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a M. Butler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5;43(1):1-23.
doi:10.1017/S0738248024000415
對讀:Furstenberg Y. Rabbinic Evidence for the Spread of Roman Legal Education in the Provinces.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4;42(4):713-734. doi:10.1017/S0738248024000312
羅馬法如何「分類」女人與孩子:對讀 Furstenberg 與 Butler,兼論律法形式主義與實務運作的脫鉤
兩篇論文、相隔一千年的兩個場景,共用同一套骨架:羅馬法學把家庭、身分、繼承與女性身體分門別類的那套「抽屜系統」。本文先分別導讀兩篇論文,再依四個維度對讀,接著擴寫一個專題:世界各地「紙上之法」與「行動之法」如何脫節。最後點評兩文的學術價值,並檢驗這些價值是否站得住腳。
表面上看,兩篇論文幾乎沒有交集:
- Yair Furstenberg 研究的是西元 200 年前後羅馬巴勒斯坦的猶太拉比,問題是「他們的羅馬法知識從哪裡來」。
- Sara M. Butler 研究的是 5 到 15 世紀的歐洲,問題是「中世紀立法者為什麼要立法管孕婦的身體」。
但兩篇都在處理同一個現象:法律的分類架構本身就是一種權力技術。 把一件事放進哪個抽屜,就決定了它是誰的事、誰受害、由誰處置。Furstenberg 讓我們看到,一套分類架構可以從帝國中心「橫向」流到被統治的族群手上。Butler 則讓我們看到,同一套分類架構可以「縱向」流過一千年,持續替父權秩序提供法理語彙。兩篇論文各自也都碰到同一個難題:分類寫得越漂亮,往往離社會實際運作越遠。
1. 兩篇論文速覽
| 項目 | Furstenberg(2024) | Butler(2025) |
|---|---|---|
| 時空 | 約西元 2–3 世紀之交,羅馬帝國東方行省 | 約 4–15 世紀(延伸至 16 世紀),英、法、伊比利、義、德、北歐、拜占庭、愛爾蘭 |
| 核心提問 | 拉比的羅馬法知識是經由什麼管道取得的? | 中世紀立法者為何要規範孕婦的身體? |
| 主要材料 | 《密西拿·婚約篇》1.1–5、3.12;蓋尤斯《法學階梯》;偽烏爾比安《單卷規則書》;《以實瑪利拉比米德拉什》;埃及《Idios Logos 準則》 | 《學說彙纂》、悔罪書、主教會議法規、世俗法典(《七部法典》、《博韋習慣法》、瑞典《西約特蘭法》等)、英格蘭法學論著(Bracton、Fleta、Britton、Mirror of Justices) |
| 方法 | 結構比對,加上文本內部「縫線」分析 | 把立法放回語境,並分析罪名被歸在哪一類 |
| 論辯對象 | Boaz Cohen、Shaye Cohen、Modrzejewski、Katzoff 等比較法學者 | 美國最高法院 Dobbs v. Jackson(2022)Alito 的多數意見 |
| 一句話結論 | 《密西拿》是羅馬法學教育已在東方非羅馬人中傳播的最早文本證據 | 中世紀墮胎法起源於保護丈夫與繼承人,並把提供墮胎者歸類為女巫或投毒者,不適合作為現代立法的歷史先例 |
2. Furstenberg:拉比的「借殼分類學」
2.1 起點:一篇由兩段組成的《婚約篇》
《密西拿》約在西元 200 年前後由猶大·哈納西(R. Judah the Patriarch)編定。其中的《婚約篇》(Qiddushin)分成兩大部分:
- 前半部談婚約儀式。開頭是一段奇特的「取得」條文(1.1–5),把婦女、奴隸、牲畜、土地並列,逐一說明如何「取得」它們。
- 後半部從 3.12 開始談身分問題:誰可以娶誰,子女屬於什麼身分。開頭是一段四分法的身分判定原則。
傳統學界(如 J. N. Epstein)認為這兩個單元特別古老,是「前拉比時期」的遺存。Furstenberg 主張剛好相反:它們屬於《密西拿》最晚的編纂層,而且是仿照羅馬法學入門手冊的架構寫成的。
2.2 《密西拿》3.12 與偽烏爾比安第五題的對照
| 《密西拿》3.12 | 判定規則 | 舉例 | 羅馬法對應(偽烏爾比安 5/蓋尤斯 1) |
|---|---|---|---|
| (1) 有婚約、無違犯 | 子女隨父 | 祭司、利未人、以色列人之間通婚 | 有 conubium 時子女隨父(Ps.-Ulp. 5.8;Gaius 1.55–56) |
| (2) 有婚約、但違犯禁令 | 子女隨身分較低的一方 | 大祭司娶寡婦;祭司娶離婚婦;以色列人娶 mamzer 或 natin | 《米尼基亞法》(Lex Minicia):異邦父親所生的子女隨劣方(deterior)(Ps.-Ulp. 5.8;Gaius 1.78) |
| (3) 女方不能與此男締約,但能與他人締約 | 子女為 mamzer(私生子) | 《妥拉》所列的亂倫與禁婚關係 | 娶法律不許娶的女子屬亂倫婚,子女為 spurii(Ps.-Ulp. 5.6–7;Gaius 1.58–64) |
| (4) 女方與任何人皆不能締約 | 子女隨母 | 女奴或外邦女子所生 | 無 conubium 時隨母;自由人與女奴所生為奴(Ps.-Ulp. 5.9;Gaius 1.79–82) |
把兩套規則寫成判定函數,結構上的同構會更清楚。
《密西拿》3.12( 是女方的一般締約能力, 是她與這名男子之間的締約能力, 表示是否違犯禁令):
偽烏爾比安/蓋尤斯:
其中 的意思是:在身分位階上取較低的一方。兩套規則共用同一個主控變數,也就是「締結合法婚姻的能力」(conubium)。公民身分、血親關係、合法與否這些考量,全都被收編在這個變數底下。Furstenberg 認為,這種分類學層次的同構不可能只是巧合。
2.3 學術史上的四種解釋
| 學者 | 立場 | 解釋 | Furstenberg 的回應 |
|---|---|---|---|
| Boaz Cohen | 比較法學 | 兩個成熟的法系有平行的原則,不談歷史上的關聯 | 迴避了「如何接觸」的問題 |
| Shaye J. D. Cohen | 羅馬影響說 | 「母系原則」首次出現在這段《密西拿》,是受羅馬法影響。他說拉比在這裡「像哲學家,不總是活在真實世界」 | 他描述的是整套法律移植,但實質規則其實沒有改變 |
| Modrzejewski | 人口危機說 | 第二次猶太戰爭後人口銳減,拉比依羅馬的萬民法改採母系,並取得羅馬認可 | 時序與證據都有困難;Daube 自己也承認這個解釋有問題 |
| Ranon Katzoff | 獨立發展說 | 羅馬法只承認合法婚姻內的父子關係,拉比法即使是亂倫所生的子女也算父親的孩子,兩者法理方向相反;規則源頭應追溯到以斯拉改革 | 實質差異確實存在,但無法解釋分類學上的驚人對應 |
| Furstenberg | 分類調適說 | 實質規則是在地傳統的,用來組織這些規則的分類框架是羅馬的 | 同時解釋了「形似」與「質異」 |
2.4 「縫線」分析:四段條文各自不合身
這是 Furstenberg 最有說服力的部分。如果這段《密西拿》是用羅馬框架重新包裝舊規則,那麼框架和內容之間應該會露出接縫。他在四段裡都找到了:
| 段落 | 表面原則 | 反例或真實規則 | 張力的來源 |
|---|---|---|---|
| (1) | 合法婚姻,子女隨父 | 男性改宗者合法娶女性 mamzer,子女仍是 mamzer(兩部塔木德都已指出) | 原則寫得太乾淨,涵蓋不了實際情形 |
| (2) | 違法婚姻,子女隨劣方 | 大祭司娶寡婦,子女成為 ḥalal(被褻瀆者)。依據是《利未記》21:14–15:父親「褻瀆了他的後裔」,不是子女承襲母親的劣勢。巴勒斯坦塔木德還指出,祭司再娶自己的前妻雖屬違法,子女仍是合格祭司 | 祭司聖潔的邏輯被硬塞進「父母身分」的範疇 |
| (3) | 相對締約不能,子女為 mamzer | 《葉瓦莫特篇》4.13 記載的早期拉比定義是看罪的嚴重程度:阿奇瓦拉比說是近親;提姆納人西緬說是犯了「剪除」罪(karet);約書亞拉比說是犯了法庭可判死刑的罪。這些定義都跟「締約能力」無關 | 新框架和舊定義接不起來,還會把外邦人、奴隸也誤納進 mamzer |
| (4) | 絕對締約不能,子女隨母 | 《以實瑪利拉比米德拉什》用的是 kal va-ḥomer(由輕推重)論證:女奴之子都隨母了,外邦女子之子更應如此。這背後是一套較古老的「族群歸屬」邏輯 | 舊論證的外殼被新理由從中打斷 |
第 (4) 段的分析特別精彩。Furstenberg 指出,以實瑪利拉比論證背後的邏輯,比較接近希臘城邦的公民權法,而不是羅馬的 conubium 邏輯。伯里克利在西元前 451/450 年立法,規定父母雙方都必須是公民,子女才能取得公民權。異邦母親(metroxenos)所生的子女淪為 nothos(庶子)。到了希臘化時期的銘文裡,nothos 已經變成一個公民範疇,意思是「母親不屬於父親所屬社群的孩子」。換句話說,同樣的判決結果,原本可以完全用希臘化的公民邏輯來說明。羅馬框架提供的是新的「說明方式」,不是新的「規則」。
2.5 「取得篇」1.1–5 與蓋尤斯 1.108–123 的對照
| 比較點 | 《密西拿·婚約篇》1.1–5 | 蓋尤斯《法學階梯》第一卷 |
|---|---|---|
| 開篇句式 | 「婦女以三種方式被取得,以兩種方式取得自己」 | 「昔日婦女以三種方式歸入夫權:usus、confarreatio、coemptio」(1.110) |
| 對象序列 | 婦女,然後希伯來奴隸、迦南奴隸,然後大小牲畜,然後兩類財產 | 婦女(coemptio),然後 mancipatio 的適用對象:自由人、奴隸、要式物牲畜(牛、馬、騾、驢)、義大利土地(1.119–121) |
| 雙向性 | 每一類都同時說明「如何被取得」與「如何取得自己」(離婚、主人死亡、禧年等) | 用 mancipatio 也能讓婦女脫離夫家(1.114–118) |
| 三種方式 | 金錢、文書、性交(對應財產的「占有」ḥazaqah) | coemptio(買賣式)、confarreatio(祭祀式)、usus(時效式);對應財產的 mancipatio、in iure cessio、usucapio |
| 象徵性價金 | 希列學派主張一個 perutah 即可,並特別註明它等於「義大利 issar 的八分之一」 | 秤與銅塊的儀式;1.122 也討論銅塊作為 as 的一部分 |
| 大型牲畜 | 以「交付」(mesirah)取得,《托塞夫塔》說明是遞交韁繩 | 要式物必須當場「用手抓住」,這就是 manu capere 的字源(1.121) |
| 下一個主題 | 1.7 談父母對子女的義務與權限 | 1.124 起談子女如何脫離家父權 |
| 性質 | 用拉比自己的話說,是一種「取得」 | 蓋尤斯明說 coemptio 是一種想像的買賣(imaginaria venditio,1.113),目的在改變法律身分 |
更值得注意的是:3.12 和 1.1–5 兩個單元所對應的羅馬文本,在蓋尤斯第一卷裡正好是相鄰的區段(1.55–96 與 1.108–123)。 《婚約篇》兩大部分的開篇,都取材自同一份教科書的同一個連續段落。這是全文最強的結構性論據。
2.6 和埃及《Idios Logos 準則》的比較
Furstenberg 拿同時代的埃及行政文件 Gnomon of the Idios Logos 作對照。這份文件也把地方的身分法整理成羅馬式的標準。例如它規定:希臘城邦女公民(astē)與埃及人所生的子女是埃及人,但可以繼承雙方。這是把「隨劣方」原則套用在非羅馬人身上,藉此在行省內建立社群之間的位階。
差別在於,Gnomon 是帝國由上而下強加的;《密西拿》則是地方菁英主動用帝國的語法,重新說明自己的法律。
2.7 本文的五個特色
- 從「影響」推進到「管道」:過去的研究只能說拉比「受到」羅馬法影響,本文指出具體的管道是法學入門手冊(institutiones)。
- 從「移植或獨立」推進到「分類調適」:同時承認 Katzoff 指出的實質差異,以及 Cohen 指出的形式相似。
- 以縫線分析為方法:利用框架與內容之間的張力,判斷哪些是後加的編纂層。
- 把拉比放回羅馬行省法律專家的群體裡,不再把拉比法當成封閉自足的宗教法。
- 對羅馬法史本身也有貢獻:如果論點成立,蓋尤斯傳統在東方的傳播證據就提前了(相較於 P.Oxy. 2103 抄本,以及 3 世紀才開始出現記載的貝里圖斯法學院)。
3. Butler:管住孕婦的身體,是為了保護誰?
3.1 寫作背景:回應 Dobbs 案
Alito 在 Dobbs 多數意見中,引用 13 世紀的 Bracton 與 Fleta,論證「至少在某些妊娠階段,墮胎自古即屬犯罪」。Butler 的批評有幾層:
- 選擇性引用:Bracton、Fleta 支持他的論點,但同時代的 Britton 與 The Mirror of Justices 不支持,Alito 卻沒有提。
- 只看論著,不看實務:英格蘭法庭以重罪起訴的「墮胎」,幾乎都是毆打孕婦導致流產。用草藥自行墮胎的婦女,通常交給告解神父處以補贖(禁食、祈禱)。
- 權威人物的語境:Alito 稱 Matthew Hale 是偉大的普通法權威。Hale 曾在 1662 年的 Bury St Edmunds 審判中判兩名婦女以女巫罪處死。
3.2 全文三大論點
- 中世紀的 aborsus 和今天說的「墮胎」不是同一個東西。
- 墮胎罪起源於「對丈夫的犯罪」,屬於一整套保護男人及其繼承人、防範婦女利用生育能力謀奪遺產的厭女立法。
- 提供墮胎的人被歸類為女巫或投毒者,所以墮胎法和對魔鬼的恐懼、對「女性身體即毒物」的想像糾纏在一起。
3.3 aborsus 的語義
| 面向 | 中世紀 | 當代美國辯論 |
|---|---|---|
| 生命起點 | 胎兒成形並被注入靈魂之後。Azo 的註釋依循亞里斯多德:男胎 40 日,女胎 80 日 | 常見主張是受孕即生命 |
| 自然流產與人工流產 | 不區分。aborsus 涵蓋自發、意外、蓄意、遭毆打所致,甚至產婦死亡後取出胎兒 | 嚴格區分 |
| 自然流產的歸責 | 偽大阿爾伯特《婦女的秘密》把流產歸因於飲食、情緒、運動失衡,「娼婦」甚至被說成以跳舞、性交、摔角來墮胎 | 視為醫學事件 |
| 刑罰性質 | 多為教會的精神補贖 | 刑事處罰 |
| 量刑考量 | 窮困(Bede 悔罪書的「貧婦條款」)、母體健康、輕浮或出於必要 | 依各州法律而定 |
Butler 也引用了人口與醫學資料:中世紀女性普遍貧血,一生大約只經歷 50 次月經(現代約 450 次),所以「月經沒來」很難當作懷孕的徵兆;今天的自然流產率約 15%,中世紀只可能更高。她舉出的第一宗女性墮胎審判(1490 年威尼斯)以及一封 1386 年法國赦免狀,處理的竟然都是自然流產。教宗英諾森三世 1211 年的教令更把意外流產(修士嬉鬧時拉扯女子腰帶,使她跌倒流產)也視為可罰。
悔罪書的量刑分級:
| 文獻 | 情形 | 補贖 |
|---|---|---|
| 西班牙《Silos 悔罪書》(1075–1091) | 自願墮胎 / 非自願墮胎 | 4 年 / 2 年 |
| Bede 名下悔罪書 | 貧婦因難以養育 / 娼婦為掩飾惡行 | 較輕 / 較重 |
| Arundel 悔罪書 | 為掩飾淫行 / 為逃避死亡或難產 | 10 年 / 3 年 |
| 同上 | 出於輕浮(pro sua levitate)/ 出於必要(pro utilitate necessaria) | 1 年 / 40 天 |
3.4 胎兒算不算「人」:英格蘭論著內部的分歧
| 文獻 | 立場 |
|---|---|
| Bracton、Fleta(13 世紀) | 已成形、尤其已有靈魂的胎兒,打掉或以毒藥墮掉即構成殺人 |
| The Mirror of Justices(1290 年代) | 胎死腹中不構成謀殺,因為出生前沒人能判斷它是不是「怪物」 |
| Britton | 沒有可具名的被害人,就不能提起重罪控訴 |
| Liber Assisarum | 被害人從未存在於世(in rerum natura),不得追訴 |
| 《學說彙纂》25.4.1.1 | 胎兒在出生前是母親的一部分,或是她的臟腑 |
| 《學說彙纂》1.5.7(Paulus) | 只在對胎兒自身有利時(例如繼承),才視同已出生 |
| 格拉提安《教令集》C.32 q.2 | 未成形的胚胎被打掉不算殺人,因為還沒有靈魂 |
3.5 受害人是丈夫
- 《學說彙纂》47.11.4 引馬爾西安:已婚婦女自行墮胎屬於「非常罪」,理由是她不應能夠毫無代價地剝奪丈夫的子嗣。
- Cavallar 與 Kirshner 指出,古代與中世紀義大利的法學家一般容忍未婚女子墮胎,也容忍丈夫同意的墮胎。
- 拜占庭法和早期愛爾蘭法都把未經丈夫許可的墮胎列為離婚事由,等於把它當成違約。
- 教會法的第一條墮胎規定,Elvira 會議(約 305 年)第 64 條,處理的是丈夫不在時與人通姦懷胎、然後墮胎的婦女。Lérida 會議(546 年)也把墮胎視為掩飾通姦。到了 Noyon 主教會議(1280–1285),墮胎婦女被比作 Medea。
- 《學說彙纂》48.19.39 引 Tryphoninus,擔心剛離婚的妻子為了報復「已成可憎的丈夫」而傷害自己的子宮,也擔心有繼承人收買繼母墮胎。
3.6 孕體監管制度(ventris custodia)
這是 Butler 用來說明「墮胎法屬於更大一套孕體規訓」的關鍵證據:
| 法源 | 程序 |
|---|---|
| 《學說彙纂》25.4.1.10 | 丈夫死後一個月內,寡婦須通知所有利害關係人;由 5 名自由婦女檢查(未經她同意不得觸碰腹部);預產期前 30 天再次通知;在裁判官指定的「極可敬婦女」家中分娩;產房只能有一個出入口,其餘封死;門口由 3 名自由男子、3 名自由女子加 2 名隨從看守並搜身;至少 3 盞燈,因為「黑暗較利於調包」;產後須讓所有利害關係人驗看嬰兒 |
| 卡斯提爾《七部法典》 | 幾乎逐字照搬,但改成由可敬婦人搬進寡婦家同住,費用轉由寡婦負擔 |
| 英格蘭 Bracton | 由可敬婦人觸摸乳房與腹部檢查,並有騎士在場;之後拘於王室城堡,費用自付,與可能懷孕的侍女隔離,直到分娩 |
| 法國 | 隔離觀察四個半月;若證實說謊,須返還期間所用的遺產 |
| 瑞典、丹麥 | 20 週;若說謊須返還所用糧食,但可保留自己播種的收成 |
延伸的例子:《七部法典》擔心不孕的妻子「假孕」並調包嬰兒;《博韋習慣法》規定母親指稱自己的孩子是私生子時不可輕信;寡婦產後坐月子期間,債權人可以「大膽進房」取走財物,以防她把家產藏在產房裡。
3.7 罪名放在哪個抽屜
| 法源 | 墮胎的位置或性質 |
|---|---|
| 阿勒曼尼法(約 730 年) | 夾在「殺男人或女人的命價」與「牛的價格」之間;用語是 instrigaverit,意思是對孕婦施以 striga(吸血化形的女妖)之術 |
| Bracton | 放在王室訴訟的「傷害」類,與閹割並列,視為對生殖器官的攻擊 |
| 撒利法 | 對女子施咒使人不能生育,處以罰金 |
| Regino、Burchard《矯正者》 | 告解問題清單裡有一題:是否喝過或給人喝過以巫術製成、使人不能生育的草藥 |
| 義大利、德意志主教會議 | Ivrea(1290)與異端、占卜並列;Fritzlar(1244)列於 maleficia;Bologna(1310)、Lucca(1300–1330)、Volterra(1356)明確歸為巫術 |
| 法國、英格蘭 | Cambrai(1277)將墮胎與「給人喝毒藥」並列;L'Isle-sur-la-Sorgue(約 1288)列入投毒者條款;Bracton 提到以毒藥(venenum)致墮胎 |
Butler 指出幾個語義滑動的線索:撒利法修訂本把「施咒」(maleficium facere)改成「下藥」(herbas dare),Burchard 把 Regino 的 maleficium 改成 veneficium(毒害)。Franck Collard 的研究則顯示,中世紀被指控的投毒者其實大多是男性。但經血有毒、孕婦體內積聚腐敗之血會散出毒氣的醫學觀念,讓「女人=毒」的聯想變得根深柢固。
3.8 本文的四個特色
- 語義考古:先釐清古今的 aborsus 和「墮胎」不能直接比較,再進入法律論證。
- 把墮胎法放進整套孕體規訓裡看:墮胎、假孕、調包、寡婦監管、債權人搜產房,被串成同一張網。
- 從「罪名歸類」解讀立法者的焦慮:把罪名放在巫術、毒殺、閹割、命價表的哪個位置,本身就是證據。
- 自覺的跨境比較:不只看英格蘭普通法,也看教會法、伊比利、法、德、義、北歐,甚至拜占庭與愛爾蘭。
4. 四個維度的對讀(附延伸材料)
4.1 羅馬法的「橫向擴散」與「縱向繼承」,以及兩者的交會
在 Furstenberg 的研究中,羅馬法分類學從帝國中心橫向擴散到行省的猶太菁英。在 Butler 的研究中,《學說彙纂》的家父長邏輯縱向延續到中世紀的普通法、教會法與世俗法典。
兩篇論文都沒有明說的是,這兩條路線其實在 Bracton 身上交會。
| 《密西拿·婚約篇》 | Bracton(約 1220–1250 年代) | Hale 與 Blackstone(17–18 世紀) | |
|---|---|---|---|
| 在地法源 | 猶太傳統的婚姻與身分規則 | 英格蘭王室法庭的普通法 | 英格蘭普通法 |
| 外來框架 | 蓋尤斯式的入門手冊分類 | Azo 的《法學階梯總論》與羅馬、教會法學 | 《法學階梯》的「人、物、訴訟」三分架構 |
| 學術史上的評價 | Furstenberg:分類是羅馬的,內容是在地的 | Maitland 1895 年在 Selden Society 出版《Bracton 與 Azo 選段》,揭露大量借用 | J. W. Cairns 稱 Blackstone 為「英格蘭的法學階梯派」(1984) |
| 和 Butler 的關聯 | — | Butler 指出 Bracton 的墮胎段落抄自 Raymond of Peñafort | Alito 推崇的「普通法權威」正是 Hale |
這張表帶出一個耐人尋味的觀察:Alito 援引的兩位「本土傳統」權威,Bracton 與 Hale,本身就是羅馬法分類學移植的產物。 這正是 Furstenberg 所追蹤的蓋尤斯傳統。所謂「英格蘭固有傳統」,一開始就是用羅馬抽屜整理過的。
還有一個時間點值得注意:《密西拿》的編定時間,與卡拉卡拉 212 年頒布《安東尼努斯敕令》、授予帝國境內自由民羅馬公民權大致同時。Furstenberg 在註腳中也提到,之後的塔木德討論已經涉及羅馬式奴隸釋放的效力。蓋尤斯本人的行省視野也值得一提:他在 1.55 特別提到加拉太人也認為子女在父母權力之下,這是 C. P. Jones 主張蓋尤斯在希臘東方寫作的理由之一。
4.2 女性身體的法律定位光譜
兩篇論文合起來看,可以排出一條光譜:
| 定位 | 典型法源 | 說明 |
|---|---|---|
| 取得的標的 | 《婚約篇》1.1;蓋尤斯 1.113 的 coemptio | 與奴隸、牲畜、土地同屬一個序列;儀式是「想像的買賣」 |
| 監護的客體 | 蓋尤斯 1.144 的婦女監護(tutela mulierum) | 理由是「心智輕浮」(levitas animi) |
| 生育換取行為能力 | 奧古斯都立法的「三子權」(ius liberorum,Gaius 1.145、1.194) | 生滿三胎(女解放奴四胎)可脫離監護,生育直接換算為法律能力 |
| 損害賠償的標的 | 《出埃及記》21:22;《密西拿·巴瓦卡瑪》5:4 | 見下方公式 |
| 犯罪的被害客體 | 《學說彙纂》47.11.4 | 被害人是丈夫,不是胎兒 |
| 看守的客體 | 《學說彙纂》25.4 及其中世紀後裔 | 寡婦的子宮被當成遺產爭奪的戰場 |
| 毒的容器 | 中世紀醫學與主教會議法規 | 經血、孕婦、停經婦女都被視為危險源 |
關於「損害賠償的標的」:《出埃及記》21:22 規定,有人在打架時誤傷孕婦致其流產,罰金「照婦人丈夫所定的」。《密西拿·巴瓦卡瑪》5:4 把這條規定精算化。胎兒的價值是按婦人產前與產後的身價差額估算的,而且賠償付給丈夫;丈夫若是沒有繼承人的改宗者,加害人就免責:
這條公式和 Butler 引用的馬爾西安(受害人是丈夫)可以說是同一種邏輯:胎兒的價值被算進丈夫的資產負債表。
此外有兩個值得一提的呼應。第一,Arundel 悔罪書說的「出於輕浮」(pro sua levitate),和羅馬婦女監護的正當化理由「心智輕浮」(levitas animi)是同一個詞根的厭女修辭。第二,蓋尤斯本人就不太相信這個理由。 他在 1.190 說,這個理由「看似有理,其實未必」(magis speciosa quam vera),因為成年婦女自己就在處理事務,監護人只是「為了形式」(dicis gratia)點頭,有時甚至是被裁判官強迫點頭。這等於是教科書作者親口承認形式和實務之間有落差,下文第 5 節會再回到這一點。
4.3 分類體系與真實生活的斷層(預告)
| Furstenberg 發現的斷層 | Butler 發現的斷層 | |
|---|---|---|
| 斷層的位置 | 文本內部:羅馬框架與猶太實質規則之間 | 文本與社會之間:立法論著與法庭實務之間 |
| 證據 | 四段條文的反例,以及與《葉瓦莫特篇》、《以實瑪利拉比米德拉什》的矛盾 | 英格蘭、教會法、義大利的研究都只找到少數幾宗草藥墮胎審判;實際起訴的多半是毆打孕婦的男性,而且很少定罪 |
| 作者如何解讀 | 分類是一種展示,也是一種溝通,讓在地法能被帝國的語法讀懂 | 分類反映立法菁英的焦慮與意識形態 |
這個主題在第 5 節展開。
4.4 身分、血緣、社群邊界
表 A:胎兒何時算「人」?跨文明的門檻
| 傳統 | 門檻 | 依據 |
|---|---|---|
| 《出埃及記》21:22 七十士譯本 | 區分「已成形」與「未成形」 | 這個譯法經奧古斯丁《七經問題集》2.80 進入拉丁教會法(Butler 註 9 引用的正是此處) |
| 亞里斯多德與 Azo 註釋 | 男胎 40 日,女胎 80 日 | Butler 文中所述 |
| 《密西拿·尼達》3:7 | 以實瑪利拉比:男胎第 41 日、女胎第 81 日;賢者:男女都是第 41 日 | 與《利未記》12 章產後潔淨期(生男 40 日、生女 80 日)相呼應。這位以實瑪利拉比,正是 Furstenberg 文中那段由輕推重論證的主角 |
| 《巴比倫塔木德·葉瓦莫特》69b | 40 日內「只是水」 | — |
| 伊斯蘭聖訓(伊本·馬斯伍德傳述) | 精滴、血塊、肉團各 40 日,約 120 日注入靈魂 | 哈乃斐派據此在一定條件下容許早期墮胎 |
| 明清律 | 胎兒須滿 90 日並已成形 | 見下文 |
| 教宗額我略十四世(1591) | 以「胎動」作為判準 | 見第 5 節 |
| 現代醫學 | 母親約在 18–20 週感覺到胎動 | Butler 文中所述 |
中國的例子特別值得補充。《大清律例》鬥毆律規定,毆人墮胎者杖八十、徒二年;律文小注說明,必須是在保辜期限內胎兒死亡,而且胎兒已滿九十日並已成形,才以墮胎罪論;若胎兒在保辜期外才死,或未滿九十日,就只依一般毆傷論處,不坐墮胎之罪。明代的《大明律集解附例》已有同樣的規定與保辜期限設計。
這和 Butler 描述的英格蘭幾乎是平行的:律文中刑度最明確的「墮胎罪」,是第三人以暴力造成流產的傷害罪,而且設有胎兒成形的門檻。
表 B:胎兒是不是母體的一部分?
| 羅馬法 | 拉比法 |
|---|---|
| 胎兒是母親的「一部分或臟腑」(《學說彙纂》25.4.1.1) | 「胎兒是母親的大腿」(塔木德多處出現的原則) |
| 孕婦被判死刑時,延至分娩後執行(《學說彙纂》48.19.3,烏爾比安) | 孕婦被判死刑時不等她分娩,除非已經坐上產椅(《密西拿·阿拉欽》1:4) |
| — | 難產時可以肢解腹中胎兒救母,但胎頭(或大部分)已經娩出就不可再動,因為「不可為一命而推開另一命」(《密西拿·奧何洛特》7:6) |
兩邊的出發點都是「胎兒屬於母體」,卻推導出相反的處決規則。這提醒我們,分類相同,不代表價值排序相同。這也呼應 Katzoff 對 Furstenberg 的提醒:相同的分類可以裝進不同的規範。
表 C:父系確定性的焦慮,從寡婦監管到「待婚期」
| 法系 | 制度 | 理由 |
|---|---|---|
| 羅馬法 | 寡婦在服喪期(原為 10 個月,381 年延長為 12 個月)內再婚會招致不名譽 | 烏爾比安明說是為了避免「血統混淆」(turbatio sanguinis,《學說彙纂》3.2.11.1) |
| 羅馬法 | 「母親永遠確定;父親是婚姻所指示的那個人」(Paulus,《學說彙纂》2.4.5) | 父系只能靠婚姻來推定 |
| 拉比法 | 婦女離婚或喪夫後須等三個月才能再訂婚(《密西拿·葉瓦莫特》4:10) | 區分孩子是前夫還是後夫的 |
| 伊斯蘭法 | 離婚婦女的等待期(ʿidda)為三次月經週期(《古蘭經》2:228);寡婦為四個月又十天(2:234) | 確認是否懷孕 |
| 清律 | 居喪嫁娶有罰;寡婦改嫁時,夫家財產與原有妝奩由前夫之家作主 | 禮制規範與財產歸屬 |
| 日本民法 | 女性再婚禁止期間 | 見下文 |
| 臺灣民法 | 舊第 987 條:女子婚姻關係消滅後六個月內不得再婚 | 1998 年修法刪除 |
日本的演變值得一提。日本在 2016 年修法,把女性再婚禁止期間從六個月縮短為一百日;202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民法修正則全面廢除這個期間,並改為:即使孩子在離婚後 300 日內出生,只要母親已經再婚,就推定為現任丈夫的子女。這個條文的原始立法理由,向來被說明為避免父性推定重疊、預防父子關係紛爭。
從《學說彙纂》的三盞燈與六名看守,到現代民法的待婚期,「確認孩子是誰的」這個焦慮,長期以限制女性的方式被制度化。直到 DNA 鑑定與推定規則的重新設計出現,才在部分國家被解除。
5. 專題:律法形式主義與實務運作的脫鉤
5.0 概念框架
美國法學家 Roscoe Pound 在 1910 年發表〈紙上之法與行動之法〉(Law in Books and Law in Action),開啟了這個問題意識。在中國法史領域,黃宗智以巴縣、寶坻與臺灣淡新檔案為材料,提出清代民事司法「表達與實踐的背離」:官方說州縣不理「細事」,實際上州縣衙門大量審理土地、債務、婚姻案件,而且多半依律例裁斷。
借用經濟學家 Gary Becker(1968)的模型,可以把「脫鉤」寫成一個乘積:
立法者能直接寫進法典的,只有刑度 。前面四個機率由社會、官僚、陪審團、法官、告解神父決定。所謂形式主義與實務的脫鉤,就是 被寫得極高,同時某個機率趨近於零。 Butler 的研究正是這樣:紙面上的 是「殺人罪」,但草藥墮胎的 幾乎是零。
下面依照脫鉤的機制,把世界各地的案例分成七種類型。
類型一:展示型法典,寫給神明與後世看的法律
《漢摩拉比法典》(約西元前 1750 年)
- 這部法典的確切法律功能至今不明,因為同時代的法律紀錄很少提到它。多數留存下來的古巴比倫判例並不依照它的刑罰體系,法典裡規定的物價也從未實行過。
- 它卻被當作書吏訓練的教材,使用了至少一千年;亞述巴尼拔的尼尼微圖書館也收有抄本。它明顯的用意之一,是把漢摩拉比樹立為人民正義的保證者。
- 設計者的目的:王權的正當性,以及「保護孤兒寡婦」的君主形象。
- 為何脫節:它本來就不是判決依據,而是一份王權宣言兼學術範本。
《密西拿·婚約篇》的羅馬化分類
- 依照 Furstenberg 的分析,這是被統治者寫的展示型文本:證明自己的法律可以用帝國最先進的法學語法來說明。
- 為何脫節:新框架沒有改變任何實質判決,只換了說明方式,所以文本內部出現縫線。
類型二:教科書化石與烏托邦立法
蓋尤斯《法學階梯》的夫權婚姻
- 蓋尤斯詳細說明 usus、confarreatio、coemptio 三種入夫權的方式,但他自己承認,usus 的規則「一部分已被法律廢除,一部分因廢而不用而湮沒」(1.111);confarreatio 只在大祭司等特定神職人員中還保留著(1.112)。羅馬帝國時代主流的婚姻其實是「不入夫權」(sine manu)的婚姻。
- 1.111 還記載了一個規避術:妻子每年離家三夜(trinoctium),就能中斷時效,不落入夫權。
《密西拿》的聖殿法
- 《密西拿》六大部之中,《聖物部》(Qodashim)與《潔淨部》(Tohorot)有大量篇幅在規範聖殿祭祀與潔淨。編纂時,聖殿已經被毀超過一百三十年。Jacob Neusner 因此把《密西拿》解讀為一部烏托邦式的哲學建構,Shaye Cohen 所說的「拉比是哲學家」也有這層意思。
- Yaakov Elman 已經注意到,《婚約篇》第一章和蓋尤斯一樣,都收錄了已經過時的制度。
設計者的目的:體系完整、教學傳承、集體記憶、對未來復興的期待。
為何脫節:這種脫節是刻意設計的。法典的功能是保存與教學,不是執行。
類型三:嚴刑寫在紙上,恩典握在手裡
英格蘭的《血腥法典》(Bloody Code)
- 1688 到 1820 年間,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死罪從約 50 項增加到 200 多項,新增的大多是保護財產的罪名;但實際處決人數反而持續下降。赦免非常頻繁,被判死刑的人有一半並沒有被送上絞架。
- Douglas Hay 在 1975 年的〈財產、權威與刑法〉中主張,《血腥法典》具有關鍵的意識形態功能:一方面為既有秩序提供正當性,一方面維繫服從的紐帶。他的結論是,統治菁英之所以緊抓著這套法典、抗拒改革,正是因為明白寫出來的選擇性執法,最能維持庇護與恭順的關係。
- 為何脫節:脫節本身就是設計。死刑是威嚇,赦免是恩典,兩者合起來才是權力。
清代的秋審
- 被判「斬監候」或「絞監候」的犯人要經過秋審;秋審之後,大約只有一到兩成真正被處決。
- 這與《血腥法典》是東西方遙遙相對的同一種結構:律文的刑度和實際執行之間,夾著一道由皇權或王權掌握的恩典閘門。
鄂圖曼帝國的石刑
- 1680 年 6 月 28 日正午,伊斯坦堡賽馬場聚集了大批群眾,看一名被指與異教徒通姦的穆斯林婦女被石刑處死。在鄂圖曼統治伊斯坦堡的 465 年中,梅赫梅德四世是唯一下令以石刑處決通姦婦女的蘇丹。
- 穆斯林法學家發展出多種技術,避免適用石刑。最典型的是證據門檻:指控通姦需要四名目擊行為本身的證人,誣告者反而會被處以誣告通姦罪;另有「以疑慮阻卻法定刑」的法諺。
- 為何脫節:神聖法典裡的刑罰不能刪改,法學家就把程序門檻抬高到近乎不可能達到。這和 Butler 所說的「法律分類嚴苛、實務幾乎不起訴」是同一種結構。
教宗西斯篤五世的《Effraenatam》(1588)
- 這道詔書取消了「已有靈魂」與「未有靈魂」胎兒的區分,對任何階段的墮胎都處以絕罰,並適用殺人罪的刑罰。
- 繼任的額我略十四世認為這條法律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在 1591 年以《Sedes Apostolica》撤回,把刑罰限縮於「已成形」的胎兒。也有研究指出,撤回的原因之一是教士與教會法庭被湧入的大量案件壓垮。
- 為何脫節:刑度太高,執行體系無法承受,三年內就被撤回。這個案例證明,Butler 所描述的那條「成形與否」界線,不只是神學上的分界,也是執行能力上的分界。
類型四:法律擬制與合法規避,保住形式、換掉內容
| 案例 | 紙面規則 | 規避手段 | 設計者的處境 |
|---|---|---|---|
| 希列的 *prozbul*(《密西拿·示維伊特》10:3–4) | 《申命記》15 章:第七年免除一切債務 | 債權人在法庭立據,把債權「交給法庭」,安息年就不能免除 | 希列看到富人在安息年前不肯放貸,窮人借不到錢;聖經律法不能廢止,只能繞道 |
| 羅馬《十二表法》的三賣條款 | 父親把兒子賣三次,兒子即脫離父權(原本是懲罰濫賣兒子的父親) | 演變成刻意的三次象徵性買賣,用來「解放」兒子(Gaius 1.132) | 家父權不能直接放棄,只好借用一條懲罰性條款 |
| 羅馬婦女監護 | 成年婦女在監護之下 | 監護人只是為了形式點頭(Gaius 1.190) | 保留父權門面,讓實務照常運作 |
| 伊斯蘭的 ḥiyal(法律策略) | 禁止利息(ribā) | 例如「回購買賣」:以高價賒賣,同時以低價現金買回 | 神聖法不能改,商業需要融資 |
| 中世紀天主教的高利貸禁令 | 第三次、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禁止收息 | 匯票(cambium)利用不同地點的匯率差隱藏利息 | 教義不能退讓,地中海貿易需要信用 |
| 英格蘭「共謀回復訴訟」 | 1285 年《附條件贈與法》(De Donis)使限定繼承地產不得轉讓 | 1472 年 Taltarum's Case 確立以虛構訴訟打破限定繼承 | 國會法律難改,法院用擬制來解套 |
| 英格蘭「神職人員特權」 | 重罪處死 | 會背誦《詩篇》51 篇(俗稱「頸項詩」)就可以主張神職特權免死,後來擴及所有識字男性;1827 年才廢除 | 教會特權變成一般的減刑閥門 |
共同邏輯:當規則的權威來源(聖經、祖法、教義)不能被觸碰時,法律人會保留文字,改寫它在實際中的作用。Furstenberg 描述的拉比,其實也在做同一類的事,只是方向相反:他們保留實質規則,改寫的是分類的外殼。
類型五:國家能力與生存需求之間的落差
奧古斯都的婚育立法
- 西元前 18 年的《尤利亞婚姻法》與西元 9 年的《帕庇亞·波培亞法》懲罰獨身與無子,獎勵多產,三子權就是其中一部分。
- 塔西佗在《編年史》3.25 直說:法律通過了,結婚和養育子女並沒有因此變多,無子的情況依然普遍。更諷刺的是,小普林尼沒有子女,卻蒙圖拉真皇帝特賜三子權(《書信集》10.2)。一條鼓勵生育的法律,最後變成可以由皇帝恩賞的特權。
羅馬家父權的人口學真相
- Richard Saller 指出,羅馬父親掌握全部財產權、對子女有生殺大權的形象,深刻影響了歐洲思想中的「父權」概念;但這個以法律規則與傳說為基礎的嚴厲形象,其實誤導了我們對羅馬家庭世代關係的理解。
- 他以人口學分析加上電腦模擬親屬網絡,顯示羅馬人一生中的家庭結構如何變化,許多孩子早年就失去了父親。
- 為何脫節:在高死亡率的社會,大多數成年人其實已經沒有在世的父親。「終身家父權」在紙面上無比強大,實際上管得到的人比法典暗示的少得多。這對 Butler 所描述的《學說彙纂》家父長邏輯是一個重要的修正:法律的父權強度,不等於社會的父權覆蓋率。
清代的賣妻與一妻多夫
- 清律把賣妻和一妻多夫都列在「犯姦」的範疇下禁止。但 Matthew Sommer 利用一千兩百多件中央與地方檔案顯示,這兩種做法在鄉村貧民中相當普遍,村落也加以容忍;負責推行儒家貞節規範的州縣官,面對鄉村的苦難時,往往採取務實的通融。
- 為何脫節:「貞節」是國家意識形態,「活下去」是農民的現實。地方官夾在中間,選擇讓秩序維持運轉,而不是讓律文得到執行。
明清的墮胎:論述、實務與宗教補贖
- Francesca Bray 主張,晚期帝制中國的菁英婦女可以利用委婉稱為「調經藥」的墮胎藥,處理委婉稱為「經閉」的早期妊娠。這和 Butler 筆下歐洲墮胎藥以「刺激月經」為名的情況幾乎一模一樣。
- 但 Sommer 利用清代法律文獻與現代醫學報告反駁,認為傳統墮胎方法危險又不可靠,所以實際上的墮胎是危機中的緊急介入:不是懷孕危及婦女健康的醫療危機,就是懷孕可能暴露婚外性關係的社會危機。
- 宗教面向更有意思。陳玉女研究明代水陸畫中的「墮胎產亡」孤魂眾,指出佛門在提供精神療養之外,也給墮胎、溺嬰的當事人與協助者懺悔的機會;而史料顯示,婦女想墮胎時,多半向佛門僧尼、尤其是女尼求助。
- 這幾乎和 Butler 筆下的歐洲對稱:律典上的罪,在實際中被導向宗教的懺悔與補贖,而不是衙門或法庭。
類型六:帝國分類覆寫在地習慣
這一類與 Furstenberg 的研究最直接相關。
| 案例 | 誰在分類 | 被分類的對象 | 結果 |
|---|---|---|---|
| 埃及《Idios Logos 準則》(2 世紀) | 羅馬帝國行政當局 | 埃及各社群的通婚與身分 | 以「隨劣方」原則建立行省內的社群位階 |
| 《密西拿·婚約篇》(約 200 年) | 被統治者自己(拉比) | 猶太身分法 | 自我羅馬化:換了分類,保留實質規則 |
| 英屬印度的「盎格魯—印度教法」(1772 年起) | 英國殖民官(Hastings 的司法計畫;Halhed 1776 年出版的《印度教法典》) | 印度各地的習慣法 | 偏重婆羅門經典,把多元的地方習慣壓縮成「經典法」 |
| 鄂圖曼《Mecelle》(1869–1876) | 鄂圖曼法學家(Ahmed Cevdet Pasha 主持) | 哈乃斐派伊斯蘭債法 | 伊斯蘭的實質內容,用歐陸法典的形式寫成。這是現代版的《婚約篇》 |
| 日治臺灣的舊慣調查(1901 年起) | 日本法學家 | 清代臺灣漢人的習慣 | 見下文 |
日治臺灣的例子對臺灣讀者特別值得細看:
- 臺灣總督府在 1901 年 4 月設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以文獻蒐集、耆老訪談、實地調查等方式調查舊慣,希望藉此有效立法;立法這個目標最後宣告失敗,但調查報告書日後成為研究臺海兩岸法制、經濟與族群史的第一手材料。
- 核心成果《臺灣私法》由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主持,內容分為不動產、人事、動產、商事及債權等編,並附有近兩千五百件契字文書。
- 這就是 Furstenberg 模型的翻版:清代臺灣的「業主權」「典」「胎」「大租、小租」「祭祀公業」,被放進德國潘德克頓體系的「物權、債權、人事」抽屜。最典型的難題是「一田二主」:大租戶與小租戶在同一塊地上各有權利,很難安放在羅馬、德國式的單一排他所有權(dominium)之下。
- 反例也很重要:分類加上國家權力,可以反過來改造實務。1904 年總督府整理並廢除大租權,以補償公債消滅多層地權,土地權利被強制改寫成單一所有權。1923 年日本民法施行於臺灣時,臺灣人之間的親屬繼承事項仍保留依習慣處理。也就是說,在財產領域,分類成功地改寫了實務;在家族領域,帝國選擇讓形式與實務繼續保持距離。
類型七:基層執行者的良知否決
- 中世紀英格蘭陪審團:Thomas A. Green 的《依良知裁決》(1985)指出,普通法長期沒有充分區分謀殺與一般殺人,陪審員就以虛構「正當防衛」情節、大量判無罪的方式,自行調節法律的嚴苛。Butler 提到,毆打孕婦致流產的案件極少定罪,這是同一個機制。
- 18 世紀的「虔誠偽證」:陪審團故意把竊盜贓物的價值低估到 40 先令的死刑門檻以下。Blackstone 稱之為 pious perjury。
- 《Effraenatam》的反作用:一旦一條法律讓第一線執行者(教士、告解神父)無法承受,它就會在執行端失效,最後被撤回。
5.8 總表:規約設計者的目的與實務脫節的原因
| 案例 | 時代與地區 | 設計者 | 設計目的 | 紙面規則 | 實務樣貌 | 脫節機制 |
|---|---|---|---|---|---|---|
| 漢摩拉比法典 | 古巴比倫 | 國王與書吏 | 王權正當性 | 詳盡的刑罰與物價 | 判例很少依循 | 展示型 |
| 《婚約篇》3.12、1.1–5 | 約 200 年,巴勒斯坦 | 拉比編纂者 | 用帝國法學語法說明猶太法 | 羅馬式的四分法 | 實質規則仍是傳統的 | 展示與分類調適 |
| 蓋尤斯論夫權婚姻 | 2 世紀羅馬 | 法學教師 | 體系完整與教學 | 三種入夫權方式 | 多數已廢止不用 | 教科書化石 |
| 奧古斯都婚育法 | 1 世紀羅馬 | 皇帝 | 提高菁英生育率 | 懲罰無子 | 無子依舊普遍,三子權成了特權 | 國家能力不足 |
| 中世紀墮胎法 | 5–15 世紀歐洲 | 法學家與主教 | 保護丈夫與繼承人,排除女巫與投毒者 | 殺人、巫術、毒殺 | 只起訴毆打孕婦的男性,女性交由懺悔處理 | 分類過嚴,執行端失靈 |
| 《血腥法典》 | 18 世紀英格蘭 | 國會與統治菁英 | 威嚇並維繫恩庇關係 | 200 多項死罪 | 處決人數下降,半數獲赦 | 嚴刑加選擇性恩典 |
| 清代秋審 | 清代中國 | 皇帝與刑部 | 慎刑與皇恩 | 斬監候、絞監候 | 一到兩成處決 | 恩典閘門 |
| 鄂圖曼石刑 | 1453–1918 | 法學家與蘇丹 | 保持神聖法完整 | 通姦處石刑 | 伊斯坦堡僅一例 | 證據門檻 |
| 《Effraenatam》 | 1588–1591 | 教宗 | 全面禁止墮胎 | 任何階段都等同殺人 | 執行崩潰,三年後撤回 | 執行能力 |
| prozbul、ḥiyal、匯票 | 古代到中世紀 | 法學家 | 保護聖法文字 | 免債、禁息 | 繞道而行 | 法律擬制 |
| 清代賣妻 | 18 世紀中國 | 朝廷 | 推行貞節意識形態 | 犯姦、禁止 | 鄉村普遍,州縣通融 | 生存需求壓過意識形態 |
| 臺灣舊慣調查 | 1901 年起 | 殖民法學家 | 理解並統治臺灣 | 潘德克頓分類 | 立法失敗,局部強制改造 | 帝國分類覆寫 |
5.9 綜合解讀:脫節為什麼會長期存在?
如果法律注定執行不了,為什麼還要寫?上面這些案例顯示,「紙上之法」至少有五種不靠執行的功能:
- 正當性展示(漢摩拉比、《密西拿》的羅馬化分類):法律是寫給神明、帝國或後世看的。
- 教學與記憶(蓋尤斯、《密西拿》的聖殿法):法律是一種知識的保存形式。
- 選擇性執法的儲備(Hay 對《血腥法典》的分析):一條不常執行的嚴法,就像一把上了膛但很少扣扳機的槍。它的權力正來自「不確定何時會用」。
- 談判籌碼:Mnookin 與 Kornhauser 在 1979 年提出「在法律陰影下的協商」。紙面規則即使很少進法庭,也會影響當事人私下協商時的籌碼。Sommer 筆下的賣妻契約,以及 Butler 筆下的寡婦與繼承人,都是在律文的陰影下談判。
- 象徵性的邊界劃定:社會學家 Joseph Gusfield 在《象徵的十字軍》(1963)中分析美國禁酒運動,指出法律的價值有時在於宣示「誰的道德是正統」,而不在於實際執行。
把這五點放回兩篇論文:Furstenberg 讓我們看到,一份法律文本可能主要是「展示」與「教學」;Butler 讓我們看到,當今人把這類文本讀成「實際存在的社會規範」時,就會誤認傳統。 合起來的方法論教訓是:在把任何歷史法律文本當作證據之前,先問三個問題:
① 這是什麼文類(教科書、法典、判決、悔罪書)?
② 誰寫給誰看,想達成什麼?
③ 有沒有實務紀錄可以對照?
6. 學術價值點評,以及這些價值站不站得住腳
6.1 Furstenberg
| 宣稱的價值 | 支持的理由 | 可能的質疑 | 判定 |
|---|---|---|---|
| 西元 200 年前後,羅馬法學教育已傳播到東方非羅馬人的最早文本證據 | 對應不止一處:兩個單元都對應到蓋尤斯第一卷的同一個連續區段,而且都位在《婚約篇》兩大部分的開頭,巧合的機率很低 | ①《密西拿》的成書年代本身仰賴後世傳統(如雪利拉加昂書信),只能說「約 200 年」。② 目前沒有已知的希臘文或亞蘭文譯本,作者也承認無法確定是書面還是口傳。③「以 N 種方式」的列舉與二分分類法,是希臘化修辭教育的共同遺產,可能是共同的祖先,而不是直接借用。④ 拉比的「占有」(ḥazaqah)與羅馬時效取得(usus、usucapio)的對應最弱:一個是即時占有,一個是長期時效,作者也承認拉比法一般不承認時效取得 | 作為「最佳解釋推論」可以成立,作為「證明」仍需外部證據,例如希臘文法學手冊的殘卷 |
| 分類調適模型 | 同時解釋了 Katzoff 指出的實質差異與 Shaye Cohen 指出的形式相似,在理論上更經濟 | 縫線分析有循環論證的風險:用「不合身」證明「後加」,再用「後加」解釋「不合身」 | 相當穩健。作者有外部錨點:《葉瓦莫特篇》4:13、《以實瑪利拉比米德拉什》、《見證篇》4:7 使用 qiddushin 而非 qanah |
| 拉比作為「行省法律專家」的典型 | 與 Hayim Lapin《作為羅馬人的拉比》(2012)、Natalie Dohrmann 等研究方向一致 | Seth Schwartz 等學者認為,2–3 世紀拉比的社會權威相當有限,《密西拿》未必是實際施行的法。這反而支持「展示」的解讀,卻削弱了「促進地方與帝國行政溝通」的功能論 | 部分成立:作為知識史的命題很強,作為制度史的命題較弱 |
| 補充羅馬法學的傳播史 | 與 P.Oxy. 2103(3 世紀初埃及的蓋尤斯抄本)、C. P. Jones「蓋尤斯在東方寫作」的假說相互支撐 | 如果比對結果被推翻,這一點也會跟著鬆動 | 取決於第一點 |
整體評價:這篇論文最大的方法論貢獻,是把「比較法學」從找相似點,推進到分析分類架構與實質內容之間的張力。即使將來有人能證明拉比接觸的不是蓋尤斯本人,而是某種更廣泛的希臘化或羅馬法學教學傳統,「在地規則、帝國分類」這個分析框架仍然有效,而且可以移用到 Mecelle、盎格魯—印度教法、日治臺灣舊慣調查等案例。
6.2 Butler
| 宣稱的價值 | 支持的理由 | 可能的質疑 | 判定 |
|---|---|---|---|
| 中世紀的 aborsus 不等於現代的「墮胎」 | 英諾森三世教令、1490 年威尼斯案、悔罪書對非自願流產的處罰,與 Müller(2012)、van der Lugt(2018)的研究一致 | 幾乎沒有 | 穩固 |
| 墮胎罪起源於丈夫的權利 | 《學說彙纂》47.11.4、48.19.39;Elvira 與 Lérida 會議;拜占庭與愛爾蘭的離婚事由;整套孕體監管制度 | 墮胎的禁制至少有兩條源頭:一條是羅馬法的家父長與繼承邏輯;另一條是基督教自 1 世紀《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 2:2)以來的生命與靈魂神學,包括奧古斯丁、格拉提安的成形、注魂論。教會法的「殺人」語言主要來自後者。Butler 承認胎兒的生命被看重,但認為那不是主因;「主因」的排序值得討論 | 對羅馬法與世俗繼承法成立;對教會法只部分成立 |
| 巫術與毒殺的分類學 | 大量具體引用主教會議法規;撒利法與 Burchard 在用語上的替換 | ① 法規中的並列位置,可能只反映條文清單的編排慣例,未必代表概念上的等同。②「德、義看成巫術,英、法看成毒殺」的區域二分,依據的是幾組反覆抄錄的法規系譜(Cambrai 系列、Saint-Ruf 系列),樣本有限。Butler 自己也說不宜把區分畫得太絕對 | 描述層面成立;區域化的結論宜視為假說 |
| 中世紀法不宜作為現代立法的範本 | 實務落差、厭女的立法動機、巫術與毒物的世界觀 | ① 這是規範性的推論。「起源的動機」不必然決定「現行規則的正當性」,否則就有發生學謬誤的風險。② Butler 在結論問:能否只接受「殺害有生命的胎兒是殺人」,而拒絕「提供墮胎者是女巫」?但法律傳統本來就經常選擇性繼承,例如保留殺人罪,同時拋棄神判與決鬥。③ 從論辯對象來看,Dobbs 多數意見的主要歷史證據,是 1868 年第十四修正案通過時多數州已立法禁止墮胎;中世紀材料在其中只是鋪陳背景。支持 Dobbs 歷史方法的一方會主張,Butler 的批評命中的是論證的前段,而不是核心 | 史實修正這部分很有力;「整套繼承或整套拒絕」的論證較弱;對整個 Dobbs 論證的打擊範圍有限 |
整體評價:Butler 自己說明,本文不是一篇實務史研究,而是一篇以立法為對象、帶有明確公共介入意圖的語境化研究。從這個定位來看,它的學術價值是讓法律論著和主教會議法規的「歸類」本身成為證據,並把散落在各國法史研究中的寡婦監管、假孕、調包、坐月子期間的債務追索等制度,串成一張完整的孕體規訓網。它的限制在於:研究對象是紙上之法,結論卻指向行動之法與當代政策,兩者之間的推論鏈條需要讀者自行補強。至於墮胎政策本身該如何安排,則是另一個層次的規範問題,本文的史學貢獻不能直接決定這個問題。
6.3 兩篇合讀的價值
- 「分類即權力」在方法論上得到雙重驗證:Furstenberg 證明分類可以被借用,Butler 證明分類可以被繼承。兩者都說明,要讀懂一條法律,不能只讀它的規則,還要讀它被放在哪個抽屜。
- 兩篇論文互相補足盲點:Furstenberg 偏重文本的內部,較少討論性別;Butler 偏重性別與意識形態,較少追究分類架構的知識來源。把 Bracton 與 Hale 放進 Furstenberg 的框架,可以看出 Alito 所謂的「本土傳統」本身就是羅馬分類的產物;把《巴瓦卡瑪》5:4 與《出埃及記》21:22 放進 Butler 的框架,可以看出「胎兒損害歸丈夫」不只是羅馬法的特產,而是地中海世界共享的父系邏輯。
7. 結語
從拉比把猶太婚約塞進蓋尤斯的抽屜,到中世紀主教把草藥墮胎歸進巫術與毒殺的分類,再到日本法學家把臺灣的大租小租放進德國民法的物權編,可以看到一個反覆出現的模式:分類是菁英的語言,生活是庶民的語法,兩者之間永遠有翻譯上的損耗。
這個損耗有時是有意保留的,例如《血腥法典》的赦免和秋審的緩決;有時是不得不然的,例如《Effraenatam》被執行端壓垮;有時是以法律擬制繞道而行,例如 prozbul 與共謀回復訴訟;有時則是被國家暴力強行抹平,例如大租權整理。
讀這兩篇論文,最值得帶走的大概是這樣一個提醒:當有人說「自古以來法律就是這樣規定的」時,先問那是誰的法律、寫給誰看的、當年有沒有真正執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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