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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仕群
鄭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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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Matters: Understanding Why Medieval Legislators Chose to Regulate Women's Pregnant Bodies

Sara M. Butler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5;43(1):1-23.
doi:10.1017/S0738248024000415

對讀:Furstenberg Y. Rabbinic Evidence for the Spread of Roman Legal Education in the Provinces.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4;42(4):713-734. doi:10.1017/S0738248024000312


羅馬法如何「分類」女人與孩子:對讀 Furstenberg 與 Butler,兼論律法形式主義與實務運作的脫鉤

兩篇論文、相隔一千年的兩個場景,共用同一套骨架:羅馬法學把家庭、身分、繼承與女性身體分門別類的那套「抽屜系統」。本文先分別導讀兩篇論文,再依四個維度對讀,接著擴寫一個專題:世界各地「紙上之法」與「行動之法」如何脫節。最後點評兩文的學術價值,並檢驗這些價值是否站得住腳。

表面上看,兩篇論文幾乎沒有交集:

  • Yair Furstenberg 研究的是西元 200 年前後羅馬巴勒斯坦的猶太拉比,問題是「他們的羅馬法知識從哪裡來」。
  • Sara M. Butler 研究的是 5 到 15 世紀的歐洲,問題是「中世紀立法者為什麼要立法管孕婦的身體」。

但兩篇都在處理同一個現象:法律的分類架構本身就是一種權力技術。 把一件事放進哪個抽屜,就決定了它是誰的事、誰受害、由誰處置。Furstenberg 讓我們看到,一套分類架構可以從帝國中心「橫向」流到被統治的族群手上。Butler 則讓我們看到,同一套分類架構可以「縱向」流過一千年,持續替父權秩序提供法理語彙。兩篇論文各自也都碰到同一個難題:分類寫得越漂亮,往往離社會實際運作越遠。


1. 兩篇論文速覽

項目 Furstenberg(2024) Butler(2025)
時空 約西元 2–3 世紀之交,羅馬帝國東方行省 約 4–15 世紀(延伸至 16 世紀),英、法、伊比利、義、德、北歐、拜占庭、愛爾蘭
核心提問 拉比的羅馬法知識是經由什麼管道取得的? 中世紀立法者為何要規範孕婦的身體?
主要材料 《密西拿·婚約篇》1.1–5、3.12;蓋尤斯《法學階梯》;偽烏爾比安《單卷規則書》;《以實瑪利拉比米德拉什》;埃及《Idios Logos 準則》 《學說彙纂》、悔罪書、主教會議法規、世俗法典(《七部法典》、《博韋習慣法》、瑞典《西約特蘭法》等)、英格蘭法學論著(Bracton、Fleta、Britton、Mirror of Justices)
方法 結構比對,加上文本內部「縫線」分析 把立法放回語境,並分析罪名被歸在哪一類
論辯對象 Boaz Cohen、Shaye Cohen、Modrzejewski、Katzoff 等比較法學者 美國最高法院 Dobbs v. Jackson(2022)Alito 的多數意見
一句話結論 《密西拿》是羅馬法學教育已在東方非羅馬人中傳播的最早文本證據 中世紀墮胎法起源於保護丈夫與繼承人,並把提供墮胎者歸類為女巫或投毒者,不適合作為現代立法的歷史先例

2. Furstenberg:拉比的「借殼分類學」

2.1 起點:一篇由兩段組成的《婚約篇》

《密西拿》約在西元 200 年前後由猶大·哈納西(R. Judah the Patriarch)編定。其中的《婚約篇》(Qiddushin)分成兩大部分:

  1. 前半部談婚約儀式。開頭是一段奇特的「取得」條文(1.1–5),把婦女、奴隸、牲畜、土地並列,逐一說明如何「取得」它們。
  2. 後半部從 3.12 開始談身分問題:誰可以娶誰,子女屬於什麼身分。開頭是一段四分法的身分判定原則。

傳統學界(如 J. N. Epstein)認為這兩個單元特別古老,是「前拉比時期」的遺存。Furstenberg 主張剛好相反:它們屬於《密西拿》最晚的編纂層,而且是仿照羅馬法學入門手冊的架構寫成的。

2.2 《密西拿》3.12 與偽烏爾比安第五題的對照

《密西拿》3.12 判定規則 舉例 羅馬法對應(偽烏爾比安 5/蓋尤斯 1)
(1) 有婚約、無違犯 子女隨父 祭司、利未人、以色列人之間通婚 有 conubium 時子女隨父(Ps.-Ulp. 5.8;Gaius 1.55–56)
(2) 有婚約、但違犯禁令 子女隨身分較低的一方 大祭司娶寡婦;祭司娶離婚婦;以色列人娶 mamzer 或 natin 《米尼基亞法》(Lex Minicia):異邦父親所生的子女隨劣方(deterior)(Ps.-Ulp. 5.8;Gaius 1.78)
(3) 女方不能與此男締約,但能與他人締約 子女為 mamzer(私生子) 《妥拉》所列的亂倫與禁婚關係 娶法律不許娶的女子屬亂倫婚,子女為 spurii(Ps.-Ulp. 5.6–7;Gaius 1.58–64)
(4) 女方與任何人皆不能締約 子女隨母 女奴或外邦女子所生 無 conubium 時隨母;自由人與女奴所生為奴(Ps.-Ulp. 5.9;Gaius 1.79–82)

把兩套規則寫成判定函數,結構上的同構會更清楚。

《密西拿》3.12( QgenQ_{\text{gen}} 是女方的一般締約能力, QpairQ_{\text{pair}} 是她與這名男子之間的締約能力, TT 表示是否違犯禁令):

Schild={SfatherQpair=1,  T=0min⁡(Sfather, Smother)Qpair=1,  T=1mamzerQgen=1,  Qpair=0SmotherQgen=0 S_{\text{child}}= \begin{cases} S_{\text{father}} & Q_{\text{pair}}=1,\; T=0 \\[4pt] \min\left(S_{\text{father}},\,S_{\text{mother}}\right) & Q_{\text{pair}}=1,\; T=1 \\[4pt] \textit{mamzer} & Q_{\text{gen}}=1,\; Q_{\text{pair}}=0 \\[4pt] S_{\text{mother}} & Q_{\text{gen}}=0 \end{cases}

偽烏爾比安/蓋尤斯:

Schild={Sfatherconubium=1Smotherconubium=0(ius gentium)min⁡(Sfather, Smother)one parent peregrinus(Lex Minicia) S_{\text{child}}= \begin{cases} S_{\text{father}} & \textit{conubium}=1 \\[4pt] S_{\text{mother}} & \textit{conubium}=0 \quad (\textit{ius gentium}) \\[4pt] \min\left(S_{\text{father}},\,S_{\text{mother}}\right) & \text{one parent } \textit{peregrinus}\quad(\textit{Lex Minicia}) \end{cases}

其中 min⁡\min 的意思是:在身分位階上取較低的一方。兩套規則共用同一個主控變數,也就是「締結合法婚姻的能力」(conubium)。公民身分、血親關係、合法與否這些考量,全都被收編在這個變數底下。Furstenberg 認為,這種分類學層次的同構不可能只是巧合。

2.3 學術史上的四種解釋

學者 立場 解釋 Furstenberg 的回應
Boaz Cohen 比較法學 兩個成熟的法系有平行的原則,不談歷史上的關聯 迴避了「如何接觸」的問題
Shaye J. D. Cohen 羅馬影響說 「母系原則」首次出現在這段《密西拿》,是受羅馬法影響。他說拉比在這裡「像哲學家,不總是活在真實世界」 他描述的是整套法律移植,但實質規則其實沒有改變
Modrzejewski 人口危機說 第二次猶太戰爭後人口銳減,拉比依羅馬的萬民法改採母系,並取得羅馬認可 時序與證據都有困難;Daube 自己也承認這個解釋有問題
Ranon Katzoff 獨立發展說 羅馬法只承認合法婚姻內的父子關係,拉比法即使是亂倫所生的子女也算父親的孩子,兩者法理方向相反;規則源頭應追溯到以斯拉改革 實質差異確實存在,但無法解釋分類學上的驚人對應
Furstenberg 分類調適說 實質規則是在地傳統的,用來組織這些規則的分類框架是羅馬的 同時解釋了「形似」與「質異」

2.4 「縫線」分析:四段條文各自不合身

這是 Furstenberg 最有說服力的部分。如果這段《密西拿》是用羅馬框架重新包裝舊規則,那麼框架和內容之間應該會露出接縫。他在四段裡都找到了:

段落 表面原則 反例或真實規則 張力的來源
(1) 合法婚姻,子女隨父 男性改宗者合法娶女性 mamzer,子女仍是 mamzer(兩部塔木德都已指出) 原則寫得太乾淨,涵蓋不了實際情形
(2) 違法婚姻,子女隨劣方 大祭司娶寡婦,子女成為 ḥalal(被褻瀆者)。依據是《利未記》21:14–15:父親「褻瀆了他的後裔」,不是子女承襲母親的劣勢。巴勒斯坦塔木德還指出,祭司再娶自己的前妻雖屬違法,子女仍是合格祭司 祭司聖潔的邏輯被硬塞進「父母身分」的範疇
(3) 相對締約不能,子女為 mamzer 《葉瓦莫特篇》4.13 記載的早期拉比定義是看罪的嚴重程度:阿奇瓦拉比說是近親;提姆納人西緬說是犯了「剪除」罪(karet);約書亞拉比說是犯了法庭可判死刑的罪。這些定義都跟「締約能力」無關 新框架和舊定義接不起來,還會把外邦人、奴隸也誤納進 mamzer
(4) 絕對締約不能,子女隨母 《以實瑪利拉比米德拉什》用的是 kal va-ḥomer(由輕推重)論證:女奴之子都隨母了,外邦女子之子更應如此。這背後是一套較古老的「族群歸屬」邏輯 舊論證的外殼被新理由從中打斷

第 (4) 段的分析特別精彩。Furstenberg 指出,以實瑪利拉比論證背後的邏輯,比較接近希臘城邦的公民權法,而不是羅馬的 conubium 邏輯。伯里克利在西元前 451/450 年立法,規定父母雙方都必須是公民,子女才能取得公民權。異邦母親(metroxenos)所生的子女淪為 nothos(庶子)。到了希臘化時期的銘文裡,nothos 已經變成一個公民範疇,意思是「母親不屬於父親所屬社群的孩子」。換句話說,同樣的判決結果,原本可以完全用希臘化的公民邏輯來說明。羅馬框架提供的是新的「說明方式」,不是新的「規則」。

2.5 「取得篇」1.1–5 與蓋尤斯 1.108–123 的對照

比較點 《密西拿·婚約篇》1.1–5 蓋尤斯《法學階梯》第一卷
開篇句式 「婦女以三種方式被取得,以兩種方式取得自己」 「昔日婦女以三種方式歸入夫權:usus、confarreatio、coemptio」(1.110)
對象序列 婦女,然後希伯來奴隸、迦南奴隸,然後大小牲畜,然後兩類財產 婦女(coemptio),然後 mancipatio 的適用對象:自由人、奴隸、要式物牲畜(牛、馬、騾、驢)、義大利土地(1.119–121)
雙向性 每一類都同時說明「如何被取得」與「如何取得自己」(離婚、主人死亡、禧年等) 用 mancipatio 也能讓婦女脫離夫家(1.114–118)
三種方式 金錢、文書、性交(對應財產的「占有」ḥazaqah) coemptio(買賣式)、confarreatio(祭祀式)、usus(時效式);對應財產的 mancipatio、in iure cessio、usucapio
象徵性價金 希列學派主張一個 perutah 即可,並特別註明它等於「義大利 issar 的八分之一」 秤與銅塊的儀式;1.122 也討論銅塊作為 as 的一部分
大型牲畜 以「交付」(mesirah)取得,《托塞夫塔》說明是遞交韁繩 要式物必須當場「用手抓住」,這就是 manu capere 的字源(1.121)
下一個主題 1.7 談父母對子女的義務與權限 1.124 起談子女如何脫離家父權
性質 用拉比自己的話說,是一種「取得」 蓋尤斯明說 coemptio 是一種想像的買賣(imaginaria venditio,1.113),目的在改變法律身分

更值得注意的是:3.12 和 1.1–5 兩個單元所對應的羅馬文本,在蓋尤斯第一卷裡正好是相鄰的區段(1.55–96 與 1.108–123)。 《婚約篇》兩大部分的開篇,都取材自同一份教科書的同一個連續段落。這是全文最強的結構性論據。

2.6 和埃及《Idios Logos 準則》的比較

Furstenberg 拿同時代的埃及行政文件 Gnomon of the Idios Logos 作對照。這份文件也把地方的身分法整理成羅馬式的標準。例如它規定:希臘城邦女公民(astē)與埃及人所生的子女是埃及人,但可以繼承雙方。這是把「隨劣方」原則套用在非羅馬人身上,藉此在行省內建立社群之間的位階。

差別在於,Gnomon 是帝國由上而下強加的;《密西拿》則是地方菁英主動用帝國的語法,重新說明自己的法律。

2.7 本文的五個特色

  1. 從「影響」推進到「管道」:過去的研究只能說拉比「受到」羅馬法影響,本文指出具體的管道是法學入門手冊(institutiones)。
  2. 從「移植或獨立」推進到「分類調適」:同時承認 Katzoff 指出的實質差異,以及 Cohen 指出的形式相似。
  3. 以縫線分析為方法:利用框架與內容之間的張力,判斷哪些是後加的編纂層。
  4. 把拉比放回羅馬行省法律專家的群體裡,不再把拉比法當成封閉自足的宗教法。
  5. 對羅馬法史本身也有貢獻:如果論點成立,蓋尤斯傳統在東方的傳播證據就提前了(相較於 P.Oxy. 2103 抄本,以及 3 世紀才開始出現記載的貝里圖斯法學院)。

3. Butler:管住孕婦的身體,是為了保護誰?

3.1 寫作背景:回應 Dobbs 案

Alito 在 Dobbs 多數意見中,引用 13 世紀的 Bracton 與 Fleta,論證「至少在某些妊娠階段,墮胎自古即屬犯罪」。Butler 的批評有幾層:

  • 選擇性引用:Bracton、Fleta 支持他的論點,但同時代的 Britton 與 The Mirror of Justices 不支持,Alito 卻沒有提。
  • 只看論著,不看實務:英格蘭法庭以重罪起訴的「墮胎」,幾乎都是毆打孕婦導致流產。用草藥自行墮胎的婦女,通常交給告解神父處以補贖(禁食、祈禱)。
  • 權威人物的語境:Alito 稱 Matthew Hale 是偉大的普通法權威。Hale 曾在 1662 年的 Bury St Edmunds 審判中判兩名婦女以女巫罪處死。

3.2 全文三大論點

  1. 中世紀的 aborsus 和今天說的「墮胎」不是同一個東西。
  2. 墮胎罪起源於「對丈夫的犯罪」,屬於一整套保護男人及其繼承人、防範婦女利用生育能力謀奪遺產的厭女立法。
  3. 提供墮胎的人被歸類為女巫或投毒者,所以墮胎法和對魔鬼的恐懼、對「女性身體即毒物」的想像糾纏在一起。

3.3 aborsus 的語義

面向 中世紀 當代美國辯論
生命起點 胎兒成形並被注入靈魂之後。Azo 的註釋依循亞里斯多德:男胎 40 日,女胎 80 日 常見主張是受孕即生命
自然流產與人工流產 不區分。aborsus 涵蓋自發、意外、蓄意、遭毆打所致,甚至產婦死亡後取出胎兒 嚴格區分
自然流產的歸責 偽大阿爾伯特《婦女的秘密》把流產歸因於飲食、情緒、運動失衡,「娼婦」甚至被說成以跳舞、性交、摔角來墮胎 視為醫學事件
刑罰性質 多為教會的精神補贖 刑事處罰
量刑考量 窮困(Bede 悔罪書的「貧婦條款」)、母體健康、輕浮或出於必要 依各州法律而定

Butler 也引用了人口與醫學資料:中世紀女性普遍貧血,一生大約只經歷 50 次月經(現代約 450 次),所以「月經沒來」很難當作懷孕的徵兆;今天的自然流產率約 15%,中世紀只可能更高。她舉出的第一宗女性墮胎審判(1490 年威尼斯)以及一封 1386 年法國赦免狀,處理的竟然都是自然流產。教宗英諾森三世 1211 年的教令更把意外流產(修士嬉鬧時拉扯女子腰帶,使她跌倒流產)也視為可罰。

悔罪書的量刑分級:

文獻 情形 補贖
西班牙《Silos 悔罪書》(1075–1091) 自願墮胎 / 非自願墮胎 4 年 / 2 年
Bede 名下悔罪書 貧婦因難以養育 / 娼婦為掩飾惡行 較輕 / 較重
Arundel 悔罪書 為掩飾淫行 / 為逃避死亡或難產 10 年 / 3 年
同上 出於輕浮(pro sua levitate)/ 出於必要(pro utilitate necessaria) 1 年 / 40 天

3.4 胎兒算不算「人」:英格蘭論著內部的分歧

文獻 立場
Bracton、Fleta(13 世紀) 已成形、尤其已有靈魂的胎兒,打掉或以毒藥墮掉即構成殺人
The Mirror of Justices(1290 年代) 胎死腹中不構成謀殺,因為出生前沒人能判斷它是不是「怪物」
Britton 沒有可具名的被害人,就不能提起重罪控訴
Liber Assisarum 被害人從未存在於世(in rerum natura),不得追訴
《學說彙纂》25.4.1.1 胎兒在出生前是母親的一部分,或是她的臟腑
《學說彙纂》1.5.7(Paulus) 只在對胎兒自身有利時(例如繼承),才視同已出生
格拉提安《教令集》C.32 q.2 未成形的胚胎被打掉不算殺人,因為還沒有靈魂

3.5 受害人是丈夫

  • 《學說彙纂》47.11.4 引馬爾西安:已婚婦女自行墮胎屬於「非常罪」,理由是她不應能夠毫無代價地剝奪丈夫的子嗣。
  • Cavallar 與 Kirshner 指出,古代與中世紀義大利的法學家一般容忍未婚女子墮胎,也容忍丈夫同意的墮胎。
  • 拜占庭法和早期愛爾蘭法都把未經丈夫許可的墮胎列為離婚事由,等於把它當成違約。
  • 教會法的第一條墮胎規定,Elvira 會議(約 305 年)第 64 條,處理的是丈夫不在時與人通姦懷胎、然後墮胎的婦女。Lérida 會議(546 年)也把墮胎視為掩飾通姦。到了 Noyon 主教會議(1280–1285),墮胎婦女被比作 Medea。
  • 《學說彙纂》48.19.39 引 Tryphoninus,擔心剛離婚的妻子為了報復「已成可憎的丈夫」而傷害自己的子宮,也擔心有繼承人收買繼母墮胎。

3.6 孕體監管制度(ventris custodia)

這是 Butler 用來說明「墮胎法屬於更大一套孕體規訓」的關鍵證據:

法源 程序
《學說彙纂》25.4.1.10 丈夫死後一個月內,寡婦須通知所有利害關係人;由 5 名自由婦女檢查(未經她同意不得觸碰腹部);預產期前 30 天再次通知;在裁判官指定的「極可敬婦女」家中分娩;產房只能有一個出入口,其餘封死;門口由 3 名自由男子、3 名自由女子加 2 名隨從看守並搜身;至少 3 盞燈,因為「黑暗較利於調包」;產後須讓所有利害關係人驗看嬰兒
卡斯提爾《七部法典》 幾乎逐字照搬,但改成由可敬婦人搬進寡婦家同住,費用轉由寡婦負擔
英格蘭 Bracton 由可敬婦人觸摸乳房與腹部檢查,並有騎士在場;之後拘於王室城堡,費用自付,與可能懷孕的侍女隔離,直到分娩
法國 隔離觀察四個半月;若證實說謊,須返還期間所用的遺產
瑞典、丹麥 20 週;若說謊須返還所用糧食,但可保留自己播種的收成

延伸的例子:《七部法典》擔心不孕的妻子「假孕」並調包嬰兒;《博韋習慣法》規定母親指稱自己的孩子是私生子時不可輕信;寡婦產後坐月子期間,債權人可以「大膽進房」取走財物,以防她把家產藏在產房裡。

3.7 罪名放在哪個抽屜

法源 墮胎的位置或性質
阿勒曼尼法(約 730 年) 夾在「殺男人或女人的命價」與「牛的價格」之間;用語是 instrigaverit,意思是對孕婦施以 striga(吸血化形的女妖)之術
Bracton 放在王室訴訟的「傷害」類,與閹割並列,視為對生殖器官的攻擊
撒利法 對女子施咒使人不能生育,處以罰金
Regino、Burchard《矯正者》 告解問題清單裡有一題:是否喝過或給人喝過以巫術製成、使人不能生育的草藥
義大利、德意志主教會議 Ivrea(1290)與異端、占卜並列;Fritzlar(1244)列於 maleficia;Bologna(1310)、Lucca(1300–1330)、Volterra(1356)明確歸為巫術
法國、英格蘭 Cambrai(1277)將墮胎與「給人喝毒藥」並列;L'Isle-sur-la-Sorgue(約 1288)列入投毒者條款;Bracton 提到以毒藥(venenum)致墮胎

Butler 指出幾個語義滑動的線索:撒利法修訂本把「施咒」(maleficium facere)改成「下藥」(herbas dare),Burchard 把 Regino 的 maleficium 改成 veneficium(毒害)。Franck Collard 的研究則顯示,中世紀被指控的投毒者其實大多是男性。但經血有毒、孕婦體內積聚腐敗之血會散出毒氣的醫學觀念,讓「女人=毒」的聯想變得根深柢固。

3.8 本文的四個特色

  1. 語義考古:先釐清古今的 aborsus 和「墮胎」不能直接比較,再進入法律論證。
  2. 把墮胎法放進整套孕體規訓裡看:墮胎、假孕、調包、寡婦監管、債權人搜產房,被串成同一張網。
  3. 從「罪名歸類」解讀立法者的焦慮:把罪名放在巫術、毒殺、閹割、命價表的哪個位置,本身就是證據。
  4. 自覺的跨境比較:不只看英格蘭普通法,也看教會法、伊比利、法、德、義、北歐,甚至拜占庭與愛爾蘭。

4. 四個維度的對讀(附延伸材料)

4.1 羅馬法的「橫向擴散」與「縱向繼承」,以及兩者的交會

在 Furstenberg 的研究中,羅馬法分類學從帝國中心橫向擴散到行省的猶太菁英。在 Butler 的研究中,《學說彙纂》的家父長邏輯縱向延續到中世紀的普通法、教會法與世俗法典。

兩篇論文都沒有明說的是,這兩條路線其實在 Bracton 身上交會。

《密西拿·婚約篇》 Bracton(約 1220–1250 年代) Hale 與 Blackstone(17–18 世紀)
在地法源 猶太傳統的婚姻與身分規則 英格蘭王室法庭的普通法 英格蘭普通法
外來框架 蓋尤斯式的入門手冊分類 Azo 的《法學階梯總論》與羅馬、教會法學 《法學階梯》的「人、物、訴訟」三分架構
學術史上的評價 Furstenberg:分類是羅馬的,內容是在地的 Maitland 1895 年在 Selden Society 出版《Bracton 與 Azo 選段》,揭露大量借用 J. W. Cairns 稱 Blackstone 為「英格蘭的法學階梯派」(1984)
和 Butler 的關聯 — Butler 指出 Bracton 的墮胎段落抄自 Raymond of Peñafort Alito 推崇的「普通法權威」正是 Hale

這張表帶出一個耐人尋味的觀察:Alito 援引的兩位「本土傳統」權威,Bracton 與 Hale,本身就是羅馬法分類學移植的產物。 這正是 Furstenberg 所追蹤的蓋尤斯傳統。所謂「英格蘭固有傳統」,一開始就是用羅馬抽屜整理過的。

還有一個時間點值得注意:《密西拿》的編定時間,與卡拉卡拉 212 年頒布《安東尼努斯敕令》、授予帝國境內自由民羅馬公民權大致同時。Furstenberg 在註腳中也提到,之後的塔木德討論已經涉及羅馬式奴隸釋放的效力。蓋尤斯本人的行省視野也值得一提:他在 1.55 特別提到加拉太人也認為子女在父母權力之下,這是 C. P. Jones 主張蓋尤斯在希臘東方寫作的理由之一。

4.2 女性身體的法律定位光譜

兩篇論文合起來看,可以排出一條光譜:

定位 典型法源 說明
取得的標的 《婚約篇》1.1;蓋尤斯 1.113 的 coemptio 與奴隸、牲畜、土地同屬一個序列;儀式是「想像的買賣」
監護的客體 蓋尤斯 1.144 的婦女監護(tutela mulierum) 理由是「心智輕浮」(levitas animi)
生育換取行為能力 奧古斯都立法的「三子權」(ius liberorum,Gaius 1.145、1.194) 生滿三胎(女解放奴四胎)可脫離監護,生育直接換算為法律能力
損害賠償的標的 《出埃及記》21:22;《密西拿·巴瓦卡瑪》5:4 見下方公式
犯罪的被害客體 《學說彙纂》47.11.4 被害人是丈夫,不是胎兒
看守的客體 《學說彙纂》25.4 及其中世紀後裔 寡婦的子宮被當成遺產爭奪的戰場
毒的容器 中世紀醫學與主教會議法規 經血、孕婦、停經婦女都被視為危險源

關於「損害賠償的標的」:《出埃及記》21:22 規定,有人在打架時誤傷孕婦致其流產,罰金「照婦人丈夫所定的」。《密西拿·巴瓦卡瑪》5:4 把這條規定精算化。胎兒的價值是按婦人產前與產後的身價差額估算的,而且賠償付給丈夫;丈夫若是沒有繼承人的改宗者,加害人就免責:

Ddmei vladot=Vpre-birth−Vpost-birth⟹paid to the husband D_{\text{dmei vladot}} = V_{\text{pre-birth}} - V_{\text{post-birth}} \quad\Longrightarrow\quad \text{paid to the husband}

這條公式和 Butler 引用的馬爾西安(受害人是丈夫)可以說是同一種邏輯:胎兒的價值被算進丈夫的資產負債表。

此外有兩個值得一提的呼應。第一,Arundel 悔罪書說的「出於輕浮」(pro sua levitate),和羅馬婦女監護的正當化理由「心智輕浮」(levitas animi)是同一個詞根的厭女修辭。第二,蓋尤斯本人就不太相信這個理由。 他在 1.190 說,這個理由「看似有理,其實未必」(magis speciosa quam vera),因為成年婦女自己就在處理事務,監護人只是「為了形式」(dicis gratia)點頭,有時甚至是被裁判官強迫點頭。這等於是教科書作者親口承認形式和實務之間有落差,下文第 5 節會再回到這一點。

4.3 分類體系與真實生活的斷層(預告)

Furstenberg 發現的斷層 Butler 發現的斷層
斷層的位置 文本內部:羅馬框架與猶太實質規則之間 文本與社會之間:立法論著與法庭實務之間
證據 四段條文的反例,以及與《葉瓦莫特篇》、《以實瑪利拉比米德拉什》的矛盾 英格蘭、教會法、義大利的研究都只找到少數幾宗草藥墮胎審判;實際起訴的多半是毆打孕婦的男性,而且很少定罪
作者如何解讀 分類是一種展示,也是一種溝通,讓在地法能被帝國的語法讀懂 分類反映立法菁英的焦慮與意識形態

這個主題在第 5 節展開。

4.4 身分、血緣、社群邊界

表 A:胎兒何時算「人」?跨文明的門檻

傳統 門檻 依據
《出埃及記》21:22 七十士譯本 區分「已成形」與「未成形」 這個譯法經奧古斯丁《七經問題集》2.80 進入拉丁教會法(Butler 註 9 引用的正是此處)
亞里斯多德與 Azo 註釋 男胎 40 日,女胎 80 日 Butler 文中所述
《密西拿·尼達》3:7 以實瑪利拉比:男胎第 41 日、女胎第 81 日;賢者:男女都是第 41 日 與《利未記》12 章產後潔淨期(生男 40 日、生女 80 日)相呼應。這位以實瑪利拉比,正是 Furstenberg 文中那段由輕推重論證的主角
《巴比倫塔木德·葉瓦莫特》69b 40 日內「只是水」 —
伊斯蘭聖訓(伊本·馬斯伍德傳述) 精滴、血塊、肉團各 40 日,約 120 日注入靈魂 哈乃斐派據此在一定條件下容許早期墮胎
明清律 胎兒須滿 90 日並已成形 見下文
教宗額我略十四世(1591) 以「胎動」作為判準 見第 5 節
現代醫學 母親約在 18–20 週感覺到胎動 Butler 文中所述

中國的例子特別值得補充。《大清律例》鬥毆律規定,毆人墮胎者杖八十、徒二年;律文小注說明,必須是在保辜期限內胎兒死亡,而且胎兒已滿九十日並已成形,才以墮胎罪論;若胎兒在保辜期外才死,或未滿九十日,就只依一般毆傷論處,不坐墮胎之罪。明代的《大明律集解附例》已有同樣的規定與保辜期限設計。

這和 Butler 描述的英格蘭幾乎是平行的:律文中刑度最明確的「墮胎罪」,是第三人以暴力造成流產的傷害罪,而且設有胎兒成形的門檻。

表 B:胎兒是不是母體的一部分?

羅馬法 拉比法
胎兒是母親的「一部分或臟腑」(《學說彙纂》25.4.1.1) 「胎兒是母親的大腿」(塔木德多處出現的原則)
孕婦被判死刑時,延至分娩後執行(《學說彙纂》48.19.3,烏爾比安) 孕婦被判死刑時不等她分娩,除非已經坐上產椅(《密西拿·阿拉欽》1:4)
— 難產時可以肢解腹中胎兒救母,但胎頭(或大部分)已經娩出就不可再動,因為「不可為一命而推開另一命」(《密西拿·奧何洛特》7:6)

兩邊的出發點都是「胎兒屬於母體」,卻推導出相反的處決規則。這提醒我們,分類相同,不代表價值排序相同。這也呼應 Katzoff 對 Furstenberg 的提醒:相同的分類可以裝進不同的規範。

表 C:父系確定性的焦慮,從寡婦監管到「待婚期」

法系 制度 理由
羅馬法 寡婦在服喪期(原為 10 個月,381 年延長為 12 個月)內再婚會招致不名譽 烏爾比安明說是為了避免「血統混淆」(turbatio sanguinis,《學說彙纂》3.2.11.1)
羅馬法 「母親永遠確定;父親是婚姻所指示的那個人」(Paulus,《學說彙纂》2.4.5) 父系只能靠婚姻來推定
拉比法 婦女離婚或喪夫後須等三個月才能再訂婚(《密西拿·葉瓦莫特》4:10) 區分孩子是前夫還是後夫的
伊斯蘭法 離婚婦女的等待期(ʿidda)為三次月經週期(《古蘭經》2:228);寡婦為四個月又十天(2:234) 確認是否懷孕
清律 居喪嫁娶有罰;寡婦改嫁時,夫家財產與原有妝奩由前夫之家作主 禮制規範與財產歸屬
日本民法 女性再婚禁止期間 見下文
臺灣民法 舊第 987 條:女子婚姻關係消滅後六個月內不得再婚 1998 年修法刪除

日本的演變值得一提。日本在 2016 年修法,把女性再婚禁止期間從六個月縮短為一百日;202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民法修正則全面廢除這個期間,並改為:即使孩子在離婚後 300 日內出生,只要母親已經再婚,就推定為現任丈夫的子女。這個條文的原始立法理由,向來被說明為避免父性推定重疊、預防父子關係紛爭。

從《學說彙纂》的三盞燈與六名看守,到現代民法的待婚期,「確認孩子是誰的」這個焦慮,長期以限制女性的方式被制度化。直到 DNA 鑑定與推定規則的重新設計出現,才在部分國家被解除。


5. 專題:律法形式主義與實務運作的脫鉤

5.0 概念框架

美國法學家 Roscoe Pound 在 1910 年發表〈紙上之法與行動之法〉(Law in Books and Law in Action),開啟了這個問題意識。在中國法史領域,黃宗智以巴縣、寶坻與臺灣淡新檔案為材料,提出清代民事司法「表達與實踐的背離」:官方說州縣不理「細事」,實際上州縣衙門大量審理土地、債務、婚姻案件,而且多半依律例裁斷。

借用經濟學家 Gary Becker(1968)的模型,可以把「脫鉤」寫成一個乘積:

E[sanction]=preport⋅pprosecute⋅pconvict⋅pexecute⋅s \mathbb{E}[\text{sanction}] = p_{\text{report}} \cdot p_{\text{prosecute}} \cdot p_{\text{convict}} \cdot p_{\text{execute}} \cdot s

立法者能直接寫進法典的,只有刑度 ss 。前面四個機率由社會、官僚、陪審團、法官、告解神父決定。所謂形式主義與實務的脫鉤,就是 ss 被寫得極高,同時某個機率趨近於零。 Butler 的研究正是這樣:紙面上的 ss 是「殺人罪」,但草藥墮胎的 pprosecutep_{\text{prosecute}} 幾乎是零。

下面依照脫鉤的機制,把世界各地的案例分成七種類型。


類型一:展示型法典,寫給神明與後世看的法律

《漢摩拉比法典》(約西元前 1750 年)

  • 這部法典的確切法律功能至今不明,因為同時代的法律紀錄很少提到它。多數留存下來的古巴比倫判例並不依照它的刑罰體系,法典裡規定的物價也從未實行過。
  • 它卻被當作書吏訓練的教材,使用了至少一千年;亞述巴尼拔的尼尼微圖書館也收有抄本。它明顯的用意之一,是把漢摩拉比樹立為人民正義的保證者。
  • 設計者的目的:王權的正當性,以及「保護孤兒寡婦」的君主形象。
  • 為何脫節:它本來就不是判決依據,而是一份王權宣言兼學術範本。

《密西拿·婚約篇》的羅馬化分類

  • 依照 Furstenberg 的分析,這是被統治者寫的展示型文本:證明自己的法律可以用帝國最先進的法學語法來說明。
  • 為何脫節:新框架沒有改變任何實質判決,只換了說明方式,所以文本內部出現縫線。

類型二:教科書化石與烏托邦立法

蓋尤斯《法學階梯》的夫權婚姻

  • 蓋尤斯詳細說明 usus、confarreatio、coemptio 三種入夫權的方式,但他自己承認,usus 的規則「一部分已被法律廢除,一部分因廢而不用而湮沒」(1.111);confarreatio 只在大祭司等特定神職人員中還保留著(1.112)。羅馬帝國時代主流的婚姻其實是「不入夫權」(sine manu)的婚姻。
  • 1.111 還記載了一個規避術:妻子每年離家三夜(trinoctium),就能中斷時效,不落入夫權。

《密西拿》的聖殿法

  • 《密西拿》六大部之中,《聖物部》(Qodashim)與《潔淨部》(Tohorot)有大量篇幅在規範聖殿祭祀與潔淨。編纂時,聖殿已經被毀超過一百三十年。Jacob Neusner 因此把《密西拿》解讀為一部烏托邦式的哲學建構,Shaye Cohen 所說的「拉比是哲學家」也有這層意思。
  • Yaakov Elman 已經注意到,《婚約篇》第一章和蓋尤斯一樣,都收錄了已經過時的制度。

設計者的目的:體系完整、教學傳承、集體記憶、對未來復興的期待。
為何脫節:這種脫節是刻意設計的。法典的功能是保存與教學,不是執行。


類型三:嚴刑寫在紙上,恩典握在手裡

英格蘭的《血腥法典》(Bloody Code)

  • 1688 到 1820 年間,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死罪從約 50 項增加到 200 多項,新增的大多是保護財產的罪名;但實際處決人數反而持續下降。赦免非常頻繁,被判死刑的人有一半並沒有被送上絞架。
  • Douglas Hay 在 1975 年的〈財產、權威與刑法〉中主張,《血腥法典》具有關鍵的意識形態功能:一方面為既有秩序提供正當性,一方面維繫服從的紐帶。他的結論是,統治菁英之所以緊抓著這套法典、抗拒改革,正是因為明白寫出來的選擇性執法,最能維持庇護與恭順的關係。
  • 為何脫節:脫節本身就是設計。死刑是威嚇,赦免是恩典,兩者合起來才是權力。

清代的秋審

  • 被判「斬監候」或「絞監候」的犯人要經過秋審;秋審之後,大約只有一到兩成真正被處決。
  • 這與《血腥法典》是東西方遙遙相對的同一種結構:律文的刑度和實際執行之間,夾著一道由皇權或王權掌握的恩典閘門。

鄂圖曼帝國的石刑

  • 1680 年 6 月 28 日正午,伊斯坦堡賽馬場聚集了大批群眾,看一名被指與異教徒通姦的穆斯林婦女被石刑處死。在鄂圖曼統治伊斯坦堡的 465 年中,梅赫梅德四世是唯一下令以石刑處決通姦婦女的蘇丹。
  • 穆斯林法學家發展出多種技術,避免適用石刑。最典型的是證據門檻:指控通姦需要四名目擊行為本身的證人,誣告者反而會被處以誣告通姦罪;另有「以疑慮阻卻法定刑」的法諺。
  • 為何脫節:神聖法典裡的刑罰不能刪改,法學家就把程序門檻抬高到近乎不可能達到。這和 Butler 所說的「法律分類嚴苛、實務幾乎不起訴」是同一種結構。

教宗西斯篤五世的《Effraenatam》(1588)

  • 這道詔書取消了「已有靈魂」與「未有靈魂」胎兒的區分,對任何階段的墮胎都處以絕罰,並適用殺人罪的刑罰。
  • 繼任的額我略十四世認為這條法律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在 1591 年以《Sedes Apostolica》撤回,把刑罰限縮於「已成形」的胎兒。也有研究指出,撤回的原因之一是教士與教會法庭被湧入的大量案件壓垮。
  • 為何脫節:刑度太高,執行體系無法承受,三年內就被撤回。這個案例證明,Butler 所描述的那條「成形與否」界線,不只是神學上的分界,也是執行能力上的分界。

類型四:法律擬制與合法規避,保住形式、換掉內容

案例 紙面規則 規避手段 設計者的處境
希列的 *prozbul*(《密西拿·示維伊特》10:3–4) 《申命記》15 章:第七年免除一切債務 債權人在法庭立據,把債權「交給法庭」,安息年就不能免除 希列看到富人在安息年前不肯放貸,窮人借不到錢;聖經律法不能廢止,只能繞道
羅馬《十二表法》的三賣條款 父親把兒子賣三次,兒子即脫離父權(原本是懲罰濫賣兒子的父親) 演變成刻意的三次象徵性買賣,用來「解放」兒子(Gaius 1.132) 家父權不能直接放棄,只好借用一條懲罰性條款
羅馬婦女監護 成年婦女在監護之下 監護人只是為了形式點頭(Gaius 1.190) 保留父權門面,讓實務照常運作
伊斯蘭的 ḥiyal(法律策略) 禁止利息(ribā) 例如「回購買賣」:以高價賒賣,同時以低價現金買回 神聖法不能改,商業需要融資
中世紀天主教的高利貸禁令 第三次、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禁止收息 匯票(cambium)利用不同地點的匯率差隱藏利息 教義不能退讓,地中海貿易需要信用
英格蘭「共謀回復訴訟」 1285 年《附條件贈與法》(De Donis)使限定繼承地產不得轉讓 1472 年 Taltarum's Case 確立以虛構訴訟打破限定繼承 國會法律難改,法院用擬制來解套
英格蘭「神職人員特權」 重罪處死 會背誦《詩篇》51 篇(俗稱「頸項詩」)就可以主張神職特權免死,後來擴及所有識字男性;1827 年才廢除 教會特權變成一般的減刑閥門

共同邏輯:當規則的權威來源(聖經、祖法、教義)不能被觸碰時,法律人會保留文字,改寫它在實際中的作用。Furstenberg 描述的拉比,其實也在做同一類的事,只是方向相反:他們保留實質規則,改寫的是分類的外殼。


類型五:國家能力與生存需求之間的落差

奧古斯都的婚育立法

  • 西元前 18 年的《尤利亞婚姻法》與西元 9 年的《帕庇亞·波培亞法》懲罰獨身與無子,獎勵多產,三子權就是其中一部分。
  • 塔西佗在《編年史》3.25 直說:法律通過了,結婚和養育子女並沒有因此變多,無子的情況依然普遍。更諷刺的是,小普林尼沒有子女,卻蒙圖拉真皇帝特賜三子權(《書信集》10.2)。一條鼓勵生育的法律,最後變成可以由皇帝恩賞的特權。

羅馬家父權的人口學真相

  • Richard Saller 指出,羅馬父親掌握全部財產權、對子女有生殺大權的形象,深刻影響了歐洲思想中的「父權」概念;但這個以法律規則與傳說為基礎的嚴厲形象,其實誤導了我們對羅馬家庭世代關係的理解。
  • 他以人口學分析加上電腦模擬親屬網絡,顯示羅馬人一生中的家庭結構如何變化,許多孩子早年就失去了父親。
  • 為何脫節:在高死亡率的社會,大多數成年人其實已經沒有在世的父親。「終身家父權」在紙面上無比強大,實際上管得到的人比法典暗示的少得多。這對 Butler 所描述的《學說彙纂》家父長邏輯是一個重要的修正:法律的父權強度,不等於社會的父權覆蓋率。

清代的賣妻與一妻多夫

  • 清律把賣妻和一妻多夫都列在「犯姦」的範疇下禁止。但 Matthew Sommer 利用一千兩百多件中央與地方檔案顯示,這兩種做法在鄉村貧民中相當普遍,村落也加以容忍;負責推行儒家貞節規範的州縣官,面對鄉村的苦難時,往往採取務實的通融。
  • 為何脫節:「貞節」是國家意識形態,「活下去」是農民的現實。地方官夾在中間,選擇讓秩序維持運轉,而不是讓律文得到執行。

明清的墮胎:論述、實務與宗教補贖

  • Francesca Bray 主張,晚期帝制中國的菁英婦女可以利用委婉稱為「調經藥」的墮胎藥,處理委婉稱為「經閉」的早期妊娠。這和 Butler 筆下歐洲墮胎藥以「刺激月經」為名的情況幾乎一模一樣。
  • 但 Sommer 利用清代法律文獻與現代醫學報告反駁,認為傳統墮胎方法危險又不可靠,所以實際上的墮胎是危機中的緊急介入:不是懷孕危及婦女健康的醫療危機,就是懷孕可能暴露婚外性關係的社會危機。
  • 宗教面向更有意思。陳玉女研究明代水陸畫中的「墮胎產亡」孤魂眾,指出佛門在提供精神療養之外,也給墮胎、溺嬰的當事人與協助者懺悔的機會;而史料顯示,婦女想墮胎時,多半向佛門僧尼、尤其是女尼求助。
  • 這幾乎和 Butler 筆下的歐洲對稱:律典上的罪,在實際中被導向宗教的懺悔與補贖,而不是衙門或法庭。

類型六:帝國分類覆寫在地習慣

這一類與 Furstenberg 的研究最直接相關。

案例 誰在分類 被分類的對象 結果
埃及《Idios Logos 準則》(2 世紀) 羅馬帝國行政當局 埃及各社群的通婚與身分 以「隨劣方」原則建立行省內的社群位階
《密西拿·婚約篇》(約 200 年) 被統治者自己(拉比) 猶太身分法 自我羅馬化:換了分類,保留實質規則
英屬印度的「盎格魯—印度教法」(1772 年起) 英國殖民官(Hastings 的司法計畫;Halhed 1776 年出版的《印度教法典》) 印度各地的習慣法 偏重婆羅門經典,把多元的地方習慣壓縮成「經典法」
鄂圖曼《Mecelle》(1869–1876) 鄂圖曼法學家(Ahmed Cevdet Pasha 主持) 哈乃斐派伊斯蘭債法 伊斯蘭的實質內容,用歐陸法典的形式寫成。這是現代版的《婚約篇》
日治臺灣的舊慣調查(1901 年起) 日本法學家 清代臺灣漢人的習慣 見下文

日治臺灣的例子對臺灣讀者特別值得細看:

  • 臺灣總督府在 1901 年 4 月設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以文獻蒐集、耆老訪談、實地調查等方式調查舊慣,希望藉此有效立法;立法這個目標最後宣告失敗,但調查報告書日後成為研究臺海兩岸法制、經濟與族群史的第一手材料。
  • 核心成果《臺灣私法》由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主持,內容分為不動產、人事、動產、商事及債權等編,並附有近兩千五百件契字文書。
  • 這就是 Furstenberg 模型的翻版:清代臺灣的「業主權」「典」「胎」「大租、小租」「祭祀公業」,被放進德國潘德克頓體系的「物權、債權、人事」抽屜。最典型的難題是「一田二主」:大租戶與小租戶在同一塊地上各有權利,很難安放在羅馬、德國式的單一排他所有權(dominium)之下。
  • 反例也很重要:分類加上國家權力,可以反過來改造實務。1904 年總督府整理並廢除大租權,以補償公債消滅多層地權,土地權利被強制改寫成單一所有權。1923 年日本民法施行於臺灣時,臺灣人之間的親屬繼承事項仍保留依習慣處理。也就是說,在財產領域,分類成功地改寫了實務;在家族領域,帝國選擇讓形式與實務繼續保持距離。

類型七:基層執行者的良知否決

  • 中世紀英格蘭陪審團:Thomas A. Green 的《依良知裁決》(1985)指出,普通法長期沒有充分區分謀殺與一般殺人,陪審員就以虛構「正當防衛」情節、大量判無罪的方式,自行調節法律的嚴苛。Butler 提到,毆打孕婦致流產的案件極少定罪,這是同一個機制。
  • 18 世紀的「虔誠偽證」:陪審團故意把竊盜贓物的價值低估到 40 先令的死刑門檻以下。Blackstone 稱之為 pious perjury。
  • 《Effraenatam》的反作用:一旦一條法律讓第一線執行者(教士、告解神父)無法承受,它就會在執行端失效,最後被撤回。

5.8 總表:規約設計者的目的與實務脫節的原因

案例 時代與地區 設計者 設計目的 紙面規則 實務樣貌 脫節機制
漢摩拉比法典 古巴比倫 國王與書吏 王權正當性 詳盡的刑罰與物價 判例很少依循 展示型
《婚約篇》3.12、1.1–5 約 200 年,巴勒斯坦 拉比編纂者 用帝國法學語法說明猶太法 羅馬式的四分法 實質規則仍是傳統的 展示與分類調適
蓋尤斯論夫權婚姻 2 世紀羅馬 法學教師 體系完整與教學 三種入夫權方式 多數已廢止不用 教科書化石
奧古斯都婚育法 1 世紀羅馬 皇帝 提高菁英生育率 懲罰無子 無子依舊普遍,三子權成了特權 國家能力不足
中世紀墮胎法 5–15 世紀歐洲 法學家與主教 保護丈夫與繼承人,排除女巫與投毒者 殺人、巫術、毒殺 只起訴毆打孕婦的男性,女性交由懺悔處理 分類過嚴,執行端失靈
《血腥法典》 18 世紀英格蘭 國會與統治菁英 威嚇並維繫恩庇關係 200 多項死罪 處決人數下降,半數獲赦 嚴刑加選擇性恩典
清代秋審 清代中國 皇帝與刑部 慎刑與皇恩 斬監候、絞監候 一到兩成處決 恩典閘門
鄂圖曼石刑 1453–1918 法學家與蘇丹 保持神聖法完整 通姦處石刑 伊斯坦堡僅一例 證據門檻
《Effraenatam》 1588–1591 教宗 全面禁止墮胎 任何階段都等同殺人 執行崩潰,三年後撤回 執行能力
prozbul、ḥiyal、匯票 古代到中世紀 法學家 保護聖法文字 免債、禁息 繞道而行 法律擬制
清代賣妻 18 世紀中國 朝廷 推行貞節意識形態 犯姦、禁止 鄉村普遍,州縣通融 生存需求壓過意識形態
臺灣舊慣調查 1901 年起 殖民法學家 理解並統治臺灣 潘德克頓分類 立法失敗,局部強制改造 帝國分類覆寫

5.9 綜合解讀:脫節為什麼會長期存在?

如果法律注定執行不了,為什麼還要寫?上面這些案例顯示,「紙上之法」至少有五種不靠執行的功能:

  1. 正當性展示(漢摩拉比、《密西拿》的羅馬化分類):法律是寫給神明、帝國或後世看的。
  2. 教學與記憶(蓋尤斯、《密西拿》的聖殿法):法律是一種知識的保存形式。
  3. 選擇性執法的儲備(Hay 對《血腥法典》的分析):一條不常執行的嚴法,就像一把上了膛但很少扣扳機的槍。它的權力正來自「不確定何時會用」。
  4. 談判籌碼:Mnookin 與 Kornhauser 在 1979 年提出「在法律陰影下的協商」。紙面規則即使很少進法庭,也會影響當事人私下協商時的籌碼。Sommer 筆下的賣妻契約,以及 Butler 筆下的寡婦與繼承人,都是在律文的陰影下談判。
  5. 象徵性的邊界劃定:社會學家 Joseph Gusfield 在《象徵的十字軍》(1963)中分析美國禁酒運動,指出法律的價值有時在於宣示「誰的道德是正統」,而不在於實際執行。

把這五點放回兩篇論文:Furstenberg 讓我們看到,一份法律文本可能主要是「展示」與「教學」;Butler 讓我們看到,當今人把這類文本讀成「實際存在的社會規範」時,就會誤認傳統。 合起來的方法論教訓是:在把任何歷史法律文本當作證據之前,先問三個問題:

① 這是什麼文類(教科書、法典、判決、悔罪書)?
② 誰寫給誰看,想達成什麼?
③ 有沒有實務紀錄可以對照?


6. 學術價值點評,以及這些價值站不站得住腳

6.1 Furstenberg

宣稱的價值 支持的理由 可能的質疑 判定
西元 200 年前後,羅馬法學教育已傳播到東方非羅馬人的最早文本證據 對應不止一處:兩個單元都對應到蓋尤斯第一卷的同一個連續區段,而且都位在《婚約篇》兩大部分的開頭,巧合的機率很低 ①《密西拿》的成書年代本身仰賴後世傳統(如雪利拉加昂書信),只能說「約 200 年」。② 目前沒有已知的希臘文或亞蘭文譯本,作者也承認無法確定是書面還是口傳。③「以 N 種方式」的列舉與二分分類法,是希臘化修辭教育的共同遺產,可能是共同的祖先,而不是直接借用。④ 拉比的「占有」(ḥazaqah)與羅馬時效取得(usus、usucapio)的對應最弱:一個是即時占有,一個是長期時效,作者也承認拉比法一般不承認時效取得 作為「最佳解釋推論」可以成立,作為「證明」仍需外部證據,例如希臘文法學手冊的殘卷
分類調適模型 同時解釋了 Katzoff 指出的實質差異與 Shaye Cohen 指出的形式相似,在理論上更經濟 縫線分析有循環論證的風險:用「不合身」證明「後加」,再用「後加」解釋「不合身」 相當穩健。作者有外部錨點:《葉瓦莫特篇》4:13、《以實瑪利拉比米德拉什》、《見證篇》4:7 使用 qiddushin 而非 qanah
拉比作為「行省法律專家」的典型 與 Hayim Lapin《作為羅馬人的拉比》(2012)、Natalie Dohrmann 等研究方向一致 Seth Schwartz 等學者認為,2–3 世紀拉比的社會權威相當有限,《密西拿》未必是實際施行的法。這反而支持「展示」的解讀,卻削弱了「促進地方與帝國行政溝通」的功能論 部分成立:作為知識史的命題很強,作為制度史的命題較弱
補充羅馬法學的傳播史 與 P.Oxy. 2103(3 世紀初埃及的蓋尤斯抄本)、C. P. Jones「蓋尤斯在東方寫作」的假說相互支撐 如果比對結果被推翻,這一點也會跟著鬆動 取決於第一點

整體評價:這篇論文最大的方法論貢獻,是把「比較法學」從找相似點,推進到分析分類架構與實質內容之間的張力。即使將來有人能證明拉比接觸的不是蓋尤斯本人,而是某種更廣泛的希臘化或羅馬法學教學傳統,「在地規則、帝國分類」這個分析框架仍然有效,而且可以移用到 Mecelle、盎格魯—印度教法、日治臺灣舊慣調查等案例。

6.2 Butler

宣稱的價值 支持的理由 可能的質疑 判定
中世紀的 aborsus 不等於現代的「墮胎」 英諾森三世教令、1490 年威尼斯案、悔罪書對非自願流產的處罰,與 Müller(2012)、van der Lugt(2018)的研究一致 幾乎沒有 穩固
墮胎罪起源於丈夫的權利 《學說彙纂》47.11.4、48.19.39;Elvira 與 Lérida 會議;拜占庭與愛爾蘭的離婚事由;整套孕體監管制度 墮胎的禁制至少有兩條源頭:一條是羅馬法的家父長與繼承邏輯;另一條是基督教自 1 世紀《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 2:2)以來的生命與靈魂神學,包括奧古斯丁、格拉提安的成形、注魂論。教會法的「殺人」語言主要來自後者。Butler 承認胎兒的生命被看重,但認為那不是主因;「主因」的排序值得討論 對羅馬法與世俗繼承法成立;對教會法只部分成立
巫術與毒殺的分類學 大量具體引用主教會議法規;撒利法與 Burchard 在用語上的替換 ① 法規中的並列位置,可能只反映條文清單的編排慣例,未必代表概念上的等同。②「德、義看成巫術,英、法看成毒殺」的區域二分,依據的是幾組反覆抄錄的法規系譜(Cambrai 系列、Saint-Ruf 系列),樣本有限。Butler 自己也說不宜把區分畫得太絕對 描述層面成立;區域化的結論宜視為假說
中世紀法不宜作為現代立法的範本 實務落差、厭女的立法動機、巫術與毒物的世界觀 ① 這是規範性的推論。「起源的動機」不必然決定「現行規則的正當性」,否則就有發生學謬誤的風險。② Butler 在結論問:能否只接受「殺害有生命的胎兒是殺人」,而拒絕「提供墮胎者是女巫」?但法律傳統本來就經常選擇性繼承,例如保留殺人罪,同時拋棄神判與決鬥。③ 從論辯對象來看,Dobbs 多數意見的主要歷史證據,是 1868 年第十四修正案通過時多數州已立法禁止墮胎;中世紀材料在其中只是鋪陳背景。支持 Dobbs 歷史方法的一方會主張,Butler 的批評命中的是論證的前段,而不是核心 史實修正這部分很有力;「整套繼承或整套拒絕」的論證較弱;對整個 Dobbs 論證的打擊範圍有限

整體評價:Butler 自己說明,本文不是一篇實務史研究,而是一篇以立法為對象、帶有明確公共介入意圖的語境化研究。從這個定位來看,它的學術價值是讓法律論著和主教會議法規的「歸類」本身成為證據,並把散落在各國法史研究中的寡婦監管、假孕、調包、坐月子期間的債務追索等制度,串成一張完整的孕體規訓網。它的限制在於:研究對象是紙上之法,結論卻指向行動之法與當代政策,兩者之間的推論鏈條需要讀者自行補強。至於墮胎政策本身該如何安排,則是另一個層次的規範問題,本文的史學貢獻不能直接決定這個問題。

6.3 兩篇合讀的價值

  1. 「分類即權力」在方法論上得到雙重驗證:Furstenberg 證明分類可以被借用,Butler 證明分類可以被繼承。兩者都說明,要讀懂一條法律,不能只讀它的規則,還要讀它被放在哪個抽屜。
  2. 兩篇論文互相補足盲點:Furstenberg 偏重文本的內部,較少討論性別;Butler 偏重性別與意識形態,較少追究分類架構的知識來源。把 Bracton 與 Hale 放進 Furstenberg 的框架,可以看出 Alito 所謂的「本土傳統」本身就是羅馬分類的產物;把《巴瓦卡瑪》5:4 與《出埃及記》21:22 放進 Butler 的框架,可以看出「胎兒損害歸丈夫」不只是羅馬法的特產,而是地中海世界共享的父系邏輯。

7. 結語

從拉比把猶太婚約塞進蓋尤斯的抽屜,到中世紀主教把草藥墮胎歸進巫術與毒殺的分類,再到日本法學家把臺灣的大租小租放進德國民法的物權編,可以看到一個反覆出現的模式:分類是菁英的語言,生活是庶民的語法,兩者之間永遠有翻譯上的損耗。

這個損耗有時是有意保留的,例如《血腥法典》的赦免和秋審的緩決;有時是不得不然的,例如《Effraenatam》被執行端壓垮;有時是以法律擬制繞道而行,例如 prozbul 與共謀回復訴訟;有時則是被國家暴力強行抹平,例如大租權整理。

讀這兩篇論文,最值得帶走的大概是這樣一個提醒:當有人說「自古以來法律就是這樣規定的」時,先問那是誰的法律、寫給誰看的、當年有沒有真正執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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