，左右再由華人甲必丹與 penghulu 夾住。jaksa 站在左邊。助手坐在地上，攤開卷宗。兩名嫌疑人背對鏡頭坐在桌前。
讀蠟染：右側一位爪哇陪審成員的 kain panjang 是 ceplok 紋（幾何玫瑰花形），標示他的貴族血統與地位。
翻譯中的流失：約 1867 年，荷蘭畫家把這張照片改畫成給荷蘭讀者看的版畫。蠟染紋樣與儀傘的確切顏色都消失了，綠桌布卻留了下來。荷蘭人讀得懂的符號存活，讀不懂的被刪掉。
影像再生產神話：這幅版畫三十多年後成了荷蘭作家 Augusta de Wit 小說《De Godin die Wacht》（1903）的素材。照片裡那面多半是攝影師為了構圖擺上的屏風，在小說裡變成殖民法庭的「標準配備」，代表歐洲秩序與舒適。攝影開始反過來塑造殖民者對法庭的想像。

3.2 Cilegon，1888：起事之後的「禁忌紋樣」

背景：1888 年萬丹爆發農民起事，不少爪哇 priyayi 與荷蘭官員遭到攻擊。起事領袖 Ki Wasyid 於 1888 年 7 月 9 日舉兵，同月 30 日戰死。他起事前曾在 Cilegon 擔任法院的伊斯蘭法顧問（qadi），1887 年 11 月 18 日還被殖民法院判處鞭刑、監禁與 7.5 盾罰款。換句話說，叛軍領袖本人曾經是這套混合司法體系的一員，也曾是它的被告。
照片裡的法官就是受害者：坐在椅子上的爪哇陪審成員都是起事中直接被攻擊的地方 priyayi。起事者有人被軍隊擊斃，有人被這個巡迴法庭判處苦役或死刑。另有 94 人雖被法庭判無罪，仍以「政治措施」為名流放外島。
parang rusak：陪審成員穿著異常大幅的 larangan（禁忌）紋樣，最醒目的是波浪斜紋 parang rusak。這類紋樣源於中爪哇，只有高階貴族能穿，而且只能繼承。它有兩種詞源解釋：一說是馬來語的「斷劍」；另一說來自爪哇語 pereng（珊瑚礁斜坡），象徵印度洋巨浪拍擊南岸礁岩。傳說蘇丹 Agung 觀浪冥想，從中悟出以堅持克服艱難的智慧。對剛遭攻擊、急需重建權威的 priyayi 來說，這是很「對題」的選擇。
觀看的幾何學：大幅重複的紋樣本來就設計成從「恭敬的距離」觀看。坐在地上的被告（幾乎都請不起律師）得抬頭才看得到法官的臉，但蠟染紋樣就在他們視線的正前方。
跨族群的借用：萬丹是巽他人的地方，parang rusak 卻是中爪哇王室的符號。巽他 priyayi 穿上它，是向在地觀眾同時宣示三件事：自己的法官身分、自己的貴族地位，以及與中爪哇王權的親緣。
制服的中段：上下兩端（頭冠與蠟染）指向爪哇的階序，中段的外套則指向殖民官僚。1870 年的規定把細節寫得很清楚：中階的 wedono（區長）穿寶藍外套，九顆鈕扣上各壓一個戴冠的「W」，配銀線刺繡，內襯黃緞。
一個動人的細節：Cilegon 區長之子 Achmad Djajadiningrat 晚年在回憶錄裡寫道，他當時年紀還小，每天早上跟父親去開庭，幫忙提文件和法典。

3.3 巴達維亞照相館，約 1890：頭巾裡的護身符

擺拍的「典型場景」：penghulu 把《古蘭經》舉在證人頭上主持宣誓。這是殖民凝視的典型產物：荷蘭庭長居中，爪哇成員被拍得被動，強調差異與異國情調。
看不見的力量：荷蘭官員，尤其是鄉間的官員，懼怕爪哇神祕主義與「沉默之力」（stille kracht），所以在法庭上搜查證人的頭巾，找可能藏在裡面的護身符。據信護身符能抵消宣誓的效力，讓證人說謊也不會遭到神罰。被沒收的紙質護身符大量寄回荷蘭博物館，在那裡常常沒人拆開，被當成不起眼的塗鴉。布料成了藏匿與法力的所在。
條紋的雙重語意：被告與證人穿的 lurik 是一種堅實的條紋織布，原本是鄉村男性、未婚女性與日惹蘇丹僕役的衣料，象徵服務與謙卑。但作者追問：照相館的攝影師會不會是刻意讓被告穿條紋，好呼應歐美觀眾心中的條紋囚服？

3.4 Banyumas，1897–1903：混血法官的家族相簿

人物：Charles Philippe du Cloux 是生於南蘇門答臘巨港附近的印歐混血兒，1881 年在烏特勒支大學取得博士，論文題目是旅店主人對旅客財物的責任，內容幾乎看不到殖民地。只有最後一條論綱（stelling）主張：只有具殖民地經驗的人才該出任總督。
相簿裡的法庭：照片夾在他蓄鬍逐年氣派、妻子童年、印尼保母、打牌聚會之間。法庭照是這本家族相簿裡少數呈現他工作場景的照片。
landraad 的地位下滑：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高階 priyayi 把 landraad 的工作丟給低階貴族，荷蘭居民官也被「獨立」的專業法官取代。landraad 成了新興法律人的地盤。不少自認是引導印尼「孩子」的「父親」型庭長抱怨自己的工作沒人看見，於是拍照寄回荷蘭，展示一整排穿傳統服裝的菁英。
回到標題：1909 年的規定已允許爪哇官員平時穿白色歐式制服，唯獨 landraad 開庭時例外，必須穿 1870 年改良過、配黑外套的「傳統」服裝。1920 年的請求被駁回，正是延續這個邏輯：法庭可以衰落，但多元服飾的「體統」不能動。

四、作者立論的特色

從文本轉向物件：布料脆弱，難以保存，書面檔案也很少描述，但照片「意外地」保存了它們。作者把這批材料提升為正式的史料類別，呼應近年法律史對「法律在哪裡被製造」（空間）以及書記、抄寫員等「隱形法律工作者」的關注。
多重受眾、多重訊息、多重誤讀：同一塊布對不同人說不同的話，下表最能說明這一點。

物件	對荷蘭官員	對爪哇 priyayi	對受審的鄉民	後世遺緒
綠桌布	歐洲傳統中權力者做決策的桌子	殖民法院的標誌	被「帶到綠桌前」等於被告上法院	印尼語 dimejahijaukan（被送上綠桌＝被起訴）；蘇利南荷語也有「拖到綠桌前」的說法
larangan 蠟染	大多讀不懂	血統、位階、與中爪哇王室的連結	視線正前方的權威符碼	至今仍有宮廷穿著禁忌
寶藍或黑色外套	殖民官僚位階	雙重效忠的證明	「官」的形象	1920 年的爭議
纏頭巾（penghulu）	依 1859 年規定，只有朝覲過麥加的人能穿阿拉伯服飾	宗教權威	宣誓的神聖性	—
lurik 條紋	也許聯想到囚服	鄉民與僕役的謙卑	自己的日常衣料	—
證人頭巾	可能藏著破壞宣誓的護身符	—	護身與自保	護身符沉睡在荷蘭博物館

用「管轄層疊」取代「直接／間接統治」二分：黑色法袍、蠟染裙與纏頭巾看似無縫共存，把殖民法律多元主義中的不平等與爭執包裝在「和諧多元」的外觀裡。
反轉「劇場」說：殖民者常說這些照片像一齣「戲」，作者則堅持道具不是裝飾，而是真的在傳遞訊息。
法庭的時空比紙張重要：在爪哇，紙本文件有重要的法律與象徵意義，但在 landraad 的刑事案件裡，真正有分量的是開庭當下的空間與時刻。用作者的話說，這裡的物件往往比言語更響亮。

五、作者沒說、但值得對照的資料

5.1 綠桌布其實是歐洲官僚制的家徽

作者在註腳提到，從英格蘭普通訴訟法院到俄國鄉鎮法院，到處都有綠桌。這條線可以拉得更遠：歐洲行政權力的詞彙，很多本來就是以桌布命名的。

bureau → bureaucracy：英文與法文的 bureau 原指覆蓋書桌的布，來自古法語 burel（一種粗羊毛布）。法國經濟學家 Gournay 在 18 世紀以它為字根造出 bureaucratie。「官僚制」的字面意思，就是「桌布的統治」。
英國王室的綠布委員會：英格蘭王室的 Board of Green Cloth 得名於成員圍坐的綠色粗呢桌布，這個機構的發照管轄權一直延續到 2004 年才廢止。15 世紀的王室《黑皮書》（1471–72）甚至把這張綠布桌描述為審判之桌，坐在桌邊的官員是真相的記錄者與見證人。
Exchequer（英國財政部）：名稱來自 12 世紀計帳用的棋盤格桌布。
慣用語：德語「在綠桌上決定」（am grünen Tisch）諷刺脫離現實的官僚決策；法語 mettre sur le tapis（擺到桌毯上）指提出討論。

所以荷蘭庭長連在戶外開庭都要鋪上綠布，不是因為講究，而是在攜帶一整套歐洲行政與司法權威的系譜。

5.2 「禁忌紋樣」的世界比較

體系	時代	載體	誰能使用
爪哇 batik larangan	18 世紀中葉以降	parang rusak、sawat 等紋樣	王族與高階貴族
清代補服	1644–1911	胸前補子，文官繡禽、武官繡獸	依九品官階
日本「禁色」	平安時代以降	黃櫨染等特定顏色	天皇與獲敕許者
拜占庭帝王紫	4–15 世紀	骨螺紫染料	皇帝與皇室
都鐸服飾法	16 世紀	紫絲、金線布等	依爵位
夏威夷 ʻahu ʻula	歐洲接觸前至 19 世紀	羽毛斗篷	aliʻi（酋長）
阿散蒂 kente	18 世紀以降	特定織紋	部分紋樣專屬國王

爪哇的部分有具體史料。日惹蘇丹 Hamengku Buwono I 在 1785 年把 parang rusak 列為禁忌紋樣；梭羅的 Paku Buwono III 也嚴禁 sawat、parang rusak 等紋樣。Paku Buwono III 的敕令可以追溯到 1769 年，明文把 sawat 與 parang rusak 等長布列為「我的禁忌」。到 1927 年，Hamengku Buwono VIII 還把 parang 紋樣寫進宮廷服制文件，作為判定王族與貴族位階的主要準則。詞源方面，大英博物館的藏品說明指出，parang 一詞見於 14 世紀的《Nagarakertagama》，意思接近「敵人」，因此 parang rusak 可能帶有「摧毀敵人」的意味，傳統上也與 17 世紀馬打蘭的蘇丹 Agung 相連。這個詞源比作者採用的「斷劍」或「礁坡」兩說更具攻擊性，放在鎮壓起事的法庭上也更耐人尋味。

5.3 帝國管理服裝的五種策略

策略	代表例	邏輯
強制保留差異	荷屬東印度（可上溯到 VOC 要求各族群穿各自服裝）；英屬印度（Bernard Cohn〈Cloth, Clothes, and Colonialism〉指出英國人要求印度王公在朝會穿「東方式」服裝）	差異可見，分而治之，同時借用在地權威
禁止被統治者的服裝	英國 1746 年《服裝法》禁止蘇格蘭高地服飾（至 1782 年）	服飾是叛亂動員的符號
強加統治者的服裝	清初薙髮易服	服從必須看得見
由上而下的現代化	明治服制改革；土耳其 1925 年《帽子法》	國家主權與文明化
被統治者的反向挪用	甘地的 khadi 土布運動	用布料奪回政治主體性

放在這張表上看，1920 年的請求格外有意思。甘地是用本土布料對抗殖民，爪哇公務員卻是想穿殖民者的白制服，而殖民者反過來堅持他們必須穿「傳統」。被殖民者追求同一，殖民者堅持差異，這正是荷蘭式統治的弔詭。作者沒有引用 Cohn 和 Lauren Benton（《Law and Colonial Cultures》）的管轄政治研究，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兩者都能直接撐起她的論點。

5.4 從殖民刑法到 2026 年的新刑法：護身符焦慮被寫進法典

作者把搜查護身符描述為一種「焦慮」，但它其實曾被正式寫進刑法。

殖民時代留下的舊刑法第 547 條：證人依法宣誓作證時，若在法庭上佩戴護身符或法器，可處最長十日的拘役。同一章的第 545 條禁止以占卜者或巫者為業，第 546 條禁止買賣法器。這條規定源自荷屬東印度刑法典，印尼獨立後沿用了數十年。
2026 年的新刑法：印尼新刑法（2023 年第 1 號法律）自 2026 年 1 月 2 日起施行，第 252 條通稱「巫術條款」。學界認為它取代了舊法第 545 至 547 條的隱性規範，把相關行為明文入罪。這條罪的成立不必證明法力真的存在，處罰的重點是「宣稱自己有法力」並提供服務的行為。立法目的是防止詐欺、勒索，以及民眾因懷疑巫術而私刑報復。
圖 3 的場景至今仍在上演：今天印尼法院為穆斯林證人主持宣誓時，法院的監誓人員仍站在證人身後，把《古蘭經》舉在證人頭上。

5.5 Sumpah pocong：布料與誓言的另一種結合

如果說論文談的是布料削弱誓言（頭巾裡的護身符），印尼還有一種布料加強誓言的傳統。Sumpah pocong（屍布誓）要求發誓者像死者一樣裹上 kain kafan（白色裹屍布），通常在清真寺、有見證人在場時進行。伊斯蘭法裡其實沒有這種形式。它卻能進入國家法院：印尼法律實務見解認為，只要法官被說服，屍布誓可以作為「決訟宣誓」，一經宣誓即終結訴訟，先例是 Lumajang 宗教法院 1996 年的判決。2024 年轟動全國的 Vina 命案中，已服刑的 Saka Tatal 在 8 月 9 日公開進行屍布誓，他自己也清楚這不會影響最高法院的再審判決。屍布誓的法律效力是零，但在社會上有效：它是在向輿論法庭作證。

5.6 人物補遺：照片裡的家族，後來成了誰？

圖 1 的家族與卡蒂妮：印尼教育部出版的卡蒂妮（Kartini）傳記記載，她的祖父 P.A. Tjondronegoro IV 二十五歲就被任命為 Kudus 攝政，1850 年調任 Demak；兒子 Hadiningrat 後來接任 Demak 攝政。這位祖父是第一位請荷蘭家教教育子女的爪哇貴族。也就是說，那位在 Woodbury 門下學攝影的 Hadiningrat，正是印尼婦女解放先驅卡蒂妮的伯父或叔父。
兩張照片的孩子後來交會了：同一本傳記指出，1902 年全爪哇與馬都拉只有四位精通荷語的攝政，包括 Serang 攝政 Achmad Djajadiningrat、Demak 攝政 Hadiningrat，以及卡蒂妮的父親 Sosroningrat。1865 年 Pati 照片裡學攝影的少年，和 1888 年 Cilegon 法庭上替父親提法典的男孩，二十年後都成了殖民體制裡最「現代」的爪哇菁英。
這個家族愛攝影：同一家族的 Tjondronegoro V 約在 1862 年也請 Woodbury & Page 拍過肖像，他曾四度沿郵政大道旅行爪哇。（本節身分辨識有一處疑點，見第七節。）

六、專題：世界史上的「靈性攻防」

Landraad 的護身符之戰，可以這樣概括：殖民者借用伊斯蘭的宗教權威，向受審者的內心施壓；被殖民者則用在地的護身符守住內心的安寧。從物理上看，雙方的武器都沒有作用；從社會上看，兩邊都真實承受了壓力。

社會學有一句老話：一個情境只要被人當真，它的後果就是真的（湯瑪斯定理，W. I. Thomas, 1928）。下面先用一個簡單模型說明為什麼「沒有物理效果」的東西會有實際效果，再看世界各地的案例。

6.0 一個簡單模型：為什麼護身符「有效」？

假設證人考慮說謊，只有在說謊的好處超過預期代價時才會說謊：

Lie ⟺ G > p \cdot S + q \cdot L

變數	意義
G	說謊的好處（脫罪、保護親友）
p	證人主觀相信會遭到神罰的機率
S	神罰的嚴重程度（病、死、禍延子孫）
q	被世俗法庭識破的機率
L	偽證罪的刑罰

把右邊的預期代價記為說謊門檻 G*。護身符的作用是降低證人主觀上的 p，門檻跟著降低：

G = p \cdot S + q \cdot L, p_{amulet} < p \Rightarrow G_{amulet} < G^{*}

荷蘭法官搜查頭巾，就是要把 p 拉回原位。整場攻防都發生在 p 這個信念變數上，而 p 的數值只取決於當事人信什麼、信誰。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那些護身符一到荷蘭就失效，變成「沒人拆的紙」：在荷蘭，沒有人的 p 會被它們改變。經濟學家 Peter Leeson 用類似邏輯分析中世紀的神判：只要被告相信神會顯靈，有罪的人就傾向迴避或認罪，神判因此「有效」。

6.1 法庭與宣誓

雅典的「綁舌」詛咒板（西元前 5–4 世紀） ★★★★
雅典 Kerameikos 墓地的古井出土大批鉛製詛咒板，學者 Faraone 指出其中多數是「綁縛咒」，很多與訴訟有關，內容是請求神祇綁住某位即將出庭指證自己的人的舌頭與思緒。這可以說是 landraad 護身符的鏡像：雅典人不是保護自己的證詞，而是去封印對手的證詞。研究者認為，這些詛咒板顯示雅典的民主司法容易被訴訟當事人以這種方式操弄。

《女巫之槌》（1486）裡的法官防護手冊 ★★★★★
這是與荷蘭搜查頭巾幾乎一模一樣的歐洲先例。這本獵巫手冊建議：法官應隨身配戴在棕枝主日祝聖過的鹽與聖草，以聖蠟封好掛在頸上；若方便，應讓女巫倒退著被帶到法官面前；剝去她的衣服，是因為女巫習慣在衣服或頭髮裡藏迷信物品，好在刑求下保持沉默。手冊甚至要求剃光嫌犯全身毛髮。法官與陪審在整個審理過程中都不可讓女巫碰觸身體。四百年後，荷蘭法官在爪哇翻找證人的頭巾，邏輯完全相同：怕的是布料與毛髮裡藏著能讓證人抵抗審訊的法力。

英國殖民法庭的「斬雞頭」 ★★★★
大英帝國的法院也碰到與荷蘭人同樣的問題：哪一種誓言才能約束「異教徒」的良心？1904 年加拿大卑詩省一件謀殺案的審判紀錄裡，通譯逐一詢問證人摔碟子、親吻聖經、斬雞頭、燒黃紙這四種誓法哪一種最有約束力，另一名證人則表示斬雞頭的誓言最具約束力。儀式的做法是證人先在紙上簽名，然後在法院外把公雞頭放在砧板上斬下，再把誓紙燒掉。澳洲新南威爾斯 1891 年也有華人證人在法院斬公雞發誓的報導。

臺灣的斬雞頭 ★★★
日治時期的法學者增田福太郎記錄過一件東山的案例：王姓男子向朋友借了 50 圓，朋友過世後他卻向遺孀聲稱已經還清。法院因為沒有借據不受理，遺孀便逼他到城隍廟斬雞頭發誓。據記載，二十天後王某在街上語無倫次地狂奔，說願意給遺孀 100 圓了結此事。到了現代，2001 年顏清標被控恐嚇與殺人未遂時，選擇在大甲鎮瀾宮公開立誓清白，藉此鞏固政治資本。國家法院無能為力的時候，城隍爺接手。

肯亞的茅茅誓言與英國的「反誓」 ★★★★★
這是殖民政府主動發動「靈性反擊」的經典案例，而且留下了失敗的官方承認。1952 年《時代》雜誌報導，肯亞殖民政府雇用職業巫醫下鄉驅邪，收費是每道咒語一隻山羊。1950 年代中期，Machakos 地區的英國行政官甚至招募坎巴族的巫醫與淨化師，替被認為宣過茅茅誓的人「淨化」。結果呢？殖民大臣 Lennox-Boyd 在 1955 年向國會承認，緊急狀態初期大規模施行的淨化誓言大多無效，一是因為人們不把政府主辦的誓言當真，二是淨化過的地區很快又被茅茅重新施誓。後來改用公開懺悔制度反而有效，因為民眾親眼看到懺悔的人並沒有因背誓而死，信心與懺悔人數才逐漸增加。用 6.0 的模型來說：政府的淨化儀式改變不了 p，因為發令者沒有正當性；真正讓 p 下降的，是「背誓者沒死」這個可觀察的反證。

貝寧王國的反詛咒（2018） ★★★★★
這是現代最成功的靈性反擊。奈及利亞人口販子會帶受害女性到神壇發 juju 誓，讓她們不敢逃跑，也不敢作證。2018 年 3 月 9 日，貝寧王國的國王 Oba Ewuare II 公開宣布被販運者解除誓約，並詛咒人口販子。當天有數百名巫醫齊聚王宮，執行解除詛咒的儀式。他還宣告，繼續從事販運的人，原本加在受害者身上的詛咒會轉回到加害者身上。效果很快出現：奈及利亞反販運署 Edo 州的指揮官表示，詛咒解除後受害者明顯更願意出庭作證。但這也有極限：歐盟庇護局的報告指出，這份宣告的影響力隨時間減弱，部分不是 Edo 州出身的販運者也認為詛咒管不到自己。和肯亞對照，差別一目了然：英國政府主辦的淨化沒人當真，傳統宗教領袖的宣告卻能改變人心。

6.2 盟約與契約

侯馬盟書（春秋晉國） ★★★
1965 年山西侯馬出土數千件朱書玉石片，是晉國卿族趙氏與其盟友的盟誓文書。盟辭要求參與者效忠盟主、不與敵對宗族往來，違者「麻夷非是」（學者多讀作「滅彼氏族」），由先君神靈監督懲罰。盟書與犧牲一起埋入坑中，把契約交給地下的神靈託管。

西元前 43 年漢匈「骷髏杯」血盟，以及朝廷差點「解盟」 ★★★★★
《漢書·匈奴傳》記載，漢使韓昌、張猛與呼韓邪單于登上諾水東山，殺白馬，單于用徑路刀與金留犁攪酒，雙方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骨製成的飲器共飲血盟，約定漢與匈奴世世代代不得互相欺詐攻擊，先背約者受上天降禍。兩人回朝後，公卿認為他們擅自以漢朝世世子孫與夷狄立下詛盟，讓單于可以拿惡言上告於天，主張派使者去「告祠天，與解盟」。漢元帝最後只讓兩人以錢贖罪，並下詔不必解盟。
這是一場典型的「我方」與「非我方」靈性攻防：漢朝大臣真心擔心匈奴握有一份能向上天告狀的毒誓，想派人去辦一場宗教儀式把它撤銷。

日本的起請文與熊野牛玉寶印 ★★★★
中世以降的日本，重要契約要寫成起請文：在牛玉寶印護符的背面寫下罰文，列舉違約時要承受神罰佛罰，並召請一連串神佛作證。熊野那智大社的版本用八咫烏的圖案組成文字，許多起請文還會在署名上按血印。民間傳說違背熊野誓紙就會吐血而死、墮入地獄，熊野的烏鴉也會死去一隻。起請文的歷史比過去以為的更早：2007 年琵琶湖北岸的塩津港遺址出土了一片 1137 年的木簡，比原本公認最早、1148 年東大寺的起請文還早。戰國時代的「一味神水」更直接：燒掉起請文，把灰混進水裡，大家一起喝下。

東南亞的「喝誓水」 ★★★★
阿瑜陀耶與曼谷王朝的效忠儀式是：僧侶誦經加持水，宮廷婆羅門把國家寶劍等王室兵器浸入水中，官員聽完誓詞後必須把杯中水喝到一滴不剩。法國使節 La Loubère 在 1691 年的著作中就記錄過這套儀式。緬甸蒲甘王朝也有類似的效忠誓水，以祭祀精靈的動物鮮血混入水中，用刀劍矛尖攪拌後飲下，刀兵象徵背誓者的橫死。契約的條款就這樣被直接喝進身體裡。

哈羅德的聖物誓言（1064 年前後） ★★★
威塞克斯伯爵哈羅德據說在諾曼第向威廉宣誓效忠，貝葉掛毯描繪他手按兩個聖物匣。12 世紀的諾曼編年史家 Wace 進一步說，聖物原本被布蓋住，哈羅德不知道自己對什麼發了誓。這與 landraad 的情節相互呼應：布料再次成為隱藏靈力的機關。後來威廉以「背誓者篡位」為由爭取到教宗支持，1066 年打著教宗的旗幟渡海征服英格蘭。

6.3 戰爭

羅馬的「呼神出城」（evocatio） ★★★★★
羅馬人圍城時，會舉行儀式邀請敵城的守護神「投奔」羅馬，承諾在羅馬為祂建造更好的神殿。文獻與銘文證據從西元前 396 年攻下維愛、迎回朱諾女神，延續到西元前 75 年左右攻下舊伊紹拉。1970 年在土耳其 Bozkır 發現的一塊銘文，記錄了 Servilius Vatia 攻克舊伊紹拉時許下的誓願，形式接近 evocatio。不過也有學者不買帳：一篇 2023 年的博士論文認為，維愛、迦太基、舊伊紹拉等圍城戰都沒有可靠證據顯示真的舉行過這項儀式。這套武器也有對應的防禦：古代作家記載，羅馬自身守護神的祕名受到嚴密保守，就是怕被敵人反過來「呼走」。

拜占庭的聖母長袍（860） ★★★★
相傳羅斯人艦隊圍攻君士坦丁堡時，牧首把珍藏在 Blachernae 教堂的聖母長袍（maphorion）浸入海中，隨後風暴大作，艦隊潰散。一件布料成了城牆之外的最後一道防線。

清代王倫起事（1774） ★★★★
王倫的清水教起事軍一路擊敗清軍，民間開始流傳他們會刀槍不入的法術，臨清城的許多官員在起事軍抵達前就逃走了。清人筆記（俞蛟《臨清寇略》）還記載守軍以穢物與婦女破除邪術的「反制法術」。實際的戰果則是：謠言比刀槍先攻下了官員的士氣。

羅馬尼亞與日本？不，是坦尚尼亞與烏干達的「防彈油」 ★★★★

Maji Maji 起事（1905–07，德屬東非）：先知發放 maji（聖水），宣稱能讓德軍子彈化成水，把原本互不統屬的族群串連起來，最後卻在機槍與焦土政策下造成數萬乃至更多人死亡。
Alice Lakwena 的聖靈運動（1986–87，烏干達）：自稱先知的 Alice Lakwena 號召了約七千到一萬名信徒，宣稱只要在胸口塗乳油木果油，政府軍的子彈就會化成水，擲出的石頭會像手榴彈一樣爆炸。這個運動一度差點推翻剛上台的 Museveni 政權。1987 年 11 月，聖靈運動在距坎帕拉約 80 公里的 Jinja 被政府軍重砲擊潰，她騎腳踏車逃往肯亞。

辛巴威獨立戰爭的靈媒（1966–80） ★★★
這是靈性資源轉化為實際政治動員的成功案例。人類學家 David Lan 研究東北部 Dande 地區 1971 到 1979 年的游擊戰，發現 ZANU 游擊隊必須進入當地農民的社會與文化實踐，才能取得支持。全國有數十位附身紹納王室祖靈的靈媒積極支持抗爭。祖靈的禁忌約束游擊隊的行為，祖靈的認可則替他們換來農民的糧食與情報。

美國中情局的「吸血鬼」心理戰（1950 年代菲律賓） ★★★★★
中情局的 Lansdale 先派人散布謠言，說 Huk 游擊隊紮營的山上有 aswang（菲律賓傳說中的吸血妖怪），再埋伏在山徑上，悄悄抓走巡邏隊的最後一人，殺害後在頸部刺出兩個洞、放乾血液，把屍體丟回路上。據研究這段歷史的 Aswang Project 整理，這種吸血鬼手法只用過一次，趕走了一個約一百到三百人的中隊；更常用、也更有效的是在疑似通敵者的屋牆上畫「上帝之眼」。也有人質疑當地傳說中根本沒有吸血型的 aswang，真正嚇人的恐怕是同伴被殘殺倒吊的景象本身。這個案例提醒我們：所謂「靈性攻擊」，有時只是真實暴力的包裝。

越戰的「遊魂行動」與 10 號鬼帶 ★★★★
美軍第六心戰營利用越南人「客死異鄉、無人安葬便會成為遊魂」的信仰，製作了「Wandering Soul」心戰錄音。有心戰老兵回憶，他們在遊魂錄音裡混入老虎吼聲，兩人小組在山上播放後，有 150 名越共下山。不過這場行動的整體成效始終難以確定。

英國情報單位的占星師（二戰） ★★★★
在宣傳戰專家 Sefton Delmer 指揮下，占星師 Louis de Wohl 偽造了德國占星雜誌《Zenit》的高仿版，在假星盤裡「預言」納粹將領將遭厄運、希特勒將被親信背叛，再偷運進德國流傳。至於當初雇用他的情報目的，英國擔心希特勒的戰爭由占星術士主導而聘請他，但幾個月後他拿不出任何關於希特勒御用占星師 Krafft 的實證，就被悄悄冷落了。冷戰時期，美國也因為擔心蘇聯發展「心靈武器」而推動遙視計畫（Stargate），1995 年的外部評估結論是沒有可用的情報價值。

韓國的「日帝鐵樁」 ★★★★★
這個案例的靈性攻擊是否真的發生過都有爭議，但它的政治效果極為真實。1995 年 2 月 28 日，也就是三一節前一天，韓國內務部宣布在光復五十週年之際大規模拔除日本殖民者據稱為了截斷民族氣脈而打進山中穴位的鐵樁，民間的拔樁運動從此轉為政府主導。反方則認為，鐵樁的位置大多與日本殖民時期三角測量的標記點吻合，只是測量用的標樁。更冷門的是，《正祖實錄》1797 年就記載過正祖感嘆朝中缺少人才，歸咎於明初道士在端川玄德山打下五根鐵樁鎮壓天子之氣。這是已知最早的「鐵樁侵略論」。同一年，原朝鮮總督府大樓被拆除。早在 1993 年就有風水論者主張，這棟大樓從空中俯瞰呈「日」字形，就是為了截斷首都的氣脈。2024 年的韓國電影《破墓》也以鐵樁作為核心題材。

6.4 政治、經濟與街頭

緬甸的「紗籠革命」（2021）——布料再度上陣 ★★★★★
這是與本文主題最直接呼應的當代案例。緬甸傳統觀念認為，女性下身與遮蓋下身的衣物會削弱男性的「hpone」（男性靈力）；民主運動人士 Thinzar Shunlei Yi 說，男人只要從女性的筒裙下走過，hpone 就會被毀掉。抗議者於是把女性筒裙（htamein）掛成街壘。士兵與警察不敢直接穿過，只好停下來先把筒裙拆掉，這段時間讓抗議者得以躲進附近的民宅。2021 年國際婦女節，緬甸各地女性發起「紗籠革命」。也有年輕男性把女性筒裙戴在頭上，表態拒絕 hpone 這套觀念。同一塊布，既被當作對付軍隊信念的武器，也被用來拆解父權迷信本身。

奈溫的「九」字鈔票（1987） ★★★★★
這是靈性信念反噬統治者自己的例子。1987 年 9 月 5 日，緬甸政府無預警廢止 25、35、75 緬元紙鈔，約七成五的流通貨幣一夕作廢，改發行 45 與 90 緬元兩種面額，因為兩者都含有獨裁者奈溫最愛的數字 9。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引發嚴重動亂（即 8888 民主運動），最終導致 1988 年的軍事政變。2007 年，緬甸僧侶則用另一種靈性武器回擊軍政府：集體「覆缽」，拒絕接受軍人家庭的布施，等於斷絕他們積累功德的管道。

教會審判害蟲（16 世紀法國） ★★★★
1587 年薩伏伊地區的 Saint-Julien，葡萄園被象鼻蟲侵害，村民請求教會法庭審判這些蟲子。法庭甚至替蟲子指派了辯護律師，村民也提議劃一塊地給牠們。Leeson 等經濟學者認為，這類審判實際上是在強化信徒繳納什一稅的意願。

6.5 總表：靈性攻防的實效

案例	時地	攻擊或防禦	靈性載體	實際效果
Landraad 護身符	19 世紀爪哇	證人防禦，法官反制	頭巾裡的紙符、《古蘭經》	寫進刑法第 547 條；沒收品沉睡在荷蘭博物館
雅典綁舌詛咒板	前 5–4 世紀	訴訟攻擊	鉛板、地下神祇	實效不明，但顯示司法可被「操弄」的焦慮
《女巫之槌》	15 世紀歐洲	法官防禦	聖鹽、聖蠟、剃髮	為搜身與酷刑提供正當性
斬雞頭	華南、臺灣與英屬殖民地	誓言強化	雞血、黃紙、城隍	有自白與還錢的紀錄；今天多成政治表演
茅茅反誓	1950 年代肯亞	殖民反制	巫醫淨化儀式	官方承認失敗；懺悔制度才奏效
貝寧國王解咒	2018 年奈及利亞	解除與反咒	王權與 juju	證人願意作證；效力逐漸遞減
漢匈血盟	前 43 年	盟約	月氏王頭骨杯	朝廷差點派人「解盟」
起請文	12–19 世紀日本	契約擔保	熊野牛玉護符、血印	支撐中世到近世的契約社會
evocatio	前 396–75 年羅馬	戰爭攻擊	召請敵城守護神	史實性仍有爭議
aswang 心戰	1950 年代菲律賓	心理恐嚇	偽造的「吸血」屍體	趕走一個中隊；本質是真實的殺戮
鐵樁	1995 年韓國	被認定的「風水侵略」	山中鐵樁	政府主導的國族儀式
紗籠街壘	2021 年緬甸	民眾防禦	女性筒裙	拖延軍警行動，也挑戰父權觀念
九字鈔票	1987 年緬甸	統治者自我加持	數字 9	經濟崩潰，引爆 8888 運動

6.6 歸納：靈性武器什麼時候「真的有效」？

對方必須共享信念：護身符在荷蘭失效，乳油木果油擋不住政府軍的砲彈。靈性武器只對信它的人起作用，包括信它的敵人。
發令者的正當性比儀式本身重要：英國政府主辦的淨化沒人當真，貝寧國王的宣告卻能改變人心。荷蘭人懂這一點，所以宣誓由 penghulu 舉著《古蘭經》主持，而不是由荷蘭庭長來辦。漢朝大臣想「解盟」，也得透過「告祠天」這個在神明面前正當的管道。
必須有看得見、摸得到的物質載體：布、雞、水、紙、鐵樁。看得見的儀式，才能被看見的人記住。
怕遇到可觀察的反證：茅茅懺悔者「沒有死」，讓誓言的威力逐漸瓦解；Lakwena 的戰士倒下，聖靈運動也隨之崩潰。
防禦本身就是承認：《女巫之槌》的聖鹽、荷蘭人的頭巾搜查、韓國的拔樁運動，都在某種程度上確認了對方那套宇宙觀的效力。這是所有靈性防禦最根本的弔詭。
兩面刃：同一份信念可以動員出 Maji Maji 與辛巴威的抗爭，也可以把信徒送進機槍的射程，或者被 Lansdale 這樣的人拿來包裝真實的暴力。

七、點評：這篇論文的學術價值，以及它站不站得住

價值一：把布料與照片升格為法律史的正式史料

大致成立。論文最有說服力的地方，是「那幅版畫保留了綠桌布、刪掉了蠟染」這個細節：它直接證明了荷蘭人與爪哇人讀到的是不同的訊息，這是純文字檔案做不到的論證。
限制：作者也承認照片多為擺拍，加上黑白影像本身會失去顏色。在中遠距離的黑白照片裡判讀「這是 ceplok」「那是 parang rusak」，帶有相當的詮釋成分。被告「在視線高度直視蠟染」這類推論合理，但無法驗證。

價值二：以「管轄層疊」挑戰直接／間接統治二分

部分成立。這個概念很有啟發性，但一篇十六頁的邀稿文章主要是用菁英服飾去示範，還談不上完整論證。至於結論宣稱布料也提供了「抵抗」的可能，文中幾乎只有護身符一例，而且這一例主要依據荷蘭人沒收的物件，以及一次私人訪談。

價值三：讓在地行動者進入畫面

只成立一半。被作者帶進敘事的主要是 priyayi 貴族與他們的家族檔案。真正被審判的鄉民，在照片裡依然背對鏡頭，在論文裡也依然沉默。這是史料的結構性限制，作者有自覺，但「增添在地聲音」的說法仍略顯樂觀。

價值四：串連法律史、織品研究與博物館去殖民化

成立，而且有後續發展。論文中提到的 Mirjam Shatanawi，後來出版了專書《Legacies of Colonialism in Museum Collections》，書中專章討論殖民者如何透過收藏護身符「取走伊斯蘭的保護」。論文開出的題目已經有人接續。

事實與細節的檢驗

項目	論文說法	檢驗結果
parang rusak 成為禁忌紋樣的時間	1811 年 Raffles 與日惹蘇丹 HB II 的條約	依據是一篇會議論文。大英博物館的藏品說明指出，這項規範在 Raffles 造訪前不久才由梭羅的 Paku Buwono III 與日惹的 Hamengku Buwono I 頒布，與 1769 年、1785 年的宮廷敕令吻合。論文的 1811 年說需要更強的證據。
圖 1 人物身分	Pati 攝政 Tjondronegoro 有四子，其一為 Hadiningrat	新加坡國家文物局把同一位 Pati 攝政標為 Raden Adipati Arya Candra Adinegara；但 Hadiningrat 的父親 Tjondronegoro IV 在 1850 年已調任 Demak 攝政，後來由 Hadiningrat 接任；1911 年的《De Gids》則說這位 Demak 攝政有五個兒子。論文可能混淆了同宗的兩位攝政，值得回頭比對 KITLV 原始圖說與 Hasselman 1915 年的原文。
馬打蘭王國存續年代	第 537 頁寫 1586–1755，第 542 頁寫 1582–1755	前後不一
圖 2 座位	正文說 Entol Goenadaja 是左起第三位	圖說列為左起第二位
拼寫	「Kartordirdjo」；圖 6 圖說作「C.P. Cloux」	應為 Kartodirdjo；正文作 Du Cloux
遺漏的對話對象	—	沒有提到殖民刑法第 547 條；沒有引用 Bernard Cohn 與 Lauren Benton

總評

這篇文章的價值不在於提供定論，而在於開出研究議程。它示範了法律史可以從「看」開始，而不只是從「讀」開始。它的錯誤多半是細節層次，不動搖核心論證，但「1811 年條約」與「圖 1 人物身分」兩處，正好落在作者最重視的「讀布」與「讀照片」上，值得修正。

最好的證明，或許是這篇論文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然沒有結束：2026 年施行的印尼新刑法依然在處理法力；監誓人員依然把《古蘭經》舉在證人頭上；有人依然裹著屍布向社會發誓；緬甸的女性把筒裙掛成了街壘。布料在法庭內外承載的權力，比黑白照片所能保存的要長久得多。

Prisons of Rubble and Paper in Colonial Saint-Domingue and Beyond

鄭仕群 — Thu, 12 Nov 2026 21:53:01 +0000

Laurie Wood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2;40(3):549-560.
doi:10.1017/S0738248022000414

瓦礫之獄、紙上之獄與鞭長莫及之地

一句話摘要：在 18 世紀的法屬加勒比海，監獄的牆會倒，地圖上常常找不到監獄，法令只寫「該關誰」而不寫「關在哪」。Laurie Wood 主張，監禁只是殖民帝國「懲罰矩陣」裡的一種工具，物質上脆弱，法律上分成好幾套規則，實踐上漏洞很多。本文先完整導讀這篇論文，再把視野拉到全球，看國家力量伸不到的邊陲地帶，司法空間和逃亡者的「反空間」怎麼互相拉扯，又怎麼形塑出各地不同的監禁生態。

1742 年，法屬聖多明哥（Saint-Domingue，今海地）萊奧甘鎮（Léogane）的法院執達員 Jean Clavier 因走私被判入獄。不久他和兩名共犯一起逃脫。一位殖民官員事後解釋：全殖民地的監獄狀況都很差，牆一直在倒，犯人常常直接跨過瓦礫就走了。

這個畫面很難和傅柯《規訓與懲罰》裡那座四面透視、無所遁形的圓形監獄聯想在一起。Wood 的論文就從這個落差出發，追問三件事：監獄在帝國的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中扮演什麼角色？監禁在早期現代的懲罰邏輯裡處於什麼位置？這些邏輯又怎樣落實在具體的地方？

一、文章速覽

項目	內容
文章性質	刊於該卷第 3 期，與 Yanna Yannakakis、Sanne Ravensbergen、Kalyani Ramnath 的文章同期刊出，屬於「殖民法律空間的日常物質」（The Everyday Materials of Colonial Legal Spaces）論壇。這是一篇約 12 頁的論壇短文，不是完整的專題研究
時空範圍	以 1664–1790 年代的法屬聖多明哥為主，旁及馬丁尼克、路易斯安那、法屬圭亞那、本地治里、留尼旺、法蘭西島（今模里西斯），最晚舉到 1821 年
主要史料	法國海外檔案館（ANOM）殖民人事檔、「殖民地防禦工事典藏」（DFC）的設計圖、John Carter Brown 圖書館的城市地圖、Moreau de Saint-Méry 與 Durand-Molard 編的殖民法令彙編，以及一幅 1732 年英國版畫
核心概念	懲罰矩陣（punitive matrix）
核心論點	監禁只是眾多國家控制手段之一，不是唯一或主導的手段；監獄的物質脆弱與法律多軌性，讓殖民地的懲罰處處是縫隙

二、兩位被國家反咬的國家代理人

Wood 用兩個人物開場。他們都是先替國家做事，後來被國家關起來。

	Rausset	Jean Clavier
時間	1664 年	1740 年代（1742 年越獄）
原本身分	托爾蒂島（Île de la Tortue）的征服者與統治者，1657 年獲國王授地	萊奧甘海事法庭執達員，負責維持開庭秩序
入獄地點	巴黎巴士底	聖多明哥本地監獄
罪名	文中未交代（見下方補充）	非法對外貿易
結局	把島賣給法屬西印度公司	跨過倒塌的牆逃走
象徵意義	帝國核心的石造監獄，代表「近」	殖民邊陲的瓦礫監獄，代表「漏」

一個作者沒交代、但很重要的背景：Rausset 為什麼會在巴士底？根據 C. H. Haring 的經典研究，1659 年後 Rausset 曾親赴英國，取得英國國務會議的命令，要求 Doyley 上校授予他托爾蒂島總督的委任；1664 年法屬西印度公司取得該地權利後，他被捕送進巴士底。關了幾天他就改變主意，以 15,000 里弗爾讓出權利，同年十一月獲釋（Doyley 時任牙買加總督）。

這段背景讓開場故事的意義更清楚：

Rausset 和 Clavier 的罪其實是同一類：與外國人往來。這正好呼應文中 1680 年馬丁尼克法令把「與敵通訊」列為少數可監禁的例外。
巴士底在這裡不是刑罰，而是談判槓桿。國家把人關起來，逼他簽約讓出財產。這是「懲罰矩陣」中一個作者沒點出的功能：監禁可以是行政手段，不一定是司法判決。

三、核心概念：懲罰矩陣

Wood 主張，各種強制手段同時並存，構成一個懲罰矩陣。監禁只是其中之一，與槳帆船苦役、放逐、肉刑、罰金並列。這些手段執行起來都不均勻，也都有可以撬開的縫隙，有時字面上就是物理的縫隙。

懲罰手段	空間邏輯	物質弱點（作者舉例）	受刑者的反制
監禁	拉近：關在權力中心旁邊，例如法院、要塞、首都	牆會倒	越獄（Clavier）
槳帆船苦役	折衷：一座會移動的「浮動監獄」，把囚犯的勞力送進帝國的運轉	船本來就舊，而且會漏水	作者未舉例
放逐	推遠：讓失序者和社會保持距離	執行起來像一場「捉迷藏」	偷偷潛回
肉刑、罰金	刻在身體上，或從財產中扣除	作者未展開	作者未展開

這些手段會串聯使用：可以先判監禁再改判放逐，之後又召回，而肉刑與罰金在每個階段都可能加上去。在奴隸社會裡，刑罰還多了一層作用：司法機關在量刑時，同時也在劃定誰自由、誰被奴役。

作者說這個框架有兩個目的：

讓物質與空間回到分析中心：「近」與「遠」本身就是懲罰的設計變數。
反對目的論：不要把早期現代的監獄當成現代監獄國家的「前身」。傅柯以降的研究過度強調革命時代是監獄的「發明時刻」，但監獄早就存在，只是後來才慢慢變成眾多工具中較受青睞的一種。

四、證據一：瓦礫之獄——地圖上的監獄在哪裡？

Wood 檢視了一批聖多明哥城市圖，結論是：監獄只是偶爾被標出，而且看不出規律，例如並不是城市越大、監獄就越大。

監獄位置的類型	案例	意涵
地圖上完全沒標	萊奧甘，1742 年與 1785 年地圖	街區畫得很細，建築卻都沒命名；四周是平坦的種植園與溪流，沒有天然屏障，很容易想像逃犯如何脫身
與法院同一個街區	小戈阿沃（Petit-Goâve），1742 年	司法和行政放在一起
被軍營包圍的單人囚室	法蘭西角（Cap），1731 年	只標出一間 cachot（單人囚室），周圍是營房與小砲台，由軍事設施代替圍牆防止脫逃
分區的獨立監獄群	法蘭西角，1774 年規劃	男女分開、自由人與奴隸分開，另有 cachot 區
附屬於法院建築	太子港，1790 年	用來關押審判前與判決後的被告

作者也提到兩個空白：她用的史料沒有提到 barracoon（港口關押待運非洲俘虜的營房），但有提到 bagne（苦役監）。

為什麼地圖很少標出監獄？作者提出三個可能：

監獄的軍事戰略價值不如要塞與道路。
監獄不一定蓋得夠牢，即使是石造的也一樣。
監獄在某種意義上是「可攜帶」的：行政官員可以視需要把犯人關在法院建築裡，或軍營附近。

五、證據二：監獄設計圖——紙上的理想監獄

作者特別說明，這些圖都無法確定是否真的蓋出來、蓋到什麼程度。

年份	地點	設計內容	作者的觀察
1731	路易斯安那，La Balise 堡	磚石造的衛兵所加兩間 cachot，三面厚牆，內門通往衛兵與士兵的房間，兩側有門廊	這類監獄規劃的出現時間，比監獄國家研究所暗示的早得多
1732	馬丁尼克，皇家堡（英國版畫）	低矮的小屋，位在海岸線上、長柵欄的盡頭	船隻方便卸下犯人；軍事監視阻斷了從海上逃脫的路，和萊奧甘的空曠形成對比
1774	法蘭西角	民事與刑事監獄群	見前節
1782	開雲（法屬圭亞那）堡內	監獄、火藥庫、衛兵所三棟建築	圖上沒有指北針，看不出建築在要塞中的方位，是一種脫離實際地景的設計
1821	本地治里，La Chaudrie 監獄	八間 cachot 對稱排列在中庭兩側，與舊法庭的軸線對齊	年代已在法國大革命之後
1821	留尼旺，聖但尼	民事監獄、法庭、書記處、警察局合在一處	作為對照

關於 cachot：這是沒有窗戶的小房間，有時在地下，比較接近地牢，有時只是普通牢房。它也出現在種植園裡，由主人主導懲罰。

六、證據三：紙上之獄——法令裡的三條界線

作者指出，法令彙編裡隨時提到監獄，卻幾乎不描述監獄本身，也很少提到監獄倒塌。從這些法令可以讀出三種差別待遇：

年份	地點	規定	反映的界線
1679	王令	地方總督未經上級（地方高等法院或區域總督）同意，不得監禁居民（habitants）	軍政與民事的分界
1680	馬丁尼克	禁止監禁任何居民，唯一例外是與敵軍通訊者，且須寫信向國王說明理由	對外通訊是重罪
同一法典	馬丁尼克	不得以任何理由收留外國人，違者就近監禁	同上
1681	國王致西印度總督	禁止把居民關進軍事監獄，民事案件歸一般法院管轄	軍政與民事的分界
1707	法蘭西角高等法院	逃奴至少關一個月，主人不得取回，期滿可公開拍賣	逃亡
1718	馬丁尼克	非法捕魚：自由人第二次再犯才關三個月（另罰 100 里弗爾）；奴隸第一次犯就關一個月，並加其他刑罰	自由與奴役
1733	馬丁尼克	禁止獄卒擅自釋放因逃亡入獄的奴隸	逃亡
1747	馬丁尼克	針對載客獨木舟「每天都載滿逃奴」的規定	水上的逃亡網絡

三點值得細看：

habitant 一詞有雙重意義：它既指「居民」，也指「種植園主」。越到後期，這兩個意思越常合而為一。因此 1679、1681 年保護的「居民」，實際上主要是自由的殖民者。
1718 年的差別不只是輕重：自由人第二次犯錯才進監獄，奴隸第一次就進，而且還有「其他刑罰」（通常是肉刑）。兩者是不同的刑度尺規。
1747 年的獨木舟規定：拘捕網被延伸到水面上。

七、作者立論的六個特色

以物質性為分析單位：不問「監禁意味著什麼」，而問「牆是什麼做的、會不會倒、蓋在誰旁邊」。
反目的論：把殖民監獄放回與放逐、苦役並存的矩陣裡，不把它讀成現代監獄的雛形。
史料批判：地圖、設計圖、法令都是規範性史料，記錄的是「應該如何」，不是「實際如何」。所以它們本身是監獄的物質紀錄，卻也遮蔽了真實的建成環境。
帝國是一張通訊網：各殖民地向同一個巴黎中心回報，監獄設計圖出自同一批辦公室，殖民者之間也互相通信。因此跨殖民地比較是合理的。
懲罰也對準白人：作者的結論是，暴力與權力的對象不只是被奴役者，也包括自由白人。用她的話說：連執達員都需要被管。
把 Clavier 和逃奴並列：逃脫是一種跨越階級的共通行為。負責看守法庭秩序的官員，自己也可能逃跑。

八、延伸對照：作者沒說，但相互呼應的史實

8.1 《黑人法典》第 38 條：逃奴的主刑是身體，不是牢房

作者強調監禁是用來對付逃亡的手段，但在法國殖民法的核心規定裡，逃亡的主要懲罰其實是肉刑。1685 年《黑人法典》規定，逃亡滿一個月的奴隸要割耳並烙上百合花印；再犯要割斷腿筋；第三次處死。歷史學者 Frédéric Régent 也指出，主人對奴隸擁有家內司法權，可以鞭打、上鐐、關押。

這直接支持作者在註 33 的論點：種植園本身就是刑罰空間。對被奴役者來說，牢房只是懲罰矩陣的附加選項，主要的懲罰空間是身體與種植園。

這部法典到今天仍有現實意義。1848 年廢奴後它就失去效力，卻從未被正式撤銷；直到 2026 年，法國國會議員才投票廢止它，距廢奴已 178 年。

8.2 「無主逃奴」與地方監獄：監獄成了人類財產的招領處

作者引用了 1707 年法蘭西角的判決：逃奴關滿一個月後可以拍賣。其實 Clavier 所在的萊奧甘也有相同的制度。萊奧甘在 1711 與 1712 年夏天規範了「無主逃奴」（nègres épaves，字面意思是「漂流物、遺失物」）的出售，規定須先關押一個月並公告三次才能賣；1740 年代，殖民當局還想讓獄中的這些逃奴去做公共工程，但種植園主反對。到了 1767 年，國王的敕令要求拍賣前必須在殖民地報紙《美洲公報》（Affiches Américaines）刊登名單；敕令實施後頭五年，報上列出了 372 名年齡從 4 歲到 66 歲的無主逃奴。

這說明聖多明哥的地方監獄有一個作者沒有強調的功能：它是辨識、通報、認領、拍賣這條流程上的一站。監獄的主要任務不是懲罰，而是處理財產。

這也點出一批作者沒用到的描述性史料。例如歷史學者 Jean-Pierre Le Glaunec 在 2010 年建立的線上資料庫，收錄了近 11,000 則該報的逃奴廣告；另一項研究則分析了報上刊載的 19,000 多起逃亡事件。

8.3 從槳帆船到苦役監：補上註 19 的空白

作者在註 19 說，她還沒找到 18 世紀用 bagne 指稱槳帆船的例子。其實兩者的關係是一段制度轉移。法國海軍史學者 André Zysberg 指出，從路易十五時代起，槳帆船已失去實際軍事用途，變成關押苦役犯的浮動苦役監。1748 年 9 月 27 日，路易十五下令廢除槳帆船兵團，另設土倫、布雷斯特、羅什福爾三處苦役監；到 18 世紀末，土倫約有 3,000 名苦役犯，主要從事重勞動與營建。1748 年以前，苦役犯關在馬賽的十六艘槳帆船上，人數約 3,700；1749 年起，從土倫派去的苦役犯親手蓋了布雷斯特的苦役監。

所以作者說槳帆船是「浮動監獄」，在法國本土確實如此，而且到 1748 年後，這座浮動監獄被搬上了陸地。文中 1774 年皇家堡苦役監的整修經費，正可以放在這個脈絡下理解：苦役監是軍港與要塞的勞動營，這也是監獄依附要塞的另一個原因。

8.4 馬尼埃（Maniel）：跨越帝國邊界的反空間

聖多明哥最重要的反空間，在法屬與西屬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的邊界上。馬尼埃是法屬聖多明哥最知名、也是唯一獲官方承認的逃奴社群，透過和法、西雙方談判取得自由的生活空間。殖民當局每次進攻，逃奴就越過邊界，讓任何一國都無法執行處決。

Moreau de Saint-Méry 記載過 1777 年 1 月的一次圍剿：狗在前一晚吠叫，逃奴便鑽進軍隊進不去的密林；同年法西條約規定，每抓回一名逃奴可領 12 古德的賞金。此後 1785 至 1795 年間，西班牙、法國當局與逃奴三方都參與了讓馬尼埃「歸化」的談判。

另一種逃亡策略則完全不靠地形：逃奴可能躲進城市，因為那裡有夠多自由有色人，追捕逃奴的騎警隊（maréchaussée）很難分辨誰是冒充自由人的逃奴；也可能投奔西屬聖多明哥，成為兩個殖民地之間外交摩擦的來源。

8.5 註 24 的事實錯誤：是 1902 年的培雷火山，不是 1904 年的蘇弗里耶爾火山

作者在註 24 說，1904 年蘇弗里耶爾火山爆發摧毀聖皮耶時，唯一倖存者是一名關在 cachot 裡的囚犯。這句話有三處錯誤：

年份應為 1902 年。
火山是培雷火山（Mont Pelée）。
他並不是唯一倖存者。1902 年 5 月 8 日的主爆發至少有三名已知倖存者，Ludger Sylbaris 活下來是因為他關在通風不良、像地牢一樣的牢房裡，另一名倖存者 Léon Compère-Léandre 住在城市邊緣，嚴重燒傷後逃出。

這個故事還有一個和本文主題高度相關的細節：爆發前一晚，Sylbaris 被關進單人囚室八天，懲罰的正是他先前的越獄企圖。一間用來懲罰越獄的 cachot，最後救了越獄者的命。

8.6 對照總表

Wood 的論點	補充史實	對論點的效果
監禁是矩陣中的一種手段	Rausset 的巴士底是談判槓桿	強化：監禁的功能比刑罰更多
監禁用來對付逃奴	《黑人法典》第 38 條以肉刑為主刑	修正：對被奴役者，監禁是附加刑
1707 年逃奴關一個月後拍賣	萊奧甘 1711–12 年法規、1767 年報紙公告制	強化並延伸：監獄是財產處理網絡的節點
槳帆船是浮動監獄；bagne 的意義待考	1748 年槳帆船兵團撤銷，苦役監上岸	補上空白
逃脫有多種形式	馬尼埃跨境、逃奴混入城市	強化：反空間也存在於法律邊界與人群之中
註 24：1904 年蘇弗里耶爾火山	1902 年培雷火山，至少三名倖存者	事實更正

九、專節：鞭長莫及之地——司法空間與反空間如何互相塑造監禁生態

Wood 在註 33 提出一個極有延展性的觀點：逃奴社群（例如牙買加的 Trelawny Town）之所以是強大的「反空間」，是因為它不只提供另一種居住方式，還瓦解了種植園建築內建的監控機制。1747 年的獨木舟規定則顯示，殖民當局連水面都想納入拘捕網。

這引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在國家力量鞭長莫及的地方，司法空間和反空間如何互相拉扯，塑造出各地不同的監禁生態？

9.1 三個工作定義

司法空間：國家能夠執行逮捕、審判、關押、行刑的範圍。
反空間：國家的執行力在此失效，或被另一套秩序取代的地方，例如山林、沼澤、邊界對岸、海面、城市人群，乃至另一個帝國的領土。
監禁生態：在某個地方，監獄、要塞、防線、巡邏、拍賣、放逐等手段如何組合、分工、互相替代。

9.2 分析工具：權力隨距離衰減

國際關係學者 Kenneth Boulding 在《Conflict and Defense》（1962）提出「力量衰減梯度」（loss-of-strength gradient）：一個政權能投射的力量，會隨著與權力中心的距離增加而遞減。最簡單的形式是：

P (d) = P_{0} - k d

其中 $P_{0}$ 是權力中心的投射強度， $d$ 是距離， $k$ 是每單位距離的衰減率，由地形摩擦、交通、通訊效率決定。

如果把逃亡者或在地社群藏匿、自衛的能力記作 $R$ ，反空間就出現在：

P (d) < R

殖民地還有一個特殊條件：主權邊界。一越過邊界，衰減就不再是漸進的，而是直接斷崖式掉落：

P (d) = {P_{0} - k d, d < d_{b} \approx 0, d \geq d_{b}

其中 $d_{b}$ 是到主權邊界的距離。

這只是一個啟發式的模型，不是可以計量驗證的公式。但它能幫我們把國家與逃亡者的策略分類整理：

一方	能調整的變數	具體做法
國家	提高 $P_{0}$	把監獄蓋在要塞旁，形成軍事與司法合一的據點
國家	降低 $k$	修路、巡邏線、狗線、獨木舟管制、報紙公告
國家	運用 $d$	放逐、流放到島嶼，把距離本身變成刑具
國家	把 $R$ 收編進 $P$	與逃奴社群簽約，讓他們替國家抓人
逃亡者	增加 $d$	逃進山林、沼澤
逃亡者	越過 $d_{b}$	投奔敵國
逃亡者	提高 $R$	結寨、武裝、建立社群
逃亡者	讓自己難以辨識	混入城市的自由有色人群體

最後一項不屬於距離，而是政治學者 James C. Scott 在《不被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2009）所說的「可辨識性」（legibility）問題。Scott 用「地形摩擦」（friction of terrain）說明山地如何天然地抵抗國家，這和上面的 $k$ 是同一件事。法律史學者 Lauren Benton 則認為，歐洲人把帝國空間想像成由走廊與飛地組成的網絡；叛國、海盜、罪犯流放、軍法等方面的衝突，造就了不規則的法律空間，也讓河流、海洋、島嶼、山脈帶上了法律意涵。她的書中有一章就題為「島鏈：軍法與罪犯流放」。此外，歷史學者 Stephanie Camp 在《Closer to Freedom》（2004）中，借用薩依德的「對立地理」（rival geography）概念，描述被奴役者在種植園的監控之下，另外畫出自己的移動路線圖。這正是 Wood 所說的「反空間」。

9.3 六種監禁生態

類型 A：要塞與監獄合而為一（「presidio」模式）

西班牙文本身就說明了這種融合。英文字典對 presidio 有兩個釋義：有駐軍的要塞或軍事據點，以及西班牙的罪犯流放地；在現代西班牙文裡，presidio 這個字既指監獄，也指駐軍。同一個字同時指要塞與監獄，意味著在邊陲地帶，國家有把握控制的地方，往往只有駐軍那一小塊。

Wood 舉的法蘭西角 cachot、皇家堡海岸監獄、La Balise 衛兵所、開雲堡內監獄，都屬於這個類型。這種模式也可以吞掉反空間：第二次馬龍戰爭後，殖民當局把 Trelawny Town 改建成軍營，並更名為 Maroon Town。逃奴的聚落直接變成了國家的據點。

這種生態的特點：監獄本身不必牢固，因為周圍有士兵。代價是民事犯和軍事犯容易混在一起。1681 年國王禁止把居民關進軍事監獄，正是在處理這個問題。

類型 B：讓地理當圍牆（島嶼、半島、森林）

澳洲，亞瑟港：塔斯馬尼亞的亞瑟港流放地只有一條陸路出口，就是鷹頸地峽（Eaglehawk Neck）。英國人在地峽上用鏈條拴了一排狗，用來警示企圖脫逃的犯人。這條「狗線」從 1831 年用到 1870 年代亞瑟港關閉，但仍有許多人嘗試從這裡逃走；連海上都設了平台養狗，防止犯人從水路繞過。後來成為著名叢林大盜的 Martin Cash，就是靠游泳越過地峽逃脫的，不過他後來自首了。
印度，安達曼群島：1858 年，英國在安達曼群島建立罪犯流放地，主要用來關押 1857 年印度大起義的囚犯。開辦兩個月，就有 81 名逃犯因為穿不過叢林而回到布萊爾港求饒，負責人 Walker 在一天之內把他們全部吊死。另一名囚犯 Dudhnath Tewari 的經歷更曲折：他和另外九十人乘著用砍下的樹木綁成的木筏逃走，與當地原住民一起生活了一年又二十四天，1859 年 5 月 17 日自行回到流放地；他事先向英方通報了原住民的進攻計畫，結果這場「亞伯丁之役」對安達曼原住民造成毀滅性打擊。這個例子提醒我們：國家眼中的「蠻荒」，其實是另一群人的家園。所謂的反空間有自己的主人，越獄者在那裡並不是自由人，而是客人，最後甚至成了雙面人。
法屬圭亞那：1854 年的〈流放法〉第 6 條設計了所謂的「加倍居留」（doublage）：刑期未滿八年的犯人，刑滿後必須在殖民地再住同樣長的時間；刑期八年以上的，則終身留在當地。在這裡，監禁與放逐被結合在一起，刑期結束不等於可以回家。至於越獄，真正成功的極少，許多人從此消失，或被抓回來重罰。
西伯利亞：19 世紀，流放犯把春天的杜鵑叫聲稱作「杜鵑將軍」的號令。美國記者 George Kennan 記下一個反常的現象：有些住在「自由隊」（不受看守的流放者居住區）的流放犯，會在早春主動請求官員把他們關進監獄，直到杜鵑將軍不再呼喚為止。杜斯妥也夫斯基在《死屋手記》中也寫到，每到春天，整個西伯利亞和俄國都開始有人逃獄，躲進森林。國家則反過來改造地景：據報導，在涅爾琴斯克礦區，每個聚落周圍三十英里的樹林都被砍光，讓逃犯無處藏身。這和 Wood 筆下萊奧甘那片沒有遮蔽的平地，正好是同一個邏輯的兩面。
臺灣，火燒島（綠島）：日治時期，1906 年公布的〈臺灣浮浪者取締規則〉實施了約 37 年；1911 年，火燒島設立浮浪人收容所。當地文史工作者認為，日本當局刻意渲染島上的險惡，讓人心生畏懼、不敢犯罪。在這裡，關於島嶼的恐怖傳說本身就是一道圍牆。

這種生態的特點：監獄建築可以很簡陋，因為距離與自然代替了圍牆。但代價是「釋放」也變得模糊，刑罰從監禁延伸成定居或終身流放。

類型 C：線狀封鎖——把邊界本身變成監獄的外牆

蘇利南的「防禦線」（Cordon）：1750 年後，逃進內陸的馬龍人對種植園主與殖民政府的威脅越來越大。為了圍堵他們，殖民政府修築了將近 100 公里長的巡邏道路，沿線每隔一段距離設一個軍事哨所，規劃始於 1772 年；1776 年，名為 Boni 的馬龍人群體被逐往法屬圭亞那。原規劃需要約 2,000 名兵力，實際上通常不到一半。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規劃路線時參考了鄰近種植園奴隸提供的資訊：圍堵反空間所需的地理知識，來自被奴役者自己。
清代臺灣的土牛與番界：1722 年，朱一貴事件平定後次年，官府因為無法掌握沿山地區的情勢，開始封山劃界。官府在要衝堆起形狀像臥牛的土墩（土牛），派人駐守，禁止漢人與原住民越界；土牛外側挖有水溝（土牛溝），作用類似護城河，土牛本身也兼作瞭望、守備、烽火之用。臺中石岡現存的土牛民番地界碑立於乾隆 26 年。值得注意的是，歷史學者李文良的研究發現，乾隆朝的邊防整備雖然以禁止越界私墾、隔離漢番為主要目的，卻同時帶動了邊區的拓墾開發。
日治時期的隘勇線：1902 年南庄事件後，日本把隘勇納入警察體系，逐步推進隘勇線包圍原住民居住地；規定的線寬約 18 公尺，巡邏用的隘路寬約 90 到 120 公分，並設有通電鐵絲網、地雷、木柵。通電鐵絲網從 1905 年開始使用，1926 年停用，1930 年全面廢除。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後續影響：1920 年以後隘勇線逐漸被理蕃道路取代，但許多隘勇線變成了原住民鄉與平地鄉的界線，或原住民鄉內各村的界線，至今仍以行政界線的形式存在。

這種生態的特點：這是監獄邏輯的反轉。國家不是把偏差者關起來，而是把「外面」整個隔開，或把自己圍起來。防線沿途會長出自己的監禁設施：哨所、拘留處、隘寮。等到反空間被征服，防線就沉澱成行政邊界，國家把敵人的邊界變成自己的邊界。

類型 D：收編反空間——條約逃奴模式

牙買加的馬龍人在 1739 年與 1740 年先後和英國簽約，換得自治，代價是替殖民地追捕逃奴。此後半個世紀，馬龍人一直在追捕逃亡的奴隸。

這種同盟最後在監獄裡破裂。1795 年，兩名馬龍人在蒙特哥灣法庭被判偷了兩頭豬，行刑時被關在獄中的奴隸嘲笑；更讓他們無法接受的是，執行鞭刑的是蒙特哥灣黑人監獄的黑人監工，而圍觀者裡有他們親手抓回去的奴隸。監獄原本是國家與反空間合作的場所（馬龍人把人送進去），這時卻變成國家公開羞辱合作者的舞台。

接下來的發展，幾乎把整個懲罰矩陣演示了一遍：

監禁：投降的 Trelawny 馬龍人被關在蒙特哥灣外海的軍艦上。
放逐：總督 Balcarres 利用一個漏洞推翻了 Walpole 將軍不予流放的承諾，1796 年約 581 人被送往新斯科細亞，另有 58 人留在牙買加；四年後又被轉送獅子山，而 1840 年代有多達三分之一的人返回牙買加。
軍事化：前文已提，聚落改建為軍營。

聖多明哥也有類似的安排：前述 1777 年法西條約的懸賞制度，就是要把邊境上的逃奴社群變成追捕者。

這種生態的特點：反空間被改造成國家外包的追捕機構。監獄因此成為檢驗這種同盟的地方：誰被關、誰來打、誰在旁邊看。

類型 E：流動網絡——把拘捕網撒到水面和紙面上

1747 年的獨木舟規定屬於這一類。聖多明哥的「無主逃奴」制度則是更成熟的版本：拘留、登報、認領、拍賣，構成一條資訊流程。騎警隊負責移動中的追捕，監獄負責暫時存放，報紙負責廣播。這是一種「分散式的監禁」，它的效率不取決於監獄的牆是否堅固，而取決於資訊流動得多快。這正好解釋了一個表面上的矛盾：聖多明哥的監獄會倒，但整個奴隸制度並沒有因此崩潰。

西伯利亞也有對應的情形：當地原住民獵戶會為了賞金追捕逃犯，把整片荒野變成一張由人組成的拘捕網。

這種生態的特點：監禁的功能從懲罰，轉變為辨識身分與歸還財產。

類型 F：跨主權庇護——邊界上的斷崖

1693 年，西班牙國王查理二世下令：從英國殖民地逃到佛羅里達的奴隸，只要改信天主教並為西班牙服務，就能獲得自由與保護；1738 年，西班牙在聖奧古斯丁以北約兩英里處建立了莫斯堡（Fort Mose）。這是今日美國境內第一個經法律認可的自由黑人社群。西班牙王室後來也把這項宗教庇護政策推廣到加勒比海其他地區，用來打擊荷蘭與法國的奴隸主，也就是說，聖多明哥與馬丁尼克的奴隸同樣受到吸引。

這個例子很關鍵：莫斯堡既是逃奴的聚落，也是一座軍事要塞。對英國卡羅萊納殖民地而言，它是反空間；對西班牙而言，它是邊境的前哨與民兵基地。要塞和反空間並不是對立的兩端，差別只在從哪一方的主權來看。1747 年馬丁尼克管制獨木舟，防的正是這種情況：逃奴越過海面，就可能進入另一個帝國的司法空間。

這種生態的特點：反空間本身就是另一個國家的司法空間。逃亡者因此成為帝國競爭中的籌碼，甚至成為對方的兵。

9.4 六種生態總表

類型	代表案例	國家策略	反空間策略	形成的監禁生態	與 Wood 文的對應
A 要塞與監獄合一	西班牙 presidio、法蘭西角、皇家堡、Maroon Town	提高 $P_{0}$ ，靠兵代替牆	避開據點	軍事與民事犯混居，引發管轄權爭議	1681 年禁令、法蘭西角 cachot
B 地理當圍牆	亞瑟港、安達曼、法屬圭亞那、西伯利亞、火燒島	運用 $d$ ，讓自然代勞	穿越地峽、叢林、凍原	監禁與放逐結合，釋放的界線模糊	放逐是「捉迷藏」
C 線狀封鎖	蘇利南防禦線、土牛、隘勇線	降低 $k$ ，把邊界武裝化	越線、迂迴	哨所型拘留，最後沉澱為行政界線	作者未觸及
D 收編	牙買加條約馬龍人、馬尼埃	把 $R$ 轉為 $P$	以自治換取合作	追捕外包，監獄成為檢驗同盟的地方	註 33 的 Trelawny Town
E 流動網絡	獨木舟管制、無主逃奴制度、騎警隊	降低 $k$ ，加快資訊流通	混入人群、利用海路	分散式監禁，監獄是暫存站	1707、1733、1747 年法令
F 跨主權庇護	莫斯堡、西屬聖多明哥	外交引渡、互換協議	越過 $d_{b}$	反空間就是他國的要塞	作者未觸及

9.5 回到聖多明哥：「應激塑造」的命題站得住嗎？

可以把這個命題整理成一句話：即使王權想維護一般司法管轄、不讓軍事司法侵蝕，殖民監獄的設計仍因為和被奴役者在空間上持續角力，而不得不依附軍事要塞，形成一種「應激」的結果。

支持這個命題的證據：

法蘭西角 1731 年的 cachot 被營房與砲台包圍；皇家堡的監獄位在海岸柵欄盡頭（均見 Wood 原文）。
Trelawny Town 被改建成軍營，反空間被直接軍事化。
蘇利南防禦線的哨所設計，包含軍官住所、奴隸住所、廚房與衛兵室，監控與勞動被整合在同一個軍事據點中。
西班牙文 presidio 一字兼指要塞與監獄。
Wood 自己的結論也說，暴力與治安總是在擴張，不斷加上新的監控與控制層。

需要修正的四點：

保護對象不同：1679、1681 年王權維護的一般司法，保護的是 habitants，也就是自由殖民者。被奴役者依《黑人法典》處在主人的家內司法之下，本來就不在一般司法與軍事司法拉扯的核心。所以監獄依附要塞，未必是針對逃奴，也可能是因應外敵（英國版畫本身就是軍事情報）、管理士兵與水手，以及轉運放逐犯與苦役犯。
檔案的選擇偏差：Wood 用的設計圖大多來自 ANOM 的「殖民地防禦工事典藏」（DFC）。監獄與要塞同時出現在圖上，部分原因是它們由同一批軍事工程師繪製，並被收在同一個檔案系列裡。我們看到的要塞與監獄相鄰，一部分是保存這些圖的檔案庫所造成的。
時間順序：要塞旁的監獄在 1680 年代的法令中已經出現，但法屬聖多明哥的奴隸人口在 17 世紀末到 18 世紀上半葉成長相對緩慢，當時多數逃奴社群大概只是小規模。所以監獄依附要塞的起源，不能只用逃奴壓力解釋；後期的強化則可能與此有關。
真正因應逃亡而生的，是網絡，不是建築：從獨木舟管制、騎警隊、無主逃奴的報紙名單，到蘇利南防禦線、塔斯馬尼亞狗線，最明顯為了對付逃亡而發展的，都是線狀與流動的基礎設施，而不是監獄建築本身。

修正後的命題：

殖民監禁的建築，多半是軍事與司法複合體的副產品；殖民監禁的網絡（追捕、通報、拘留、拍賣、轉運），則是在與反空間的長期角力中一層一層加上去的。在聖多明哥，監獄比較像轉運站，而不是終點。

9.6 三個通則

國家越管不到，就越傾向把距離本身變成刑具。 放逐、流放到島嶼、加倍居留，都是把鞭長莫及反過來用。統治者明知管不到遠方，就把人送到遠方，讓距離代替牢牆。
反空間一旦穩定下來，就會被收編為司法空間的延伸。 條約馬龍人變成追捕者，莫斯堡的逃奴變成西班牙民兵，隘勇線變成鄉鎮界線。反空間很少消失，它多半被國家改造後吸收。
監獄蓋在哪裡，標示的是國家有把握的地方。 國家把監獄蓋在要塞旁邊，等於承認其他地方它管不住。萊奧甘那座牆會倒的監獄，記錄的是殖民國家權力的實際範圍。

十、學術價值的點評與檢驗

本文宣稱或可歸納的價值	檢驗結果	理由
1. 把物質性帶進殖民法律史	✅ 大致成立	與法律史的「物質轉向」一致。該論壇的總結文章就強調各篇都認真看待物件、符號與展演性。以瓦礫、地圖、設計圖切入監禁史，確有新意
2. 提出「懲罰矩陣」概念	⚠️ 有用，但新意有限	與 Clare Anderson、Christian De Vito 等人的「懲罰性遷移」（punitive relocation）、全球罪犯勞動研究，以及 Benton 的不規則法律空間高度重疊。作者沒有清楚說明自己的概念和這些框架有何不同
3. 反對傅柯式的目的論	⚠️ 方向正確，但對手有點像稻草人	傅柯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已處理 1656 年巴黎總醫院開啟的「大禁閉」；Pieter Spierenburg 的《The Prison Experience》（1991）也早已證明阿姆斯特丹 1596 年的懲戒院等早期現代監禁機構存在。本文的貢獻在於把這個論點帶到法屬殖民地，而不是發現監獄比革命更早
4. 史料批判：區分規範性與描述性史料	✅ 成立，也是最有方法論價值的部分	但作者沒有接著使用現成的描述性史料，例如報紙上的無主逃奴名單、監獄登記簿、逃奴廣告資料庫，來檢驗自己的論點
5. 監禁的權力有限、漏洞很多	⚠️ 結論可信，證據單薄	Clavier 案只有一位行政官員的說法，而官員把越獄歸咎於牆倒，可能有推卸責任的動機。Clavier 是法庭內部人士，又帶著共犯一起逃，收買或串通的可能性至少值得討論。至於「地圖沒標示監獄」，屬於從史料的沉默推論，論證力較弱
6. 跨殖民地比較	⚠️ 視野廣，時間軸太鬆	從 1664 年跨到 1821 年，還混入法國大革命之後的設計圖與 1902 年的例子，削弱了關於「早期現代懲罰邏輯」的論證
7. 懲罰也對準白人	✅ 有啟發性	但只有兩個個案，屬於提出問題而不是證明結論

事實與編校上的瑕疵：

註 24 的火山爆發年份、火山名稱、「唯一倖存者」三處錯誤（見 8.5）。
註 26 的設計圖標為 1782 年，條目末尾卻寫 1821 年，前後不一致。
註 2 的括號未閉合。
Trelawny Town 一般拼作 Trelawny，文中作 Trelawney（屬常見異拼，不算大錯）。

這些都是小問題，但累積起來，透露出論壇短文寫作較倉促。

總評：這篇文章的價值在於開出研究方向，而不是提出定論。它提出三個值得接續的研究議程：

把監獄放回城市與要塞的實際地景中，去測繪它的位置。
讀規範性史料時，要反過來讀，看出它刻意不說的東西。
把逃脫視為跨越階級、跨越身分的共通行為。

它所宣稱的「監禁權力有限」很可能是對的，但要真正成立，還需要逃獄統計、監獄登記簿、報紙上的拘留名單這類能量化的描述性證據。作為一篇 12 頁的論壇文章，它的問題意識比證據更有分量。本文的延伸討論也顯示，它的框架可以接上一整套全球邊陲監禁史。

Wool Smuggling and the Royal Government in England, c.1337–63: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Moral Econom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鄭仕群 — Wed, 11 Nov 2026 16:02:18 +0000

Matt Raven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2;40(4):747-788.
doi:10.1017/S0738248022000311

國王追不上的羊毛：1337–1363 年英格蘭的走私、執法與「道德經濟」

14 世紀中葉，愛德華三世為了打百年戰爭，對羊毛出口課徵「每袋 40 先令補助稅，外加 6 先令 8 便士舊關稅」。1355–64 年間，羊毛稅占王室稅收八成以上。走私隨之成為重要的地下經濟。
王室的反走私執法高度中央化。王座法庭巡迴各地，財政署開審，御前會議直接下令，第一線則是國王的法官、書記官與武裝侍衛官。同一時期，一般治安正逐步下放給地方仕紳擔任的治安法官（JPs），反走私剛好反其道而行。
這部機器效果有限。執法者自己走私、收保護費。地方起訴陪審團常常保持沉默。審判陪審團的定罪率，依作者的算法也偏低。
Raven 的解釋是「道德經濟」。當時的共識是國王應照顧子民的財富，重稅被看成違背這項承諾；而用來執法的中央巡迴司法，本身又被看成斂財機器。於是走私被地方社會默許，執法因此鈍化。
本文另外補充三部分：犯罪經濟學與稅負歸宿模型、跨時代的走私比較，以及一個專節，討論世界史上政權如何「把權力成本轉嫁給被綁定的私人資本」來達成目的。最後點評這篇論文的學術價值，並逐項檢驗。

一、名詞速查

名詞	意思	在本文中的角色
袋（sack）	羊毛計量單位，約 364 磅（26 英石）	關稅與補助稅以「每袋」計
舊關稅（ancient custom）	1275 年起每袋 6s 8d，屬王室常規收入，不需重新授權	基準稅
新關稅（new custom）	外商每袋另加 3s 4d	只針對外商
補助稅（subsidy）	戰時加徵、有期限，理論上需要某種「同意」	愛德華三世時常態化，多為 40s／袋
maltolt	「惡稅」，愛德華一世 1294–97 年羊毛補助稅的俗稱	爭議源頭
staple（法定集散地）	王室指定羊毛只能在此交易的市場	布魯日（1340–52）、國內集散地（1353）、卡萊（1363）
聽審裁決委任（oyer and terminer）	國王臨時授權法官審理特定案件	反走私的主力工具
trailbaston	一般性的中央巡迴特別審判	1340 年代被下議院抨擊為斂財
王座法庭（King's Bench）	與國王最親近的普通法法院，當時仍會巡迴各地	吸納、審理走私案
Rex side	王座法庭案卷中登錄「國王訟案」的一面，多為重罪、叛國	走私案一律登錄於此
財政署（Exchequer）	稽核王室帳目，兼具審判功能	審大型走私案
起訴陪審團（presentment jury）	地方人士組成，主動呈報轄區罪行	他們的「沉默」是關鍵證據
審判陪審團（trial jury）	決定有罪與否	定罪率是關鍵證據
治安法官（JPs）	由地方仕紳擔任的常設司法官	司法下放的主角，幾乎不碰走私
武裝侍衛官（serjeants-at-arms）	王室內廷的執法人員	國王的「打手」
搜查員（searcher）	登船檢查貨物的官員，可分得部分沒收物	基層執法
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	社會對「何謂正當的經濟行為與索取」的共識	全文的分析框架
法域圈（nomosphere）	法律、空間與物質相互構成的概念（Delaney）	解釋「在哪裡審」為何重要

二、這篇論文要回答什麼？

2.1 研究缺口

學界	過去怎麼看走私	盲點
經濟史（Carus-Wilson & Coleman 1963；Baker 1961）	為了證明海關帳目可靠，把走私當成無足輕重的邊緣行為	忽略走私的規模與政治意義
法律史（Putnam 以降）	聚焦 1340–60 年代從中央巡迴法庭轉向治安法官的結構變化	走私不是治安法官的業務，於是被跳過
少數例外	O'Connor（2008）研究倫敦；Ormrod（1987）注意到部分執法措施	Ormrod 以為那是 1350 年代初的新做法

2.2 核心問題

王室用什麼體制追緝走私？
為什麼效果有限？
這反映了王權、法律與地方社會之間怎樣的關係？

2.3 史料

檔案	內容
KB 27（Rex side）、KB 9	王座法庭訴訟卷與起訴書，1337–1360
JUST 1	各郡巡迴法官的審理紀錄
E 159 / E 368 / E 13	財政署備忘卷與訴訟卷
專利卷（CPR）	1336–58 年間 189 件與羊毛走私相關的任命與委任
國會卷（PROME）、請願書（SC 8）	下議院抗議、地方請願
編年史與詩歌	Adam Murimuth 編年史、〈反國王稅賦之歌〉

作者是在 COVID 期間，透過 Anglo-American Legal Tradition（AALT）網站的數位影像遠端閱讀國家檔案館的原件。

2.4 「羊毛走私三部曲」

這篇是 Raven 同年三篇相關論文之一，三篇對讀才能看到全貌：

《經濟史評論》（EcHR）2022：從經濟面切入。他根據王室法庭的訴訟紀錄，涉及走私指控的超過 650 人，說明小規模走私多發生在遠離關稅港的監管薄弱海岸，大型出口集團則直接在關稅系統內部走私，而對走私的擔憂也催生了一系列行政改革。
《北方史》（Northern History）2022：專論諾森伯蘭，主張王室重塑羊毛貿易的企圖，反而鈍化了當地本應管控出口的制度機制，揭示王權在英格蘭極北之地的極限。
《法律與歷史評論》（LHR）2022（本文）：從法律與政治文化面切入。

2.5 章節架構

節	主題	功能
I	道德經濟的概念	搭建框架
II	羊毛貿易的管制與王室司法下放	交代背景
III	執法結構：委任、人員、機構	描述（證明「中央化」）
IV	執法的困境	描述（證明「無效」）
V	羊毛與道德經濟	解釋（為何無效之一）
VI	法律場所與走私的起訴	解釋（為何無效之二）
VII	陪審團的態度	證據（地方社會的反應）
結論	隱藏文本、國家形成、15 世紀的轉機	收束與外推

三、背景：羊毛為何被稱為「王國的珠寶」

3.1 稅率：從例外變常態

期間	每袋補助稅率
1275 起（常設）	舊關稅 6s 8d
1294.11–1297.11	40s（maltolt）
1322–1323	本國商 6s 8d／外商 13s 4d
1333–1334	10s
1336.09–1338.03	20s
1338.03–1340.04	本國商 33s 4d／外商 53s 4d
1340.04–1341.05	33s 4d
1342.07–1362.10	40s
1362.10–1365.09	20s
1365–1368	40s
1369–1379	43s 4d

（資料來源：Raven 表 1，原據 Lloyd 1977、Ormrod 1990。換算：1 鎊 = 20 先令 = 240 便士。）

愛德華一世的 maltolt 相當於把舊關稅翻成六倍：

\frac{40 s}{6 s 8 d} = \frac{480 d}{80 d} = 6

到了愛德華三世，惡稅成了日常：

他在位跨 50 個日曆年，只有 7 年沒有徵收羊毛補助稅。
1345–54 年，王室稅收有五成以上來自羊毛；1355–64 年超過八成。
王室財政由此從靠王領地收入的「領地國家」，轉向以稅收為主的「租稅國家」。
出口商的組成也變了。愛德華一世時羊毛多由外商出口，到 14 世紀中葉則以英格蘭本國商人為主。重稅直接落在國王自己的子民身上，並透過壓低收購價，一路傳到從大修道院到小農戶的每一個生產者。

3.2 三重管制：多少錢、誰能賣、在哪賣

一、多少錢：見上表。

二、誰能賣：

1336 年 8 月全面禁止羊毛出口。
1337 年 7 月，成立英格蘭商人壟斷公司，獲准獨家出口，即「多德雷赫特計畫」（Dordrecht scheme）：
- 以最低價強制向生產者賒購 3 萬袋羊毛；
- 趁歐陸缺貨在低地國高價出售，預期每袋獲利約 2 鎊，總收益 30 萬鎊以上，國王與商人對分；
- 商人另以無息方式借國王 20 萬鎊。
結果全盤失敗。第一批羊毛於 1338 年初在多德雷赫特被國王代表扣押，最後只變現約 6.8 萬鎊。許多生產者連最低收購價都沒拿到，因為商人手上只有國王的欠條。
此後本國商人出口常需昂貴的特許狀，「剪完羊毛就出海」的舊習慣從此成為歷史。

三、在哪賣：

出口必須經過指定關稅港，內陸運費因此很重。1338 年從赫里福德運羊毛到倫敦，每袋運費就要 6 先令。
集散地政策：1340–52 年唯一集散地在布魯日；1343 年下議院要求改設國內集散地；1353 年終於設立國內集散地（初期 8 個城鎮），同時禁止本國商人自行出口；1363 年集散地定於卡萊。

3.3 「同意」的模糊地帶

年份	授權者	意義
1297	《憲章確認令》	愛德華一世承諾未經「共同同意」不加徵，但何謂共同同意沒有定義
1336–1340	商人大會、御前會議	繞過國會
1340	國會	第一次由國會授權羊毛補助稅
1342	商人大會	又繞回去
1346	御前會議	再次繞過國會
1362	國會立法	國會才確立為間接稅的唯一法定協商場所

也就是說，Raven 研究的 1337–1363 年，正好是稅的正當性尚未定型的年代。

3.4 司法版圖的轉型

13 世紀的大巡迴法庭（eyre）1294 年後逐漸式微。
1341–44 年王室發動最後一輪大規模中央委任。
此後形成以治安法官與巡迴審判（assize）為核心的分權體制，地方地主與職業法官共治，基本架構延續數百年。

3.5 作者沒寫的背景數字：羊毛出口的長期走勢

1280 年英格蘭約出口 2.5 萬袋羊毛，高峰時每年約 4 至 4.5 萬袋，1355 年降至 3.3 萬袋，1476 年只剩 9,706 袋，出口逐漸轉為成品呢絨。
呢絨出口則從 1349–50 年每年約 1 萬匹，增加到 1446–47 年的 6 萬匹，1539–40 年約 14 萬匹。

原因之一很直觀：同樣的羊毛，以原毛出口和織成呢絨出口，稅負相差極大。1347 年起本國商人出口一匹標準寬幅呢絨的關稅約 14 便士，一袋羊毛大約可織 4.33 匹（Carus-Wilson 的慣用換算）。以下是筆者的粗估：

40 s + 6 s 8 d raw wool, per sack = 560 d vs. 14 d \times 4.33 as cloth, per sack-equivalent \approx 61 d

兩者約差 9 倍。重稅等於替英格蘭毛紡業築起一道保護關稅。這也提醒我們，「逃稅」不只有非法走私一途，還有合法的產品替代（詳見第十節）。

四、執法機器：一部由上而下的反走私體系（Section III）

4.1 委任的節奏

1336–58 年共 189 件相關委任，1343 年達到高峰，此後遞減，但 1350、1353、1357 年各有一波。
規模最大的幾波：
- 1342 年 11 月，一次涵蓋 20 郡；
- 1343 年國會後，涵蓋 10 郡；
- 1352 年王室收回海關直轄後，查約克、艾塞克斯、薩里、薩塞克斯、肯特；
- 1353 年，7 個沿海郡加上五港同盟（Cinque Ports）；
- 1354 年，東岸 6 郡。
也有因個案觸發的。1356 年國王巡行到新堡，以私璽下令調查諾森伯蘭；1341 年赫爾港關稅官 Robert Denton 因請願被查，後來關進倫敦塔。

4.2 執法者的身分

層級	代表人物	角色
頂級法官	Shareshull（列名 9 件委任）、Parving（11 件）、Hillary（4 件）；1350 年代有 Thorpe、Skipwith、Green	主審，橫跨王座法庭、民事訴訟法庭、治安委任與巡迴審判
內廷騎士	Hefferan（2021）指出部分內廷騎士列名委任	國王最信任的軍政多面手
王室書記官	Blount（1338 年在桑威治查船，查獲藏在酒桶裡的羊毛）、Langtoft（波士頓港沒收 8 袋）、Kelsey（1347 年查貝里克）	「政府的基本工具」
武裝侍衛官	Derlaston（1340 年在格雷夫森德扣押 105 張帶毛羊皮）、Harwell（扣約 16 袋，貨主被罰 £91 6s 8d）、Power（1341 年一人領三份委任）	國王派駐地方的「執行者」
搜查員	Sayer Lorimer（1341–49 年活躍於艾塞克斯 Colne 河一帶）、Melchebourn 與 Drieu（波士頓港）	第一線查扣，可分得沒收物
其他	海關官員、郡守、莊園管事	輔助

4.3 三個中央機構

機構	做了什麼	代表事件
王座法庭	以調卷令、移審令把地方案件收上來；巡迴到地方時直接受理起訴	1337–49 年 50 個法期中有 21 個離開西敏；1340 年在約克受理 34 人；1343 年約克一個法期就有 104 人繳罰金；1344 年在伊普斯威奇審案
財政署	稽核關稅帳目、收罰金，並開審大案	1341 年查出壟斷公司船隊多夾帶 2,500 袋；1353 年再起訴 William de la Pole；波士頓商人被控 1349 年走私 326 袋、1347 年走私 253 袋
御前會議	指揮全局，有時親自下場	至少 75 件委任以「奉御前會議」的名義發出；掌璽大臣 Kilsby 親臨收取罰金；甚至查到財政大臣 Cusance 本人走私

4.4 作者的史學修正

Ormrod（1987）以為這套體系是 1350 年代初的新創。Raven 指出它早在 1336 年就已啟動，而且人員與結構始終高度中央化。

五、執法者就是違法者（Section IV）

人物	身分	問題
Nicholas Carlisle	1342 年被派到赫爾港，專門防止過秤舞弊	三個陪審團指控他收賄（其中一筆 20 鎊），放行約 100 袋未稅羊毛
Roger Power	武裝侍衛官，反走私主力	疑似放行 John Brown 走私，經營「保護費」生意；也曾錯把無辜的 Hugh Nauton 當走私犯
John of Oxford	倫敦市長，1341–42 年主持倫敦貿易犯罪調查	1352 年財政署查出他 1337 年自己走私 32 袋多
John Denton	新堡商人、前市長	1342 年被判走私 4 袋
Sayer Lorimer	搜查員，兼科爾切斯特副執達吏	被控自己走私 150 張羊皮（後判無罪）。他的保人 Colne、Lucas、atte Hyde 都被判走私；他被郡法庭起訴時，同樣涉及走私的科爾切斯特執達吏 Buck 與 Fordham 屢次拒絕逮捕他

Raven 的推論是：Lorimer 鑲嵌在一個在地的職業網絡裡，這個網絡讓他有動機對熟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他也從中得到回報。

不過他接著強調，這不只是「前現代國家沒有警察、通訊和常備軍」的一般性問題。這些弊端必須放回道德經濟與商業管制的「法律地理」裡解讀，下面兩節就是在做這件事。

六、道德經濟：為什麼走私不被當成真正的罪（Sections I、V）

6.1 兩種「道德經濟」

	E.P. Thompson（1971）	J.C. Scott（1976）	Raven 的用法
對象	18 世紀英格蘭的糧食暴動群眾	東南亞小農	14 世紀英格蘭王權與納稅人
核心	社會對市場中正當／不正當行為的共識	生存倫理：哪些索取可以忍受、哪些不行	王室索取的時機與規模是否正當
對立面	亞當·斯密式的自由市場政治經濟	殖民國家與市場化帶來的剝削	戰爭財政的無限擴張

Raven 選擇比較接近 Scott 的版本，把焦點放在「索取的正當性」上，而不是市場行為本身。

6.2 當時的規範框架

國王之利即王國之利：政治語言中，國王的利益與王國的利益被視為同一回事。國王的職責是守護子民的財富，只有在「必要」時才能動用。
必要性原則：公共稅收必須以非常時期的必要來正當化（Harriss 的經典論點）。
貪婪是罪：為累積而累積財產，被視為顛覆道德秩序的惡德。商人壟斷公司就踩在這條線上。

6.3 當時的反對聲浪

1297 年《抗議書》：貴族聲稱英格蘭羊毛幾乎值全國一年產值的一半，惡稅一年就吃掉全國產值的五分之一。
國會：1339 年 2 月、10 月，1340 年 1 月、7 月，稅負都是焦點。要求永久廢除補助稅（理由是壓低羊毛價格、使子民貧困）的請願，在 1339、1343、1346、1348 年反覆出現。
1343 年下議院：抗議由商人大會替全體平民同意加稅，「不合理」。
彼得伯勒修道院長：以被直接稅與羊毛稅榨乾為由，婉拒借錢給國王。
編年史家 Murimuth：記載國王以低價強行把全國羊毛收歸己有。
〈反國王稅賦之歌〉（約 1339）：以盎格魯諾曼法語與拉丁文寫成，其中一句意為「讓我的羊毛歸國王的法律不是正當的法律」（Non est lex sana quod regi sit mea lana）。McFarlane 認為詩中那位「邪惡顧問」可能就是 Kilsby。

6.4 經濟困頓的放大效果

Boucoyannis（2021）利用 Broadberry 等人的 GDP 估算指出，14 世紀中葉的人均稅負占人均 GDP 的比例異常偏高，而且在黑死病之前就已急升。
同時期還有惡劣氣候、歉收、牲畜瘟疫與人口下降（Campbell 2016）。
王室直屬羊毛免繳關稅，又以最低價賒購，好處集中在國王、少數寵商與外國金融家手上。

一句話總結：在時人眼中，國王正在把英格蘭的羊毛變成「國王的羊毛」，而這違背了父權式王權的根本承諾。

七、法空間：在「錯的法庭」審「錯的罪」（Section VI）

這是全文最有理論野心的一節。

7.1 走私案和其他案件有什麼不同

面向	走私	囤積居奇／麵包法令等商業罪	一般侵害訴訟（vi et armis）	高利貸
審理場所	中央：王座法庭、財政署、特別委任	地方：莊園法庭、領地法庭、市鎮法庭	中央	可在王室法庭
起訴者	只有國王	可由私人提起	私人（訴狀驅動）	可由私人提起
進中央的理由	「藐視國王、損及國王」	不需要	指控「以武力」「破壞國王和平」	法律規定
對社會的損害	只損及王室權利	損及消費者與社群	損及子民福祉	損及借款人
案卷位置	Rex side（與重罪、叛國並列）	不在中央	一般訴訟面	不一
能否和解仲裁	不行（國王對臣民）	可以	可以	可以

7.2 論證鏈

多數商業管制以地方習慣為基礎，在地方法庭執行，因此得到相當的地方支持。
走私卻被宣稱屬於王室管轄。它缺少「以武力」「破壞和平」這類能讓社會共同感受到損害的套語，案卷位置卻和重罪並列，在熟悉訴訟套路的時人眼裡顯得格格不入。
管轄權不是靜態的權力，而是持續溝通、協商的過程（T. Johnson 2017）。管轄主張要被廣泛接受，判決才有權威。
中央法庭在語言上使用法律法語，法官與律師穿著專屬法袍，形成一個「法域圈」（nomosphere），與地方習慣法庭有明顯的物質與文化差異。
1340 年代，中央委任又因「收錢就停審」而惡名昭彰：
- 1341 年諾福克以 5,000 馬克（£3,333 6s 8d）換取停審；
- 薩福克以 4,000 馬克換取停審；
- 1344 年伊普斯威奇民眾搞了一場模擬審判，給大法官 Shareshull 等人開出假罰單；
- 1348 年下議院直言 trailbaston 只會毀了人民，對法律與和平毫無助益。
下議院成功叫停 trailbaston 時（1341、1344），海關案件特別被排除在停審之外，繼續由中央追查到 1350 年代。
結論：走私被放進一個與「斂財」畫上等號的法律場所來審，執法本身也就被捲入對王權正當性的道德辯論。新堡居民請願要求減免 Kilsby 與 Surtees 開出的罰金，就是直接的證據。

八、陪審團的沉默（Section VII）

8.1 該說話時沒說話

場合	結果
薩默塞特 1342–43、1344 兩次大委任（都有權審走私）	零件走私起訴；涉及羊毛的案子反而是指控王室官員非法徵收
肯特 1343–44、薩福克同期（主旨就是貿易犯罪）	零件
王座法庭 1342 年巡迴諾福克	只起訴稅吏勒索（社群自己的冤屈），沒有走私案
王座法庭 1345 年巡迴薩福克	其他侵害案很多，沒有新的走私案
1352 年在切姆斯福德、諾里奇、伊普斯威奇	都沒有
薩福克 1341	只有 15 件，之後以 4,000 馬克換取停審
林肯郡 1341	959 件侵害起訴中只有 13 件是走私

8.2 該沉默時卻熱烈起訴

約克郡：超過 200 人被指控。
諾森伯蘭：至少 47 件。

Raven 認為這些例外反映的是地方派系鬥爭：倫敦魚商公會的對手借機打擊；約克羊毛商的市政地位引發爭議；新堡的 Denton 派與 Acton 派爭奪市議會。

8.3 陪審員是誰

多半是「非常在地的菁英」，本身就從事養羊經濟。
他們清楚知道出口重稅會轉嫁成較低的收購價。
薩塞克斯霍舍姆百戶區的起訴陪審員 Henry Arundel，後來被另一個調查判定自己就是走私者。

8.4 定罪率（作者的數據）

	件數	占全部起訴
起訴總數	576	100%
進入判決	288	50%
有罪	183	32%
無罪	105	18%
無判決紀錄（含判決前繳罰金了結）	288	50%

對照組：

O'Connor 研究的倫敦 1342–43 年：115 人中 25% 有罪、16.5% 無罪。
McLane 研究的林肯郡 1328 年：一般侵害案有 56% 有罪。

Raven 據此推論，陪審團同情走私者，或至少認為刑罰與被告的道德罪責不成比例。這個推論的強度，第十二節會再檢驗。

九、作者立論的特色

跨越學科斷層：把經濟史當成邊緣的題目、法律史當成次要的題目，接合成一個關於國家正當性的大問題。
把「同意」問題從課稅階段延伸到執法階段：既有研究多問國會是否同意加稅；Raven 問的是，加稅之後，社會願不願意協助執行。
以「不在場」作證據：陪審團的沉默、仕紳的缺席，都被當成資料來讀。
把道德經濟從糧食市場搬進財政國家：Thompson 的群眾、Scott 的農民，在這裡變成羊毛生產者與地方陪審員。
法律地理與物質轉向：審判在哪裡進行、用什麼語言、穿什麼衣服、案卷登錄在哪一面，都被視為正當性的一部分。
反轉「中央化等於強大」的直覺：反走私的中央化不是國家強大的象徵，反而是無法動員地方的徵兆。
挑戰「愛德華三世時期政府與政治社會合作成長」的主流敘事（Harriss、Ormrod），提醒讀者國家成長是可以被被統治者協商、形塑的。
校正年代：修正 Ormrod 對執法體系起點的判斷。

史學定位對照

研究	對走私的定位	方法
Carus-Wilson & Coleman 1963	微不足道	海關帳目量化
Baker 1961	海關系統的漏洞	行政史
Ormrod 1987	1350 年代王室直轄海關的一環	財政史
O'Connor 2008	倫敦的「走私窩」	個案法律史
Raven, EcHR 2022	重要的地下經濟，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動機	經濟史
Raven, LHR 2022	國家正當性的試金石	法律史、政治文化與法律地理

十、延伸對讀：作者沒提到、但相互呼應的理論與案例

10.1 犯罪經濟學：把 Raven 的發現代進 Becker 模型

Becker（1968）的犯罪模型，以及 Allingham 與 Sandmo（1972）的逃稅模型都認為：理性行為者在預期收益大於預期懲罰加上各種成本時，就會選擇違法。套用到走私：

t \cdot Q tax saved > detect \times indict \times convict p d p_{i} p_{c} \cdot F + c + m

其中 $t$ 為每袋稅額， $Q$ 為袋數， $F$ 為罰則， $c$ 為走私的額外交易成本， $m$ 為道德與名譽成本。

參數	Raven 的發現	對走私誘因的影響
$t$	稅率長期在 40s 以上	↑↑
$p_{d}$ （被查獲）	搜查員與海關官員收賄、收保護費	↓
$p_{i}$ （被起訴）	起訴陪審團沉默	↓
$p_{c}$ （被定罪）	審判陪審團同情被告（有爭議，見第十二節）	↓
$F$ （罰則）	罰金可協商，大商人直接與御前會議談	不確定
$m$ （道德成本）	道德經濟使走私被視為情有可原	↓↓

這張表凸顯了 Raven 真正的貢獻位置。經濟史家通常只看 $t$ 與 $c$ ；Raven 解釋的是 $p_{i}$ 、 $p_{c}$ 與 $m$ 這些「社會參數」為什麼偏低。他在 EcHR 的研究也提到，即使少量羊毛也很值錢：一磅上等羊毛的價值，超過一名熟練木匠一天的工資，可見 $t \cdot Q$ 的誘因有多大。

10.2 稅負歸宿：下議院為何一直抱怨「羊毛變便宜了」

對出口品課徵每單位 $t$ 的稅，國內生產者收到的價格會下跌：

Δ P_{grower} = - t \cdot \frac{∣ ε _{d} ∣}{∣ ε _{d} ∣ + ε _{s}}

其中 $ε_{d}$ 為歐陸對英格蘭羊毛的需求彈性， $ε_{s}$ 為英格蘭羊毛的供給彈性。

中世紀政策制定者常以為英格蘭羊毛品質無可取代，歐陸需求缺乏彈性，所以稅負可以轉嫁給法蘭德斯織工。
但羊群規模短期內難以調整，供給彈性同樣很低。依公式，供給彈性越低，生產者承擔的比例越高。
下議院反覆抱怨價格下跌，正好說明英格蘭生產者實際承擔了相當比例的稅負。

這把 Raven 的道德經濟論證接上了經濟學：陪審員之所以「對走私寬容」，是因為走私減輕的正是他們自己口袋裡的稅負。

10.3 賞金獵人式執法的副作用

Becker 與 Stigler（1974）曾主張以分成方式激勵執法者。
Landes 與 Posner（1975）指出，私人化、分成化的執法容易過度執法。
Raven 的案例兩種副作用都有：Power 錯扣 Nauton 的貨、Lorimer 錯扣合法錢幣，是過度執法；Power 的保護費生意，則是執法者被收編。
四百年後的法國總包稅所也有同樣的問題：官員抱怨，包稅所許多雇員的「第二職業」就是私鹽販子。這和 Lorimer 的處境幾乎一模一樣。

10.4 理論對照

理論	核心概念	與 Raven 的關係
Margaret Levi, Of Rule and Revenue（1988）	準自願服從：人民相信統治者守約、他人也守法，才會繳稅	道德經濟可視為 Levi「條件式同意」的中世紀版本
Michael Mann（1984）	專制權力 vs 基礎結構權力	1340 年代的中央委任是專制權力深入地方，卻缺乏基礎結構的支撐
Charles Tilly（1990）	強制密集 vs 資本密集兩條建國路徑	1363 年後的集散地公司是英格蘭走向「資本化強制」的一步
Albert Hirschman（1970）	退出、發聲、忠誠	國會請願是發聲，走私是退出，陪審團沉默是對「忠誠」的有條件保留
Sheilagh Ogilvie（2011）	商人公會是與統治者分租的利益聯盟	集散地公司正是這類聯盟，成本由被排除在外的生產者與非會員承擔
Edgar Kiser（1994）	從委託代理理論看包稅與官僚	監督成本高時，統治者傾向把徵稅外包
J.C. Scott（1990）	隱藏文本：弱者在官方記錄之外的抵抗	Raven 結論直接引用

10.5 跨時代走私對照

時空	走私物	國家意圖	執法模式	地方態度	結局
英格蘭 1337–63	羊毛	戰爭財政	中央委任、王座法庭	陪審團沉默	1363 年後集散地化，效果改善有限
明代 1540 年代	海外貿易品	海禁	巡撫朱紈強力掃蕩，1548 年搗毀雙嶼	東南沿海士紳庇護走私	朱紈遭彈劾、1550 年自盡；1567 年隆慶開關，改發引票課稅
法國 18 世紀	鹽、菸草	間接稅（包稅制）	包稅所的私人武裝	Mandrin 成為民間英雄	大革命廢除包稅，包稅人被送上斷頭台
英格蘭 18 世紀	茶、白蘭地	高關稅	稅務官與龍騎兵	薩塞克斯、肯特社區包庇（Winslow 1975）	1784 年 Pitt 把茶稅從約 119% 降到 12.5%，走私急退
英格蘭 17 世紀	原毛（保護呢絨業）	產業保護	海岸巡查	羅姆尼沼澤一帶社區參與	「owling」一詞在 1699 年首見於文獻，禁令的主要目的是保護本國毛紡業，1690 年代走私一度迅速增加
清代 19 世紀	鹽	鹽課專賣（綱鹽）	綱商出資緝私	官鹽太貴，私鹽通行	1832 年陶澍在淮北改行票鹽，降低鹽價，私鹽減少
鄂圖曼 1883–1925	菸草	償還外債	Régie 公司自設武裝	菸農轉為走私	流血衝突不斷（見第十一節）

朱紈留下一句名言：「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這句話幾乎可以直接當作 Raven 第四、七節的註腳：真正難纏的不是海上的走私者，而是岸上那些身兼地方菁英、陪審員與官員的「衣冠之盜」。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五卷也替走私者說過話。他認為走私者雖然違反了本國法律，卻往往沒有違背自然正義；要不是法律把自然從未當成罪行的事情定為犯罪，這人在各方面本來都會是個好公民。這和 Raven 所說「陪審團不認為走私值得懲罰」的道德判斷，是同一種邏輯。

10.6 合法的「走私」：呢絨替代

第三節提到原毛與呢絨的稅負差距約 9 倍。長期來看，英格蘭社會「逃離」羊毛重稅的主要方式，未必是非法走私，而是把羊毛在國內織成呢絨再出口。這是一種完全合法的避稅：

	非法逃稅（evasion）	合法避稅（avoidance）
方式	走私原毛	改出口呢絨
需要的社會條件	陪審團沉默、官員共謀	毛紡技術、勞動力、資本
國家回應	刑事追訴	起初無法回應，後來改課呢絨稅
長期結果	羊毛走私延續到 19 世紀	英格蘭成為呢絨出口大國

十一、專節：把權力成本轉嫁出去——世界史上的「綑仙繩」

延伸 Raven 的結論，可以提出一個更大膽的命題：

執法代理人的尋租，以及法域圈對中央司法的排斥，都沒有真正消滅走私。王室擺脫束手無策處境的契機，並非強化官僚搜查或加重刑責，而是把防範走私的重任，交給以關稅擔保放貸、因此利益攸關的大商人公司。國家權力得以彰顯，靠的是把權力成本轉嫁出去，而借貸在這裡不只是對價交換，而是把雙方利害強制綁在一起的「綑仙繩」。

這個命題很有啟發性，但在展開世界史比較之前，有幾處需要先校準。

11.1 校準：Raven 實際說了什麼

措辭很保守。Raven 只說，執法「很可能」要到 1390 年一系列行政改革之後、集散地公司鞏固地位之後，才「稍微」更有效。這段話只出現在結論，正文沒有提供 1363 年以後的證據。它是一個假說，不是論證結果。
1390 年與 1407 年是兩件事。1390 年指的是海關行政改革（Rigby 1985 研究的波士頓港），並不是把緝私責任移交給公司；1407 年起集散地公司開始以關稅收入為擔保放貸給王室，這才是「綑仙繩」的起點。
走私從未「終結」。Raven 自己在最後一段承認，陪審團的態度仍然可以讓起訴落空，16 到 18 世紀的走私研究也顯示情況經常如此。第十節的 owling 案例說明羊毛走私一直延續到近代。
集散地本身也是監控工具。從 1363 年起，政府把英格蘭羊毛出口集中到卡萊，讓王室更容易徵收關稅，也讓羊毛貿易集中在集散地公司手中。所以效果改善至少有兩個來源：利益綁定，以及地理咽喉化（把所有出口逼進一個港口，監控成本大降）。
Raven 漏掉了最完整的一環：1466 年《卡萊駐軍包餉協定》（Act of Retainer）。愛德華四世在 1466 年與集散地公司達成協議，既抵銷國王欠公司的大筆債務，又確保卡萊駐軍按時領餉。公司直接負責用會員出口所繳的關稅與補助稅，支付駐軍薪餉並維護卡萊城防。而在協定（1473 年經國會確認）之前，卡萊的常態是駐軍欠餉、威脅或實際譁變、集散地商人緊急借錢給王室、再以早已被預支的關稅承諾還款的惡性循環。轉嫁的不只是緝私成本，還包括國防成本。
羊毛出口本身在萎縮。Raven 也提到，這種利益共同體要到原毛貿易在財政上的重要性下降時才形成。

小結：命題的方向和 Raven 的結論一致，可以成立，但必須理解成「利益綁定、地理集中與財政重要性下降三者合力」，而不是單一因素。

11.2 定義：「轉嫁綁定」與「收買」有何不同

「收買」是國家付錢買服務：薪俸、賞金、賄賂、收編都屬於這一類。代理人的報酬與政策最終成敗無關，或只按件計酬。

「轉嫁綁定」則是：代理人先投入自己的資本或承擔連帶責任，成為剩餘索取者，他的報酬取決於國家目標是否達成。

用簡化的委託代理模型表示。薪俸制下，若沒有額外監督，代理人的最佳努力為零：

U^{wage} = w - ψ (e) \Rightarrow e^{*} = 0 (absent monitoring)

債權擔保制下，貸款 $K$ 以稅收 $R (e)$ 償還，而稅收取決於緝私努力 $e$ ：

U^{bound} = min (1 + i) K, α R (e) - K - ψ (e) \Rightarrow α R^{'} (e) = ψ^{'} (e)

只要稅收尚未足以清償債務，債權人的邊際努力誘因就等於稅收對緝私的邊際反應。這就是把代理人變成剩餘索取者的經典解法。

Oliver Williamson（1983）稱這類安排為「人質」（hostages）：一方把資產押在對方手中，以換取可信的承諾。用這個概念來看「綑仙繩」，被綁住的是放貸者的資本。

邊界判定表

安排	誰先出錢	代理人報酬是否繫於目標成敗	代理人是否承擔下檔風險	歸類
薪俸官僚	國家	否	否	收買
賄賂、收編	國家	否	否	收買
賞金、告發分成（如都鐸時代的職業告發人、Raven 筆下的搜查員）	從罰沒中支付	按件計酬	低	邊界，偏向收買
包稅	代理人預付	是	是	轉嫁
以稅收擔保的債權	代理人放貸	是	是	轉嫁
特許壟斷兼自衛	代理人投資	是	是	轉嫁
連帶責任	代理人被迫承擔	是（避免受罰）	是	轉嫁（負向綁定）
購買官職、持有公債	代理人購買	是（政權存亡）	是	轉嫁（綁定政權存續）

11.3 類型學總表

類型	機制	代表案例
A. 債權擔保型	債權人以特定稅源為擔保，於是自己去收稅、緝私	英格蘭集散地公司、熱那亞聖喬治之家、希俄斯 Maona、中國海關與鹽務稽核所、鄂圖曼國債管理局
B. 包稅承攬型	承包人預付標金，剩餘歸己	羅馬包稅公司、法國總包稅所、鄂圖曼終身包稅、荷蘭包稅、荷治臺灣的贌社
C. 特許壟斷型	壟斷權換取承擔公共成本	明代開中法、清代綱鹽、VOC 與 EIC
D. 連帶責任型	責任強加於群體或中介	羅馬市議員、拜占庭連帶稅、德川五人組、廣州十三行保商、俄國村社連保
E. 政權存續綁定型	讓菁英的資產與政權存亡掛鉤	英格蘭銀行、漢密爾頓的聯邦承債案、法國官職買賣
F. 特許暴力與墾殖型	私人出資征戰、拓殖，換取治權或土地	西班牙征服協議、葡萄牙世襲受贈領地、華倫斯坦、清代臺灣的隘墾

11.4 案例深描

A. 債權擔保型

A1｜熱那亞聖喬治之家（Casa di San Giorgio，1407–1805）

1407 年，和英格蘭集散地公司開始以關稅擔保放貸是同一年。

聖喬治之家成立於 1407 年，管理熱那亞公社的債務，成員就是公社的全體熱那亞債權人；從 1446 年起，它陸續從公社取得領土，並以完整的領土權威統治到 1562 年，負責司法與治理，範圍包括黑海的卡法、塞浦路斯的法馬古斯塔、科西嘉、北托斯卡尼的盧尼賈納，以及利古里亞的若干社區。
義大利學者稱它為名副其實的「國中之國」；馬基維利甚至說，如果聖喬治之家能掌握整座城市，熱那亞共和國會比威尼斯更出色。
這個模式影響深遠：Taviani 的研究專章討論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聖喬治之家的關係。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有研究認為，聖喬治之家的成立未必代表債權人強勢，更可能是債權人回應自身制度弱勢的做法，因為內部紛爭迫使他們承認，把單一稅種分割給不同債權人行不通。綑仙繩不只綁住國家，也是債權人自我組織的工具。

A2｜希俄斯的 Maona（1346–1566）

與 Raven 研究的年代完全重疊，可以說是同一時代的地中海對照組。

熱那亞總督無力償還艦隊的借款，於是在 1347 年 2 月 26 日成立由艦隊司令與其他債權人組成的 maona，取得開發希俄斯的權利；總督只得把希俄斯的治權與 20 年的財政收入交給 Vignoso 與他的合夥人。
由於共和國始終無力從朱斯蒂尼亞尼家族手中贖回希俄斯，該島一直由他們掌握，直到最後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566 年）。
國家以「欠債不還」換來一場不必自己出錢的海外征服，代價是兩百多年的治權。

A3｜英格蘭集散地公司（1363–1558）

卡萊的防務開支由英格蘭羊毛貿易的利潤支付；愛德華三世把集散地移到卡萊，本來就是為了支付新取得的卡萊周邊領地的開銷。
但綁定的前提是羊毛出口繁榮。15 世紀原毛出口相對於呢絨出口逐漸衰退，呢絨商可以自由選擇市場，羊毛關稅因此減少，卡萊的收支出現缺口；亨利六世的政府常常補不上差額，屢次面對駐軍欠餉譁變。到了 16 世紀初，羊毛出口的衰退迫使王室重新思考如何支付卡萊的防務。

A4｜中國海關與鹽務稽核所（1854／1896–1949）

外債以海關收入為擔保，條件是行政體制不得變更：1896 年與 1898 年兩筆各 1,600 萬英鎊、以海關收入擔保的貸款，都規定在貸款清償前，中國不得以任何方式改變海關的管理體制。
在清廷眾多財源中，赫德經手的海關收入是唯一能拿來擔保外債的可靠資產；當時評論指出，除了外國人控制的海關，中國沒有任何一項收入顯示出成長彈性。同一個國家裡，綁定與否的效果差異一目了然。
擔保範圍還會擴大：庚子賠款的擔保條件之一，就是把各通商口岸的常關改由海關管理。
1913 年善後大借款催生了鹽務稽核所。它由國際銀行團強加給虛弱的中國政府，運作於 1913 到 1949 年，創辦人 Richard Dane 是曾在印度長期主管鹽稅的高階文官。1915 年鹽稅淨收入約 6,928 萬元，其中約 2,379 萬元撥給海關以支付庚子賠款，約 1,181 萬元支付貸款利息，約 2,753 萬元撥還中國政府。

A5｜鄂圖曼國債管理局與菸草公司（1881／1883–1925）

這是正面效果與反噬並存的例子。

菸草公司是鄂圖曼帝國最大的外國投資；政府頗具爭議地授權它組建自己的武裝警衛（kolcu）來遏止菸草走私，使它成為「國中之國」，警衛與以菸田為生的農民、走私者之間爆發血腥衝突。
根據官方紀錄與證詞，1883 到 1925 年間約有兩萬人死於涉及菸草公司警衛與走私者的衝突（此數字出自維基百科條目轉述，宜謹慎看待）。
研究指出，許多農民是因為公司的苛待才被迫走私；政府對「走私」的定義也與公司不同，同時又把公司當成提款機，財政吃緊時就向它預支。這與 Raven 的道德經濟論證形成強烈呼應：綁定越緊，地方社會的反彈可能越烈。

B. 包稅承攬型

B1｜羅馬共和的包稅公司（publicani）

公元前 2 至前 1 世紀，羅馬由監察官拍賣行省稅權，包稅公司（societates publicanorum）預付標金，再到行省收稅。國家省下龐大的徵稅官僚，代價是行省怨聲載道。帝制時期直接稅逐步收歸國家，關稅等間接稅仍長期外包。

B2｜法國總包稅所（Ferme générale，1681–1791）

等於一支私人緝私軍：總包稅所在布列塔尼與曼恩、安茹交界沿線約 40 公里寬的地帶部署鹽稅緝查隊，並設有特別法庭審判武裝走私；僅一條防線，包稅所就要維持 596 人，每年花費 243,040 里弗爾。
民間英雄 Mandrin：他從瑞士購入布料、皮革、菸草與香料，在法國城鎮出售而不向包稅所繳稅，民眾樂於買到便宜貨；政府禁止購買走私品後，他到羅德茲用槍逼包稅所的職員購買他的貨。1755 年 5 月 24 日他被判刑，兩天後處決。
結局：大革命廢除包稅制，1794 年包括化學家拉瓦節在內的多名包稅人被送上斷頭台。共和國以海關管理局取代總包稅所，1801 年拿破崙改組為海關總署。轉嫁出去的徵稅成本最後被收回國家官僚體系，而轉嫁出去的民怨，也在革命中找到了清算對象。

B3｜鄂圖曼終身包稅（malikâne，1695–）

這是最貼近「轉嫁反而強化國家」命題的案例。

1695 年引入終身包稅，買方可終身享有特定稅源，換取長期經營的誘因；Ariel Salzmann 認為這並非中央失控，而是以政治上有效的形式把國家控制合理化。
這套制度雖然問題叢生，卻也強化了穆斯林包稅人對國家的忠誠，哪怕只是出於自利。
弔詭的是，鄂圖曼政府一方面給地方人物前所未有的自主，一方面也把他們更緊密地綁在中央國家上。

B4｜荷蘭與臺灣

荷蘭共和國長期以包稅徵收消費稅。1748 年爆發反包稅人暴動（Pachtersoproer），包稅制隨之廢除。
荷治臺灣的「贌社」制度（1640 年代起），東印度公司每年拍賣與特定原住民村社的交易權，由漢人商人承包。這是一個臺灣讀者熟悉的包稅案例，清代的社商與通事也延續了類似結構。

C. 特許壟斷型

C1｜明代開中法

洪武三年（1370）起，商人把糧食運到邊鎮糧倉，換取鹽引，再到鹽場支鹽販售。邊防後勤成本因此轉嫁給商人，商人為了就近取糧，甚至在邊地募人屯墾（商屯）。
綑仙繩一旦換成現金就斷了。傳統說法把轉折歸於弘治五年（1492）戶部尚書葉淇改為在運司納銀；寺田隆信的研究則指出，開中法的主要形式在成化末年左右，就已從在邊地納糧或納銀，轉為在鹽運司納銀。無論確切年代為何，商人不再需要親赴邊地，商屯隨之衰落，邊儲也跟著空虛。
這正好用來印證第 11.2 節的區分：實物綁定一旦改成貨幣交易，就從「轉嫁」退化成「收買」，誘因結構也就消失了。

C2｜清代綱鹽與陶澍票鹽

這是重要的反例。

萬曆四十五年（1617）袁世振創綱鹽法，清代沿用。世襲的綱商包繳鹽課、向朝廷報效，也出資緝私。
然而壟斷造成官鹽價格高昂，反而讓私鹽有利可圖、越緝越多。
道光十二年（1832）陶澍在淮北改行票鹽，任何人納課領票即可販鹽，壟斷被打破，鹽價下跌，私鹽減少。
教訓是：轉嫁綁定若以壟斷租金為誘因，壟斷租金本身就會製造走私的誘因。英格蘭集散地公司的獨家地位同樣壓低收購價、抬高歐陸售價，理論上也會產生這種張力。

C3｜荷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

國家把海外貿易、戰爭與殖民的成本轉嫁給股東，換取擴張。代價是公司坐大，最終需要國家出手接管。

D. 連帶責任型（負向綁定）

案例	機制	結果
羅馬晚期市議員（decuriones）	個人承擔城市稅收的短缺	菁英設法逃離這個階級，帝國只好立法禁止
拜占庭連帶稅（allelengyon，1002）	富裕地主替貧困鄰人補繳稅款	1028 年廢除
德川日本五人組	鄰里互相監督、連帶受罰	長期穩定運作
廣州十三行保商（18 世紀中葉起）	行商為外國船隻的稅餉與行為作保	行商屢屢破產；鴉片改在伶仃洋躉船交易，繞過整個體制
俄國村社連保（krugovaia poruka）	村社集體負責人頭稅	1903 年廢除

這一類與 A、B、C 不同，綁定的不是代理人的獲利預期，而是避免受罰的壓力。它通常能壓低國家的監督成本，卻容易逼得被綁定者逃離或破產。

E. 政權存續綁定型

英格蘭銀行（1694）：120 萬鎊貸款以新稅為擔保。North 與 Weingast（1989）認為光榮革命後的制度讓國家對債權人的承諾變得可信；Stasavage（2003）則強調，關鍵在於債權人透過輝格黨在國會有代表。不論哪一種解釋，債權人的利益都被綁在新政權的存續上。
漢密爾頓的聯邦承債案（1790）：他在 1781 年寫給 Robert Morris 的信中說，國債只要不過度，就會是「我們聯邦的強力黏合劑」。由聯邦承接各州債務，讓富裕的債權人與聯邦政府利益一致。
法國官職買賣（1604 年的 paulette）：官員每年繳納一筆費用，換取官職可以世襲。王室取得財源，官員的資本被綁在王室身上；但這群人日後也成為改革的阻力。

F. 特許暴力與墾殖型

案例	誰出資	換得什麼	結果
西班牙征服協議（如 1529 年與皮薩羅簽訂的托雷多協議）	征服者自籌遠征費用	頭銜、治權、委託監護權	王室幾乎零成本取得帝國
葡萄牙在巴西的世襲受贈領地（1534）	受贈者自費拓殖	世襲治權	多數失敗，1549 年改設總督直轄
華倫斯坦（1625–1634）	華倫斯坦以自身信用募軍，再向占領區徵收「軍稅」	梅克倫堡公國等封地	皇帝不花錢就有了軍隊，但華倫斯坦坐大，1634 年遭暗殺
私掠許可證	私人投資者出資武裝船隻	戰利品	海軍成本轉嫁，戰後私掠者常轉為海盜
清代臺灣隘墾（如 1834 年新竹北埔的金廣福）	閩客合股的墾號自設隘防	墾地權	邊區控制成本由私人承擔，也加速了原住民土地的流失

11.5 何時有效，何時反噬

成功條件

條件	說明	英格蘭案例
1. 稅源可監測、可集中	有地理或制度上的咽喉點	卡萊單一港口；中國通商口岸
2. 被綁定者的資本占其財富比例夠大	背叛成本高於共謀收益	集散地商人的放貸部位
3. 被綁定者能排除外人	壟斷讓「抓走私」等於「保護自己的市場」	走私者會繞過卡萊，搶走集散地商人的生意
4. 國家本身可信	國家不能隨意違約	見下文
5. 民怨有出口	包稅人或公司成為代罪羔羊，替國家承擔怨氣	法國包稅人；鄂圖曼菸草公司

第 3 點值得多說一句。集散地公司熱心抓走私，動機不只是保住放出去的貸款，也是保護會員的壟斷價格。這正是 Ogilvie 對商人公會的批評：公共目的與私人租金高度重疊，成本則落在被排除在外的生產者與非會員身上。

第 4 點則讓 1337 年與 1407 年形成強烈對比。1337 年的壟斷計畫失敗，部分原因是國王自己扣押了商人的羊毛；1340 年代初，愛德華三世對佛羅倫斯巴爾迪、佩魯齊銀行的債務違約（兩家銀行於 1343–46 年間相繼倒閉，違約是否為主因仍有爭論）。綑仙繩必須雙向收緊才有用。在國王還能輕易違約的年代，商人不會甘心被綁；到了 15 世紀，安排經國會確認、制度化之後，綁定才穩定下來。

失敗模式

模式	說明	案例
代理人坐大	被綁定者反過來綁架國家	聖喬治之家、華倫斯坦、東印度公司
過度榨取與暴力	剩餘索取者為增收不擇手段	鄂圖曼菸草公司、法國包稅所
代理人破產	稅源萎縮，綁定者無力承擔	十三行保商；卡萊駐軍欠餉
綁定被換成現金	實物綁定退化為收買	開中法改納銀
壟斷製造走私	壟斷租金抬高價格，反而鼓勵走私	清代綱鹽
主權流失	債權人成為事實上的統治者	鄂圖曼國債管理局、中國海關

11.6 重新評估「相反的演進邏輯」

這個命題認為，國家能力的擴張通常被預設為中央官僚取代私人武力，而羊毛走私的案例揭示了相反的邏輯。這個說法有道理，但可以再精煉三點：

這並非完全被忽略的邏輯。Tilly 的資本密集路徑、Brewer（1989）關於 18 世紀英國財政軍事國家的研究、Parrott（2012）關於軍事承包商的研究，都早已指出近代國家是官僚與私人承包的混合體。Kiser（1994）更用委託代理理論說明：監督成本高、資訊差時，統治者理性地選擇外包；監督技術進步後，才逐步收回官僚體系。法國包稅所變成海關總署、鄂圖曼菸草公司在 1925 年國有化為 Tekel、聖喬治之家把科西嘉交回共和國，都是「先轉嫁，後回收」的軌跡。比較準確的說法是：國家能力是官僚與被綁定私人資本的組合，兩者比例隨監督技術與信用市場而變動，而不是兩條互斥的路線。
治安法官本身就是一種轉嫁。Raven 拿來對照的治安法官體制，是由地方仕紳基本無給地擔任（1388 年後僅有開庭日的少量津貼）。他們承擔治理成本，換來地方權威與身分，這正是 A.B. White 所說的「奉國王之命自治」。也就是說，反走私執法失敗的原因，恰恰在於它無法複製治安法官那種成本轉嫁；集散地公司後來在羊毛問題上扮演的，正是治安法官在一般治安上的角色。Raven 自己的結論也這樣寫：王室最後在走私問題上與重要的地方菁英建立了持久的利益共同體，類似它透過治安法官與貴族社會達成的合作。所以這個命題其實是 Raven 結論的延伸與一般化，而不是反駁。
綁定可以有不同的「材質」：

綁定材質	例子
資本（債權、預付標金）	集散地公司、聖喬治之家、包稅人
身分（榮譽、地方權威）	治安法官
責任（連帶受罰）	五人組、保商
生存（政權存亡）	英格蘭銀行的債權人、漢密爾頓的承債案

「綑仙繩」的比喻最適合第一種，但這套邏輯其實遍及四種。

十二、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12.1 逐項檢驗

價值主張	支撐	檢驗	判定
首次詳細重建 14 世紀反走私執法體系	189 件委任、多個郡的巡迴紀錄、王座法庭與財政署卷宗	Baker、Ormrod、O'Connor 只觸及片段；Raven 的史料廣度遠超前人	站得住
執法高度中央化	人員組成、機構運作、御前會議的指揮	描述上很扎實。但關稅是國王的特權收入，本來就不可能交給莊園法庭處理，拿它和囤積居奇罪對比，有部分是蘋果比橘子。中央化究竟是「選擇」還是「結構必然」，作者沒有充分區分	部分成立
道德經濟形塑並鈍化了執法	國會請願、編年史、政治詩、新堡請願	證據大多是「反對重稅」的言論，直接指向「反對走私執法」的只有新堡請願等少數案例，中間的連結是推論出來的。此外，論證採「形塑也被形塑」的雙向因果，難以證偽	部分成立（以詮釋為主）
陪審團的沉默反映地方抗拒	多郡零起訴、低起訴比例	屬於「沉默論證」，至少還有幾種替代解釋：該郡實際走私少（如薩默塞特，作者自己也承認）；案件經由搜查員查扣直接送財政署，不經起訴陪審團；委任範圍的差異；檔案保存的落差	部分成立
定罪率偏低，反映陪審團同情被告	576 件中 32% 有罪	分母問題嚴重，見下文	存疑
法域圈與案卷位置影響社會觀感	Johnson 的管轄權理論、Delaney 的法域圈概念	案卷登錄在 Rex side 是書記慣例，一般人未必看得到；法律法語與法袍是所有中央司法的共同特徵，不專屬走私案；而且王座法庭會巡迴到約克、伊普斯威奇等地，「中央」實際上也在地方開庭	啟發性強，實證弱
1390／1407 年後執法改善	結論中引用 Rigby 等二手研究	正文沒有提供 1363 年以後的證據	假說

定罪率的分母問題

Raven 的數據換個分母，結論可能就反轉了：

r^{all} guilty = \frac{183}{576} \approx 31.8%, r^{judged} guilty = \frac{183}{288} \approx 63.5%

O'Connor 的倫敦數據同樣如此：

\frac{29}{29 + 19} \approx 60.4%

問題在於，那 50%「沒有判決紀錄」的案件裡，包含了許多判決前就繳罰金了結的被告。在當時，主動繳罰金往往等於向國王認罪求恩，實質上就是受罰。1343 年約克一個法期就有 104 人繳罰金，可見這不是少數。

如果只看進入判決的案件，走私的定罪率約 63.5%，反而高於 McLane 統計的林肯郡一般侵害案 56%。而 McLane 那 56% 的分母究竟是什麼、兩者是否可比，Raven 也沒有交代。這是全文量化論證最脆弱的一環。

12.2 其他盲點

兩種走私者被混為一談。大商人集團在關稅系統內部舞弊（de la Pole、Graa、各地市長），和沿海小規模走私，是兩種不同的現象。道德經濟能很好地解釋地方社群為何容忍後者，卻不太能解釋前者；前者用 EcHR 那篇的交易成本、尋租與政治關係來解釋更貼切。
道德經濟的聲音來自菁英。下議院、編年史家、盎格魯諾曼語詩人，與 Scott 筆下的生存倫理小農，社會位置相距甚遠。Raven 使用的其實是「地方菁英的道德經濟」。
缺乏規模估計。走私量占合法出口的比例，本文沒有估算（EcHR 那篇略有觸及）。如果走私只占很小比例，那麼「執法失敗」的說法就需要打折扣。Raven 在 EcHR 也承認，1350 年代與 1360 年代大半時間的出口激增，可能部分源於效率提升，這意味著執法未必完全失靈。
缺少歐陸一方的史料。法蘭德斯、荷蘭港口的進口紀錄可以交叉驗證走私規模，本文沒有使用。作者在註腳中也坦承採取英格蘭中心的視角。

12.3 總評

站得住的部分：

史料重建的貢獻扎實，任何研究愛德華三世財政與司法的人都繞不過這篇。
把「課稅的正當性」從國會同意延伸到執法現場，這個問題意識有長遠價值，也能和當代租稅遵從研究（Levi 的準自願服從）直接對話。
指出中央化可能是弱點而非強項，對國家形成史的「成長敘事」是有力的修正。
為跨文明比較提供了很好的錨點，例如明代海禁、法國包稅、鄂圖曼菸草專賣。

需要保留的部分：

量化證據（特別是定罪率）的推論力被高估了。
法域圈與觀感的論證屬於理論啟發，而非實證結論。
15 世紀轉機的說法目前只是假說。

一句話：這是一篇問題意識一流、史料功夫紮實，但詮釋走在證據前面的論文。它最大的價值不在於「證明了」什麼，而在於讓羊毛走私成為一面鏡子，照出中世紀國家的極限：王權要深入地方，靠的不只是法官與武裝侍衛官，更要地方社會願意配合。

結語

1340 年代的英格蘭國王擁有歐洲最統一的普通法體系、最能幹的法官群，以及一群忠心耿耿的武裝侍衛官，卻追不上自己王國的羊毛。原因不在於國王的手不夠長，而在於握著羊毛的那些人並不認為把羊毛交給國王是天經地義的事。

半個多世紀後，王室找到另一種辦法：不再自己去追，而是讓那些握有羊毛、又借錢給國王的商人，替國王把守卡萊港口，替國王發駐軍的薪餉。從熱那亞的聖喬治之家、希俄斯的 Maona，到明代的開中法、清代的海關，世界各地的政權一再發現同樣的道理：國家權力最有效的延伸，往往不是派人去管，而是讓別人的身家性命與國家的成敗綁在一起。

但這條繩子也會勒住國家自己。被綁定的人會坐大，會榨取，會破產，也會把民怨引向自己，直到革命來清算。如何在「綁得住」與「不被反綁」之間拿捏，是每一個國家形成史都繞不過的課題。

Context Matters: Understanding Why Medieval Legislators Chose to Regulate Women's Pregnant Bodies

鄭仕群 — Tue, 10 Nov 2026 16:25:24 +0000

Sara M. Butler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5;43(1):1-23.
doi:10.1017/S0738248024000415

對讀：Furstenberg Y. Rabbinic Evidence for the Spread of Roman Legal Education in the Provinces.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4;42(4):713-734. doi:10.1017/S0738248024000312

羅馬法如何「分類」女人與孩子：對讀 Furstenberg 與 Butler，兼論律法形式主義與實務運作的脫鉤

兩篇論文、相隔一千年的兩個場景，共用同一套骨架：羅馬法學把家庭、身分、繼承與女性身體分門別類的那套「抽屜系統」。本文先分別導讀兩篇論文，再依四個維度對讀，接著擴寫一個專題：世界各地「紙上之法」與「行動之法」如何脫節。最後點評兩文的學術價值，並檢驗這些價值是否站得住腳。

表面上看，兩篇論文幾乎沒有交集：

Yair Furstenberg 研究的是西元 200 年前後羅馬巴勒斯坦的猶太拉比，問題是「他們的羅馬法知識從哪裡來」。
Sara M. Butler 研究的是 5 到 15 世紀的歐洲，問題是「中世紀立法者為什麼要立法管孕婦的身體」。

但兩篇都在處理同一個現象：法律的分類架構本身就是一種權力技術。 把一件事放進哪個抽屜，就決定了它是誰的事、誰受害、由誰處置。Furstenberg 讓我們看到，一套分類架構可以從帝國中心「橫向」流到被統治的族群手上。Butler 則讓我們看到，同一套分類架構可以「縱向」流過一千年，持續替父權秩序提供法理語彙。兩篇論文各自也都碰到同一個難題：分類寫得越漂亮，往往離社會實際運作越遠。

1. 兩篇論文速覽

項目	Furstenberg（2024）	Butler（2025）
時空	約西元 2–3 世紀之交，羅馬帝國東方行省	約 4–15 世紀（延伸至 16 世紀），英、法、伊比利、義、德、北歐、拜占庭、愛爾蘭
核心提問	拉比的羅馬法知識是經由什麼管道取得的？	中世紀立法者為何要規範孕婦的身體？
主要材料	《密西拿·婚約篇》1.1–5、3.12；蓋尤斯《法學階梯》；偽烏爾比安《單卷規則書》；《以實瑪利拉比米德拉什》；埃及《Idios Logos 準則》	《學說彙纂》、悔罪書、主教會議法規、世俗法典（《七部法典》、《博韋習慣法》、瑞典《西約特蘭法》等）、英格蘭法學論著（Bracton、Fleta、Britton、Mirror of Justices）
方法	結構比對，加上文本內部「縫線」分析	把立法放回語境，並分析罪名被歸在哪一類
論辯對象	Boaz Cohen、Shaye Cohen、Modrzejewski、Katzoff 等比較法學者	美國最高法院 Dobbs v. Jackson（2022）Alito 的多數意見
一句話結論	《密西拿》是羅馬法學教育已在東方非羅馬人中傳播的最早文本證據	中世紀墮胎法起源於保護丈夫與繼承人，並把提供墮胎者歸類為女巫或投毒者，不適合作為現代立法的歷史先例

2. Furstenberg：拉比的「借殼分類學」

2.1 起點：一篇由兩段組成的《婚約篇》

《密西拿》約在西元 200 年前後由猶大·哈納西（R. Judah the Patriarch）編定。其中的《婚約篇》（Qiddushin）分成兩大部分：

前半部談婚約儀式。開頭是一段奇特的「取得」條文（1.1–5），把婦女、奴隸、牲畜、土地並列，逐一說明如何「取得」它們。
後半部從 3.12 開始談身分問題：誰可以娶誰，子女屬於什麼身分。開頭是一段四分法的身分判定原則。

傳統學界（如 J. N. Epstein）認為這兩個單元特別古老，是「前拉比時期」的遺存。Furstenberg 主張剛好相反：它們屬於《密西拿》最晚的編纂層，而且是仿照羅馬法學入門手冊的架構寫成的。

2.2 《密西拿》3.12 與偽烏爾比安第五題的對照

《密西拿》3.12	判定規則	舉例	羅馬法對應（偽烏爾比安 5／蓋尤斯 1）
(1) 有婚約、無違犯	子女隨父	祭司、利未人、以色列人之間通婚	有 conubium 時子女隨父（Ps.-Ulp. 5.8；Gaius 1.55–56）
(2) 有婚約、但違犯禁令	子女隨身分較低的一方	大祭司娶寡婦；祭司娶離婚婦；以色列人娶 mamzer 或 natin	《米尼基亞法》（Lex Minicia）：異邦父親所生的子女隨劣方（deterior）（Ps.-Ulp. 5.8；Gaius 1.78）
(3) 女方不能與此男締約，但能與他人締約	子女為 mamzer（私生子）	《妥拉》所列的亂倫與禁婚關係	娶法律不許娶的女子屬亂倫婚，子女為 spurii（Ps.-Ulp. 5.6–7；Gaius 1.58–64）
(4) 女方與任何人皆不能締約	子女隨母	女奴或外邦女子所生	無 conubium 時隨母；自由人與女奴所生為奴（Ps.-Ulp. 5.9；Gaius 1.79–82）

把兩套規則寫成判定函數，結構上的同構會更清楚。

《密西拿》3.12（ $Q_{gen}$ 是女方的一般締約能力， $Q_{pair}$ 是她與這名男子之間的締約能力， $T$ 表示是否違犯禁令）：

S_{child} = ⎩ ⎨ ⎧ S_{father} min (S_{father}, S_{mother}) mamzer S_{mother} Q_{pair} = 1, T = 0 Q_{pair} = 1, T = 1 Q_{gen} = 1, Q_{pair} = 0 Q_{gen} = 0

偽烏爾比安／蓋尤斯：

S_{child} = ⎩ ⎨ ⎧ S_{father} S_{mother} min (S_{father}, S_{mother}) conubium = 1 conubium = 0 (ius gentium) one parent peregrinus (Lex Minicia)

其中 $min$ 的意思是：在身分位階上取較低的一方。兩套規則共用同一個主控變數，也就是「締結合法婚姻的能力」（conubium）。公民身分、血親關係、合法與否這些考量，全都被收編在這個變數底下。Furstenberg 認為，這種分類學層次的同構不可能只是巧合。

2.3 學術史上的四種解釋

學者	立場	解釋	Furstenberg 的回應
Boaz Cohen	比較法學	兩個成熟的法系有平行的原則，不談歷史上的關聯	迴避了「如何接觸」的問題
Shaye J. D. Cohen	羅馬影響說	「母系原則」首次出現在這段《密西拿》，是受羅馬法影響。他說拉比在這裡「像哲學家，不總是活在真實世界」	他描述的是整套法律移植，但實質規則其實沒有改變
Modrzejewski	人口危機說	第二次猶太戰爭後人口銳減，拉比依羅馬的萬民法改採母系，並取得羅馬認可	時序與證據都有困難；Daube 自己也承認這個解釋有問題
Ranon Katzoff	獨立發展說	羅馬法只承認合法婚姻內的父子關係，拉比法即使是亂倫所生的子女也算父親的孩子，兩者法理方向相反；規則源頭應追溯到以斯拉改革	實質差異確實存在，但無法解釋分類學上的驚人對應
Furstenberg	分類調適說	實質規則是在地傳統的，用來組織這些規則的分類框架是羅馬的	同時解釋了「形似」與「質異」

2.4 「縫線」分析：四段條文各自不合身

這是 Furstenberg 最有說服力的部分。如果這段《密西拿》是用羅馬框架重新包裝舊規則，那麼框架和內容之間應該會露出接縫。他在四段裡都找到了：

段落	表面原則	反例或真實規則	張力的來源
(1)	合法婚姻，子女隨父	男性改宗者合法娶女性 mamzer，子女仍是 mamzer（兩部塔木德都已指出）	原則寫得太乾淨，涵蓋不了實際情形
(2)	違法婚姻，子女隨劣方	大祭司娶寡婦，子女成為 ḥalal（被褻瀆者）。依據是《利未記》21:14–15：父親「褻瀆了他的後裔」，不是子女承襲母親的劣勢。巴勒斯坦塔木德還指出，祭司再娶自己的前妻雖屬違法，子女仍是合格祭司	祭司聖潔的邏輯被硬塞進「父母身分」的範疇
(3)	相對締約不能，子女為 mamzer	《葉瓦莫特篇》4.13 記載的早期拉比定義是看罪的嚴重程度：阿奇瓦拉比說是近親；提姆納人西緬說是犯了「剪除」罪（karet）；約書亞拉比說是犯了法庭可判死刑的罪。這些定義都跟「締約能力」無關	新框架和舊定義接不起來，還會把外邦人、奴隸也誤納進 mamzer
(4)	絕對締約不能，子女隨母	《以實瑪利拉比米德拉什》用的是 kal va-ḥomer（由輕推重）論證：女奴之子都隨母了，外邦女子之子更應如此。這背後是一套較古老的「族群歸屬」邏輯	舊論證的外殼被新理由從中打斷

第 (4) 段的分析特別精彩。Furstenberg 指出，以實瑪利拉比論證背後的邏輯，比較接近希臘城邦的公民權法，而不是羅馬的 conubium 邏輯。伯里克利在西元前 451/450 年立法，規定父母雙方都必須是公民，子女才能取得公民權。異邦母親（metroxenos）所生的子女淪為 nothos（庶子）。到了希臘化時期的銘文裡，nothos 已經變成一個公民範疇，意思是「母親不屬於父親所屬社群的孩子」。換句話說，同樣的判決結果，原本可以完全用希臘化的公民邏輯來說明。羅馬框架提供的是新的「說明方式」，不是新的「規則」。

2.5 「取得篇」1.1–5 與蓋尤斯 1.108–123 的對照

比較點	《密西拿·婚約篇》1.1–5	蓋尤斯《法學階梯》第一卷
開篇句式	「婦女以三種方式被取得，以兩種方式取得自己」	「昔日婦女以三種方式歸入夫權：usus、confarreatio、coemptio」（1.110）
對象序列	婦女，然後希伯來奴隸、迦南奴隸，然後大小牲畜，然後兩類財產	婦女（coemptio），然後 mancipatio 的適用對象：自由人、奴隸、要式物牲畜（牛、馬、騾、驢）、義大利土地（1.119–121）
雙向性	每一類都同時說明「如何被取得」與「如何取得自己」（離婚、主人死亡、禧年等）	用 mancipatio 也能讓婦女脫離夫家（1.114–118）
三種方式	金錢、文書、性交（對應財產的「占有」ḥazaqah）	coemptio（買賣式）、confarreatio（祭祀式）、usus（時效式）；對應財產的 mancipatio、in iure cessio、usucapio
象徵性價金	希列學派主張一個 perutah 即可，並特別註明它等於「義大利 issar 的八分之一」	秤與銅塊的儀式；1.122 也討論銅塊作為 as 的一部分
大型牲畜	以「交付」（mesirah）取得，《托塞夫塔》說明是遞交韁繩	要式物必須當場「用手抓住」，這就是 manu capere 的字源（1.121）
下一個主題	1.7 談父母對子女的義務與權限	1.124 起談子女如何脫離家父權
性質	用拉比自己的話說，是一種「取得」	蓋尤斯明說 coemptio 是一種想像的買賣（imaginaria venditio，1.113），目的在改變法律身分

更值得注意的是：3.12 和 1.1–5 兩個單元所對應的羅馬文本，在蓋尤斯第一卷裡正好是相鄰的區段（1.55–96 與 1.108–123）。 《婚約篇》兩大部分的開篇，都取材自同一份教科書的同一個連續段落。這是全文最強的結構性論據。

2.6 和埃及《Idios Logos 準則》的比較

Furstenberg 拿同時代的埃及行政文件 Gnomon of the Idios Logos 作對照。這份文件也把地方的身分法整理成羅馬式的標準。例如它規定：希臘城邦女公民（astē）與埃及人所生的子女是埃及人，但可以繼承雙方。這是把「隨劣方」原則套用在非羅馬人身上，藉此在行省內建立社群之間的位階。

差別在於，Gnomon 是帝國由上而下強加的；《密西拿》則是地方菁英主動用帝國的語法，重新說明自己的法律。

2.7 本文的五個特色

從「影響」推進到「管道」：過去的研究只能說拉比「受到」羅馬法影響，本文指出具體的管道是法學入門手冊（institutiones）。
從「移植或獨立」推進到「分類調適」：同時承認 Katzoff 指出的實質差異，以及 Cohen 指出的形式相似。
以縫線分析為方法：利用框架與內容之間的張力，判斷哪些是後加的編纂層。
把拉比放回羅馬行省法律專家的群體裡，不再把拉比法當成封閉自足的宗教法。
對羅馬法史本身也有貢獻：如果論點成立，蓋尤斯傳統在東方的傳播證據就提前了（相較於 P.Oxy. 2103 抄本，以及 3 世紀才開始出現記載的貝里圖斯法學院）。

3. Butler：管住孕婦的身體，是為了保護誰？

3.1 寫作背景：回應 Dobbs 案

Alito 在 Dobbs 多數意見中，引用 13 世紀的 Bracton 與 Fleta，論證「至少在某些妊娠階段，墮胎自古即屬犯罪」。Butler 的批評有幾層：

選擇性引用：Bracton、Fleta 支持他的論點，但同時代的 Britton 與 The Mirror of Justices 不支持，Alito 卻沒有提。
只看論著，不看實務：英格蘭法庭以重罪起訴的「墮胎」，幾乎都是毆打孕婦導致流產。用草藥自行墮胎的婦女，通常交給告解神父處以補贖（禁食、祈禱）。
權威人物的語境：Alito 稱 Matthew Hale 是偉大的普通法權威。Hale 曾在 1662 年的 Bury St Edmunds 審判中判兩名婦女以女巫罪處死。

3.2 全文三大論點

中世紀的 aborsus 和今天說的「墮胎」不是同一個東西。
墮胎罪起源於「對丈夫的犯罪」，屬於一整套保護男人及其繼承人、防範婦女利用生育能力謀奪遺產的厭女立法。
提供墮胎的人被歸類為女巫或投毒者，所以墮胎法和對魔鬼的恐懼、對「女性身體即毒物」的想像糾纏在一起。

3.3 aborsus 的語義

面向	中世紀	當代美國辯論
生命起點	胎兒成形並被注入靈魂之後。Azo 的註釋依循亞里斯多德：男胎 40 日，女胎 80 日	常見主張是受孕即生命
自然流產與人工流產	不區分。aborsus 涵蓋自發、意外、蓄意、遭毆打所致，甚至產婦死亡後取出胎兒	嚴格區分
自然流產的歸責	偽大阿爾伯特《婦女的秘密》把流產歸因於飲食、情緒、運動失衡，「娼婦」甚至被說成以跳舞、性交、摔角來墮胎	視為醫學事件
刑罰性質	多為教會的精神補贖	刑事處罰
量刑考量	窮困（Bede 悔罪書的「貧婦條款」）、母體健康、輕浮或出於必要	依各州法律而定

Butler 也引用了人口與醫學資料：中世紀女性普遍貧血，一生大約只經歷 50 次月經（現代約 450 次），所以「月經沒來」很難當作懷孕的徵兆；今天的自然流產率約 15%，中世紀只可能更高。她舉出的第一宗女性墮胎審判（1490 年威尼斯）以及一封 1386 年法國赦免狀，處理的竟然都是自然流產。教宗英諾森三世 1211 年的教令更把意外流產（修士嬉鬧時拉扯女子腰帶，使她跌倒流產）也視為可罰。

悔罪書的量刑分級：

文獻	情形	補贖
西班牙《Silos 悔罪書》（1075–1091）	自願墮胎 / 非自願墮胎	4 年 / 2 年
Bede 名下悔罪書	貧婦因難以養育 / 娼婦為掩飾惡行	較輕 / 較重
Arundel 悔罪書	為掩飾淫行 / 為逃避死亡或難產	10 年 / 3 年
同上	出於輕浮（pro sua levitate）/ 出於必要（pro utilitate necessaria）	1 年 / 40 天

3.4 胎兒算不算「人」：英格蘭論著內部的分歧

文獻	立場
Bracton、Fleta（13 世紀）	已成形、尤其已有靈魂的胎兒，打掉或以毒藥墮掉即構成殺人
The Mirror of Justices（1290 年代）	胎死腹中不構成謀殺，因為出生前沒人能判斷它是不是「怪物」
Britton	沒有可具名的被害人，就不能提起重罪控訴
Liber Assisarum	被害人從未存在於世（in rerum natura），不得追訴
《學說彙纂》25.4.1.1	胎兒在出生前是母親的一部分，或是她的臟腑
《學說彙纂》1.5.7（Paulus）	只在對胎兒自身有利時（例如繼承），才視同已出生
格拉提安《教令集》C.32 q.2	未成形的胚胎被打掉不算殺人，因為還沒有靈魂

3.5 受害人是丈夫

《學說彙纂》47.11.4 引馬爾西安：已婚婦女自行墮胎屬於「非常罪」，理由是她不應能夠毫無代價地剝奪丈夫的子嗣。
Cavallar 與 Kirshner 指出，古代與中世紀義大利的法學家一般容忍未婚女子墮胎，也容忍丈夫同意的墮胎。
拜占庭法和早期愛爾蘭法都把未經丈夫許可的墮胎列為離婚事由，等於把它當成違約。
教會法的第一條墮胎規定，Elvira 會議（約 305 年）第 64 條，處理的是丈夫不在時與人通姦懷胎、然後墮胎的婦女。Lérida 會議（546 年）也把墮胎視為掩飾通姦。到了 Noyon 主教會議（1280–1285），墮胎婦女被比作 Medea。
《學說彙纂》48.19.39 引 Tryphoninus，擔心剛離婚的妻子為了報復「已成可憎的丈夫」而傷害自己的子宮，也擔心有繼承人收買繼母墮胎。

3.6 孕體監管制度（ventris custodia）

這是 Butler 用來說明「墮胎法屬於更大一套孕體規訓」的關鍵證據：

法源	程序
《學說彙纂》25.4.1.10	丈夫死後一個月內，寡婦須通知所有利害關係人；由 5 名自由婦女檢查（未經她同意不得觸碰腹部）；預產期前 30 天再次通知；在裁判官指定的「極可敬婦女」家中分娩；產房只能有一個出入口，其餘封死；門口由 3 名自由男子、3 名自由女子加 2 名隨從看守並搜身；至少 3 盞燈，因為「黑暗較利於調包」；產後須讓所有利害關係人驗看嬰兒
卡斯提爾《七部法典》	幾乎逐字照搬，但改成由可敬婦人搬進寡婦家同住，費用轉由寡婦負擔
英格蘭 Bracton	由可敬婦人觸摸乳房與腹部檢查，並有騎士在場；之後拘於王室城堡，費用自付，與可能懷孕的侍女隔離，直到分娩
法國	隔離觀察四個半月；若證實說謊，須返還期間所用的遺產
瑞典、丹麥	20 週；若說謊須返還所用糧食，但可保留自己播種的收成

延伸的例子：《七部法典》擔心不孕的妻子「假孕」並調包嬰兒；《博韋習慣法》規定母親指稱自己的孩子是私生子時不可輕信；寡婦產後坐月子期間，債權人可以「大膽進房」取走財物，以防她把家產藏在產房裡。

3.7 罪名放在哪個抽屜

法源	墮胎的位置或性質
阿勒曼尼法（約 730 年）	夾在「殺男人或女人的命價」與「牛的價格」之間；用語是 instrigaverit，意思是對孕婦施以 striga（吸血化形的女妖）之術
Bracton	放在王室訴訟的「傷害」類，與閹割並列，視為對生殖器官的攻擊
撒利法	對女子施咒使人不能生育，處以罰金
Regino、Burchard《矯正者》	告解問題清單裡有一題：是否喝過或給人喝過以巫術製成、使人不能生育的草藥
義大利、德意志主教會議	Ivrea（1290）與異端、占卜並列；Fritzlar（1244）列於 maleficia；Bologna（1310）、Lucca（1300–1330）、Volterra（1356）明確歸為巫術
法國、英格蘭	Cambrai（1277）將墮胎與「給人喝毒藥」並列；L'Isle-sur-la-Sorgue（約 1288）列入投毒者條款；Bracton 提到以毒藥（venenum）致墮胎

Butler 指出幾個語義滑動的線索：撒利法修訂本把「施咒」（maleficium facere）改成「下藥」（herbas dare），Burchard 把 Regino 的 maleficium 改成 veneficium（毒害）。Franck Collard 的研究則顯示，中世紀被指控的投毒者其實大多是男性。但經血有毒、孕婦體內積聚腐敗之血會散出毒氣的醫學觀念，讓「女人＝毒」的聯想變得根深柢固。

3.8 本文的四個特色

語義考古：先釐清古今的 aborsus 和「墮胎」不能直接比較，再進入法律論證。
把墮胎法放進整套孕體規訓裡看：墮胎、假孕、調包、寡婦監管、債權人搜產房，被串成同一張網。
從「罪名歸類」解讀立法者的焦慮：把罪名放在巫術、毒殺、閹割、命價表的哪個位置，本身就是證據。
自覺的跨境比較：不只看英格蘭普通法，也看教會法、伊比利、法、德、義、北歐，甚至拜占庭與愛爾蘭。

4. 四個維度的對讀（附延伸材料）

4.1 羅馬法的「橫向擴散」與「縱向繼承」，以及兩者的交會

在 Furstenberg 的研究中，羅馬法分類學從帝國中心橫向擴散到行省的猶太菁英。在 Butler 的研究中，《學說彙纂》的家父長邏輯縱向延續到中世紀的普通法、教會法與世俗法典。

兩篇論文都沒有明說的是，這兩條路線其實在 Bracton 身上交會。

	《密西拿·婚約篇》	Bracton（約 1220–1250 年代）	Hale 與 Blackstone（17–18 世紀）
在地法源	猶太傳統的婚姻與身分規則	英格蘭王室法庭的普通法	英格蘭普通法
外來框架	蓋尤斯式的入門手冊分類	Azo 的《法學階梯總論》與羅馬、教會法學	《法學階梯》的「人、物、訴訟」三分架構
學術史上的評價	Furstenberg：分類是羅馬的，內容是在地的	Maitland 1895 年在 Selden Society 出版《Bracton 與 Azo 選段》，揭露大量借用	J. W. Cairns 稱 Blackstone 為「英格蘭的法學階梯派」（1984）
和 Butler 的關聯	—	Butler 指出 Bracton 的墮胎段落抄自 Raymond of Peñafort	Alito 推崇的「普通法權威」正是 Hale

這張表帶出一個耐人尋味的觀察：Alito 援引的兩位「本土傳統」權威，Bracton 與 Hale，本身就是羅馬法分類學移植的產物。 這正是 Furstenberg 所追蹤的蓋尤斯傳統。所謂「英格蘭固有傳統」，一開始就是用羅馬抽屜整理過的。

還有一個時間點值得注意：《密西拿》的編定時間，與卡拉卡拉 212 年頒布《安東尼努斯敕令》、授予帝國境內自由民羅馬公民權大致同時。Furstenberg 在註腳中也提到，之後的塔木德討論已經涉及羅馬式奴隸釋放的效力。蓋尤斯本人的行省視野也值得一提：他在 1.55 特別提到加拉太人也認為子女在父母權力之下，這是 C. P. Jones 主張蓋尤斯在希臘東方寫作的理由之一。

4.2 女性身體的法律定位光譜

兩篇論文合起來看，可以排出一條光譜：

定位	典型法源	說明
取得的標的	《婚約篇》1.1；蓋尤斯 1.113 的 coemptio	與奴隸、牲畜、土地同屬一個序列；儀式是「想像的買賣」
監護的客體	蓋尤斯 1.144 的婦女監護（tutela mulierum）	理由是「心智輕浮」（levitas animi）
生育換取行為能力	奧古斯都立法的「三子權」（ius liberorum，Gaius 1.145、1.194）	生滿三胎（女解放奴四胎）可脫離監護，生育直接換算為法律能力
損害賠償的標的	《出埃及記》21:22；《密西拿·巴瓦卡瑪》5:4	見下方公式
犯罪的被害客體	《學說彙纂》47.11.4	被害人是丈夫，不是胎兒
看守的客體	《學說彙纂》25.4 及其中世紀後裔	寡婦的子宮被當成遺產爭奪的戰場
毒的容器	中世紀醫學與主教會議法規	經血、孕婦、停經婦女都被視為危險源

關於「損害賠償的標的」：《出埃及記》21:22 規定，有人在打架時誤傷孕婦致其流產，罰金「照婦人丈夫所定的」。《密西拿·巴瓦卡瑪》5:4 把這條規定精算化。胎兒的價值是按婦人產前與產後的身價差額估算的，而且賠償付給丈夫；丈夫若是沒有繼承人的改宗者，加害人就免責：

D_{dmei vladot} = V_{pre-birth} - V_{post-birth} ⟹ paid to the husband

這條公式和 Butler 引用的馬爾西安（受害人是丈夫）可以說是同一種邏輯：胎兒的價值被算進丈夫的資產負債表。

此外有兩個值得一提的呼應。第一，Arundel 悔罪書說的「出於輕浮」（pro sua levitate），和羅馬婦女監護的正當化理由「心智輕浮」（levitas animi）是同一個詞根的厭女修辭。第二，蓋尤斯本人就不太相信這個理由。 他在 1.190 說，這個理由「看似有理，其實未必」（magis speciosa quam vera），因為成年婦女自己就在處理事務，監護人只是「為了形式」（dicis gratia）點頭，有時甚至是被裁判官強迫點頭。這等於是教科書作者親口承認形式和實務之間有落差，下文第 5 節會再回到這一點。

4.3 分類體系與真實生活的斷層（預告）

	Furstenberg 發現的斷層	Butler 發現的斷層
斷層的位置	文本內部：羅馬框架與猶太實質規則之間	文本與社會之間：立法論著與法庭實務之間
證據	四段條文的反例，以及與《葉瓦莫特篇》、《以實瑪利拉比米德拉什》的矛盾	英格蘭、教會法、義大利的研究都只找到少數幾宗草藥墮胎審判；實際起訴的多半是毆打孕婦的男性，而且很少定罪
作者如何解讀	分類是一種展示，也是一種溝通，讓在地法能被帝國的語法讀懂	分類反映立法菁英的焦慮與意識形態

這個主題在第 5 節展開。

4.4 身分、血緣、社群邊界

表 A：胎兒何時算「人」？跨文明的門檻

傳統	門檻	依據
《出埃及記》21:22 七十士譯本	區分「已成形」與「未成形」	這個譯法經奧古斯丁《七經問題集》2.80 進入拉丁教會法（Butler 註 9 引用的正是此處）
亞里斯多德與 Azo 註釋	男胎 40 日，女胎 80 日	Butler 文中所述
《密西拿·尼達》3:7	以實瑪利拉比：男胎第 41 日、女胎第 81 日；賢者：男女都是第 41 日	與《利未記》12 章產後潔淨期（生男 40 日、生女 80 日）相呼應。這位以實瑪利拉比，正是 Furstenberg 文中那段由輕推重論證的主角
《巴比倫塔木德·葉瓦莫特》69b	40 日內「只是水」	—
伊斯蘭聖訓（伊本·馬斯伍德傳述）	精滴、血塊、肉團各 40 日，約 120 日注入靈魂	哈乃斐派據此在一定條件下容許早期墮胎
明清律	胎兒須滿 90 日並已成形	見下文
教宗額我略十四世（1591）	以「胎動」作為判準	見第 5 節
現代醫學	母親約在 18–20 週感覺到胎動	Butler 文中所述

中國的例子特別值得補充。《大清律例》鬥毆律規定，毆人墮胎者杖八十、徒二年；律文小注說明，必須是在保辜期限內胎兒死亡，而且胎兒已滿九十日並已成形，才以墮胎罪論；若胎兒在保辜期外才死，或未滿九十日，就只依一般毆傷論處，不坐墮胎之罪。明代的《大明律集解附例》已有同樣的規定與保辜期限設計。

這和 Butler 描述的英格蘭幾乎是平行的：律文中刑度最明確的「墮胎罪」，是第三人以暴力造成流產的傷害罪，而且設有胎兒成形的門檻。

表 B：胎兒是不是母體的一部分？

羅馬法	拉比法
胎兒是母親的「一部分或臟腑」（《學說彙纂》25.4.1.1）	「胎兒是母親的大腿」（塔木德多處出現的原則）
孕婦被判死刑時，延至分娩後執行（《學說彙纂》48.19.3，烏爾比安）	孕婦被判死刑時不等她分娩，除非已經坐上產椅（《密西拿·阿拉欽》1:4）
—	難產時可以肢解腹中胎兒救母，但胎頭（或大部分）已經娩出就不可再動，因為「不可為一命而推開另一命」（《密西拿·奧何洛特》7:6）

兩邊的出發點都是「胎兒屬於母體」，卻推導出相反的處決規則。這提醒我們，分類相同，不代表價值排序相同。這也呼應 Katzoff 對 Furstenberg 的提醒：相同的分類可以裝進不同的規範。

表 C：父系確定性的焦慮，從寡婦監管到「待婚期」

法系	制度	理由
羅馬法	寡婦在服喪期（原為 10 個月，381 年延長為 12 個月）內再婚會招致不名譽	烏爾比安明說是為了避免「血統混淆」（turbatio sanguinis，《學說彙纂》3.2.11.1）
羅馬法	「母親永遠確定；父親是婚姻所指示的那個人」（Paulus，《學說彙纂》2.4.5）	父系只能靠婚姻來推定
拉比法	婦女離婚或喪夫後須等三個月才能再訂婚（《密西拿·葉瓦莫特》4:10）	區分孩子是前夫還是後夫的
伊斯蘭法	離婚婦女的等待期（ʿidda）為三次月經週期（《古蘭經》2:228）；寡婦為四個月又十天（2:234）	確認是否懷孕
清律	居喪嫁娶有罰；寡婦改嫁時，夫家財產與原有妝奩由前夫之家作主	禮制規範與財產歸屬
日本民法	女性再婚禁止期間	見下文
臺灣民法	舊第 987 條：女子婚姻關係消滅後六個月內不得再婚	1998 年修法刪除

日本的演變值得一提。日本在 2016 年修法，把女性再婚禁止期間從六個月縮短為一百日；202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民法修正則全面廢除這個期間，並改為：即使孩子在離婚後 300 日內出生，只要母親已經再婚，就推定為現任丈夫的子女。這個條文的原始立法理由，向來被說明為避免父性推定重疊、預防父子關係紛爭。

從《學說彙纂》的三盞燈與六名看守，到現代民法的待婚期，「確認孩子是誰的」這個焦慮，長期以限制女性的方式被制度化。直到 DNA 鑑定與推定規則的重新設計出現，才在部分國家被解除。

5. 專題：律法形式主義與實務運作的脫鉤

5.0 概念框架

美國法學家 Roscoe Pound 在 1910 年發表〈紙上之法與行動之法〉（Law in Books and Law in Action），開啟了這個問題意識。在中國法史領域，黃宗智以巴縣、寶坻與臺灣淡新檔案為材料，提出清代民事司法「表達與實踐的背離」：官方說州縣不理「細事」，實際上州縣衙門大量審理土地、債務、婚姻案件，而且多半依律例裁斷。

借用經濟學家 Gary Becker（1968）的模型，可以把「脫鉤」寫成一個乘積：

E [sanction] = p_{report} \cdot p_{prosecute} \cdot p_{convict} \cdot p_{execute} \cdot s

立法者能直接寫進法典的，只有刑度 $s$ 。前面四個機率由社會、官僚、陪審團、法官、告解神父決定。所謂形式主義與實務的脫鉤，就是 $s$ 被寫得極高，同時某個機率趨近於零。 Butler 的研究正是這樣：紙面上的 $s$ 是「殺人罪」，但草藥墮胎的 $p_{prosecute}$ 幾乎是零。

下面依照脫鉤的機制，把世界各地的案例分成七種類型。

類型一：展示型法典，寫給神明與後世看的法律

《漢摩拉比法典》（約西元前 1750 年）

這部法典的確切法律功能至今不明，因為同時代的法律紀錄很少提到它。多數留存下來的古巴比倫判例並不依照它的刑罰體系，法典裡規定的物價也從未實行過。
它卻被當作書吏訓練的教材，使用了至少一千年；亞述巴尼拔的尼尼微圖書館也收有抄本。它明顯的用意之一，是把漢摩拉比樹立為人民正義的保證者。
設計者的目的：王權的正當性，以及「保護孤兒寡婦」的君主形象。
為何脫節：它本來就不是判決依據，而是一份王權宣言兼學術範本。

《密西拿·婚約篇》的羅馬化分類

依照 Furstenberg 的分析，這是被統治者寫的展示型文本：證明自己的法律可以用帝國最先進的法學語法來說明。
為何脫節：新框架沒有改變任何實質判決，只換了說明方式，所以文本內部出現縫線。

類型二：教科書化石與烏托邦立法

蓋尤斯《法學階梯》的夫權婚姻

蓋尤斯詳細說明 usus、confarreatio、coemptio 三種入夫權的方式，但他自己承認，usus 的規則「一部分已被法律廢除，一部分因廢而不用而湮沒」（1.111）；confarreatio 只在大祭司等特定神職人員中還保留著（1.112）。羅馬帝國時代主流的婚姻其實是「不入夫權」（sine manu）的婚姻。
1.111 還記載了一個規避術：妻子每年離家三夜（trinoctium），就能中斷時效，不落入夫權。

《密西拿》的聖殿法

《密西拿》六大部之中，《聖物部》（Qodashim）與《潔淨部》（Tohorot）有大量篇幅在規範聖殿祭祀與潔淨。編纂時，聖殿已經被毀超過一百三十年。Jacob Neusner 因此把《密西拿》解讀為一部烏托邦式的哲學建構，Shaye Cohen 所說的「拉比是哲學家」也有這層意思。
Yaakov Elman 已經注意到，《婚約篇》第一章和蓋尤斯一樣，都收錄了已經過時的制度。

設計者的目的：體系完整、教學傳承、集體記憶、對未來復興的期待。
為何脫節：這種脫節是刻意設計的。法典的功能是保存與教學，不是執行。

類型三：嚴刑寫在紙上，恩典握在手裡

英格蘭的《血腥法典》（Bloody Code）

1688 到 1820 年間，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死罪從約 50 項增加到 200 多項，新增的大多是保護財產的罪名；但實際處決人數反而持續下降。赦免非常頻繁，被判死刑的人有一半並沒有被送上絞架。
Douglas Hay 在 1975 年的〈財產、權威與刑法〉中主張，《血腥法典》具有關鍵的意識形態功能：一方面為既有秩序提供正當性，一方面維繫服從的紐帶。他的結論是，統治菁英之所以緊抓著這套法典、抗拒改革，正是因為明白寫出來的選擇性執法，最能維持庇護與恭順的關係。
為何脫節：脫節本身就是設計。死刑是威嚇，赦免是恩典，兩者合起來才是權力。

清代的秋審

被判「斬監候」或「絞監候」的犯人要經過秋審；秋審之後，大約只有一到兩成真正被處決。
這與《血腥法典》是東西方遙遙相對的同一種結構：律文的刑度和實際執行之間，夾著一道由皇權或王權掌握的恩典閘門。

鄂圖曼帝國的石刑

1680 年 6 月 28 日正午，伊斯坦堡賽馬場聚集了大批群眾，看一名被指與異教徒通姦的穆斯林婦女被石刑處死。在鄂圖曼統治伊斯坦堡的 465 年中，梅赫梅德四世是唯一下令以石刑處決通姦婦女的蘇丹。
穆斯林法學家發展出多種技術，避免適用石刑。最典型的是證據門檻：指控通姦需要四名目擊行為本身的證人，誣告者反而會被處以誣告通姦罪；另有「以疑慮阻卻法定刑」的法諺。
為何脫節：神聖法典裡的刑罰不能刪改，法學家就把程序門檻抬高到近乎不可能達到。這和 Butler 所說的「法律分類嚴苛、實務幾乎不起訴」是同一種結構。

教宗西斯篤五世的《Effraenatam》（1588）

這道詔書取消了「已有靈魂」與「未有靈魂」胎兒的區分，對任何階段的墮胎都處以絕罰，並適用殺人罪的刑罰。
繼任的額我略十四世認為這條法律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在 1591 年以《Sedes Apostolica》撤回，把刑罰限縮於「已成形」的胎兒。也有研究指出，撤回的原因之一是教士與教會法庭被湧入的大量案件壓垮。
為何脫節：刑度太高，執行體系無法承受，三年內就被撤回。這個案例證明，Butler 所描述的那條「成形與否」界線，不只是神學上的分界，也是執行能力上的分界。

類型四：法律擬制與合法規避，保住形式、換掉內容

案例	紙面規則	規避手段	設計者的處境
*希列的 prozbul***（《密西拿·示維伊特》10:3–4）	《申命記》15 章：第七年免除一切債務	債權人在法庭立據，把債權「交給法庭」，安息年就不能免除	希列看到富人在安息年前不肯放貸，窮人借不到錢；聖經律法不能廢止，只能繞道
羅馬《十二表法》的三賣條款	父親把兒子賣三次，兒子即脫離父權（原本是懲罰濫賣兒子的父親）	演變成刻意的三次象徵性買賣，用來「解放」兒子（Gaius 1.132）	家父權不能直接放棄，只好借用一條懲罰性條款
羅馬婦女監護	成年婦女在監護之下	監護人只是為了形式點頭（Gaius 1.190）	保留父權門面，讓實務照常運作
*伊斯蘭的 ḥiyal（法律策略）*	禁止利息（ribā）	例如「回購買賣」：以高價賒賣，同時以低價現金買回	神聖法不能改，商業需要融資
中世紀天主教的高利貸禁令	第三次、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禁止收息	匯票（cambium）利用不同地點的匯率差隱藏利息	教義不能退讓，地中海貿易需要信用
英格蘭「共謀回復訴訟」	1285 年《附條件贈與法》（De Donis）使限定繼承地產不得轉讓	1472 年 Taltarum's Case 確立以虛構訴訟打破限定繼承	國會法律難改，法院用擬制來解套
英格蘭「神職人員特權」	重罪處死	會背誦《詩篇》51 篇（俗稱「頸項詩」）就可以主張神職特權免死，後來擴及所有識字男性；1827 年才廢除	教會特權變成一般的減刑閥門

共同邏輯：當規則的權威來源（聖經、祖法、教義）不能被觸碰時，法律人會保留文字，改寫它在實際中的作用。Furstenberg 描述的拉比，其實也在做同一類的事，只是方向相反：他們保留實質規則，改寫的是分類的外殼。

類型五：國家能力與生存需求之間的落差

奧古斯都的婚育立法

西元前 18 年的《尤利亞婚姻法》與西元 9 年的《帕庇亞·波培亞法》懲罰獨身與無子，獎勵多產，三子權就是其中一部分。
塔西佗在《編年史》3.25 直說：法律通過了，結婚和養育子女並沒有因此變多，無子的情況依然普遍。更諷刺的是，小普林尼沒有子女，卻蒙圖拉真皇帝特賜三子權（《書信集》10.2）。一條鼓勵生育的法律，最後變成可以由皇帝恩賞的特權。

羅馬家父權的人口學真相

Richard Saller 指出，羅馬父親掌握全部財產權、對子女有生殺大權的形象，深刻影響了歐洲思想中的「父權」概念；但這個以法律規則與傳說為基礎的嚴厲形象，其實誤導了我們對羅馬家庭世代關係的理解。
他以人口學分析加上電腦模擬親屬網絡，顯示羅馬人一生中的家庭結構如何變化，許多孩子早年就失去了父親。
為何脫節：在高死亡率的社會，大多數成年人其實已經沒有在世的父親。「終身家父權」在紙面上無比強大，實際上管得到的人比法典暗示的少得多。這對 Butler 所描述的《學說彙纂》家父長邏輯是一個重要的修正：法律的父權強度，不等於社會的父權覆蓋率。

清代的賣妻與一妻多夫

清律把賣妻和一妻多夫都列在「犯姦」的範疇下禁止。但 Matthew Sommer 利用一千兩百多件中央與地方檔案顯示，這兩種做法在鄉村貧民中相當普遍，村落也加以容忍；負責推行儒家貞節規範的州縣官，面對鄉村的苦難時，往往採取務實的通融。
為何脫節：「貞節」是國家意識形態，「活下去」是農民的現實。地方官夾在中間，選擇讓秩序維持運轉，而不是讓律文得到執行。

明清的墮胎：論述、實務與宗教補贖

Francesca Bray 主張，晚期帝制中國的菁英婦女可以利用委婉稱為「調經藥」的墮胎藥，處理委婉稱為「經閉」的早期妊娠。這和 Butler 筆下歐洲墮胎藥以「刺激月經」為名的情況幾乎一模一樣。
但 Sommer 利用清代法律文獻與現代醫學報告反駁，認為傳統墮胎方法危險又不可靠，所以實際上的墮胎是危機中的緊急介入：不是懷孕危及婦女健康的醫療危機，就是懷孕可能暴露婚外性關係的社會危機。
宗教面向更有意思。陳玉女研究明代水陸畫中的「墮胎產亡」孤魂眾，指出佛門在提供精神療養之外，也給墮胎、溺嬰的當事人與協助者懺悔的機會；而史料顯示，婦女想墮胎時，多半向佛門僧尼、尤其是女尼求助。
這幾乎和 Butler 筆下的歐洲對稱：律典上的罪，在實際中被導向宗教的懺悔與補贖，而不是衙門或法庭。

類型六：帝國分類覆寫在地習慣

這一類與 Furstenberg 的研究最直接相關。

案例	誰在分類	被分類的對象	結果
埃及《Idios Logos 準則》（2 世紀）	羅馬帝國行政當局	埃及各社群的通婚與身分	以「隨劣方」原則建立行省內的社群位階
《密西拿·婚約篇》（約 200 年）	被統治者自己（拉比）	猶太身分法	自我羅馬化：換了分類，保留實質規則
英屬印度的「盎格魯—印度教法」（1772 年起）	英國殖民官（Hastings 的司法計畫；Halhed 1776 年出版的《印度教法典》）	印度各地的習慣法	偏重婆羅門經典，把多元的地方習慣壓縮成「經典法」
鄂圖曼《Mecelle》（1869–1876）	鄂圖曼法學家（Ahmed Cevdet Pasha 主持）	哈乃斐派伊斯蘭債法	伊斯蘭的實質內容，用歐陸法典的形式寫成。這是現代版的《婚約篇》
日治臺灣的舊慣調查（1901 年起）	日本法學家	清代臺灣漢人的習慣	見下文

日治臺灣的例子對臺灣讀者特別值得細看：

臺灣總督府在 1901 年 4 月設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以文獻蒐集、耆老訪談、實地調查等方式調查舊慣，希望藉此有效立法；立法這個目標最後宣告失敗，但調查報告書日後成為研究臺海兩岸法制、經濟與族群史的第一手材料。
核心成果《臺灣私法》由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主持，內容分為不動產、人事、動產、商事及債權等編，並附有近兩千五百件契字文書。
這就是 Furstenberg 模型的翻版：清代臺灣的「業主權」「典」「胎」「大租、小租」「祭祀公業」，被放進德國潘德克頓體系的「物權、債權、人事」抽屜。最典型的難題是「一田二主」：大租戶與小租戶在同一塊地上各有權利，很難安放在羅馬、德國式的單一排他所有權（dominium）之下。
反例也很重要：分類加上國家權力，可以反過來改造實務。1904 年總督府整理並廢除大租權，以補償公債消滅多層地權，土地權利被強制改寫成單一所有權。1923 年日本民法施行於臺灣時，臺灣人之間的親屬繼承事項仍保留依習慣處理。也就是說，在財產領域，分類成功地改寫了實務；在家族領域，帝國選擇讓形式與實務繼續保持距離。

類型七：基層執行者的良知否決

中世紀英格蘭陪審團：Thomas A. Green 的《依良知裁決》（1985）指出，普通法長期沒有充分區分謀殺與一般殺人，陪審員就以虛構「正當防衛」情節、大量判無罪的方式，自行調節法律的嚴苛。Butler 提到，毆打孕婦致流產的案件極少定罪，這是同一個機制。
18 世紀的「虔誠偽證」：陪審團故意把竊盜贓物的價值低估到 40 先令的死刑門檻以下。Blackstone 稱之為 pious perjury。
《Effraenatam》的反作用：一旦一條法律讓第一線執行者（教士、告解神父）無法承受，它就會在執行端失效，最後被撤回。

5.8 總表：規約設計者的目的與實務脫節的原因

案例	時代與地區	設計者	設計目的	紙面規則	實務樣貌	脫節機制
漢摩拉比法典	古巴比倫	國王與書吏	王權正當性	詳盡的刑罰與物價	判例很少依循	展示型
《婚約篇》3.12、1.1–5	約 200 年，巴勒斯坦	拉比編纂者	用帝國法學語法說明猶太法	羅馬式的四分法	實質規則仍是傳統的	展示與分類調適
蓋尤斯論夫權婚姻	2 世紀羅馬	法學教師	體系完整與教學	三種入夫權方式	多數已廢止不用	教科書化石
奧古斯都婚育法	1 世紀羅馬	皇帝	提高菁英生育率	懲罰無子	無子依舊普遍，三子權成了特權	國家能力不足
中世紀墮胎法	5–15 世紀歐洲	法學家與主教	保護丈夫與繼承人，排除女巫與投毒者	殺人、巫術、毒殺	只起訴毆打孕婦的男性，女性交由懺悔處理	分類過嚴，執行端失靈
《血腥法典》	18 世紀英格蘭	國會與統治菁英	威嚇並維繫恩庇關係	200 多項死罪	處決人數下降，半數獲赦	嚴刑加選擇性恩典
清代秋審	清代中國	皇帝與刑部	慎刑與皇恩	斬監候、絞監候	一到兩成處決	恩典閘門
鄂圖曼石刑	1453–1918	法學家與蘇丹	保持神聖法完整	通姦處石刑	伊斯坦堡僅一例	證據門檻
《Effraenatam》	1588–1591	教宗	全面禁止墮胎	任何階段都等同殺人	執行崩潰，三年後撤回	執行能力
prozbul、ḥiyal、匯票	古代到中世紀	法學家	保護聖法文字	免債、禁息	繞道而行	法律擬制
清代賣妻	18 世紀中國	朝廷	推行貞節意識形態	犯姦、禁止	鄉村普遍，州縣通融	生存需求壓過意識形態
臺灣舊慣調查	1901 年起	殖民法學家	理解並統治臺灣	潘德克頓分類	立法失敗，局部強制改造	帝國分類覆寫

5.9 綜合解讀：脫節為什麼會長期存在？

如果法律注定執行不了，為什麼還要寫？上面這些案例顯示，「紙上之法」至少有五種不靠執行的功能：

正當性展示（漢摩拉比、《密西拿》的羅馬化分類）：法律是寫給神明、帝國或後世看的。
教學與記憶（蓋尤斯、《密西拿》的聖殿法）：法律是一種知識的保存形式。
選擇性執法的儲備（Hay 對《血腥法典》的分析）：一條不常執行的嚴法，就像一把上了膛但很少扣扳機的槍。它的權力正來自「不確定何時會用」。
談判籌碼：Mnookin 與 Kornhauser 在 1979 年提出「在法律陰影下的協商」。紙面規則即使很少進法庭，也會影響當事人私下協商時的籌碼。Sommer 筆下的賣妻契約，以及 Butler 筆下的寡婦與繼承人，都是在律文的陰影下談判。
象徵性的邊界劃定：社會學家 Joseph Gusfield 在《象徵的十字軍》（1963）中分析美國禁酒運動，指出法律的價值有時在於宣示「誰的道德是正統」，而不在於實際執行。

把這五點放回兩篇論文：Furstenberg 讓我們看到，一份法律文本可能主要是「展示」與「教學」；Butler 讓我們看到，當今人把這類文本讀成「實際存在的社會規範」時，就會誤認傳統。合起來的方法論教訓是：在把任何歷史法律文本當作證據之前，先問三個問題：

① 這是什麼文類（教科書、法典、判決、悔罪書）？
② 誰寫給誰看，想達成什麼？
③ 有沒有實務紀錄可以對照？

6. 學術價值點評，以及這些價值站不站得住腳

6.1 Furstenberg

宣稱的價值	支持的理由	可能的質疑	判定
西元 200 年前後，羅馬法學教育已傳播到東方非羅馬人的最早文本證據	對應不止一處：兩個單元都對應到蓋尤斯第一卷的同一個連續區段，而且都位在《婚約篇》兩大部分的開頭，巧合的機率很低	①《密西拿》的成書年代本身仰賴後世傳統（如雪利拉加昂書信），只能說「約 200 年」。② 目前沒有已知的希臘文或亞蘭文譯本，作者也承認無法確定是書面還是口傳。③「以 N 種方式」的列舉與二分分類法，是希臘化修辭教育的共同遺產，可能是共同的祖先，而不是直接借用。④ 拉比的「占有」（ḥazaqah）與羅馬時效取得（usus、usucapio）的對應最弱：一個是即時占有，一個是長期時效，作者也承認拉比法一般不承認時效取得	作為「最佳解釋推論」可以成立，作為「證明」仍需外部證據，例如希臘文法學手冊的殘卷
分類調適模型	同時解釋了 Katzoff 指出的實質差異與 Shaye Cohen 指出的形式相似，在理論上更經濟	縫線分析有循環論證的風險：用「不合身」證明「後加」，再用「後加」解釋「不合身」	相當穩健。作者有外部錨點：《葉瓦莫特篇》4:13、《以實瑪利拉比米德拉什》、《見證篇》4:7 使用 qiddushin 而非 qanah
拉比作為「行省法律專家」的典型	與 Hayim Lapin《作為羅馬人的拉比》（2012）、Natalie Dohrmann 等研究方向一致	Seth Schwartz 等學者認為，2–3 世紀拉比的社會權威相當有限，《密西拿》未必是實際施行的法。這反而支持「展示」的解讀，卻削弱了「促進地方與帝國行政溝通」的功能論	部分成立：作為知識史的命題很強，作為制度史的命題較弱
補充羅馬法學的傳播史	與 P.Oxy. 2103（3 世紀初埃及的蓋尤斯抄本）、C. P. Jones「蓋尤斯在東方寫作」的假說相互支撐	如果比對結果被推翻，這一點也會跟著鬆動	取決於第一點

整體評價：這篇論文最大的方法論貢獻，是把「比較法學」從找相似點，推進到分析分類架構與實質內容之間的張力。即使將來有人能證明拉比接觸的不是蓋尤斯本人，而是某種更廣泛的希臘化或羅馬法學教學傳統，「在地規則、帝國分類」這個分析框架仍然有效，而且可以移用到 Mecelle、盎格魯—印度教法、日治臺灣舊慣調查等案例。

6.2 Butler

宣稱的價值	支持的理由	可能的質疑	判定
*中世紀的 aborsus* 不等於現代的「墮胎」**	英諾森三世教令、1490 年威尼斯案、悔罪書對非自願流產的處罰，與 Müller（2012）、van der Lugt（2018）的研究一致	幾乎沒有	穩固
墮胎罪起源於丈夫的權利	《學說彙纂》47.11.4、48.19.39；Elvira 與 Lérida 會議；拜占庭與愛爾蘭的離婚事由；整套孕體監管制度	墮胎的禁制至少有兩條源頭：一條是羅馬法的家父長與繼承邏輯；另一條是基督教自 1 世紀《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 2:2）以來的生命與靈魂神學，包括奧古斯丁、格拉提安的成形、注魂論。教會法的「殺人」語言主要來自後者。Butler 承認胎兒的生命被看重，但認為那不是主因；「主因」的排序值得討論	對羅馬法與世俗繼承法成立；對教會法只部分成立
巫術與毒殺的分類學	大量具體引用主教會議法規；撒利法與 Burchard 在用語上的替換	① 法規中的並列位置，可能只反映條文清單的編排慣例，未必代表概念上的等同。②「德、義看成巫術，英、法看成毒殺」的區域二分，依據的是幾組反覆抄錄的法規系譜（Cambrai 系列、Saint-Ruf 系列），樣本有限。Butler 自己也說不宜把區分畫得太絕對	描述層面成立；區域化的結論宜視為假說
中世紀法不宜作為現代立法的範本	實務落差、厭女的立法動機、巫術與毒物的世界觀	① 這是規範性的推論。「起源的動機」不必然決定「現行規則的正當性」，否則就有發生學謬誤的風險。② Butler 在結論問：能否只接受「殺害有生命的胎兒是殺人」，而拒絕「提供墮胎者是女巫」？但法律傳統本來就經常選擇性繼承，例如保留殺人罪，同時拋棄神判與決鬥。③ 從論辯對象來看，Dobbs 多數意見的主要歷史證據，是 1868 年第十四修正案通過時多數州已立法禁止墮胎；中世紀材料在其中只是鋪陳背景。支持 Dobbs 歷史方法的一方會主張，Butler 的批評命中的是論證的前段，而不是核心	史實修正這部分很有力；「整套繼承或整套拒絕」的論證較弱；對整個 Dobbs 論證的打擊範圍有限

整體評價：Butler 自己說明，本文不是一篇實務史研究，而是一篇以立法為對象、帶有明確公共介入意圖的語境化研究。從這個定位來看，它的學術價值是讓法律論著和主教會議法規的「歸類」本身成為證據，並把散落在各國法史研究中的寡婦監管、假孕、調包、坐月子期間的債務追索等制度，串成一張完整的孕體規訓網。它的限制在於：研究對象是紙上之法，結論卻指向行動之法與當代政策，兩者之間的推論鏈條需要讀者自行補強。至於墮胎政策本身該如何安排，則是另一個層次的規範問題，本文的史學貢獻不能直接決定這個問題。

6.3 兩篇合讀的價值

「分類即權力」在方法論上得到雙重驗證：Furstenberg 證明分類可以被借用，Butler 證明分類可以被繼承。兩者都說明，要讀懂一條法律，不能只讀它的規則，還要讀它被放在哪個抽屜。
兩篇論文互相補足盲點：Furstenberg 偏重文本的內部，較少討論性別；Butler 偏重性別與意識形態，較少追究分類架構的知識來源。把 Bracton 與 Hale 放進 Furstenberg 的框架，可以看出 Alito 所謂的「本土傳統」本身就是羅馬分類的產物；把《巴瓦卡瑪》5:4 與《出埃及記》21:22 放進 Butler 的框架，可以看出「胎兒損害歸丈夫」不只是羅馬法的特產，而是地中海世界共享的父系邏輯。

7. 結語

從拉比把猶太婚約塞進蓋尤斯的抽屜，到中世紀主教把草藥墮胎歸進巫術與毒殺的分類，再到日本法學家把臺灣的大租小租放進德國民法的物權編，可以看到一個反覆出現的模式：分類是菁英的語言，生活是庶民的語法，兩者之間永遠有翻譯上的損耗。

這個損耗有時是有意保留的，例如《血腥法典》的赦免和秋審的緩決；有時是不得不然的，例如《Effraenatam》被執行端壓垮；有時是以法律擬制繞道而行，例如 prozbul 與共謀回復訴訟；有時則是被國家暴力強行抹平，例如大租權整理。

讀這兩篇論文，最值得帶走的大概是這樣一個提醒：當有人說「自古以來法律就是這樣規定的」時，先問那是誰的法律、寫給誰看的、當年有沒有真正執行過。

The Rise of the Indigenous Jurists

鄭仕群 — Mon, 09 Nov 2026 16:01:28 +0000

Clifford And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4;42(2):181-195.
doi:10.1017/S0738248023000135

對讀：Eberle LP. The Edicts of the Praetors: Law, Time, and Revolution in Ancient Rome.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4;42(2):237-261. doi:10.1017/S0738248023000500

誰寫法律，誰包裝法律？對讀 Eberle 與 Ando 的兩篇羅馬法史論文，兼論世界史上的「合法化掮客」

Bruce Frier 的《羅馬法學家的興起：西塞羅〈為凱奇納辯護〉研究》（The Rise of the Roman Jurists, 1985）以西元前 69 年的一樁土地占有官司為窗口，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命題。共和晚期的羅馬面臨商業化、政治動盪，以及同盟者戰爭後新公民大量湧入，法律因此高度不確定。在這樣的環境中，一群自主的法學專家脫穎而出，代表一種「獨立於政治的法」。與此同時，裁判官每年公布的告示也在前一世紀中葉逐漸「化石化」，成為穩定的文本。

Eberle 與 Ando 都以這本書為起點，但取徑不同。Eberle 正面挑戰「告示化石化」與「法學家掌控告示」兩個命題。Ando 則借用 Frier 的「解釋野心」，也就是為史料中的一個模式找出社會學成因，並把 Frier 的書名直接改寫成自己的題目。

	Frier（1985）	Eberle（2024）	Ando（2024）
時空	共和晚期羅馬城	共和晚期羅馬城與東方行省，下探至西元一、二世紀	帝國行省（以東部為主），前二世紀至後三世紀
核心問題	法學家如何成為自主專業群體	告示由誰寫、怎麼寫、在時間上如何運作	地方法專家為何到二世紀才大量現身
主要史料	西塞羅訴訟演說、法學斷片	西塞羅書信與演說、阿庇安、撒路斯提烏斯	銘文、紙草、《學說彙纂》斷片
結論	法律不確定性催生法學自主；告示約在前一世紀中葉凝固	告示是政務官具名的政治作品，年度變動是常態	本土法與本土法學家都是帝國統治的產物
與 Frier 的關係	—	反駁「化石化」與「法學家主導」	借用其解釋模型，題目直接致敬

一、入門：關鍵詞與時間軸

沒讀過原文的讀者，先掌握以下名詞即可跟上全文。

名詞	原文	說明
城市裁判官	praetor urbanus	羅馬城的主要司法官員，任期一年，受理私人訴訟並指派審判人
告示	edictum	裁判官上任時公布的聲明，列出這一年會給予哪些訴權、抗辯與程式
白板／紅字標題	album / rubricae	告示的物質形態：塗白的木板上以黑字書寫，章節標題用紅字
程式訴訟	formulae	裁判官先以書面程式界定爭點，再交由私人審判人依程式判決
抗辯	exceptio	寫進程式、讓被告得以阻卻請求的條款
榮譽法	ius honorarium	由政務官告示產生的法，相對於市民法（ius civile）
沿用的	tralaticium	傳統譯為「慣例性的」；Eberle 主張照字面理解為「從別份告示搬過來的」
年度法	lex annua	西塞羅對告示的稱呼：效力一年，每年重新制定
永久告示	edictum perpetuum	哈德良於 130 年代命法學家尤利安整理定稿，此後告示不再年年改寫
科爾內利烏斯司法權法	lex Cornelia de iurisdictione	前 67 年的法律，要求裁判官任內遵守自己公布的告示
依其固有法	utere suis legibus / autonomia	羅馬授予被征服社群沿用自身民法的特權
官職貴族	aristocracy of office	以擔任選舉官職、進入議會來界定的菁英身分
講台	bêma	羅馬總督升堂審案的高台；Ando 以「講台司法」指稱總督巡迴法庭
本土法學家	nomikos 等	銘文與紙草中自稱精通法律、解釋法律的人
公益捐贈	euergetism	菁英出資興建公共建築、舉辦節慶以換取榮譽的慣行
希臘教養	paideia	修辭、文學與哲學教育，是帝國東部菁英的文化資本
敕答	rescript	皇帝對官員或人民請願的書面答覆，具法源效力

年代	事件	關聯
前 146	穆米烏斯整頓亞該亞，各城改行有財產資格的官職制度	Ando
前 104	伊比利亞某社群向總督凱西烏斯投降，獲歸還土地與法律	Ando
前 90 年代	斯凱沃拉任亞細亞總督，其告示成為模範	Eberle
前 89	城市裁判官阿塞利奧因援引古代禁息法，遭債權人殺害	Eberle
前 87	《孔特雷比亞銅表》：總督以羅馬程式處理伊比利亞社群之間的爭議	補充
前 74	維勒斯任城市裁判官	Eberle
前 69	《為凱奇納辯護》，即 Frier 的核心案例	Frier
前 67	科爾內利烏斯司法權法	Eberle、Frier
前 64／63	龐培為比提尼亞制定《龐培法》	Ando
前 51／50	西塞羅任奇里乞亞總督	Eberle
前一世紀中後	塞爾維烏斯、奧菲利烏斯撰寫告示評注	Eberle
後 25–27	法學家卡西烏斯·隆吉努斯任城市裁判官	Eberle
後 29–31	亞細亞總督佩特羅尼烏斯免除以弗所議員出席巡迴法庭的義務	Ando
約後 91	西班牙《伊爾尼市法》	補充
約後 110	小普林尼治理比提尼亞，與圖拉真通信	Ando
130 年代	哈德良《永久告示》；安東尼努斯·庇護任亞細亞總督	兩文
約後 161	蓋尤斯《法學階梯》	Ando
後 186	狄奧尼西亞請願書（P.Oxy. II 237）	補充
後 212	《安東尼努斯敕令》普授公民權	補充
約後 200–230	烏爾比安、馬爾奇安、卡利斯特拉圖斯等塞維魯朝法學家	Ando

二、Eberle：把告示還給裁判官

2.1 她要推翻的舊共識

主流羅馬法史對告示的描述可以拆成三根支柱：

抄襲前任說：政務官缺乏時間與專業，只是照抄前任的告示。
幕後專家說：真正維持告示文本的，是一群封閉而延續的法學家或書記（scribae）。
地層模型：告示史是層層堆積的過程，條款一旦加入就留下來，除非被更好的版本取代。

Wieacker 的經典羅馬法史最能代表這個立場。他其實承認告示看起來像政務官的施政綱領，但兩頁之後又論證沒有裁判官真的把告示當綱領。

Eberle 的反駁很直接：這個說法缺乏史料支持。

關於書記：書記管理的是存檔用的公文，材質是蠟板與刻寫。告示的材質是塗白木板與彩繪，兩者分屬不同的書寫實踐。她找不到任何把書記與告示連在一起的證據。
關於法學家：學界的論據只是間接推論，例如「條文品質這麼高，只有專家寫得出來」，或「法學家是政務官顧問團的成員」。近年研究也逐漸懷疑共和晚期存在一個自主、內部一致的法學場域。當時宣稱懂法的人遍布羅馬社會，法學家的權威不靠壟斷知識，而靠借用其他聲望。

那麼，一個缺乏證據的說法為何會成為共識？Eberle 提出三個原因：

薩維尼與歷史法學派偏好「法學家法」，輕視立法。
二十世紀初流行「羅馬人不是成文法（leges）的民族，而是法（ius）的民族」之說。
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學家掌控告示的想像讓羅馬法顯得熟悉，看起來很像現代的法治。Wieacker 自己也意識到，告示本來可能容許「披著元老袍的奢侈或革命實驗者」，而主流敘事把這扇門關上了。

她的目標不是揭露一群被忽略的革命派裁判官，而是承認羅馬法律文化中有一定程度的「他者性」。

2.2 方法：不問條文內容，而問「當時人怎麼談論告示」

Eberle 先讓告示重新變得陌生：

語詞：edicere 指的是官員以公職身分說話。告示反覆使用第一人稱單數未來式，例如 iubebo（我將命令）、dabo（我將給予）、cogam（我將強制）。
物質性：告示會被大聲宣讀，也寫在塗白木板上公開展示。連法學家自己都用 album、rubricae 這些詞稱呼它。塞內卡還描述過懂法的人坐在城市裁判官的告示板旁等候客戶。

也就是說，古人接觸的是每年公布的那一份實體告示，而不是抽象、穩定的「裁判官告示」。所以 Eberle 主張改稱「裁判官們的告示」（edicts of the praetors）。

2.3 行省：西塞羅在奇里乞亞的編輯台

西塞羅於前 51 至 50 年任奇里乞亞總督，他的書信是最直接的證據。他自稱「我在羅馬把它編成」（Romae composui），也誇耀某些條款寫得「極其用心」。他參考的來源如下：

來源	西塞羅的處理方式	出處
前任阿皮烏斯的告示	包稅人在薩摩斯島攔下他，要求沿用其中數條；他照准	Fam. 3.8.4
斯凱沃拉的亞細亞告示（元老院宣告的模範）	採用其中關於外邦審判人的抗辯，以及「其他許多條」	Att. 6.1.15, 6.2.4
塞爾維利烏斯·伊紹里庫斯（奇里乞亞模範總督）	參考後決定在包稅契約效力的問題上做得比他更好	Att. 6.1.16
前任亞細亞總督（多半是克拉蘇·穆奇亞努斯）	出發前設法取得其告示	Att. 5.3.2
生平不詳的西奇尼烏斯	斟酌某項抗辯時參考其告示	Att. 5.4.3
盧庫魯斯在亞細亞的措施	西塞羅把利率上限定為 12%，可能源自於此	學者推論
自創條款（nova）	涉及地方城市的財政支出，他大為得意	Fam. 3.8.4

其中有三個重要觀察：

tralaticium 的新解：阿皮烏斯指控西塞羅故意放進某條款來傷害他。西塞羅辯稱該條是 tralaticium。如果這個詞意思是「慣例性的」，阿皮烏斯應該早就認得，不會提出指控。所以這裡只能理解為「從別份告示搬來的」。換言之，告示不是一個不變的核心，而是從各份前人告示中拼裝出來的。
人情寫進條款：西塞羅考慮放入某項抗辯時，在意的是它不要傷到曾經有恩於他的人。可見當時人普遍預期告示會被用來回報朋友、打擊敵人。
比布魯斯的例子：敘利亞總督比布魯斯在告示中加了一條對騎士階層頗為嚴厲的新抗辯。阿提庫斯擔心它成為不利騎士的先例（praeiudicium）。西塞羅安撫他說，自己的告示也有效力相同的條款，只是措辭比較婉轉，而且源自斯凱沃拉。換句話說，新條款就是政治風向球，而援引模範先例可以讓它「去新穎化」。

Eberle 據此歸納出總督的兩種風險管理策略：

把創新條款連結到難以被政治化的目標，例如鞏固帝國統治（當時正值帕提亞威脅）。
從各份已被認可的模範告示中挑選條款，把焦點從自己的作者身分移開，同時仍能推動自己的議程，滿足朋友與門客的請託。

2.4 羅馬城：同樣的邏輯

羅馬城的證據是西塞羅前 70 年代末的幾篇訴訟演說，以及歷史作品中的債務暴動記載。

維勒斯：西塞羅在控訴中問「他的告示透露了他是什麼樣的人？」，並使用「撰寫」「編成」這些動詞，與他二十年後描述自己告示的用語完全相同。當時流傳的雙關笑話「ius verrinum」（ius 兼有「法」與「湯」之意，verres 是「公豬」）嘲笑的並非貪腐，而是不公平（nequam）。維勒斯在任內就已經變成反面教材，他的兩條新條款後來無人沿用。
屋大維烏斯程式：由前 79 年的裁判官推出，後來梅特盧斯在羅馬與西西里的告示中都「採用」了它。西塞羅的措辭預設這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這個程式並沒有進入哈德良的定本。
占有保護的年度差異：Frier 自己就重建過這組資料。前 73／72 年，原告必須證明對方使用暴力，而且出於惡意（dolus malus）。四年後，只要證明對方或其家奴使用暴力就夠了。不同年度，打得贏官司的是不同的人。
《為圖利烏斯辯護》：盧庫魯斯新設的損害賠償條款，不以行為是否不法為要件，而看是否由武裝成群的人惡意造成。被告法比烏斯不但在庭上質疑其公平性，事前還請求裁判官在程式中加入「不法」要件，也去找了保民官。
債務危機：前 89 年，債務人請求城市裁判官阿塞利奧依「某部古老法律」禁止放貸取息。阿塞利奧試圖把決定推給審判人，債權人仍認為他在「復活舊法」，把他殺了。撒路斯提烏斯筆下喀提林時代的債務人，也要求元老院恢復被裁判官奪走的某部法律保障。

與行省相比，羅馬城多了一個重要的差異：當事人可以動員保民官、元老院、公民集會等多重權威來影響條款。西塞羅寫給弟弟昆圖斯的信就描述過這種對比：行省事事取決於一人，羅馬則有其他官員、元老院、人民，以及申訴與集會的管道。

2.5 「法庫」與邊界工作

Eberle 提出一個關鍵概念：法律水庫（legal reservoir）。羅馬的成文法與舊程式通常不會被正式廢除，只會被閒置。所以過去裡藏著大量可以重新啟用的資源，而且過去本身可以被重寫和重新詮釋。哪些部分可以「安全取用」，需要持續的劃界：

元老院決議：宣告斯凱沃拉為治理典範，他的告示因此成為安全來源。
暴力：殺死阿塞利奧，確保禁息法繼續沉睡。
嘲諷：「公豬之湯」讓維勒斯的條款無人敢用。
法學家：前一世紀中後，塞爾維烏斯、奧菲利烏斯開始撰寫告示評注，主動參與劃界。

可以把她的模型寫成兩個式子。設 $R_{t}$ 為第 $t$ 年的「法庫」（模範告示與成文法）， $S_{t}$ 為政務官依其議程與人情網絡挑中的條款， $N_{t}$ 為新創條款：

E_{t} = (S_{t} \cap R_{t}) \cup N_{t}, ∣ N_{t} ∣ ≪ ∣ S_{t} \cap R_{t} ∣

R_{t + 1} = (R_{t} \cup N_{t *}) ∖ X_{t}

其中 $N_{t *}$ 是後來成為典範的新條款， $X_{t}$ 是被污名化而排除的部分。對照傳統的地層模型：

E_{t + 1} = (E_{t} ∖ D_{t}) \cup A_{t}

差別在於：地層模型中，今年的告示由去年的告示決定，只做少量增刪（ $A_{t}, D_{t}$ ）。在 Eberle 的模型中，今年的告示是從一個不斷被劃界的法庫中重新抽樣，與去年那份不必有直接繼承關係。

2.6 與 Frier 正面交鋒：告示真的「化石化」了嗎？

Frier 的論據	Eberle 的回應
前 67 年的科爾內利烏斯法要求裁判官遵守自己公布的告示，反映社會渴望法律確定性	此法遭元老院強烈反對，而元老院正是由過去與未來的裁判官組成。若這群人如此看重裁量權，告示很難透過他們「幾乎無意識的」日常實踐自然凝固。況且該法只禁止任內偏離自己的告示，並未禁止每年改寫
前一世紀中葉已出現塞爾維烏斯、奧菲利烏斯的告示評注，顯示文本已經穩定	早期評注可能是詞條式的，解釋反覆出現的程式用語，不必預設一個固定文本。彭波尼烏斯說奧菲利烏斯「編成了一份告示」，反而暗示當時沒有現成的定本可以評注
依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穩定來自反覆的社會實踐	西元一世紀仍可見裁判官的編纂選擇。卡西烏斯·隆吉努斯不收脅迫抗辯、只收詐欺抗辯，並新增回復原狀與繼承人相關條款，結果有的被後世沿用，有的沒有。赫爾維狄烏斯·普里斯庫斯在告示標題中不提皇帝。塞內卡把「告示」與賽會節目表並列，暗示人們平時會去讀這份每年可能略有不同的公告

最後一條證據來自二世紀中葉的格利烏斯。他知道圖拉真廣場的圖書館收藏了「古代裁判官的告示」（edicta veterum praetorum）。告示依裁判官的名字存檔，這本身就說明告示與發布者被緊密綁在一起。

Eberle 也承認帝制改變了遊戲規則：皇帝成為法源，透過「解答權」（ius respondendi）重塑法學家的權威，也成為最有價值的恩主。奧古斯都時代的法學家拉貝奧仍把法學家的建議與裁判官的發布分開看待。到了一世紀末，佩迪烏斯已構想出一個專業知識與裁判官行為一體化的圖像。

2.7 年度法的時間：可以容納革命的法律實踐

文章的結論轉向法律與時間。西塞羅稱告示為 lex annua，意思不只是「效力一年的法」，也是「每年重演一次的立法行為」。塗白的木板、紅黑兩色的字跡，因而是羅馬生產時間的技術：

	地層模型（傳統）	年度法模型（Eberle）
時間觀	線性、歷史主義，法律是時間容器中的連續存在	循環、斷續，每年都是一次重新開放
條款的生命	一旦加入就持續存在	可以消失、沉睡、再被喚醒
未來的性質	可預期的累積	確定，直到明年不再確定
法律與政治	法律站在政治之上或之外	法律是政治競爭的媒介
誰能參與	法學專家	政務官、門客、包稅人、債務人、保民官

由此得出全文最大膽的結論：告示能容納社會政治衝突，不是因為它超然於衝突之外，而是因為年年變動本身就是它唯一確定的特徵。理論上，它甚至可以容納革命，至少為期一年。

三、Ando：本土法學家為何晚到兩百年？

3.1 一個史料上的謎題

Ando 從兩個經驗觀察出發：

羅馬授予被征服社群「依其固有法」的同時代文件，從西元前二世紀就開始出現。
自稱精通地方法的專家，要到西元二世紀才在墓誌、榮譽銘文、紙草中大量出現。

說這些城邦兩百年來有法律、有法庭卻沒有律師，顯然不對。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法律專業變成一種值得被紀念的身分，而且是那個本來就看得見的菁英階層開始為自己宣稱這種身分。問題於是變成：什麼條件迫使地方菁英宣稱法律專業？在誰面前宣稱？誰從羅馬式的法律多元主義中得利？

他也強調，多元主義不只是現代學者的分析工具，也是當時人自己的概念。羅馬人與被統治者都公開頌揚帝國容許各城擁有自己的立法與司法機構，各城議會也為此表達感謝。法律多元主義因此是政治的產物，而且是帝國政治的產物。

3.2 第一步：自治授予

文件	年代	內容
伊比利亞投降銅板（凱西烏斯）	前 104	投降後獲宣告自由，土地、建物、法律「在羅馬人民與元老院願意期間」歸還
《安東尼法》（特爾梅蘇斯）	約前 68	宣告其自由、為羅馬人民之友與盟友，並得依其固有法
帕加馬、阿芙蘿蒂西亞等	前 46–38	類似的授予
亞克興戰役之後	前 31 之後	大量確認或重新授予自治
蓋尤斯《法學階梯》1.1	約後 161	各民族部分用自己的市民法、部分用萬民法

Ando 的重點是，蓋尤斯對「市民法／萬民法」的經典區分，是對一套已經運作兩百五十年的實踐所做的事後理論化。他還主張，無論法律地位如何，找不到任何一個被迫使用羅馬法的外邦臣屬城邦。

3.3 第二步：官職貴族

羅馬在授予自治的同時，也要求各城依共和原則重組公法：

官員由選舉產生，任期有限，並設財產門檻。
卸任官員組成議會，議會可以從地方菁英中補充成員。
法律由議會表決。

證據遍布各地：穆米烏斯於前 146 年廢除亞該亞各城的民主制，改行財產資格制官職（波利比烏斯、保薩尼亞斯）；《龐培法》規定比提尼亞未滿三十歲者不得任官或進入議會，卸任官員則入議會，一百七十五年後小普林尼仍在引用；凱撒時代為義大利各市鎮制定統一規則（《赫拉克萊亞銅表》）。

結果有兩個：（a）羅馬地中海世界的貴族主要是官職貴族；（b）法律的正當性奠基於民主程序，法律之所以是法律，是因為經過表決。但真正投票的人極少，古代民主在數字上永遠是寡頭。用 Ando 的話說，民主是寡頭權力的意識形態，民主法律是共和支配的工具。

3.4 第三步：講台司法

行省文件一出現，就可以看到羅馬總督的巡迴法庭。總督法庭可以當第一審，也可以當上訴審。關鍵的線索是一方墓誌：阿馬塞亞的克萊翁布羅托斯「精於法律」，正要在比提尼亞的講台上就座時被命運奪走。這意味著他不只是懂法，而是在總督升堂時擔任地方法顧問。另一份榮譽決議提到某人因精通法律而主持士麥那的學園，並被選為總督法庭旁的顧問。

時間模式同樣明顯：

西元 29 至 31 年，亞細亞總督佩特羅尼烏斯每年都確認以弗所的自治，並免除其議員出席總督巡迴法庭的義務。在一世紀初，出席總督法庭還被看成負擔，而非榮譽。
一世紀末到三世紀初，各城開始競爭巡迴法庭的主辦權，儘管路線其實很少改變。
小普林尼支持比提尼亞各城讓上層子弟提前進入議會，理由是「比讓平民進來好得多」。平民為總督提供法律意見，在當時幾乎無法想像。

3.5 第四步：知識技術的強加

二世紀起，羅馬開始對地方法如何進入羅馬法庭、地方程序如何製作證據，訂出一套規則：

規範	年代	內容	帶來的知識技術
圖拉真致小普林尼（Ep. 10.113）	約 110	應遵循各城自己的法律，這是最穩妥的做法	地方法須可辨識、可引用
P.Oxy. 42.3015	圖拉真朝	最好依「埃及人的法律」審判	地方法成為羅馬法庭的準據法
尤利安《學說彙纂》第 84 卷（D. 1.3.32）	哈德良朝	無成文法則依習慣與慣行；再不足則依最接近、可推衍者；再不明則用羅馬城之法	法源位階化
烏爾比安《論總督職責》（D. 1.3.34）	塞維魯朝	有人主張某城或某行省的習慣時，首先查明該習慣是否曾在訟爭程序中獲得確認	習慣必須以判決紀錄證明
塞維魯敕答（經卡利斯特拉圖斯，D. 1.3.38）	約 200	成文法有歧義時，以習慣或長期一致判決的權威為準	「長期一致判決」取得法律效力
庇護任亞細亞總督時的規定（經馬爾奇安，D. 48.3.6.1）	約 135	地方治安官逮捕盜匪後，須訊問同夥與窩藏者、作成筆錄、封印送交，並出庭說明	筆錄、封印、出庭：證據技術直接下放

尤利安的法源位階可以寫成一個依序比對的選擇函數， $c$ 為待決案件：

norm (c) = ⎩ ⎨ ⎧ lex scripta (c) mores et consuetudo (c) proximum et consequens (c) ius quo urbs Roma utitur (c) if defined else if defined else if defined otherwise

這個函數能運作的前提是：每一層都必須能被證明。成文法要有文本，習慣要有判決紀錄，類推要有可比較的前案。這就是 Ando 所說的「技術」。地方法要進入羅馬法庭，就得先被改寫成羅馬法庭讀得懂的格式。

3.6 結論：本土法是帝國的效果

Ando 引述法律人類學家 Sally Engle Merry 的觀察：殖民地「本土法院」適用的習慣法，不是前殖民時代的遺物，而是殖民時期的歷史建構。他把它套用到羅馬：

我們今天看到的本土民法，不是前羅馬世界的殘存，而是帝國的效果。愛琴海東岸的城邦在羅馬之前不缺法庭與法律，但除了雅典、羅德島等少數地方，征服後的文件形式幾乎都出現斷裂；二世紀重新浮現的法律文化，帶有鮮明的羅馬色彩。

因果鏈可整理如下：

羅馬授予自治，同時把地方菁英重組為官職貴族。
總督法庭以二審之姿疊加在地方法庭之上。
羅馬官員希望在自己的法庭適用地方法，因此要求地方法理性化：寫成可套用於事實的規則，判例需要存檔，類似案件需要類似處理。
遠方的外來審判者需要中介者。具備跨區域、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地方菁英挺身而出。
此時舊的菁英競逐途徑（公共建築捐贈）逐漸飽和，一個新的技術官僚卓越領域出現，被壟斷了希臘教養的人收入囊中。

Ando 進而對「新法律多元主義」提出警告。John Griffiths 主張打破「法律中心主義」，不要賦予國家法本體上的優先地位。Ando 認為羅馬的例子正好相反：地方法律機構的形狀、社會權威的分配、使用的技術，都與帝國核心的政治經濟和支配模式呈碎形關係（fractal relationship）。

結尾有三個觀察值得記下：

羅馬城本身的重要法學文獻，要到君主制時代才大量留存。或許同一套分析也適用於羅馬自己的法律史。
行省法庭中援引先例、類推論證的證據，比羅馬城本身更早。當事人援引的往往是皇帝的判決，目的是約束羅馬官員的裁量，而那些判決多半處理的正是地方規範的適用。
這一切幾乎同時發生在每一個有足夠法律史料的地區，包括拉比運動與猶太民法的形成。

四、對讀：五個交會點

4.1 歷史化法學專業

面向	Eberle	Ando	交會
被解構的神話	法學家或書記在幕後默默維持告示文本	本土法是前羅馬傳統的自然延續	都拒絕把法律專業視為自足、去政治的存在
法律文本的作者	具名政務官，受人情網絡與政治目標驅動	帝國法庭的需求「訂購」了地方法的書面化	作者身分與權力位置綁在一起
專業者的位置	法學家只是眾多影響來源之一，前一世紀中後才主動劃界	地方菁英在總督講台旁卡位	「專業」是在特定制度縫隙中被建構的身分
方法	分析當時人如何談論告示	分析人們想因什麼被記住	都從話語與自我呈現切入，而非條文內容

4.2 法律的時間性

	共和晚期告示（Eberle）	帝國盛期行省法庭（Ando）
時間單位	一年任期	跨任期的檔案與先例
法律的未來	確定，直到明年改版	由過去的判決預測
確定性的來源	政務官的年度承諾，加上模範告示的聲望	成文法、經訟爭確認的習慣、長期一致判決
變動機制	選擇、重組、創新、遺忘	類推、上訴、敕答
主要材質	塗白木板、紅字標題	筆錄、封印、存檔
政治效果	法律每年都可以爭奪	爭議被導向程序與證據

兩文之間其實有一座橋：格利烏斯在圖拉真圖書館看到的「古代裁判官的告示」。曾經每年重新開放的法，到了二世紀變成檔案。

世界史上也有類似的「年度法」設計。英格蘭 1689 年後的《叛變法》（Mutiny Act）長期必須每年由國會續展，國會藉此掌控常備軍的存續，用時間節奏來控制權力。清代《大清律例》則是另一種節奏：它在乾隆元年開始纂修，五年纂修完畢，八年刊刻結束後開始層層頒行。此後律文固定不動，條例則隨定期修例不斷增生，形成「律穩例變」的雙層時間。

4.3 菁英統治技術的轉型

	共和元老貴族（Eberle）	帝國行省菁英（Ando）
威望的貨幣	典範性、選民的感激、朋友與門客的回報	希臘教養、官職、總督講台旁的席位
主要舞台	年度選舉、告示、法庭演說	地方議會、巡迴法庭、墓誌與榮譽銘文
法律知識的功能	撰寫與挑選條款、轉嫁風險	中介、翻譯、證明地方法
風險	遭政敵攻擊、被嘲諷、甚至被殺	被排除於顧問名單之外（Ando 著墨不多）
被取代的舊途徑	—	公共建築捐贈的機會減少

共同的問題是：法律知識如何在不同的政體中，充當菁英維持壟斷的轉換器？在共和制中，它是選舉競爭的籌碼；在帝制中，它是技術官僚的資本。

4.4 法律多元主義的虛與實

Eberle 的方向是由下而上的拼貼：總督從整個地中海的模範告示與成文法中採集條款，再納入包稅人等利害關係人的遊說。行省不是封閉的法律孤島，典範可以出現在任何地方。
Ando 的方向是由上而下的建構：被容許的「固有法」，是在帝國二審法庭的壓力下被重寫、編碼、馴化的產物。
交會點：兩者都打破「中央羅馬法」與「邊陲習慣法」的二元對立。Ando 在附註中說得很坦白：羅馬國家缺乏把羅馬法強加於各地的基礎建設權力，所以「非公民不得使用羅馬法律形式」的排他意識形態，某種程度上是對自身弱點的回應。

4.5 延伸主題：從「政治的法」到「技術的法」

把兩篇文章接起來讀，可以得到一個比兩位作者各自所言更大膽的綜合圖像。

共和晚期的法律充滿政治火藥味。 西塞羅把維勒斯的告示描繪成一個法律救濟的市集，出價最高者得償所願。前 89 年，阿塞利奧因援引古老的禁息法而在廣場上遇害。保民官的介入與民眾集會，隨時可能改變訴訟爭點。告示之所以有「革命潛能」，正因為它把法律與當年度政務官的政治承諾直接綁在一起。

帝國盛期的衝突則被技術化。 地方群體受到侵害時，不再能靠任期交替引發制度震盪，只能走進總督法庭與皇帝敕答的程序。爭議被翻譯成事實比對、敕答與先例的考證、筆錄的查驗。登上總督講台的地方菁英，壟斷了臣民與羅馬主權者對話的管道。

這個圖像有新近研究的支持。Ari Bryen 2026 年的新書《行省的審判》指出菁英抗拒臣民的法律主張，而法學家與皇帝合作，把法律重新想像成一個排除被統治者聲音的體系。該書認為其結果是首度把「法律」與更廣的「社會」分開，把法律定義為一種以讀寫與學識為主的實踐，而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Ando 本人為這本書撰寫了推薦語。

但這個綜合需要三個平衡砝碼：

技術化的法也是弱者的武器。 Ando 自己指出，行省當事人引用皇帝判例，正是為了約束羅馬官員的裁量。狄奧尼西亞請願書是很好的例子：一位女兒為了保住婚姻、抵抗父親，向埃及長官請願，在文中熟練地引用了先前的判決、法律意見與長官告示。
共和的「革命」並不常發生。 Eberle 的核心發現其實是「選擇性保守主義」：新條款極少，大部分是從安全法庫中挑選。「為期一年的革命」說的是可能性，不是常態。
政治沒有消失，只是換了場地。 用 Bourdieu 的「法律場域」語彙來說，技術化產生的是中立化與普遍化的效果，衝突仍在，只是被重新編碼成法律爭點。

	共和晚期（Eberle 的世界）	帝國盛期（Ando 的世界）
衝突的場域	選舉、告示、保民官席、廣場	總督巡迴法庭、請願與敕答
主要武器	人情網絡、政治壓力、暴力	先例、筆錄、本土法學家的意見
法律權威的來源	政務官的具名承諾與典範聲望	皇帝與法學的體系化權威
中介者	門客網絡、元老同僚	本土法學家、總督顧問
失敗的代價	名譽受損，甚至被殺	敗訴、被駁回
時間結構	一年一輪	檔案累積

五、作者沒寫到、但值得放在一起看的材料

5.1 羅馬世界的補充史料

史料	年代	與哪篇呼應、如何呼應
《孔特雷比亞銅表》（Tabula Contrebiensis）	前 87	總督瓦勒里烏斯·弗拉庫斯用羅馬程式處理兩個伊比利亞社群的水渠用地爭議，由孔特雷比亞的議會擔任審判人。這說明共和時代的總督已在輸出程式技術，可修正 Ando 認定「二世紀才開始」的時間表，也呼應 Eberle「總督告示即拼裝」的圖像
《伊爾尼市法》第 84、85、91、93 章	約後 91	西班牙拉丁市鎮的組織法。總督告示與裁判官告示在此正式接軌，地方法未規定時回歸羅馬市民法
巴芭塔檔案（P.Yadin 28–30）	約後 125	阿拉伯行省出現羅馬監護之訴程式的希臘文譯本，顯示羅馬程式被翻譯、流通到帝國邊緣
狄奧尼西亞請願書（P.Oxy. II 237）	後 186	一份引用大量先例與法律意見的訴訟卷宗，幾乎就是 Ando 所說「知識技術」的實物
蓋尤斯《法學階梯》4.37	約後 161	外邦人提起竊盜之訴或阿奎利亞法之訴時，「擬制其為羅馬公民」，以擬制在市民法與帝國臣民之間架橋
斯卡普托帕拉請願碑	後 238	色雷斯村民向皇帝控訴士兵勒索，皇帝的批覆把他們導回總督法庭。這是衝突被程序化的典型例子
《安東尼努斯敕令》	後 212	幾乎所有自由民成為羅馬公民，地方法與羅馬法的關係因而重新洗牌，正好落在 Ando 所說時期的末端
Mitteis《帝國法與民族法》	1891	「帝國法對地方法」問題的古典起點，Ando 的論證可以看成對這個百年議題的社會學重述

《伊爾尼市法》特別值得一提。該法第 85 章處理裁判官告示與行省告示之間的連結，第 91、93 章則規定法律未規定的事項應回歸羅馬市民法與裁判官告示。研究者 Torrent 認為這類西班牙市鎮法是依羅馬模式寫成的，本質上是控制性的法律。另一項新研究則推測第 84 章的設計，可能是為了把總督的審判負擔下放給地方菁英。這幾乎就是 Ando「地方菁英被吸納進帝國司法」論點在西部的對應。

至於狄奧尼西亞請願書，紙草資料庫的著錄顯示，這份請願是呈給埃及長官 Pomponius Faustinianus，涉及嫁妝與違反父意留在丈夫身邊的問題，並依埃及婚姻法引用了大量文件作為證據。Anna Dolganov 更以它和其他紙草為案例，重新檢討帝國法與地方法、羅馬行省司法中羅馬法的角色，以及地方法在羅馬統治下的地位。

5.2 可以對接的理論資源

理論	代表人物	與兩文的關係
法律名望家與形式理性化	Max Weber	Ando 筆下的本土法學家，正是帝國版的「法律名望家」；二世紀的法源位階化，則是形式理性化的一例
法律場域	Pierre Bourdieu〈法律的力量〉（1987）	法律專家藉由中立化與普遍化，把特殊利益轉換成看似普遍的規範，可直接用來理解「包裝」
擬制、衡平、立法	Henry Maine《古代法》（1861）	Maine 把羅馬裁判官法與英格蘭衡平並置，視為法律變遷的三大手段，正是合法化掮客的工具箱
中介者／掮客	Eric Wolf（1956）、Clifford Geertz（1960）	人類學中「站在社群與國家之間的人」這一概念的源頭
基礎建設權力	Michael Mann	Ando 直接借用：古代帝國渴望專制權力，但基礎建設薄弱
被發明的習慣法	Martin Chanock、Terence Ranger、Mahmood Mamdani	非洲殖民地習慣法的「發明」，與 Merry、Ando 的論點同構
過去的未來	Reinhart Koselleck	Eberle 的「確定直到不確定」是一種特定的未來經驗

5.3 近年的研究動態

Pettinger 的告示研究已經出版。 Eberle 文中提到的「即將出版」，指的是 2025 年的論文集《古羅馬的法治》。該章各節分別處理程式訴訟的起源、恣意與不穩定、前 67 年科爾內利烏斯法的侷限，以及法學家與裁判官告示的關係，並把城市裁判官定位為上任時宣告未來十二個月民法的人。BMCR 的書評指出，近來研究已經反駁共和告示固定不變的傳統看法，而 Pettinger 主張年年改版告示的天然不穩定性受到某種彈性治理的牽制。Eberle 強調「可容納革命」，Pettinger 強調「被什麼約束」，兩者正好是一組對話。
Furstenberg 的拉比研究，與 Ando 形成跨學科的互證。 Ando 文末引用的這篇論文主張拉比運動在二世紀重新定位，把猶太法擴展到所有私法領域，以此宣稱法學專業。作者認為這與行省本土法學家及法律職業的興起、羅馬東部法律知識的擴散同步。他在另一篇論文中更指出，拉比運動的興起，與地方菁英愈來愈投入法學知識、在帝國行政下調和多重法律傳統的角色相關，而族長從三世紀起逐步取得帝國承認。不過這個典範並非沒有爭議，詳見第七節。
Bryen 的新書。 這本書收入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法律史研究」叢書，2026 年出版，主張今天所知、作為學問實踐的法律，是從統治一群多元而難以駕馭的帝國臣民的挑戰中產生的。它可以說是 Ando 這篇短文的長篇展開。

六、合法化掮客：一部比較世界史

6.1 概念界定

「合法化掮客」（legitimacy broker）可以界定為具備下列四項特徵的人：

壟斷詮釋技術：掌握法典、經典、程序、文書格式等專門而晦澀的知識。
位在張力的縫隙中：一邊是地方或私人利益，一邊是中央的普遍法統，例如皇權、神權或成文法。
進行翻譯與包裝：透過擬制、比附、改寫事實、改造交易形式與修辭，把實質上的私利轉成形式上合乎公義與先例的產物。
讓文件無懈可擊：讓上級覆核者、法官或神學權威挑不出形式上的瑕疵。

形式上可以寫成：設 $I$ 為委託人想要的結果， $F$ 為原始事實， $C$ 為中央法統，掮客的工作是一個轉換：

B : (I, F) ⟼ (F^{'}, n) s.t. Valid_{C} (F^{'}, n) = 1 \land Outcome (F^{'}, n) \approx I

也就是說，掮客產出一組「重新描述過的事實」 $F^{'}$ 與「被選中的規範」 $n$ ，使它們在中央法統下形式有效，而結果又接近委託人的利益。依照操作的是哪一個變數，可以分成五型：

類型	操作的變數	典型案例
改寫事實型	$F \to F^{'}$	清代幕友改寫供詞；英格蘭擬制回復訴訟
挑選規範型	$n$	西塞羅宣稱條款是「沿用」的；Ebussuud 以慣行支持現金瓦克夫
改造交易形式型	交易結構	伊斯蘭 hiyal；英格蘭的 use；猶太 heter iska
宣告擬制型	預設一個明知不真的 $F^{'}$	蓋尤斯「擬制其為羅馬公民」；英格蘭虛構當事人 John Doe
跨文化翻譯型	在兩套 $C$ 之間轉碼	羅馬本土法學家；英屬印度法庭潘迪特；殖民地原住民中介者

6.2 原型：羅馬自己的掮客

兩篇論文本身就提供了三種原型：

裁判官本人：以 tralaticium 宣稱「沿用」，以帝國安全、抑制貪婪等難以反對的目標包裝新條款，屬於挑選規範型與修辭型。
羅馬法學的擬制：裁判官法大量使用「假如是某種情況」的擬制程式。對外邦人擬制其公民身分，讓市民法上的訴權延伸到帝國臣民，是帝國版的宣告擬制。
本土法學家：在總督講台旁把地方慣習翻譯成可以被尤利安位階化處理的規則，屬於跨文化翻譯型。

6.3 明清的刑名幕友：在「律」與「例」的縫隙中

背景。 州縣官多半是科舉正途出身，熟讀經書，卻往往不熟悉律例條文、成案與公文程式。他們自掏腰包聘請私人顧問，也就是幕友。幕友不在官僚編制內，對東家負責，按年支領束脩，分工有刑名、錢穀、書啟等。刑名幕友以紹興人最為著名，形成綿密的同鄉與師徒網絡，「紹興師爺」因此成為代稱。汪輝祖的《佐治藥言》《學治臆說》是這個行業的經典自述。

技術。

律穩例變：律文在乾隆初定型後幾乎不動，條例則隨定期修例不斷增生，晚清已近兩千條。熟悉何時引律、何時引例，以及如何援引部頒成案，是幕友的核心技能。成案在規範上不是正式的拘束性法源，卻是實務上最有力的說服工具。
審轉覆核：命盜重案須從州縣、府、按察司、督撫一路上報到刑部，死刑監候案件還要經過秋審。覆核看的是書面卷宗，所以卷宗的寫法就是案件本身。
擬供與敘供：清律把殺人分為謀殺、故殺、鬥殺、戲殺、誤殺、過失殺六類，刑度相去甚遠。故殺處斬監候，鬥殺處絞監候，過失殺則可依律收贖。幕友在整理供詞時，只要調整起意的先後、器械的來源、傷痕的描述，就可能讓「故殺」被敘為「鬥殺」，乃至「過失殺」。卷宗在形式上嚴絲合縫地對應律例，上級覆核時挑不出毛病。
救生的倫理：幕友圈流傳「救生不救死」之類的格言，把出入人罪包裝成保全生命的仁術。這同時是道德話語，也是行規。

與訟師、書吏的三角關係。 幕友是官方體制內的私人掮客。訟師則在體制外為百姓撰寫狀詞，清律以「教唆詞訟」嚴禁，官方文書稱之為「訟棍」。Melissa Macauley 對訟師的研究顯示，狀詞充滿誇張修辭，正是為了穿透州縣官的注意力閘門。黃宗智則以「表達與實踐的背離」描述清代民事司法：官方宣稱細事不理、以調解為主，實際上州縣大量依律判決。三者合在一起，就是一個以書面文書為核心的合法化市場。

與羅馬的對照。 幕友的處境近似 Ando 筆下的本土法學家：他們都面對一個以書面卷宗運作的上級覆核體制。差別在於，幕友不是地方菁英，而是外地來的專業僱傭者。他們效忠的是東家，而不是地方社會。

6.4 中世紀教會法學家與教廷代辦

背景。 十二世紀起，教會法以格拉提安《教令集》（約 1140）為基礎迅速體系化，1234 年的《額我略九世教令集》（Liber Extra）更集其大成。教會對婚姻效力、聖職分配、遺囑與高利貸擁有管轄權，貴族的聯姻與繼承策略因此必須經過教會法的濾網。

技術。

婚姻障礙的計算：血親、姻親、因教父母關係而生的「精神親屬」，都構成婚姻障礙。1215 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把禁婚範圍從七親等縮小到四親等，但貴族之間的通婚網絡極為密集，要「發現」一個四親等內的障礙並不難。
特免（dispensation）：教宗以全權豁免教會法的一般規則。特免可以讓原本無效的婚姻生效，也可以讓同一人兼領多個聖職。
雙向使用同一套工具：1152 年，法王路易七世與埃莉諾以血親為由宣告婚姻無效，這是「以障礙脫身」的經典案例。英王亨利八世的案件更戲劇化：他在 1509 年迎娶亡兄之妻凱瑟琳，依據是教宗儒略二世頒發的姻親特免。二十年後他要離婚，法學家又回頭攻擊這張特免的效力，在《利未記》禁止娶兄弟之妻與《申命記》夫兄弟婚之間來回辯論，甚至爭論凱瑟琳與亡兄是否圓房。亨利還徵集歐洲各大學的法學意見作為背書，把學術權威也拉進掮客鏈。

包裝話語：維護教會和平、救贖靈魂、為了公益。

6.5 伊斯蘭世界與鄂圖曼帝國：hiyal、穆夫提與 Ebussuud

背景。 沙里亞被視為源自啟示、原則上不容統治者任意增刪的法。但商業信用、國家財政與地方慈善，都與禁止利息（riba）等規範發生張力。

技術一：法律巧計（hiyal）。 哈乃斐派很早就出現專門的巧計文獻，九世紀 al-Khassaf 的《巧計與出路之書》是代表作。最著名的手法是「回購買賣」（bay' al-'ina）：甲以高價賒賣某物給乙，再以較低的現金價買回，價差實際上就是利息，形式上卻是兩筆合法買賣。有趣的是，這個手法以「mohatra 契約」之名傳入歐洲，十七世紀巴斯卡在《致外省人信札》中嘲諷耶穌會的決疑論者為它辯護。同一種掮客技術跨越了兩大宗教法傳統。

技術二：謝赫伊斯蘭 Ebussuud 的帝國調和工程。 Ebussuud Efendi 擔任鄂圖曼最高宗教法學職位將近三十年。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讓蘇丹的世俗法令（kanun）與沙里亞相容。例如他把帝國的國有土地制度重新描述為伊斯蘭法上的土地稅結構，讓國家徵收在教法上站得住腳。

現金瓦克夫之爭是最好的個案。瓦克夫原本以不動產捐為宗教慈善，現金瓦克夫則以現金設立基金、放貸生息來支持慈善。這場爭議在 1545 至 1548 年間爆發，正好在 Ebussuud 於 1545 年出任謝赫伊斯蘭之後；反對方的代表 Çivizade 於 1547 年去世。Jon Mandaville 1979 年的經典研究顯示，Ebussuud 援引支持現金瓦克夫的權威，多半以慣行（ta'amul）為依據，而 Çivizade 則指出對方引證中的許多錯誤。土耳其學者的整理還提到，Ebussuud 在與當時主要法學家（包括魯米利亞與安納托利亞的軍法官）協商後，把允許現金瓦克夫的法學意見呈給蘇丹；支持方還以修辭反問：已經有約一萬份瓦克夫證書獲准，難道只有 Çivizade 一人知道真相？

這是一個標準的「挑選規範型」操作：在哈乃斐派內部選擇少數說，以慣行補強，並以「數百年來學者不可能集體犯錯」作為正當性論證。反對方的聲音也很強，伊瑪目 Birgivî 就是現金瓦克夫實踐最有力的批評者之一。

Ebussuud 也為中央對抗地方提供法學背書。鄂圖曼帝國議會下令埃及總督對瓦克夫土地課徵土地稅，Ebussuud 支持這項政策，而 Ibn Nujaym 等埃及學者則撰文反對。同一位掮客，在不同場合分別為商業資本與帝國財政服務。

今日的延伸：當代伊斯蘭金融的沙里亞監督委員會，仍以加價售賣（murabaha）、商品週轉交易（tawarruq）等結構設計金融商品，是古典 hiyal 的制度化後裔。

6.6 英格蘭：use、擬制回復與擬制當事人

背景。 中世紀英格蘭的普通法土地法有兩個痛點。第一，封建附隨負擔沉重，包括繼承人未成年時領主的監護權、婚配權、繼承稅等。第二，普通法原則上不允許以遺囑處分土地。1285 年的《附條件贈與法》（De Donis）又創造了限嗣繼承（fee tail），把土地鎖死在家族的特定血脈中。

技術一：use 與衡平法院。 地主把土地的法律上所有權轉給一群受託人，約定收益歸自己或指定的人。普通法只看名義所有權，不承認這種安排。大法官法院則以「良心」為由強制受託人履行。這樣做的效果是：名義所有人可以有好幾位、可以不斷補充，永遠不會「死亡」，領主的監護與繼承稅因此落空；土地實質上也可以透過遺囑式的指示處分。

中央的反擊與掮客的再反擊。 亨利八世為了收回封建收入，推動 1536 年的《用益法》，把 use 的受益人直接視為法律上的所有權人，這也是同年「求恩巡禮」民變的不滿之一。1540 年《遺囑法》作為妥協，開放部分土地以遺囑處分。律師隨後發展出「use 之上的 use」：《用益法》只吸收第一層，第二層由衡平法院保護。到了十七世紀，這套結構演化成現代的信託。

技術二：擬制回復（common recovery）。為了打破限嗣繼承，律師設計了一場串通好的假訴訟。買方以原告身分起訴，現任占有人出庭時「援引」一位擔保人，這位擔保人通常是法院的傳達員，被稱為「共同擔保人」。擔保人隨即缺席，法院於是判原告取得土地，並判擔保人以等值土地補償限嗣繼承的後代。但擔保人身無分文，補償只是紙上的。1472 年的 Taltarum's Case 確認了這套程序的效力。布萊克斯通在《英格蘭法釋義》中以「虔誠的欺瞞」一類措辭形容它，直到 1833 年的立法才把它廢除。

技術三：擬制當事人。 收回土地之訴中，虛構的「John Doe」與「Richard Roe」登場，讓土地權利爭議能借用租賃侵害之訴的便利程序；王座法院則以「米德爾塞克斯令狀」擬制被告曾在其轄區犯罪，藉此搶奪民事案件。

衡平的時間軌跡，與裁判官告示驚人地相似。十七世紀的塞爾登嘲諷衡平「隨大法官的腳長而變」，正是 Eberle 筆下裁判官裁量的英格蘭版本。到了十九世紀初，艾爾登勛爵把衡平原則系統化、先例化，衡平終於也「化石化」了。

6.7 英屬印度：法庭潘迪特與毛拉維

背景。 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司法體系時，總督哈斯汀斯在 1772 年的司法方案中規定：繼承、婚姻、種姓與宗教制度的訴訟，穆斯林依《古蘭經》、印度教徒依經典（Shastra）裁判。這句話幾乎就是圖拉真「應遵循各城自己的法律」的殖民地翻版。

掮客的出現與退場。 一般的分期把1772 到 1864 年視為英印印度教法的第一階段：以古代印度典籍的翻譯，加上法院任用的印度教學者（潘迪特）提供的經典詮釋，作為裁判基礎；穆斯林法則同樣由卡迪提供詮釋。1864 年後的第二階段，這些法律顧問被解職。哈斯汀斯委託十一位潘迪特編成法典摘要，經波斯文轉譯為英文，即 1776 年出版的《印度教法典》。後來威廉·瓊斯爵士不信任潘迪特，認為他們總能找到經文支持任何一方，於是另起爐灶編纂法典摘要。當時有記載指出，歐洲法官不得不仰賴印度學者的誠實與否。

最後，法院法律顧問的職位在 1864 年由第十一號法令經過充分討論後廢除，理由是這個職位已無實際用處。不過，廢除卡迪之職造成穆斯林法律實務的運作困難，英國人約十年後又被迫恢復這個職位，即 1880 年的《卡迪法》。

這個案例完整重現了 Ando 的機制：外來法庭需要地方法，地方法需要中介者，中介者被懷疑操弄，中央於是把地方法編纂成文本並接收過來，中介者遭到解職。被編纂出來的「印度教法」，則是一套比前殖民時代更僵硬、更婆羅門化的規範。

6.8 日治臺灣：舊慣調查與「全新的舊慣」

這是與 Ando 論點最貼近、也離本地讀者最近的案例。

背景與技術。 1901 年成立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主導、京都帝大的岡松參太郎主持私法調查，最後編成《臺灣私法》。岡松以德國潘德克頓法學的範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重新整理清代臺灣的契約與家族慣行，創造出「業主權」「祭祀公業」等可以讓近代法院操作的概念。調查者本身就是一種掮客：他們把漢人社會的慣行翻譯成殖民法院讀得懂的語言。

王泰升的研究指出，日治前期因為日本帝國對臺灣採取特殊統治主義，在臺灣發展出具在地特色的「舊慣法學」，用來支持殖民地的行政、司法乃至立法需要；統治政策轉向「內地延長」後，舊慣法學即告沒落。

法院的再造。 曾文亮的研究題目本身就是 Merry 與 Ando 論點的最佳註腳：〈全新的「舊慣」〉。他指出，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家族事項始終「依用舊慣」或「依習慣」，不同於其他民商事項在 1923 年後改依日本民法；總督府法院在 1910 年代已透過戶口規則與舊慣立法草案的精神，間接引進日本家族法的元素，1930 年後影響更加明顯。換句話說，法院口中的「舊慣」，是一面被殖民法院持續改寫的鏡子。

被統治者的反向運用。 王泰升也發現，1920 年代起，部分臺灣政治異議者以現代法學知識維護臺灣人的主體與權益，形成所謂「臺灣人法學」，但他們幾乎被排除在學術界之外。這呼應了 Ando 的第二個結尾觀察：被強加的法律技術，也會被被統治者拿來約束統治者。

6.9 西屬美洲：「夾縫中的藝術」

背景。 西班牙王室在新西班牙設立「印第安人總法院」（Juzgado General de Indios，十六世紀末），以向原住民徵收的小額規費支應法律代理人的費用。歷史學者 Woodrow Borah 因此稱之為「保險式的正義」。王室法也承認原住民的良善慣習，只要不違反天主教信仰與王室法律即可，這又是一個「依其固有法」的條件式授予。

掮客群像。 Yanna Yannakakis 研究瓦哈卡北部山區的專著《夾縫中的藝術》（The Art of Being In-between），描寫的中介者包括穿著西班牙絲綢的原住民總督、神父助手、通譯、經濟掮客、法律代理人、在地貴族與「印第安征服者」。作為文化掮客，他們有時調和衝突的利益，有時在市鎮選舉、勞役與物資供應、土地等議題上站在對立陣營，並且塑造出一種在地方自治與殖民控制之間持續拉扯的政治秩序。原住民社群在法庭上學會以「古老慣習」「自遠古以來」的措辭提出主張，這正是 Ulpian 要求的「以訟爭紀錄證明習慣」在新大陸的對應。

殖民官員自己也是掮客。「我服從但不執行」（obedezco pero no cumplo）這句公式，讓地方官得以在名義上尊奉王命，實際上暫緩執行不合地方情況的法令。這是在中央法統與地方現實之間包裝裁量的經典話語。

6.10 其他簡例

案例	掮客	技術與包裝
猶太 prozbul（希勒爾，約前一世紀）	拉比	安息年會免除債務，富人因此不願放貸。希勒爾設計把債權移交法庭的文書，使債權不被免除，包裝為「讓窮人借得到錢」
猶太 heter iska（十七世紀初定型）	拉比	把附息借貸重構為合夥投資，以迴避禁止收取利息的規範
江戶日本的公事宿與公事師	旅宿業者、非法訴訟代理人	公事宿為進京訴訟者提供住宿、代寫文書、熟悉奉行所程序；公事師則是遊走灰色地帶的代理人
中世紀義大利公證人	公證人	以「公證技藝」的格式化文書，讓交易在羅馬法與地方法的雙重標準下都有效
英屬非洲間接統治	酋長、法院陪審員、殖民官員	習慣法只要不違反「自然正義、衡平與良心」即可適用；Chanock 等人指出許多「習慣」是殖民時期由酋長與官員共同發明的
荷屬東印度	萊頓學派的 adat 法學者	把各地慣行分區、編碼為「習慣法」（adatrecht）
當代跨國法律事務所	國際律師	Dezalay 與 Garth 描述律師在國際規範與國內權力之間做雙重代理，把本地權力轉譯為國際正當性

6.11 綜合比較

案例	中央法統	待合法化的利益	掮客	主要技術	包裝話語	中央的反制或收編
共和羅馬	祖制、模範告示、成文法	門客、包稅人、債權人或債務人	裁判官、顧問、法學家	從法庫挑選、宣稱沿用	公平、帝國安全、抑制貪婪	前 67 年科爾內利烏斯法；哈德良永久告示
帝國行省	皇帝敕答、羅馬法學	地方菁英與當事人	本土法學家、總督顧問	證明習慣、援引先例、書面化	依各城固有法	212 年普授公民權；法學文獻化
明清	律例、成案、審轉	州縣官考成、紳族	刑名幕友（及訟師、書吏）	擬供、敘供、引例、比附	情理、救生	定期修例；嚴禁訟師
中世紀教會	教會法、教宗全權	王室婚姻、聖職兼領	教會法學家、教廷代辦	親等計算、特免	教會和平、靈魂救贖、公益	拉特朗大公會議縮小禁婚範圍
鄂圖曼	沙里亞	商業信用、蘇丹財政、慈善	穆夫提、謝赫伊斯蘭	hiyal、慣行、少數說	公益、虔敬、慣行	反對派法學家的挑戰；帝國議會裁決
英格蘭	普通法、封建附隨負擔	家產處分與避稅	衡平律師、書吏	use、擬制回復、擬制當事人	良心、衡平	1536 年《用益法》；1833 年廢除擬制回復
英屬印度	公司法院、英國法官	繼承與婚姻當事人	法庭潘迪特、毛拉維	經典引述、法律意見	依其經典	編纂法典摘要；1864 年廢除法律顧問職
日治臺灣	總督府法院、日本民法	臺灣人家族與土地秩序	調查學者、通譯、代書、律師	以德式範疇重寫舊慣	尊重舊慣	1923 年民法延長施行；家族事項仍依習慣
西屬美洲	王室法	原住民社群土地與自治	原住民中介者、法律代理人	古老慣習的措辭	正義、良善風俗	波旁改革壓縮族群自治

6.12 兩個跨案例的規律

規律一：掮客與法典化的循環。 幾乎每一個案例都出現同樣的節奏：

中央容許裁量或多元，例如年度告示、依其固有法、衡平良心、法外慣行。
裁量與多元產生翻譯需求，掮客出現並壟斷翻譯技術。
中央懷疑掮客出賣法律：維勒斯的「市集」、瓊斯對潘迪特的不信任、清廷禁止訟師、亨利八世眼中逃稅的 use。
中央以法典化或凝固化回應：永久告示、《用益法》、印度教法典摘要與 1864 年法令、定期修例、《臺灣私法》。
掮客圍繞著新法典重新開業：法學家評注永久告示、「use 之上的 use」、英印判例法、幕友專攻條例。

Eberle 與 Ando 剛好分別捕捉了這個循環的兩個時刻：Eberle 看的是第一至第三步的共和現場，Ando 看的是第四、五步在行省的展開。

規律二：掮客的雙面性。 同一套技術既能讓強者的私利穿上公義的外衣，也能讓弱者的主張進入法庭。幕友的「救生」、狄奧尼西亞的先例卷宗、瓦哈卡原住民的「古老慣習」、日治時期的「臺灣人法學」都是例子。把掮客純粹理解為「包裝私利」的人，會漏掉他們同時也在製造可以被弱者援用的形式。

七、點評：學術價值與壓力測試

7.1 Eberle：價值與檢驗

學術價值：

方法上的轉向：從「條文內容」轉向「當時人如何談論告示」，讓一批原本被當作邊角料的書信與演說成為核心證據。
破除一個缺乏證據的共識：清楚指出「法學家或書記掌控告示」只是推論，並解釋它為何能長期存活，也就是它讓羅馬法顯得像現代法治。
把時間理論帶入羅馬法史：「年度法」「法庫」「邊界工作」三個概念，提供了比地層模型更細緻的變遷模型。
把告示放回羅馬政治文化：典範性、人情網絡、風險轉嫁，讓法律史與政治史重新接軌。

壓力測試：

主張	支撐	疑慮	判定
告示是裁判官本人的作品	西塞羅在書信中自稱作者；「撰寫」「編成」等動詞	主要證據集中在前 51 至 50 年的行省告示。羅馬城的城市告示，證據多來自控訴演說（Eberle 自己也承認其修辭性），從行省推到羅馬城仰賴類比	作為修正舊說成立；作為全面替代論仍需更多城市證據
法學家沒有在幕後主導	找不到直接證據	這同樣是一種沉默論證。更重要的是，她最有力的「典範」案例都是法學家兼政務官：斯凱沃拉是共和最重要的法學家之一；卡西烏斯·隆吉努斯是一世紀名法學家；前 66 年創設詐欺訴權程式的阿奎利烏斯·加盧斯也是法學家出身的裁判官。「政務官對法學家」的二分可能是假的，真實圖像更像是法學聲望本身就是政務官競逐典範性的資源	部分成立；二分法需要軟化
告示在一世紀仍有年度變動	卡西烏斯、赫爾維狄烏斯、塞內卡、格利烏斯	這是少數而零散的跡象；卡西烏斯之所以被記住，正是因為他是法學家	足以質疑「前一世紀中葉化石化」，不足以證明變動規模
告示可以容納革命	阿塞利奧事件、撒路斯提烏斯筆下的債務人	阿塞利奧事件涉及的是個案程式的協商，而非告示的編纂，Eberle 也承認這一點。她自己的核心發現又是「選擇性保守主義」	應理解為結構上的可能性，不是經驗上的頻率；作為修辭略顯誇大，作為理論命題有啟發性

Pettinger 2025 年的章節與 BMCR 的書評顯示，「告示並非固定不變」已逐漸成為新共識，但學界同時在追問是什麼牽制了這種不穩定。Eberle 的強項是打開問題，下一步的工作是量化「法庫」的邊界。

7.2 Ando：價值與檢驗

學術價值：

找到一個好的待解問題：自治授予與本土法學家之間相差兩百年，這是一個清楚、可檢驗的史料模式。
把法律多元主義政治化：「誰得利？」這個問題，把多元主義從描述性概念轉為權力分析。
打通古代史與殖民法律人類學：Merry、Griffiths 的辯論被引入羅馬研究，羅馬也反過來成為檢驗「新法律多元主義」樂觀論的案例。
跨領域的生產力：Furstenberg 的拉比研究、Bryen 的專著都已在相同的框架下展開。

壓力測試一：銘文習慣的問題。 MacMullen 1982 年的經典研究指出，羅馬帝國的銘文總量本身就在二世紀到三世紀初達到高峰。如果本土法學家的銘文只是跟著總量一起增加，「二世紀才出現」就不是特殊現象。Ando 的論點需要的不是絕對數量 $N_{jurist} (t)$ 上升，而是相對比例上升：

ρ (t) = \frac{N _{jurist} ( t )}{N _{all} ( t )}, Ando’s thesis requires \frac{d ρ}{d t} > 0 in the 2nd century CE

Ando 在附註中坦承目前的資料報告並不可靠，需要全面檢視證據，但正文沒有做這樣的標準化。這是本文最大的實證缺口。

壓力測試二：其他疑慮。

主張	疑慮	判定
羅馬式知識技術主要在二世紀被強加	《孔特雷比亞銅表》（前 87）顯示，共和時代的總督已經把程式技術用在地方爭議上；《伊爾尼市法》（約後 91）的程序條款也早於二世紀	時間點可能要往前推，但「二世紀大規模化」仍可成立
《學說彙纂》斷片證明二世紀規範化	這些斷片出自古典法學家，而古典法學本身就集中在二至三世紀；史料保存的偏差與 Ando 想證明的趨勢重疊	需要更多同時代的紙草與銘文佐證
這一切同時發生於各地區	證據以希臘東部與埃及為主；西部、北非雖有區域研究支持，但密度不同	方向可信，「同時」的說法偏強
「碎形關係」否定地方能動性	Ando 自己也記錄了當事人援引皇帝判例來約束官員；狄奧尼西亞的例子更顯示地方當事人熟練運用羅馬形式	「碎形」描述結構有效，但需要補上能動性的面向

壓力測試三：拉比案例的爭議。 Ando 把拉比運動當作支持證據，但這個延伸本身受到質疑。Ishay Rosen-Zvi 的回應題為〈拉比是 nomikoi 嗎？質疑一個新典範〉，他藉 Furstenberg 的論點重新思考近年把坦拿時期哈拉卡與羅馬法相比較的趨勢及其侷限。Kimberley Czajkowski 也撰文回應，討論這種比較能推到多遠，特別是 Furstenberg 所假設的、促成拉比活動改變的刺激因素。哈佛甚至為此舉辦了一場題為「拉比哈拉卡有多羅馬？」的公開辯論。這表示 Ando 的典範正在擴張，也正在接受嚴格的檢驗。

7.3 「合法化掮客」框架本身

這個框架的優點是清楚的：它提供了一個跨文明比較的共同語言，能把幕友、穆夫提、衡平律師、潘迪特與本土法學家放在同一張表上，看出掮客與法典化循環這樣的結構性規律。

但它也有三個需要提防的地方：

犬儒化的風險：「把私利包裝成公義」的說法，預設有一個「真正的私利」存在於法律之外。實際上，當事人的利益本身往往是由法律範疇塑造的。沒有限嗣繼承，就沒有「打破限嗣繼承」的利益。
忽略教義的真實創新：信託、現金瓦克夫、羅馬的擬制訴權，最後都成為持久而有生產力的制度。掮客不只是包裝工，也是法律發明者。
功能論的陷阱：把一切都解釋成「為了正當化支配」，容易漏掉掮客之間的內部競爭與真誠的教義辯論，例如 Çivizade 與 Ebussuud 之間的論爭。

7.4 結論

兩篇文章的價值不在於提出無可撼動的結論，而在於改變了提問的方式。

Eberle 讓「誰寫了告示」從一個以為已經解決的技術問題，重新成為政治史與時間史的問題。她的實證基礎偏窄，「革命」的修辭也略顯誇大，但打破「告示化石化」的共識，已經得到後續研究的呼應。

Ando 把法律多元主義從一個描述性標籤，轉為「誰得利」的權力分析，並且為古代史與殖民研究搭起了橋。他的統計基礎還需要以「銘文習慣」加以標準化，他的典範也正在拉比研究中接受考驗，但核心命題已經展現出跨領域的解釋力。從英屬印度的法庭潘迪特，到日治臺灣的「全新的舊慣」，「本土法是帝國的效果」這個命題在世界史中一再得到印證。

把兩文合讀，最值得帶走的是：法律的「技術性」從來不是政治的反面，而是政治的另一種存在形式。 寫在塗白木板上的條款，與封存在總督檔案中的筆錄，承載的都是權力；差別只在於，前者每年重新開放爭奪，後者把爭奪的門檻提高到只有掮客才跨得過去。

“They Call it Schaec in Flemish”: The Language of Abduction with Marital Intent in the Late Medieval Low Countries

鄭仕群 — Sun, 08 Nov 2026 16:27:57 +0000

Chanelle Delameillieure (KU Leuven)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2;40(4):725-746.
doi:10.1017/S0738248022000323

對讀：Ohlmeyer J. Women and Sexual Violence in the “1641 Depositions.”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5;43(2):221-238. doi:10.1017/S0738248025101089

當法律為暴力命名，也為暴力消音：對讀 Delameillieure 的 schaec 與 Ohlmeyer 的「1641 證詞檔案」

一篇長文導讀，談語言、檔案、女性身體與權力。另附一節專題：世界史上「司法檔案如何變成勒索武器」。

美國法律史學會的期刊《Law and History Review》（LHR）在 2022 年與 2025 年分別刊出兩篇論文，表面上互不相干。一篇的主角是十五世紀根特法警帳本裡「被帶走成婚」的市民之女，另一篇處理的是 1641 年冬天在愛爾蘭雪地裡被剝光衣服的新教寡婦。

兩篇問的其實是同一組問題：

法律文件用什麼字眼記錄女性遭受的暴力？
誰決定哪些事寫下來、哪些不寫？
寫下來之後，這些紙張又被拿去做什麼？

本文假設讀者沒讀過原文。先逐篇拆解兩位作者的論證特色，再沿四個維度對讀，接著補一節「司法檔案勒索術」的世界史比較，最後評估兩篇論文的學術價值，並檢驗這些價值是否成立。

0. 兩篇論文速覽

項目	Delameillieure（2022）	Ohlmeyer（2025）
時空	1218–1438 年的法律文本，以及十五世紀的司法紀錄。地點為根特及其周邊鄉區（Vier Ambachten、Oudburg、Land van Waas）、安特衛普、魯汶	1641 年叛亂至 1650 年代的愛爾蘭。檔案的後續生命一路延伸到 2010 年代數位化
史料	10 份城市、伯爵、公爵頒布的法令；市參事判決書與法警帳目，共 420 案；列日、康布雷主教法庭紀錄	約 8,000 份證詞，裝訂為 31 冊；959 位女性證人；1652–54 年高等法院審判紀錄；1640 年代的印刷宣傳品
核心提問	中世紀人是否有一個清楚的詞，專指「為結婚而擄走女性」？	性暴力在證詞中如何被記錄或不被記錄？又如何被政治化？
方法	歷史詞彙學、多語法律文本比對、案件分類計量	「檔案作為主體」（Stoler）、逆讀檔案紋理、與創傷研究及國際刑法證據學做跨時代對照
主要結論	中古荷蘭語 schaec 是精確的法律範疇。紀錄裡的模糊來自轉譯成法語或拉丁語，不是因為當時人分不清概念	強暴在法律證詞中被系統性低報。可是證詞一被抽出付印，就成了製造恐懼、合理化報復與奪地的燃料

1. 論文一精讀：Delameillieure 的 schaec

1.1 起點：1425 年的一筆罰款

根特人 Pieter Grootwouters 違反一位市民父親的意願，「帶走」並「娶了」他的女兒，因此被罰款。法語帳目用的是 emmener（帶走）加上 prendre à mariage（娶為妻）。

這種行為在現代學界有五花八門的稱呼：rape、abduction、ravishment、seduction、elopement。中世紀拉丁詞 raptus 可以涵蓋上述全部，但這五個英文詞在今天的意思彼此互斥。研究者因此陷入困境：我們似乎沒有一個乾淨的詞，來描述「為了婚姻而奪取女性」這件事。

作者把這場爭論放進學術脈絡：

英格蘭研究的主流：Caroline Dunn 分析 1213 件案子，有 43% 因用語是 raptus、ravishment、ravir，無法判定是強暴、擄人還是兩者皆有。Gwen Seabourne 認為兩者在當時本來就重疊。
歐陸研究的主流：學者多半把擄人與「締結婚姻」連在一起。Valentina Cesco 推測歐陸較少混淆強暴與擄人，但缺乏實證。
本文要做的：用低地國的證據補上這塊空白。

1.2 制度背景：教會法的漏洞，世俗法的補丁

教會法：雙方合意就能成婚。低地國更常見的做法是先交換「未來式承諾」再發生性關係。家族介入雖是根深柢固的習俗，法律上卻不是必要條件。
1215 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要求公告結婚預告，並有神父與證人在場。不照做的婚姻屬違法，但只要雙方合意，婚姻依然有效、不能撤銷。世俗社會因此相當挫折。
世俗當局的補丁：自己立法，把「違反女方或其家族意願而奪人成婚」列為犯罪。
三層管轄：
- 市參事（schepenen）擔任審判者，留下判決書。
- 法警（baljuw，bailiff）代表勃艮第公爵擔任公訴人，負責蒐證、召集參事開庭、執行刑罰，而且有權不移送審判，直接與嫌犯做庭外金錢和解（compositions）。
- 主教法庭只判斷婚姻是否成立。

1.3 Schaec 的法律演化（1218–1438）

Schaec 源自日耳曼語 skâk，意思是「搶奪」。現代荷蘭語的 schaking 就從這裡來，作者認為其他語言找不到精確對應。

年份	頒布者	內容重點	被懲罰者	意義
1218	根特市府（拉丁文夾荷蘭文）	女僕、女子、皂隸或皮條客誘使少女「隨男人離去」，這叫 ontscaket。罰則為割鼻	從中牽線的幫兇	第一次出現此詞，指「合意」私奔的教唆
約 1250	瑪格麗特女伯爵	帶走少女，即 onscaket。罰放逐 3 年並罰款	實際帶走的人	未說明是否合意
1297	弗蘭德伯爵蓋伊	兩條「論被擄之婦」：(1) 父母或監護人尚在的女子「經其同意」被帶走，帶走者放逐 3 年，女子剝奪繼承權；(2) 違反意願被擄、卻留下與擄者成婚或同居的女子，也剝奪繼承權。另外以 ontspaenen 指誘拐的幫兇	擄人者、女方、幫兇	定型為「未成年人：不論本人是否同意」與「成年女性：非合意」的二分法
1356 / 1406 / 1427	布拉班特公爵	擄走或帶走「孩子」者，喪失生命與財產。擄走「曾呼救」或違反其意願的婦女者，同罰	擄人者	未成年人本人的同意不予考慮；成年女性以「呼救」作為不同意的證據
1364 / 1396	公爵與魯汶市府	均使用 ontscaken	—	用語固定下來
1438（4 月）	根特市府（荷蘭文）	「伴隨呼救」的 onscake，若之後仍成立「穩固的婚姻」，女方剝奪繼承權	女方	成年女性的同意會影響法律結果
1438（6 月）	「好人」菲利浦公爵（法文）	用 efforcemens、ravissemens、violences 等詞，再加上「以婚姻為名」（soubz umbre de mariage）	擄人者	法語沒有對應詞，只好用一個片語補上「婚姻目的」

1297 年的條文值得注意：連 25 歲以下的「合意私奔」都入罪。作者指出，法國的世俗法到十六世紀才出現類似規定，義大利城市與紐倫堡則在十四、十五世紀。

1.4 兩層定義：法律的 schaec 與社會的 schaec

作者區分出兩種用法：

嚴格的法律定義：擄走未成年人（不論本人同意與否，只要違背家長意願），或在違反意願下擄走成年女性。
寬鬆的社會定義：凡是為婚姻或戀愛關係帶走女性，不論合意與否，都叫 schaec。

說明兩者落差的關鍵案例：

案例	地點	經過	揭示什麼
Liesbeth Recmast「擄」Jan Peters	安特衛普	一名女子帶走一名男子。雙方已互許婚約，且都已成年。法警援引法律定義，認為「不可能構成 schaec」，但仍收了罰款	Jan 的父親堅稱兒子「被 ontschaect」，社會用語比法律寬
Merten Heynen 協助擄走寡婦 Lijsbet	安特衛普	地方法院判無罪，可能因為寡婦同意了。法警仍以擄人為由收罰款	法警可以在判決之外另起財源
Elisabeth Lyedens 與 Jan Uter Helcht	魯汶	女方說是自願。法警想找聽見她尖叫的證人，找不到。市參事指示釋放	「呼救」是區分合意與否的證據核心
Lodewijck Zeghers 娶寡婦 Margriet	魯汶	明載女方「出於其意願」，仍被罰款	合意的成人私奔也能被法警「變現」

作者明確指出，法警收取的和解金有一部分直接進了他自己的口袋。這是後文「司法檔案勒索」專題的起點。

1.5 翻譯困境：法語和拉丁語沒有 schaec

弗蘭德的法警帳目整個十五世紀都用法文書寫（只有 1485–88 年短暫改用荷蘭文），但民眾說的是荷蘭語。書記官只能硬著頭皮轉譯：

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例如「未經父親同意帶走並娶她，此在弗蘭德語稱為 scaecq」。
語音法語化：自創動詞 esquaquer，出現 23 次，幾乎都和 emmener（帶走）連用。
語音拉丁化：列日主教法庭的書記官用 descacare，7 次、5 案，一律寫成 descacando 的句型，指女方「讓自己被擄走並隨之而去」，也就是合意的情形。
用詞頻率：420 案中最常見的是 emmener（114 次）、leiden（89）、enforcer（69）、ontschaken（51）。

1.6 模糊從哪裡來？用數字看

作者把 420 案分成「確定的擄人案」308 件（73%）與「可能的擄人案」112 件（27%）。後者可能其實是強暴，或出於婚姻以外目的的擄人。

地區	確定	可能	「可能」占比
安特衛普（布拉班特）	40	10	20%
魯汶（布拉班特）	65	9	12%
根特市（弗蘭德）	77	47	38%
根特周邊鄉區（弗蘭德）	126	46	27%

作者把差異歸因於語言：弗蘭德用法文，布拉班特用荷蘭文。我把兩區合併，自己做了一個簡單的檢定（作者原文沒有這項計算）：

r_{Flanders} = \frac{47 + 46}{124 + 172} = \frac{93}{296} \approx 31.4%, r_{Brabant} = \frac{10 + 9}{50 + 74} = \frac{19}{124} \approx 15.3%

\frac{r _{Flanders}}{r _{Brabant}} \approx 2.05, OR = \frac{93/203}{19/105} \approx 2.53, χ_{(1) 2} = \sum \frac{( O - E ) ^{2}}{E} \approx 11.58, p \approx 6.7 \times 1 0^{- 4}

法文紀錄的「模糊率」大約是荷蘭文紀錄的兩倍，差異在統計上顯著（Fisher 精確檢定的 p 值也約為 0.0007）。不過，地區、語言與紀錄類型在這組資料裡綁在一起，第 5 節會回頭談這個限制。

和英格蘭比較：Dunn 的樣本有 43% 模糊，低地國整體只有 $112/420 \approx 26.7%$ 。

1.7 「強行擄走，但未強暴」（sans violer）

如果強暴與擄人在當時被當成同一件事，就不會有人特別寫下「沒有強暴」。作者舉出多筆紀錄：

Jehan Van Overtvelt 強行擄走 Lisbette，紀錄寫明 esquaqua et prist de force sans violer。
Liven Vaselin 擄走 Zoeten Hauwen，「未強暴」被列為減輕情節。
Mergriet Ysmans 被擄，未遭強暴、也未提告，法警因此庭外和解。
Henry Baerd 擄走 Amelberghe Martins，紀錄說明他「沒有強暴她，而是想娶她」。

作者用這些案例證明兩種罪在觀念上是分開的。第 3、4 節會從另一個角度重讀這句話：寫下「沒有強暴」，本身也是一種讓案件留在可議價區間的書寫策略。

1.8 比 schaec 更精確的詞

ontspanen：只在根特使用，意思是引誘、誘走，暗示女方同意。法文紀錄會寫「她隨他而去並嫁給他，弗蘭德語稱 ontspeenen」。
leiden / *verleiden*：「帶領」或「誘惑」，同樣帶有合意的意味。
荷蘭文紀錄並非全無模糊。但那種模糊不是詞彙造成的，而是同一筆紀錄同時記了擄走與性侵（例如「帶走她」又「遂其所欲」），卻沒說明主要目的是性還是婚姻。

1.9 後續發展

這篇論文後來擴充成專書。2024 年由阿姆斯特丹大學出版社以開放取用形式出版，書名為 Abduction, Marriage, and Consent in the Late Medieval Low Countries，從各類法律紀錄考察男女、家族與當局如何運用、應對擄人婚。據書評，該書處理了 650 件擄人案，並以低地國不分性別的繼承制度與城市權力，解釋此地為何特別早、特別嚴厲地將擄人婚入罪。

2. 論文二精讀：Ohlmeyer 的「1641 證詞檔案」

2.1 背景：英格蘭的第一個殖民地

Ohlmeyer 開宗明義，把愛爾蘭定位為英格蘭的第一個殖民地。斯圖亞特王朝試圖讓愛爾蘭英格蘭化、推行新教，天主教多數於 1641 年 10 月 22 日起事。這場叛亂演變成長達十年、屬於「三王國戰爭」一環的殖民戰爭，至少兩成人口死亡。作者認為，當時發生的事以今天的話說就是「族群清洗」。

2.2 檔案如何生成

階段	時間	製作者	目的與用途
第一階段	1641 年 12 月起	「受難臣民委員會」，由 8 位愛爾蘭國教會牧師組成	向逃到都柏林的難民收集宣誓證詞。依一套已經佚失的問題清單口述，筆錄後當場唸回給證人修正
第二階段	1650 年代	克倫威爾政權下 70 多名委員	蒐集指控 1640 年代謀殺、屠殺的證據，供 1652–54 年的「高等法院」（類似戰爭罪法庭）使用
審判	1652–54	都柏林與科克高等法院（只有這兩地的紀錄留存）	審理 110 名被告，56 人在 150 項謀殺及從犯罪名上被定罪，39 人獲赦。證人不在場時採用書面證詞，包括傳聞證據
奪地	1650 年代中	都柏林的「甄別辦公室」	判定哪些天主教地主要被遷往康諾特
復辟後	1660 年代	「權利申訴法院」	天主教徒與部分新教徒爭回土地時，以證詞作為參考
典藏	1741 年起	都柏林三一學院	至今保存於該校手稿圖書館

作者借用三位學者的話來定位這份檔案：

Alexandra Walsham：檔案不是單純的史實水庫，而是一面會扭曲影像的濾鏡與稜鏡。
Ben Kiernan：這是一份「單一目的」（single-purpose）檔案。
Ann Laura Stoler：與其把檔案當成取用資料的「來源」（archive-as-source），不如把檔案本身當成研究「主體」（archive-as-subject），逆著它的紋理閱讀。

2.3 性暴力只在一場審判中被直接提及

高等法院的審判多半只處理謀殺，性暴力偶有暗示，唯一直接寫進起訴內容的是叛亂領袖 Sir Phelim O'Neill 的叛國與謀殺審判。關鍵證據是被他扣為人質、後來脫逃的國教會牧師 Robert Maxwell 在 1642 年 8 月的證詞。這份證詞描述了當眾剝衣、殘害孕婦與生殖器官、對屍體施暴等情節，其中大量屬於「聽說」。

作者據此提醒：最駭人的敘述，往往正是證據力最弱的傳聞。

2.4 959 位女性證人

婚姻狀態	人數	比例
寡婦	512	53%
已婚	297	31%
未婚	26	3%
「spinster」（未婚女子）	39	4%
不明	85	9%
合計	959	約占全部證人的八分之一

女性占八分之一，以早期近代的標準來說非常高。另外還有數千名女性出現在男性證人的證詞裡。

至少 75% 的女性證人申報遭搶、失去財物與債權。
超過四分之一被剝光衣物，有些人不只一次。剝衣有時為了搜錢，但更是一種羞辱，也是殖民權力關係的反轉。
約 25% 的寡婦提到要撫養的子女，近 50 人要照顧 4 個以上孩子。例如 Agnes Windsor 的丈夫與長子死於軍中，兩個女兒遇害，她留下來撫養四個孩子和一個孫子。
Magdelene Redman 與 22 名寡婦同行逃難，被剝光衣服，用來遮身的稻草被點火。她們在冰雪中躲了五天，最後抵達比爾城堡，同行者中有 40 人死去。那年冬天是有紀錄以來最冷的。
從姓氏、丈夫職業判斷，她們多是孟斯特與阿爾斯特殖民墾植者的妻女，屬於仕紳與「中間階層」，正是愛爾蘭史上最常缺席的一群人。

2.5 為什麼幾乎看不到「rape」？

剝衣如此普遍，強暴卻幾乎不見於紀錄，這個反差是全文的核心問題。作者整理了既有的解釋：

解釋	代表學者	論點
低報說	Mary O'Dowd	強暴確實發生，只是沒有被報告
罕見說	Nicholas Canny、Morgan Robinson	沒有紀錄，表示實際上很少發生
舉證門檻說	Dianne Hall、Elizabeth Malcolm	當時強暴罪要證明陰道插入、射精與不同意，新教女性受害者不願承受這種檢驗
敘事類型說	Naomi McAreavey（延續 Garthine Walker）	證詞中的強暴以短小的「強暴斷片」（rape fragments）出現，大體符合英格蘭法庭的「強暴敘事」慣例。特殊之處在於男性在場：天主教男性是加害者，新教男性被迫旁觀

作者引了一份 1643 年的委員會內部論文（大英圖書館 Harleian MS 5999）。委員們自己承認強暴「罕見於紀錄」，並解釋：這類罪行通常只有加害者與受害者在場；受害者若仍受制於人就無法陳述；即使脫身，也因羞恥、因「告了也沒用」而沉默；家屬更擔心家族名聲受損，甚至可能懷上「自己血脈」的孩子。他們的結論是：受害者寧可把審判留給上帝。

2.6 委婉語詞典

證詞中的說法	可能暗示
ravish、defile、abuse、deflower、use、force、dispoyle	性侵
had Carnall knowledge of、tooke to themselues	性交（多半非合意）
wicked act、fowle offence	強暴行為本身
taken by the haire、stripped to the skin、dragged throughe thornes	拖拽、剝衣、虐待，常是性暴力的前奏或替代說法
to vse or rather abuse her as a whore	把受害者當娼妓對待的性侵

證詞中幾個例子：

Sarah Adgor 遭 Hubert Farrell 強暴。這件事來自兩份「聽說」的證詞，她事後只告訴了母親，加害者始終沒有受罰。
圖阿姆的女僕 Mary 遭一名愛爾蘭中尉強暴，士兵塞住她的嘴、揪住她的頭髮。事後她病倒三、四天，擔心自己再也無法恢復神智。
Elizabeth Woods 遭七人輪暴。
寡婦 Amy Manfin 被迫站在丈夫的血泊中、被逼自己脫衣、被揪髮拖過荊棘。證詞沒有出現「強暴」，但整段敘述指向性侵與酷刑。

2.7 被迫目睹，與自我刪改

Mary Smyth 目睹丈夫被割舌、被去勢。
Martha Pigott 在 1646 年的證詞裡，說自己難以啟齒，仍說出丈夫生殖器被割碎。到了 1647 年向西敏寺國會請願時，這段完全刪除。作者推測她是為了保全丈夫的榮譽與男子氣概。

這是一個受害者自我去性化的例子，後文會再用到。

2.8 從創傷到能動性

Rosemary Byrne 研究盧安達與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的證詞，發現羞恥、隱私顧慮與創傷後壓力，會讓受害者隱瞞或模糊性暴力。這可以用來解碼十七世紀的證詞。
Joanna Bourke 提醒，受害者常常找不到語言描述性暴力，只能用委婉語。她也反對把強暴一律稱為「創傷」，主張稱為「壞事件」（bad event），因為不是每位受害者都會出現相同的心理後果，有人甚至因此建立更緊密的連結與更清楚的自我認識。
McAreavey 認為，向委員會陳述、在女性網絡中互相訴說，本身就是一種消化創傷的過程。
作者呼籲，不要只把女性寫成受害者，也要找出她們的求生策略、參與抗議與暴力的痕跡，以及在地方衝突調解中的角色。

2.9 策展：證詞如何變成宣傳

證詞進入印刷公共領域的速度驚人：

James Cranford《愛爾蘭之淚》（1642）：大量木刻版畫，畫面包括被輪暴後割舌的少女、刺穿在長矛上的嬰兒。出版商 John Rothwell 也出版過描寫三十年戰爭性暴力的《德意志之哀歌》（1638），讓讀者把兩場戰爭的女性受難連在一起。
單張版畫《愛爾蘭流血慘狀一覽》（1647）：一名衣衫不整、胸部裸露的祈禱女子代表被蹂躪的愛爾蘭。
荷蘭共和國的平行案例：法律紀錄中的強暴同樣罕見，但剝衣、裸露、對性器官的酷刑是反西班牙宣傳的主菜（Amanda Pipkin 的研究）。
三本歷史著作：Henry Jones（1642）、Thomas Morley（1644）、John Temple（1646）。

著作	引用證詞數	其中女性	其中寡婦
Jones（1642）	91	24	20
Morley（1644）	80	25	18
Temple（1646）	94	33	25

把這張表和檔案母體（女性約占 $959/8000 \approx 12.0%$ ，寡婦占女性證人 $512/959 \approx 53.4%$ ）相比，可以算出一個「抽樣增幅」（這是我的計算，不是作者的）：

E_{女性} = \frac{w _{印刷} / n _{印刷}}{959/8000} : Jones \approx 2.20, Morley \approx 2.61, Temple \approx 2.93

寡婦占女性比例 : Jones \approx 83%, Morley = 72%, Temple \approx 76% ≫ 53.4%

女性證詞在宣傳品中被放大了二到三倍，寡婦又被進一步放大。這就是 Ohlmeyer 所說的「利用新教女性的創傷達成政治目的」。Temple 一方面把新教女性寫成兼具勇氣、忠誠、榮譽這些「男性美德」的人，另一方面把愛爾蘭女性妖魔化成與男人一樣殘暴的「淫蕩悍婦」（lewd viragoes）。

2.10 出版史：記憶如何變成歷史

1930 年代：愛爾蘭手稿委員會計畫出版，政府文書局在 1935 年的信中預見會引起「小騷動」，建議動用「藍筆」刪改。計畫告吹。
1968 年：北愛爾蘭「動亂」爆發，第二次嘗試再度失敗。
1998 年：《耶穌受難日協議》簽訂後，和平才讓全文公開成為可能。
2010 年 10 月 22 日（起事週年）：愛爾蘭總統 Mary McAleese 啟用證詞網站。曾在動亂期間反覆援引 1641 年煽動反天主教情緒的 Ian Paisley 也出席致詞。
2014–2026 年：手稿委員會出版 12 冊全文。作者稱之為「記憶終於變成歷史」。

3. 四個維度的對讀

3.1 法律語言：命名精確，還是失語沉默

面向	低地國 schaec	1641 愛爾蘭
詞彙庫	有專門詞（schaec、ontschaken、ontspanen），強暴另有 vrouwencracht、vercrachten	法律上有「rape」，證詞中卻極少用，多半改用委婉語
模糊的來源	轉譯成法語、拉丁語時的詞彙缺口	羞恥、舉證門檻、記錄者是男性神職人員
誰造成模糊	書記官（不得不）	受害者、家屬、委員會（部分出於自願）
精確帶來的效果	案件得以被歸類、被罰款、被和解	一旦說出，就可能被抽出付印、被宣傳利用

兩篇對照起來，「模糊」至少有兩種來源。一種是結構性的：語言或制度裡沒有那個詞。另一種是策略性的：有詞，但說出來代價太高。

和其他法律傳統比較，「把強暴寫進法律」往往同時帶進一套嚴苛的證據門檻：

清代律例在「犯姦」條下的小注寫明：「凡問強姦，須有強暴之狀、婦人不能掙脫之情。亦須有人知聞及損傷膚體、毀裂衣服之屬方坐絞罪。若以強合，以和成，猶非強也。」「須有人知聞」與布拉班特法令的「呼救」異曲同工。「以強合，以和成，猶非強也」則和 1297 年弗蘭德、1382 年英格蘭懲罰「事後同意」的女性，屬於同一種邏輯。
臺灣：1935 年立法時的強姦罪要求「至使不能抗拒」，長期被批評等於強加女性抵抗義務；經婦運推動，1999 年修正為「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國際刑法：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在 Akayesu 案中，把強暴定義為在脅迫情境下對他人身體的性侵入。該案是國際法庭首次認定強暴與性暴力可以構成種族滅絕，也是首次以強暴作為危害人類罪定罪。

3.2 檔案的生成：牟利帳本與殖民清冊

面向	低地國	愛爾蘭
主要載體	法警帳目、市參事判決書、主教法庭判決	宣誓證詞、高等法院紀錄、印刷品
製作動機	財政核銷，記錄罰款與和解金收入	損失清點、戰後清算、奪地依據
稽核者	公爵的審計院	殖民政府與軍事法庭
覆蓋範圍	勞工到行會菁英，不含貴族	以新教徒為主，天主教受害者幾乎缺席
對研究者的陷阱	留下來的是「收了錢」的案件，未收錢、未起訴的案件不見蹤影	最駭人的情節多屬傳聞，而且經過篩選才流傳

關於帳本為什麼能保存下來，可以補一段制度史：弗蘭德審計院（Rekenkamer）源自 1386 年「勇敢的菲利浦」在里爾設立的參事院財政部門，1409 年正式獨立。法警依其職權收取罰金與和解金，帳目要送交審計院核銷，所以才會留存。

換句話說，Delameillieure 用的史料本質上是一本財政帳。它記下的，是「司法如何產生收入」。這個觀察正好讓 Stoler「檔案作為主體」的方法也能套用到低地國。

3.3 同意、父權與女性身體：古今法律的同一套語法

把兩篇論文放進更長的法律史，可以看到「女性同意」幾乎總是被家族財產、國族榮譽或證據形式改寫。

法律傳統	時間	規定	女性同意的地位
《申命記》22:23–27	古代	已訂婚的少女在城中被姦而未呼救，男女同死；在野外被姦，只罰男方，因為她呼救而無人可救	以「呼救」推定是否同意
君士坦丁 CTh 9.24.1	西元 320 或 326 年	懲罰所有涉案者，連少女本人、事後同意女兒嫁給擄人者的父母也一併懲罰；理由之一是女性被認為天性軟弱、易變，其答覆不足採信	被法律否認
查士丁尼新律 150	六世紀	若父親同意被擄的女兒嫁給擄人者，父親要被流放	家長同意也無效
英格蘭 1275 年西敏寺第一法令第 13 章（一般引述）	1275	未達法定年齡的少女，不論是否同意，都不得被擄走	未成年人的同意無效
英格蘭 1382 年《強暴法》	1382	剝奪擄人者以及「事後同意」擄人者之婦女的繼承權；Dunn 認為這類法令的真正用意是把私奔入罪，補償因女兒自主婚嫁而受損的父親	事後同意反而受罰
弗蘭德 1297 年／布拉班特 1356–1427 年	中世紀晚期	未成年人不論是否同意；成年女性看有無呼救；事後成婚者剝奪繼承權	依年齡與財產分流
清律「犯姦」	1740 年定本	以強合以和成，猶非強也	事後順從就否定強暴
特倫特大公會議	1563	Tametsi 要求本堂神父與兩、三名證人在場，婚姻才有效；擄人者在女方仍在其掌控下時不得與她成婚，即使女方默許	開始在意女方是否「脫離掌控」
法國《布洛瓦敕令》	1579	「誘拐罪」（rapt de séduction）指經未成年人同意帶走並瞞著父母成婚，罪犯處死，不得赦免；少女本人同意與否不列入考量，因為此罪主要侵害的是道德與家庭秩序	完全從屬於父權
印巴分治《被擄人員收復法》	1949	1947 年 3 月 1 日之後的改宗與婚姻一律不承認，當事女性視為被擄者；收復行動持續 9 年，約 22,000 名穆斯林婦女與 8,000 名印度教、錫克教婦女被「收復」，其中不少人是被官方強行帶走	由國家代為「同意」
義大利刑法第 544 條	至 1981	強暴者娶受害者即可免罪；該條到 1981 年才廢除，性暴力到 1996 年才改列為侵害個人的犯罪	婚姻「修復」了名譽
摩洛哥刑法第 475 條	至 2014	修法前規定，被擄或被誘的適婚未成年女子若嫁給擄人者，只有具資格的人才能對他提告；此條仿自法國一項在 1994 年廢除的類似規定	同上
吉爾吉斯 ala kachuu（搶婚）	2013 修法	擄成年女性強迫成婚，刑期提高到 5 至 7 年；受害者未滿 17 歲則為 5 至 10 年；修法前，偷牲口的刑罰甚至比搶新娘還重	傳統與刑法拉鋸
臺灣刑法	現行	第 298 條：「意圖使婦女與自己或他人結婚而略誘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240、241 條：和誘未成年人脫離家庭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誘未滿十六歲之人，以略誘論	*與 schaec* 的二分架構幾乎同構**
國際刑事法庭	1990s–	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規則第 96 條：不要求補強證據；被害人若遭暴力、脅迫、拘禁，不得以同意作為抗辯；被害人過去的性經驗不得作為證據；國際刑事法院規則第 70 條：不得從沉默或未抵抗推論同意	放棄「呼救」作為判準

臺灣讀者會發現一個巧合：現行刑法區分「和誘」與「略誘」，最高法院的解釋是，被誘人知道拐誘目的並同意的是和誘；以詐術等不正手段違反其意思的是略誘。再加上「未滿十六歲，和誘以略誘論」，以及第 298 條專門處罰「意圖結婚而略誘婦女」，整體架構幾乎就是 1297 年弗蘭德法令的現代版：依年齡決定同意是否有效，保護的法益則是家庭監督權。

另外，2020 年通姦除罪化之後，法務部曾預告要刪除第 240 條第 2 項的「和誘有配偶之人脫離家庭罪」，但直到 2025 年 2 月的判決附錄，該項仍在現行條文中。

3.4 從法庭到公共記憶：文學與宣傳

面向	低地國	愛爾蘭
流通管道	騎士傳奇（《弗洛里斯與布蘭奇芙洛》中帕里斯擄走海倫）、Dirc Potter 的戀愛論、1475 年荷譯本《婦女之城》	倫敦小冊子、木刻版畫、Temple 等人的史書
文化光譜	在「浪漫私奔」與「強擄、強暴」之間擺盪	從個人受難被編碼為新教徒的集體殉道
政治後果	有限，主要是家族名譽與階級婚配的警示	合理化克倫威爾的報復與土地重分配，並在 1679、1798、二十世紀一再被翻印

補充三組數字，看宣傳與實際的落差有多大：

死亡人數：Temple 原文說，到 1643 年 9 月 15 日，超過 30 萬英裔新教徒遭冷血殺害、以其他方式喪生，或被逐出家園。現代估計各方死亡在 4,000 到 12,000 人之間。Aidan Clarke 甚至質疑「約 4,000 名墾民遭冷血殺害」這個晚近形成的共識本身沒有證據基礎。
報復：克倫威爾 1649 年攻陷德羅赫達後寫信給國會議長，稱屠城是上帝對「這些野蠻惡徒」的公義審判，因為他們雙手沾滿無辜者的血。但德羅赫達在 1641 年根本沒有落入叛軍手中。
土地：1641 年天主教徒約擁有全島 59% 的土地，到 1703 年降到 14%，而新教徒只占人口約一成。1603 年時天主教徒還持有九成土地，到 1770 年代剩 5%。

3.5 綜合：同一具身體，兩種相反的編碼

兩篇論文最有意思的交會點，是性在紀錄中的位置剛好相反。以下是我的延伸詮釋，不是兩位作者的原話。

面向	低地國的「去性化」	愛爾蘭的「過度性化」
書寫場域	法警帳目、判決書	證詞（先去性化），然後到印刷品（再過度性化）
性的位置	被刻意排除或淡化（sans violer），焦點放在「婚姻意圖」與「家長同意」	法庭內幾乎不說；法庭外被放大、圖像化
誰得利	男性家長（保住名譽與繼承秩序）、城市菁英（婚姻市場穩定）、法警與領主（罰金收入）	殖民政權、宣傳家、新地主
誰付代價	被擄女性。她的性侵害經驗被消音，事後同意還可能失去繼承權	新教女性（創傷被挪用）與天主教女性（被妖魔化、在檔案中缺席）
女性的自我書寫	幾乎沒有，只透過書記官轉述	有（959 人），但會自我刪改，如 Martha Pigott

從 Delameillieure 的資料來看，「去性化」的延伸讀法有實際依據。Mergriet Ysmans 一案，「未遭強暴」與「未提告」被並列為庭外和解的理由。書寫上的去性化，與法警的和解收入，在同一筆帳目中出現。

愛爾蘭則同時包含兩個動作：在法庭內，羞恥與門檻讓性暴力被去性化；離開法庭後，宣傳機器把性暴力過度性化。兩者並不矛盾，因為都服務於擁有檔案的那一方。

4. 延伸專題：世界史上的「司法檔案勒索術」

4.1 什麼是司法檔案勒索？

這裡的「勒索」採廣義用法：掌握紀錄的一方，用「寫下或不寫下」「公開或不公開」的權力，換取金錢、土地或服從。這種機制通常需要三個條件：

資訊不對稱：只有特定人能製作、保管、詮釋紀錄。
可兌現的威脅：紀錄一旦公開或進入審判，被記錄者會受到不可逆的損失，例如名譽、財產或生命。
可換算的價值：這個威脅可以折算成罰金、賄賂、土地或政治忠誠。

性與身體，往往是讓第 2 個條件最尖銳的那張牌。

4.2 一個簡化的議價模型（以低地國法警為例）

以下是我的思考模型，不是 Delameillieure 的分析。設 $F$ 為法警開出的和解金， $S$ 為移送審判後的刑罰（放逐、沒收，甚至死刑）， $H$ 為公開審判對雙方家族的名譽成本：

和解成立 ⟺ F \leq Pr (定罪) \cdot S + H_{名譽}

紀錄一旦寫進「強暴」， $S$ （依法令可能是死罪）與 $H$ （性恥辱不可逆）都會急遽升高，案件被推向正式審判，可議價的空間就跟著縮小。「sans violer」這句話，恰好把案件留在可以「花錢了事」的區間。

制度面的佐證：研究弗蘭德「總法警」的學者指出，這類官員同時負責追訴與審判，形成權力優勢，透過和解金制度引發濫權與敲詐。至於誘因，當時布魯日法警的年薪是 240 巴黎鎊，根特法警只有 160 鎊。

4.3 各地案例

（一）英格蘭教會法庭的傳票人：喬叟的諷刺

中世紀英格蘭的「淫穢法庭」（主教座堂的教會法庭）審理通姦、私通，傳票人（summoner）負責送達傳票。喬叟〈托缽修士的故事〉裡的傳票人，用偽造傳票同時傳喚男女雙方，然後「And pile the man, and lete the wenche go」，也就是搜刮男人的錢、放走女人。故事描繪的賄賂、敲詐，以及由皮條客與妓女組成的線人網絡，讓這個教會職務看起來像十四世紀的保護費集團。

這和根特的法警幾乎是同一套結構：性醜聞是籌碼，罰金是收入。

（二）勃艮第的赦免信

Arnade 與 Prevenier 分析了約三十封 1386–1500 年間呈給勃艮第公爵的赦免信，原件典藏於里爾的宮廷行政檔案，其中一章專門討論擄走或誘拐女性（特別是寡婦）的赦免案。作者也提醒，赦免信本質上是請願人為了爭取有利結果而塑造的敘事。檔案在這裡是可以「買」的：付費取得赦免，連帶取得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官方版本。

（三）江戶的岡っ引き

岡っ引き源自被赦免罪責的輕罪犯，幕府常常明令禁止，卻因武士不熟悉市井犯罪而不得不雇用他們；江戶町奉行所約有 500 名岡っ引き，連同手下約 3,000 人。這些人身兼線人與打手，最了解誰有見不得光的事，這種角色本身就容易滋生勒索。

（四）清代的訟師與官代書

清代州縣衙門設立官代書，原本是要防止訟師包攬詞訟、愚弄鄉民，但實際運作後，官代書與訟師已無分別，最終被取締。邱澎生的研究更發現，在上控、京控制度下，熟悉其中利害的訟師甚至有能力「挾制」地方官，使地方官不願也不敢過度逼壓。檔案與訴訟程序在這裡成了雙面刃：民間也能拿來勒索官府。

（五）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檔案換財產

史家 Joseph Pérez 指出，許多刑罰的重要面向是沒收受害者全部財產的牟利動機。十九世紀的 Henry Charles Lea 在其巨著中，專章討論「沒收財產是維持宗教裁判所運作所必需」。教宗西斯篤四世也曾譴責，被判為異端者連死後財產都被剝奪。

（六）1641 證詞：從紙張到土地

前文已述：證詞成為高等法院定罪與「甄別辦公室」決定遷徙康諾特的依據，加上 Temple 的史書與克倫威爾的報復，最後是天主教土地持有率從 59% 跌到 14%。這是國家層級的檔案勒索：用受害者的身體敘事，換取另一群人的土地。

（七）1915 年的布萊斯報告：1641 的現代翻版

英國政府組成調查委員會，處理德軍在比利時的暴行指控。委員會審閱了超過 1,200 份證人陳述，報告是英國戰時宣傳局（Wellington House）的第一份重要出版品，其中摻雜的捏造暴行讓它成為宣傳與心理戰的經典案例。英國運了 41,000 份到美國；1920、30 年代，報告被嘲諷為誇大的戰時宣傳。為了保護受害者，公開版本刪去了姓名。

但這個故事有第二層：Horne 與 Kramer 的研究指出，報告中描述的許多暴行確實是德軍所為。這和 1641 年的情況一樣：真實的暴力，加上被放大的性化細節，最後被歷史學家「全盤否認」或「全盤接受」兩種極端拉扯。

（八）1947 年印巴分治：國家「收復」女性身體

印度的《被擄人員收復法》把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所有混合婚姻一律視為強迫婚姻，並授權警察找出、扣押他們懷疑是被擄的人。Urvashi Butalia 估計，兩邊合計約有 75,000 名婦女被擄。在這套論述裡，國族榮譽被等同於女性貞潔。

這是 schaec 法律邏輯在二十世紀的極端版本：「同意」由國家與宗族代為決定，女性已經組成的家庭可以被一紙法令判定為「拐帶」。

（九）胡佛的「機密檔案」：把性資訊變成政治籌碼

胡佛辦公室裡的「Official and Confidential」檔案充滿政治人物私生活的資訊；一份 1960 年的備忘錄記載，某官員在民主黨全國大會期間召妓，胡佛確保這份資訊傳到了當事人手上。傳記作者 Kessler 認為，胡佛通常不需要真的出手，光是讓人相信他握有這些資料，就足以讓政治人物乖乖聽話。

4.4 類型總表

類型	代表案例	檔案製作者	兌換物	性與身體的編碼
微觀財政型	弗蘭德與布拉班特法警、喬叟的傳票人、江戶岡っ引き	基層司法人員	罰金、賄賂	去性化，或以醜聞為要脅
赦免購買型	勃艮第赦免信	請願人與宮廷	赦免、有利的官方敘事	由請願人選擇說什麼
程序反制型	清代訟師、京控	民間訴訟專家	對官府的牽制	不一定涉及性
國家沒收型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1641 證詞與康諾特遷徙	國家與教會	財產、土地	宗教或族群身分標記
宣傳動員型	Cranford、Temple、布萊斯報告、荷蘭反西班牙宣傳	國家宣傳機器	民心、戰爭正當性	過度性化
身體收復型	1949 年印度《被擄人員收復法》	國家	國族榮譽	女性貞潔等同國界
私密情報型	胡佛檔案	情報機關首長	政治服從	性資訊是籌碼

4.5 反過來：開放檔案時，如何不讓它再次成為武器？

Ohlmeyer 寫的愛爾蘭出版史，碰到的是所有轉型社會都會遇到的兩難：檔案不公開，真相出不來；公開了，又可能讓受害者二度曝光，或成為新一輪動員的材料。

臺灣也正在處理同樣的問題。《政治檔案條例》2019 年施行後，受難者、家屬與學者申請閱覽時仍遭遇不少阻礙，有些機關未移轉檔案，或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完整公開。2023 年 12 月公布、2024 年 2 月 28 日施行的修正條文規定，檔案若載有受監控當事人的家庭關係、伴侶關係、性別關係或私領域監聽紀錄等高度隱私，檔案局應主動通知當事人，當事人享有優先近用、附卷補充，以及拒絕開放該部分紀錄的權利。

把它和 1935 年愛爾蘭官員的「藍筆」建議放在一起，問題更清楚了：該刪改的，是「誰有權決定公開」的權力結構，而不是受害者的經驗本身。臺灣的修法嘗試把這個決定權交還給被記錄的人。

5. 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5.1 Delameillieure（2022）

宣稱的價值	檢驗	判定
詞彙學突破：證明低地國有專指「擄人婚」的法律詞，強暴與擄人在概念上分開	1218–1438 年法令的演進清楚，sans violer 一類反證很有說服力，esquaquer 與 descacare 的轉譯痕跡尤其生動。但作者自己也承認，史料是法律語言，未必等於日常口語	成立，且屬於少見、用語言證據直接回應概念史爭議的研究
語言造成模糊：法文紀錄較模糊，荷蘭文紀錄較清楚	我計算的卡方檢定（約 11.58，p < 0.001）支持差異確實存在。但語言、地區（弗蘭德或布拉班特）、紀錄類型（根特三年一次的帳目或兩地的判決書）完全重疊，無法單獨證明「語言」是原因。比較理想的做法，是在同一機關內比較 1485–88 年改用荷蘭文前後的紀錄	方向可信，因果仍待證明
*挑戰英語學界的 raptus* 框架**：低地國模糊率 27%，Dunn 的英格蘭樣本是 43%	兩邊的分類標準與史料類型不同，直接比較數字略嫌草率。不過論點不完全依賴數字，詞彙證據本身就夠有力	大致成立
1297 年即將合意私奔入罪，「異常地早」	和法國的十六世紀相比確實早。但羅馬法（君士坦丁）早已懲罰合意的少女，英格蘭 1275 年西敏寺第一法令也有相近的「不論是否同意」規定。所以這個「早」應理解為低地國世俗城市法的早期與嚴厲，而非全歐首創	需要限定範圍
揭示法警的雙重角色	案例具體，也指出和解金部分落入法警私囊，為「司法財政化」提供材料。但樣本不含貴族，未收錢、未記帳的案件也看不到	成立，但存在倖存者偏差

整體來看，這篇論文最大的貢獻是把「語言」當成制度證據，而不只是修辭。2024 年專書擴充到 650 案，也證明這條研究路線還有發展空間。

5.2 Ohlmeyer（2025）

宣稱的價值	檢驗	判定
為「愛爾蘭史上最具爭議的文件」提供性別閱讀	959 名女性的婚姻狀態統計、剝衣與搶劫比例都是扎實的整理，「女性占八分之一」本身就有說服力。但母數「約 8,000 份」包含審訊紀錄與附件，比例只是概估	成立
強暴被系統性低報	委員會 1643 年的內部論文是關鍵新證據，顯示當時人已經意識到低報。但「低報」與「罕見」兩說之爭並沒有被解決，作者是以其他衝突的類比推論「很難相信強暴不更普遍」，屬於合理推論，不是直接證據	論據加強了，但非定論
跨時代方法：用國際刑事法庭的證據學、創傷研究解碼十七世紀證詞	有啟發性，也呼應 Akayesu、第 96 條等國際法發展。但套用「創傷後壓力症」有時代錯置的風險，作者也引 Bourke 的「壞事件」概念自我節制	有價值，需要謹慎
策展與記憶分析	Jones、Morley、Temple 的女性與寡婦取樣表很有價值，我計算出的 2.2 到 2.9 倍放大效應支持「挪用女性創傷」的論點。出版史部分（1935 年的藍筆、2010 年的上線）也是好材料	成立，是全文最強的部分
檔案作為主體、逆讀	方法宣示清楚。但天主教女性受害的「反檔案」只是一筆帶過；全文 18 頁，許多議題（能動性、情緒史、恐懼如何被操弄）被標為「仍待研究」	比較像研究綱領，而不是完成的論證

另外，部分重要論據依賴 McAreavey 的研討會演講，尚未正式出版。讀者引用時要留意。

5.3 兩篇合讀的價值

方法互補：一篇示範「詞彙如何生產法律範疇」，一篇示範「檔案如何生產政治記憶」。
概念互補：合在一起，正好構成「去性化」與「過度性化」這組可以跨時空使用的分析工具。
現實連結：從臺灣刑法第 240、241、298 條，到《政治檔案條例》的隱私條款，再到國際刑事法庭的證據規則，這兩篇看似遙遠的研究，都和今天的法律問題有直接關係。

6. 結語

Delameillieure 讓我們看到，有一個精確的詞，可以讓案件被歸類、被定價、被和解。Ohlmeyer 讓我們看到，沒有詞、或不敢說出那個詞，會讓暴力消失在紀錄裡，然後在別人的筆下被過度放大。

兩篇論文共同提醒的是：檔案從來不是中性的倉庫。一筆紀錄寫下「未強暴」，可能是為了讓罰款收得成；一份證詞被印成木刻版畫，可能是為了讓土地換得了手。對歷史學者來說，重點不只是檔案「說了什麼」，還有它為誰而說、刻意沒說什麼，以及後來被誰拿去說。

Innovation in the Courts: Ellis and Jeffery Hart Bent in New South Wales—an Analysis of Minute Books

鄭仕群 — Sat, 07 Nov 2026 16:29:35 +0000

Paula Jane Byrne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4;42(4):757-783.
doi:10.1017/S0738248024000233

對讀：Foster M. Protecting the Colony from its People: Bushranging, Vagrancy, and Social Control in Colonial New South Wales.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2;40(4):655-677. doi:10.1017/S0738248022000360

墨水、證件與例外狀態：從 Bent 兄弟的法庭到《叢林劫匪法》與《流浪法》——早期新南威爾斯法律史雙論文對讀

這兩篇論文都刊登在美國法律史學會的旗艦期刊《Law and History Review》，研究對象都是英國流放殖民地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今澳洲雪梨所在州），但兩者相隔約二十年：

Byrne 看的是 1810–1815 年，主角是兩位剛從英格蘭北部巡迴審判（Northern Assizes）過來的年輕律師 Ellis Bent 與 Jeffery Hart Bent，史料是法庭的「會議紀錄簿」（Minute Books）。這是一部由下而上、從法庭內部看的微觀史。
Foster 看的是 1830–1835 年，主角是兩部成文法：1830 年《叢林劫匪法》（Bushranging Act）與 1835 年《流浪法》（Vagrancy Act）。這是一部由上而下、從立法與治安看的制度史。

兩篇之間其實有一條隱藏的臍帶：Foster 多次引用 Byrne 1993 年的專書《Criminal Law and Colonial Subject》；而 Byrne 這篇新論文的結論，恰好停在 1820 年代警察總監 Rossi 的治安體制與「自由帶來新的壓迫」這個命題上，那正是 Foster 論文的起點。換句話說，Byrne 的終點就是 Foster 的起點。

Byrne：Bent 兄弟帶來的不是英國巡迴審判的「仁慈與家父長傳統」，而是奴隸貿易商人家族的文化：重書面、重證據、重財產。這套高門檻反而催生了一批由更生人（ex-convicts）組成的代書、文員與代理人（agents），他們把殖民地法庭慢慢推向「英國人的權利」。
Foster：到了 1830 年代，殖民政府害怕的不再只是在押囚犯，而是數量暴增、不受監控的自由下層白人。兩部法律以「殖民地特殊情況」為由，倒置舉證責任、允許無令狀搜查、限制自由人移動，甚至禁止白人與原住民同行同住。
對讀焦點：同一個殖民地裡，「文件」從法庭上的談判籌碼，變成了路上的身分枷鎖；「自由」從法律上的保障，變成了需要自證的嫌疑。

一、先備地圖：1788–1842 年新南威爾斯法制時間軸

年份	事件	出處
1788	英國建立新南威爾斯流放殖民地	通識
1808	「蘭姆酒叛亂」推翻總督 Bligh	通識
1809–1810	Ellis Bent 就任法務官（Deputy Judge Advocate），主持民事與刑事法庭	Byrne
1812	Ellis 頒布規則：殖民地居民須經法庭特許、出示書面授權方能代理出庭	Byrne
1814	Jeffery Hart Bent 就任最高法院法官，拒絕接納更生人代理人，法院形同關閉	Byrne
1815	Ellis Bent 病逝	Byrne
1819–1823	倫敦派 Bigge 調查殖民地；1823 年《新南威爾斯法》重組司法	補充
1830	《叢林劫匪法》通過；巴瑟斯特（Bathurst）叛亂	Foster
1833	卡斯爾福布斯（Castle Forbes）流犯暴動；陪審制開放被告選擇平民陪審	Foster／補充
1834	《叢林劫匪法》續行，引發 Burton 法官與首席法官 Forbes 的論戰	Foster
1835	柏里科（Berrico）原住民襲擊事件；《流浪法》通過	Foster
1839	軍官陪審團全面廢除	補充
1840	流放犯停止送往新南威爾斯	Foster
1842	《叢林劫匪法》失效，《流浪法》則延續下去	Foster

幾個論文沒有細說、但有助於定位的背景事實：

Ellis Bent 曾在英格蘭北部巡迴法庭執業，自 1809 年 1 月 1 日起被任命為新南威爾斯的副法務官，並且與麥覺理總督（Macquarie）及第 73 步兵團搭乘同一艘運兵船 Dromedary 前往殖民地。
他是第一位在新南威爾斯擔任司法職務的正式出庭律師（barrister），前任 Richard Atkins 自 1796 年起斷斷續續擔任此職，被形容為「紳士業餘者」。這點對應了題目所說：班特到來之前，當地審判帶有濃厚的軍事與業餘色彩。
Jeffery Hart Bent 則於 1814 年 8 月 12 日宣誓就任法官；兄弟兩人與總督的衝突最後以1816 年 4 月巴瑟斯特伯爵譴責各方並終止兩人職務收場，但 Ellis 早在 1815 年 11 月 10 日已經過世。

二、Byrne〈法庭中的創新〉導讀：商人之子、筆墨紀律與更生人代理人

2.1 問題意識：從「人物衝突史」轉向「紀錄如何被寫下」

過去澳洲法律史談 Bent 兄弟，幾乎都圍繞著他們與麥覺理總督的權力鬥爭（以 C. H. Currey 1968 年的《The Brothers Bent》為代表）。Byrne 認為這種「人物性格史」遮蔽了法庭本身的運作，因此她改問：

這兩位年輕律師在法庭裡實際做了什麼「創新」？
這些創新從哪裡來？是英國律師界的訓練，還是別的東西？
法庭周邊的人（文員、代理人、當事人）如何回應、改造這些規則？

2.2 方法：順著檔案紋理讀

Byrne 刻意不分析普通法解釋或成文法條文，而是採用 Ann Laura Stoler「順著檔案紋理」（along the archival grain）的讀法，專看紀錄簿裡的書寫格式、筆跡更替、用詞變化、誰被記錄、誰沒被記錄。她也借用 Alpana Roy 的後殖民法學觀點，拒絕被「法律看待自身的方式」所侷限。這篇論文同時呼應 Alan Atkinson 所說殖民地行政的「筆墨紀律」（the discipline of pen and ink）。

在理論定位上，Byrne 站在「新帝國史」（New Imperial History）的立場：殖民地的身分與權威不是從母國單向輸出，而是在帝國各處的「折射、鏡像與斷裂」中生成。

2.3 核心命題：奴隸貿易財富 → 商人文化 → 法庭創新

這是全文最具挑釁性的主張，論證鏈如下：

家族背景：兄弟倆的父親 Robert Bent 是商人兼奴隸販子。Byrne 引述跨大西洋奴隸貿易資料庫，指出 Robert 與其兄弟在 1803 年以前參與了 34 次販奴航程，涉及上萬名非洲人的買賣，航程中有上千人死亡。
階層流動：商人偏好讓兒子讀法律；奴隸貿易的獲利讓一批商人子弟（包括牙買加種植園主之子 James Scarlett、利物浦商人之子 Joseph Littledale）成為北方巡迴法庭上最耀眼的年輕律師。
文化移植：商人文化重視人脈的開放性、勇於創新，並且以擁有財產的多寡衡量一個人的地位。
法庭表現：Bent 兄弟在殖民地並未沿用巡迴審判的仁慈與家父長傳統，而是打造出一個更商業化、更講求書面證據的法庭。
非預期後果：高門檻反而賦權給一群懂文書的更生人，形成「次文化」。

因此 Byrne 的結論是：奴隸制不只生產了以暴力為基礎的商業發展，也透過這批被賦權的年輕人，生產了制度發展。這是奴隸制在早期帝國中的一種「折射」。

2.4 民事法庭：一座「有錢人的法院」如何慢慢向窮人打開

(1) 誰在打官司？

Ellis Bent 堅持依照特許狀，把債務案件從不收費的治安法官席（Magistrates' Bench）收歸需要繳費的民事法庭。結果，1810 年 3 月至 9 月紀錄簿上的 375 件案件裡，有 172 件由雪梨碼頭與 Pitt Street 一帶的富商提起；1811 年初 210 件中，富商占 89 件：

\frac{172}{375} \approx 45.9%, \frac{89}{210} \approx 42.4%

也就是說，將近一半的案件來自一小群富商，其餘多半也出自同一階層。陪席審判的 Riley、Blaxcell 等人本身也是商人兼訴訟當事人。直到 1811 年下半年，Rocks 區的酒館老闆與小商販才開始出現在紀錄裡。

(2) 代理人（Agents）的崛起

紀錄簿中反覆出現的名字包括 Edward Quin、George Crossley、Edward Eagar、George Chartres、Michael Robinson、Patrick McMahon、George Jubb。Byrne 整理出幾個特徵：

幾乎全是更生人，而且多半同時在官署擔任文員（例如 McMahon 是司法執行官 Provost Marshal 的文員）。
法庭紀錄偏好用「Agent」而非「Attorney」稱呼他們，寫法是「原告由某某（by）出庭」。
「Attorney」一詞在殖民地帶有政治意涵：1812 年 Ellis 頒布出庭規則後，Eagar 立刻在報上登廣告自稱已獲准擔任「Attorney」。到了 1814 年 Jeffery 拒絕接受「更生人律師」（emancipist attorneys）時，這個詞已經成為政治戰場。
「Agent」這個模糊的稱呼也涵蓋女性，例如以「妻子兼代理人」身分出庭的 Bell 太太。

這些人就是題目所說，遊走在體制邊緣的下層代書、文員與代理人；用澳洲英語的俗稱來說，接近「bush lawyer」或帶貶義的「pettifogger」（訟棍）。

(3) 證據與書寫：高門檻如何變成一門生意

Ellis Bent 與前任不同，要求債務或契約必須有證據才能受理。這對一個識字率不高、少有記帳習慣的社會造成很大困難，但也創造了市場：

不識字的大商人：殖民地巨賈 Henry Kable 只會簽自己的名字，平時要靠文員替他讀票據。
代書工廠：Crossley 雇了兩名文員，還把抄寫工作外包給按字計酬的抄寫員；據他的文員作證，1810 年為 Kable 準備訴訟時，他們常常日夜趕工。
文員當證人：司法執行官的文員（如 Robert Reid、Richard Ridge）總能「證明」某筆債務，因為他們見證過原始協議，或者曾經當面問過被告債務是否屬實。法庭很快就接受了他們的宣誓證詞，紀錄也越寫越簡略，有時連證明人是誰都沒寫。這就是題目提到的，以口頭作證修補書面證據的漏洞。
筆跡偏執：1811 年起法庭開始追究筆跡與「紙本文書」的真偽。例如 Weir 告 Holt 一案，證物一張字跡無法辨識、另一張只寫 8 鎊，原告因此敗訴。
焚燒儀式：在 Snowden 告 Lovett 一案中，當事人透過抵押房屋籌錢清償，債權人當場燒毀了讓渡書與扣押令；後來爭議再起時，對方拿出一份沒有任何見證的「物品清單」，法庭照樣採信。Byrne 據此指出，真正重要的是「管理書寫」的能力，而文員和代理人正是這方面的高手。

(4) 這門生意有多賺錢？

以 Crossley 告 Kable 的訟費案為例（英國舊幣制換算如下）：

£1 = 20 s = 240 d

claim = £710.0.8 = 170, 408 d, award = £407.16.6 = 97, 878 d, costs = £19.15.10 = 4, 750 d

\frac{97 , 878}{170 , 408} \approx 57.4%, \frac{97 , 878 + 4 , 750}{170 , 408} \approx 60.2%

一位更生人代理人光是向一位客戶追討訟費，就拿回了 400 多英鎊。另一位證人還轉述 Kable 的話：與其讓對手 Simeon Lord 拿走全部，不如分一部分給「律師們」。這正是 Byrne 所說「獲利豐厚的司法次文化」。

2.5 刑事法庭：從沉默的被告到「代理人帶動的辯護」

法庭的物理樣貌：1812 年以前，刑事庭只是監獄旁的一個小房間，之後改到 Ellis 新宅旁約二十英尺見方、堆滿殖民地法律檔案的房間（通風不良甚至被認為是 Ellis 致病的原因之一）。陪審團由六名軍官組成，評議時旁人要「清場」退出，因為沒有別的房間可用。軍官陪審團不需要全體一致，多數決即可定罪，被告處境相當不利。

四個階段的轉變（整理自 Byrne 的論述）：

階段	時間	法庭特徵	主要推動者
封閉期	1810 至 1811 年 5 月	幾乎沒有辯護與交互詰問；首次「被告提問」紀錄出現在 1811 年 2 月 12 日	Ellis Bent
代理人介入期	1811 年 5 月起	口頭辯護增加；出現「代表被告詢問」的紀錄（推斷有未具名代理人在場）	未具名代理人、書面辯護的撰寫者
技術化期	1812–1813	被告交互詰問增多，用語趨於專業；起訴書或證據有瑕疵時，Ellis 會建議無罪	Eagar（1812 起活躍）、Crossley、Fleming
政治化與再精緻化	1814–1815	「更生人律師」爭議使代理人詢問紀錄減少；正式律師 Moore 出庭；Jeffery 細節追問；量刑集中在庭期結束時並規格化	Jeffery Hart Bent、William Moore

無罪判決的構成（Byrne 註 90 的統計，可以看出「辯護」的實際效果）：

年份	無罪件數	主要原因
1810	14	起訴人未到庭 5、有辯方證人 4、被告詳細答辯 4、無答辯 1
1813	16	檢方證據薄弱 5、明確有辯護代理人 4、有辯方證人 4、證人利害關係 1、污點證人不可信 1、證詞矛盾 1

Jeffery Hart Bent 的雙面性：

程序上更公平：1815 年的紀錄中，證人的回答明顯是在被追問細節，例如「看燈的樣子，當時燈是亮的」「我沒看到她的臉」。Byrne 認為這是 Jeffery 親自詰問的痕跡，提高了被告獲判無罪的機會。
刑罰上更嚴酷且「科學化」：他偏好九尾鞭公開鞭刑與頸手枷，Byrne 推測這源自他在父親船上的經驗；他也把獨居監禁與長期只給麵包和水結合起來。判決改在庭期末尾統一宣布，並按罪行嚴重程度分組，讓同類犯罪得到同樣刑度。

身分標註的有無：1810–1812 年的紀錄完全不寫被告是流犯、刑滿釋放者還是自由人，只用英格蘭起訴書慣用的「yeoman」「labourer」「spinster」。Byrne 稱此時的法庭在身分上是「偉大的平衡器」。Ellis 在 1812–1813 年短暫嘗試於欄邊註記身分，但官方的流犯檔案（indents）殘缺不全，註記零散，有時直接寫「unknown」。Jeffery 接手記錄後，就完全不關心這件事了。

2.6 Byrne 立論的五個特色

翻轉主角：真正推動「英國人的權利」進入殖民地法庭的，不是法官，而是更生人代理人。囚犯本身並沒有內在的權利意識。
翻轉起源：創新來自商人文化，而非英國律師界傳統；而商人文化背後是奴隸貿易資本。
「非預期的賦權」：越嚴格的書面門檻，越需要中介；越需要中介，中介就越有權力。
術語考古：區分「Agent」與「Attorney」，批評澳洲史學長期鬆散使用「更生人律師」一詞。
否定身分範疇的重要性：在 Bent 時代的法庭裡，「流犯／自由人」這組範疇還沒有成形；要到 1820 年代，「自由」才成為一個伴隨警察結構出現的強勢範疇。

三、Foster〈保護殖民地免於其人民〉導讀：當「自由」成為治安威脅

3.1 問題意識

1830 年代整個大英帝國掀起一波控制殖民地人口的立法潮：加勒比海在廢奴後通過《流浪法》，印度通過《盜匪法》（Dacoity Act）。新南威爾斯的兩部法律目的相似，但有兩個關鍵差異：它是定居者殖民地，而且法律的主要對象是白人英國臣民。

Foster 承認這些法律符合 Lauren Benton 與 Lisa Ford 所說的帝國「秩序狂熱」（Rage for Order），也符合 Ford《The King's Peace》所描述的「為維護王之和平而侵蝕法治保障」。但她主張，不能只用帝國或改革的視角來看，必須回到在地脈絡。她的核心論點是：

殖民當局越來越害怕的，不是某一小群罪犯，而是整個殖民地的人口組成本身。兩部法律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3.2 三重脈絡

脈絡	焦慮來源	對應法律
流放地（penal）	逃犯變成叢林劫匪；1825–1835 年為高峰；擔心全面叛亂（如 1830 年 Entwistle 與「緞帶幫」的巴瑟斯特叛亂，高峰時有 80 名流犯）	《叢林劫匪法》
自由移民（free settler）	自由移民與刑滿釋放者急增；流放制度可能結束；這些人不受流犯管制體系監控	《流浪法》
定居者殖民（settler colonial）	1820 年代末至 1830 年代邊疆暴力達到新高峰；原住民仍在為土地而戰	兩法皆是（《流浪法》第 2 條尤其明顯）

3.3 《叢林劫匪法》（1830）條文拆解

條文內容	被架空的普通法原則	Foster 的觀察
任何人都可以逮捕疑似在逃流犯	私人逮捕本有先例（Burton 法官也承認）	本身不算太離譜
舉證責任倒置：被捕者必須證明自己不是逃犯	無罪推定	爭議核心
在治安法官查明身分之前可無限期羈押，必要時送到雪梨比對流犯檔案	人身自由保障	「自由」本身成了抗辯理由
持有槍械者可被任何人逮捕，須證明持槍目的合法	—	同樣倒置舉證
疑似藏械者可被任何人無令狀搜身	令狀原則	—
憑「可信消息」即可搜索疑似窩藏處所；疑似贓物可扣押；在場者皆可逮捕	搜索門檻	目的在打掉地下支持網絡
免責條款：執法者免責；原告提告敗訴須付三倍訴訟費	救濟權	讓濫權無從追究
原定暫行 4 年，以「緊急情況」為由	例外狀態的正當化	實際一再延長至 1842 年

三倍訟費的嚇阻效果可以用一個簡單模型說明（這是筆者的示意，不是 Foster 的計算）。設受害者勝訴機率為 $p$ ，勝訴可得賠償 $D$ ，一般訴訟費為 $C$ ，忽略自身律師費。在一般「敗訴者付費」規則下，理性的受害者只有在以下條件成立時才會提告：

p D > (1 - p) C ⟹ D > \frac{1 - p}{p} C

改成三倍訟費後，門檻變成：

p D > 3 (1 - p) C ⟹ D > \frac{3 ( 1 - p )}{p} C

若 $p = 0.3$ ，提告門檻就從約 $2.33 C$ 跳到 $7 C$ 。對身無分文的流動勞工來說，這幾乎等於取消了救濟權。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Campbelltown 的治安法官 Stewart 明知有濫權，卻找不到「足夠證據」：受害者根本不敢來。

諷刺的結果：受害最深的是自由的白人移民勞工。刑滿釋放者有自由證明書（Certificates of Freedom），流犯有准假證（Tickets of Leave）或主人的通行文件，自由移民卻沒有任何官方證件。連首席法官 Forbes 和最高法院法官 Dowling 都曾經被當成疑似劫匪攔下。此外，流犯出身的警員抓到劫匪可以減刑，於是傾向廣撒網；私設在墾殖者土地上的臨時拘留所，還可能把無辜者關上好幾週。

3.4 1834 年存廢論戰：從「劫匪危機」到「人口組成危機」

1834 年續行時，法案正當性的說法悄悄改變了：不再是「劫匪太多」，而是「殖民地的犯罪性人口組成」需要它。一位雪梨治安法官的說法很有代表性：這是一座「擴大的監獄」，任何誠實的人都不會反對。

Burton 法官（剛從開普殖民地調來）反對，認為自由人口增加後，殖民地的道德與政治品格已經改善，續行缺乏理由。
首席法官 Forbes 強烈反駁，並指出法案中好幾條爭議條款在英格蘭 1824 年《流浪法》中早有先例：兩者原則相同，只是殖民地的「禍害」範圍更大。

Foster 認為 Burton 敗北的原因在於，他不理解統治階層對「自由人口」那種隱而不顯、卻根深蒂固的恐懼。

3.5 柏里科事件（1835）：被白人化的原住民抵抗

1835 年 5 月 8 日下午三點，Hunter 地區柏里科一處牧羊站遭十名原住民男子有組織地襲擊：有人封住牧羊人小屋的門，有人用木棍把監工 Bugg 打倒在地，最後是 Bugg 的原住民伴侶 Charlotte 開槍才逼退他們。一個月內同一區發生三起類似攻擊，五名白人死亡。

謠言隨即四起：報紙說死者被吃掉（地方治安法官 Ebsworth 明確否認），更持久的說法是「白人劫匪在幕後指揮」。Foster 逐一檢驗後指出：

第一手證詞從未提到劫匪；
唯一的「證據」是原住民警員 Williams 的轉述，屬於傳聞，而且殖民地法律當時根本不採納原住民證詞；
被捕的白人 Harvey Henley 最後只以「未能維持治安」結案；
Ebsworth 會相信白人主使說，是因為他認為攻擊太有組織，不像原住民所為。

唯一被定罪的原住民 Charley 則說，他殺死監工 Simmons，是因為對方把只有男性可以看的護身符拿給女性伴侶看，觸犯了原住民律法。

Foster 的解讀是：承認這是有組織的土地抵抗或原住民律法的執行，會動搖殖民者的優越感與「無主地」（terra nullius）的主權論述。相較之下，「邪惡白人在背後操縱」的版本反而比較不會撼動殖民的正常敘事。

3.6 《流浪法》（1835）：前所未見的「原住民條款」

第 2 條：任何非原住民被發現與「黑人原住民」同住或同行，除非能讓治安法官相信有正當理由，否則構成犯罪。Foster 指出這在英國及整個帝國都沒有先例。
雙重「保護」：表面上保護原住民免受犯罪白人騷擾，實際上更在於防止白人煽動原住民、提供武器與酒，也防止白人「墮落為野蠻人」。被捕時侃侃而談自由結社權的那名衣衫襤褸的白人，正是當局最不想看到的形象。
限制的是白人，不是原住民：新南威爾斯的《流浪法》並未限制原住民移動。這和日後 Port Phillip、南澳、西澳以流浪法把原住民趕進保留區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因為那三地都不是以流放地起家。
控制勞動力：警察可以要求任何可疑者證明自己有「可見的合法生計」與「固定住所」，等於把准假證上的居住限制延伸到自由人身上，目的是把勞動力固定在土地上，抑制工人四處流動、議價。
反對聲音：《雪梨公報》認為這等同奴役，而且盤問自由人的往往是流犯或前流犯出身的警員；下層社會自 1817 年起就以「我是自由人」為由拒絕無令狀逮捕。儘管如此，法案在 1835 年未經修改就順利通過。

Foster 也點出一個深刻的弔詭：帝國需要流動（人、貨物、邊疆擴張），但到了 1830 年代，殖民當局開始挑選誰有權流動。

3.7 從流犯到自由人：為什麼《流浪法》比《叢林劫匪法》長命？

早在 1826 年，警察總監 Rossi 就認為刑滿釋放者一進雪梨，就會陷入懶散、放蕩，並與舊同夥重聚犯案。
《叢林劫匪法》被包裝成流犯法規，自由本身就是抗辯理由，因此在論述上無法真正處理「自由人威脅」；《流浪法》則直接針對自由人。
《流浪法》在英格蘭有深厚的普通法與成文法基礎，不容易被批評為「抵觸英國法」；加上 1830 年代反流放運動興起（1837 年 Molesworth 委員會），統治階層開始意識到流犯未必是最大的威脅。
遺產：流浪罪雖已除罪化，但「擾亂秩序者」這類模糊範疇的公共秩序罪仍在。Foster 引用 McLeod 的話指出歷史繞了一圈：法律不必明文禁止流浪，卻讓具有流浪特徵的人承擔嚴重後果。如今承受這些廣泛裁量權的，主要是原住民族。

3.8 Foster 立論的五個特色

首次把兩部法律「纏繞」在一起看，主張兩者是同一套治理工具。
在地化：拒絕單純套用帝國／改革框架，強調流放地、自由移民、定居者殖民三重脈絡的交疊。
以小見大：用柏里科一個事件，串起劫匪恐懼、邊疆戰爭與流浪立法。
翻轉受害者：受苦最深的是自由白人勞工，而不是流犯。
連結當代：把 1835 年的裁量權追溯到今日原住民族遭過度警務的問題。

四、雙文對讀：四個核心維度＋兩個補充維度

4.1 「英國人的權利」：從邊陲爭取到制度性剝奪

面向	Byrne（1810–1815）	Foster（1830–1835）
權利的流向	由下而上滲入：代理人把詰問、辯護帶進法庭	由上而下收回：立法倒置舉證、免除令狀
推動者	更生人代理人、Jeffery 的追問、律師 Moore	總督 Darling、首席法官 Forbes、立法局、報紙輿論
被告的處境	起初沉默、受威嚇；後來有人代為詢問	必須主動「自證清白」
正當化話語	英國巡迴審判的法庭文化（逐步靠攏）	「殖民地的特殊情況」「緊急狀態」
弔詭	權利的進步靠的是被主流鄙視的前罪犯	權利的退步發生在流放即將結束、自由人最多的時候

對讀焦點：殖民地法治不是線性的進步史。英國憲政自由既是下層群體在法庭內博弈的工具，也可能在統治危機時被宣布為「例外」而合法懸置。

4.2 殖民人口範疇的建構：從「邊界模糊」到「恐慌自由下層」

面向	Byrne	Foster
身分紀錄	1810–1812 年不記錄；1812–1813 年零星記錄；Jeffery 時期不再記錄	身分決定你能否在路上通行
原因	流犯檔案殘缺，技術上做不到	自由人沒有證件，制度上被懷疑
「自由」的意義	在法庭上近乎無關	被視為墮落與犯罪的起點（Rossi）
證人怎麼介紹自己	住址、是否租「整棟房子」、職業（「政府工」「酒館老闆」）	須證明「合法生計」與「固定住所」

對讀焦點：殖民國家從「技術上無法嚴密劃分身分」，演變為「把無產自由人視為治理威脅」，並用成文法填補流放制度退場後留下的監控真空。值得注意的是，Byrne 文中證人自我介紹時強調的「住所與職業」，二十年後恰好成為《流浪法》要求自由人出示的兩項證明。

4.3 「筆墨技術」與國家監控的物質性

文件的角色	Byrne：法庭內的遊戲	Foster：道路上的枷鎖
代表性文件	借據、帳單、委任書、書面辯護	准假證、自由證明書（自由移民則什麼都沒有）
誰掌握書寫	更生人代書與文員	國家檔案（流犯總管的紀錄）
文件缺漏時	由文員口頭宣誓補上	被羈押，送雪梨比對檔案
權力效果	賦權給中介，司法慢慢向窮人打開	限制身體移動，處罰沒有證件的人
偽造風險	筆跡鑑定成為法庭焦點	劫匪可以偷竊或偽造流犯證件

對讀焦點：書寫與檔案原本是訴訟當事人與文員討價還價的工具，後來卻異化為警察巡邏時劃分「合法行動」與「非法流浪」的身分枷鎖。

4.4 帝國網絡的折射：奴隸資本與全球「秩序狂熱」

面向	Byrne	Foster
帝國連結	加勒比海奴隸貿易的財富培養出殖民地的司法人才	加勒比海廢奴後的流浪法、印度的盜匪法與澳洲立法同步
流動方向	資本 → 人才 → 法庭文化	治理技術在帝國各殖民地之間相互參照
理論依據	新帝國史（折射、鏡像、斷裂）	Benton & Ford 的「秩序狂熱」、Ford 的「王之和平」
澳洲的特殊性	商人文化取代巡迴審判文化	對象是白人臣民，而且是定居者殖民地

對讀焦點：加勒比海的奴役資本培養了澳洲的司法菁英；帝國在非白人殖民地發展出來的緊急控制手段，則在定居者殖民地被轉用來管束白人勞動人口，並間接用於壓制原住民抵抗。

4.5 補充維度 A：原住民在兩篇論文中的位置

這是一個容易被忽略、但很有張力的對照：

Byrne 的註 34：1811 年，一位名叫 Merute 的原住民男子向 James Underwood 追討工資與衣物，案件由總督轉交法庭審理，Merute 勝訴。在 Bent 時代，原住民偶爾還能以「債權人」的身分進入白人法庭。
Foster 的柏里科事件：二十多年後，原住民證詞不被採納，原住民的有組織行動被想像成白人操縱的結果，《流浪法》則把「與原住民同行」本身變成犯罪。1836 年 R v Murrell 案更確立了原住民之間的事務也受殖民地法律管轄。

對讀意義：從「可以在法庭上追討工資的人」到「只能被想像、被隔離的對象」，原住民的法律主體地位在這二十多年間是被壓縮的。

4.6 補充維度 B：解釋尺度，個人風格還是結構焦慮？

	Byrne	Foster
解釋單位	個人（Bent 兄弟的家族文化）與小群體（代理人）	結構（人口組成、殖民型態）
能動性在哪裡	法庭裡的每一個創意運用	立法者的恐懼與輿論
時間感	慢速：同一套規則被一點一點改寫	快速：危機推動立法，再常態化
史料	法庭內部的手寫紀錄簿	法條、議會與官方書信、報紙

兩種尺度合起來看，可以得出一個完整的模型：制度由具有特定文化的個人建立，被次文化創造性地利用；當統治者感到結構性危機時，又會以立法收回。

五、作者沒有說、但值得對照的脈絡

5.1 Bigge 調查：兩篇論文之間的「鉸鏈」

Byrne 提到倫敦決定成立調查委員會，但沒有細談；這正是銜接兩個時期的關鍵：

Bigge 調查（1819–1823）指出流犯制度的嚴重缺陷，但結論是新南威爾斯仍可改造成適合執行懲罰的地方，主張讓多數流犯遠離城鎮，指派給較富裕的自由墾殖者看管。
這套計畫成為此後二十年刑罰政策的基礎，直到流放停止為止；而且報告反對麥覺理總督的更生人政策，主張回歸以懲罰為核心的流放。
在司法面，正是 Bigge 對既有司法安排的批評，促成刑事管轄法院與民事最高法院被廢除；法務官一職則在 1823 年依《新南威爾斯法》頒布的特許狀中被取消。

換句話說，Byrne 描寫的那套 Bent 式法庭，正是被 Bigge 報告終結的；而 Bigge 所主張的「把流犯分散到鄉間、交給墾殖者管」，正好製造出 Foster 所描述的那種廣大、偏遠、難以監控的鄉村勞動力。

5.2 陪審制改革：同一個十年裡的「擴權」與「限權」

Foster 筆下的 1830 年代是權利緊縮的十年，但同一時期，刑事審判的權利其實在擴大：

1833 年的殖民地法律讓被告可以在十二名平民或七名軍官之間選擇陪審團；1839 年的法律則徹底廢除了軍官陪審團。
許多更生人及其子女支持平民陪審，較上層的自由墾殖者（「排他派」）則反對；1839 年的《陪審審判法》賦予更生人完整的陪審員資格。
這也回應了 Byrne 對刑事庭的描寫：1820 年以後，繼任的法務官 Wylde 改變做法，像對待陪審團一樣向軍官成員說明案情，而不是像 Bent 時代那樣由法務官親自參與表決。

對照意義：1830 年代的新南威爾斯出現一種「雙軌法治」：在法庭內，更生人的程序權利正在擴大；在法庭外的道路上，下層自由人的人身自由卻在縮減。Byrne 筆下更生人「為權利而戰」的路線，到了 1830 年代在陪審制上取得勝利，卻在治安立法上全面失守。

5.3 Jeffery Hart Bent 的加勒比海後半生：奴隸世界的閉環

Byrne 強調 Bent 家族的財富來自奴隸貿易，但沒有提到 Jeffery 離開澳洲後的去向：

他是澳洲第一位被免職的法官；之後在 1820 年至 1833 年擔任格瑞那達首席法官，期間兩度遭到停職。
1833 年至 1836 年擔任聖露西亞首席法官，之後轉任英屬圭亞那首席法官，直到 1852 年由 William Arrindell 接任。

這段履歷補強了 Byrne 的「折射」論點：Jeffery 的後半生都在正從奴隸制過渡到學徒制的加勒比海種植園社會擔任司法首長，也就是 Foster 所說，1830 年代以流浪法管控獲釋奴隸的那個世界。Bent 家族從奴隸貿易起家，最後在廢奴後的奴隸社會裡主持司法，形成了一個帝國閉環。

5.4 例外法的英格蘭祖先：1723 年《黑人法》（Black Act）

Foster 談的是「以緊急狀態為由架空普通法」，這在英格蘭本土就有著名前例：

1723 年，針對塗黑臉在林區盜獵的「Waltham Blacks」，英國通過《黑人法》，新增近 50 項死刑罪名，成為十八世紀「血腥法典」的關鍵法規之一。
史家 E. P. Thompson 在《Whigs and Hunters》中把這部法律詮釋為輝格寡頭權力上升的表現：統治者創造新法、扭曲舊有法律形式，來正當化自己的財產與地位。

對照意義：殖民地的「特殊情況」論並非殖民地獨有。從母國到殖民地，「以秩序之名、針對特定社群的例外立法」是一套反覆出現的統治語法。

5.5 同時代帝國的「秩序狂熱」：印度、開普、加勒比

印度的《打擊暴徒法》（Thuggee Act）：

1836 年的第 30 號法令讓當局可以僅憑「惡名」就將嫌犯判處終身監禁。
這場運動成為 1871 年《犯罪部落法》的先例，該法把流動社群整體入罪。

這與 Foster 所描述的「以身分、以交往對象而非具體行為入罪」，邏輯完全一致；也與後來新南威爾斯的「結交罪」（consorting）一脈相承。

南非開普殖民地，一個反向案例：

1809 年的《霍屯督宣言》限制科伊科伊人的移動，1828 年由第 50 號條例廢止。
第 50 號條例取消了通行證要求，讓科伊人可以選擇雇主、擁有土地、自由移動。
但 1834 年開普隨即出現推動流浪立法的聲浪，科伊桑人則以效忠英王的「臣民」身分主張公民權利來回應。據南非史研究，這部流浪法案最終未獲倫敦核准。

對照意義：同一時期，開普的流浪立法因人道主義壓力與原住民的「臣民」論述而受挫，新南威爾斯卻「未經修改、少有波瀾」地通過。差別或許在於：新南威爾斯的對象是白人勞工，沒有人道主義團體會替一群「前罪犯」說話。

加勒比海的學徒制：

研究者指出，牙買加 1834–1838 年的學徒制實際上是「換了名字的奴隸制」，濟貧院裡的規訓體制幾乎延續了種植園的那一套。
同一時期加勒比海的新勞動法借用英格蘭自十四世紀以來的勞動立法，在名義上自由平等的新社會裡，繼續沿著膚色界線維持奴隸社會的階序。

5.6 給台灣讀者的鏡像：匪徒刑罰令與浮浪者取締規則

Foster 描述的大英帝國「秩序狂熱」，在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台灣幾乎可以找到逐條對應的版本：

《匪徒刑罰令》（1898）對應《叢林劫匪法》：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時期的總督府以緊急律令形式頒布此令，創造出日本內地沒有的犯罪構成要件：凡以暴行或脅迫為目的而聚眾者，皆視為「匪徒」；法院據此以溯及既往的效力，對數千名被告宣判死刑，使它成為帝國憲法下處死人數最多的法令。
官方的「懶散」話語：研究 1898 年《土匪強盜人名簿》的學者發現，官方名冊把其中多數人記錄為懶散、偷竊、遊手好閒之徒，總督府除了以匪徒刑罰令處死，也把他們送去農場分派工作。這與 Rossi 把刑滿釋放者描寫成「懶散、放蕩」幾乎如出一轍。
《台灣浮浪者取締規則》（1906）對應《流浪法》：此規則自 1906 年公布後在台灣施行約 37 年，被日本官方視為監視浮浪者的重要治安工具，浮浪者收容所也成為總督府推行「國家規訓」的舞台。
當代回聲：在 2021 年憲法法庭的強制工作案言詞辯論中，代理律師把現代的強制工作制度與「浮浪者取締規則」相連，指出該規則以無固定住所或職業為由，對不改善者施以強制就業收容。同年 12 月，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812 號解釋，宣告相關強制工作規定違憲。

這條線和 Foster 文末「澳洲流浪法遺產」的論述高度平行：殖民時代以「無固定住所、無合法生計」為由的預防性拘禁，會以不同名目長期存在於後殖民國家的法律裡。

5.7 澳洲的當代回聲：結交罪與原住民監禁死亡

結交罪：2014 年的 Tajjour 案中，新南威爾斯《刑法》第 93X 條規定，經警告後仍「慣常結交」已定罪者即構成犯罪；高等法院以多數意見駁回違憲主張。結交罪在 1920 年代曾被用來終結雪梨 Darlinghurst 的「剃刀幫」戰爭。從 1835 年「不得與原住民同行」，到 1929 年的結交罪，再到 2012 年的新法，「以交往對象入罪」的立法邏輯延續了將近兩百年。
原住民監禁死亡皇家委員會：該委員會調查了 99 名原住民在羈押中死亡的案例，提出 339 項建議；它也發現原住民的弱勢處境部分源自帶有偏見的執法，尤其集中在公共秩序類輕罪，因此建議將輕微罪行除罪化，並把逮捕與監禁作為最後手段。這正是 Foster 結論所指向的現實。

5.8 補充脈絡總表

補充脈絡	與 Byrne 的關係	與 Foster 的關係
Bigge 調查（1819–23）	終結 Bent 式法庭	為 1830 年代的鄉村勞動力與流犯分派制度奠基
陪審制改革（1833／1839）	更生人「權利之戰」的延續	法庭內擴權、道路上限權的雙軌法治
Jeffery 的加勒比海生涯	奴隸資本的閉環	廢奴後的奴隸社會正是流浪法的另一個現場
1723 年《黑人法》	—	例外立法的母國先例
Thuggee Act（1836）	—	「以身分入罪」的帝國平行案例
開普的流浪法案（1834）	—	反向案例：人道主義壓力讓流浪立法受挫
台灣匪徒令與浮浪者規則	—	日本帝國版本的「秩序狂熱」
Tajjour 案、原住民監禁死亡委員會	—	當代遺產

六、專節：新任者的「風格」如何催生地方司法次文化——世界史上的相似案例

Byrne 的故事可以抽象成一個反覆出現的機制：

新任者帶來新風格：一位新官員或一個新機構，帶著自身的文化與職業習慣上任；
形成新門檻：書面化、規費化、外語化，或者程序變得更專業；
出現落差：一般民眾的識字能力、語言能力或法律知識跟不上；
中介者趁勢而起：文員、代書、譯者、半職業的訟師填補落差，成為有利可圖的次文化；
官方態度擺盪：在默許、發照收編與取締打壓之間來回。

這個機制可以寫成一個簡單的啟發式公式（筆者的示意）：

I \propto max! (0, T - L) \times S

其中 $I$ 代表中介需求， $T$ 代表制度門檻（書面化、專業化程度）， $L$ 代表民眾的識讀能力， $S$ 代表涉案利益的大小（土地、債務、生死）。以下各案例都可以用這三個變數來理解。

6.1 新西班牙：Velasco 二世總督與「印第安總法庭」（1592）

新任者與風格：總督 Luis de Velasco 二世反覆向國王爭取設立專門處理原住民案件的法庭。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於 1590 年透過敕令與信函接受了他的請求。
制度設計：法庭於 1592 年成立，對涉及原住民的案件擁有原始且競合的管轄權，經費完全來自「半里亞爾基金」：每位納貢的原住民每年繳交半個里亞爾，換取打官司與獲得法律代理的權利；史家 Borah 因此稱之為一種「法律保險」。
次文化：法庭設有專責的「半里亞爾印第安代理人」，負責處理原住民的案件、提供法律建議；這套機構持續擴張，到十八世紀末已有將近五十名專職人員。
與既有中介的衝突：半里亞爾的目的是讓原住民免於繳交過高的訴訟費用，而這套簡易、免費的程序剝奪了其他人從原住民訴訟中賺取的豐厚利潤，因此試行期相當艱難。
與 Bent 法庭的對照：Bent 是提高門檻、意外養出中介；Velasco 是降低門檻、刻意把中介國家化，卻因此威脅到既有的中介集團。兩者都證明了：門檻一改，中介市場就會重新洗牌。

6.2 清代州縣衙門：官代書、訟師與「外張內弛」

制度設計：官代書是清代州縣衙門裡替人撰寫稟帖與訴狀的人，設立的目的是防止訟師包攬詞訟、愚弄鄉民；但在實際運作中，官代書逐漸與訟師無異，最終被取締，卻也為民國時期推行律師制度提供了先導。
地方官的風格：學者研究十八世紀名幕友出身的汪輝祖在湖南查拿訟師的經過，發現地方官雖然承受中央要求嚴拿訟師的壓力，卻自知不宜越過某條無形界線；在上控、京控等制度背景下，深諳利害的訟師甚至具備某種「挾制」官員的能力，形成一種「外張內弛」的恐怖平衡。
與 Bent 法庭的對照：Ellis Bent 面對 Crossley 時同樣是「容忍但不歡迎」，曾表示只是因為沒有別人可用才讓他出庭。清代的官代書可以說是「國家版的 Fleming」：本來是要用來管控中介的工具，最後自己也成了中介。台灣的《淡新檔案》保存了大量這類蓋有官代書戳記的訴狀，正是這套次文化的物質證據。

6.3 明治日本：江藤新平的《司法職務定制》（1872）

新任者與風格：初代司法卿江藤新平仿效法國制度，建立了日本近代的司法體系。
制度設計：1872 年 8 月 3 日頒布的《司法職務定制》共 22 章 108 條，第 10 章規定了證書人、代書人、代言人三種職業，分別是今日公證人、司法書士、律師的原型。條文明定各區設代書人替人民撰寫訴狀，以免訴訟有所疏漏，但用不用代書人由當事人自行決定，委託者須支付服務費。
前身與次文化：江戶時代就有「公事師」，原本是替進城打官司的鄉下當事人提供住宿的旅館業者，因為常見訴訟而熟悉程序，社會評價很低；明治初期代言人沒有資格限制，同業削價競爭，被譏為「三百代言」，直到 1876 年《代言人規則》才改採執照制。
與 Bent 法庭的對照：在「公事宿」裡一邊招呼住客、一邊指點訴訟的旅館業者，幾乎就是 Byrne 筆下在自家酒館、一邊刮鬍子一邊談案子的 Edward Quin 的東亞版本。新制度把這群人分層、發照、收編，正如 Ellis Bent 在 1812 年要求出庭者必須出示書面授權。

6.4 日治台灣：訴訟代人、代書人與司法代書人

制度移植：1898 年總督府以府令施行《訴訟代人規則》，訴訟代人是後來辯護士（律師）的前身；隨著來台執業的日本代書人增加，總督府頒布《代書人取締規則》，正式引進日本的司法代書人制度；自 1923 年 4 月 1 日起，原本只在日本內地施行的《司法代書人法》也在台灣施行，以確保代書人具備一定的法律與日文能力。
次文化的爭議：研究者指出，訴訟代人制度從 1898 年 2 月施行到 1901 年 5 月，時間雖短，卻已出現律師業造成的社會問題，以及統治當局的嚴密監控；這群人轉任辯護士後，影響力至少延續到 1910 年代。
背景：同一時期的臨時台灣土地調查（1898–1905）大規模要求以書面證明土地權利，與 Ellis Bent 要求「先有書證才受理」的邏輯相同，替代書業創造了龐大需求。今天台灣民間仍然習慣稱土地登記專業人員為「代書」，可以說是這段歷史留下的語言化石。

6.5 英屬印度：Cornwallis 法典與 vakil 階層（1793）

新任者與風格：總督 Cornwallis 推動的 1793 年法典，把東印度公司的收稅、司法、商業職能分開。這部法典規定由印度籍辯護人（vakil）在孟加拉、比哈爾、奧里薩的民事法庭執業，並由最高民事法院（Sadar Diwani Adalat）核發執照給印度教與穆斯林辯護人。
後續演變：1879 年的《法律執業者法》把律師分成出庭律師、辯護律師、vakil、pleader、mukhtar 等層級，建立起遍及英屬印度的律師體系。
與 Bent 法庭的對照：英式程序加上波斯語與英語文書，使印度鄉村出現大量法庭文員、請願書代寫人與招攬生意的「掮客」（touts）。殖民官員一方面抱怨印度人「好訟」，一方面又依賴這群人來運作法院，與 Ellis Bent 對 Crossley 的矛盾態度如出一轍。

6.6 鄂圖曼帝國：坦志麥特改革與「街頭代書」arzuhalcı

次文化本身：arzuhalcı 是鄂圖曼帝國的職業書信與請願書代寫人，十九世紀時是城市景觀的一部分，處理大眾與官府之間的大部分書寫往來；無論男女、城市居民、村民、貝都因人或官員，都會付費請他們代寫。
新制度的推力：1839 年坦志麥特詔書之後的國家結構變革，進一步擴大了這個行業，有些代書甚至晉升為法律代理人。
與 Bent 法庭的對照：改革帶來新式法院（Nizamiye）與更繁複的文書程序，結果是街頭代書的地位上升。這和 Byrne 所說「越講究書寫，越賦權書寫者」完全一致。

6.7 殖民非洲：「文員與譯者」作為殖民統治的樞紐

核心觀察：在殖民官僚體系底層工作的非洲人，正式權力往往很小，實際上卻是殖民統治的關鍵樞紐。
經典案例：1905 年法屬幾內亞爆發 Boubou Penda 與 Ernest Noirot 醜聞，揭示非洲雇員雖然位置隱蔽卻握有實權；一位法國高階官員在 1922 年撰文坦言，殖民行政官往往受制於譯者。
長期趨勢：1920 年代以後，共通語言的普及與官僚邊界的強化削弱了譯者的角色，但非洲文員反而掌握了更全面的國家權力。
與 Bent 法庭的對照：Byrne 筆下的 Patrick McMahon 既是司法執行官的文員，又私下接案，還在法庭上作證指控自己的客戶，最後在 1816 年離奇死亡。他就是非洲殖民文員「雙面角色」的澳洲早期版本。

6.8 安地斯山區：tinterillo，「濺墨水的人」

詞源與形象：十九世紀中葉起，在厄瓜多鄉村無所不在的半職業小律師被稱為 tinterillo，字面意思是「濺墨水的人」，在克丘亞語中稱為 quishca；他們多半是略受教育的地方菁英，因為會讀寫、能處理文件而受到不識字的原住民鄰居敬重，但也常利用這種優勢謀取私利；儘管如此，原住民仍然依靠他們向政府請願、對抗地主的欺壓。
身分的污名：「tinterillo」是用來貶低對手專業能力的標籤，沒有人會自稱或在文件上署名為 tinterillo。
更早的源頭：早在 1532 年卡哈馬卡事件後短短十年，原住民原告與法律中介就出現在殖民紀錄中，他們很快成為世俗與教會法院中的訴訟專家。
與 Bent 法庭的對照：「濺墨水的人」這個稱呼，幾乎就是 Atkinson「筆墨紀律」的拉丁美洲對應詞。Crossley 被 Ellis Bent 斥為「最無原則、最危險的人」，tinterillo 被省長稱為「煽動者」，兩者都是被官方鄙視、卻被底層依賴的人物。

6.9 案例比較總表

案例	推動者／機構	新門檻	次文化角色	官方態度	與 Bent 法庭最相似之處
新南威爾斯 1810–15	Ellis／Jeffery Bent	書證、規費、筆跡	更生人代理人、文員證人	容忍→限制→拒絕	—
新西班牙 1592	Velasco 二世、印第安總法庭	（反向）降低費用	國家支薪的半里亞爾代理人	制度化收編	門檻變動導致中介市場重組
清代州縣	地方官、中央律例	呈狀格式、戳記	官代書、訟師	取締與默許並存	管控中介的工具最後自己成了中介
明治日本 1872	江藤新平	法式訴訟程序	代書人、代言人（公事師轉型）	分層發照	酒館／旅館式的法律服務
日治台灣 1898–	台灣總督府	日式法院、土地書證	訴訟代人、代書人	嚴密監控、引進執照制	書證門檻創造代書市場
英屬印度 1793	Cornwallis	英式程序、多語文書	vakil、mukhtar、掮客	發照與輕視並存	一邊抱怨「好訟」一邊依賴中介
鄂圖曼 1839–	坦志麥特改革	新式法院文書	arzuhalcı	默許，後來部分升格	書寫程序越繁複，代書地位越高
殖民非洲	歐洲殖民行政	外語、檔案	文員、譯者	依賴又猜忌	雙面中介、醜聞
安地斯 19 世紀	共和國國家	西語法律文書	tinterillo	污名化、懲處	被官方鄙視、被底層依賴

歸納出的四個共同規律：

門檻的方向不重要，變動本身才重要：不論是 Bent 的提高，還是 Velasco 的降低，都會讓中介市場重新洗牌。
中介的兩面性：他們既是底層取得正義的唯一管道，也是剝削底層的人。Kable 寧可把錢分給「律師們」，原住民寧可依靠 tinterillo，原因相同。
命名政治：Agent 與 Attorney、代書人與代言人、tinterillo 與 abogado，名稱的爭奪往往就是職業正當性的爭奪。
最終收編：多數次文化最後會被執照制度吸收，成為正式的法律職業。澳洲 1815 年的「更生人律師」之爭，其實就是這個收編過程中最早、也最激烈的一次衝突。

七、跨時代的核心延伸議題：「證明你是自由的」

綜合以上，兩篇論文可以引出一個具有跨時代對話潛力的核心議題：

當「自由」需要靠文件證明時，誰掌握文件，誰就掌握自由的定義。

這條線可以從 1810 年代延伸到今天：

時代	文件	沒有文件的人	誰判定
1810 年代新南威爾斯	借據、委任書	不識字的債權人	法庭＋文員證人
1830 年代新南威爾斯	准假證、自由證明書	自由移民勞工	流犯出身的警員、治安法官
1906 年日治台灣	戶籍、職業證明	「浮浪者」	地方行政官
2010 年代澳洲	警方的「結交警告」	有前科者的親友	警察
當代	數位身分、移工證件	無證移工、無國籍者	行政機關、演算法

可以繼續追問的問題：

「舉證責任倒置」在今天以什麼形式存在？例如不明財產來源的追徵、移民身分查驗。
「以交往對象入罪」從 1835 年的原住民條款到今天的結交罪，正當化的話語有什麼變化？
當程序門檻提高（例如電子化訴訟、AI 文書）時，新的「代書次文化」會由誰扮演？是法律科技平台，還是又一批遊走在邊緣的中介？
殖民地的「特殊情況」論，和當代以「國安」「治安」為名的例外立法，是否共享同一套語法？

八、學術價值點評與簡單檢驗

8.1 Byrne 論文

宣稱的學術價值	支持證據	檢驗結果
將 Bent 研究從「人物衝突史」轉向「法庭紀錄實務史」	大量引用紀錄簿編號、筆跡更替、用詞變化	站得住：史料扎實，確實打開了新視野
「奴隸資本→商人文化→法庭創新」的因果鏈	家族販奴紀錄、商人子弟在北方巡迴法庭的群體現象、Goodwin 對商人文化的研究	部分成立：家族財富與職業養成之間的關聯有據；但從「商人心態」推到「特定法庭做法」主要靠推論。重視書證也可能源自普通法正統（Kercher 就把 Bent 定位為「引進英國正統」），兩種解釋並不互斥
代理人是推動辯護權的主力	1811 年 5 月後辯護與詰問增加；「代表被告詢問」的用語；無罪判決的構成	大致成立：時序對應清楚；但多數代理人在紀錄上並未具名，「在場」主要靠用語推斷，樣本也偏小
「流犯／自由」範疇在 Bent 法庭中不重要	紀錄簿不標註身分、Ellis 的註記零散	成立但有邊界：證明的是「法庭紀錄不重視」，不等於社會生活中不重要；作者在結論中也承認，1820 年代以後情況改變
新帝國史的「折射」框架	Bent 家族的跨大西洋網絡	有啟發性：若補上 Jeffery 後來在加勒比海的生涯，這個框架會更完整

整體評價：這是一篇史料功力深厚、論點大膽的論文。最有價值的不是「奴隸資本」這個標題級主張，而是對代理人次文化的細緻重建，這部分證據最扎實，也最能和世界各地的中介研究對話。

8.2 Foster 論文

宣稱的學術價值	支持證據	檢驗結果
首次把兩部法律放在一起分析	Forbes 以 1824 年英格蘭《流浪法》為《叢林劫匪法》辯護；兩法功能互補	站得住：有直接的文本證據，連結並非牽強
在地脈絡優先於帝國框架	三重脈絡分析、柏里科個案	成立：同時保留了與帝國「秩序狂熱」的對話
柏里科事件推動《流浪法》立法	報紙社論明確以此為由呼籲立法	大致成立：輿論連結清楚；但作者自己也指出法案「少有波瀾」地通過，立法議事紀錄本身的證據相對薄弱
自由白人勞工受害最深	Alexander Harris 的回憶錄、Forbes 與 Dowling 被攔查的軼事、Williams 上尉與 Stewart 的證詞	論證合理但量化不足：多為質性證據；作者把「找不到濫權證據」解釋為免責條款的效果，邏輯成立，卻也難以反證
連結當代原住民遭過度警務	公共秩序罪、拘留與監禁死亡的數據	方向正確但跨度很大：1835 年到今天之間還有 1902 年《流浪法》、1929 年結交罪等中介環節，文中著墨不多；不過從 Tajjour 案與原住民監禁死亡委員會的發現來看，「廣泛裁量權延續至今」的判斷有現實依據

整體評價：這是一篇結構清楚、論證俐落的論文。最大的貢獻在於「自由人才是治理對象」這個翻轉，以及把原住民條款放回定居者殖民脈絡中解讀。

8.3 兩篇合讀的價值

把兩篇放在一起，可以得到單讀任何一篇都看不到的三個洞見：

法治的雙向運動：權利可以從底層滲入，也可以從頂層收回，而且兩者可能同時發生（1830 年代的陪審制擴權與治安法限權）。
文件的雙重性：同一種「筆墨技術」，在法庭內賦權，在道路上壓迫。
中介的兩種命運：Byrne 的代理人最後走向職業化與收編；Foster 筆下那位衣衫襤褸、高談自由結社權的白人，則代表另一種邊緣人的命運：被法律定義為威脅。

這兩篇論文提醒我們：殖民地的法律史，從來不只是「英國法如何移植」的故事，更是誰有能力書寫、誰被要求自證、誰被允許流動的故事。

Legacies and Legalities: Bequests of Land to 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s in England c. 1180–1300

鄭仕群 — Fri, 06 Nov 2026 16:03:44 +0000

Sarah B. Whit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4;42(4):691-712.
doi:10.1017/S0738248024000324

遺囑能不能把土地留給修道院？中世紀英格蘭的「灰色遺贈」，兼論王權消長與擬制訴訟

法律規定：亨利二世之後，英格蘭土地移轉必須「交付占有」（livery of seisin）。人死後無法交付，所以可繼承的土地原則上不能以遺囑處分。
實際情況：作者檢視 1180–1300 年間 180 份遺囑，其中 59 份處分了土地，26 份把土地留給教會人士或機構。
作者主張：這些遺囑多半不是無知之舉，而是有策略的「預防法學」。立遺囑人用特許狀確認、取得繼承人或領主同意、挑選可遺贈的土地類型（自行取得之地、城鎮租地），甚至寄望教會法院，讓遺贈「站得住」。
最精彩的案例：Ivo le Moyne 的遺囑寫明「土地或 160 鎊」，繼承人若想要回土地，須先付給修道院 160 鎊。作者提出四種法律解讀，其中一種是為擬制訴訟（collusive litigation）預作準備。
本文補充：倫敦 Husting 法院的遺囑登錄、死手立法鏈、Bracton 原文、VCH 地方志所見 Ivo 贈與的實際結局，以及羅馬、拜占庭、伊斯蘭、中國、日本的比較，並延伸討論「私人處分權 vs. 王權」與「擬制訴訟」兩個世界史議題。

一、問題意識：明明不准，為何有人一直這樣做？

盎格魯—撒克遜時代，以遺囑處分土地並不罕見。諾曼征服後，尤其亨利二世（1154–89）在位期間，土地移轉必須經過公開儀式：轉讓人把一塊泥土或樹枝交到受讓人手中。人一死就無法交付，王室法院也不承認單憑遺囑中的意思表示就能完成移轉。

結果是一個延續三百多年的局面：動產可以立遺囑，可繼承的土地不行。

White 的提問很直接：既然如此，為什麼存世遺囑中仍有相當比例在遺贈土地？立遺囑的人是無知、在賭運氣，還是有一套讓遺贈生效的策略？

1.1 三道法律門檻

門檻	內容	對土地遺贈的影響
占有交付	移轉以公開交付占有為要件，未交付則無效，繼承人可取回	死後無從交付，遺囑本身無法完成移轉
先人占有之訴（mort d'ancestor）	被繼承人死亡當日若仍占有自由保有地，近親可迅速請求取回	只要立遺囑人死時仍占有土地，繼承人一紙令狀即可推翻遺贈
臨終處分的猜疑	Glanvill（c.1188–90）認為臨終者神智昏亂，臨終贈地不予承認	遺囑等於臨終文件的印象，使其更不可信
教義格言	繼承人由血緣決定，不由人指定	遺囑無法「創造」土地繼承人

關於第二道門檻，Eves 指出：mort d'ancestor 可能於 1176 年北安普頓會議引入，讓死者的子女、兄弟姊妹、甥姪得以請求取得死者自由保有地的占有。關於教義格言，法律辭典將「唯有上帝而非人能造繼承人」的出處標為 Bracton 62b。

1.2 把土地留給非繼承人的四條路

路線	做法	致命弱點	文中例證
臨終贈與	病榻上贈與	Glanvill 明確排斥	1190 年代 Walden 修道院紀錄提到一條「新法」：臥病者不得以遺囑把土地給任何人，連修士也不行
死後生效贈與（post obit）	生前立約，死後生效	贈與人死時仍占有，繼承人可提 mort d'ancestor	1194 年 Henry son of Fulk 向 Eaton 女修院主張年租，最後和解了事
生前贈與並保留終身權益	生前完成交付，自己保留終身使用	不能反悔（Paul Brand 指出這點）	王室法院承認，效果近似死後贈與
教會法遺囑	立遺囑，經認證後由執行人執行	認證常有延遲，繼承人可搶先占有	遺囑屬教會法院管轄

第三條路之所以穩，Bracton 說得很清楚：若生前已贈與修道院，繼承人就不能援用 mort d'ancestor 取回占有，因為其祖先並非死時仍占有該地。

1.3 例外地帶

城鎮租地保有（burgage）：Glanvill 說 mort d'ancestor 不適用於「ratione burgagii」的土地。Bracton 較保留，認為通常只有自行取得的土地可遺贈；後人增補則記載倫敦與牛津的市民認定繼承地與取得地皆可遺贈。William Eves 提醒，「ratione burgagii」也可能指城鎮特權，而非租地類型本身。
自行取得之地：有時被視同動產，可以遺贈。
王室直轄地（ancient demesne）：13 世紀初少見，到 1294 年左右已相當普遍。
Bracton 的總原則：世俗采邑除非位於城鎮租地這類特殊土地，否則不能遺贈；受遺贈人若在世俗法院以遺囑之訴請求，不會被受理，因為遺囑之訴不屬於世俗法院的事務。這段話很重要，第七節會再談。

二、資料與方法

2.1 語料結構

作者依據她與 Timothy Haskett 即將出版的《The Wills of Medieval England, 1066–1300》全集。

層級	件數	說明
全集收錄	198	1066–1300
c.1180 以後	180	排除仍屬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的早期遺囑
含土地遺贈	59	不含年金或租金，只計可丈量的耕地、租地、宅地、莊園
其中城鎮租地或城內地產	30	類別可重疊
其中給妻子	23	至少 6 件明確確認寡婦份（dower）
其中給長子	19
其中給其他子女	19
其中給教會人士或機構	26	本文主體

簡單驗算：

\frac{59}{180} \approx 32.8%, \frac{26}{59} \approx 44.1%, \frac{26}{180} \approx 14.4%

作者在一處寫含土地遺囑占 37%，在結論又寫「三分之一」。依她自己給的數字，應為 32.8%。這個不一致第九節會再提。

2.2 什麼才算「遺囑」

早期文件常介於遺囑、特許狀、書信之間。作者採四項文書學（diplomatic）判準：

自稱 testamentum 或 ultima voluntas；
以三位一體祈禱、立遺囑人姓名及「此乃吾之遺囑」開頭；
以 lego、do et lego 表示遺贈；
結尾指定執行人，13 世紀中葉後還列證人。

她特別提醒：用了 legare 一詞，不代表贈與一定在死後才生效，有些是生前已完成、再於遺囑中確認。重點在於當事人選擇了「遺囑」這個框架，這透露了他們心中預設的法律脈絡。

2.3 分析問題

遺贈的是繼承地還是自行取得之地？
遺囑是否由特許狀確認，或反過來確認特許狀？
是否載明土地用途？
依當時規則，這筆遺贈能否在王室法院執行？

作者不只挑異常個案，也分析符合規則者，避免只看奇聞。她也提醒，遺囑多出自書記之手，不一定是完美的法律文書。

三、核心論證：遺囑作為「預防法學」

3.1 Hyams 的「預防法學」工具箱

作者借用 Paul Hyams 對特許狀的分析：文書的主要功能是事先安排，以避免日後爭議。

手段	作用	局限
同意條款（繼承人、領主，甚至國王）	預先取得潛在挑戰者的承諾	非必要，也不一致
擔保條款（warranty）	讓繼承人負擔維護贈與的義務	仍需日後援引
證人名單	把親友綁進來，留下證據	13 世紀中葉後才普遍
宣誓	違誓會受教會譴責	屬精神制裁
公開	越多人知道，越難推翻	遺囑常是寫給繼承人與執行人看的，不像特許狀會被宣讀
特許狀確認	特許狀被視為較穩固	王室法院仍只看有沒有交付占有

3.2 第二戰場：教會法院

教會可能支持土地遺贈，作者列出三個理由：

它管轄遺囑；
它管轄背信（breach of faith）；
它要保護自身權益。

教會法學家已發展出「約定必須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則：違背承諾本身就是罪，不論是否符合世俗法的形式。他們借用羅馬法的「原因」（causa）概念篩選哪些承諾有拘束力。例如出於虔誠而對教會機構的承諾，可因虔誠本身而有效。這與羅馬法「無形式之約不生訴權」（ex nudo pacto actio non oritur）的立場不同。

作者也承認兩個限制：

教會法院的制裁是對人的譴責，不能把土地判回；
王室有禁令令狀（writ of prohibition），可阻止涉及世俗采邑的案件進入教會法院。

3.3 形式即意圖

作者的方法論核心是：選擇用遺囑而非其他文書表達心願，本身就顯示某種法律意圖。這種意圖可能精明，也可能誤判，但形式不是隨便選的。

四、案例解剖

4.1 總覽

遺囑人（年代）	受贈方	標的	保全手段	作者解讀
Amalric son of Ralph（c.1180×1186）	Reading 修道院	Jacob de Berchfeld 之地、Carswell 村之地	亨利二世特許狀確認；本人另立特許狀，以自由施捨方式給予，免除一切世俗役務	遺囑本身被視為不足
Robert de Mara（1192 年後）	Haughmond 修道院	Uffington 莊園	宣稱「以合法遺囑」、眾人在場；以教會之名授予親屬騎士 Alan；蓋印並稱本文書為「特許狀」	遺囑與特許狀界線模糊；可能已交付占有（見 4.2）
Gregory son of Gilbert（1181×1203/4）	倫敦聖保羅主教座堂	父親遺下的主宅與五間房	保留母親的寡婦居住權與寡婦份；若死於急病，教士立即取得兩屋租金與占有	正是 Glanvill 擔心的病榻遺囑
Gilbert son of Fulk（1210×1219）	倫敦 Aldgate 聖三一堂	Lime Street 等城內房地	出征十字軍前立；先給未再嫁的妻子；特許狀交 Stratford 修士保管	14 世紀背書顯示土地確實移轉
Richard Morin（1219×1221）	Reading 修道院	多筆土地、泰晤士河漁權	繼承人同意與擔保；於巡迴法庭場合為之；兒子確認、妻子拋棄寡婦份	預防法學的範例；部分為取得之地
Robert son of Alan Fordham（1217×1227）	Fordham 母堂	人身役務、農奴及其後裔、宅地與數英畝地	無明顯保全	可能與 Gilbertine 修院創立有關
John son of John Cook（c.1241）	Chichester 主教座堂	向 Hyde 修道院承租的 Donnington 租地	聲明「身體雖弱、心智健全」；附年金條件	領主 Hyde 修道院與姊姊兼繼承人 Maud 事後確認
John Bonde（1248）	Norwich 聖吉爾斯醫院	主宅	保留妻子 Mabel 終身居住權	與 Gilbert 類似，可能因無子女
Ivo le Moyne（c.1235–40）	Sawtry 聖母修道院	Grafham 的宅地、小林與租地	「土地或 160 鎊」買回條款	見 4.3

作者據此歸納：多數遺贈都以某種方式向可執行性靠攏，包括特許狀確認、同意條款、限於取得之地或城鎮租地。真正「難解」的只有三件：Robert Fordham、John Cook、Ivo le Moyne。

4.2 Robert de Mara：信託雛形？

這是常被引用為「早期用益（use）」的案例，但作者本人的立場相當保留：

支持 use 的讀法：以教會之名把土地交給第三人（Alan），符合「為第三人利益持有」的結構。當讓與受限時，use 正好能讓土地移轉到家族之外。
反對的理由：文本沒有 ad opus、ad usum 這類 use 的典型用語，也沒有「良心拘束」的措辭；安排附有條件，而 use 通常要避免條件；Alan 也可能只是取得終身或短期權益。
未解問題：有什麼機制能迫使 Alan 把土地轉給修道院？作者推測可能另有安排，但無證據。

補充觀點：與其說這是 use 的雛形，不如說更接近歐陸的「Salman」型中介移轉。Holmes 曾主張，英格蘭信託與德意志的 Salman／Treuhand 同出日耳曼根源，早期的用益受託人與早期德意志法的 Salman 逐點對應。Robert 把土地先交給可信的中介人、再指定終局受益者，結構上確實貼近這種讀法。

4.3 Ivo le Moyne 的 160 鎊條款

條款內容（意譯）：Ivo 連同遺體，把 Grafham 的宅地、小林、全部自營地、草地、牧場及 Serle Bargan 的臣服與租金遺贈給 Sawtry 修道院（大林與 Richard 所持的半維吉特〔virgate〕除外）。若其繼承人想以暴力奪回（violenter auferre）或依國法索回（per legem terre repetere），須先付給修道院 160 鎊，然後才能免負擔地取回土地。

讀法	機制	作者評估	補充檢驗
① 親族買回權（retrait lignager）	繼承地外流時，親族可按買價贖回（Beaumanoir 第 44 章）	修道院並非買受人，只能說「可能受此觀念影響」	買回權以實際買價為準，此處卻是預先指定的金額，不太吻合
② 違約罰金	以高額嚇阻繼承人爭訟，可能出於雙方約定	作者列為可能	見下方估值，金額高於地價，支持這個讀法
③ 教會法「侵占之訴」的框定	「以暴力」一詞可讓修道院以侵占為由向教會法院起訴	屬法律擬制的鋪陳	正好與 3.2 的教會法院路線呼應
④ 為擬制訴訟預作準備	雙方以 mort d'ancestor 起訴、再和解，作為讓與管道	作者引 Eves 的研究提出	見第八節

這 160 鎊是多大的數字？作者以修道院解散時 Sawtry 教區教堂年值 8 鎊作比較，但那是三百年後、性質不同的資產，基準不太恰當。較好的基準是土地本身。

地方志記載 Ivo 約於 1235 年把 Grafham 的兩卡魯卡特（carucate）土地給了 Sawtry 修道院，這很可能是他在當地的全部持有。

以下估算依賴三個假設，數字只示範量級：一卡魯卡特名義上約 120 英畝；13 世紀耕地年值約每英畝 4 至 8 便士；1 鎊等於 240 便士。

R_{arable} \approx 240 \times (4 \sim 8) d = 960 \sim 1920 d \approx £4 \sim 8

加上草地、牧場與租金，年值可能落在 6 至 10 鎊。換算成「年購買倍數」（years' purchase）：

YP = \frac{P}{R} = \frac{£160}{£6 \sim 10} \approx 16 \sim 27

作為參照，後世編者評註 15 世紀 Fastolf 書信時，認為 14 年的購買價已屬偏高，並提到某時期僅 10 年。可見 160 鎊很可能高於市價。這支持「違約罰金或嚇阻金」的讀法（②），削弱「公平買回價」的讀法（①）。

結局可以查證。地方志接著記載，這筆持有後來併入 Sawtry 院長的莊園，此後隨之傳承。換言之，Ivo 的贈與實際上成功了，160 鎊條款大概從未啟動。作者在 Ivo 的段落引用了地方志的 Little Paxton 條目，卻沒有引這條 Grafham 條目。它恰好能為作者的結論提供一個實證支點。

五、作者的結論：一段法律彈性期

13 世紀中葉的用語變化：Pollock 與 Maitland 指出，早在約翰王時期，特許狀已出現「給予他、其繼承人、受讓人及受遺贈人」（heirs, assigns and legatees）這類措辭，似乎允許以遺囑處分。Bracton 在這個問題上搖擺，最後認定無效。這份遺贈權很快被放棄，但 Pollock 與 Maitland 認為它值得記住，並強調普通法並非一開始就僵硬，13 世紀的贈與條件（forma doni）「有彈性而寬鬆」。作者研究的 27 份遺囑中有 13 份落在這段期間。
借用 Kaye 的視角：對中世紀交易，不只要問是否合法，還要問是否達成目的。沒人挑戰的讓與照樣能形成權源；看似合法的讓與，程序不對也可能落空。
總結：人們會嘗試一切手段、文書與法院，確保身後安排得以實現，不一定拘泥於法律條文。他們並不以嚴格的世俗與教會管轄界線來思考，只要結果。作者也承認，有些遺囑可能只是書記或當事人不懂法，就像今天的「DIY 遺囑套件」。

六、作者沒提、但值得一起看的材料

6.1 倫敦 Husting 法院的遺囑登錄（1258 年起）

作者的 59 份土地遺囑中有 30 份涉及城鎮地產，但她沒有利用一個規模大得多的城市遺囑語料：倫敦 Husting 法院登錄的遺囑，現存校錄本第一部即從 1258 年起算。這些紀錄顯示，城市中的土地遺贈是常態，同時也是有爭議、會被審理的：

1259–60 年，有人代他人提出異議，主張立遺囑人無權遺贈遺囑中的租地。
有次近繼承人主張：立遺囑人的母親原是把租地留給立遺囑人「及其近繼承人」，因此他不能藉遺贈給外人而排除近繼承人。
遺贈教會的例子也有：有人把若干房屋遺贈給聖海倫教堂，其他房屋則出售以清償債務。

由此可見，同一時代的倫敦已有一套「可遺贈、可登錄、可異議、可裁決」的地方制度。White 的城鎮遺囑若放在這個背景下比較，對 burgage 例外的說明會更有力。

6.2 死手（mortmain）立法鏈

這篇文章討論的是「把土地給教會機構」，卻幾乎沒有處理死手立法。這是相當顯眼的空白。

年份	立法	要點
1217（1225 年版第 36 條）	大憲章重頒版	禁止把土地給修道院後再向其租回的串通安排
1259	西敏寺條例第 14 條	修會未經上級領主許可不得進入他人采邑
1267	馬爾伯勒法第 6 條	以詐害方式讓與、剝奪領主監護權者無效
1279	死手令（De Viris Religiosis）	全面禁止土地落入「死手」
1285	西敏寺第二法第 32 條	針對以串通判決規避死手令
1290	《買受人法》（Quia Emptores）	准許以替代方式讓與，保全領主的附隨收益
1391	理查二世 15 年第 5 章	為修會利益而以用益持有，也視同死手

上表依據：

1225 年版條文：這條早期死手規定只針對修會讓世俗地主「回租」其土地的做法，條文禁止修會接受他人土地後再交還原主持有。
1267 年法：以詐害讓與剝奪領主監護權者應屬無效。
1285 年法第 32 條：愛爾蘭法令彙編將其標為「對串通判決情形下死手之救濟」。
1391 年法：同一彙編列出「為神職人員之用而受讓者，亦屬死手」。
1290 年法前言：上級領主因此多次失去充公、婚姻與監護等收益。

史家的總結是：從大憲章到 1290 年的《買受人法》，形成一條關於封建附隨收益、死手與次級分封的長長立法鏈。

作者語料中有三份遺囑晚於 1279 年：William de Arundel（1295）、Rosemund Kymmyng（1295）、Henry de Berbilond（1296）。它們是否取得死手許可？查《專利狀卷》（Patent Rolls）中的死手許可紀錄，就能進一步檢驗作者的論點。

6.3 臨終處分的比較法

Glanvill 對臨終贈與的猜疑，在其他法系有對應，也有完全相反的做法。

法系	臨終處分的規則	與 Glanvill 的關係
英格蘭（Glanvill）	臨終贈地不予承認，除非繼承人同意	基準
伊斯蘭法（各學派）	「臨終之病」（marad al-mawt）期間的贈與視同遺贈，以遺產三分之一為上限，給法定繼承人須經其他繼承人同意	相似：都防範臨終掏空繼承
猶太法（塔木德）	「臥病者之贈與」（matanat shekhiv me-ra）免除一般移轉要式	相反：為臨終者放寬形式
羅馬法	遺囑自由，但法爾奇丟斯法保障繼承人四分之一	以比例上限代替禁止
唐代中國	喪葬令戶絕條：無子之家財產依序歸女兒、近親，但亡者生前另有遺囑且證驗分明者從其遺囑	遺囑自由只在「戶絕」時打開

6.4 教會法院真的管過嗎？

作者認為教會法院可能是遺贈的救濟管道，但文中沒有舉出實際判例。後來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間接支持：論文集《Itinera Fiduciae》收有Helmholz 論 1300 至 1640 年英格蘭教會法院中的信託一文，說明教會法院確實處理過信賴關係的爭議。不過那已是作者研究斷限之後的事。

七、議題一：私人處分權與王權監管的消長

7.1 為什麼「受遺贈人」比「受讓人」更讓領主害怕？

13 世紀出現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生前讓與越來越自由：作者註 78 指出，到 Bracton 寫作的約 1235 年，保有人讓與其單純采邑已不必顧及繼承人，1290 年法更全面准許替代讓與。死後遺贈卻被封死：「受讓人」（assigns）被接受，「受遺贈人」（legatees）被排除。

關鍵在於封建附隨收益在死亡與繼承那一刻收割。可以用一個簡化模型來看領主在每一代交替時的期望收益：

E [Π_{lord}] \approx F 繼承金 relief + p_{m} [(21 - a) R + M] 監護 wardship + 婚姻 marriage + 充公 escheat p_{e} V

其中 $F$ 為繼承金（大憲章 1215 年第 2 條定一整份騎士采邑為 100 先令）； $p_{m}$ 為繼承人未成年的機率， $a$ 為其年齡， $R$ 為土地年值， $M$ 為婚姻權價值； $p_{e}$ 為絕嗣或犯重罪致充公的機率， $V$ 為土地價值。

以假設數字示意：年值 10 鎊的土地，若繼承人 5 歲，單是監護一項就值：

(21 - 5) \times £10 = £160

這個數字恰與 Ivo 的 160 鎊相同，但只是巧合，不構成解釋。

對不同受遺贈人代入模型，就能看出差異：

成年的世俗外人：他是以「取得」而非「繼承」進入，該次交替的 $F$ 與 $p_{m}$ 項歸零，領主損失一次性收益。
教會法人：永不死亡、永不未成年、永不絕嗣， $F, p_{m}, p_{e} \to 0$ ，領主損失整條永續收益流。若以「自由施捨」（frankalmoign）保有，連世俗役務也免除。Amalric 遺囑附帶的特許狀，正是讓修道院免除一切世俗役務。

所以「受遺贈人」可怕之處，在於它讓人生前保有、死時改道，正好繞過收割點。當受遺贈人是教會時，損失是永久的。

7.2 1215–1279 年間封殺遺贈的四種解釋

使用者提出的假說是：王權與領主無法容忍「受遺贈人」一詞擴散，背後是封建收益流失的財政焦慮。把這個假說和其他解釋並列：

解釋	代表	論點	證據	評估
程序或讓與論	Sheehan	遺贈與占有交付制度不相容	Glanvill、mort d'ancestor	強，解釋「為何無效」
反教會貪婪論	Holt	防止神職人員趁臨終攫取土地	Glanvill 臨終條、Walden 紀錄	中，對 Glanvill 時代有力
管轄權論	Bracton 文本	若承認土地遺贈，土地爭訟將落入教會法院	1.3 所引 Bracton 原文	強，這是 Bracton 自己給的理由
財政論	使用者假說；Bean《英格蘭封建制度的衰落 1215–1540》	遺贈（尤其給教會）使領主喪失繼承金、監護、婚姻與充公	1267 年法第 6 條、1290 年法前言、死手立法鏈	背景強、直接因果弱

財政論的定位：明文立法針對的是生前詐害讓與與死手，並沒有直接針對「受遺贈人」字樣。Bracton 封殺遺贈時給的是管轄權與教義理由。比較好的說法是：

財政焦慮是結構性的背景壓力，它決定了國家會打擊哪些規避工具，以及多用力；但 13 世紀封殺土地遺贈的直接法理，是管轄權（王室法院不讓教會法院決定世俗采邑）與繼承教義（mort d'ancestor 保護血緣繼承人）。

另外，Bean 的書作者在註 44 引用了，但沒有真正運用。財政線索其實就在她的參考文獻裡。

關於 Robert de Mara 的提醒：使用者的題目寫作者「認為這極可能是信託雛形」。原文措辭是「可能」（could be），隨即列出反證，並提出「終身權益」的替代解讀。引用時宜保留這層謹慎。

7.3 英格蘭年表：私人處分自由的消長

年代	事件	私人處分自由	領主或王室收益
1166/1176	新近侵占之訴、mort d'ancestor	↓ 遺贈難以對抗繼承人	↑
1195	和解書存根（feet of fines）制度化	↑ 開出擬制訴訟管道	↑ 王室收取和解許可費
1217/1225	大憲章禁止串通贈與修會	↓	↑
約翰王至 13 世紀中葉	特許狀出現「受遺贈人」措辭	↑ 短暫	—
c.1235	Bracton：遺贈無效（城鎮除外）；生前讓與不需繼承人同意	生前↑、死後↓	—
1258 起	倫敦 Husting 法院登錄遺贈	↑ 城市例外	—
1259–1290	死手立法鏈、《買受人法》	對教會↓、生前讓與↑	↑
1391	為修會而設的用益納入死手	↓	↑
15 世紀	大法官法院保護用益，可經用益遺贈	↑↑	↓↓
1472	Taltarum 案，共同回復之訴可打破限嗣	↑	—
1484–1504	理查三世、亨利七世的用益與監護立法	↓	↑
1529–32	「三分之一」妥協案遭下議院否決	—	—
1535	Dacre 案	↓	↑
1536	《用益法》、求恩巡禮	↓↓，引發反彈	↑↑
1540	《遺囑法》；設立監護法院	↑（三分之二）	↑ 財政機器制度化
1557/1560/1635	Tyrrel 案、Bartie v Herenden 案、Sambach v Daston 案	↑ 信託復活	—
1646/1660	廢除監護法院與騎士保有	↑↑	以酒類消費稅替代
1833	《和解與回復之訴法》廢除擬制程序	由登記取代	—

1529–1535 年的關鍵轉折：亨利八世為籌戰費，曾與貴族談妥，以用益持有的土地三分之一須負擔封建附隨收益，但下議院在 1532 年否決；1535 年 Dacre 案由大法官在全體法官與 Cromwell 面前審理，表決原為五比五。

1540 年《遺囑法》的「三分之二可遺贈、三分之一保留給王室」，幾乎就是 1529 年方案的翻版：

可遺贈份額 = {1, \frac{2}{3}, 自由農保有 socage 騎士保有 knight service

7.4 英格蘭用益/信託的演變

13 世紀方濟會士不能擁有財產，土地以「為修士之用」（ad opus fratrum）方式交由他人持有，初見「用益」概念。1279 年後用益被用來規避死手令，所以 1391 年才立法封堵（見 6.2）。《用益法》屬 1535–36 年會期，1536 年 4 月 14 日獲御准。條文沒有明文禁止遺囑，但實際效果是廢除了以「用益加遺囑宣告」處分不動產的權力。

1536年10月在英格蘭約克郡爆發一場大規模反抗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民眾與舊貴族起義，亦即「求恩巡禮」（Pilgrimage of Grace），隨後波及坎伯蘭、諾森伯蘭郡和蘭開夏北部等英格蘭北部地區。龐蒂弗拉克特條款中有要求廢除「不准人以遺囑處分土地」那條法令。

Tyrrel 案（1557）出自監護法院（Court of Wards），這個細節頗有象徵性：判決出自王室的收稅機關。1635 年 Sambach v. Dalston 確立「用益之上的用益」。Baker 1977 年的研究指出 1560 年的 Bartie v Herenden 案已出現類似結果，修正了 Holdsworth 所說「用益之上的用益至少到 17 世紀初仍屬無效」的通說。舊通說的根據是 Ames 的看法：《用益法》制定後約一世紀內，第二層用益因自相矛盾而在普通法與衡平法上都無效。以動產權益（租賃權信託）為基礎的用益既不在條文文字範圍內，也不在立法所要防止的弊害範圍內。

1660 年封建稅收歸零，下議院決議把啤酒、麥酒、蘋果酒、梨酒與烈酒消費稅的一半永久撥歸國王及其繼承人，作為廢除騎士保有與監護法院的完全補償。負擔從地主轉向消費者。17 世紀立法仍須明文使拒絕國教者以信託方式所作的讓與一律無效，信託繼續被用來規避國家罰沒；19 世紀遺產稅開徵後，信託又重新成為節稅工具。

7.5 世界比較：「想給」與「不准給」的拉鋸

地區與時代	私人想做什麼	國家的限制與動機	規避工具	結局
羅馬共和至帝國	把遺產給女性、外邦人、拉丁人、單身或無子者	沃科尼烏斯法（前 169）限制富人立女性為繼承人；奧古斯都婚姻法把被剝奪的份額收歸國庫	遺產信託（fideicommissum），原本只靠受託人的良心	奧古斯都才賦予執政官管轄遺產信託；哈德良時期外邦人的遺產信託被收歸國庫。和英格蘭的「用益→收編」走向相同
拜占庭	捐地給修道院	修院土地免稅	—	尼基弗魯斯二世於 964 年禁止為新修院捐產及贈與既有修院，因為教會土地不課稅，他要增加稅收。巴西爾二世後來將此令廢止
法國 13–18 世紀	捐地給教會	死手機構不死，領主與國王失去移轉稅	繳死手稅（amortissement）換取許可	腓力三世起設專員稽查，相關研究涵蓋 1275 至 1328 年；1749 年敕令再收緊；大革命將教產國有化
瑞士各邦	同上	同上	—	天主教的琉森（1626）和巴塞爾主教國（1709）也禁止增加死手財產，同時給予俗人對這些財產的買回權，這與 Ivo 的買回條款遙相呼應
伊斯蘭世界	規避古蘭經固定繼承份額造成的土地細分，或防止統治者沒收	遺贈以三分之一為上限，不得遺贈給法定繼承人	家族瓦合甫（waqf al-ahli）	鄂圖曼以法院判決讓瓦合甫不可撤銷（見 8.4）
中國唐至清	無子之家想把財產給特定人；地主想少繳稅	唐令戶絕之家財產依序歸女兒、近親；國家有賦役需求	遺囑（僅限戶絕時有效）；明代的「詭寄」	明代中期優免與詭寄之風盛行，州縣稅收大量流失；清代以律例保護祀產
臺灣	尊長以遺命主導家產分配；族人設祭祀公業	日治時期國家為遺囑設下規範	—	研究指出，從清治到日治，遺囑變化反映尊長與國家在家族內部事務上控制權力的消長；2007 年《祭祀公業條例》推動法人化或解散，可視為現代版的死手整理
日本江戶時期	農民買賣田畑、以質流方式實質轉讓	1643 年禁止田畑永久買賣，為維持年貢與本百姓體制	質流（典當期滿不贖即歸債權人）	見 7.6；禁令雖被田中丘隅等人批評不合實際，仍延續整個江戶時代，到 1872 年才廢止
西班牙	貴族長子限嗣（mayorazgo）、教產累積	國家需要財政與土地流通	—	1836 年門迪薩巴爾的教產徵收拍賣
德意志	家族世襲財產（Fideikommiss）	共和國追求平等與土地流通	—	威瑪憲法第 155 條要求解散，1938 年立法終結
印度	以他人名義持有財產（benami）	防逃稅與藏匿資產	名義人持有	1988 年立法禁止，2016 年修法強化

7.6 兩個「禁令、動盪、撤退」的案例

	英格蘭 1536–1540	日本 1722–1723
禁令	《用益法》封殺經用益遺贈	流地禁止令，禁止質地流出
被衝擊者	鄉紳與貴族的家產規劃	質地的債權與債務關係
動盪性質	抗拒禁令：要求廢除	過度解讀禁令：農民把它當成債務免除令
國家反應	1540 年《遺囑法》，三分之二妥協	撤回禁令
長期結局	1660 年廢除封建保有	1872 年廢除田畑永代賣買禁令

日本這次動盪的經過：1722 年幕府的流地禁止令原本承認質入，只禁止日後質流，且含有對質入人有利的要素；出羽國長瀞村的名主刻意不向村民傳達，村民得知後在 1723 年逼名主歸還質地並奪取質地證文；越後頸城郡天領也發生類似運動；幕府擔心新的混亂，撤回了這道法令。

兩案的方向相反：英格蘭是被禁者反抗，日本是受益者過度實施。但結構相同：國家突然改寫已經運作中的私人財產安排，引發秩序失控，最後被迫退讓。

7.7 規律歸納

各地案例大致呈現一個循環：

禁止：國家為財政、教義或社會控制而限制處分；
工具創新：私人找出中介持有、良心拘束或程序擬制等方法；
國家收編或穿透：把工具納入管轄（羅馬執政官、英格蘭大法官法院），或立法穿透（《用益法》、1391 年法）；
反彈：受衝擊的有產階層動員（求恩巡禮、質地騷動）；
妥協或稅基轉換：以份額切割（三分之二）、許可費（amortissement）或替代稅（酒類消費稅）收場。

最後一步很關鍵。國家很少單純放棄收益，通常是換一種更不扭曲財產制度的方式收取。

八、議題二：擬制與虛偽訴訟的世界史

8.1 定義與功能

擬制訴訟（collusive or fictitious litigation）是指雙方實際上沒有爭議，卻在法院演出一場訴訟，借用判決或和解筆錄的公信力達成另一個目的。它有三種主要功能：

公證型：把私人讓與變成法院紀錄，取得最強的權源證明；
規避型：借判決的形式繞過實體禁令，例如死手令或限嗣；
取判例型：製造假爭議，請法院就法律問題表態。

8.2 英格蘭的「訴訟式不動產登記」

和解書（final concord / fine）

在 Hubert Walter 主政下，大約 1195 年起，和解書開始一式三份，第三份存放國庫，因寫在羊皮紙底部而稱為「和解書存根」（foot of fine）。它的優勢在於：協議有了權威紀錄並安全保存，協議條款也取得法律效力，當事人若不遵守可能面臨監禁。這類程序從約 1195 年延續到 1833 年。到了後期，訴因所稱的違約常是虛構的。國王從每件和解許可收取費用，王室本身也從這種擬制中獲利。

以先人占有之訴作讓與（Eves 的研究）

Ivo 案第四種讀法所依據的研究指出，這種令狀可按常規取得，費用低廉，很適合作為串通訴訟的載具。Eves發展出一套方法，用來估計 1198 至 1230 年間 mort d'ancestor 可能被串通使用的程度。值得一提的是，White 與 Eves 同屬一個歐洲研究委員會的比較法史計畫，現在都在諾丁漢大學。Ivo 案的擬制訴訟假說，相當於把同事的方法套到一個具體案例上。

規避死手令的串通回復

1279 年後，修會改用訴訟。由於死手令只涵蓋當事人之間的贈與和讓與，修會開始虛構一個對土地的權利；1285 年法第 32 條規定，這種情形下由陪審團審理請求人是否真有權利，若無，土地即沒收。年鑑紀錄裡可見實際程序：法院依該條判斷修院院長的缺席勝訴是否為規避死手令而串通。約克郡也有一宗被懷疑是為規避愛德華一世死手立法而與女修院院長串通的移轉。

共同回復之訴（common recovery）

這是一連串串通的法律程序，部分是虛構的，部分無法執行，由 15 世紀下半葉的律師設計完善，1472 年的 Taltarum 案使其更加流行。它的理論基礎是只要限嗣繼承人獲得補償，限嗣即可打破，但這種補償是虛構的。程序中有一位專門配合缺席的「共同擔保人」：1480 年代 Dennis Guyer 接替 Robert King，壟斷了這個角色，此後被稱為共同擔保人。

8.3 Ivo 案若走擬制訴訟，會是什麼樣子？

使用者的題目把機制描述為：利用 mort d'ancestor 在王室法院上演「起訴後被告認諾或和解」，藉和解書使無效的遺囑取得實質強制力。這大致掌握了要點，但有兩處需要修正：

和解書不會讓遺囑生效。它是另起一個獨立權源：繼承人在王室法院承認修道院的權利，這份承認具有拘束力。遺囑在其中只扮演動機或證據的角色。
死者不能當事人。若要在 Ivo 死後進行擬制訴訟，必須有繼承人配合。這反而凸顯 160 鎊條款的作用：它替不情願的繼承人提供一個「價碼」與出路。

可能的流程如下：

約 1235 年，Ivo 生前把土地交付給 Sawtry 修道院（地方志用的是「給予」）。
遺囑重申贈與，並附上「土地或 160 鎊」條款。
Ivo 死後，若繼承人爭執：
- 循國法：由於 Ivo 死時已不占有該地，mort d'ancestor 不成立；
- 動用暴力：修道院可向教會法院提起侵占之訴。
或者雙方合作擬制：由一方起訴，再以和解書了結，由繼承人承認修道院的權利。

本文提出一個假說：和解書通常會寫明「為此承認，某方付給另一方若干銀錢」。160 鎊條款可能就是預先定好的和解對價，只是方向相反，由繼承人付款以取回土地。

如何驗證：作者已引用 Turner 編的亨廷頓郡和解書目錄中 le Moyne 家族的條目，只要逐條查核其中是否有 Sawtry 與 le Moyne 繼承人之間的和解，就能檢驗這個假說。地方志顯示土地最後由修道院保有，因此若找到和解書，較可能是繼承人承認修道院的權利，而非付 160 鎊買回。

8.4 世界各地的擬制訴訟

類型	地區與時代	機制	目的	國家回應
公證型	羅馬：法庭讓與（in iure cessio）	受讓人在裁判官前主張物屬於他，作為被告的讓與人承認，裁判官即判歸受讓人	移轉無體物、遺產	後古典時期由交付取代
公證型	羅馬：以棍棒宣告的解放（manumissio vindicta）	第三人主張奴隸是自由人，主人不爭	解放奴隸	制度化
公證型	英格蘭：和解書（1195–1833）	虛構違約後和解，紀錄存國庫	確定產權，排除妻子寡婦份	1833 年廢除
規避型	英格蘭：死手串通回復	修會起訴，捐贈人缺席	規避 1279 年死手令	1285 年法第 32 條，以陪審查核
規避型	英格蘭：共同回復之訴（1472–1833）	共同擔保人缺席，以虛構補償了結	打破限嗣	1833 年廢除
規避型	鄂圖曼：瓦合甫登錄訴訟	創設人提告要求撤回，法官判決不可撤銷	克服阿布·哈尼法的「可撤銷」說	寫入公證範本，制度化
規避型	法國舊制度：自願扣押拍賣（décret volontaire）	安排配合的債權人扣押並拍賣，以清除隱藏抵押	讓買受人取得乾淨的產權	1771 年敕令廢除，改採登記
規避型	英國：「旅館證據」離婚	預先安排外遇證據	在不允許協議離婚的法制下離婚	1969 年改採破綻主義；蘇格蘭 2006 年取消串通阻卻
取判例型	美國：Lord v. Veazie（1850）	友好訴訟	取得最高法院對法律問題的表態	確立對抗性要件，駁回
詐害型	中國大陸、臺灣	通謀虛構債權以脫產	規避債權人	刑事處罰與第三人撤銷訴訟

鄂圖曼瓦合甫：阿布·哈尼法認為瓦合甫創設人或其後代可撤回並取回財產，即瓦合甫並非不可撤銷；但當受託人拒絕返還、案件送進法院，法官即宣告瓦合甫一經成立便不可撤銷。16 世紀大法學家 Ebüssuud 甚至在 1563 年的公證範本手冊中，把這種讓現金瓦合甫有效且不可撤銷的方法寫成範例。這與英格蘭的和解書一樣，把擬制訴訟寫進了標準格式。

法國的自願扣押拍賣：1771 年的敕令名稱就叫「設置不動產抵押保管官並廢除自願扣押拍賣」，說明擬制程序一旦被登記制度取代，就沒有存在必要。

英國的旅館證據：在協議離婚不被允許的年代，常見做法是男方和一位無關的女性到海濱度假地過週末，公開以夫妻身分活動。蘇格蘭在 2006 年規定任何以當事人串通為離婚阻卻事由的法律規則一律失效。

美國的對抗性要件：Lord v. Veazie 案中，原告未把利害關係人列為被告，甚至沒通知他，本案因此是兩個友好當事人之間的串通訴訟；這是確立對抗性要件的奠基判例。1943 年 United States v. Johnson 案也因訴訟不具真正的對抗性而撤銷並駁回。

現代的反制：

中國大陸的刑法修正案（九）於 2015 年 8 月 29 日通過，同年 11 月 1 日施行，增設虛假訴訟罪（第 307 條之一）。
臺灣的第三人撤銷之訴，是讓有法律上利害關係、非因可歸責於己而未參加訴訟的第三人，以原確定判決的兩造為共同被告，請求撤銷該判決對其不利部分的特別救濟程序。這是針對通謀判決侵害第三人的程序防線。

8.5 擬制訴訟何時興起、何時消失

興起的條件：

國家壟斷了「權威紀錄」，法院筆錄等於最強的產權證明；
實體法存在禁令或僵硬的形式要求；
程序允許以合意、缺席或認諾結案；
國家能從中獲利（例如和解許可費），或至少容忍。

消失的條件：

直接登記取代訴訟（英格蘭 1833 年、法國 1771 年）；
禁令本身解除（協議離婚合法化後，「串通」不再是問題）；
法院要求真正的對抗性（美國的可訴性原則）。

Ivo 與 White 研究的遺囑人，正處在第 1、2、3 項同時成立的時期。他們的策略選擇其實是對當時制度誘因的合理回應。

九、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9.1 價值主張逐項檢驗

價值主張	檢驗	判定
為 Sheehan（1963）之後少有增補的 1300 年前遺囑研究帶來新語料	依託即將出版的 198 件全集；作者明言 Sheehan 之後幾乎無人補充	成立，但全集尚未出版，外部無法覆核
遺囑起草的彈性被低估	59/180 含土地，但多數是確認既有安排；真正越界的只有 3 件	部分成立：彈性主要來自配套手段（特許狀、同意），而非遺囑本身
揭示當事人跨越教會法與普通法的策略	推論合理，但文中沒有一件教會法院實際受理土地遺贈的案例，且王室有禁令令狀	合理但未證實
為用益的起源提供早期線索	Robert de Mara 案作者本人保留	弱，作者也自知
Ivo 案的多重法律解讀	細膩；但 160 鎊的比較基準不當；未引地方志 Grafham 條目（顯示贈與成功）；未查亨廷頓郡和解書以驗證擬制訴訟假說	洞見成立，驗證不足

9.2 方法與文本上的問題

倖存者偏差：這批遺囑多半保存在受贈方的契據簿中，例如 Reading、Haughmond、Chichester 的紀錄。修道院有動機保存成功取得土地的權源，失敗的遺贈較可能消失。所以「看起來遺贈都站得住」可能部分是保存機制造成的。作者提到樣本小，但沒有討論這個偏差方向。
數字與編輯瑕疵：
- 37% 與 59/180 = 32.8% 不符；
- 正文表格列 26 位立遺囑人，註 82 卻說 27 份；作者在註 9 提到剛發現一份約 1260 年的新遺囑，可能是原因，但正文未統一；
- 交互引註有誤，例如註 46 寫「Richard Morin（n. 35）」，但註 35 是 Jeremy 論契約的文章。
死手令缺席：以「遺贈土地給教會機構」為題，卻沒有處理 1279 年死手令與 1285 年第 32 條，這是較大的脈絡缺口（見 6.2）。
城市語料未利用：倫敦 Husting 法院 1258 年起的遺囑登錄，能為 30 份城鎮遺囑提供大樣本對照。
結論接近同義反覆：「沒人挑戰，遺贈也許就成立」幾乎不可能被證偽。若改問「在什麼條件下挑戰不會發生？」，例如繼承人缺席、修道院在地方的勢力、遺贈金額相對大小，會更有解釋力。

9.3 總評

這是一篇以小樣本做精細文書學與法律推理的論文。它的價值在於：

把「無效的遺囑為何存在」從法律史的冷門角落，轉化為關於法律意識、策略與多元法域互動的問題；
對 Ivo le Moyne 等個案的剖析，提出了可以檢驗的假說（罰金、侵占框定、擬制訴訟）；
作為 Haskett 與 White 遺囑全集出版前的「試讀本」，為後續量化與比較研究預留了空間。

它的局限在於：假說多、驗證少；脈絡上漏掉死手立法與城市遺囑；樣本的保存偏差沒有討論。這些不會推翻作者的核心主張（遺贈土地者多半是有策略地遊走灰色地帶），但會降低「法律彈性被低估」這個結論的強度。

整體而言，這篇論文的貢獻在於提出好問題、示範好讀法，而不在於給出定論。本文用地方志補上的 Ivo 贈與結局，以及建議查核的和解書與死手許可紀錄，都說明這個題目還有可以實證推進的空間。

十、對讀：十九世紀埃及的「遺產體制」

White 問的是：國家不准人把土地遺贈給教會，人們如何繞路？同一份期刊在 2022 年刊出的另一篇論文，問的方向正好相反：國家主動接管死者的財產時，會長出什麼樣的制度？兩篇放在一起讀，可以看到「死亡、財產與國家」這組關係的兩端。

論文：Adam Mestyan and Rezk Nori, "The Probate Regime: Enchanted Bureaucracy, Islamic Law, and the Capital of Orphans in Nineteenth-Century Egypt," Law and History Review 40 (2022): 597–624, doi:10.1017/S0738248022000529（開放取用）。
核心概念：「遺產體制」（probate regime），指政府在移轉、課徵與代管死者財產上形成的整個行政領域。
主要主張：十九世紀埃及把鄂圖曼舊有的遺產機關擴張並理性化，卻沒有走向韋伯式的「除魅」，伊斯蘭規範反而經由政府行政來執行。作者稱之為「附魅的官僚化」（enchanted bureaucratization）。
最醒目的發現：1850 年，埃及總督把軍人遺產與孤兒遺產合併成「孤兒基金」，以年息 12% 放貸。作者稱之為「政府資本主義」。
本章補充：倫敦孤兒法院與市府挪用孤兒存款的歷史、鄂圖曼現金瓦合甫與孤兒基金箱、英格蘭 1529 年的規費立法與 1857 年的遺囑認證法院法，並嘗試把 White 筆下十三世紀的英格蘭放進「遺產體制」框架中比較。

10.1 論文的問題與框架

遺囑認證（probate）是什麼。作者的定義是：由某個權威機關移轉或確認死者財產的權源，交給繼承人與受益人，有沒有遺囑都一樣。程序可能包括清點資產、驗證遺囑、清償債務、移轉權源，以及在繼承人缺席或行為能力受限時指定受託人。若法律讓權源自動移轉（ipso jure），這道程序就不需要。

遺產體制。作者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一個分析範疇：管理死者財富的財政治理領域，涵蓋遺產的移轉、課徵與代管（包括指定受託人），由道德—法律原則與政府的經濟利益共同組織。作者引用 Katharina Pistor 的看法：國家保證的「法律編碼」讓資本得以跨代延續，而這份保證本身需要行政能力撐起來。

對話對象。作者挑戰的是韋伯式的官僚理性化理論，以及以西歐、美國為藍本的遺產法史敘事。在那套敘事裡，教會法院逐步被排除在遺產程序之外，國家官僚對遺產的權力逐步擴大。作者主張埃及走了另一條路。

一個關鍵區分。阿拉伯文 bayt al-mal（字面意思是「財富之家」）常被譯為「國庫」。作者認為這造成誤讀，主張分成兩層：

	規範層	制度層
作者的寫法	bayt al-mal	鄂圖曼時期寫 beytülmal，赫迪夫時期寫 baytmal
內容	「穆斯林國庫教義」：一個虛擬的權利歸屬，某些財產應為全體穆斯林社群之利益使用；也包括對行為能力不完整者的道德性保護，核心是保護孤兒財產	處理無嗣遺產，以及繼承人為孤兒、未成年人、奴隸、缺席者或失蹤者之遺產的財政機關。作者稱為「遺產局」（probate bureau）
證據	法學文獻中長期存在	作者指出，九世紀以後，沒有任何穆斯林政權留下以此為名的實體「國庫」

伊斯蘭法所說的「孤兒」，指父親已死的未成年子女。作者特別提到，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喪父孤兒的典範。

無嗣遺產歸誰，各學派意見分歧。沙斐儀派與馬立克派認為國庫是繼承人，擁有這些財產；哈乃斐派與罕百里派只承認國庫是監護人。鄂圖曼在其他行政事務上偏好哈乃斐規則，這一點卻採用前說。

三階段論：

階段	時期	特徵
鄂圖曼帝國體制	1517 年征服後	遺產法官、遺產規費、遺產局三個零件
赫迪夫集權體制	1850–1880 年代	遺產局擴張為全國性、在地化的「死亡行政」
分權在地體制	1896 年後	遺產局廢除，由監護委員會與伊斯蘭法庭接手

全文貫穿的論點是：伊斯蘭有關代際財富移轉的規範在這些轉變中沒有改變，改變的是執行規範的行政與管制環境。

10.2 鄂圖曼體制的三個零件

作者先往前追到馬木路克時代。十三到十六世紀初，耶路撒冷、大馬士革與開羅的 bayt al-mal 是活躍的經濟行動者，而且與政府有別。它由法學家與馬木路克軍官共同管理，代表社群繼承穆斯林與基督徒的無嗣遺產。十五世紀末，開羅的這個機關甚至經營過一個小型的農地市場。

鄂圖曼征服者的立場不同。他們認為在經濟事務上代表社群的是政府，不是法學家，不容許政府控制之外還有一個「死後的小經濟」。他們在埃及裝上三個零件：

零件	內容	要點
遺產法官（qassam）	熟悉繼承規則與算術的專門法官。1553 年設軍人遺產法官，1562 年設在地（'arab）遺產法官	軍人遺產法官負責士兵、受軍團庇護的富商、學者與先知後裔等菁英的遺產，也負責指定孤兒監護人；在地遺產法官負責一般人。十八世紀末，軍人遺產法官改管所有穆斯林男性的遺產
遺產規費（resm-i qismet 等）	依死亡情形與權源移轉收取	André Raymond 的研究：1670 年後，軍人遺產平均被抽 10–12%，其中 2–3% 歸遺產法庭，8–10% 歸軍官；在地法庭約抽 6%；個別案例高達 59%。到十八世紀，遺產局規費標準化為約 2–2.5%
遺產局（beytülmal）	執行命令與判決	1524–25 年的埃及法令規定，遺產局長清點遺產之前，任何人不得下葬。1552 年的法令規定，涉及遺產局的爭議，須由行省法官在總督與局長面前依教法審理

這套機器的目的，作者說得很清楚：不是讓所有死者與財富一覽無遺，而是對軍人、高級官僚與經濟文化菁英進行財政監控，阻止貴族化（這是王朝的利益），同時保護孤兒及其財產（這是法學家的要求）。沒收（müsadere）也是這套體制的一環。

另外兩個細節值得記下：

一般男子死後若只留下妻子，妻子得四分之一，遺產局得四分之三。
依附軍團的富商常在遺囑裡預先撥一筆錢給軍團與個別軍官，以免遺產被索取更多。這等於花錢買平安，可算是埃及版的「預防法學」，10.10 會再談。

1798 年法國占領埃及時，財政官 Estève 把 beytülmal 理解為無嗣遺產稅，並抱怨總督們把它濫收到一般遺產上。法軍統帥 Menou 更對所有繼承財產課徵 5% 的稅，1801 年法軍撤退後，鄂圖曼的財政體制部分恢復。

10.3 赫迪夫的改造：從 beytülmal 到 baytmal

先說明一個名詞：「赫迪夫」（khedive）這個頭銜，到 1867 年才由鄂圖曼蘇丹正式授予伊斯瑪儀。論文用它泛稱穆罕默德·阿里以降的歷任埃及統治者。

年份	事件	意義
1813	遺產局長命令城鄉各公會首領與街區長老通報所有死亡，不分男女、不論有無繼承人	「死亡可見性」的起點。公會首領的印章副本此後一直存放在遺產局，供認證遺產使用，直到 1890 年代
1832	穆罕默德·阿里禁止遺產局插手士兵遺產，改由部隊登錄後直接送交財庫	軍人遺產另立管道。1830 年代曾有以軍人遺產為資本的政府企業「公司基金」，後來倒閉
1835–36	總督派自己的代表監督遺產局，局長仍由蘇丹任命	帝國中央與行省爭奪死者的財富
1837	《政治法》（Siyasetname）把所有機關納入總督的中央議會與財庫	在地法學家的回應是把穆罕默德·阿里本人定位為遺產局的「局長」（emin）。此後局長不再由伊斯坦堡任命
1850	阿拔斯一世頒布 16 點規章，設立「孤兒基金」	見 10.4
1860	44 條遺產局規章	由遺產局長與兩位穆夫提依內政部指示定稿；遺產局改隸開羅省
1861	確認遺產局不處理鄂圖曼基督徒、猶太人與伊朗臣民的遺產（涉及孤兒或繼承人請求時除外）	遺產局成為「穆斯林的」機關
1865	四位穆夫提（包括大穆夫提與愛資哈爾長老）擬定 18 條附錄；另有一份 118 點的作業規章	簡化程序，反覆強調繼承人的「便利」與「安適」
1873	設立監護委員會（majlis hasbi）；同年蘇丹把埃及司法基礎設施的權力幾乎全交給伊斯瑪儀	見 10.5
1874	所有鄂圖曼臣民的遺產程序集中處理	遺產局在理論上可以管轄非埃及籍的鄂圖曼人
1875	廢除遺產法官一職	鄂圖曼直轄各省的遺產法官仍然存在

1860 年規章的四個原則（作者的歸納）：

死亡經濟的可見性：太平間與醫院每天向遺產局報送死者、推定繼承人與遺產的詳細資料。鄉間由各區政府變賣歸屬遺產局的遺產，款項送回開羅。在家中死亡、又涉及孤兒、未成年人、失蹤者或債務的案件，遺產局會派雜役、清點員與登錄書記到府清點。
菁英例外與社會不平等：穆罕默德·阿里所釋放的奴隸，以及赫迪夫家族成員的遺產，須立即扣押，要有赫迪夫的命令才能釋出。統治家族及其菁英的繼承人，不必提供擔保就能預領份額。
教法與行政規章合作：以教法規範為重，遺產局釋出遺產時，以遺產法官的登錄簿為依據。
「程序熱病」（procedural fever）：從死亡當日的登錄到拍賣，每個步驟都有細節規定；遺產局與稅籍處、財庫等機關的分工也一一明定。

規費也明碼標價。金銀器拍賣抽約 1%，三分之一給出納，三分之二給拍賣人。除不動產之外，一般稅率約 2.16%；不動產另課權源移轉稅。

作者強調，這份規章同時是理性化與穆斯林規範的產物。一方面，它讓遺產局能建立全國死亡統計、集中歸檔、追討欠款、讓官員專業化並可問責，也讓資產以透明的方式變現。另一方面，程序的合法性仍建立在穆斯林證人的證詞、遺產法官的登錄與法官判決上。例如遺產必須在「自由的穆斯林證人」面前清點，並蓋上死者的印章。

一個日常案例：

日期	程序
1872.5.13	開羅一處市場的磅秤操作員 'Abd Allah Efendi al-Jabi 去世。法官當日登記繼承人：寡妻 Banba 與兩名未成年女兒，並指定寡妻為女兒的監護人。兩個女兒在法律上屬於「孤兒」，所以遺產局介入，當日派員清點 20 項遺產：衣物、現金、一份房屋持分（有法院證明）、稅籍處的一筆可繼承津貼，以及大量磅秤與砝碼。清冊附有同業證詞與公會首領的印章
1872.8.4	遺產法官依清冊計算各繼承人的份額，扣押遺產（包括現金），清冊連同資產送交遺產局資產處
其後	拍賣人賣掉房屋持分並登錄規費；出納另收一筆費用
1872.9.5	遺產局核對無誤，把餘款交給擔任監護人的寡妻。總額不到 5,000 piasters，不需額外核准

從死亡到結案約四個月。保護孤兒的權利，以及為這份保護收費，在同一套程序裡完成。

10.4 孤兒的資本：1850 年的「孤兒基金」

這是全文最讓人意外的部分。

1850 年，總督阿拔斯一世（Abbas Hilmi Pasha）頒布 16 點規章，內容包括：

政府人員（miri）遺產的登錄、估價、拍賣方法，以及用變現所得先清償欠政府的債、再償還民間債權人的順序。
把軍人遺產的資本（也就是先前的「公司基金」）與價值超過 500 piasters 的政府人員孤兒遺產合併成一大筆現金，稱為「孤兒基金」（sunduq al-yatama）。
由財政部門指派一名專責督導，再加上兩三位可信且富有的名流擔任受託人。硬幣存放在遺產局的箱子裡，每位孤兒的出資記在自己名下。
有人來借錢，督導即以現金貸出，換取擔保品，可以是金銀珠寶、房地產或農地。擔保品與權狀依穆斯林法、在穆斯林證人面前登錄。
政府以年息 12% 貸出資本，規章特別註明是「依教法原則」。其中 2% 支應行政費用，其餘用於孤兒的開支。
遺產局每月向財政部門報告，每年向最高司法會議與總督私人會議報告。

寫成式子：

r = 0.12 = 0.02 行政費 + 0.10 歸孤兒, \frac{s}{r} = \frac{0.02}{0.12} = \frac{1}{6}

也就是說，政府從孤兒資本的放貸收益中抽走六分之一。

作者推測這套安排必然引起許多爭議。基金曾多次暫停，到 1860 年代才真正上軌道。作者也坦承，1850 年規章與 1850 年代初的變化還需要更多研究。

帝國的同步動作。一年後（1851），伊斯坦堡也在帝國穆夫提辦公室之下設立孤兒財產部門；新規章甚至要求村裡的伊瑪目（或神父）在孩子喪父時通報政府。土耳其學界的研究可以補上這條線：1851 年鄂圖曼設立孤兒事務機構（Eytam Nezareti）來監督各地的孤兒基金箱；在此之前，基金箱零散且沒有章法，此後才在一定的規則與限制下運作。1851 到 1926 年間，這些基金箱的年息大約在 9% 到 15% 之間，收益經由監護人按月或按年交給孤兒，但久而久之，國家本身成了基金箱最大的客戶。1926 年，基金箱被改制為金融機構，成為土耳其房地產與孤兒銀行。

12% 的利息與禁息（riba）怎麼並存？論文沒有交代。比較可能的背景是鄂圖曼的「現金瓦合甫」傳統，也就是以現金設立、靠放貸生息來支應公益的瓦合甫。在大法學家 Ebussuud 發表支持的法學意見之後，現金瓦合甫在鄂圖曼境內相當普及。常見的契約手法叫 istiglal：外觀上是買賣，借款人把一筆不動產「賣」給出借人，實際上是質押；出借人再把不動產租回給借款人，「租金」往往恰好是借款的 10%，實質上就是利息。一份 1872 年 Kocaeli 的完整帳冊顯示，該地現金瓦合甫逾 97% 的資本是透過 istiglal 契約運用，報酬率在 10% 到 20% 之間。研究者也發現，伊斯坦堡的市場利率約為 12–13%，比 Bursa 現金瓦合甫的放款利率高約 2 個百分點。

放在這個參照系裡，埃及孤兒基金的 12% 並不突兀，它落在鄂圖曼世界早已經由法學技術接受的「經濟利息」區間內。這只是本文的推測。規章所說的「依教法原則」究竟指哪一種契約形式，還要查原始文件。第八節提過，Ebüssuud 也把擬制訴訟寫進了公證範本手冊；同一位法學家，一面替現金瓦合甫的放貸背書，一面把讓瓦合甫不可撤銷的程序寫成標準格式。

10.5 監護委員會：從菁英醜聞到全國制度

監護委員會的起源是一樁菁英家醜：

1867 年，陸軍將領 Selim Pasha Silahdar 去世。赫迪夫親自指派高官 Hüseyin Pasha 擔任其遺孤與遺產的監護人。
1872 年，Hüseyin Pasha 請辭，理由是這些（看來已成年的）子女「不知分寸」、「不聽勸告」。
內政部請財政部讓遺產局處理，但遺產局只在涉及孤兒、未成年人、失蹤者或債務時才能介入，於是案子送到赫迪夫的私人會議。
私人會議討論的是一個普遍問題：在埃及的鄂圖曼菁英子弟（awlad al-dhawat）揮霍遺產，其中「沒受教育也沒職業」的人淪為貧窮，有害公共利益。會議決定在開羅遺產局內設立監護委員會，由「以良好行政手腕著稱」的名流組成，具有司法與執行權。
1873 年的赫迪夫命令把範圍擴大到一般民眾（ahali）的遺孤，並在各鄉間省分設立同樣的委員會。

1873 年規章援引教法，禁止無行為能力的人掌握大筆財富。每個委員會至少要有一位穆斯林法學家，其餘成員是名流、商人與官僚。警察局與街區長老要向委員會通報有「漫不經心的行為」或「無能力」管理遺產的人；經過警察、家人與鄰居參與的調查確認後，委員會可以宣告此人禁治產（al-hajr 'alayhi），並指定「願意接受此任命者」管理其財產。

二十世紀初的埃及法學家說，這個制度受到法國「家庭會議」（conseil de famille）的啟發；今天的埃及史家則把它看作真正「國家的」制度，讓法律適應「埃及家庭的情況」。作者的看法是：它的起源反映鄂圖曼脈絡，以及政府對鄂圖曼—埃及菁英子弟的道德規訓，而且是政府的行政法庭代替伊斯蘭法官執行教法規範的一個具體例子。

法律環境的變化。James Baldwin 與 Khaled Fahmy 的研究主張，十八到十九世紀的政府司法會議與伊斯蘭法官的法庭雖然程序不同，執行的是同一套天啟法。作者同意這個說法在 1850–70 年代的遺產領域仍然成立：

1850 年代起設立的司法會議，開始接手伊斯蘭法官在遺產裁判與監護指定上的部分職能；
1871 年，這些會議獲得裁判繼承等經濟爭議的權限；
1873 年的監護委員會，不需滿足伊斯蘭法官的證據要件，就能決定孤兒遺產的監護。

但 1880 年代以後情況改變。1866 年，政府出版了《拿破崙法典》等六部法國法典的阿拉伯文譯本；參與翻譯的 Muhammad Qadri Pasha 在 1875 年以阿拉伯文頒行依哈乃斐學說編成的「個人事務」法規，繼承法占了很大篇幅。帝國中央也在 1869–76 年間編纂《Mecelle》。1883 年，埃及的在地（ahli）法院開始適用新的民法典。

作者認為，法典化本身就創造出一種新的、僵硬的、屬於政府的法律形式。從此，政府法庭執行的「成文教法」與伊斯蘭法官執行的「未成文教法」真正分道揚鑣。1883 年民法典規定，遺產依死者所屬宗教社群的屬人法裁判；訴訟法則禁止在地法院為穆斯林孤兒指定監護人，也禁止它們辦理遺產程序。另一方面，對遺產的債權主張若沒有穆斯林證人支持，就改「以行政方式」（siyasatan）在在地法院處理，而不「以教法方式」（shar'an）處理。

作者的結論是：監護委員會的設立、遺產法官的廢除，以及在地法院與新法典，造成的不是規範衝突，而是程序衝突。英國占領者後來正是利用這種分隔。

10.6 英國占領：「宗教」與「民事」的切分

財務。1880 年的一個委員會發現，遺產局承擔太多不收費的職責，所有開支（包括薪水）只能靠遺產規費支應。赫迪夫因此規定，遺產局經手的所有遺產一律收 2%；有繼承人缺席時，不動產收 1%。1887 年，遺產局收入 14,017 埃鎊，支出 12,952 埃鎊，勉強平衡。政府還曾以遺產局的收入為擔保借款，英文文獻稱為「Beit-al-Mal 借款」，確切時間不詳。

誤讀與擴張。1880 年代初，占領政府反而擴大了遺產局的業務，可能是英方誤以為它代表政府財庫的全部職責。1885 年，內政部在各鄉區設立遺產局分支，交給它們管理各地的無主農地與財產，而這原本是另一個財政單位的工作。

能不能告國家？1886 年，內政部明白宣布：繼承人的一切權利都源自 bayt al-mal，因此不得以任何理由對遺產局提出請求或起訴。這裡的阿拉伯原文刻意模糊地用國庫教義來指稱實際的遺產機關。

這道禁令是對在地法院的反應：在地法院讓人民可以告政府機關。作者舉的案例如下：

1852 年，籍隸亞歷山卓、可能是鄂圖曼軍官的 Ali Agha Islambuli 死在蘇丹，遺產因當地沒有繼承人而由喀土穆遺產局扣押。
1867 年，等了 15 年之後，喀土穆遺產局拍賣遺產；1869 年把 180 埃鎊送到開羅，開羅再轉給亞歷山卓遺產局，請其尋找繼承人。
姪子 Mustafa Agha 與姊妹 Hatice 曾在 1872 年提出請求，但不久都過世。
Mustafa 的女兒 Habiba 與 Zübeyde 在亞歷山卓的伊斯蘭法庭確認了自己的權利，1883 年向遺產局提出證據，遭到拒絕。
1885 年，兩人在亞歷山卓的在地初審法院起訴，除了遺產本身，還請求歷年 7% 的收益與訴訟費。
遺產局的代理人（一位基督徒律師，名字與論文大量引用的行政法辭典編者 Filib Jallad 相同）先否認法院有管轄權；失敗後改主張遺產請求在死後 15 年即失效。
法院認為，繼承人未獲通知，有特殊理由延遲，而且開羅遺產局曾經承認過她們的請求，判遺產局敗訴。1852 年死在喀土穆的人，遺產在 1886 年付給了亞歷山卓的繼承人。此後再沒有類似訴訟的紀錄。

論文沒說 7% 的收益是否獲准，也沒說從哪一年起算。若假設從 1867 年拍賣起算到 1886 年，示意如下：

180 \times (1 + 0.07 \times 19) \approx 419, 180 \times 1.0 7^{19} \approx 651

不論單利或複利，等待三十多年的代價都相當可觀。對照 10.4 的孤兒基金：同一個機關，一邊以 12% 放貸，一邊把一筆無人認領的遺產擱置數十年。

「宗教」與「民事」。1885 年，司法部裁決一個爭議：沒有穆斯林證人、但涉及穆斯林當事人的遺產債權，由在地法院還是伊斯蘭法庭審理？答案是在地法院，因為遺產債權是「純粹的民事問題」；唯一的例外是亡妻的嫁妝，因為那屬於宗教的領域。

穆斯林法學家也接受了這種新分類，並繼續透過這個行政角落執行伊斯蘭規範。1887 年政府改組太平間與洗屍人行會，大穆夫提要求立法會議讓遺產局及其穆夫提參與討論。結果遺產局成為太平間的主管機關，局裡的穆夫提負責以教法教育洗屍人，並登記、認證他們。

廢除。另一方面，批評也在累積。立法會議中有議員指出，遺產局分工零碎、規費名目繁多；1890 年光是 Banha 一地就積壓了 8,000 件遺產案。

1890 年，開羅的總局廢除，鄉間分支分權化；
1893 年，包括法學家 Fathi Zaghlul 在內的名流委員會，原本受命起草監護委員會法，結果建議完全廢除遺產局；
1896 年，赫迪夫命令廢除遺產局、各分支及其規費，業務移交給各地的三人監護委員會，成員是區長、司法部任命的穆斯林法學家，以及與內政部協商任命的地方名流。委員會改隸司法部；
1911 年設立開羅的最高監護委員會，1920 年代王國政府重新立法。

作者的總結是：國庫教義從未失效，改變的是行政機關與政府法庭所執行之法律的形式。英國—赫迪夫政權把既有的法律論壇制度化、把法律與程序法典化，並引入「宗教／民事」的二分。1955 年納瑟政府廢除了伊斯蘭法庭，監護委員會則一直延續到今天，持續執行保護穆斯林孤兒財產的道德監護原則。

10.7 把十三世紀英格蘭放進「遺產體制」框架

Mestyan 與 Nori 這個範疇的好處，在於它不預設遺囑認證由誰負責，只問誰移轉、誰課徵、誰代管。用它回看 White 筆下的英格蘭：

功能	鄂圖曼埃及	十三世紀英格蘭
裁判死者財產	伊斯蘭法官與遺產法官，依同一套教法	遺囑與動產歸教會法院，可繼承土地歸王室法院。Bracton 說，受遺贈人不能在世俗法院以遺囑起訴
死亡時的規費	遺產規費、遺產局規費	繼承金（relief）、交給領主的死亡獻納（heriot）、交給堂區的死者獻金（mortuary）、教會法院的遺囑認證費
清查死者	遺產局長清點後才准下葬（1524–25）	王室以死後調查（inquisition post mortem）清查直屬封臣的土地與繼承人
無嗣財產	國庫為繼承人（沙斐儀派、馬立克派之說）	土地充公歸領主（escheat）
孤兒財產	遺產法官指定監護人，遺產局保管	騎士保有：領主擔任監護並收取地租；倫敦市民：由市長與市參事監護
規範依據	國庫教義	封建保有關係、教會法、城市習慣
中央機關	有（遺產局）	沒有，功能分散於教會、王室、領主、城市

最後一列是關鍵。英格蘭的遺產體制是碎裂的，四種權威各管一段，彼此之間有縫隙。White 筆下的立遺囑人之所以有操作空間，正是因為可以挑文書、挑法院、挑土地類型（第三節）。赫迪夫的埃及把這些功能集中到一個機關，縫隙就少了；但新的縫隙隨即出現在遺產局（行政）與伊斯蘭法官（教法）之間。

清查死者的那一列也值得一看。英格蘭的死後調查要記錄死者以及其繼承人的姓名與年齡，副本送交國庫署，1540 年後也送監護法院，目的是評估王室可能從中取得哪些收益，例如租金或監護權。它只針對直屬封臣，也就是菁英。這和鄂圖曼體制「監控菁英而非看清所有人」的取向如出一轍。要看清所有死者，埃及從 1813 年的公會通報開始，英格蘭則要等到 1837 年實施的全國出生死亡登記。

10.8 對讀一：死亡那一刻，誰來分一杯羹？

在 Bracton 的世界裡，死亡是一個有多方排隊的收割點。Blackstone 引述的古老規則是：立遺囑者應先以最好的財物向領主表示承認，作為 heriot；其次好的歸教會，作為 mortuary。教會地主有時還拿雙份：Gloucester 修道院長以領主身分取佃戶最好的牲畜，又以堂區主任身分再取一頭。Raymond 筆下的鄂圖曼開羅也一樣：遺產法庭拿 2–3%，軍官拿 8–10%。兩地都由法律或習慣排定各方的先後。

收割的邏輯卻相反。第七節的模型顯示，英格蘭領主的附隨收益依賴血緣繼承：繼承人越年幼，監護越值錢。鄂圖曼中央的利益則在於打斷菁英的世襲累積，所以有沒收，有對軍人遺產的監控。

赫迪夫的 1860 年規章又轉了一次彎：統治家族的繼承人不必提供擔保就能預領份額，作者因此說這些原則指引了「菁英跨代經濟不平等的形成」。換句話說，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建立自己的世襲菁英時，把鄂圖曼「反貴族化」的工具改造成「保護新貴族」的工具。

英格蘭也有類似的結局：1646/1660 年，掌握國會的地主階層廢除了監護法院與騎士保有，把負擔轉給酒類消費者（第七節）。兩地合起來看，誰能免於死亡時的收割，往往就是誰掌握了國家。

規費的形狀。1529 年，宗教改革國會在第一會期同時通過兩部法律：《遺囑認證規費法》（21 Hen. 8 c. 5）與《死者獻金法》（21 Hen. 8 c. 6），都在 1529 年 12 月 17 日完成。它們屬於削弱教士權力的「反教會」立法，目的在限制教會法院可收的規費；這類規費曾引發爭端，著名的 Hunne 案即是一例。死者獻金受到規範，動產不足十馬克的死者則完全免除。認證規費則定為：遺產不超過 100 先令者，除付書記 6 便士外不收費；超過 100 先令而不超過 40 鎊者，只付 3 先令 6 便士（主教方面 2 先令 6 便士、書記 12 便士）；超過 40 鎊者付 5 先令。

換算成有效費率（1 鎊 = 240 便士）：

f (W) = ⎩ ⎨ ⎧ 6 d, 42 d, 60 d, W \leq 100 s 100 s < W \leq £40 W > £40 t (W) = \frac{f ( W )}{W}

t (£ 5^{+}) \approx \frac{42}{1200} \approx 0.035, t (£40) = \frac{42}{9600} \approx 0.0044, t (£100) = \frac{60}{24000} = 0.0025

英格蘭的固定規費是累退的：小遺產的負擔率反而最高。埃及 1860 年規章的一般稅率約為 $t \approx 0.0216$ ，是比例的，形狀更像一種稅。兩者的立法目的也相反：1529 年的法律是為了限制教會向死者收費，1860 年的規章則是為了讓國家機關能靠死者的規費自給自足。

10.9 對讀二：孤兒的錢是誰的？

這是兩篇論文最好的交會點。同樣是「父親死了、孩子還小」，三種制度給了三種答案。

模型一：英格蘭的封建監護。監護人取得受監護人土地在其成年前的收益，孤兒成年後取回土地本身（大憲章第 4、5 條禁止監護人耗損土地）。到都鐸時期，這已經是一門生意：國王通常把監護權賣給出價最高者，或以專利狀無償授予寵臣作為酬庸。監護法院的職能包括搜查騎士保有、收取繼承移交費與寡婦再婚許可費、出售未成年人以及心智障礙者與精神病人的監護權，並收取受監護人土地的租約費。以伊莉莎白一世即位第一年為例，出售監護權的收入約 5,003 鎊，法院總收入約 2.24 萬鎊，扣除開支後約 2.03 萬鎊。Hurstfield 的說法是，封建附隨權利經由一個漸進而有意識的過程，從軍事保障變成了買賣的商品。不過也有史家提醒，監護法院既是財政政策的工具，也是照顧國王封臣遺孤與寡婦的福利機構。這種雙重性格，與埃及遺產局兼具保護與收費的性格相當接近。

模型二：倫敦的孤兒法院。第六節提過倫敦 Husting 法院的遺囑登錄，同一批紀錄也是倫敦孤兒制度的源頭。孤兒法院是倫敦市的習慣法院，照顧市民（freemen）未成年的喪父子女，由市參事院監督。它有三項職能：監督監護人妥善安排孤兒的住所、衣食與教育；依倫敦習慣分割死者的動產；確保孤兒成年時領到遺產。十三至十五世紀的相關資料，主要見於市政廳的 Letter Books、共同議會紀錄與 Husting 法院的遺囑。第一筆有紀錄的案件在 1276 年。監護人必須提供擔保並遵守市長法庭的指示，市長與市參事主張，孤兒的人身與財產監護權屬於城市。（近年有博士論文質疑中世紀倫敦已有一個「孤兒法院」的說法，認為倫敦人花了幾個世紀，才把這些習慣與古老權利演化成十六世紀的正式機構。）

錢的流向是這樣的：市府財務官（Chamberlain）兼任孤兒法院的總會計，保管所有孤兒的錢並給付利息；孤兒到 21 歲（已婚的女孤兒為 18 歲）才能領回遺產，未成年期間付給孤兒的利息稱為 finding money。問題是，越來越多遺產存入財務官手中，而他把這筆錢當作貸款資本，用來支撐日益惡化的城市財政。整個十七世紀，這筆資金一再被挪用來填補市府的收入缺口；到 1690 年代初，市府 74.7 萬鎊的總債務中，約三分之二欠的是孤兒。1680 至 1690 年代市府財政崩潰，應付給孤兒的錢付不出來。多位孤兒向國會請願，促成 1694 年 3 月的《孤兒法》，設立孤兒基金來整合市府的全部債務。法案把市府土地每年 8,000 鎊指定用於孤兒，但沒有規定償還本金。1724 年政府縮減倫敦的中世紀法律慣例，傳統的孤兒法院走入尾聲，部分無遺囑繼承的職能延續到 1850 年代。

模型三：開羅的孤兒基金，見 10.4。

三種模型可以並排寫成：

封建監護： 倫敦孤兒： 開羅孤兒基金： Π_{lord} = (21 - a) R - c Π_{city} = (g - i) K T Π_{state} = s K T, Π_{orphan} = (r - s) K T

其中 $c$ 為扶養孤兒的成本； $K$ 為孤兒的資本， $T$ 為保管年數； $i$ 為倫敦付給孤兒的 finding money 利率， $g$ 為市府運用這筆資本所得的報酬（或省下的借款成本）； $r$ 與 $s$ 見 10.4。

封建監護是直接取走孤兒的收益；倫敦與開羅則是把孤兒當成存款人，機構賺的是利差。後兩者的共同點是：保管孤兒財產的機構，同時就是借用這筆錢的一方。

	倫敦（13–18 世紀）	開羅（1850–1896）	鄂圖曼各地（1851–1926）
對象	市民的未成年孤兒	先是政府人員價值逾 500 piasters 的孤兒遺產	孤兒、寡婦、心智障礙者等
保管者	市府財務官	遺產局內的孤兒基金	孤兒基金箱
孤兒的收益	finding money	12% 中的 10%	按月或按年給付的收益
資金去向	市府的貸款資本	抵押放貸給企業家	工匠、商人、農民、公務員；後來國家成為最大客戶
正當性語言	倫敦習慣法	國庫教義、「依教法原則」	教法與現金瓦合甫傳統
結局	1680–90 年代無力償付；1694 年《孤兒法》	1896 年遺產局廢除	1926 年改制為銀行

這張表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以孤兒資本支撐公共信用，並不是伊斯蘭或非西方的特產。倫敦早了好幾個世紀，結局也最慘烈。不同的只是正當性語言：倫敦講的是世俗的城市習慣，開羅講的是國庫教義。

背後的財政邏輯是相通的：孤兒是理想的存款人。他們在成年前不能提領，也無法抗議，而替他們把關的監護者正是借錢的機構本身。倫敦的市府、伊斯坦堡的國家，以及開羅那筆擱置三十多年的喀土穆遺產，都顯示同一個風險：保管者與借用者是同一方時，最先被犧牲的往往是存款人。

10.10 對讀三：兩個法庭之間

兩篇論文都呈現了「實體規範不變，論壇分流」的現象，但分流的方式不同。

	十三世紀英格蘭	十九世紀埃及
兩個論壇	教會法院／王室法院	伊斯蘭法官／政府的行政法庭（司法會議、監護委員會、在地法院）
分界標準	財產類型：動產與遺囑歸教會，可繼承土地歸王室	證據與宗教：有無穆斯林證人、死者屬於哪個宗教社群；後來加上「宗教／民事」的標籤
誰選擇論壇	主要是當事人在夾縫中找路	主要是國家設計分流
尋求第二論壇的人	White 的受遺贈人寄望教會法院以「背信」與「約定必須遵守」撐住遺贈（3.2）	Habiba 與 Zübeyde 在伊斯蘭法庭確認權利後，轉往在地法院起訴遺產局（10.6）
國家的封堵	禁令令狀，阻止世俗采邑的案件進入教會法院	1886 年宣布繼承人不得起訴遺產局

最後兩列的對照很工整：在兩個時代，受益人都在第一個論壇失利後轉向第二個論壇，國家也都以程序禁令回應。差別在於，英格蘭的禁令令狀是保護王室法院的管轄，埃及 1886 年的宣告則是保護國家機關本身不被告。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程序衝突」這個結論本身。White 的立遺囑人面對的，從來不是「能不能把土地留給教會」這個實體問題，而是「哪一種文書、哪一個法院、在哪一刻能讓它成立」的程序問題。Mestyan 與 Nori 說埃及在 1880 年代以前只有程序衝突、沒有規範衝突，等於替 White 的觀察找到了一個跨文化的對應。

10.11 對讀四：預防法學與「程序熱病」

表面上看，兩者的方向相反：

英格蘭是由下而上的私人法律工程：特許狀確認、同意條款、擔保條款、Ivo 的「土地或 160 鎊」、擬制訴訟（第三、四、八節），後來還有用益與信託。
埃及是由上而下的行政手冊：1860 年的 44 條、1865 年的 18 條附錄、118 點作業規章，從死亡當日的清點、蓋印、證人到拍賣都有規定。

但細看之下，兩地都有另一面。

埃及也有私人的預防法學。依附軍團的富商在遺囑裡預先撥款給軍官，以免遺產被索取更多（10.2）。這和 Ivo 的 160 鎊條款恰好方向相反：Ivo 是向挑戰者收一筆價碼，開羅富商是向潛在索取者先付一筆價碼，目的都是讓身後安排不受干擾。1865 年的附錄還規定，死者若自己選定了監護人，遺產局就不得介入。換言之，在遺囑中指定監護人（wasi），就是一道擋住國家機關的屏障。

英格蘭也有國家寫的範本。1529 年的規費法把教會法院的收費寫成一張價目表（10.8）。鄂圖曼的 Ebüssuud 在 1563 年的公證範本手冊裡，把讓現金瓦合甫不可撤銷的擬制訴訟寫成標準格式（8.4）。預防法學並不專屬於私人，差別只在於誰握有撰寫範本的權力。

揮霍的繼承人怎麼辦？這是兩地差異最明顯的地方。埃及的答案是公權力：監護委員會可以根據警察與鄰居的報告，宣告揮霍者禁治產。英格蘭沒有發展出類似的公共禁治產制度。王室的監護法院雖然也處理心智障礙者與精神病人的監護權，但那是作為收入來源出售的權利。地主家族防範敗家子的工具，主要是十七世紀中葉成形的「嚴格家產安排」（strict settlement）這類私人信託設計。英格蘭用私法把財產鎖住，埃及用公法把人管住。

10.12 對讀五：除魅與附魅，同一個十年

把兩地的時間軸放在一起：

年份	英格蘭	埃及
1529	遺囑認證規費法、死者獻金法，限制教會向死者收費	—
1540	設立監護法院	—
1660	廢除騎士保有與監護法院	—
1694	倫敦《孤兒法》	—
1813	—	公會與街區長老通報所有死亡
1837	全國出生死亡登記開始實施	《政治法》
1850	—	孤兒基金
1858	遺囑認證法院成立，教會法院失去遺囑管轄	—
1860	—	44 條遺產局規章，由穆夫提參與定稿
1865	—	穆夫提擬定的 18 條附錄
1873	遺囑認證法院併入高等法院	監護委員會
1894	統一各項遺產相關稅費	—
1896	—	遺產局廢除

英格蘭的遺囑認證法院於 1858 年 1 月 11 日依 1857 年法成立，接管英格蘭與威爾斯各教會法院（包括坎特伯里大主教特權法院）的職權，建立起由國家控制的集中式遺囑認證制度。1873 年的《最高法院司法法》再把它的管轄併入高等法院。就在英格蘭把遺囑認證從教會手中收歸國家的同時，埃及的遺產局規章正由穆夫提參與定稿。同一個十年，兩條相反的路。這正是 Mestyan 與 Nori 想要對照的韋伯式「除魅」敘事。

不過，兩條路都不純粹：

英格蘭的除魅不是 1857 年一次完成的。1529 年的反教會立法已經先從規費下手。而且，這些新設的法院雖然屬於世俗法院，程序卻一直保留教會法的痕跡，例如遺囑認證程序中對當事人的「傳喚」（citation）。世俗機關裡留著宗教程序。
埃及的附魅最後被貼上「宗教」的標籤。英國占領後，伊斯蘭法官的法庭被歸為「宗教」，政府法院被歸為「民事」。1955 年伊斯蘭法庭廢除，監護委員會卻延續至今，持續執行保護穆斯林孤兒財產的原則。被歸為世俗的國家機關，執行的是宗教規範。

宗教在兩個故事裡扮演的角色也正好相反。White 筆下的立遺囑人借用教會的神聖地位，讓為靈魂得救而做的承諾具有拘束力，藉此對抗繼承人與領主（3.2）。宗教是私人對抗權力的屏障。在埃及，國庫教義讓國家得以進入家庭：清點死者的家、宣告揮霍的菁英子弟禁治產、把孤兒的遺產變成放貸的資本。宗教是國家進入私領域的通行證。兩者的共同點是：宗教提供了一個對方很難拒絕的理由。

10.13 延伸：死者資本的「固化」與「液化」

把兩篇論文合起來，可以問一個更大的問題：死者的財產是讓資本沉澱下來，還是讓它流動起來？

英格蘭的死手是「固化」。土地一旦落入教會這個永不死亡的法人手中，第七節模型裡的 $F, p_{m}, p_{e} \to 0$ ，領主的收益流永久中斷。立法鏈從大憲章一路延伸到 1391 年，處理的都是如何防止土地被凍結。

埃及的遺產局是「液化」。官員進門清點磅秤、布匹與房屋持分，拍賣人在幾個月內把它們變成硬幣，孤兒的零散遺產被匯集成可以放貸的現金。

但不宜把這組對比簡化成「英格蘭固化、埃及液化」。每個社會其實都同時有這兩種形態：

	固化形態	液化形態
英格蘭	死手：教會持有的土地	倫敦市府保管並借用的孤兒存款
伊斯蘭世界	瓦合甫：不可讓與的宗教捐產（作者之一 Mestyan 另有論文研究赫迪夫政府對瓦合甫農地的課稅）	遺產局的孤兒基金、鄂圖曼的孤兒基金箱
兩者的混合	現金瓦合甫：本金永久不動，卻靠放貸生息運作

真正的差別在於國家附著在哪一端。中世紀英格蘭的王權站在固化的對立面，努力阻止土地流入死手；十九世紀埃及的國家則直接坐在液化的那一端，自己當起保管人與放款人。

最後，把埃及放進第七節歸納的五步循環：

步驟	英格蘭（土地遺贈）	埃及（遺產局）
1. 國家出手	禁止：不准以遺囑處分土地	接管：通報所有死亡、清點、扣押、變現
2. 私人工具	特許狀、同意條款、擬制訴訟、用益	遺囑中指定監護人、預先撥款給軍官
3. 國家收編或穿透	1391 年法、1536 年《用益法》	監護委員會進入家庭；1875 年廢除遺產法官
4. 反彈	求恩巡禮	名流批評規費繁多、案件積壓（Banha 8,000 件）
5. 妥協	1540 年《遺囑法》的三分之二方案	1896 年廢除遺產局，改為分權的監護委員會

第七節的結論是「國家很少單純放棄收益」。埃及提供了一個例外：遺產局的開支一度超過收入，最後被廢除。但國家放棄的只是一個虧錢的財政機關，保護孤兒的道德監護仍然留在國家手中。從財政角度看是撤退，從治理角度看卻是保留。

10.14 這篇論文的貢獻與留白

貢獻：

提出「遺產體制」這個範疇，區分規範與制度兩層，讓非西方的遺產行政不必被放進「理性／非理性」的二分裡評價。
使用埃及國家檔案中 Baytmal Misr 卷宗的 61,131 筆紀錄，以及大量規章原文，重建一個少有人研究的行政領域。
指出英國占領不是伊斯蘭法史的單純「斷裂」，赫迪夫時期早已完成了大部分制度轉型。

留白：

作者自承，1850 年規章與 1850 年代初的變化需要更多研究；孤兒基金的規模（借出多少、借給誰、違約率多少）文中沒有數字。
12% 的利息如何與禁息原則調和，文中沒有交代（本章 10.4 提出現金瓦合甫的參照）。
1865 年 118 點作業規章因篇幅限制未加分析；「Beit-al-Mal 借款」的時間與金額不詳。
若要延伸比較，倫敦檔案館的財務官孤兒帳冊、鄂圖曼孤兒基金箱的放貸紀錄，與開羅遺產局的卷宗，可以形成一組「孤兒資本」的跨區比較資料。

10.15 對讀總表

面向	White：英格蘭 c.1180–1300	Mestyan 與 Nori：埃及 1850–1896
核心問題	私人如何繞過國家，把土地留給教會	國家如何接管死者的財產
遺產體制的形狀	碎裂：教會、王室、領主、城市各管一段	集中：一個遺產局，後來分權為監護委員會
死亡時的收割	繼承金、監護、婚姻、充公、heriot、mortuary	遺產規費、拍賣抽成、孤兒基金利差
孤兒的定位	封建監護下的收益來源；倫敦則是存款人	存款人，也是國家道德監護的對象
論壇	教會法院與王室法院，依財產類型分界	伊斯蘭法官與行政法庭，依證據與宗教分界
文書技術	私人的預防法學	國家的程序熱病，也有私人的預防手段
宗教的角色	私人對抗權力的屏障	國家進入私領域的通行證
長期走向	世俗化：1858 年遺囑認證收歸國家	附魅官僚化，後被貼上「宗教」標籤

兩篇論文的共同教訓是：死亡從來不只是家務事。在財產換手的那一刻，國家、教會、領主、城市與家族都會出現，各自提出主張。White 讓我們看到人們在這些主張之間找縫隙的手藝；Mestyan 與 Nori 讓我們看到國家把縫隙填滿之後，會長出什麼樣的機器。

Absence of Talion and Tort Law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221BCE-9 CE): How Body Politic Cancelled Corrective Justice

鄭仕群 — Fri, 06 Nov 2026 15:56:13 +0000

Liang Cai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5;43(1):73-95.
doi:10.1017/S0738248024000373

帝國的身體裡沒有受害者：秦漢為何沒有同態復仇與侵權法——讀蔡亮論文，兼論正義由誰供給

現象：秦與西漢的出土律令在經濟糾紛上有清楚的賠償規則，涵蓋借貸、牲畜損害與繼承。可是一旦涉及故意的暴力或侵害，加害人就只對國家負責，方式是繳罰金或服勞役。受害者幾乎拿不到補償，有時自己還會被罰。
作者的解釋：根源在「身體政治」（body politic）論述，也就是把皇帝與萬民想像成一個有機身體。傷害任何一個「肢體」就是傷害帝國，所以加害人要賠給帝國。加害人同樣是肢體，皇帝不忍見其受苦，頻繁的大赦因此有了理由。
反諷：這套論述原本是儒者用來勸諫君主「愛民如己身」的。實際效果卻是把個人消解成無名的零件，矯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因此失去立足點。
後續發展：唐律以後陸續出現「盜者倍備」「贖銅入被殺傷之家」「財產一半給付養贍」「埋葬銀」等制度，補償重新寫進刑律。
補論：放到世界史來看，當主持公道的權威只剩一家，正義常向權威傾斜。當權威多元、受害者能「用腳投票」，補償多半會回到受害者手上。

一、論文的問題：同一套法律，兩種面孔

過去四十年，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嶽麓秦簡等大量法律文書出土。現代讀者一方面驚訝於秦漢律令分類之精細，另一方面又被一個現象困擾：同一套法律，在「錢的糾紛」與「傷害的罪行」上，表現得像兩個不同的文明。

情境	秦漢律的處理	錢或勞動流向
狗咬死別人的牲畜	狗主人賠償	受害者
牲畜吃了別人的莊稼	主人罰金，另須賠償	國家與受害者
欠債不還、逃往他縣	官府代債權人追討	債權人
債權人強迫抵押、超收利息	法律禁止	保護債務人
繼承財產與爵位	依性別、親等詳細規定	繼承人
失火延燒他人財物	罰金四兩，並「責所燔」（賠償燒毀的東西）	國家與受害者
故意縱火燒民宅	黥為城旦舂（刺字、服築城舂米勞役）	國家（勞役，並沒收犯人家產）
故意縱火燒城邑倉庫	棄市（死刑）	無
故意傷人、竊盜	依情節服勞役或罰金	國家；受害者只能取回「還在」的贓物

縱火條最能說明問題。無心失火的人要賠，存心縱火的人卻不必賠，因為他不是死了，就是成了刑徒、家產被官府收走。作者據此提出一個精確的命題：

早期中華帝國（秦與西漢）並非沒有財產權，在經濟糾紛中財產權受到保護。但只要牽涉惡意或故意，同態復仇與侵權法的概念就消失了。

二、先釐清幾個關鍵詞

術語	意義	在本文脈絡中
同態復仇（talion, lex talionis）	以眼還眼：加害人承受與他造成的傷害相同的傷害	漢摩拉比法典、《聖經》、十二銅表法都有，秦漢律中沒有
侵權／私犯（tort / delict）	加害人有義務修復受害者的損失	秦漢只見於過失與經濟糾紛
矯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	源自亞里斯多德，把被不當轉移的利益「矯正」回受害者	論文標題說它被「取消」了
恢復性正義	讓受害者回到受害前的狀態	作者在結論中與矯正正義交替使用
身體政治（body politic）	把政治共同體想像成一個有機的身體	漢武帝詔書說「君者心也，民猶支體」
城旦舂、隸臣妾	秦漢刑徒的勞役身分	刑罰的實質是替國家勞動
罰金、貲	繳給官府的財產刑，秦常以「甲」「盾」計價	錢進國庫，不進受害者口袋
收	沒收罪犯的妻子、財產與田宅	國家再拿一次
大赦	皇帝下詔赦免既往罪行	赦前之事不得再追究

三、作者的證據

3.1 受害者反被處罰

(1) 流產的孕婦

張家山《二年律令·賊律》：

「鬥毆變人，耐為隸臣妾。懷子而敢與人爭鬥，人雖毆變之，罰為人變者金四兩。」

把人打到流產的，耐為隸臣妾。但懷孕的婦女如果敢與人爭鬥，即使流產是別人打的，流產者本人也要罰金四兩（約 62 公克黃金），錢繳給官府。睡虎地《封診式》也記載一位婦人把流掉的胎兒包起來帶到官府，同時告發自己和打她的鄰居。

作者的解讀是：胎兒被視為帝國這個大身體的一部分，不是母親的私人延伸。母親有保護它的義務，流產時她既是受害者，也是失職者。

不同法系對同一件事的處理差異很大：

法系	加害人	流產婦女
漢摩拉比法典 §209–214	依婦女身分賠 10、5 或 2 舍客勒銀子	是受害者，可以獲賠
《出埃及記》21:22	罰款	家庭獲賠
秦漢（張家山）	耐為隸臣妾	若「敢與人爭鬥」，反罰金四兩給官府
唐代以後	依鬥毆傷論罪	不罰，並出現補償觀念（論文註 54）

關於《出埃及記》那一列：經文說兩人爭鬥誤傷孕婦致其流產、但沒有其他傷害時，加害人要按婦人丈夫的要求、經審判官裁定繳交罰款。

(2) 折齒案

睡虎地《法律答問》記載：兩人打架，甲被乙毆打，身上沒有傷痕，乙的牙齒反而斷了。官府的答覆是「各以其律論之」，也就是兩人各依相應條文論罪。作者把這讀成「被攻擊的一方要為攻擊者的損傷負責」，理由是攻擊者的牙齒也屬於帝國的身體。

3.2 財產犯罪：有處罰、無賠償

《二年律令·盜律》依贓值精細分級：

贓值	刑罰	受害者得到什麼
超過 660 錢	黥為城旦舂，並沒收妻、子、財、田宅	無
220–660 錢	完為城旦舂	無
110–220 錢	耐為隸臣妾	無
22–110 錢	罰金四兩（約 62 g）	無
1–22 錢	罰金一兩（約 15.5 g）	無

張家山與睡虎地合計有幾十條處理盜竊的條文與問答，作者指出它們全都沒有提到賠償受害者。唯一相關的規定是：贓物如果還在，連同用贓物換來的東西，歸還原主。有三個判例特別刺眼：

衣服換布案：竊賊偷了甲的衣服賣掉，買了布後被捕。官府只把布還給甲，衣服不追回。
赦前竊盜案：大赦前偷了一千錢，大赦後錢已花光才被捕，結果是「勿論」，不必判罪。
王符的觀察（東漢《潛夫論》）：每逢大赦，慣竊會把贓物藏好，若無其事地從受害者家門口走過。

3.3 大赦：連追訴都被禁止

作者統計，史料中至少有 55 件重大訴訟或死罪案件因大赦而撤銷，《漢書》中寫明「會赦」而免的至少有 20 件。歷代詔令的範圍越來越廣：

皇帝	年代	詔令內容
武帝	某次大赦	景帝後三年以前的逃亡、欠債、訴訟，一概不得受理
武帝	元狩元年（122 BCE）	「君者心也，民猶支體」，不忍肢體受傷，大赦天下
昭帝	83 BCE	武帝最後二年以前的訴訟一律撤銷
哀帝	7 BCE	官吏不得舉發赦前之事
平帝	1 CE	有官員再陳奏赦前之事者，以「虧恩」論，按「不道」治罪

作者特別指出，「貸」不一定只是欠官府的債。私人債權人的訴訟同樣會因大赦被駁回。

3.4 比較法的對照

項目	秦漢	漢摩拉比法典	李必特·伊絲塔法典	羅馬十二銅表法
毆打同級者	罰金二兩給官府	一明那（給受害者）	—	斷人肢體而未和解者，處同態復仇
竊盜	依贓值服勞役或罰金	—	入他人果園行竊被捕，付銀 10 舍客勒；砍他人園中樹，付半明那	現行犯自由人受鞭打，並判歸被害人為奴
罰款歸誰	國家	受害者	物主	受害者

作者引用亞述學者 Renger 的結論：在埃什努那法典與漢摩拉比法典中，凡規定損害賠償的，一律給受害者，從不給國王或國家。秦漢恰好相反。

四、作者的解釋：「身體政治」如何取消矯正正義

4.1 身體隱喻的文本系譜

文獻	大約年代	隱喻	性質
《詩經·兔罝》「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先秦	武士是公侯的腹心	描述
《孟子·離婁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戰國	有條件的互惠	勸諫
《韓詩外傳》卷三	西漢	大臣與萬民是人主的心腹肢體	描述
《三略》	東漢流行	賢者為腹心，人民為四肢	君主應追求的理想
《大戴禮記》《孔子家語》	漢至魏	上愛下如腹心，下愛上如嬰兒愛慈母	加入母子隱喻
漢武帝元狩元年赦詔	122 BCE	君是心，民是肢體	實際用來為大赦辯護

4.2 推論鏈

萬民是帝國的肢體，沒有獨立的人格。
侵害個人，等於損傷帝國。
所以責任關係是「加害人對國家」，不是「加害人對受害人」。
刑罰設計成補償國家：勞役、罰金、沒收。
加害人也是肢體，他受刑的痛苦與受害者受害的痛苦在形上層次上等值。
皇帝代表整體，所以既可以處罰，也可以赦免，大赦由此成立。
受害者無權請求賠償，因為他沒有獨立於整體之外的請求權。

作者也指出，西漢約有五千九百萬人口，與帝國整體相比，個人的痛苦微不足道，可以為了「整體利益」被犧牲。

4.3 母嬰隱喻的雙重性

《大戴禮記》與《孔子家語》把身體政治接上母子關係。母親確實把嬰兒的利益放在首位，但嬰兒尚未發展出自主性，完全依附母親。這個比喻在讚美慈愛的同時，也預設了被統治者沒有自己的意志。

4.4 暴力的國家壟斷

復仇：先秦復仇被視為美德。《公羊傳》卻已限定，只有「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時才能訴諸私力。到了漢代，即使是孝子復仇，也沒有不經起訴就了結的案例。
遊俠：司馬遷雖然欣賞遊俠，仍批評他們的行為違犯公法。班固說得更重：以匹夫之身「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
家內暴力的收編：

情境	秦（睡虎地）	漢初（張家山）
父親或主人擅殺子女、奴婢	屬「非公室告」，官府不受理	主人不得擅殺擅刑，須告官由官府處置
父母告子不孝	—	判死刑，由官府在市場公開執行
父母過失毆殺子女、主人過失殺奴婢	—	處最高罰金「贖死」
夫毆妻	造成重傷者處耐刑	只要不用兵刃，即使打傷也無罪

作者推測，國家介入嚴重家暴，是因為女性身體被視為帝國的人力資源。

4.5 劉邦的承諾與它的消失

劉邦入關時「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作者把後半句理解為賠償。兩百年後，赤眉軍的樊崇也與部眾約定「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但這種承諾只在爭取人心的開國或起事時期出現。王朝穩固之後，史料中反覆出現的是《荀子》以來的另一句話：「殺人者死，傷人者刑。」重點是國家施刑，不是受害者求償。

4.6 作者的總結：理想與實踐的落差

整體可以為自身利益犧牲部分。 刑徒替國家做免費勞動，受害者承擔損失。
整體也可以為了和諧赦免部分。 大赦讓整體暫時安寧，受害者的正義感被無視。

身體政治原本是用來讓皇帝承擔責任的論述，卻在無意間賦予他前所未有的權力，並讓人民失去個人面貌。

五、這篇論文的論述特色

以「缺席」作為研究問題。 作者不是描述秦漢法律有什麼，而是追問它為什麼沒有某樣東西。
抓住「意圖」這條分水嶺。 過失要賠給受害者，故意則要賠給國家。這個對比讓論證可以檢驗，也避開了「中國古代沒有財產權」這種過於籠統的說法。
用比較法的二元框架當量尺。 現代法把犯罪同時視為公共之惡（public wrong）與私人之惡（private wrong），對應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作者的觀察是：漢摩拉比與十二銅表法缺的是前者，秦漢缺的是後者。
不從學派切入，而從帝國的政治本體論切入。 作者用多半屬於儒家的文本，解釋承襲秦制的律令體系。她主張這是當時共同的國家觀，而非某一家的學說。
用一個機制同時解釋兩件事。 「沒有賠償」與「濫行大赦」看似無關，在身體政治的框架下卻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反諷式的結論。 勸諫君主的論述，最後變成替君主擴權的論述。
與前人對話。 Michael Loewe 認為秦漢法律出於務實考量，而非觀念。作者反駁說，任何務實考量背後都有關於國家與人民關係的觀念。

六、作者沒提、但值得拿來對照的資料

6.1 秦漢國家如何清除「其他主持公道的人」

措施	出處	對民間仲裁者的影響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史記·商君列傳》	拆散大家族，削弱族長的仲裁權
什伍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同上	讓每一戶都成為國家的耳目
「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	同上	禁止私力救濟
「舍人無驗者坐之」	同上	限制人口流動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	《商君書·弱民》	把國家與社會視為零和關係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韓非子·五蠹》	把俠定義為國家之敵
誅郭解、遷豪強至茂陵	《史記·游俠列傳》	消滅民間仲裁者
刺史六條，第一條針對「強宗豪右」	漢代監察制度	制度化監控地方豪族

郭解正是一個「民間正義供給者」的典型。《史記》記載，洛陽有人結仇，城中十幾位賢豪居中調解都失敗，最後是郭解連夜出面才擺平。武帝朝廷把他看成國家的對立面，最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處置。公孫弘的理由很直白：郭解以布衣身分「任俠行權」，即使殺人時他不知情，罪也比親手殺人更重。

漢武帝打擊豪強的手段大致有四種：任用酷吏誅滅豪強、把地方豪強遷往京師、壟斷鹽鐵並以告緡令沒收富商家產，以及設置州刺史以「六條問事」監察，其中第一條就是打擊豪強。

6.2 先秦曾有「登記復仇」制度

《周禮·秋官·朝士》規定：凡要報仇的人，先向士登記，殺仇人便無罪。另有「調人」一職專門調解萬民的仇怨。這說明在大一統帝國之前，國家扮演的是「登記與調解」的角色，與私人復仇並存，而不是取而代之。

6.3 東漢到曹魏的鬆動

東漢輕侮法：章帝建初年間，有人侮辱別人的父親，兒子殺了他，章帝赦免其死罪，此後援為比例，定為「輕侮法」。張敏上奏反對，指出這類比附逐漸繁衍，多達四五百科。
曹魏新律：殺人後被劾而逃亡者，允許依古義讓死者子弟追殺；但遇赦或過失相殺，則不得報仇。私力復仇在有限範圍內重新合法。

這兩條都落在論文研究範圍（止於西元 9 年）之後，正好可以用來檢驗作者的理論，詳見第七節。

6.4 唐律：補償機制的系統化

唐律條文	內容	受害者得到什麼
名例律「以贓入罪」	贓物還在的，官物還官、私物還主；盜竊者「倍備」，偷一尺要賠二尺	原物加上一倍
名例律「彼此俱罪之贓」疏議	盜者各有倍贓，依法都應還給物主	倍贓歸物主，不歸官
同條「已費用者」	因贓判死或流放者，贓已花掉的不追；但若在奏報裁定前遇赦免除流、死，仍照法追贓	遇赦仍可追贓，與秦「赦前盜千錢勿論」形成強烈對比
雜律「無故於城內街巷走車馬」	殺傷牲畜的要賠償減損的價值；因驚嚇失控殺傷人的，聽贖，贖銅各入被傷殺之家	贖金給受害家庭
雜律「在市人眾中驚動」	誤驚而殺傷人者依過失法收贖，銅入被傷殺之家	同上
斷獄律「監臨自以杖捶人」	官員因公杖人致死，依過失殺人法徵銅一百二十斤入死者之家	官員也要賠
鬥訟律「保辜」、賊盜律「親屬為人殺私和」	唐律篇目中可見「保辜」與「親屬為人殺私和」等條	前者確定傷害責任期限；後者顯示民間「私和」確實存在，國家只對親屬被殺的情形加以限制

6.5 明清的延續

《大明律》「屏去人服食」：致人篤疾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並將犯人財產一半給付篤疾之人養贍。
《大明律》「殺一家三人」：凌遲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
清律過失殺傷：依律收贖，贖金給付被殺傷之家。
保辜制度的變化：明律增加「責令犯人醫治」，清律再註明「保，養也」，使保辜從「保其罪」延伸為以醫療保養被害人傷勢。
埋葬銀：同樣刊於 Law and History Review 的 Frédéric Constant 研究指出，明清法典的核心補償制度「埋葬銀」源自蒙古，但納入明代法制後失去原貌；而且法律只在殺人者未被判死刑時才要求地方官判給補償。

6.6 西方也有「身體政治」，卻也有侵權法

這是我認為最值得補上的一塊。

柏拉圖《理想國》462c–d 說，治理最好的城邦就像一個人：手指受傷，整個身體都會感到痛。這與漢武帝的赦詔幾乎一模一樣。
保羅《哥林多前書》12:26：「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
索爾斯伯里的約翰《論政府原理》（1159）把君主比為頭、法官比為眼耳、農民比為腳。
霍布斯《利維坦》的封面，就是由無數小人組成的巨人。

可是同一時期的英格蘭，受害者仍可以提起私人的重罪控訴（appeal of felony），13 世紀還從「侵害令狀」（trespass）中發展出侵權法。同樣的隱喻，配上不同的制度，結果截然不同。 這顯示身體政治論述也許不是充分條件。

不過英格蘭國王同樣會在擴權時「收編」賠償。盎格魯撒克遜法已區分給受害者的 bot 和給國王的 wite：wite 是犯罪者為贖其行為付給國王的罰款；若屬故意犯罪，wite 與 wergild 都要付。諾曼征服後的謀殺罰金（murdrum）更極端：46 馬克銀中，40 馬克歸國王，只有 6 馬克給死者親屬。

6.7 現代的回聲

挪威犯罪學家 Nils Christie 1977 年的〈作為財產的衝突〉指出，刑事程序把衝突從當事人之間的事，轉化成一方當事人與國家之間的事，受害者因此同時輸給了加害人和國家。他用「被專業者偷走」來形容這種權力轉移。兩千年前秦漢律令的結構，在現代刑事司法中仍有相似的影子。

七、學術價值與檢驗

7.1 價值

把出土律令接上比較私法的討論。 這讓秦漢法制史可以和羅馬法、楔形文字法放在同一張桌上對話。
提出一個清晰、可以否證的命題。 以「故意與過失」劃界，比「中國古代缺乏權利觀念」這類大命題精確得多。
把思想史帶進法制史。 作者展示法律條文背後的國家本體論，回應了「秦漢法律純屬務實」的看法。
一個機制解釋兩個現象，同時打開一條歷時性的問題線：唐代以後為何補償回來了？
這篇論文也是作者更大研究計畫的一部分。她的新書 Convict Politics（劍橋，2026）延續同一主題，Yuri Pines 的推薦語指出，書中處理的悖論是：嚴苛律令製造出大批刑徒，又被一再的大赦所抵消。

7.2 這些價值站得住嗎？

作者的主張	支持的證據	可能的問題	判定
故意犯罪中受害者得不到補償	縱火、盜、鬥毆等多條律文與判例	律是刑法典，民間和解或其他規範可能在律外運作。唐律也是刑法典，卻寫入了補償，所以秦漢的沉默確實有意義，只是仍屬「從沉默推論」	大致成立
受害者有時反被處罰	孕婦條、折齒案	兩案都可另作解讀（見 7.3）	證據比敘述弱
身體政治是原因	武帝赦詔明確使用此隱喻	(1) 西方同樣有此隱喻，仍發展出侵權法，所以不是充分條件；(2) 時序：秦律多成於商鞅時代，而論文引用的《韓詩外傳》《三略》《孔子家語》大多晚出；(3) 這些多是儒家勸諫文本，用來解釋法家立法，因果方向可能相反，也就是論述在替既有制度提供正當性	作為「正當化話語」成立；作為「成因」證據不足
大赦源自身體政治	武帝詔書	大赦也與災異、天人感應、新帝即位、改元、刑徒過多、財政軍需有關，作者在註 92 也承認原因複雜	只是部分解釋
唐以後引入同態復仇與補償	唐、明、清律	唐以後補償確實增加，但並沒有採用「以眼還眼」式的刑罰	補償部分成立

7.3 幾處史料解讀的細節

孕婦條的關鍵字是「敢」。條文處罰的是「懷子而敢與人爭鬥」的婦女，也就是主動參與打鬥的人。同一條前半段，打人致流產的一方要耐為隸臣妾，加害人並沒有逍遙法外。所以更準確的說法是：參與打鬥的孕婦要為胎兒的損失負責。這仍然符合作者「胎兒屬於帝國」的論點，但「純粹的受害者也被罰」這個說法略為誇大。
折齒案用的字是「鬥」，指互毆。條文說甲「為人毆」卻無傷，乙則「顧折齒」，最自然的讀法是甲在互毆中打斷了乙的牙。「各以其律論之」意思是兩人各依自己的行為定罪。這比較像「秦律不承認鬥毆中的正當防衛」，而不是「受害者為加害者的損傷負責」。
「傷人及盜抵罪」：漢代註家應劭解「抵」為「至」、「當」，意思是罪有應得；李奇則說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寡，所以只說「抵罪」而不預先定罪名。把它讀成「賠償」恐怕不妥。真正談到賠償的是樊崇的「傷人者償創」。
小瑕疵：註 57（折齒案）與註 55（殺嬰）都標為 Hulsewé D74，應是引註錯誤。漢摩拉比法典中毆擊同級者賠「一明那」，論文依舊譯作「金」，現代譯本多作銀。

7.4 綜合評價

這篇論文在描述層面很有價值：問題提得清楚、材料整理得好、比較框架有啟發性。在解釋層面，身體政治比較適合理解為國家「怎麼說服自己與臣民」的話語，未必是制度「為何如此」的原因。若要坐實因果，還需要排除兩個對手解釋：一是國家對勞動力與財政的需求，二是編戶齊民所造成的權力結構。後者正是下一節的主題。

八、補論：正義的市場結構——獨占的權威與競爭的供給者

8.1 分析框架

換個角度看，「主持公道」本身也是一種服務。提供它的人可能是國王、法官、族長、長老、神職人員、行會、豪強或遊俠，需要它的是受害者。如果需要者只能找一家，價格與品質就由供給者決定。如果需要者可以換一家，供給者就得討好需要者。

這個想法在經濟學與法律史上都有根據。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五篇中就讚揚法院之間的競爭，認為管轄權內的案件競爭帶來了審判效率。Stringham 與 Zywicki 研究中世紀與近代早期英格蘭後指出，地方法院、百戶法院、莊園法院、郡法院、教會法院、商人法院、衡平法院與普通法院曾彼此競爭顧客；當事人有選擇時，法院就必須提供事前看來最能讓雙方獲益的審判場所。

下面用一個示意模型（不是實證估計）把這個直覺寫下來。設一件侵害案中，國家從加害人身上取得的總價值為 $L$ （罰金、勞役、沒收財產的折價），其中給受害者的比例為 $s$ ，審理成本為 $c$ 。供給者的淨收益是：

π = (1 - s) L - c

受害者有一個「外部選項」 $v$ ，代表他不走這條管道時能得到的東西，例如私力報復、找族長調解、或改向其他法庭求償。只有一家供給者時，它只需讓 $s L \geq v$ ，因此會把分成壓到剛好等於底線。有兩家以上互相競爭時，競爭會把供給者的抽成壓到只剩成本：

s^{*} (n) = ⎩ ⎨ ⎧ \frac{v}{L}, 1 - \frac{c}{L}, n = 1 （獨占） n \geq 2 （競爭） v = v (n, 私力救濟是否合法), \frac{\partial v}{\partial n} > 0

把秦制代進去看：禁止私鬥使私力救濟違法；分異令與連坐使 $n \to 1$ ；告姦連坐使「不走官方管道」本身成為犯罪，於是 $v < 0$ 。結果是 $s^{*} \leq 0$ ，受害者不但拿不到錢，還可能倒貼罰金，這正是孕婦條呈現的樣子。

十二銅表法則相反。「斷人肢體而未和解者，處同態復仇」這句條文，把同態復仇設定為談判破裂時的後果，等於替受害者墊高了 $v$ ，加害人因此有強烈誘因主動談賠償。

8.2 一張光譜總表

社會與時期	司法供給結構	受害者能拿回多少	依據
秦至西漢	單一（皇權，加上編戶齊民）	約為零，僅能取回現存贓物；有時反被罰	本論文
印加	單一（神王，加上十進位官僚）	低；刑罰以贖罪、恢復宇宙秩序為主	Cobo、Pease
諾曼英格蘭的謀殺罰金	王權擴張	6/46，約 13%	亨利一世法令
法蘭克《薩利克法》	王權與親族並存	約 2/3	fredus 制度
漢摩拉比的巴比倫	王權，地方長老與神廟仍參與審判	損害賠償全數給受害者	Renger
中世紀冰島	多元，酋長可自由更換	幾乎全數	Friedman、Byock
索馬利 xeer	多元，由長老與 mag 群體運作	幾乎全數，以駱駝計	見 8.4
唐律（竊盜）	帝國，但吸收了前代多元時期的規範	原物加倍贓，可達損失的兩倍	唐律疏議
唐律（過失殺傷）	同上	贖銅全歸受害家庭	唐律疏議

8.3 單一權威：正義向權威傾斜

(1) 秦與西漢

前文已詳述。商鞅以分異、連坐、禁私鬥、限制流動四管齊下，讓國家成為唯一的正義供給者。漢武帝再以誅俠、遷豪、酷吏、刺史四種手段，清除再度冒出的民間供給者。

(2) 印加帝國

社會被全面編組：全國人口以十人為單位編組，再分為五十、一百、五百、一千人的單位，各設官員督管；整個帝國又劃分為一萬人的區域，由印加貴族出任總督。
基層官員連帶負責：失職的官員要承受與犯罪者相同的刑罰。旅人在國家驛站（tambo）偷東西，最先受罰的是驛站負責人。
法律等同神意：法律出自具有神性的君主，違法不只冒犯王權，更是褻瀆。秘魯學者 Pease 指出，印加人把犯罪理解為破壞由神與印加王所代表的神聖秩序，而非違反某條法律；懲罰多以贖罪為目的，用來恢復社會平衡。
禁止「用腳投票」：被強制遷徙的移民（mitima）若擅自離開安置地，初犯受刑求，再犯處死；改穿其他省份的服飾也被視為冒犯印加王的重罪。
權威的利益優先於個人：因飢餓偷摘田園果實的旅人，如果土地屬於印加王就處死，屬於私人則予以寬恕。同一個行為，侵害到權威就是死罪，侵害到個人則可原諒。
竊盜：Cobo 記載，出於惡習而偷竊的人若有資力須償還，並被流放到安地斯山區，未經印加王命令不得離開。
審判者全部由王任免：各地法官的權力與俸給都來自王室，可隨時被任免。

印加從未接觸法家或儒家，卻在「把人編進國家網格」這件事上與秦高度相似。這支持了一個想法：決定性因素也許是社會組織的結構，而不是思想學說。

(3) 盎格魯—諾曼英格蘭

七世紀的埃塞爾伯特法典是賠償制度的巔峰，身體每個部位都有標價，款項直接付給受害者；另外付給國王的 wite 則象徵破壞了王的和平，也標誌轉變的開始。諾曼征服後，謀殺罰金 46 馬克中 40 馬克歸國王。亨利二世以後，重罪犯的財產沒入王室，受害者的賠償請求權逐漸被王權吸收。

(4) 日本：從戰國到明治

戰國大名的「喧嘩兩成敗」：無論誰先動手，參與打架的雙方一律處罰。武田信玄的法度以此最為著名，規定兩人打架雙方同罰。毛利氏在 1572 年的立法乾脆禁止打架本身，理由是「法度」必須優先於家臣的主張。這與秦律折齒案的邏輯幾乎相同：國家不問誰對誰錯，只問誰破壞了秩序。
江戶時代：允許「敵討」（復仇），但必須事先向官府登記，與《周禮》「報仇讎者書於士」相似。
明治六年（1873）：政府下令禁止復仇，宣布懲罰殺人者的權力屬於政府，私人復仇是假借私怨篡奪公權。

(5) 共產時期的阿爾巴尼亞

北阿爾巴尼亞數百年來依照習慣法《卡努恩》（Kanun）由長老仲裁、以血金和解。二十世紀下半葉，獨裁者霍查宣布卡努恩非法，在他的統治下，這種做法完全停止。

8.4 多元供給：正義向需要者傾斜

(1) 中世紀冰島（930–1262）

酋長職位（goðorð）是私有財產，可以買賣、出借、繼承；酋長與追隨者之間是自願關係，追隨者可以改投任何願意接納他的酋長。
農民支持哪位酋長，取決於酋長能提供什麼服務，近似「按次付費」；酋長替人打官司、處理世仇，也期待收取報酬。
判決以賠償為主。勝訴者如果無力執行，可以把求償權賣或讓給更有力的人，由他代為追討。

(2) 法蘭克與盎格魯撒克遜

《薩利克法》本質上是一張罰款價目表。賠償金中三分之二付給受害者親屬，稱為 faida，用來贖買私人復仇的權利；另外三分之一付給國家或國王，稱為 fredus。國王分得一份，但大部分仍歸受害者。這是王權與親族兩個供給者並存的結果。

(3) 中世紀英格蘭的法院競爭

直到十九世紀後期，英格蘭法官的主要收入不是薪俸，而是向訴訟當事人收取的費用，法院因此有動機爭取案源。王座法院的案件量在 1560 至 1640 年間成長了十倍，靠的是用程序設計搶走普通訴訟法院的生意。侵權法正是在這種競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4) 馬木路克埃及的四大法官

1265 年起，蘇丹拜巴爾斯在開羅任命四位首席法官，分屬遜尼派四大法學派，地位大致平等。居民可以依案件性質挑選學派：想讓自稱破產的債務人坐牢，就找哈乃斐派法官；想確保異端被處死，就找馬立克派法官。

更深一層的是伊斯蘭法本身的設計。故意殺人的同態報復（qisas）、血金（diya）或寬恕（ʿafw）由死者的繼承人選擇，國家並不擁有這項請求權。

(5) 索馬利的 xeer 習慣法

xeer 由長老擔任調解法官；它是多中心的法律，不同群體各有不同詮釋。
正義以物質補償的形式給予受害者，xeer 中沒有監禁的概念。
北方牧民最基本的政治單位是「血金支付群體」，成員互負保護義務，共同支付與收受血金；殺死男性的血金是一百頭駱駝，女性五十頭。

(6) 阿茲特克：同在美洲，與印加形成對照

阿茲特克是朝貢型帝國。皇帝大致不干預各城邦的治理，只要它們按時納貢；多數犯罪由地方處理。無力賠償的竊賊會成為受害者的奴隸，較輕的罪行則要求加害人賠償受害者。輕微竊盜一般以返還處理。

兩個帝國都有神聖王權，差別在於地方自治的程度。中央直接編組全民的印加，以國家受損為中心；保留城邦與社區自治的阿茲特克，則保留了受害者的求償權。

(7) 古雅典的德拉古法

德拉古立法讓城邦成為官方且唯一的「復仇者」，但保留了一項古老程序：受害者親屬可以收取一筆錢，給予加害人寬恕，讓他免於流放；這需要所有血親一致同意。國家掌握最終程序，受害家庭仍握有是否和解的決定權。

(8) 中國：從東漢到唐

這條線與前述「世家大族崛起、正義供給者增加」的看法相互呼應。

東漢豪族坐大，朝廷出現輕侮法，對為父復仇者網開一面。
曹魏律允許子弟追殺逃亡的殺人犯。
北魏初年，《魏書·食貨志》說魏初不立三長，所以百姓多依附豪強；依附者不服官役，豪強向他們收取的卻是公家賦稅的兩倍。民眾在官府與豪強兩個供給者之間做選擇。孝文帝在 486 年採李沖之議推行三長制，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黨，用來強化治安與徵稅，國家藉此把人口重新收回編戶。
唐律則把多元時期累積的規範正式寫成條文：盜者倍備且倍贓還主、過失殺傷的贖銅入受害家庭、遇赦仍可追贓。
此後宋代的宗族義莊、鄉約，明代讓里老人先行處理戶婚田土與鬥毆小事，地方上始終存在官府以外的公道主持者。明清律中「財產一半給付養贍」「財產斷付死者之家」等規定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延續。

8.5 轉型期的「自然實驗」

同一個社會從多元轉向集中，或反過來，往往可以看到受害者地位隨之改變：

地點	轉折	轉折前	轉折後
冰島	1262–64 併入挪威	可自由選擇酋長，賠償歸受害者	新法典把立法權全歸國王並廢除酋長制；1281 年司法權移交王室官員後，刑罰比自由邦時期更重；北歐法中另有臣民被殺時付給國王的罰款（þegngildi）
英格蘭	1066 年諾曼征服至亨利二世	bot 與 wer 給受害者	謀殺罰金 46 馬克中 40 歸王；重罪財產沒入王室
日本	戰國至江戶至明治	中世紀的自力救濟	喧嘩兩成敗，再到登記制敵討，1873 年全面禁止
阿爾巴尼亞	1945 年至 1991 年	卡努恩長老仲裁與血金	共產時期被禁絕；共產政權崩潰後的混亂中又重新出現
中國	西漢至東漢魏晉至唐	皇權獨占	豪族坐大，輕侮法、許子弟追殺出現；唐律再把補償寫成條文

阿爾巴尼亞當代一位調解人的說法很能概括國家獨占鬆動後的情形：「當法律失靈，卡努恩就是另一條路」（"when the law fails, the Kanun is the other path"）。他認為司法體系的弱點，正是卡努恩重新興起的原因。

8.6 小結

只有一家供給者時，受害者的分成被壓到底線，甚至變成負數。 秦漢與印加的受害者不但拿不到賠償，還可能被罰；國家同時禁止私力救濟、限制人口流動，讓受害者無處可去。
有多家供給者時，賠償回到受害者手上。 冰島、索馬利、馬木路克、法蘭克，各有不同形式的「選擇權」，也都有清楚的受害者賠償。
大多數社會落在兩者之間。 法蘭克的三分之一 fredus、唐律「國家刑罰加上受害者補償」並行，都是混合型。在模型中，這相當於 $n$ 不大、但 $v$ 不為零的狀態。
競爭也有它的代價。 當供給者之間開始用武力爭奪「客戶」，就會出現冰島十三世紀的內戰或阿爾巴尼亞的世代血仇。這大概也是許多社會最後走向混合型制度的原因。

結語

蔡亮這篇論文最大的貢獻，是讓「受害者到哪裡去了」成為秦漢法制史的核心問題。她給出的答案是，受害者被吸收進帝國的身體，成了沒有面孔的肢體。這個答案在描述上很有說服力，在因果上則留下了討論空間。

把視野拉到世界史，身體政治的隱喻在柏拉圖、保羅與霍布斯的著作中都出現過。真正讓秦漢與冰島、索馬利、巴比倫走上不同道路的，或許是受害者能不能換一個地方討公道。當這扇門被關上，正義就不再屬於受害者；當它重新打開，即使是帝國的律典，也得把「倍備」與「贖銅入被殺傷之家」寫進條文裡。

The Power of Parwanas: Indo-Persian Grants and the Making of Empire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ern India

鄭仕群 — Wed, 04 Nov 2026 17:01:13 +0000

Leonard R. Hodges (Durham University) and Nandini Chatterjee (University of Oxford)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3;41(3):479-500.
doi:10.1017/S073824802200044X

巴爾瓦那的權力：當蒙兀兒文書成為十八世紀南印度的「政治貨幣」

1751 年初，法屬本地治里（Pondicherry）。剛被法國人扶上海得拉巴寶座的穆扎法爾·姜格（Muzaffar Jung）簽發了一份波斯文命令，把默蘇利珀德姆（Masulipatnam）外海的迪維島（Divi）當作「伊納姆」（inaʿm，賞賜地）賜給法國東印度公司總督杜布雷克斯（Joseph-François Dupleix）。文件通知當地地主與官員：從此島上的稅收歸這位法國人。紙上蓋著一枚巨大的圓形印章，印章最上方刻的是一位遠在德里、自身難保的蒙兀兒皇帝艾哈邁德沙（Ahmad Shah）的名字。

這件事有幾個奇怪的地方。一家法國商業公司的總督，要的是一份由靠政變上台的地方統治者、以傀儡皇帝之名簽發的文件。他要的還不只一張，而是一整疊。他要求副本「不能像破布」，要用金字書寫，尺寸要和原件一樣。為什麼？

這就是 Leonard R. Hodges 與 Nandini Chatterjee 這篇論文要回答的問題。他們的答案很直接：在十八世紀中葉的南印度，蒙兀兒文書不只是「像」貨幣，它們本身就是一種法律與政治貨幣。

主要論點：1748–1754 年間，英法兩家東印度公司與海得拉巴、阿科特（Arcot）的爭位者，靠著爭奪、發行、複製、展示蒙兀兒式文書（皇帝的 farman、貴族的 parwana）來建立政治聯盟。作者把這個過程稱為「巴爾瓦那政治」（parwana politics）。
價值的來源：文書的效力取決於發行者的合法性。因此持有者必須反過來替發行者背書，甚至一路追溯到最高源頭，向德里皇帝討更高位階的文件。
物質面向：歐洲持有者多半讀不懂波斯文，所以紙張、印章、金字、儀式這些物質面向，重要性遠超過文字內容本身。
最戲劇性的一幕：1754 年薩德拉斯（Sadras）談判時，英方譯員發現法方出示的皇帝詔書，蠟印年份差了三十年。法方的「法律軍火庫」當場出了大問題。

一、論文速覽

項目	內容
時空	1736–1754 年為主，地點是德干高原與科羅曼德海岸（卡納蒂克）
核心史料	法國海外檔案館的波斯文原件、杜布雷克斯與布西（Bussy）的通信、馬德拉斯聖喬治堡紀錄、法國公司的通事阿南達·蘭加·皮萊（Ananda Ranga Pillai）的日記、穆罕默德·阿里宮廷編年史《瓦拉賈典章》（Tuzak-i-Walajahi）
核心概念	parwana politics、法律貨幣（legal currency）、法律軍火庫（legal arsenal）、文書化的臣屬表演（make-believe）
研究脈絡	Chatterjee 主持的歐洲研究委員會計畫 Lawforms，研究印度—波斯世界的法律文書形式

二、舞台：一個層層嵌套的主權結構

十八世紀中葉的南印度，可以想像成一組俄羅斯套娃。每一層都向上一層宣誓臣屬，實際上卻各自為政：

蒙兀兒皇帝（德里）—————————————— 發 farman（皇帝詔令）
  └ 德干總督／尼扎姆（海得拉巴）———— 發 parwana（非皇帝命令）
      └ 卡納蒂克納瓦布（阿科特）———— 發 parwana / sanad
          └ 要塞司令（qilaʿdar）、地方世襲官（deshmukh、deshpande、desai）、地主
  ＋ 沿海據點：法國（本地治里）、英國（馬德拉斯）、荷蘭（薩德拉斯）
  ＋ 外圍強權：馬拉塔帝國（佩什瓦）、邁索爾、坦焦爾

主要角色

角色	身分	想要什麼	文書策略
杜布雷克斯	法國公司總督（1742–54）	領土收益、在本國的聲望、成為擁立君王的人	囤積巴爾瓦那，追求皇帝詔書，要求金字副本
杜馬（Dumas）	杜布雷克斯的前任（1735–41）	鑄幣權、殖民地、私人采邑	以禮物換取阿科特的特許狀，回巴黎後展示、受封貴族
穆扎法爾·姜格	老尼扎姆之孫，爭奪海得拉巴	王位	宣稱獲皇帝詔書，用巴爾瓦那收買法國人
昌達·沙希卜（Chanda Sahib）	爭奪阿科特的將領	納瓦布之位	靠穆扎法爾·姜格的冊封取得合法性
薩拉巴特·姜格（Salabat Jung）	法國扶植的第二任尼扎姆	保住王位、留住法軍	舉辦接旨儀式（有時是假的），承諾法國人遲早拿到皇帝詔書
拉古納特·達斯（Raghunath Das）	海得拉巴的婆羅門大臣	掌控朝政	從口袋掏出一疊加碼的特許狀
穆罕默德·阿里	前任納瓦布之子，據守蒂魯吉拉帕利	阿科特王位	繞過海得拉巴，直接向德里求取詔書
加齊烏丁汗（Ghazi-ud-Din Khan）	老尼扎姆另一子，在德里	德干總督之位	以德里的任命對抗薩拉巴特·姜格
英國馬德拉斯政府	穆罕默德·阿里的盟友	擋住法國	自居「納瓦布政府的盟友」，在談判中審查法方文件

時間軸

年份	事件
1701	本地治里成為法國公司在南亞的總部
1713	尼扎姆·穆爾克（Nizam ul-Mulk Asaf Jah）出任德干總督，此後逐步自立
1736	杜馬取得阿科特授予的鑄造盧比特許狀
1739–40	法國取得卡來卡爾（Karaikal）；馬拉塔入侵，阿科特貴族避難本地治里，杜馬獲贈多座村莊
1748	老尼扎姆去世，繼承戰爭開始
1749	昌達·沙希卜歸來；穆扎法爾·姜格宣稱獲皇帝詔書；納瓦布安瓦魯丁汗戰死
1750 年 12 月	尼扎姆納西爾·姜格被自己的阿富汗盟友背叛殺害
1751 年 1 月	穆扎法爾·姜格在本地治里登基，大量簽發巴爾瓦那（包括迪維島那一份）
1751 年 2 月前後	穆扎法爾·姜格遇刺，薩拉巴特·姜格繼位
1751 年 3 月	任命加齊烏丁汗的皇帝詔書送抵蒂魯吉拉帕利，支持穆罕默德·阿里
1752	法軍圍城失敗，昌達·沙希卜被處決；隨後法方期盼已久的皇帝詔書抵達
1754	薩德拉斯談判；英方揭穿法方詔書的印章年份；杜布雷克斯被召回
1765（論文之後）	蒙兀兒皇帝沙·阿拉姆二世授予英國公司孟加拉的財政權（Diwani）

三、這張紙是什麼？蒙兀兒文書的「面額」體系

文書／制度	意義	在本文中的角色
farman	皇帝詔令	最高面額。各方最後都「回到源頭」爭奪它
parwana	非皇帝的命令，由貴族、總督、納瓦布發出	本文主角。原本是行政命令，十八世紀變成政治交易的籌碼
sanad	泛指授權、產權文書	薩德拉斯談判時，英方用這個詞統稱對方的文件
kaul	安全通行保證或協議	法方用它向穆罕默德·阿里提出「交出城池換保證」
inaʿm	賞賜地，可收取部分收成而不必向國家繳稅	迪維島就是以 inaʿm 名義賜出。作者提醒，這不是現代意義的「財產」
jagir	以某地稅收支付給官員的采邑	杜布雷克斯「必須用皇帝詔書確保」的對象之一
mansab	品級、官階	新尼扎姆大量封給法國軍官
farmanbari	專門用來迎接詔書的帳篷	儀式政治的舞台

迪維島巴爾瓦那的結構

作者細讀這份文件，發現它大致符合蒙兀兒格式，但有三處偏離：

用南方的詞彙：文件稱呼地方官員時，用的是德干地區的 deshmukh、deshpande、desai，而不是蒙兀兒核心地區的用語。
對受賜者沒有任何要求：連慣例上「效忠政權」的條件都省略了。這反映出發行者急著收買對方。
最後一行沒有日期。

印章則完全合乎規矩：圓形，發行者的名字在底部，依權力位階往上排，最頂端是當朝皇帝。文件背面還有書記的登錄註記，記載某日（換算約為 1751 年 1 月 5 日）副本已送達財政大臣（diwan）辦公室。這些細節後面會再提到，因為它們本身就是一套防偽系統。

四、作者的核心論證

4.1 三個命題（作者在結論中自己整理的）

政治是用法律語言進行的。 皇帝詔書與地方特許狀，原本只是行政命令或土地授予，後來變成廣泛流通的政治貨幣。巴爾瓦那原本就是一種彈性很大的文書形式，在這段時期進一步變成了實質上的條約。
效力取決於發行者，所以文書會越發越多。 任何權利都繫於發行者是否合法，參與者因此被捲進一個不斷產出新命令的系統，形成「互相比誰更合法」的瘋狂交易。連帶的結果是大家過度投資在文書的物質面向上。
名義上的上下關係，背後是多方向的恩庇交換。 名義上的臣屬，常常反過來替自己選中的宗主撐腰。

4.2 「表演出來的臣屬」

作者特別強調，這些不是平等主體簽訂的條約，而是命令。所有參與者都正式承認一個以蒙兀兒皇帝為頂點的位階。但大家心知肚明，這裡有演戲的成分：收下詔書的法國商人或海得拉巴的王朝建立者，並沒有因此真的變成皇帝的忠誠臣僕。只不過，這場表演是取得「蒙兀兒合法性印記」的唯一管道，而有了這個印記，才能組聯盟、才能主張收稅。

4.3 「貨幣」這個比喻的對應關係

貨幣的特徵	巴爾瓦那的對應現象（出自論文）
代表價值，不是價值本身	文書代表土地收益與官職，本身只是紙
價值會波動	隨發行者的政治命運漲跌。穆扎法爾·姜格一個月內就被殺
流通與傳遞	一式兩份、武裝護送、複製後寄往歐洲
可以換取服務	換取法軍護送與駐留
依賴發行者信用	持有者被迫替發行者的合法性背書
有偽幣問題	薩德拉斯的印章年份事件
有「準備金」	皇帝詔書，也就是「回到源頭」

4.4 條約和命令的差別

面向	條約（treaty）	命令（order）
簽署者的地位	預設平等	預設上下位階
效力來源	雙方同意	發行者的權威
誰維護它	雙方	持有者必須維護發行者
對應的研究框架	Travers 所說的「以條約建立的帝國」	本文的「巴爾瓦那政治」

五、論證的展開：四幕劇

第一幕：杜馬示範了一套成功模式

杜布雷克斯不是憑空想到要收集文書。他的前任杜馬已經示範過一遍：用貴重禮物換取阿科特宮廷的特許狀（1736 年的鑄幣權、1739 年取得卡來卡爾），1740 年又因為收留逃難的阿科特貴族，獲贈多座村莊的收益。杜馬 1741 年回到巴黎，「展示」了他的鑄幣特許狀，當上公司董事，封爵文件裡還特別提到這份文件。村莊收益則讓他買得起可繼承的官職，替弟弟安排了好婚事。杜布雷克斯是杜馬那些村莊的代管人，可以說是近距離看著這套方法怎麼同時帶來公職升遷和私人致富。

第二幕：1748–1751 年的聯盟

穆扎法爾·姜格宣稱拿到皇帝詔書，隨即冊封昌達·沙希卜管理卡納蒂克。昌達的兒子特別交代，本地治里收到穆扎法爾·姜格的信件和禮物時，排場要比照過去迎接老尼扎姆的規格。這是受封者主動替封授者「抬價」的典型例子。
為了拉攏各要塞司令，連信封都升級了。老尼扎姆時代，任命書是不裝信封的小紙條；現在改用講究的封套，表示對收件人的尊重。
穆扎法爾·姜格登基一個月後就被殺。法國人轉而擁立薩拉巴特·姜格。關鍵人物是大臣拉古納特·達斯：據一位法國目擊者記載，他從口袋掏出一疊文件，證明新君不但承認前任給法國人的所有特許，還在默蘇利珀德姆一帶加碼。
其中有給杜布雷克斯夫婦個人的村莊收益。後來證明這些收益被嚴重高估，兩人很快就把這些權利「讓渡」給公司。作者稱之為紙上承諾（paper promises）。

第三幕：穆罕默德·阿里直接找源頭

法國人的巴爾瓦那沒能把穆罕默德·阿里趕出蒂魯吉拉帕利，因為他有自己的法律策略：

先拿出已故尼扎姆納西爾·姜格給他的舊特許狀，向英國人證明自己的權利。
再請英國人用船經孟加拉把信送到德里，直接向皇帝和加齊烏丁汗求取詔書。
詔書 1751 年 3 月抵達。他搭起接旨帳篷，奏樂鳴炮，宮廷編年史用「把詔書的珠玉串在眾人聽覺的絲線上」來形容宣讀的場面。
法方拿薩拉巴特·姜格簽發的安全保證書（kaul）勸他交出城池，他拒絕，反過來出示皇帝詔書的副本。杜布雷克斯回信反諷，說他炫耀這一大堆特許狀，只會讓人相信他永遠不會服從上級。不過坦焦爾與邁索爾出兵支援穆罕默德·阿里時，都援引了加齊烏丁汗的特許狀。

法國人只好跟著加注，也向皇帝求詔，卻得依賴拉古納特·達斯居中斡旋。杜布雷克斯罵他「狡猾如黃鼠狼」，認為他故意拖著詔書，好讓法軍一直留在他身邊。作者指出，這類對印度中間人的貶抑，正是後來殖民刻板印象的起點。薩拉巴特·姜格也不是單純的傀儡。他刻意安排法國軍官出席自己的接旨儀式，傳達的訊息很清楚：想拿到皇帝詔書，就把軍隊留下來。

1752 年，昌達·沙希卜被處決後不久，法方盼了很久的詔書終於到了，時機諷刺得很。杜布雷克斯替入城儀式加上禮物、音樂和遊行，連同情法方的觀察者都覺得是一場鬧劇。詔書的內容其實空泛，只籠統肯定法國與薩拉巴特·姜格的友誼，完全沒有列出具體的特許。杜布雷克斯只能誇耀紙張的等級，說這種紙平常只用在寫給地位對等的人。

第四幕：1754 年薩德拉斯談判

英方的前提條件：先承認穆罕默德·阿里是納瓦布。
法方的回應：搬出整套「法律軍火庫」。其中一份穆扎法爾·姜格的巴爾瓦那，任命杜布雷克斯統領克里希納河以南直到海邊的領地。法方據此主張法國有權介入卡納蒂克事務。
致命一擊：英方譯員（dubash）穆圖克里希納在抄錄時發現，皇帝詔書蠟印上的年份是伊斯蘭曆 1133 年（約 1720/21 年），和宣稱的日期差了將近三十年。英方總督桑德斯事先就交代代表們，追問各份文件的日期，因為反駁的關鍵就在這裡。
法方的說法：錯誤只在副本，本地治里的原件是正確的 1163 年；是「德里的書手」誤用了前任皇帝的印章。英方私下的判斷則是：杜布雷克斯在德里朝廷的朋友騙了他。
英方的弱點：英方自己根本沒帶任何文書。桑德斯只好私下急函穆罕默德·阿里，要他寄來經伊斯蘭法官（qazi）認證的副本。這些副本談判結束後才送到。
憲政化的語言：雙方都開始談「蒙兀兒憲制」、「本國根本法」，互相指控對方是叛亂者。作者認為，這就是後來華倫·哈斯汀在孟加拉發展「蒙兀兒憲制」論述的前身。

三方策略比較

	法國（杜布雷克斯）	穆罕默德·阿里與英國	薩拉巴特·姜格與拉古納特·達斯
角色	大量囤積的買家	跳過中間層、直接找源頭的買家	發行者兼經紀人
主要文書來源	海得拉巴的巴爾瓦那，加上後來的空泛詔書	納西爾·姜格的舊文書，加上德里詔書	自己簽發，並仲介德里詔書
自我定位	實際上的統治者（帶有總督頭銜）	合法政府的盟友	皇帝與法軍之間的閘門
弱點	文件經不起審查；過度依賴中間人	文件不在手邊，臨時要調認證副本	自己的合法性也有疑問
結果	1754 年失勢	穆罕默德·阿里最後穩坐納瓦布	王位保住，但越來越依賴外力

六、學術對話：這篇文章站在哪裡

研究傳統	代表	對歐洲人收受蒙兀兒文書的看法	本文的回應
英屬印度時期的史學	Dodwell、Martineau	覺得困惑，甚至可笑	認真看待它，視為核心政治機制
十七世紀貿易史	Stern, The Company-State（2011）	歐洲人是誠心參與蒙兀兒法律的人	把時間推到十八世紀中葉的分裂時代
十八世紀晚期的帝國意識形態	Travers（2007、2014）	「蒙兀兒憲制」被用來擋住本國議會的審查；以條約建立的帝國	補上兩者之間的空白，指出憲制論述在薩德拉斯就已萌芽
法律與主權	Benton（2009）、Colley（2021）	近代早期的海洋充滿法律；戰爭催生成文憲法	十八世紀的印度同樣充滿法律，是一場「法律戰」
文書與國家	Raman, Document Raj（2012）；Das（2007）	殖民國家壟斷認證權	本文處理的是認證權還沒被壟斷的世界
波斯文化圈	Flatt（2019）	書寫、禮儀與倫理是宮廷文化的核心	延伸到歐洲公司如何進入這套文化

七、這篇論文的六個特色

時段選得好。 避開了比較有名的孟加拉征服故事，選擇南印度 1748–54 年這段英法同時進場、本地政權高度破碎的時期，減少「英國必然勝出」的後見之明。
把文書當成物件來讀。 不只看文字內容，也看格式、印章、措辭偏離、背面註記、信封、紙張。這是外交文書學（diplomatics）的方法，被用來解決政治史的問題。
讀者的不對稱是解釋關鍵。 作者看到一個簡單卻有力的事實：最熱衷收集這些文件的人，多半讀不懂它們。
把「中間人」寫進來。 阿南達·蘭加·皮萊、穆圖克里希納、拉古納特·達斯這些人，是讓整套文書系統運轉的人。
雙向的合法化。 一般會假設權力由上往下授予。作者指出，下層受封者也會主動替上層抬價。
用「貨幣」當分析工具。 這個比喻讓人自然地去問發行、流通、信用、通膨、偽幣這些問題。後面兩篇延伸專論就是沿著這條線往下挖。

八、作者沒有展開、但值得放在一起看的對照組

8.1 「名義臣屬」在別處也很常見

例子	和本文的呼應
越南「對內稱帝、對外稱臣」	對中國接受冊封、行臣禮，國內卻自稱皇帝。名義位階和實際主權分開運作
英國公司用沙·阿拉姆二世之名鑄幣	英國公司在孟加拉長年以這位皇帝之名鑄造盧比，幣面上的年份是固定不變的，與實際鑄造時間無關。伊斯蘭曆年份後來停用，但「在位第 19 年」的字樣一直沿用到 1834 年，而且孟加拉各廠都統一標示穆希達巴德為鑄地，實際上卻是在加爾各答鑄造。這是「表演出來的臣屬」延續最久的例子
1740 年法國取得鄂圖曼的永久特許條約	法國在地中海也同時在收集亞洲帝國的特許文書，杜布雷克斯並非特例
1609 年德川家康發給荷蘭人的朱印狀	歐洲公司在東亞同樣靠在地統治者的蓋印許可來確立權利
1765 年孟加拉財政權（Diwani）	英國人最後也走回「向皇帝要詔書」這條路，而且成功了

8.2 前史：「紙上承諾」早就是德干的結構性問題

杜布雷克斯夫婦那些被高估的村莊收益，不是十八世紀的新現象。蒙兀兒史學界所說的「采邑危機」（jagirdari crisis）早就描述過：從沙賈汗到奧朗則布時期，官僚菁英的人數成長得比帝國實際能收到的稅收還快；官員要等很多年才分到采邑，分到了也只能收到帳面估值的一小部分。jama 指帳面上評估的收入，hasil 指實際收到的收入，兩者的差距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急遽擴大。而且德干戰事期間，最肥沃的土地被留作皇室直轄地支應戰費，分給官員的往往是「難以收稅」（zor-talab）的地區。

換句話說，法國人走進的是一個本來就習慣面額遠大於實值的文書體系。這也是延伸專論二的重要背景。

8.3 理論上的鄰居

André Wink 的 Land and Sovereignty in India（1986）：他認為馬拉塔的擴張是在蒙兀兒主權的框架裡，靠分化與拉攏（fitna）進行的。這和本文「層層嵌套、互相構成的政權」很接近，但本文沒有引用。
Karen Leonard 的「大銀行商號」理論（1979）：她認為印度銀行家把信貸從蒙兀兒體系轉向東印度公司，是帝國衰落的關鍵。如果巴爾瓦那是貨幣，銀行家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本文沒有處理。

九、延伸議題一：「物質儀式」如何塑造合法性，以及由此而生的偽造／防偽產業鏈

9.1 問題

歐洲官員幾乎讀不懂波斯文，卻對印章、紙張尺寸、金字執著到近乎偏執。英方紀錄還記載，1752 年薩拉巴特·姜格擔心盟友倒向他的兄弟，收到一封德里朝臣的普通信件，就搭起接旨帳篷大張旗鼓，對外宣稱收到皇帝詔書。

這裡要先提醒一點：這段記載出自英方，論文作者自己也說這是一份帶有敵意的紀錄。但即使有誇大，它也說明了一件事：在跨文化的交會地帶，政治權威可以不靠文字的內容，而是靠視覺符號與空間儀式撐起來。

那麼，負責生產這些物質符號的人（宮廷文書房的書記 munshi、刻印匠、伊斯蘭法官、通事）演化出了什麼樣的產業鏈？

9.2 為什麼「看得見的」比「讀得懂的」更重要？

大家都不完全識字。 不只歐洲人讀不懂波斯文。坦米爾、泰盧固、馬拉地語區的地方菁英，很多也讀不懂。波斯文本身就只屬於少數書記菁英。印章、紙張、金字成了跨越語言的共同介面。
儀式製造「共同知識」。 政治學者 Michael Chwe 在 Rational Ritual（2001）裡指出，公開儀式的功能不只是讓每個人知道某件事，而是讓每個人都知道「別人也知道」。接旨帳篷、鳴炮、奏樂，就是在協調盟友的預期：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大家都會照著行動。
昂貴的訊號。 搭帳篷、鳴炮、遊行都要花錢。願意花這筆錢，本身就暗示發送者有底氣。
文書代替不在場的宮廷。 皇帝遠在德里，蓋了印的紙就是他的替身。

可以用貝氏定理把儀式的可信度寫下來。令 $G$ 表示「詔書是真的」， $F$ 表示「是假的」， $C$ 表示「舉行了接旨儀式」：

P (G ∣ C) = \frac{P ( C ∣ G ) P ( G )}{P ( C ∣ G ) P ( G ) + P ( C ∣ F ) P ( F )}

假設旁觀者原本有六成相信詔書是真的（ $P (G) = 0.6$ ），而真的詔書一定會辦儀式（ $P (C ∣ G) = 1$ ）：

假儀式很少見時（ $P (C ∣ F) = 0.2$ ）： $P (G ∣ C) = 0.6/ (0.6 + 0.08) \approx 0.88$ 。看到儀式，信心從六成升到快九成。
假儀式辦多了以後（ $P (C ∣ F) = 0.9$ ）： $P (G ∣ C) = 0.6/ (0.6 + 0.36) \approx 0.63$ 。儀式幾乎不再提供新的資訊。

作者觀察到，薩拉巴特·姜格的接旨儀式次數，和他的掌權程度成反比，連他自己的盟友都懷疑那些詔書的真假。這正是上面的訊號稀釋過程。儀式也會通膨，這一點和延伸專論二直接相連。

9.3 儀式就像「鑄幣廠」：世界各地的接旨／受封儀式

場景	儀式	和本文的呼應
蒙兀兒德干	搭接旨帳篷，尼扎姆把詔書舉在頭上表示臣服	本文的基本儀式
1603 年比賈布爾	國王沒有單獨接旨、省略跪拜，宣讀到一半轉身用馬拉地語跟大臣抱怨（論文引用）	用「不配合儀式」來表達抵抗
明清與朝鮮	地方官設香案跪接詔書；朝鮮在迎恩門迎接明朝使節	宗藩體系同樣靠儀式確立位階
1793 年馬戛爾尼使團	為了國書怎麼遞交、要不要跪拜而爭執	儀式的細節本身就是主權談判
1752 年本地治里	杜布雷克斯替內容空泛的詔書加上遊行與禮物	用儀式彌補文字內容的不足
1751 年蒂魯吉拉帕利	穆罕默德·阿里搭帳篷、奏樂、鳴炮	敵對雙方用的是同一套儀式語言

9.4 解剖印度—波斯文書的產業鏈

環節	論文中的證據	延伸資料
起草	書記要學各地的書信範本（insha），掌握措辭的規矩（Flatt）	印度—波斯文書在南亞常常是雙語的，頁邊有多種文字的多重簽註，並附上印章與符號
材料	杜布雷克斯要求副本用羊皮紙、尺寸和原件一樣、金字照抄；詔書用的是寫給平輩的高級紙	紙張等級本身就是位階標記
印信	印章依位階排列；最頂端是在位皇帝，而在位皇帝會換人	刻印匠也服務歐洲客戶：一枚 1774/75 年的祖母綠印章刻著英國軍官 Hannay 的蒙兀兒式頭銜，可能出自法扎巴德的刻印匠 Muhammad Salah Khan，他在十八世紀後期也替其他英國公司軍官刻過祖母綠印
登錄	迪維島文件背面記載副本已送達財政大臣辦公室	相當於流通前的登記
認證副本	杜布雷克斯要求副本蓋上伊斯蘭法官的印；穆罕默德·阿里的副本也因為有法官印章而被法方的印度顧問接受	「經認證的副本」可以在原件不出場時代替它流通
運輸	一式兩份、武裝護送，擔心路上被搶	文書本身就是值得搶的資產
仲介	拉古納特·達斯、使節、通事	握有資訊優勢的中間商
偽造的灰色地帶	1751 年 5 月的一份詔書被法方判定是假的；法方事後推說是德里書手誤用前任皇帝的印；杜布雷克斯懷疑對手偽造了尼扎姆的印	最危險的造假來自發行機構內部
驗證	通事比對印章年份；桑德斯指示追問日期	時間戳記是第一道防線
最後的清算	（論文之後）	見下面的努恩德·庫馬爾案與伊納姆委員會

殖民國家最後把「認證權」收歸己有，過程有兩個標誌性事件：

1775 年，努恩德·庫馬爾（Nandakumar）被處絞刑。 他曾指控總督哈斯汀受賄，隨後被控偽造文書，在哈斯汀的老友、首席大法官 Impey 主持下被判有罪，1775 年 8 月 5 日在加爾各答處絞。當時英國的《偽造法》把偽造列為死罪，但有法學者認為這部法律只適用於英國本土，不該用在印度。認證權一旦被壟斷，「偽造」就可能成為政治武器。
1852 年起的孟買伊納姆委員會。 歷史學者 Dominic Vendell（本文作者在註腳中感謝過他的翻譯協助）研究了這個機構：許多舊政權的檔案已經被雨水、塵土、蟲害侵蝕，常被當作廢紙賣掉；委員會透過各種物質手段保存它們，建立一座可以用來核驗個別產權主張的檔案庫。判斷真偽時，文件是否符合慣用格式是關鍵；1856 年，書記 Sayyid Usman 就曾鑽研一份據稱是提普蘇丹時期波斯文書上的日期。

9.5 世界各地的偽造／防偽體制

體制	防偽手段	偽造方式	結局
中世紀教廷	教宗英諾森三世曾列舉不下九種偽造手法；真的教宗鉛封上，使徒頭像周圍的圓圈有 73 個點，可以靠數點來辨偽	最可怕的是內外勾結：十三世紀初的羅馬甚至有組織的偽造集團，把假文件混進教廷文書處，由文書處的神職官員蓋上真的印章後寄往各地	英諾森三世在 1198 年抓到偽造前任與自己簽名的集團，並命令持有假文件的人二十天內交出，否則開除教籍
《君士坦丁獻土》	文獻學考證	偽造早期的皇帝授權	1440 年瓦拉（Valla）從用詞的年代錯置揭穿它
奧地利《大特權書》	請專家鑑定	1358/59 年哈布斯堡的魯道夫四世偽造凱撒、尼祿的「特許」來抬高地位	佩脫拉克判定是偽作；但 1453 年哈布斯堡出身的皇帝腓特烈三世正式承認它，偽造的文件就此「轉正」
明代勘合貿易	勘合一分為二，港口市舶司保留一半，持照船隻帶另一半，但仍然常被偽造	用過期的勘合、行賄	見下面的寧波事件
明初空印案	戶部對帳	地方官事先帶著蓋好印的空白公文進京，到了再填數字	朱元璋視為舞弊，大批主印官被處死。這是把「印比字重要」推到極致的例子
鄂圖曼特許狀（berat）	特許狀以蘇丹名義簽發、飾有蘇丹的花押（tugra）；新蘇丹即位時，所有特許狀都必須重新換發	歐洲領事轉售特許狀（見專論二）	換發制度等於定期重新驗證
亞利桑那男爵案（1880–90 年代）	鑑定筆跡、墨水、版式，到原始檔案中查證	雷維斯（Reavis）把偽造文件偷偷放進馬德里、塞維亞、瓜達拉哈拉的西班牙檔案館，還竄改教區紀錄	調查報告發現號稱十八世紀的文件是用鋼筆尖而不是鵝毛筆寫的，印刷字體和同時期文件不同，西班牙檔案館找不到原件，還有宮廷文件不該出現的拼寫錯誤

一個特別值得並讀的案例：1523 年寧波爭貢事件。 大內氏的使團帶著最新的正德勘合先抵達寧波，細川氏的使團帶的卻是前一任皇帝弘治年間的舊勘合。細川方透過通事宋素卿行賄，取得優先待遇，大內方憤而動武，殺了細川的正使、燒了船，一路追殺宋素卿到紹興城下，回程沿途劫掠。事後明廷關閉寧波、福州的市舶司，要求幕府交出肇事者，並繳回所有勘合。

把寧波和薩德拉斯放在一起看很有啟發：兩起事件的焦點都是文件上的年號或在位年份是否正確，都牽涉到中間人與賄賂，而且都發生在最高發行者遠在天邊、地方勢力各自持有文件互相競爭的情境裡。

9.6 五條規律

時間戳記是最古老的防偽特徵。 蒙兀兒印章上的年份、鄂圖曼的「新君換發」、明代勘合依年號分批，都是在文件上打上時間戳記。薩德拉斯的伊斯蘭曆 1133 年，和寧波的弘治舊勘合，是同一類型的破綻。
最危險的偽造來自發行機構內部。 教廷文書處被滲透、法方事後歸咎德里書手、英方所說的「德里的朋友騙了他」，都是用真印章蓋在假內容上。這種文件從外觀根本驗不出來，只能靠查核內容是否合理。
誰負擔驗證成本，誰就掌握主權。 從伊斯蘭法官的認證印，到英國公司法院，再到伊納姆委員會，認證權一步步集中，最後被殖民國家壟斷。
儀式可以偽造，但會通膨（參見 9.2 的貝氏推算）。
偽造者最終會去攻擊檔案本身。 雷維斯把假文件塞進檔案館，伊納姆委員會則必須搶救被當廢紙賣掉的舊檔。對這類文書來說，檔案庫就是終極的準備金。

9.7 回到原本的問題：書記們演化出了什麼？

這裡要誠實說明證據的限制。本文和現有史料，都沒有直接證明海得拉巴或阿科特存在有組織的「偽造作坊」。比較有把握的推論有五點：

認證副本經濟成形。 伊斯蘭法官的印讓副本可以代替原件流通。這是一個獨立的認證服務市場。
書寫格式的專業變成鑑識專業。 懂得書信範本、知道「正確格式長什麼樣子」的書記，既能判斷真偽，也有能力造假。同一種知識兩邊都能用。
刻印匠開始服務新客戶。 歐洲軍官也要刻蒙兀兒式頭銜的印章。
中間人掌握資訊優勢。 像拉古納特·達斯這樣的人，同時控制文書的供給與真偽資訊，等於是莊家。
認證權最後被國家收回。 殖民法院與委員會把這些分散的能力集中起來，也把「偽造」重新定義為刑事犯罪。

十、延伸議題二：權力的「貨幣化」與主權信用的次級市場

10.1 把巴爾瓦那寫成一份金融商品說明書

條款	巴爾瓦那
發行者	尼扎姆、納瓦布，或最高層的皇帝
標的物	指定村莊、港口、島嶼的稅收（帳面估值，也就是 jama）
到期日	名義上永久，實際上到「發行者倒台或繼任者不承認」為止
擔保	沒有實物擔保，全靠發行者的軍事和政治能力
兌付方式	由地方官和地主「把稅交出來」，往往要持有者自己帶兵去收
可否轉讓	有限度，例如杜布雷克斯夫婦把權利讓給公司
主要風險	發行者被殺、競爭發行者出現、帳面收益被高估、文件被判定為假

10.2 發行機制：用軍隊換紙

認購價格就是軍隊。 新尼扎姆用官銜、品級、采邑換法國人繼續提供軍事支援。法國人付出的「認購款」，是布西率領的法軍和土兵。
多個發行者互相競爭。 薩拉巴特·姜格、加齊烏丁汗、德里皇帝同時在發文件，好比同一片市場裡有好幾家銀行在發行互相競爭的貨幣。
發行成本趨近於零。 簽一張紙幾乎不花錢，但許諾的是未來（甚至別人的）稅收。
發行者的時間視野很短。 穆扎法爾·姜格登基一個月就被殺。一個預期自己隨時可能倒台的發行者，沒有理由在乎文書的長期價值。

可以用一個簡單式子表示濫發的誘因。發行者發出 $n$ 份文書，每份換到的服務 $s$ 取決於文書的市場價值 $v (n)$ ，而 $v^{'} (n) < 0$ （發得越多，每份越不值錢）。 $L (n)$ 是濫發在未來造成的信用損失， $δ$ 是發行者看重未來的程度：

n max n \cdot s (v (n)) - δ L (n)

當發行者覺得自己隨時會倒台， $δ \to 0$ ，未來的信用損失就不在考慮之內，濫發成了最佳策略。這跟紙幣史的經驗一致：研究元代紙鈔的學者發現，軍事壓力，特別是內戰，帶來的財政需求會導致貨幣超發，而天災與皇室賞賜則不會。1748–54 年的德干，正處在一場多方內戰之中。

10.3 定價模型：一張巴爾瓦那值多少？

V_{0} = t = 1 \sum T \frac{π _{t} e _{t} h J}{( 1 + r ) ^{t}} cash-flow value + O option value + status value S

$J$ ：帳面收益（jama）
$h$ ：實際能收到的比例（hasil ÷ jama）
$π_{t}$ ：發行者政權撐到第 $t$ 年的機率
$e_{t}$ ：政權還在時，地方真的照文件交稅的機率
$r$ ：折現率
$O$ ：選擇權價值（日後被更高或繼任的主權者承認的可能性）
$S$ ：地位價值（頭銜、在本國的聲望、封爵）

示範數字（純屬假設，用來說明數量級）： 帳面每年 10,000 帕戈達（pagoda），實收比例 $h = 0.4$ ，執行機率 $e = 0.5$ ，政權每年有七成機率撐下去（ $π_{t} = 0. 7^{t}$ ），折現率 12%：

V_{cash} = 2000 t = 1 \sum \infty (\frac{0.7}{1.12})^{t} = 2000 \times \frac{0.625}{1 - 0.625} \approx 3, 333

如果照帳面當成永續年金計算：

\frac{J}{r} = \frac{10 , 000}{0.12} \approx 83, 333

也就是說，現金流的實際價值大約只有帳面的 4%。杜布雷克斯夫婦很快把私人采邑「讓」給公司，從這個角度看完全合理：當現金流價值接近零時，這些文書如果還有價值，必然來自 $O$ 和 $S$ 。

關鍵在於，持有者不是被動的。 法國人提供軍隊，本身就提高了發行者存活與文件被執行的機率。令 $m$ 為投入的軍事資源， $c (m)$ 為其成本：

m max V_{0} (π (m), e (m)) - c (m)

這比較像創投，而不是買債券：投資人用自己的資源去影響被投資對象能不能成功。

對照組：運作中的鄂圖曼國家，市場怎麼定價主權收益權？ 鄂圖曼在 1775 年推出把稅收切成股份出售的制度（esham）。第一批股份以伊斯坦堡菸草關稅為標的，共 160 股，每股年收益 2,500 庫魯什，售價定為五年的收益。如果把股份當作持有 $L$ 年的年金：

P = t = 1 \sum L \frac{C}{( 1 + r ) ^{t}} = 5 C

持有 10 年，隱含報酬率約 15.1%；持有 20 年約 19.4%；永久持有則是 20%。即使是一個稅收機器正常運轉的中央國家，市場要求的報酬率都這麼高。沒有中央擔保的巴爾瓦那，折價只會更深。

10.4 次級市場真的存在嗎？

這是論文最弱、也最有發揮空間的地方。作者用了「貨幣」「交易」的語言，卻沒有提供任何轉售價格。根據現有證據，比較準確的說法是，當時存在四種類似次級市場的交易形態：

形態	例子
轉讓	杜布雷克斯夫婦把采邑讓給公司；法國在北部沿海取得的領地，1759 年後轉入英國手中，1765 年再由皇帝詔書確認
質押與出示	在結盟談判中出示文件，例如坦焦爾與邁索爾出兵時援引加齊烏丁汗的特許狀；用安全保證書交換城池
跨市場套利	在印度取得文件，到巴黎兌現成聲望與爵位（杜馬）；杜布雷克斯要金字副本「拿去歐洲展示」
債權化與清算	見 10.8：阿科特債務與伊納姆委員會

相比之下，鄂圖曼的特許狀市場有扎實的價格資料。經濟史學者 Artunç 整理出英法特許狀的價格序列，發現價格相當高，且因國家而異；商人會同時取得多份特許狀來擴大自己的法律選項，視情況選擇在哪個法院打官司；到 1800 年代初，特許狀持有者已經把其他群體擠出歐洲與鄂圖曼之間的貿易。這正好提供了一個「如何把貨幣比喻落實成數據」的範本。

10.5 明知會被濫發，理性的買家為什麼還要買？九種盤算

買的是擁立君王的機會，本質上是彩券。 押對了，回報極大（整個卡納蒂克的稅收）；押錯了，損失的大半是已經付出的軍費。報酬是高度不對稱的。
自己就能改變勝率。 見 10.3 的式子。法國人的軍隊就是讓文件成真的力量。
文件放大自己動用武力的正當性，類似「私掠許可證」。 對有軍隊的持有者來說，巴爾瓦那與其說是向發行者索款的憑證，不如說是讓自己「用武力去收稅」變得合法的執照。它的價值主要取決於持有者自己的武力，而不是發行者的財力。
先登記的權利，日後可能被追認。 先取得、先登錄的權利，日後有機會被繼任政權承認。一個極端的例子：美國喬治亞州議員受賄賤賣土地之後，州議會撤銷交易，但聯邦最高法院在 1810 年的 Fletcher v. Peck 案中判定，即使原始交易涉及詐欺，對詐欺不知情、支付了合理對價的第三方買家，其權利不能被忽視。奧地利偽造的《大特權書》後來被皇帝追認，也是同一個邏輯。
同時持有多張來分散風險。 穆罕默德·阿里同時握有納西爾·姜格、加齊烏丁汗、薩拉巴特·姜格和皇帝的文件，跟鄂圖曼商人同時持有多國特許狀的邏輯一模一樣。
到別的市場兌現。 在南印度可能一文不值的文件，在巴黎可以換來爵位與董事席位。
非金錢的價值。 法國的官職買賣就是最好的對照。官職有活躍的交易市場，會在報紙上刊登求售；路易十四的大臣龐查特漢（Pontchartrain）有句名言：國王每設一個新官職，上帝就造一個傻瓜來買。但買家不見得是傻瓜：官職帶來免稅、特權，甚至貴族身分。杜馬的封爵就是同一回事。
代理人問題：對公司不划算，對總督個人划算。 用公司的軍隊和資金去換個人的采邑和聲望，成本由公司承擔，好處歸總督。法國公司最後召回杜布雷克斯，正說明巴黎的股東算出了不同的帳。
資訊不對稱，有些人純粹是被騙了。 讀不懂波斯文的買家，在經濟學所說的「檸檬市場」（買家無法分辨好貨與爛貨的市場）裡處於劣勢。「德里的朋友騙了他」，說明並不是每一筆購買都是理性的。

10.6 世界各地的主權信用憑證與次級市場

憑證	發行者	次級市場	濫發或崩潰
蒙兀兒采邑	皇帝	有限	奧朗則布即位時貴族有 486 人，到他統治末年增至 575 人，帳面與實收差距擴大
法國的可買賣官職	國王	1604 年的法令讓官職只要繳納年費（paulette）就可以世襲，交易普遍	王室不斷增設官職來籌錢
鄂圖曼終身包稅權	蘇丹	1695 年起出售終身包稅權，合約被拆成份額，在不斷擴大的市場上私下交易	演變成 1775 年的稅收股份制度
鄂圖曼稅收股份	財政部	據說後來股份開始在沒有國家授權的情況下私下轉讓	一路沿用到十九世紀
歐洲領事轉售的特許狀	名義上是蘇丹，實際由歐洲使館轉售	有價格資料可查（Artunç）	鄂圖曼政府後來設立自己的特許商人制度，試圖把原本流向歐洲領事的高額費用收回國庫
宋代度牒	朝廷	可以轉手，常被當成準貨幣	學界早有研究將宋代出售度牒視為佛教衰落的因素之一；類似做法可上溯到安史之亂爆發時朝廷大量出售度牒來籌款
阿科特納瓦布的稅收指撥（tankhwah）	納瓦布穆罕默德·阿里	由英國私人債權人持有	1785 年柏克在國會抨擊
美國喬治亞州的土地	州議會	轉售給第三方買家	撤銷之後由最高法院確認買家權利
法國東印度公司股票（1719–20）	約翰·羅的公司	熱絡交易	泡沫破滅。諷刺的是，杜布雷克斯服務的公司正是在這場泡沫中合併成形的

10.7 沒有中央擔保時，靠什麼代替？

替代機制	功能	本文中的例子
伊斯蘭法官的認證	公證	杜布雷克斯要求法官印；桑德斯要求附法官認證的副本
回到源頭，取得皇帝詔書	向評級更高的發行者「投保」	穆罕默德·阿里與法國人都向德里求詔
軍隊	持有者自己執行	布西的部隊
公司的資產負債表	吸收個人的爛帳	杜布雷克斯夫婦把采邑讓給公司
對方的通事與審查	第三方稽核	穆圖克里希納的印章檢查
銀行家（本文未論及）	融資與匯兌	參見 Leonard 的「大銀行商號」理論

「回到源頭」這一步可以理解成一種評級升級：皇帝是名義上評級最高的發行者，但他的實際償付能力很低。薩德拉斯事件，就相當於這筆「再保險」被證明含有瑕疵。

10.8 結局：從貨幣戰爭到債務重組

穆罕默德·阿里贏了巴爾瓦那戰爭，後來卻成了最大的債務人。 他就是後來的阿科特納瓦布瓦拉賈（Walajah），向馬德拉斯的英國人大量借貸，並把各地稅收指撥給債權人。放貸人班菲爾德（Paul Benfield）多次用絕食抗議的方式逼迫納瓦布兌付這些以特定地區稅收為擔保的指撥。柏克 1785 年在國會的演說嘲諷，像班菲爾德這樣自己沒有財產、借不到一先令的人，竟能把整個省份拿來抵押，讓王公成為他們的債務人。到了 1806 年的下議院辯論，有議員指出被主張的債權高達 560 萬英鎊，而班菲爾德已經收回 50 萬英鎊，卻仍以同樣金額列名債權人。巴爾瓦那這種政治貨幣，就這樣變成了可以交易的稅收債權。
英國的條約體系切斷了原本的文書鏈條。 作者指出，1760 年代以後，英國的「條約」打破了海得拉巴與阿科特之間的位階關係，把各個印度政權逐一分隔。
伊納姆委員會等於一次大規模的債務重組。 1852 年孟買的第十一號法令設立伊納姆委員，專門裁決據稱免稅的土地產權。當時就有人公開批評，例如《孟買時報》主編 Robert Knight 1859 年出版了 The Inam Commission Unmasked（伊納姆委員會的真面目）。換句話說，殖民國家扮演了最後的清算人，決定哪些舊憑證還能兌現、要打多少折。

十一、點評：這篇論文的學術價值，經得起檢驗嗎？

宣稱的價值	評估	支持的理由	保留的地方
① 十八世紀的印度不是「無法時代」，而是「法律過剩」的時代	成立	證據豐富，且和 Benton 等人的研究呼應	新意主要在於把這個觀點應用到南印度，而不是首創
② 補上十七世紀「誠心參與」與十八世紀晚期「蒙兀兒憲制論」之間的空白	成立	薩德拉斯談判裡的憲制語言是有力的連結	「英國條約切斷文書鏈條」只用了一兩句話帶過；1765 年英國也照樣向皇帝求詔，鑄幣上沿用皇帝名號直到 1830 年代，所以這條鏈不是一下子斷的
③ 用「貨幣」當分析工具	部分成立	確實能引出發行、信用、通膨、偽幣等好問題	作者說它們「就是」貨幣。但用貨幣的三種功能檢驗：交換媒介（部分符合）、計價單位（不符合）、價值儲存（很差）。說它是「政治信用憑證」或「合法化許可」可能更準確
④ 證明物質面向的分量不成比例	大致成立	杜布雷克斯的指示、薩德拉斯的印章事件都很有說服力	波斯文原件只呈現了迪維島一份；1752 年那份詔書的波斯文本作者自己也找不到，只能依賴「波斯文→坦米爾文→英文」的二手翻譯
⑤ 把杜布雷克斯重新解讀為「文書收集者」	有說服力，但不排他	通信證據扎實	個人致富、在本國的政治算計、軍事冒險，這幾個動機互相重疊，很難說哪個是主因
⑥ 文書在實際政治中真的起作用	合理，但沒有系統驗證	坦焦爾、邁索爾出兵時援引特許狀	決定戰局的終究是軍隊。文書是讓聯盟協調起來的工具，還是只是附帶現象？需要更多反面案例才能判斷

其他值得補強的地方

馬拉塔幾乎缺席。 馬拉塔是當時最大的文書發行者之一（有大量馬拉地語授權文書），本文只是一筆帶過。
次級市場沒有實證。 沒有任何轉售價格或第三方之間的交易紀錄，「貨幣」的說法因此停留在比喻的層次。
史料偏向歐洲。 印度方面的聲音主要經由阿南達·蘭加·皮萊的日記（而且多半透過英譯本）與穆罕默德·阿里的宮廷編年史傳達，海得拉巴朝廷自己的波斯文紀錄相對少。

總評

這是一篇議題設定型的好論文。篇幅只有二十二頁，卻提出了一個能夠延伸應用的分析框架，並用薩德拉斯談判這個生動的案例，把「文書合法性」從背景拉到政治史的前景。它最站得住腳的是兩個觀察：持有者必須反過來替發行者背書，以及讀不懂的人最在乎紙。最需要後續研究補強的，則是貨幣比喻背後的數量證據，也就是：如果巴爾瓦那真是貨幣，它的「匯率」是多少？誰在交易？用什麼價格成交？這正是鄂圖曼特許狀研究已經示範過的路線，也是南印度研究接下來可以走的方向。

An Empire in Disguise: The Appropriation of Pre-Existing Modes of Governance in Dutch South Asia, 1650–1800

鄭仕群 — Tue, 03 Nov 2026 16:20:54 +0000

Alicia Schrikker (Leiden University) and Byapti Sur (Thapa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3;41(3):427-451.
doi:10.1017/S0738248022000554

對讀：Toussia Cohen I. “Lost in Translation”: Extraterritoriality, Subjecthood,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Anglo–Yemeni Treaty of 1821.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4;42(4):785-807. doi:10.1017/S0738248024000105

帝國必須說別人的語言：荷屬南亞的雙語文書與 1821 年英葉條約誤譯案

兩篇問的是同一件事：歐洲公司在亞洲統治或施壓時，必須透過別人的語言、別人的文書格式和別人的中間人運作。這種情況下，權力最後落在誰手上？
論文一：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在孟加拉金蘇拉以「柴明達爾」（地主）的身分簽發雙語地契。在斯里蘭卡賈夫納，公司則以「迪薩瓦」（地方長官）的身分維持泰米爾文與荷蘭文兩套登記冊。前者是嵌入（entrenchment），後者是混融（blending）。作者把荷蘭帝國比作一隻變色龍。
論文二：1821 年孟買海軍砲轟葉門摩卡港，逼伊瑪目簽約。英方想藉這份條約，把港內所有印度商人都劃入英國管轄，比英國在桑吉巴提出類似主張早了二十年。但阿拉伯文本把關鍵條款譯掉了，計畫落空。
對讀的結論：翻譯縫隙不是中性的技術故障，而是一個卡點（chokepoint）。站在卡點上的書吏、通譯、經紀商、地方官，甚至敵對的主權者，往往比殖民母國更能從中得利。
延伸觀察：奧斯曼的「名譽通譯」特許狀買賣、朝鮮譯官的私貿易、長崎通詞、廣州通事、達科他的「商人文件」、衣索比亞《烏查利條約》，以及荷蘭時代臺灣的贌社與新港文書，都顯示翻譯尋租是跨文明的常態。

一、兩篇論文的基本資料

	論文一〈偽裝的帝國〉	論文二〈迷失於翻譯〉
時空	標題寫 1650–1800，實際集中在 18 世紀；孟加拉金蘇拉、斯里蘭卡賈夫納	1802–1839；葉門摩卡港，兼及亞丁、孟買、伊斯坦堡
帝國	荷蘭東印度公司	英國東印度公司孟買管區
公司的法律身分	孟加拉：莫臥兒體制下的承租人，後來成為世襲地主。賈夫納：從葡萄牙人手中奪下後自居主權者	用砲艦逼簽不平等條約的外來者，在當地沒有主權
核心文件	雙語地契（patta）、貝葉文書（ola）、土地與人丁登記冊（thombo）、司法案卷	英文與阿拉伯文雙語條約、駐紮官與孟買之間的公文
主要史料	西孟加拉邦檔案館的地契卷宗、海牙國家檔案館的 VOC 與巴達維亞高等政府檔案、斯里蘭卡國家檔案館的迪薩瓦日記與鄉村法庭紀錄	大英圖書館印度事務部檔案、Aitchison 條約集、馬哈拉施特拉邦檔案館的阿拉伯文原件
一句話主張	荷蘭帝國在地方上穿著當地的衣服統治。文書既是治理工具，也是村民與官員各自利用、濫用的對象	1821 年條約暗藏一項法律創新，卻被一份不忠實的阿拉伯文譯本化解。帝國高度依賴非西方的中介者

二、名詞小辭典

名詞	地區	意義
zamindar 柴明達爾	孟加拉	莫臥兒體制中介於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地主，有收稅與維持治安的權利
ijaradar	孟加拉	承租收稅權的人
fiscaal 費斯卡爾	VOC	公司內的執法官或公訴官
dorpsmeester	荷蘭共和國	村政官，兼管治安與稅務
patta 帕塔	孟加拉	地契、租約、產權憑證
katcheri 卡切里	孟加拉、南印度	地主或收稅官的衙署
mutasaddi	孟加拉	衙署裡的文書兼會計官
salami	孟加拉	辦事時呈給上位者的「見面禮」
disāva 迪薩瓦	斯里蘭卡	原為僧伽羅王國的地方長官。荷蘭人沿用這個職位，讓它同時是法官、警政長官與稅官
ola	斯里蘭卡、南印度	寫在棕櫚葉上的貝葉文書
thombo	葡屬與荷屬錫蘭	土地登記冊（landthombo）與人丁登記冊（headthombo）
kanakapillai	泰米爾地區	書吏、會計，荷蘭文寫作 kannekappels
mudaliyar	泰米爾地區	地方頭人
paresse	賈夫納	頭人向官員進貢的場合，也是村民口頭陳情的場合。作者推測這個詞來自泰米爾語的「禮物」
landraad	VOC 錫蘭	鄉村法庭，由迪薩瓦主持，本地頭人提供意見
daula	葉門	港口總督
qadi 卡迪	伊斯蘭世界	依伊斯蘭法審判的法官
bania 班尼亞	古吉拉特	印度教與耆那教商人，兼指種姓與職業
shroff	印度	錢莊、兌換商
munshi 門希	南亞、阿拉伯海	通譯、文書、秘書、顧問的總稱
extraterritoriality 治外法權	—	一國對身在他國境內的人行使管轄權
berat	奧斯曼	蘇丹授予的特許狀。持有者可享免稅與適用歐洲法
dhimmi	伊斯蘭世界	受保護的非穆斯林臣民

三、論文一精讀：〈偽裝的帝國〉

3.1 它想介入的爭論

作者把荷蘭帝國史學分成兩派，兩派都不滿意：

立場	代表	對 VOC 的理解	作者的回應
公司國家（company-state）	Antunes、Weststeijn	VOC 是由荷蘭共和國授權、具國家性質的帝國行動者	國家性確實存在，但它出現在海外的日常運作裡，而不是阿姆斯特丹的法律辯論裡
流動的集合體	Emmer & Gommans（2021）	VOC 本質上是商業組織，殖民統治只是貿易的副產品；否認「公司國家」的說法	地方統治確實零碎，但零碎之中有一致的國家式作為，而且透過巴達維亞串連起來
變色龍（作者的立場）	Schrikker & Sur	外觀是商業帝國，實際上篡取了政府職能；它在地適應得很好，看起來很本土，近看卻從來不只是本土	—

方法上，作者採用 Crooks 與 Parsons 提倡的「帝國官僚的生活經驗」取徑，並借重 Bhavani Raman《Document Raj》、Miles Ogborn《Indian Ink》與 Nandini Chatterjee 對波斯式文書傳統的研究。他們看的是紙怎麼被寫、被蓋章，又怎麼被拿去打官司。

3.2 孟加拉金蘇拉：嵌入既有體制

公司取得權利的法律鏈

1662 年：蒙兀兒皇帝奧朗則布頒布敕令（firman），批准 VOC 承租金蘇拉、巴拉納加爾、巴扎爾米爾扎布爾三村，公司按慣例繳地租。
孟加拉省督沙伊斯塔汗（Shaista Khan）下達命令（parwana）補充確認，戶數與租額交由財政官核定。
1681 年：巴拉納加爾的地主權原本屬於公司的通譯 Rameshwar。他無力抵擋當地穆斯林官員的騷擾，於是把這個權利賣給 VOC。也就是說，一位通譯本身就是地主，這點和本文後半談的主題直接相關。
1686 年：公司代理人仍在和莫臥兒官員討價還價。每換一任政府，租額就跟著變。
18 世紀中葉：在主任 Sichterman 任內，這些村落轉成世襲封地（onversterfelijke leen），VOC 從承租人變成世襲地主。

作者強調，荷蘭紀錄把這段過程寫得很單純，實際上卻是層層協商的結果。

雙語帕塔：同一張紙，兩種口吻

面向	荷蘭文部分	孟加拉文部分
語氣	不帶個人色彩的公文：公司依主任命令「准予」（vergunt）	像地主把土地賜給佃戶，帶有私人關係的口吻
怎麼稱呼官員	只寫發契官員的名字；官員在自己的紀錄裡自稱 fiscaal	「尊貴的柴明達爾費斯卡爾 Hardy 老爺曰」
內容	面積（以 kata 計，20 kata 等於 1 bigha）、月租與年租	同上，另外記原屋主、屋數、孟加拉曆日期
宗教用語	沒有	開頭有「吉祥杜爾迦」「吉祥訶利」等祈福語
1785 年以後	改寫成「地產」，作為所有權證明	有時會註明地上物，例如店鋪或住宅

一個值得釐清的細節
常見的轉述會說，荷蘭官員在帕塔上「簽署其官職為 fiscaal 或 dorpsmeester」。論文其實說得更細。荷蘭官員簽名時並沒有以柴明達爾自居，荷蘭文部分只寫「依主任命令准予」並具名。「村長兼費斯卡爾」這個頭銜出自 Danckelmann 在 1781 年寫給巴達維亞的報告，作者在註 25 特別說明它沒有出現在帕塔上。「柴明達爾」這個稱呼只存在於孟加拉文那一半。

作者的解讀是：荷蘭人替自己挑選接近共和國經驗的詞彙，而他們用來和村民溝通的語言，顯示他們已經嵌入前殖民的莫臥兒世界。孟加拉文部分反映的，是持契人與書吏對「地主賜地」這個傳統的理解。

印記一層疊一層

帕塔不只是一段文字，也是一件物件。上面可能有：

波斯文官印：多數官印是波斯文，而不是孟加拉文。
手繪的孟加拉文印：作登記用。
8 安那印花：英國統治期間用於公開拍賣的土地（1 安那等於 1/16 盧比）。後來荷蘭王國也採用這種印花，只是換成國王威廉一世的「W」徽記。荷蘭人連印花稅這種財政工具都是向英國借來的。
紅墨水登錄號：顯示背後有一本登記冊。
英文封面摘要：1824 年以後英國接收檔案時加上的。

論文圖 1B 是一份 1819 年的帕塔，荷蘭文簽名可以辨識為 D. A. Overbeek。Overbeek 在 1817 到 1825 年間擔任荷屬孟加拉駐紮官，並在 1825 年 5 月 7 日主持主權移交。換句話說，直到荷蘭撤出前夕，這套雙語程式都還在運作。

帕塔裡記錄的人

帕塔會註記身分，例如 firangi（歐亞混血或基督徒），以及 Bagdi、婆羅門等種姓。從姓氏可以看出職業：金商、金匠、裁縫、船夫。女性也能持契與買賣土地，例如 1819 年的 Anna de Rosario、1768 年的 Asoni bibi、1776 年的 Noor bibi。帕塔因此把土地和人的社會身分綁在一起。

衙署裡的人與案件

衙署裡有 mutasaddi（例如 Parbati Charan Ray）、sikdar、sarkar、maheldar、秘書，以及多名書吏。作者用的案件來自 1780 至 1781 年巴達維亞司法院對 Danckelmann 與 Parbati 勒索案的審理，相關調查牽涉上百件案子。

案件	經過	帕塔的角色	顯示什麼
Ganjeshwari 的子女	母親生前透過前任地主 Radermacher 的衙署立帕塔，把房子傳給子女。她過世後，衙署人員上門清點財物。Parbati 索取 150 盧比見面禮，仍繼續威脅，兄弟倆和一名少女只好逃走	遺產轉移的憑證，同時也成為衙署介入的入口	死亡與繼承是官僚尋租的時機
Jagannath 的小巷	他買下屋旁的通道，卻在 Radermacher、Hardy、Danckelmann 三任期間都得重新主張權利並付費（其中一次 400 sicca 盧比）	每換一任地主就要重立	產權不是一次確定，而是要反覆「續費」的關係
Nimmodas 的抵押	他借 325 盧比給 Chand Mani，以她的房子作押。她死後，Parbati 宣稱房子歸費斯卡爾所有。要賣房就必須向 Nimmodas 取回帕塔，Parbati 取走帕塔後卻沒有還錢	沒有帕塔就不能賣房	雙方都知道帕塔不可或缺
Nolita 的反擊	Balaram 立她為唯一繼承人，前任官員 Saumaise 核准過。Balaram 死後，衙署封屋並拍賣財物三天，但房子賣不掉，因為她事先把帕塔藏了起來。她越級向 VOC 主任申訴並勝訴，事後遭到軟禁	藏起帕塔等於保住產權；帶著帕塔越級申訴，等於打開第二個法律空間	女性的能動性；公司與地主之間的「雙重法律空間」

3.3 賈夫納：三層體制混在一起

和孟加拉的根本差別

1658 年 VOC 從葡萄牙手中奪下賈夫納王國，自居主權者。這裡不產香料，公司的主要收入是地租、人頭稅和關稅這類「內陸收入」。

兩套平行的登記冊

泰米爾人原本就有土地與人丁的登記，葡萄牙人加以修改，荷蘭人再繼承下來。用泰米爾文登記，地方頭人收稅最有效率；但荷蘭官員多半不懂泰米爾語。結果是泰米爾文與荷蘭文兩套登記冊同時保存：前者讓收稅能運作，後者讓荷蘭人有「掌控」的感覺。可惜荷蘭時期的賈夫納紀錄大多已經散失，作者多半只能依靠當時人的描述。

檔案室的混亂與偽造

1697 年，賈夫納司令官 Zwaardecroon 抱怨檔案室堆滿無用的貝葉，下令在委員會面前焚毀。他也指出，教會的本地教師常常不遵守公司命令，開出假文書欺騙同胞。他的對策是只承認正式官員認證的文件，並使用有浮水印的紙，或蓋上公署鋼印的貝葉。

一片葉子的勞役收據

完成勞役的苦力，會從書吏那裡拿到一片蓋了鋼印的貝葉，稱為 sito。苦力保存它，證明自己這個月已經服過役，不能再被徵召。葉子上寫的是泰米爾文，鋼印代表公司。這可以說是「混融官僚」最小的單位。

迪薩瓦的日記

1784 年的指示規定，迪薩瓦每週至少要有四天、每次花幾個小時當場審案，並把案件和罰款記入帳簿，再發一片貝葉作為收據。目前唯一留存的是 Thomas Nagel 在 1779 到 1781 年間寫的日記，涵蓋 18 個月：

他罰了 1,200 多人，分布在 61 個村落。
他收受進貢約 400 次。
罰款總額 15,000 銀元（rixdollar）。他可以留下一半，另一半名義上用來「濟貧」。
罰款事由包括：兩位頭人互相叫罵，各罰 12 元；一名木匠夜間闖入別人的田地，罰 6 元；一名父親悔婚又替兒子簽約，罰 24 元。付不起罰款的人就挨鞭子。

簡單算一下（假設罰款平均分布）：

f ˉ \leq \frac{15000}{1200} = 12.5, F_{year} = 15000 \times \frac{12}{18} = 10000, \frac{F _{year}}{R _{land}} \approx \frac{10000}{15000} \approx 0.67

光是村落小糾紛的罰款，一年就相當於地租的三分之二。迪薩瓦個人一年約可拿走 5,000 元，相當於地租的三分之一。前殖民時期的「禮物」與調解，被轉換成例行化、可以記帳的個人收入。

登記冊劇場（依據 1790 年的指示）

每三年重造一次登記冊，固定在十月開始並事先公告。村民要整理休息所和教堂，掛上白布。
唱名順序固定：先檢查上次被登記為病弱的人，接著是本地教師帶著學童，最後是其他人。
教師照著泰米爾文登記冊唱名，從最高官員、最高種姓一路唱到最低種姓。缺席也要記下來，頭人常常想替村民掩護。
村民相信被登記為「死亡」是凶兆。有人裝老、裝病想逃避勞役；指示建議官員當眾喊話羞辱他們。
公司的泰米爾醫師當眾檢查身體。據說有人喝大量的水讓肚子脹起來，也有人刻意禁食、留長頭髮，讓自己看起來很可憐。
有人暫時搬到勞役較輕的村子；公司也不鼓勵跨村婚姻。

作者稱之為劇場。寫登記冊同時是一場國家儀式，確認村民和公司的關係，也確認村內的種姓秩序；同時也留下抵抗與協商的空間。關鍵人物是本地教師、書吏和醫師。他們在紀錄中只偶爾露面，卻是整套混融官僚的樞紐。

鄉村法庭的案件（1750 到 1753 年，現存三冊）

訴訟當事人以韋拉拉爾種姓最多，也有切蒂亞爾、婆羅門、穆斯林，甚至還有地位很低的 nalavar 種姓。爭點常常是證據問題：

私人貝葉和官方登記冊互相矛盾。
有人拿嫁妝貝葉（dotij-ola）和沒有經過公署認證的貝葉，來主張自己擁有某群奴隸。
本地教師被傳喚到庭，提供教會紀錄作為證據。
只要對方質疑某片貝葉的翻譯，它就會被送回官方譯員，案子因此拖延兩週。

作者懷疑最後一點是迪薩瓦的拖延戰術，反映荷蘭人面對「不是自己體系產出的證據」時的不安。文件再怎麼混融，掌權的荷蘭人始終是局外人。

3.4 作者自己的兩地比較

面向	孟加拉金蘇拉	斯里蘭卡賈夫納
VOC 的法律地位	莫臥兒帝國下的承租人，後成為世襲地主	征服者、主權者
繼承的底層	莫臥兒與孟加拉的制度	泰米爾與葡萄牙的制度
主要稅目	地租；沒有人頭稅；勞役不嚴	地租、人頭稅、按種姓分派的勞役
文書形式	同一張紙上兩種語言並列	兩種語言各有一套登記冊
官僚性格	嵌入：直到最後都在地方慣例之內運作	混融：形成既非荷蘭、也非泰米爾的新形態
需要多少人力	較少	較多
儀式性	發帕塔既是私事也是公開場面	更強：登記冊劇場、當場審案
主要獲利者	費斯卡爾與他的 mutasaddi	迪薩瓦本人；私下發貝葉收費的教師
與公司貿易的關係	間接：先鞏固地方治理，再間接支撐公司	相同

四、論文二精讀：〈迷失於翻譯〉

4.1 舞台：班尼亞商人掌握的摩卡港

摩卡位於紅海出口的曼德海峽，1538 年奧斯曼征服葉門後興起，後來改由沙那的伊瑪目統治。這裡是咖啡、印度紡織品、南亞與東南亞香料的集散地。
孟買的財政高度依賴紅海來的白銀，公司甚至替古吉拉特商船隊護航運銀。18 世紀中葉葉門爆發內戰，同時棉花和鴉片對華出口興起，摩卡的重要性隨之下降。
來自古吉拉特與卡奇的班尼亞商人常駐摩卡，壟斷了經紀與銀行業務。除了咖啡，港內所有交易都用班尼亞經紀人設計的記帳貨幣「摩卡元」，固定比西班牙銀元低 21%。結帳時程則依古吉拉特人按季風制定的曆法。
Bhimji Kalyanji 是英國公司在摩卡的首席經紀人，實際上是孟買錢莊主 Nanji Seskurn 派駐的代理人。
班尼亞也是港口總督的提款機。歐洲觀察者記下毆打、把人關在屋裡用硫磺燻等勒索手段，並稱他們是阿拉伯政府的「乳牛」。

值得多看一眼的是：在摩卡被「翻譯」的不只是語言，還有貨幣（摩卡元與西班牙元之間）和時間（季風曆、伊斯蘭曆、公曆之間）。掌握這些換算規則的班尼亞商人，本身就站在卡點上。

4.2 事件時間線

時間	事件
1802	英國特使 Popham 和亞丁蘇丹締約。條約中的「英國臣民」指歐洲裔；本地人必須持有印度管區發的證書，並向卡迪與駐紮官雙重登記，才受英國保護
1805	Valentia 子爵出使失敗，他記下班尼亞商人幾乎壟斷了摩卡的貿易
1817	英國中尉 Dominicetti 遭總督的士兵毆打，被半裸拖過街道，還被罵成「異教徒、狗」。論文內文把日期寫成 10 月 10 日，與其他地方不一致，詳見第七節
1820 年 8 月	孟買剛在波斯灣擊敗當地酋長國，接著派 Bruce 上校到摩卡索賠
1820 年底	葉門方面一再拖延，英方封鎖港口並砲轟兩週
1821 年 1 月	伊瑪目無條件投降。Bruce 出人意料地赦免了 1817 年事件的肇事總督。Fatḥulla 出任新總督，條約簽訂，關稅降到 2.25%
1821 年春	臨時駐紮官 Robson 發現英文本和阿拉伯文本有重大出入
1821 年 10 月	新總督派使者到孟買，控訴 Bhimji 假冒英國政府的僕人來逃避攤派
1821–1822	伊瑪目拒絕修約。他的代表 Hussein Gulla 表示，如果讓步，就違反了葉門法律、《古蘭經》和伊斯蘭法
1822	鄂圖曼帝國抗議，英國駐伊斯坦堡大使 Strangford 發出警告。孟買悄悄撤回對印度商人的管轄主張
1825–1827	新駐紮官 Bagnold 報告蘇拉特商人持續遭勒索。1826 年他採取強硬行動，險些再次觸怒鄂圖曼
1828 年 3 月 15 日	摩卡駐紮處撤銷，改由一位蘇拉特的 Bohra 派青年擔任本地代理。Bhimji 被評為「無用的班尼亞經紀人」
1833	鄂圖曼重新直接統治摩卡
1839	英國轉而直接佔領亞丁

4.3 法律創新：從「登記才保護」到「直接劃入」

	Popham 的亞丁條約（1802）	Bruce 的摩卡條約（1821，英文本）
誰是「英國臣民」	英國人與歐洲裔的王室臣民	所有在摩卡做生意的英國政府臣民，「尤其是蘇拉特商人」
本地人如何得到保護	持管區證書，向卡迪與駐紮官雙重登記	不用登記，也不用本人同意，直接劃入。另外設了一條退出條款，讓想留在伊斯蘭法管轄下的穆斯林可以選擇不加入
與當地臣民之間的糾紛	依當地法律處理	由駐紮官參與的混合法庭審理
公司雇員	沒有規定	「從經紀人以下」全部歸駐紮官專屬管轄
法理基礎	血統或出生地，加上契約式的附屬關係	作者稱之為「被指定的領土附屬」

作者指出，這比英國在桑吉巴提出類似主張早了二十年，也比鄂圖曼的特許狀制度更激進：特許狀只給非穆斯林，Bruce 的條約卻連蘇拉特的穆斯林商人也要納入。

但這個主張站在沙地上。公司的憲政地位來自英國王室和國會，它在印度統治的正當性卻借自莫臥兒主權。究竟誰算「英國臣民」，連加爾各答最高法院的法官都爭論不清。作者指出其中的反諷：在摩卡，印度人要靠伊瑪目下令才能成為英國臣民；這正好複製了非穆斯林印度人在葉門取得「受保護臣民」身分的方式。

降稅的幅度也值得算一下：

Gujarati: \frac{7.5 - 2.25}{7.5} = 70%, British: \frac{3.5 - 2.25}{3.5} \approx 35.7%

這份條約真正的大贏家本來應該是印度商人。而摩卡的貿易又以他們為主，所以這一條等於直接砍向伊瑪目最主要的關稅來源。

4.4 英文本與阿拉伯文本的差異

條款	英文本	阿拉伯文本
誰享有降稅	英國人及其所有臣民	只有英國政府與英國商人
英國臣民之間的糾紛	由駐紮官裁決	這一條被刪除
與伊瑪目臣民之間的糾紛	混合法庭	由卡迪審理，駐紮官「可以派一人到場」。如果「英國軍人」被判有罪，駐紮官要等卡迪依伊斯蘭法審完，才能決定刑罰
公司雇員「從經紀人以下」	專屬駐紮官管轄	整條消失
「subjects」（臣民）一詞	出現四次	分別譯成「附從者」（tābiʿūn）、「群體」（jamāʿah）、「商人」（tujjār）。只有在指伊瑪目自己的臣民時，才用了真正對應「臣民」的 raʿiyya

孟買首席秘書 Warden 的評語是：簽了這份條約之後，英國的貿易處境可能比簽約前還糟。

4.5 為什麼會誤譯？三種解釋

解釋	內容	作者的評估
蓄意舞弊	Bruce 認定，隨行的阿拉伯文門希、印度 Bohra 派的 Sayyid Hussein「有他的理由」偏離原文。新總督也有足夠的好處可以收買他	作者認為不太可能。Sayyid Hussein 出身商業菁英，又身處資訊樞紐；一旦被發現就會丟掉職位，為了小利冒這個險並不划算
無心之失	過去也有門希把條款譯得語氣不足的前例	但這次刪掉的內容遠遠超出語氣問題
概念無法翻譯	「臣民」在阿拉伯語裡沒有自然的對應詞。在伊斯蘭政治神學中，一個人的歸屬來自信仰共同體與伊斯蘭的土地，而不是出生地。法律由宗教學者掌管，當時的大法官 Shawkānī 影響力可能還高過伊瑪目。要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交給一位基督徒官員審判，在當時葉門的政治語彙裡很難成句	作者傾向這個解釋，但明說不打算下定論

4.6 結局裡的三重反諷

新總督的使者跑到孟買控訴 Bhimji 冒稱英國的僕人。換句話說，總督一邊拒絕英國管轄港內的印度人，一邊又請英國當局管教一個印度人。
孟買有人懷疑，總督認為正是 Bhimji 引來了前一年的砲擊。最後孟買為了不得罪鄂圖曼（當時英國更在乎黑海的穀物貿易，又正值希臘獨立戰爭），撤回了對他的保護。
1839 年英國在亞丁談判時，亞丁蘇丹要求英國可以管港口，但他保留對阿拉伯人、猶太人和班尼亞商人的管轄權。英方代表拒絕，理由是兩套法律並存「不可思議」；而那正是英國當年想在摩卡強加的安排。

作者的結論有兩點。第一，Bhimji 和蘇拉特商人一再請願，逼英國兌現自己對主權的說法，所以他們是法律帝國主義的推手，而不只是受益者。第二，門希、經紀人、代理人是帝國的眼睛和耳朵，往往也是帝國的嘴巴。

五、對讀

5.1 總比較表

面向	VOC 在孟加拉	VOC 在賈夫納	英國在摩卡
歐洲方的身分	莫臥兒體系內的地主	主權者	外來的施壓者
翻譯的形態	同一頁上兩種語言	兩套平行登記冊	雙語條約
誰負責翻譯	多位本地書吏	荷蘭與泰米爾書吏並行，另有官方譯員	一位 Bohra 派門希
誰能核對兩邊	極少數人，例如 mutasaddi	登記委員會和書吏；但荷蘭官員不懂泰米爾語	英方幾乎沒有人能核對阿拉伯文
縫隙中的主要獲利者	費斯卡爾和他的 mutasaddi；偶爾是懂門道的村民	迪薩瓦本人；私下發貝葉的教師	伊瑪目與卡迪的法律體制；門希也有可能
主要受害者	涉及遺產與抵押的村民	被罰款、被鞭打、被登記去服勞役的村民	孟買的擴張計畫；最後失去保護的 Bhimji
帝國中心的反應	巴達維亞派員調查，司法院審判	1697、1784、1790 年反覆發布指示	孟買撤回主張，倫敦與伊斯坦堡交涉

兩篇還呈現了兩條不同的「公司變國家」路線。論文一描寫的是從貿易轉向土地帝國：文書主要用來治理土地和人口，間接替公司帶來收入。論文二描寫的是從商業帝國主義轉向法律帝國主義：條約一開始就是為了關稅，後來想延伸成對人的管轄。同一個時代的兩家公司，分別走向統治和影響力兩個方向。

5.2 五個共同主題

帝國把語言外包出去。VOC 和英國公司都讀不懂自己簽發或簽署的文件的另一半。荷蘭的迪薩瓦不懂泰米爾文，孟買的上校無法核對阿拉伯文。
文件是物件，也是儀式。發帕塔是公開場面，登記冊唱名是一場劇場，1821 年條約是在砲聲之後蓋印的儀式。文件的效力，有一半來自它是「當眾製作」的。
中間人既是管道，也是卡點。Toussia Cohen 借用的「卡點」概念說得很準：知識流通的節點，同時也是攔截和收縮知識的地方。Parbati、賈夫納的教師、Sayyid Hussein 都站在這種位置上。
多元法律體系提供了越級的出口。Nolita 繞過衙署直接找 VOC 主任；Bhimji 繞過總督找英國駐紮官；摩卡總督反過來派人去孟買告狀；孟加拉村民一路請願到巴達維亞。在殖民情境裡，「雙重法律空間」既是枷鎖，也是逃生門。
歐洲人始終是局外人。賈夫納的迪薩瓦面對非公司出身的證據會不安而拖延；Bruce 根本無法檢查自己簽的阿拉伯文本。

5.3 一張地契，好幾種讀法

把帕塔當作一件物件來看，不同的人會從上面讀出不同的東西：

讀者	能讀懂什麼	這張紙對他是什麼
不識字的持契村民	印章、紅色號碼、紙張本身的存在	一件「拿在手上就等於擁有」的護身符。所以 Nolita 要把它藏起來，Nimmodas 拿它去換回債權
孟加拉書吏與 mutasaddi	孟加拉文，可能也懂荷蘭文和登記冊編號	控制產權進出的閘門，也是拍賣和收見面禮的槓桿
波斯化的莫臥兒官僚體系	波斯文官印	這塊土地仍在莫臥兒合法層級裡的訊號
荷蘭官員	荷蘭文那一半	收租帳目上的一列，一份依主任命令的許可
巴達維亞司法院	經過翻譯的證詞	判斷官員有沒有勒索的證據
1824 年以後的英國收稅官	英文封面摘要	等待整併進孟加拉稅制的產權憑證
今天的史家	數位掃描影像	一層層堆疊、每層都有人刪改補記的「重寫本」（palimpsest）

這呼應了檔案人類學的兩個提醒。Matthew Hull 研究巴基斯坦官僚時，把紙張當成治理的實體物件來分析；Ann Laura Stoler 則提醒我們要「順著檔案的紋理閱讀」。檔案不是一扇透明的窗，而是被不同權力反覆加工過的物件。

論文一的貢獻，就在於把帕塔當成「東西」來看，尤其是它對印記層層堆疊的描述。不過作者沒有系統處理「不識字的人怎麼讀這張紙」這一層，這是可以再往前推的方向。

5.4 「雙重面具」是蓄意的嗎？

這是一個很誘人的讀法：荷蘭人對內是依規章運作的特許公司，對外是莫臥兒式的封建君父。論文的標題〈偽裝的帝國〉也鼓勵這種聯想。不過從證據來看，我傾向比較保守的說法。

支持「蓄意」的證據：荷蘭人知道孟加拉文怎麼稱呼他們，Hardy 的帕塔就是例子，但他們沒有糾正。兩套詞彙也各自對荷蘭人有利。
支持「默許或自然形成」的證據：作者推測帕塔可能經過多位書吏之手。孟加拉文的格式，包括祈福語和地主口吻，是莫臥兒時代以來的書吏慣例；作者也引用 Kumkum Chatterjee 的研究，說明書吏是代代相傳的專業階層。荷蘭方面沒有任何文件顯示有人刻意設計過這種雙重性。

所以比較精確的說法可能是：這不是精心設計的面具，而是一種不必付出成本、因此也沒人有動機去拆除的「策略性模糊」。下文會看到，1840 年紐西蘭的《懷唐伊條約》也有類似的結構。

5.5 翻譯縫隙裡的贏家

「翻譯兩個世界所造就的贏家，不一定是殖民母國」這個直覺，在兩篇論文裡都成立，只是每個場景的贏家不同：

場景	贏家	怎麼贏
孟加拉	費斯卡爾與 mutasaddi（短期）	控制帕塔的發給、重立與拍賣
孟加拉	少數懂規則的村民，例如 Nolita	把證件藏起來，越級申訴
賈夫納	迪薩瓦本人	把傳統的進貢與調解變成可記帳的收入
賈夫納	本地教師	以公司名義發貝葉收費，即使公署不承認
摩卡	伊瑪目、卡迪，以及 Shawkānī 主持的法學體系	阿拉伯文本保住了關稅收入和司法主權
摩卡	班尼亞經紀人（暫時）	在兩個主權者之間選邊站，躲避攤派
輸家	VOC 總部、孟買管區	地方收益被截留，擴張計畫落空

六、延伸：世界史上的翻譯尋租

6.1 先定義範圍

經濟學裡的「尋租」（rent-seeking），指的是不靠創造新價值，而是靠控制某個職位、許可或資訊落差來取得額外收益。以下不討論通譯本身正當的薪資與酬勞，只看「卡在語言縫隙上」所衍生的額外收益：賄賂、特權貿易、出售保護、操縱文件、承包壟斷等等。

6.2 一個極簡的模型

設中間人 i 的期望租金為：

E [R_{i}] = (1 - p) G (Δ I, S) - p F, p = p (L, N), \frac{\partial p}{\partial L} > 0, \frac{\partial p}{\partial N} > 0

各符號的意思：

$Δ I$ ：雙方在語言、法律、文化上的資訊落差
$S$ ：經過中間人手上的利害大小，例如土地、關稅、主權
$L$ ：委託人自己的語言能力
$N$ ：可以互相查核的獨立管道數量
$F$ ：被抓到時的懲罰
$p$ ：被識破的機率

這個模型不是要拿來量化，而是用來整理歷史上各方的對策：

槓桿	做法	例子
提高 L	培養自己人當通譯	法國在 1669 年設立培訓本國通譯的「語言學童」制度；英國公司讓 Flint 學中文；VOC 在賈夫納配置荷蘭書記
提高 N	平行文本、多名譯員、委員會	賈夫納的兩套登記冊；登記冊委員會
降低 S 中可被操縱的部分	規定以哪個文本為準	1858 年《天津條約》第 50 條
提高 F	嚴懲中間人	清廷處斬劉亞匾；馬德拉斯通譯 Paupiah 被判刑
弱勢方降低 ΔI	自己學會書寫、掌握文件	西拉雅人用新港文寫契約；Guaman Poma 教安地斯人讀寫，讓他們能打官司
反向操作：刻意提高 ΔI	禁止外人學本國語言，保護既有的租金聯盟	清代廣州

6.3 類型與案例

A. 職位租：通譯的位子本身就值錢

鄂圖曼的大通譯與法納爾人
從 1711–1716 年到 1821 年，多位法納爾希臘人被任命為多瑙河兩公國摩爾達維亞與瓦拉幾亞的君主，通常是從艦隊通譯或宮廷大通譯的職位升上去的。這些特權讓大通譯一職極受覬覦，又常在同一家族內傳承，成為法納爾人競逐的主要目標。艦隊通譯一職的收益相當可觀，而且經常易手，成為一般百姓的沉重負擔。
懂語言，最後可以換來一頂王冠，這是職位租最極端的形態。

朝鮮譯官
為了留住譯官，朝鮮政府讓多人輪流分享一個帶薪職位，並允許他們在規定限度內做私人貿易，來補貼微薄的官俸。政府還替他們補貼清朝官員越要越多的賄賂，結果許多「商人譯官」累積了巨大財富。朝鮮政府明白這種情況，所以出使時不另付譯官薪水，預設他們會靠私人貿易賺錢，主要的出口品是人蔘。一般稱這種隨使團攜帶人蔘的額度為「八包」。韓國學界研究指出，到 17 世紀後半為止，譯官與私商勾結，介入清朝與日本之間的轉口貿易累積財富；18 世紀中葉以後，因清日直接交易與私商摩擦，這種貿易逐漸衰退。
嚴格來說這是合法收入，但它來自位子，而不是來自翻譯工作，所以仍屬於國家用「租」來代替薪水的制度安排。

長崎通詞
長崎的荷蘭語翻譯由三十多個世襲通詞家族擔任；商館員工可以從事稱為「脇荷」的個人貿易，也有貨物被私下夾帶出售。通詞還組成同業團體，依 1670 年長崎奉行的許可，靠協調這類私人貨物的交易抽取佣金。
有趣的是，同一批人後來成了蘭學的推手，把職位租轉成了知識資本。

廣州通事
美國商船在 1795 年抵達廣州時，交易必須透過「通事」進行。他們是行商與外商共同雇用的壟斷性行會，靠的是廣東沿海的洋涇浜語，對外語的實際掌握其實很有限。

B. 出售保護：管轄權套利

鄂圖曼的特許狀買賣
18 世紀，歐洲各國駐鄂圖曼使館開始出售名為 berat 的特許狀，讓非穆斯林鄂圖曼臣民享有免稅並可選擇適用歐洲法。到 1800 年代初，持特許狀的商人已經把其他群體擠出歐洲與鄂圖曼之間的貿易。van den Boogert 把通譯分成兩種：真正替使館工作的「通譯」，以及只是花錢買頭銜、從不翻譯卻享受特權的「名譽通譯」。他也研究了 1758、1766、1781、1786、1806 年的歷次整頓。
這和 Bhimji 的處境如出一轍。一個本地商人以「外國政府的僕人」自居來規避本國攤派，只是 Bhimji 不需要花錢買特許狀，英國想直接用條約把整個社群劃進來。

C. 掮客政治：控制誰能見到誰

馬德拉斯通譯 Avadhanum Paupiah
Holland 兄弟主政馬德拉斯時，Paupiah 是他們的通譯，很快就形成一種慣例：任何人要辦事，都得先找這位通譯，然後才能見總督。他和 Holland 兄弟聯手侵吞鉅款，後來被判三年徒刑，另罰 2,000 英鎊。連阿爾果德的納瓦卜（地方君主）要見總督，都得先經過 Paupiah。他們還用 Paupiah 捏造證據，打擊揭發弊案的稅務委員 Haliburton，直到總督 Cornwallis 查出真相。結果 Holland 兄弟逃回英國，被定罪的只有 Paupiah。

克萊夫的門希 Nabakrishna Deb
他在 1750 年擔任華倫·哈斯汀斯的波斯文老師，也當過總督 Drake 的門希，替英國人出謀劃策。到 1756 年他已是公司的波斯文門希。1757 年普拉西戰役後，他分到了戰利品，1766 年獲克萊夫授予「大君」頭銜。稅務紀錄顯示他經營鹽業，並承包富庶的布德萬地區稅收，在加爾各答累積了大量地產。
從通譯變成王族，和法納爾人的路徑同一個模式。

宋素卿與寧波之亂（1523）
宋素卿本名朱縞，浙江鄞縣人。他的叔父做漆器生意出了差錯，為了擺平糾紛，把他交給日本商人抵債，帶到了日本。後來他成為細川氏的遣明使。細川氏取得一張已經失效的勘合（貿易許可證），宋素卿在寧波暗中運作，讓晚到的細川船違規先卸貨、先查驗，宴席座次也排在對手大內氏使節宗設之上。宗設憤而殺死細川正使、焚燒船隻，一路追打到紹興；宋素卿後來下獄死在獄中。據《明史·日本傳》，宋素卿是賄賂了市舶太監賴恩才得到這些優待。這場混亂中斷了明日貿易，也導致中國沿海倭寇活動激增。
一位通譯兼使節的尋租，最後以國家關閉一條貿易管道收場。

D. 文件與條約：讓翻譯「剛好」出錯

達科他的「商人文件」（1851）
達科他領袖簽完兩份條約後，被引到 Joseph R. Brown 手上的第三份文件前。沒有人朗讀或翻譯它，許多人以為那只是條約的另一份副本。這份「商人文件」把達科他人大約三分之一的現金補償，轉給包括 Sibley 在內的一群毛皮商人，用來清償據稱累積多年的債務。金額達 21 萬美元。
這是文件替換最赤裸的例子：中間人同時是債權人。

《烏查利條約》（1889）
義大利文版說衣索比亞必須透過義大利處理所有外交事務，等於把它變成義大利的保護國；阿姆哈拉文版則只說可以選擇透過義大利與第三國溝通。差異出在一個動詞：在阿姆哈拉文是「可以」，在義大利文是「必須」。這場爭議最終導致第一次義衣戰爭與阿杜瓦戰役。有人認為這是無心之過，也有人認為是故意欺騙；義大利首相 Crispi 則把它當成入侵的藉口。孟尼利克二世在 1893 年正式否認義大利的保護國主張。
它和摩卡案剛好構成鏡像。在摩卡，弱勢方的譯本削弱了強權的條文；在烏查利，強權的譯本暗藏了弱勢方不知道的義務。兩案最後都是弱勢方守住了主權。

《懷唐伊條約》（1840）
傳教士 Henry Williams 和兒子 Edward 在 2 月 4 日夜裡把英文草稿譯成毛利文。簽約現場，Williams 用毛利語向酋長說明，這份條約是女王出於愛的舉動。他用來翻譯「主權」的 kawanatanga，其實只是把英文「總督」音譯後加上抽象化的字尾；他刻意不用 mana 或 rangatiratanga，而這兩個詞在 1835 到 1839 年間正是用來宣示毛利主權的字眼。今天，懷唐伊法庭擁有判定兩種文本意義的專屬權限。
這裡的模糊沒有讓譯者個人致富，卻替英國王室換到了簽名。這是委託人層級的「政治租」，也最接近 5.4 節說的策略性模糊。

E. 國家把翻譯權收歸己有

James Flint 與劉亞匾（1759）
Flint 從少年時代就在廣州學中文。1759 年，英國商人派他北上，向乾隆告發粵海關監督的貪腐。清廷懲處了貪腐官員，也懲處了 Flint，卻把責任歸到教 Flint 中文、並替他寫中文狀紙的劉亞匾身上，將他公開處死，並在同年頒布防範外夷規條。這個陰影延續了三十多年：1793 年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時，沒有任何中國文人敢翻譯他的講稿。
這是國家為了保護廣州既有的租金聯盟（海關、行商、通事），刻意提高資訊落差的例子。

《天津條約》第 50 條與第 51 條（1858）
英國條約第 50 條規定，此後英國外交與領事官員致中國當局的公文一律用英文書寫，暫時附上中文譯本；如果兩種文本意思不同，以英文為準，這項規定也適用於條約本身。第 51 條則禁止在官方文件中用「夷」字稱呼英國人。
英國用條約條文直接收回解釋權，同時管制對方的用詞。當權力差距夠大，翻譯租就會被強者以法令收回。

西班牙的《要求書》（Requerimiento）
它本質上是一場法律儀式，一種宣告佔有的表演。有些征服者甚至在村莊聽不見的地方宣讀它，隨即發動突襲，或對著樹木和空屋宣讀，然後拔劍。宣讀者通常用西班牙語，原住民根本聽不懂。
它和賈夫納的登記冊劇場正好形成對照。荷蘭人堅持用泰米爾文和荷蘭文雙語唱名，因為他們需要村民真的配合去服勞役；西班牙人不在乎對方懂不懂，因為他們需要的只是開戰的法律理由。一個帝國願意在翻譯上投入多少，反映的是它需要對方合作，還是只需要一個藉口。

秘魯的 Guaman Poma
他多年替西班牙人擔任通譯，還協助教會掃除原住民儀式；後來他轉而教安地斯人讀寫，讓他們能提出法律訴訟、取回土地。秘魯早期殖民時代，通譯與結繩記事專家是殖民法律空間中的溝通中介。
他是少數把卡點翻轉成弱者工具的通譯。

6.4 臺灣篇：VOC 的第三個邊緣

讀論文一時，臺灣讀者很難不聯想到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1624–1662）。它是 VOC 的另一個邊緣，結構上和金蘇拉、賈夫納高度相似。

贌社：承包式的語言與貿易卡點
VOC 在臺殖民政府從 1642 年起規定，漢人進入原住民村社貿易必須申請許可；1644 年改由公開競標決定許可費，這就是贌社制度的起源。明鄭延續這套制度，清代也保留下來，但取消了競標。贌商通常同時是語言中介與貿易壟斷者。不過也要注意學界的修正：1648 到 1650 年間贌金總額大約增為三倍，過去研究多認為這是贌商壟斷的結果；吳聰敏則主張主因是明清戰爭使中國對臺灣鹿肉的需求大增。不能把所有收益都直接算成壟斷租。

地方會議：福爾摩沙版的 paresse
1644 年起，荷蘭當局要求歸順的村社選出長老，每年集會，一方面聽取施政，一方面宣誓效忠，這種集會稱為地方會議。會中長老攜帶荷蘭人授予的藤杖，公司職員先用荷蘭語宣讀政令，緊接著用新港語翻譯，而新港語是會場上唯一使用的部落語言。長老權力的移轉與繼承，必須經過荷蘭人認可。
選哪一種語言當「官方部落語」，本身就在原住民村社之間製造了階序，作用就像賈夫納的泰米爾文和孟加拉的波斯文印。

新港文書：福爾摩沙版的雙語帕塔
荷蘭人離開後，西拉雅人仍用羅馬字書寫自己的語言。他們和漢人之間的土地租借、買賣與借貸，也用新港語訂立契約。這些契約的年代橫跨約 1683 到 1813 年，其中不少是漢文與西拉雅文對照的雙語契約。
這是弱勢方把殖民者留下的文字，拿來對付下一波移民的例子，等於主動縮小自己這一側的資訊落差。

清代的通事與土目
研究屏東平原的論文指出，通事、土目對番社青年濫行攤派；鳳山八社的熟番對國家政策不熟悉、掌握漢字的程度不一，這反映在典賣、找洗、絕賣等契約文書上，最後使他們不得不把番大租與田地的管耕權賣成現銀，流離遷徙。地方官員又因為不熟悉屏東平原的地理，以「民番無礙」為由含糊發給墾照，讓大片草埔落入漢人業戶手中。

面向	孟加拉金蘇拉	斯里蘭卡賈夫納	荷蘭時代福爾摩沙
公司的身分	莫臥兒體系內的地主	主權者	殖民政府
核心文書	雙語帕塔	雙軌登記冊、貝葉	村社戶口表、贌社許可、新港文
儀式	衙署發契	登記冊劇場、進貢	地方會議、授藤杖
中介者	mutasaddi、書吏	書吏、本地教師、頭人	漢人贌商、政務員、學校教師、通譯
租金形態	見面禮、拍賣	罰款歸迪薩瓦一半；私發貝葉	贌金、漢人人頭稅包稅
後續命運	帕塔進入英國檔案	登記冊大多散失	新港文用到約 1813 年；贌社延續到清代

6.5 歸納：五個規律

租金大小和「資訊落差乘以利害」成正比，和監督強度成反比。值得注意的是，Nagel 的日記（1779–81）、Danckelmann 案（1780–81）、Paupiah 案（1789–92）都落在 18 世紀末。那正是兩家東印度公司「半商半國」、監督最鬆的時期，之後才有 1793 年的康瓦里斯改革和 VOC 在 1799 年破產。
租金會轉換成身分。法納爾人當上公國君主，Nabakrishna 家族成為加爾各答的王族，朝鮮譯官發展出中人階層的文化網絡，長崎通詞成為蘭學推手。
高租金伴隨高風險，中間人常常是替罪羊。劉亞匾被斬首，宋素卿死在獄中，Paupiah 被判刑而 Holland 兄弟逃回英國，孟買下令一查明就開除 Sayyid Hussein，Bhimji 則被英國拋棄。
弱者也能利用縫隙。孟尼利克二世、葉門伊瑪目、Nolita、寫新港文契約的西拉雅人都是例子。縫隙本身不偏向任何一方，偏向的是誰更早看懂縫隙在哪裡。
權力差距夠大時，強者會用法令終結歧義。《天津條約》第 50 條是一例。今天的懷唐伊法庭則是反向的補救：由國家機構事後裁定雙語文本的意義。

七、點評：兩篇論文的學術價值，以及它們是否站得住

7.1 論文一：〈偽裝的帝國〉

主要價值

從帝國底層補上荷蘭帝國史學的空白。過去 VOC 多半被當成企業史來研究，村落層級的文書幾乎沒有人碰過。
使用罕見史料：西孟加拉邦檔案館的帕塔卷宗、唯一留存的迪薩瓦日記，以及 Pouwel van Schooten 把日記建成的資料庫與地圖。
提出「嵌入」與「混融」這組對照，並指出公司的法律地位（承租人或主權者）決定了文書形態，論證相當清楚。
把文書的「表演性」放進法律史，讓儀式和紙張一起分析。

檢驗

主張	證據基礎	評估
VOC 在孟加拉嵌入既有的地主體制	帕塔實物、衙署持續運作、莫臥兒敕令	站得住
雙語帕塔顯示翻譯中失去了很多	對少數帕塔的質性比對，沒有交代樣本數，也沒有系統編碼	方向成立，但量化不足
賈夫納的登記冊是一場劇場	1790 年的指示，加上 Schrikker 先前的荷文論文	有疑慮：指示是規範性文本，寫的是「應該怎麼做」與「荷蘭人以為有效的做法」，不等於實際情形。作者自己也承認這點
迪薩瓦的罰款成為例行收入	單一份日記，但資料詳盡且可量化	對 Nagel 本人成立；推廣到所有迪薩瓦則需保留
帝國在地方具有寄生性	孟加拉的案例全部來自 Danckelmann 貪腐調查	有選樣偏誤：這些文件能留下來，正是因為出了弊案。村民的證詞也是經過荷蘭調查委員會翻譯和記錄的，史家其實隔著又一層翻譯在聽村民說話
帝國像變色龍	兩地對比	有效指出兩派模型都不完整；但「變色龍」是描述性的比喻，無法推出可檢驗的預測
巴達維亞形成了帝國的道德連結	一件請願案送到巴達維亞	說法合理，但證據單薄

細節上的瑕疵

論文說 1662 年由孟加拉省督沙伊斯塔汗出面斡旋。但沙伊斯塔汗是在 1663 年前任省督 Mir Jumla 死後才被任命，任期從 1664 年 3 月 30 日開始，而 Mir Jumla 的任期是 1660 年 5 月到 1663 年 3 月。他的 parwana 應該是後來才補發的，時序需要更正。
同一篇文章裡，英國短暫統治金蘇拉的時間一處寫 1781–84 年，另一處寫「1785 年起」。
標題寫 1650–1800 年，但 17 世紀的部分著墨很少。

7.2 論文二：〈迷失於翻譯〉

主要價值

把一段過去被當成例行砲艦外交的插曲，重新解讀為一項法律創新，並以 1802 年與 1821 年兩份條約的對照作為支撐。
把「中間人的結構性權力」從修辭變成可分析的概念，用「卡點」把翻譯研究、帝國史與法律史接起來。
引入伊斯蘭政治神學與 Shawkānī 的角色，避免把葉門方面寫成只會被動反應的配角。
實際找到並使用了阿拉伯文原件。

檢驗

主張	證據基礎	評估
1821 年條約包含前所未見的治外法權擴張	條約文本比對	站得住；「比桑吉巴早二十年」也合理
這次干預「被誤譯擊敗」	文本差異，加上伊瑪目拒絕修約	說得太重。依作者自己的敘述，伊瑪目的法學顧問以《古蘭經》為由拒絕讓步，鄂圖曼也出面抗議，倫敦又更在乎黑海利益。就算翻譯完全忠實，這項主張多半仍會被推翻。誤譯是直接觸發點，不是充分原因
誤譯可能出於概念無法翻譯	「臣民」一詞的多種譯法	只能部分成立，見下方說明
中間人是法律帝國主義的關鍵推手	Bhimji 與蘇拉特商人反覆請願	站得住，也是全文最紮實的部分
史料的觀點	以大英圖書館檔案為主，鄂圖曼方面靠 Farah 的二手研究	葉門、鄂圖曼與古吉拉特語史料使用不足，作者也自承只是「不求定論的反思」

關於「概念無法翻譯」，可以補一個檢驗：如果誤譯是隨機的錯誤，偏差應該兩個方向都有。但這份條約的每一處差異都偏向伊瑪目：降稅對象被縮小、臣民之間的管轄條款被刪、混合法庭被降格、「從經紀人以下」整條消失。

「臣民」無法翻譯，可以解釋用詞上的游移；但「經紀人」在阿拉伯語裡有現成的說法，不存在翻譯困難，整條消失很難用概念落差來解釋。這種方向一致的偏差，比較支持「有人刻意修改」。修改的人不一定是門希，也可能是沙那方面在謄寫用印本時動了手腳。

作者用「門希沒有動機」來排除舞弊說，其實還有另一種可能沒有討論：Sayyid Hussein 身為 Bohra 派穆斯林，或許認為把蘇拉特的穆斯林商人交給基督徒官員審判本身就不正當。他可能不是被收買，而是出於信念。

細節上的瑕疵

內文出現「January 6, 1921」和「September 5, 2021」，顯然是 1821 年的筆誤。
1817 年襲擊事件的日期不一致：引言說是 7 月，內文寫 10 月 10 日，但報告這件事的信件日期是 8 月 30 日。10 月 10 日應該是誤植。

7.3 合起來看

兩篇論文最有說服力的地方，都在中觀層次：一張帕塔、一片貝葉、一個條款怎麼被製作、被翻譯、被挪用。最容易被質疑的，則是它們從這些細節往上推出的宏觀結論：論文一的「變色龍帝國」，以及論文二的「被翻譯擊敗」。

前者是好用的比喻，但不是可以檢驗的理論；後者把一個直接觸發點說成了決定性原因。

不過，兩篇共同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讓「誰在翻譯」成為帝國史必須回答的問題，而不是可以跳過的技術細節。對讀之後，結論可以說得更直接一點：在早期近代的亞洲，帝國的主權往往寫在一份它自己讀不懂的文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