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rie Wood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2;40(3):549-560.
doi:10.1017/S0738248022000414
瓦礫之獄、紙上之獄與鞭長莫及之地
一句話摘要:在 18 世紀的法屬加勒比海,監獄的牆會倒,地圖上常常找不到監獄,法令只寫「該關誰」而不寫「關在哪」。Laurie Wood 主張,監禁只是殖民帝國「懲罰矩陣」裡的一種工具,物質上脆弱,法律上分成好幾套規則,實踐上漏洞很多。本文先完整導讀這篇論文,再把視野拉到全球,看國家力量伸不到的邊陲地帶,司法空間和逃亡者的「反空間」怎麼互相拉扯,又怎麼形塑出各地不同的監禁生態。
1742 年,法屬聖多明哥(Saint-Domingue,今海地)萊奧甘鎮(Léogane)的法院執達員 Jean Clavier 因走私被判入獄。不久他和兩名共犯一起逃脫。一位殖民官員事後解釋:全殖民地的監獄狀況都很差,牆一直在倒,犯人常常直接跨過瓦礫就走了。
這個畫面很難和傅柯《規訓與懲罰》裡那座四面透視、無所遁形的圓形監獄聯想在一起。Wood 的論文就從這個落差出發,追問三件事:監獄在帝國的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中扮演什麼角色?監禁在早期現代的懲罰邏輯裡處於什麼位置?這些邏輯又怎樣落實在具體的地方?
一、文章速覽
| 項目 | 內容 |
|---|---|
| 文章性質 | 刊於 該卷第 3 期,與 Yanna Yannakakis、Sanne Ravensbergen、Kalyani Ramnath 的文章同期刊出,屬於 「殖民法律空間的日常物質」(The Everyday Materials of Colonial Legal Spaces)論壇。這是一篇約 12 頁的論壇短文,不是完整的專題研究 |
| 時空範圍 | 以 1664–1790 年代的法屬聖多明哥為主,旁及馬丁尼克、路易斯安那、法屬圭亞那、本地治里、留尼旺、法蘭西島(今模里西斯),最晚舉到 1821 年 |
| 主要史料 | 法國海外檔案館(ANOM)殖民人事檔、「殖民地防禦工事典藏」(DFC)的設計圖、John Carter Brown 圖書館的城市地圖、Moreau de Saint-Méry 與 Durand-Molard 編的殖民法令彙編,以及一幅 1732 年英國版畫 |
| 核心概念 | 懲罰矩陣(punitive matrix) |
| 核心論點 | 監禁只是眾多國家控制手段之一,不是唯一或主導的手段;監獄的物質脆弱與法律多軌性,讓殖民地的懲罰處處是縫隙 |
二、兩位被國家反咬的國家代理人
Wood 用兩個人物開場。他們都是先替國家做事,後來被國家關起來。
| Rausset | Jean Clavier | |
|---|---|---|
| 時間 | 1664 年 | 1740 年代(1742 年越獄) |
| 原本身分 | 托爾蒂島(Île de la Tortue)的征服者與統治者,1657 年獲國王授地 | 萊奧甘海事法庭執達員,負責維持開庭秩序 |
| 入獄地點 | 巴黎巴士底 | 聖多明哥本地監獄 |
| 罪名 | 文中未交代(見下方補充) | 非法對外貿易 |
| 結局 | 把島賣給法屬西印度公司 | 跨過倒塌的牆逃走 |
| 象徵意義 | 帝國核心的石造監獄,代表「近」 | 殖民邊陲的瓦礫監獄,代表「漏」 |
一個作者沒交代、但很重要的背景:Rausset 為什麼會在巴士底?根據 C. H. Haring 的經典研究,1659 年後 Rausset 曾親赴英國,取得英國國務會議的命令,要求 Doyley 上校授予他托爾蒂島總督的委任;1664 年法屬西印度公司取得該地權利後,他被捕送進巴士底。關了幾天他就改變主意,以 15,000 里弗爾讓出權利,同年十一月獲釋(Doyley 時任牙買加總督)。
這段背景讓開場故事的意義更清楚:
- Rausset 和 Clavier 的罪其實是同一類:與外國人往來。這正好呼應文中 1680 年馬丁尼克法令把「與敵通訊」列為少數可監禁的例外。
- 巴士底在這裡不是刑罰,而是談判槓桿。國家把人關起來,逼他簽約讓出財產。這是「懲罰矩陣」中一個作者沒點出的功能:監禁可以是行政手段,不一定是司法判決。
三、核心概念:懲罰矩陣
Wood 主張,各種強制手段同時並存,構成一個懲罰矩陣。監禁只是其中之一,與槳帆船苦役、放逐、肉刑、罰金並列。這些手段執行起來都不均勻,也都有可以撬開的縫隙,有時字面上就是物理的縫隙。
| 懲罰手段 | 空間邏輯 | 物質弱點(作者舉例) | 受刑者的反制 |
|---|---|---|---|
| 監禁 | 拉近:關在權力中心旁邊,例如法院、要塞、首都 | 牆會倒 | 越獄(Clavier) |
| 槳帆船苦役 | 折衷:一座會移動的「浮動監獄」,把囚犯的勞力送進帝國的運轉 | 船本來就舊,而且會漏水 | 作者未舉例 |
| 放逐 | 推遠:讓失序者和社會保持距離 | 執行起來像一場「捉迷藏」 | 偷偷潛回 |
| 肉刑、罰金 | 刻在身體上,或從財產中扣除 | 作者未展開 | 作者未展開 |
這些手段會串聯使用:可以先判監禁再改判放逐,之後又召回,而肉刑與罰金在每個階段都可能加上去。在奴隸社會裡,刑罰還多了一層作用:司法機關在量刑時,同時也在劃定誰自由、誰被奴役。
作者說這個框架有兩個目的:
- 讓物質與空間回到分析中心:「近」與「遠」本身就是懲罰的設計變數。
- 反對目的論:不要把早期現代的監獄當成現代監獄國家的「前身」。傅柯以降的研究過度強調革命時代是監獄的「發明時刻」,但監獄早就存在,只是後來才慢慢變成眾多工具中較受青睞的一種。
四、證據一:瓦礫之獄——地圖上的監獄在哪裡?
Wood 檢視了一批聖多明哥城市圖,結論是:監獄只是偶爾被標出,而且看不出規律,例如並不是城市越大、監獄就越大。
| 監獄位置的類型 | 案例 | 意涵 |
|---|---|---|
| 地圖上完全沒標 | 萊奧甘,1742 年與 1785 年地圖 | 街區畫得很細,建築卻都沒命名;四周是平坦的種植園與溪流,沒有天然屏障,很容易想像逃犯如何脫身 |
| 與法院同一個街區 | 小戈阿沃(Petit-Goâve),1742 年 | 司法和行政放在一起 |
| 被軍營包圍的單人囚室 | 法蘭西角(Cap),1731 年 | 只標出一間 cachot(單人囚室),周圍是營房與小砲台,由軍事設施代替圍牆防止脫逃 |
| 分區的獨立監獄群 | 法蘭西角,1774 年規劃 | 男女分開、自由人與奴隸分開,另有 cachot 區 |
| 附屬於法院建築 | 太子港,1790 年 | 用來關押審判前與判決後的被告 |
作者也提到兩個空白:她用的史料沒有提到 barracoon(港口關押待運非洲俘虜的營房),但有提到 bagne(苦役監)。
為什麼地圖很少標出監獄?作者提出三個可能:
- 監獄的軍事戰略價值不如要塞與道路。
- 監獄不一定蓋得夠牢,即使是石造的也一樣。
- 監獄在某種意義上是「可攜帶」的:行政官員可以視需要把犯人關在法院建築裡,或軍營附近。
五、證據二:監獄設計圖——紙上的理想監獄
作者特別說明,這些圖都無法確定是否真的蓋出來、蓋到什麼程度。
| 年份 | 地點 | 設計內容 | 作者的觀察 |
|---|---|---|---|
| 1731 | 路易斯安那,La Balise 堡 | 磚石造的衛兵所加兩間 cachot,三面厚牆,內門通往衛兵與士兵的房間,兩側有門廊 | 這類監獄規劃的出現時間,比監獄國家研究所暗示的早得多 |
| 1732 | 馬丁尼克,皇家堡(英國版畫) | 低矮的小屋,位在海岸線上、長柵欄的盡頭 | 船隻方便卸下犯人;軍事監視阻斷了從海上逃脫的路,和萊奧甘的空曠形成對比 |
| 1774 | 法蘭西角 | 民事與刑事監獄群 | 見前節 |
| 1782 | 開雲(法屬圭亞那)堡內 | 監獄、火藥庫、衛兵所三棟建築 | 圖上沒有指北針,看不出建築在要塞中的方位,是一種脫離實際地景的設計 |
| 1821 | 本地治里,La Chaudrie 監獄 | 八間 cachot 對稱排列在中庭兩側,與舊法庭的軸線對齊 | 年代已在法國大革命之後 |
| 1821 | 留尼旺,聖但尼 | 民事監獄、法庭、書記處、警察局合在一處 | 作為對照 |
關於 cachot:這是沒有窗戶的小房間,有時在地下,比較接近地牢,有時只是普通牢房。它也出現在種植園裡,由主人主導懲罰。
六、證據三:紙上之獄——法令裡的三條界線
作者指出,法令彙編裡隨時提到監獄,卻幾乎不描述監獄本身,也很少提到監獄倒塌。從這些法令可以讀出三種差別待遇:
| 年份 | 地點 | 規定 | 反映的界線 |
|---|---|---|---|
| 1679 | 王令 | 地方總督未經上級(地方高等法院或區域總督)同意,不得監禁居民(habitants) | 軍政與民事的分界 |
| 1680 | 馬丁尼克 | 禁止監禁任何居民,唯一例外是與敵軍通訊者,且須寫信向國王說明理由 | 對外通訊是重罪 |
| 同一法典 | 馬丁尼克 | 不得以任何理由收留外國人,違者就近監禁 | 同上 |
| 1681 | 國王致西印度總督 | 禁止把居民關進軍事監獄,民事案件歸一般法院管轄 | 軍政與民事的分界 |
| 1707 | 法蘭西角高等法院 | 逃奴至少關一個月,主人不得取回,期滿可公開拍賣 | 逃亡 |
| 1718 | 馬丁尼克 | 非法捕魚:自由人第二次再犯才關三個月(另罰 100 里弗爾);奴隸第一次犯就關一個月,並加其他刑罰 | 自由與奴役 |
| 1733 | 馬丁尼克 | 禁止獄卒擅自釋放因逃亡入獄的奴隸 | 逃亡 |
| 1747 | 馬丁尼克 | 針對載客獨木舟「每天都載滿逃奴」的規定 | 水上的逃亡網絡 |
三點值得細看:
- habitant 一詞有雙重意義:它既指「居民」,也指「種植園主」。越到後期,這兩個意思越常合而為一。因此 1679、1681 年保護的「居民」,實際上主要是自由的殖民者。
- 1718 年的差別不只是輕重:自由人第二次犯錯才進監獄,奴隸第一次就進,而且還有「其他刑罰」(通常是肉刑)。兩者是不同的刑度尺規。
- 1747 年的獨木舟規定:拘捕網被延伸到水面上。
七、作者立論的六個特色
- 以物質性為分析單位:不問「監禁意味著什麼」,而問「牆是什麼做的、會不會倒、蓋在誰旁邊」。
- 反目的論:把殖民監獄放回與放逐、苦役並存的矩陣裡,不把它讀成現代監獄的雛形。
- 史料批判:地圖、設計圖、法令都是規範性史料,記錄的是「應該如何」,不是「實際如何」。所以它們本身是監獄的物質紀錄,卻也遮蔽了真實的建成環境。
- 帝國是一張通訊網:各殖民地向同一個巴黎中心回報,監獄設計圖出自同一批辦公室,殖民者之間也互相通信。因此跨殖民地比較是合理的。
- 懲罰也對準白人:作者的結論是,暴力與權力的對象不只是被奴役者,也包括自由白人。用她的話說:連執達員都需要被管。
- 把 Clavier 和逃奴並列:逃脫是一種跨越階級的共通行為。負責看守法庭秩序的官員,自己也可能逃跑。
八、延伸對照:作者沒說,但相互呼應的史實
8.1 《黑人法典》第 38 條:逃奴的主刑是身體,不是牢房
作者強調監禁是用來對付逃亡的手段,但在法國殖民法的核心規定裡,逃亡的主要懲罰其實是肉刑。1685 年《黑人法典》規定,逃亡滿一個月的奴隸要割耳並烙上百合花印;再犯要割斷腿筋;第三次處死。歷史學者 Frédéric Régent 也指出,主人對奴隸擁有家內司法權,可以鞭打、上鐐、關押。
這直接支持作者在註 33 的論點:種植園本身就是刑罰空間。對被奴役者來說,牢房只是懲罰矩陣的附加選項,主要的懲罰空間是身體與種植園。
這部法典到今天仍有現實意義。1848 年廢奴後它就失去效力,卻從未被正式撤銷;直到 2026 年,法國國會議員才投票廢止它,距廢奴已 178 年。
8.2 「無主逃奴」與地方監獄:監獄成了人類財產的招領處
作者引用了 1707 年法蘭西角的判決:逃奴關滿一個月後可以拍賣。其實 Clavier 所在的萊奧甘也有相同的制度。萊奧甘在 1711 與 1712 年夏天規範了「無主逃奴」(nègres épaves,字面意思是「漂流物、遺失物」)的出售,規定須先關押一個月並公告三次才能賣;1740 年代,殖民當局還想讓獄中的這些逃奴去做公共工程,但種植園主反對。到了 1767 年,國王的敕令要求拍賣前必須在殖民地報紙《美洲公報》(Affiches Américaines)刊登名單;敕令實施後頭五年,報上列出了 372 名年齡從 4 歲到 66 歲的無主逃奴。
這說明聖多明哥的地方監獄有一個作者沒有強調的功能:它是辨識、通報、認領、拍賣這條流程上的一站。監獄的主要任務不是懲罰,而是處理財產。
這也點出一批作者沒用到的描述性史料。例如 歷史學者 Jean-Pierre Le Glaunec 在 2010 年建立的線上資料庫,收錄了近 11,000 則該報的逃奴廣告;另一項研究則 分析了報上刊載的 19,000 多起逃亡事件。
8.3 從槳帆船到苦役監:補上註 19 的空白
作者在註 19 說,她還沒找到 18 世紀用 bagne 指稱槳帆船的例子。其實兩者的關係是一段制度轉移。法國海軍史學者 André Zysberg 指出,從路易十五時代起,槳帆船已失去實際軍事用途,變成關押苦役犯的浮動苦役監。1748 年 9 月 27 日,路易十五下令廢除槳帆船兵團,另設土倫、布雷斯特、羅什福爾三處苦役監;到 18 世紀末,土倫約有 3,000 名苦役犯,主要從事重勞動與營建。1748 年以前,苦役犯關在馬賽的十六艘槳帆船上,人數約 3,700;1749 年起,從土倫派去的苦役犯親手蓋了布雷斯特的苦役監。
所以作者說槳帆船是「浮動監獄」,在法國本土確實如此,而且到 1748 年後,這座浮動監獄被搬上了陸地。文中 1774 年皇家堡苦役監的整修經費,正可以放在這個脈絡下理解:苦役監是軍港與要塞的勞動營,這也是監獄依附要塞的另一個原因。
8.4 馬尼埃(Maniel):跨越帝國邊界的反空間
聖多明哥最重要的反空間,在法屬與西屬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的邊界上。馬尼埃是法屬聖多明哥最知名、也是唯一獲官方承認的逃奴社群,透過和法、西雙方談判取得自由的生活空間。殖民當局每次進攻,逃奴就越過邊界,讓任何一國都無法執行處決。
Moreau de Saint-Méry 記載過 1777 年 1 月的一次圍剿:狗在前一晚吠叫,逃奴便鑽進軍隊進不去的密林;同年法西條約規定,每抓回一名逃奴可領 12 古德的賞金。此後 1785 至 1795 年間,西班牙、法國當局與逃奴三方都參與了讓馬尼埃「歸化」的談判。
另一種逃亡策略則完全不靠地形:逃奴可能躲進城市,因為那裡有夠多自由有色人,追捕逃奴的騎警隊(maréchaussée)很難分辨誰是冒充自由人的逃奴;也可能投奔西屬聖多明哥,成為兩個殖民地之間外交摩擦的來源。
8.5 註 24 的事實錯誤:是 1902 年的培雷火山,不是 1904 年的蘇弗里耶爾火山
作者在註 24 說,1904 年蘇弗里耶爾火山爆發摧毀聖皮耶時,唯一倖存者是一名關在 cachot 裡的囚犯。這句話有三處錯誤:
- 年份應為 1902 年。
- 火山是培雷火山(Mont Pelée)。
- 他並不是唯一倖存者。1902 年 5 月 8 日的主爆發至少有三名已知倖存者,Ludger Sylbaris 活下來是因為他關在通風不良、像地牢一樣的牢房裡,另一名倖存者 Léon Compère-Léandre 住在城市邊緣,嚴重燒傷後逃出。
這個故事還有一個和本文主題高度相關的細節:爆發前一晚,Sylbaris 被關進單人囚室八天,懲罰的正是他先前的越獄企圖。一間用來懲罰越獄的 cachot,最後救了越獄者的命。
8.6 對照總表
| Wood 的論點 | 補充史實 | 對論點的效果 |
|---|---|---|
| 監禁是矩陣中的一種手段 | Rausset 的巴士底是談判槓桿 | 強化:監禁的功能比刑罰更多 |
| 監禁用來對付逃奴 | 《黑人法典》第 38 條以肉刑為主刑 | 修正:對被奴役者,監禁是附加刑 |
| 1707 年逃奴關一個月後拍賣 | 萊奧甘 1711–12 年法規、1767 年報紙公告制 | 強化並延伸:監獄是財產處理網絡的節點 |
| 槳帆船是浮動監獄;bagne 的意義待考 | 1748 年槳帆船兵團撤銷,苦役監上岸 | 補上空白 |
| 逃脫有多種形式 | 馬尼埃跨境、逃奴混入城市 | 強化:反空間也存在於法律邊界與人群之中 |
| 註 24:1904 年蘇弗里耶爾火山 | 1902 年培雷火山,至少三名倖存者 | 事實更正 |
九、專節:鞭長莫及之地——司法空間與反空間如何互相塑造監禁生態
Wood 在註 33 提出一個極有延展性的觀點:逃奴社群(例如牙買加的 Trelawny Town)之所以是強大的「反空間」,是因為它不只提供另一種居住方式,還瓦解了種植園建築內建的監控機制。1747 年的獨木舟規定則顯示,殖民當局連水面都想納入拘捕網。
這引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在國家力量鞭長莫及的地方,司法空間和反空間如何互相拉扯,塑造出各地不同的監禁生態?
9.1 三個工作定義
- 司法空間:國家能夠執行逮捕、審判、關押、行刑的範圍。
- 反空間:國家的執行力在此失效,或被另一套秩序取代的地方,例如山林、沼澤、邊界對岸、海面、城市人群,乃至另一個帝國的領土。
- 監禁生態:在某個地方,監獄、要塞、防線、巡邏、拍賣、放逐等手段如何組合、分工、互相替代。
9.2 分析工具:權力隨距離衰減
國際關係學者 Kenneth Boulding 在《Conflict and Defense》(1962)提出「力量衰減梯度」(loss-of-strength gradient):一個政權能投射的力量,會隨著與權力中心的距離增加而遞減。最簡單的形式是:
其中 是權力中心的投射強度, 是距離, 是每單位距離的衰減率,由地形摩擦、交通、通訊效率決定。
如果把逃亡者或在地社群藏匿、自衛的能力記作 ,反空間就出現在:
殖民地還有一個特殊條件:主權邊界。一越過邊界,衰減就不再是漸進的,而是直接斷崖式掉落:
其中 是到主權邊界的距離。
這只是一個啟發式的模型,不是可以計量驗證的公式。但它能幫我們把國家與逃亡者的策略分類整理:
| 一方 | 能調整的變數 | 具體做法 |
|---|---|---|
| 國家 | 提高 | 把監獄蓋在要塞旁,形成軍事與司法合一的據點 |
| 國家 | 降低 | 修路、巡邏線、狗線、獨木舟管制、報紙公告 |
| 國家 | 運用 | 放逐、流放到島嶼,把距離本身變成刑具 |
| 國家 | 把 收編進 | 與逃奴社群簽約,讓他們替國家抓人 |
| 逃亡者 | 增加 | 逃進山林、沼澤 |
| 逃亡者 | 越過 | 投奔敵國 |
| 逃亡者 | 提高 | 結寨、武裝、建立社群 |
| 逃亡者 | 讓自己難以辨識 | 混入城市的自由有色人群體 |
最後一項不屬於距離,而是政治學者 James C. Scott 在《不被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2009)所說的「可辨識性」(legibility)問題。Scott 用「地形摩擦」(friction of terrain)說明山地如何天然地抵抗國家,這和上面的 是同一件事。法律史學者 Lauren Benton 則認為,歐洲人把帝國空間想像成由走廊與飛地組成的網絡;叛國、海盜、罪犯流放、軍法等方面的衝突,造就了不規則的法律空間,也讓河流、海洋、島嶼、山脈帶上了法律意涵。她的書中有一章就題為 「島鏈:軍法與罪犯流放」。此外,歷史學者 Stephanie Camp 在《Closer to Freedom》(2004)中,借用薩依德的「對立地理」(rival geography)概念,描述被奴役者在種植園的監控之下,另外畫出自己的移動路線圖。這正是 Wood 所說的「反空間」。
9.3 六種監禁生態
類型 A:要塞與監獄合而為一(「presidio」模式)
西班牙文本身就說明了這種融合。英文字典對 presidio 有兩個釋義:有駐軍的要塞或軍事據點,以及西班牙的罪犯流放地;在現代西班牙文裡,presidio 這個字既指監獄,也指駐軍。同一個字同時指要塞與監獄,意味著在邊陲地帶,國家有把握控制的地方,往往只有駐軍那一小塊。
Wood 舉的法蘭西角 cachot、皇家堡海岸監獄、La Balise 衛兵所、開雲堡內監獄,都屬於這個類型。這種模式也可以吞掉反空間:第二次馬龍戰爭後,殖民當局把 Trelawny Town 改建成軍營,並更名為 Maroon Town。逃奴的聚落直接變成了國家的據點。
這種生態的特點:監獄本身不必牢固,因為周圍有士兵。代價是民事犯和軍事犯容易混在一起。1681 年國王禁止把居民關進軍事監獄,正是在處理這個問題。
類型 B:讓地理當圍牆(島嶼、半島、森林)
- 澳洲,亞瑟港:塔斯馬尼亞的亞瑟港流放地只有一條陸路出口,就是鷹頸地峽(Eaglehawk Neck)。英國人在地峽上用鏈條拴了一排狗,用來警示企圖脫逃的犯人。這條「狗線」從 1831 年用到 1870 年代亞瑟港關閉,但仍有許多人嘗試從這裡逃走;連海上都設了平台養狗,防止犯人從水路繞過。後來成為著名叢林大盜的 Martin Cash,就是靠游泳越過地峽逃脫的,不過他後來自首了。
- 印度,安達曼群島:1858 年,英國在安達曼群島建立罪犯流放地,主要用來關押 1857 年印度大起義的囚犯。開辦兩個月,就有 81 名逃犯因為穿不過叢林而回到布萊爾港求饒,負責人 Walker 在一天之內把他們全部吊死。另一名囚犯 Dudhnath Tewari 的經歷更曲折:他和另外九十人乘著用砍下的樹木綁成的木筏逃走,與當地原住民一起生活了一年又二十四天,1859 年 5 月 17 日自行回到流放地;他事先向英方通報了原住民的進攻計畫,結果這場「亞伯丁之役」對安達曼原住民造成毀滅性打擊。這個例子提醒我們:國家眼中的「蠻荒」,其實是另一群人的家園。所謂的反空間有自己的主人,越獄者在那裡並不是自由人,而是客人,最後甚至成了雙面人。
- 法屬圭亞那:1854 年的〈流放法〉第 6 條設計了所謂的「加倍居留」(doublage):刑期未滿八年的犯人,刑滿後必須在殖民地再住同樣長的時間;刑期八年以上的,則終身留在當地。在這裡,監禁與放逐被結合在一起,刑期結束不等於可以回家。至於越獄,真正成功的極少,許多人從此消失,或被抓回來重罰。
- 西伯利亞:19 世紀,流放犯把春天的杜鵑叫聲稱作「杜鵑將軍」的號令。美國記者 George Kennan 記下一個反常的現象:有些住在「自由隊」(不受看守的流放者居住區)的流放犯,會在早春主動請求官員把他們關進監獄,直到杜鵑將軍不再呼喚為止。杜斯妥也夫斯基在《死屋手記》中也寫到,每到春天,整個西伯利亞和俄國都開始有人逃獄,躲進森林。國家則反過來改造地景:據報導,在涅爾琴斯克礦區,每個聚落周圍三十英里的樹林都被砍光,讓逃犯無處藏身。這和 Wood 筆下萊奧甘那片沒有遮蔽的平地,正好是同一個邏輯的兩面。
- 臺灣,火燒島(綠島):日治時期,1906 年公布的〈臺灣浮浪者取締規則〉實施了約 37 年;1911 年,火燒島設立浮浪人收容所。當地文史工作者認為,日本當局刻意渲染島上的險惡,讓人心生畏懼、不敢犯罪。在這裡,關於島嶼的恐怖傳說本身就是一道圍牆。
這種生態的特點:監獄建築可以很簡陋,因為距離與自然代替了圍牆。但代價是「釋放」也變得模糊,刑罰從監禁延伸成定居或終身流放。
類型 C:線狀封鎖——把邊界本身變成監獄的外牆
- 蘇利南的「防禦線」(Cordon):1750 年後,逃進內陸的馬龍人對種植園主與殖民政府的威脅越來越大。為了圍堵他們,殖民政府修築了將近 100 公里長的巡邏道路,沿線每隔一段距離設一個軍事哨所,規劃始於 1772 年;1776 年,名為 Boni 的馬龍人群體被逐往法屬圭亞那。原規劃需要約 2,000 名兵力,實際上通常不到一半。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規劃路線時參考了鄰近種植園奴隸提供的資訊:圍堵反空間所需的地理知識,來自被奴役者自己。
- 清代臺灣的土牛與番界:1722 年,朱一貴事件平定後次年,官府因為無法掌握沿山地區的情勢,開始封山劃界。官府在要衝堆起形狀像臥牛的土墩(土牛),派人駐守,禁止漢人與原住民越界;土牛外側挖有水溝(土牛溝),作用類似護城河,土牛本身也兼作瞭望、守備、烽火之用。臺中石岡現存的土牛民番地界碑立於乾隆 26 年。值得注意的是,歷史學者李文良的研究發現,乾隆朝的邊防整備雖然以禁止越界私墾、隔離漢番為主要目的,卻同時帶動了邊區的拓墾開發。
- 日治時期的隘勇線:1902 年南庄事件後,日本把隘勇納入警察體系,逐步推進隘勇線包圍原住民居住地;規定的線寬約 18 公尺,巡邏用的隘路寬約 90 到 120 公分,並設有通電鐵絲網、地雷、木柵。通電鐵絲網從 1905 年開始使用,1926 年停用,1930 年全面廢除。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後續影響:1920 年以後隘勇線逐漸被理蕃道路取代,但許多隘勇線變成了原住民鄉與平地鄉的界線,或原住民鄉內各村的界線,至今仍以行政界線的形式存在。
這種生態的特點:這是監獄邏輯的反轉。國家不是把偏差者關起來,而是把「外面」整個隔開,或把自己圍起來。防線沿途會長出自己的監禁設施:哨所、拘留處、隘寮。等到反空間被征服,防線就沉澱成行政邊界,國家把敵人的邊界變成自己的邊界。
類型 D:收編反空間——條約逃奴模式
牙買加的馬龍人在 1739 年與 1740 年先後和英國簽約,換得自治,代價是替殖民地追捕逃奴。此後半個世紀,馬龍人一直在追捕逃亡的奴隸。
這種同盟最後在監獄裡破裂。1795 年,兩名馬龍人在蒙特哥灣法庭被判偷了兩頭豬,行刑時被關在獄中的奴隸嘲笑;更讓他們無法接受的是,執行鞭刑的是蒙特哥灣黑人監獄的黑人監工,而圍觀者裡有他們親手抓回去的奴隸。監獄原本是國家與反空間合作的場所(馬龍人把人送進去),這時卻變成國家公開羞辱合作者的舞台。
接下來的發展,幾乎把整個懲罰矩陣演示了一遍:
- 監禁:投降的 Trelawny 馬龍人被關在蒙特哥灣外海的軍艦上。
- 放逐:總督 Balcarres 利用一個漏洞推翻了 Walpole 將軍不予流放的承諾,1796 年約 581 人被送往新斯科細亞,另有 58 人留在牙買加;四年後又被轉送獅子山,而 1840 年代有多達三分之一的人返回牙買加。
- 軍事化:前文已提,聚落改建為軍營。
聖多明哥也有類似的安排:前述 1777 年法西條約的懸賞制度,就是要把邊境上的逃奴社群變成追捕者。
這種生態的特點:反空間被改造成國家外包的追捕機構。監獄因此成為檢驗這種同盟的地方:誰被關、誰來打、誰在旁邊看。
類型 E:流動網絡——把拘捕網撒到水面和紙面上
1747 年的獨木舟規定屬於這一類。聖多明哥的「無主逃奴」制度則是更成熟的版本:拘留、登報、認領、拍賣,構成一條資訊流程。騎警隊負責移動中的追捕,監獄負責暫時存放,報紙負責廣播。這是一種「分散式的監禁」,它的效率不取決於監獄的牆是否堅固,而取決於資訊流動得多快。這正好解釋了一個表面上的矛盾:聖多明哥的監獄會倒,但整個奴隸制度並沒有因此崩潰。
西伯利亞也有對應的情形:當地原住民獵戶會為了賞金追捕逃犯,把整片荒野變成一張由人組成的拘捕網。
這種生態的特點:監禁的功能從懲罰,轉變為辨識身分與歸還財產。
類型 F:跨主權庇護——邊界上的斷崖
1693 年,西班牙國王查理二世下令:從英國殖民地逃到佛羅里達的奴隸,只要改信天主教並為西班牙服務,就能獲得自由與保護;1738 年,西班牙在聖奧古斯丁以北約兩英里處建立了莫斯堡(Fort Mose)。這是 今日美國境內第一個經法律認可的自由黑人社群。西班牙王室後來也把這項宗教庇護政策推廣到加勒比海其他地區,用來打擊荷蘭與法國的奴隸主,也就是說,聖多明哥與馬丁尼克的奴隸同樣受到吸引。
這個例子很關鍵:莫斯堡既是逃奴的聚落,也是一座軍事要塞。對英國卡羅萊納殖民地而言,它是反空間;對西班牙而言,它是邊境的前哨與民兵基地。要塞和反空間並不是對立的兩端,差別只在從哪一方的主權來看。1747 年馬丁尼克管制獨木舟,防的正是這種情況:逃奴越過海面,就可能進入另一個帝國的司法空間。
這種生態的特點:反空間本身就是另一個國家的司法空間。逃亡者因此成為帝國競爭中的籌碼,甚至成為對方的兵。
9.4 六種生態總表
| 類型 | 代表案例 | 國家策略 | 反空間策略 | 形成的監禁生態 | 與 Wood 文的對應 |
|---|---|---|---|---|---|
| A 要塞與監獄合一 | 西班牙 presidio、法蘭西角、皇家堡、Maroon Town | 提高 ,靠兵代替牆 | 避開據點 | 軍事與民事犯混居,引發管轄權爭議 | 1681 年禁令、法蘭西角 cachot |
| B 地理當圍牆 | 亞瑟港、安達曼、法屬圭亞那、西伯利亞、火燒島 | 運用 ,讓自然代勞 | 穿越地峽、叢林、凍原 | 監禁與放逐結合,釋放的界線模糊 | 放逐是「捉迷藏」 |
| C 線狀封鎖 | 蘇利南防禦線、土牛、隘勇線 | 降低 ,把邊界武裝化 | 越線、迂迴 | 哨所型拘留,最後沉澱為行政界線 | 作者未觸及 |
| D 收編 | 牙買加條約馬龍人、馬尼埃 | 把 轉為 | 以自治換取合作 | 追捕外包,監獄成為檢驗同盟的地方 | 註 33 的 Trelawny Town |
| E 流動網絡 | 獨木舟管制、無主逃奴制度、騎警隊 | 降低 ,加快資訊流通 | 混入人群、利用海路 | 分散式監禁,監獄是暫存站 | 1707、1733、1747 年法令 |
| F 跨主權庇護 | 莫斯堡、西屬聖多明哥 | 外交引渡、互換協議 | 越過 | 反空間就是他國的要塞 | 作者未觸及 |
9.5 回到聖多明哥:「應激塑造」的命題站得住嗎?
可以把這個命題整理成一句話:即使王權想維護一般司法管轄、不讓軍事司法侵蝕,殖民監獄的設計仍因為和被奴役者在空間上持續角力,而不得不依附軍事要塞,形成一種「應激」的結果。
支持這個命題的證據:
- 法蘭西角 1731 年的 cachot 被營房與砲台包圍;皇家堡的監獄位在海岸柵欄盡頭(均見 Wood 原文)。
- Trelawny Town 被改建成軍營,反空間被直接軍事化。
- 蘇利南防禦線的哨所設計,包含軍官住所、奴隸住所、廚房與衛兵室,監控與勞動被整合在同一個軍事據點中。
- 西班牙文 presidio 一字兼指要塞與監獄。
- Wood 自己的結論也說,暴力與治安總是在擴張,不斷加上新的監控與控制層。
需要修正的四點:
- 保護對象不同:1679、1681 年王權維護的一般司法,保護的是 habitants,也就是自由殖民者。被奴役者依《黑人法典》處在主人的家內司法之下,本來就不在一般司法與軍事司法拉扯的核心。所以監獄依附要塞,未必是針對逃奴,也可能是因應外敵(英國版畫本身就是軍事情報)、管理士兵與水手,以及轉運放逐犯與苦役犯。
- 檔案的選擇偏差:Wood 用的設計圖大多來自 ANOM 的「殖民地防禦工事典藏」(DFC)。監獄與要塞同時出現在圖上,部分原因是它們由同一批軍事工程師繪製,並被收在同一個檔案系列裡。我們看到的要塞與監獄相鄰,一部分是保存這些圖的檔案庫所造成的。
- 時間順序:要塞旁的監獄在 1680 年代的法令中已經出現,但 法屬聖多明哥的奴隸人口在 17 世紀末到 18 世紀上半葉成長相對緩慢,當時多數逃奴社群大概只是小規模。所以監獄依附要塞的起源,不能只用逃奴壓力解釋;後期的強化則可能與此有關。
- 真正因應逃亡而生的,是網絡,不是建築:從獨木舟管制、騎警隊、無主逃奴的報紙名單,到蘇利南防禦線、塔斯馬尼亞狗線,最明顯為了對付逃亡而發展的,都是線狀與流動的基礎設施,而不是監獄建築本身。
修正後的命題:
殖民監禁的建築,多半是軍事與司法複合體的副產品;殖民監禁的網絡(追捕、通報、拘留、拍賣、轉運),則是在與反空間的長期角力中一層一層加上去的。在聖多明哥,監獄比較像轉運站,而不是終點。
9.6 三個通則
- 國家越管不到,就越傾向把距離本身變成刑具。 放逐、流放到島嶼、加倍居留,都是把鞭長莫及反過來用。統治者明知管不到遠方,就把人送到遠方,讓距離代替牢牆。
- 反空間一旦穩定下來,就會被收編為司法空間的延伸。 條約馬龍人變成追捕者,莫斯堡的逃奴變成西班牙民兵,隘勇線變成鄉鎮界線。反空間很少消失,它多半被國家改造後吸收。
- 監獄蓋在哪裡,標示的是國家有把握的地方。 國家把監獄蓋在要塞旁邊,等於承認其他地方它管不住。萊奧甘那座牆會倒的監獄,記錄的是殖民國家權力的實際範圍。
十、學術價值的點評與檢驗
| 本文宣稱或可歸納的價值 | 檢驗結果 | 理由 |
|---|---|---|
| 1. 把物質性帶進殖民法律史 | ✅ 大致成立 | 與法律史的「物質轉向」一致。該論壇的總結文章就 強調各篇都認真看待物件、符號與展演性。以瓦礫、地圖、設計圖切入監禁史,確有新意 |
| 2. 提出「懲罰矩陣」概念 | ⚠️ 有用,但新意有限 | 與 Clare Anderson、Christian De Vito 等人的「懲罰性遷移」(punitive relocation)、全球罪犯勞動研究,以及 Benton 的不規則法律空間高度重疊。作者沒有清楚說明自己的概念和這些框架有何不同 |
| 3. 反對傅柯式的目的論 | ⚠️ 方向正確,但對手有點像稻草人 | 傅柯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已處理 1656 年巴黎總醫院開啟的「大禁閉」;Pieter Spierenburg 的《The Prison Experience》(1991)也早已證明阿姆斯特丹 1596 年的懲戒院等早期現代監禁機構存在。本文的貢獻在於把這個論點帶到法屬殖民地,而不是發現監獄比革命更早 |
| 4. 史料批判:區分規範性與描述性史料 | ✅ 成立,也是最有方法論價值的部分 | 但作者沒有接著使用現成的描述性史料,例如報紙上的無主逃奴名單、監獄登記簿、逃奴廣告資料庫,來檢驗自己的論點 |
| 5. 監禁的權力有限、漏洞很多 | ⚠️ 結論可信,證據單薄 | Clavier 案只有一位行政官員的說法,而官員把越獄歸咎於牆倒,可能有推卸責任的動機。Clavier 是法庭內部人士,又帶著共犯一起逃,收買或串通的可能性至少值得討論。至於「地圖沒標示監獄」,屬於從史料的沉默推論,論證力較弱 |
| 6. 跨殖民地比較 | ⚠️ 視野廣,時間軸太鬆 | 從 1664 年跨到 1821 年,還混入法國大革命之後的設計圖與 1902 年的例子,削弱了關於「早期現代懲罰邏輯」的論證 |
| 7. 懲罰也對準白人 | ✅ 有啟發性 | 但只有兩個個案,屬於提出問題而不是證明結論 |
事實與編校上的瑕疵:
- 註 24 的火山爆發年份、火山名稱、「唯一倖存者」三處錯誤(見 8.5)。
- 註 26 的設計圖標為 1782 年,條目末尾卻寫 1821 年,前後不一致。
- 註 2 的括號未閉合。
- Trelawny Town 一般拼作 Trelawny,文中作 Trelawney(屬常見異拼,不算大錯)。
這些都是小問題,但累積起來,透露出論壇短文寫作較倉促。
總評:這篇文章的價值在於開出研究方向,而不是提出定論。它提出三個值得接續的研究議程:
- 把監獄放回城市與要塞的實際地景中,去測繪它的位置。
- 讀規範性史料時,要反過來讀,看出它刻意不說的東西。
- 把逃脫視為跨越階級、跨越身分的共通行為。
它所宣稱的「監禁權力有限」很可能是對的,但要真正成立,還需要逃獄統計、監獄登記簿、報紙上的拘留名單這類能量化的描述性證據。作為一篇 12 頁的論壇文章,它的問題意識比證據更有分量。本文的延伸討論也顯示,它的框架可以接上一整套全球邊陲監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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