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fford And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4;42(2):181-195.
doi:10.1017/S0738248023000135
對讀:Eberle LP. The Edicts of the Praetors: Law, Time, and Revolution in Ancient Rome.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4;42(2):237-261. doi:10.1017/S0738248023000500
誰寫法律,誰包裝法律?對讀 Eberle 與 Ando 的兩篇羅馬法史論文,兼論世界史上的「合法化掮客」
Bruce Frier 的《羅馬法學家的興起:西塞羅〈為凱奇納辯護〉研究》(The Rise of the Roman Jurists, 1985)以西元前 69 年的一樁土地占有官司為窗口,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命題。共和晚期的羅馬面臨商業化、政治動盪,以及同盟者戰爭後新公民大量湧入,法律因此高度不確定。在這樣的環境中,一群自主的法學專家脫穎而出,代表一種「獨立於政治的法」。與此同時,裁判官每年公布的告示也在前一世紀中葉逐漸「化石化」,成為穩定的文本。
Eberle 與 Ando 都以這本書為起點,但取徑不同。Eberle 正面挑戰「告示化石化」與「法學家掌控告示」兩個命題。Ando 則借用 Frier 的「解釋野心」,也就是為史料中的一個模式找出社會學成因,並把 Frier 的書名直接改寫成自己的題目。
| Frier(1985) | Eberle(2024) | Ando(2024) | |
|---|---|---|---|
| 時空 | 共和晚期羅馬城 | 共和晚期羅馬城與東方行省,下探至西元一、二世紀 | 帝國行省(以東部為主),前二世紀至後三世紀 |
| 核心問題 | 法學家如何成為自主專業群體 | 告示由誰寫、怎麼寫、在時間上如何運作 | 地方法專家為何到二世紀才大量現身 |
| 主要史料 | 西塞羅訴訟演說、法學斷片 | 西塞羅書信與演說、阿庇安、撒路斯提烏斯 | 銘文、紙草、《學說彙纂》斷片 |
| 結論 | 法律不確定性催生法學自主;告示約在前一世紀中葉凝固 | 告示是政務官具名的政治作品,年度變動是常態 | 本土法與本土法學家都是帝國統治的產物 |
| 與 Frier 的關係 | — | 反駁「化石化」與「法學家主導」 | 借用其解釋模型,題目直接致敬 |
一、入門:關鍵詞與時間軸
沒讀過原文的讀者,先掌握以下名詞即可跟上全文。
| 名詞 | 原文 | 說明 |
|---|---|---|
| 城市裁判官 | praetor urbanus | 羅馬城的主要司法官員,任期一年,受理私人訴訟並指派審判人 |
| 告示 | edictum | 裁判官上任時公布的聲明,列出這一年會給予哪些訴權、抗辯與程式 |
| 白板/紅字標題 | album / rubricae | 告示的物質形態:塗白的木板上以黑字書寫,章節標題用紅字 |
| 程式訴訟 | formulae | 裁判官先以書面程式界定爭點,再交由私人審判人依程式判決 |
| 抗辯 | exceptio | 寫進程式、讓被告得以阻卻請求的條款 |
| 榮譽法 | ius honorarium | 由政務官告示產生的法,相對於市民法(ius civile) |
| 沿用的 | tralaticium | 傳統譯為「慣例性的」;Eberle 主張照字面理解為「從別份告示搬過來的」 |
| 年度法 | lex annua | 西塞羅對告示的稱呼:效力一年,每年重新制定 |
| 永久告示 | edictum perpetuum | 哈德良於 130 年代命法學家尤利安整理定稿,此後告示不再年年改寫 |
| 科爾內利烏斯司法權法 | lex Cornelia de iurisdictione | 前 67 年的法律,要求裁判官任內遵守自己公布的告示 |
| 依其固有法 | utere suis legibus / autonomia | 羅馬授予被征服社群沿用自身民法的特權 |
| 官職貴族 | aristocracy of office | 以擔任選舉官職、進入議會來界定的菁英身分 |
| 講台 | bêma | 羅馬總督升堂審案的高台;Ando 以「講台司法」指稱總督巡迴法庭 |
| 本土法學家 | nomikos 等 | 銘文與紙草中自稱精通法律、解釋法律的人 |
| 公益捐贈 | euergetism | 菁英出資興建公共建築、舉辦節慶以換取榮譽的慣行 |
| 希臘教養 | paideia | 修辭、文學與哲學教育,是帝國東部菁英的文化資本 |
| 敕答 | rescript | 皇帝對官員或人民請願的書面答覆,具法源效力 |
| 年代 | 事件 | 關聯 |
|---|---|---|
| 前 146 | 穆米烏斯整頓亞該亞,各城改行有財產資格的官職制度 | Ando |
| 前 104 | 伊比利亞某社群向總督凱西烏斯投降,獲歸還土地與法律 | Ando |
| 前 90 年代 | 斯凱沃拉任亞細亞總督,其告示成為模範 | Eberle |
| 前 89 | 城市裁判官阿塞利奧因援引古代禁息法,遭債權人殺害 | Eberle |
| 前 87 | 《孔特雷比亞銅表》:總督以羅馬程式處理伊比利亞社群之間的爭議 | 補充 |
| 前 74 | 維勒斯任城市裁判官 | Eberle |
| 前 69 | 《為凱奇納辯護》,即 Frier 的核心案例 | Frier |
| 前 67 | 科爾內利烏斯司法權法 | Eberle、Frier |
| 前 64/63 | 龐培為比提尼亞制定《龐培法》 | Ando |
| 前 51/50 | 西塞羅任奇里乞亞總督 | Eberle |
| 前一世紀中後 | 塞爾維烏斯、奧菲利烏斯撰寫告示評注 | Eberle |
| 後 25–27 | 法學家卡西烏斯·隆吉努斯任城市裁判官 | Eberle |
| 後 29–31 | 亞細亞總督佩特羅尼烏斯免除以弗所議員出席巡迴法庭的義務 | Ando |
| 約後 91 | 西班牙《伊爾尼市法》 | 補充 |
| 約後 110 | 小普林尼治理比提尼亞,與圖拉真通信 | Ando |
| 130 年代 | 哈德良《永久告示》;安東尼努斯·庇護任亞細亞總督 | 兩文 |
| 約後 161 | 蓋尤斯《法學階梯》 | Ando |
| 後 186 | 狄奧尼西亞請願書(P.Oxy. II 237) | 補充 |
| 後 212 | 《安東尼努斯敕令》普授公民權 | 補充 |
| 約後 200–230 | 烏爾比安、馬爾奇安、卡利斯特拉圖斯等塞維魯朝法學家 | Ando |
二、Eberle:把告示還給裁判官
2.1 她要推翻的舊共識
主流羅馬法史對告示的描述可以拆成三根支柱:
- 抄襲前任說:政務官缺乏時間與專業,只是照抄前任的告示。
- 幕後專家說:真正維持告示文本的,是一群封閉而延續的法學家或書記(scribae)。
- 地層模型:告示史是層層堆積的過程,條款一旦加入就留下來,除非被更好的版本取代。
Wieacker 的經典羅馬法史最能代表這個立場。他其實承認告示看起來像政務官的施政綱領,但兩頁之後又論證沒有裁判官真的把告示當綱領。
Eberle 的反駁很直接:這個說法缺乏史料支持。
- 關於書記:書記管理的是存檔用的公文,材質是蠟板與刻寫。告示的材質是塗白木板與彩繪,兩者分屬不同的書寫實踐。她找不到任何把書記與告示連在一起的證據。
- 關於法學家:學界的論據只是間接推論,例如「條文品質這麼高,只有專家寫得出來」,或「法學家是政務官顧問團的成員」。近年研究也逐漸懷疑共和晚期存在一個自主、內部一致的法學場域。當時宣稱懂法的人遍布羅馬社會,法學家的權威不靠壟斷知識,而靠借用其他聲望。
那麼,一個缺乏證據的說法為何會成為共識?Eberle 提出三個原因:
- 薩維尼與歷史法學派偏好「法學家法」,輕視立法。
- 二十世紀初流行「羅馬人不是成文法(leges)的民族,而是法(ius)的民族」之說。
- 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學家掌控告示的想像讓羅馬法顯得熟悉,看起來很像現代的法治。Wieacker 自己也意識到,告示本來可能容許「披著元老袍的奢侈或革命實驗者」,而主流敘事把這扇門關上了。
她的目標不是揭露一群被忽略的革命派裁判官,而是承認羅馬法律文化中有一定程度的「他者性」。
2.2 方法:不問條文內容,而問「當時人怎麼談論告示」
Eberle 先讓告示重新變得陌生:
- 語詞:edicere 指的是官員以公職身分說話。告示反覆使用第一人稱單數未來式,例如 iubebo(我將命令)、dabo(我將給予)、cogam(我將強制)。
- 物質性:告示會被大聲宣讀,也寫在塗白木板上公開展示。連法學家自己都用 album、rubricae 這些詞稱呼它。塞內卡還描述過懂法的人坐在城市裁判官的告示板旁等候客戶。
也就是說,古人接觸的是每年公布的那一份實體告示,而不是抽象、穩定的「裁判官告示」。所以 Eberle 主張改稱「裁判官們的告示」(edicts of the praetors)。
2.3 行省:西塞羅在奇里乞亞的編輯台
西塞羅於前 51 至 50 年任奇里乞亞總督,他的書信是最直接的證據。他自稱「我在羅馬把它編成」(Romae composui),也誇耀某些條款寫得「極其用心」。他參考的來源如下:
| 來源 | 西塞羅的處理方式 | 出處 |
|---|---|---|
| 前任阿皮烏斯的告示 | 包稅人在薩摩斯島攔下他,要求沿用其中數條;他照准 | Fam. 3.8.4 |
| 斯凱沃拉的亞細亞告示(元老院宣告的模範) | 採用其中關於外邦審判人的抗辯,以及「其他許多條」 | Att. 6.1.15, 6.2.4 |
| 塞爾維利烏斯·伊紹里庫斯(奇里乞亞模範總督) | 參考後決定在包稅契約效力的問題上做得比他更好 | Att. 6.1.16 |
| 前任亞細亞總督(多半是克拉蘇·穆奇亞努斯) | 出發前設法取得其告示 | Att. 5.3.2 |
| 生平不詳的西奇尼烏斯 | 斟酌某項抗辯時參考其告示 | Att. 5.4.3 |
| 盧庫魯斯在亞細亞的措施 | 西塞羅把利率上限定為 12%,可能源自於此 | 學者推論 |
| 自創條款(nova) | 涉及地方城市的財政支出,他大為得意 | Fam. 3.8.4 |
其中有三個重要觀察:
- tralaticium 的新解:阿皮烏斯指控西塞羅故意放進某條款來傷害他。西塞羅辯稱該條是 tralaticium。如果這個詞意思是「慣例性的」,阿皮烏斯應該早就認得,不會提出指控。所以這裡只能理解為「從別份告示搬來的」。換言之,告示不是一個不變的核心,而是從各份前人告示中拼裝出來的。
- 人情寫進條款:西塞羅考慮放入某項抗辯時,在意的是它不要傷到曾經有恩於他的人。可見當時人普遍預期告示會被用來回報朋友、打擊敵人。
- 比布魯斯的例子:敘利亞總督比布魯斯在告示中加了一條對騎士階層頗為嚴厲的新抗辯。阿提庫斯擔心它成為不利騎士的先例(praeiudicium)。西塞羅安撫他說,自己的告示也有效力相同的條款,只是措辭比較婉轉,而且源自斯凱沃拉。換句話說,新條款就是政治風向球,而援引模範先例可以讓它「去新穎化」。
Eberle 據此歸納出總督的兩種風險管理策略:
- 把創新條款連結到難以被政治化的目標,例如鞏固帝國統治(當時正值帕提亞威脅)。
- 從各份已被認可的模範告示中挑選條款,把焦點從自己的作者身分移開,同時仍能推動自己的議程,滿足朋友與門客的請託。
2.4 羅馬城:同樣的邏輯
羅馬城的證據是西塞羅前 70 年代末的幾篇訴訟演說,以及歷史作品中的債務暴動記載。
- 維勒斯:西塞羅在控訴中問「他的告示透露了他是什麼樣的人?」,並使用「撰寫」「編成」這些動詞,與他二十年後描述自己告示的用語完全相同。當時流傳的雙關笑話「ius verrinum」(ius 兼有「法」與「湯」之意,verres 是「公豬」)嘲笑的並非貪腐,而是不公平(nequam)。維勒斯在任內就已經變成反面教材,他的兩條新條款後來無人沿用。
- 屋大維烏斯程式:由前 79 年的裁判官推出,後來梅特盧斯在羅馬與西西里的告示中都「採用」了它。西塞羅的措辭預設這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這個程式並沒有進入哈德良的定本。
- 占有保護的年度差異:Frier 自己就重建過這組資料。前 73/72 年,原告必須證明對方使用暴力,而且出於惡意(dolus malus)。四年後,只要證明對方或其家奴使用暴力就夠了。不同年度,打得贏官司的是不同的人。
- 《為圖利烏斯辯護》:盧庫魯斯新設的損害賠償條款,不以行為是否不法為要件,而看是否由武裝成群的人惡意造成。被告法比烏斯不但在庭上質疑其公平性,事前還請求裁判官在程式中加入「不法」要件,也去找了保民官。
- 債務危機:前 89 年,債務人請求城市裁判官阿塞利奧依「某部古老法律」禁止放貸取息。阿塞利奧試圖把決定推給審判人,債權人仍認為他在「復活舊法」,把他殺了。撒路斯提烏斯筆下喀提林時代的債務人,也要求元老院恢復被裁判官奪走的某部法律保障。
與行省相比,羅馬城多了一個重要的差異:當事人可以動員保民官、元老院、公民集會等多重權威來影響條款。西塞羅寫給弟弟昆圖斯的信就描述過這種對比:行省事事取決於一人,羅馬則有其他官員、元老院、人民,以及申訴與集會的管道。
2.5 「法庫」與邊界工作
Eberle 提出一個關鍵概念:法律水庫(legal reservoir)。羅馬的成文法與舊程式通常不會被正式廢除,只會被閒置。所以過去裡藏著大量可以重新啟用的資源,而且過去本身可以被重寫和重新詮釋。哪些部分可以「安全取用」,需要持續的劃界:
- 元老院決議:宣告斯凱沃拉為治理典範,他的告示因此成為安全來源。
- 暴力:殺死阿塞利奧,確保禁息法繼續沉睡。
- 嘲諷:「公豬之湯」讓維勒斯的條款無人敢用。
- 法學家:前一世紀中後,塞爾維烏斯、奧菲利烏斯開始撰寫告示評注,主動參與劃界。
可以把她的模型寫成兩個式子。設 為第 年的「法庫」(模範告示與成文法), 為政務官依其議程與人情網絡挑中的條款, 為新創條款:
其中 是後來成為典範的新條款, 是被污名化而排除的部分。對照傳統的地層模型:
差別在於:地層模型中,今年的告示由去年的告示決定,只做少量增刪( )。在 Eberle 的模型中,今年的告示是從一個不斷被劃界的法庫中重新抽樣,與去年那份不必有直接繼承關係。
2.6 與 Frier 正面交鋒:告示真的「化石化」了嗎?
| Frier 的論據 | Eberle 的回應 |
|---|---|
| 前 67 年的科爾內利烏斯法要求裁判官遵守自己公布的告示,反映社會渴望法律確定性 | 此法遭元老院強烈反對,而元老院正是由過去與未來的裁判官組成。若這群人如此看重裁量權,告示很難透過他們「幾乎無意識的」日常實踐自然凝固。況且該法只禁止任內偏離自己的告示,並未禁止每年改寫 |
| 前一世紀中葉已出現塞爾維烏斯、奧菲利烏斯的告示評注,顯示文本已經穩定 | 早期評注可能是詞條式的,解釋反覆出現的程式用語,不必預設一個固定文本。彭波尼烏斯說奧菲利烏斯「編成了一份告示」,反而暗示當時沒有現成的定本可以評注 |
| 依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穩定來自反覆的社會實踐 | 西元一世紀仍可見裁判官的編纂選擇。卡西烏斯·隆吉努斯不收脅迫抗辯、只收詐欺抗辯,並新增回復原狀與繼承人相關條款,結果有的被後世沿用,有的沒有。赫爾維狄烏斯·普里斯庫斯在告示標題中不提皇帝。塞內卡把「告示」與賽會節目表並列,暗示人們平時會去讀這份每年可能略有不同的公告 |
最後一條證據來自二世紀中葉的格利烏斯。他知道圖拉真廣場的圖書館收藏了「古代裁判官的告示」(edicta veterum praetorum)。告示依裁判官的名字存檔,這本身就說明告示與發布者被緊密綁在一起。
Eberle 也承認帝制改變了遊戲規則:皇帝成為法源,透過「解答權」(ius respondendi)重塑法學家的權威,也成為最有價值的恩主。奧古斯都時代的法學家拉貝奧仍把法學家的建議與裁判官的發布分開看待。到了一世紀末,佩迪烏斯已構想出一個專業知識與裁判官行為一體化的圖像。
2.7 年度法的時間:可以容納革命的法律實踐
文章的結論轉向法律與時間。西塞羅稱告示為 lex annua,意思不只是「效力一年的法」,也是「每年重演一次的立法行為」。塗白的木板、紅黑兩色的字跡,因而是羅馬生產時間的技術:
| 地層模型(傳統) | 年度法模型(Eberle) | |
|---|---|---|
| 時間觀 | 線性、歷史主義,法律是時間容器中的連續存在 | 循環、斷續,每年都是一次重新開放 |
| 條款的生命 | 一旦加入就持續存在 | 可以消失、沉睡、再被喚醒 |
| 未來的性質 | 可預期的累積 | 確定,直到明年不再確定 |
| 法律與政治 | 法律站在政治之上或之外 | 法律是政治競爭的媒介 |
| 誰能參與 | 法學專家 | 政務官、門客、包稅人、債務人、保民官 |
由此得出全文最大膽的結論:告示能容納社會政治衝突,不是因為它超然於衝突之外,而是因為年年變動本身就是它唯一確定的特徵。理論上,它甚至可以容納革命,至少為期一年。
三、Ando:本土法學家為何晚到兩百年?
3.1 一個史料上的謎題
Ando 從兩個經驗觀察出發:
- 羅馬授予被征服社群「依其固有法」的同時代文件,從西元前二世紀就開始出現。
- 自稱精通地方法的專家,要到西元二世紀才在墓誌、榮譽銘文、紙草中大量出現。
說這些城邦兩百年來有法律、有法庭卻沒有律師,顯然不對。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法律專業變成一種值得被紀念的身分,而且是那個本來就看得見的菁英階層開始為自己宣稱這種身分。問題於是變成:什麼條件迫使地方菁英宣稱法律專業?在誰面前宣稱?誰從羅馬式的法律多元主義中得利?
他也強調,多元主義不只是現代學者的分析工具,也是當時人自己的概念。羅馬人與被統治者都公開頌揚帝國容許各城擁有自己的立法與司法機構,各城議會也為此表達感謝。法律多元主義因此是政治的產物,而且是帝國政治的產物。
3.2 第一步:自治授予
| 文件 | 年代 | 內容 |
|---|---|---|
| 伊比利亞投降銅板(凱西烏斯) | 前 104 | 投降後獲宣告自由,土地、建物、法律「在羅馬人民與元老院願意期間」歸還 |
| 《安東尼法》(特爾梅蘇斯) | 約前 68 | 宣告其自由、為羅馬人民之友與盟友,並得依其固有法 |
| 帕加馬、阿芙蘿蒂西亞等 | 前 46–38 | 類似的授予 |
| 亞克興戰役之後 | 前 31 之後 | 大量確認或重新授予自治 |
| 蓋尤斯《法學階梯》1.1 | 約後 161 | 各民族部分用自己的市民法、部分用萬民法 |
Ando 的重點是,蓋尤斯對「市民法/萬民法」的經典區分,是對一套已經運作兩百五十年的實踐所做的事後理論化。他還主張,無論法律地位如何,找不到任何一個被迫使用羅馬法的外邦臣屬城邦。
3.3 第二步:官職貴族
羅馬在授予自治的同時,也要求各城依共和原則重組公法:
- 官員由選舉產生,任期有限,並設財產門檻。
- 卸任官員組成議會,議會可以從地方菁英中補充成員。
- 法律由議會表決。
證據遍布各地:穆米烏斯於前 146 年廢除亞該亞各城的民主制,改行財產資格制官職(波利比烏斯、保薩尼亞斯);《龐培法》規定比提尼亞未滿三十歲者不得任官或進入議會,卸任官員則入議會,一百七十五年後小普林尼仍在引用;凱撒時代為義大利各市鎮制定統一規則(《赫拉克萊亞銅表》)。
結果有兩個:(a)羅馬地中海世界的貴族主要是官職貴族;(b)法律的正當性奠基於民主程序,法律之所以是法律,是因為經過表決。但真正投票的人極少,古代民主在數字上永遠是寡頭。用 Ando 的話說,民主是寡頭權力的意識形態,民主法律是共和支配的工具。
3.4 第三步:講台司法
行省文件一出現,就可以看到羅馬總督的巡迴法庭。總督法庭可以當第一審,也可以當上訴審。關鍵的線索是一方墓誌:阿馬塞亞的克萊翁布羅托斯「精於法律」,正要在比提尼亞的講台上就座時被命運奪走。這意味著他不只是懂法,而是在總督升堂時擔任地方法顧問。另一份榮譽決議提到某人因精通法律而主持士麥那的學園,並被選為總督法庭旁的顧問。
時間模式同樣明顯:
- 西元 29 至 31 年,亞細亞總督佩特羅尼烏斯每年都確認以弗所的自治,並免除其議員出席總督巡迴法庭的義務。在一世紀初,出席總督法庭還被看成負擔,而非榮譽。
- 一世紀末到三世紀初,各城開始競爭巡迴法庭的主辦權,儘管路線其實很少改變。
- 小普林尼支持比提尼亞各城讓上層子弟提前進入議會,理由是「比讓平民進來好得多」。平民為總督提供法律意見,在當時幾乎無法想像。
3.5 第四步:知識技術的強加
二世紀起,羅馬開始對地方法如何進入羅馬法庭、地方程序如何製作證據,訂出一套規則:
| 規範 | 年代 | 內容 | 帶來的知識技術 |
|---|---|---|---|
| 圖拉真致小普林尼(Ep. 10.113) | 約 110 | 應遵循各城自己的法律,這是最穩妥的做法 | 地方法須可辨識、可引用 |
| P.Oxy. 42.3015 | 圖拉真朝 | 最好依「埃及人的法律」審判 | 地方法成為羅馬法庭的準據法 |
| 尤利安《學說彙纂》第 84 卷(D. 1.3.32) | 哈德良朝 | 無成文法則依習慣與慣行;再不足則依最接近、可推衍者;再不明則用羅馬城之法 | 法源位階化 |
| 烏爾比安《論總督職責》(D. 1.3.34) | 塞維魯朝 | 有人主張某城或某行省的習慣時,首先查明該習慣是否曾在訟爭程序中獲得確認 | 習慣必須以判決紀錄證明 |
| 塞維魯敕答(經卡利斯特拉圖斯,D. 1.3.38) | 約 200 | 成文法有歧義時,以習慣或長期一致判決的權威為準 | 「長期一致判決」取得法律效力 |
| 庇護任亞細亞總督時的規定(經馬爾奇安,D. 48.3.6.1) | 約 135 | 地方治安官逮捕盜匪後,須訊問同夥與窩藏者、作成筆錄、封印送交,並出庭說明 | 筆錄、封印、出庭:證據技術直接下放 |
尤利安的法源位階可以寫成一個依序比對的選擇函數, 為待決案件:
這個函數能運作的前提是:每一層都必須能被證明。成文法要有文本,習慣要有判決紀錄,類推要有可比較的前案。這就是 Ando 所說的「技術」。地方法要進入羅馬法庭,就得先被改寫成羅馬法庭讀得懂的格式。
3.6 結論:本土法是帝國的效果
Ando 引述法律人類學家 Sally Engle Merry 的觀察:殖民地「本土法院」適用的習慣法,不是前殖民時代的遺物,而是殖民時期的歷史建構。他把它套用到羅馬:
我們今天看到的本土民法,不是前羅馬世界的殘存,而是帝國的效果。愛琴海東岸的城邦在羅馬之前不缺法庭與法律,但除了雅典、羅德島等少數地方,征服後的文件形式幾乎都出現斷裂;二世紀重新浮現的法律文化,帶有鮮明的羅馬色彩。
因果鏈可整理如下:
- 羅馬授予自治,同時把地方菁英重組為官職貴族。
- 總督法庭以二審之姿疊加在地方法庭之上。
- 羅馬官員希望在自己的法庭適用地方法,因此要求地方法理性化:寫成可套用於事實的規則,判例需要存檔,類似案件需要類似處理。
- 遠方的外來審判者需要中介者。具備跨區域、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地方菁英挺身而出。
- 此時舊的菁英競逐途徑(公共建築捐贈)逐漸飽和,一個新的技術官僚卓越領域出現,被壟斷了希臘教養的人收入囊中。
Ando 進而對「新法律多元主義」提出警告。John Griffiths 主張打破「法律中心主義」,不要賦予國家法本體上的優先地位。Ando 認為羅馬的例子正好相反:地方法律機構的形狀、社會權威的分配、使用的技術,都與帝國核心的政治經濟和支配模式呈碎形關係(fractal relationship)。
結尾有三個觀察值得記下:
- 羅馬城本身的重要法學文獻,要到君主制時代才大量留存。或許同一套分析也適用於羅馬自己的法律史。
- 行省法庭中援引先例、類推論證的證據,比羅馬城本身更早。當事人援引的往往是皇帝的判決,目的是約束羅馬官員的裁量,而那些判決多半處理的正是地方規範的適用。
- 這一切幾乎同時發生在每一個有足夠法律史料的地區,包括拉比運動與猶太民法的形成。
四、對讀:五個交會點
4.1 歷史化法學專業
| 面向 | Eberle | Ando | 交會 |
|---|---|---|---|
| 被解構的神話 | 法學家或書記在幕後默默維持告示文本 | 本土法是前羅馬傳統的自然延續 | 都拒絕把法律專業視為自足、去政治的存在 |
| 法律文本的作者 | 具名政務官,受人情網絡與政治目標驅動 | 帝國法庭的需求「訂購」了地方法的書面化 | 作者身分與權力位置綁在一起 |
| 專業者的位置 | 法學家只是眾多影響來源之一,前一世紀中後才主動劃界 | 地方菁英在總督講台旁卡位 | 「專業」是在特定制度縫隙中被建構的身分 |
| 方法 | 分析當時人如何談論告示 | 分析人們想因什麼被記住 | 都從話語與自我呈現切入,而非條文內容 |
4.2 法律的時間性
| 共和晚期告示(Eberle) | 帝國盛期行省法庭(Ando) | |
|---|---|---|
| 時間單位 | 一年任期 | 跨任期的檔案與先例 |
| 法律的未來 | 確定,直到明年改版 | 由過去的判決預測 |
| 確定性的來源 | 政務官的年度承諾,加上模範告示的聲望 | 成文法、經訟爭確認的習慣、長期一致判決 |
| 變動機制 | 選擇、重組、創新、遺忘 | 類推、上訴、敕答 |
| 主要材質 | 塗白木板、紅字標題 | 筆錄、封印、存檔 |
| 政治效果 | 法律每年都可以爭奪 | 爭議被導向程序與證據 |
兩文之間其實有一座橋:格利烏斯在圖拉真圖書館看到的「古代裁判官的告示」。曾經每年重新開放的法,到了二世紀變成檔案。
世界史上也有類似的「年度法」設計。英格蘭 1689 年後的《叛變法》(Mutiny Act)長期必須每年由國會續展,國會藉此掌控常備軍的存續,用時間節奏來控制權力。清代《大清律例》則是另一種節奏:它在乾隆元年開始纂修,五年纂修完畢,八年刊刻結束後開始層層頒行。此後律文固定不動,條例則隨定期修例不斷增生,形成「律穩例變」的雙層時間。
4.3 菁英統治技術的轉型
| 共和元老貴族(Eberle) | 帝國行省菁英(Ando) | |
|---|---|---|
| 威望的貨幣 | 典範性、選民的感激、朋友與門客的回報 | 希臘教養、官職、總督講台旁的席位 |
| 主要舞台 | 年度選舉、告示、法庭演說 | 地方議會、巡迴法庭、墓誌與榮譽銘文 |
| 法律知識的功能 | 撰寫與挑選條款、轉嫁風險 | 中介、翻譯、證明地方法 |
| 風險 | 遭政敵攻擊、被嘲諷、甚至被殺 | 被排除於顧問名單之外(Ando 著墨不多) |
| 被取代的舊途徑 | — | 公共建築捐贈的機會減少 |
共同的問題是:法律知識如何在不同的政體中,充當菁英維持壟斷的轉換器?在共和制中,它是選舉競爭的籌碼;在帝制中,它是技術官僚的資本。
4.4 法律多元主義的虛與實
- Eberle 的方向是由下而上的拼貼:總督從整個地中海的模範告示與成文法中採集條款,再納入包稅人等利害關係人的遊說。行省不是封閉的法律孤島,典範可以出現在任何地方。
- Ando 的方向是由上而下的建構:被容許的「固有法」,是在帝國二審法庭的壓力下被重寫、編碼、馴化的產物。
- 交會點:兩者都打破「中央羅馬法」與「邊陲習慣法」的二元對立。Ando 在附註中說得很坦白:羅馬國家缺乏把羅馬法強加於各地的基礎建設權力,所以「非公民不得使用羅馬法律形式」的排他意識形態,某種程度上是對自身弱點的回應。
4.5 延伸主題:從「政治的法」到「技術的法」
把兩篇文章接起來讀,可以得到一個比兩位作者各自所言更大膽的綜合圖像。
共和晚期的法律充滿政治火藥味。 西塞羅把維勒斯的告示描繪成一個法律救濟的市集,出價最高者得償所願。前 89 年,阿塞利奧因援引古老的禁息法而在廣場上遇害。保民官的介入與民眾集會,隨時可能改變訴訟爭點。告示之所以有「革命潛能」,正因為它把法律與當年度政務官的政治承諾直接綁在一起。
帝國盛期的衝突則被技術化。 地方群體受到侵害時,不再能靠任期交替引發制度震盪,只能走進總督法庭與皇帝敕答的程序。爭議被翻譯成事實比對、敕答與先例的考證、筆錄的查驗。登上總督講台的地方菁英,壟斷了臣民與羅馬主權者對話的管道。
這個圖像有新近研究的支持。Ari Bryen 2026 年的新書《行省的審判》指出菁英抗拒臣民的法律主張,而法學家與皇帝合作,把法律重新想像成一個排除被統治者聲音的體系。該書認為其結果是首度把「法律」與更廣的「社會」分開,把法律定義為一種以讀寫與學識為主的實踐,而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Ando 本人為這本書撰寫了推薦語。
但這個綜合需要三個平衡砝碼:
- 技術化的法也是弱者的武器。 Ando 自己指出,行省當事人引用皇帝判例,正是為了約束羅馬官員的裁量。狄奧尼西亞請願書是很好的例子:一位女兒為了保住婚姻、抵抗父親,向埃及長官請願,在文中熟練地引用了先前的判決、法律意見與長官告示。
- 共和的「革命」並不常發生。 Eberle 的核心發現其實是「選擇性保守主義」:新條款極少,大部分是從安全法庫中挑選。「為期一年的革命」說的是可能性,不是常態。
- 政治沒有消失,只是換了場地。 用 Bourdieu 的「法律場域」語彙來說,技術化產生的是中立化與普遍化的效果,衝突仍在,只是被重新編碼成法律爭點。
| 共和晚期(Eberle 的世界) | 帝國盛期(Ando 的世界) | |
|---|---|---|
| 衝突的場域 | 選舉、告示、保民官席、廣場 | 總督巡迴法庭、請願與敕答 |
| 主要武器 | 人情網絡、政治壓力、暴力 | 先例、筆錄、本土法學家的意見 |
| 法律權威的來源 | 政務官的具名承諾與典範聲望 | 皇帝與法學的體系化權威 |
| 中介者 | 門客網絡、元老同僚 | 本土法學家、總督顧問 |
| 失敗的代價 | 名譽受損,甚至被殺 | 敗訴、被駁回 |
| 時間結構 | 一年一輪 | 檔案累積 |
五、作者沒寫到、但值得放在一起看的材料
5.1 羅馬世界的補充史料
| 史料 | 年代 | 與哪篇呼應、如何呼應 |
|---|---|---|
| 《孔特雷比亞銅表》(Tabula Contrebiensis) | 前 87 | 總督瓦勒里烏斯·弗拉庫斯用羅馬程式處理兩個伊比利亞社群的水渠用地爭議,由孔特雷比亞的議會擔任審判人。這說明共和時代的總督已在輸出程式技術,可修正 Ando 認定「二世紀才開始」的時間表,也呼應 Eberle「總督告示即拼裝」的圖像 |
| 《伊爾尼市法》第 84、85、91、93 章 | 約後 91 | 西班牙拉丁市鎮的組織法。總督告示與裁判官告示在此正式接軌,地方法未規定時回歸羅馬市民法 |
| 巴芭塔檔案(P.Yadin 28–30) | 約後 125 | 阿拉伯行省出現羅馬監護之訴程式的希臘文譯本,顯示羅馬程式被翻譯、流通到帝國邊緣 |
| 狄奧尼西亞請願書(P.Oxy. II 237) | 後 186 | 一份引用大量先例與法律意見的訴訟卷宗,幾乎就是 Ando 所說「知識技術」的實物 |
| 蓋尤斯《法學階梯》4.37 | 約後 161 | 外邦人提起竊盜之訴或阿奎利亞法之訴時,「擬制其為羅馬公民」,以擬制在市民法與帝國臣民之間架橋 |
| 斯卡普托帕拉請願碑 | 後 238 | 色雷斯村民向皇帝控訴士兵勒索,皇帝的批覆把他們導回總督法庭。這是衝突被程序化的典型例子 |
| 《安東尼努斯敕令》 | 後 212 | 幾乎所有自由民成為羅馬公民,地方法與羅馬法的關係因而重新洗牌,正好落在 Ando 所說時期的末端 |
| Mitteis《帝國法與民族法》 | 1891 | 「帝國法對地方法」問題的古典起點,Ando 的論證可以看成對這個百年議題的社會學重述 |
《伊爾尼市法》特別值得一提。該法第 85 章處理裁判官告示與行省告示之間的連結,第 91、93 章則規定法律未規定的事項應回歸羅馬市民法與裁判官告示。研究者 Torrent 認為這類西班牙市鎮法是依羅馬模式寫成的,本質上是控制性的法律。另一項新研究則推測第 84 章的設計,可能是為了把總督的審判負擔下放給地方菁英。這幾乎就是 Ando「地方菁英被吸納進帝國司法」論點在西部的對應。
至於狄奧尼西亞請願書,紙草資料庫的著錄顯示,這份請願是呈給埃及長官 Pomponius Faustinianus,涉及嫁妝與違反父意留在丈夫身邊的問題,並依埃及婚姻法引用了大量文件作為證據。Anna Dolganov 更以它和其他紙草為案例,重新檢討帝國法與地方法、羅馬行省司法中羅馬法的角色,以及地方法在羅馬統治下的地位。
5.2 可以對接的理論資源
| 理論 | 代表人物 | 與兩文的關係 |
|---|---|---|
| 法律名望家與形式理性化 | Max Weber | Ando 筆下的本土法學家,正是帝國版的「法律名望家」;二世紀的法源位階化,則是形式理性化的一例 |
| 法律場域 | Pierre Bourdieu〈法律的力量〉(1987) | 法律專家藉由中立化與普遍化,把特殊利益轉換成看似普遍的規範,可直接用來理解「包裝」 |
| 擬制、衡平、立法 | Henry Maine《古代法》(1861) | Maine 把羅馬裁判官法與英格蘭衡平並置,視為法律變遷的三大手段,正是合法化掮客的工具箱 |
| 中介者/掮客 | Eric Wolf(1956)、Clifford Geertz(1960) | 人類學中「站在社群與國家之間的人」這一概念的源頭 |
| 基礎建設權力 | Michael Mann | Ando 直接借用:古代帝國渴望專制權力,但基礎建設薄弱 |
| 被發明的習慣法 | Martin Chanock、Terence Ranger、Mahmood Mamdani | 非洲殖民地習慣法的「發明」,與 Merry、Ando 的論點同構 |
| 過去的未來 | Reinhart Koselleck | Eberle 的「確定直到不確定」是一種特定的未來經驗 |
5.3 近年的研究動態
- Pettinger 的告示研究已經出版。 Eberle 文中提到的「即將出版」,指的是 2025 年的論文集《古羅馬的法治》。該章各節分別處理程式訴訟的起源、恣意與不穩定、前 67 年科爾內利烏斯法的侷限,以及法學家與裁判官告示的關係,並把城市裁判官定位為上任時宣告未來十二個月民法的人。BMCR 的書評指出,近來研究已經反駁共和告示固定不變的傳統看法,而 Pettinger 主張年年改版告示的天然不穩定性受到某種彈性治理的牽制。Eberle 強調「可容納革命」,Pettinger 強調「被什麼約束」,兩者正好是一組對話。
- Furstenberg 的拉比研究,與 Ando 形成跨學科的互證。 Ando 文末引用的這篇論文主張拉比運動在二世紀重新定位,把猶太法擴展到所有私法領域,以此宣稱法學專業。作者認為這與行省本土法學家及法律職業的興起、羅馬東部法律知識的擴散同步。他在另一篇論文中更指出,拉比運動的興起,與地方菁英愈來愈投入法學知識、在帝國行政下調和多重法律傳統的角色相關,而族長從三世紀起逐步取得帝國承認。不過這個典範並非沒有爭議,詳見第七節。
- Bryen 的新書。 這本書收入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法律史研究」叢書,2026 年出版,主張今天所知、作為學問實踐的法律,是從統治一群多元而難以駕馭的帝國臣民的挑戰中產生的。它可以說是 Ando 這篇短文的長篇展開。
六、合法化掮客:一部比較世界史
6.1 概念界定
「合法化掮客」(legitimacy broker)可以界定為具備下列四項特徵的人:
- 壟斷詮釋技術:掌握法典、經典、程序、文書格式等專門而晦澀的知識。
- 位在張力的縫隙中:一邊是地方或私人利益,一邊是中央的普遍法統,例如皇權、神權或成文法。
- 進行翻譯與包裝:透過擬制、比附、改寫事實、改造交易形式與修辭,把實質上的私利轉成形式上合乎公義與先例的產物。
- 讓文件無懈可擊:讓上級覆核者、法官或神學權威挑不出形式上的瑕疵。
形式上可以寫成:設 為委託人想要的結果, 為原始事實, 為中央法統,掮客的工作是一個轉換:
也就是說,掮客產出一組「重新描述過的事實」 與「被選中的規範」 ,使它們在中央法統下形式有效,而結果又接近委託人的利益。依照操作的是哪一個變數,可以分成五型:
| 類型 | 操作的變數 | 典型案例 |
|---|---|---|
| 改寫事實型 | 清代幕友改寫供詞;英格蘭擬制回復訴訟 | |
| 挑選規範型 | 西塞羅宣稱條款是「沿用」的;Ebussuud 以慣行支持現金瓦克夫 | |
| 改造交易形式型 | 交易結構 | 伊斯蘭 hiyal;英格蘭的 use;猶太 heter iska |
| 宣告擬制型 | 預設一個明知不真的 | 蓋尤斯「擬制其為羅馬公民」;英格蘭虛構當事人 John Doe |
| 跨文化翻譯型 | 在兩套 之間轉碼 | 羅馬本土法學家;英屬印度法庭潘迪特;殖民地原住民中介者 |
6.2 原型:羅馬自己的掮客
兩篇論文本身就提供了三種原型:
- 裁判官本人:以 tralaticium 宣稱「沿用」,以帝國安全、抑制貪婪等難以反對的目標包裝新條款,屬於挑選規範型與修辭型。
- 羅馬法學的擬制:裁判官法大量使用「假如是某種情況」的擬制程式。對外邦人擬制其公民身分,讓市民法上的訴權延伸到帝國臣民,是帝國版的宣告擬制。
- 本土法學家:在總督講台旁把地方慣習翻譯成可以被尤利安位階化處理的規則,屬於跨文化翻譯型。
6.3 明清的刑名幕友:在「律」與「例」的縫隙中
背景。 州縣官多半是科舉正途出身,熟讀經書,卻往往不熟悉律例條文、成案與公文程式。他們自掏腰包聘請私人顧問,也就是幕友。幕友不在官僚編制內,對東家負責,按年支領束脩,分工有刑名、錢穀、書啟等。刑名幕友以紹興人最為著名,形成綿密的同鄉與師徒網絡,「紹興師爺」因此成為代稱。汪輝祖的《佐治藥言》《學治臆說》是這個行業的經典自述。
技術。
- 律穩例變:律文在乾隆初定型後幾乎不動,條例則隨定期修例不斷增生,晚清已近兩千條。熟悉何時引律、何時引例,以及如何援引部頒成案,是幕友的核心技能。成案在規範上不是正式的拘束性法源,卻是實務上最有力的說服工具。
- 審轉覆核:命盜重案須從州縣、府、按察司、督撫一路上報到刑部,死刑監候案件還要經過秋審。覆核看的是書面卷宗,所以卷宗的寫法就是案件本身。
- 擬供與敘供:清律把殺人分為謀殺、故殺、鬥殺、戲殺、誤殺、過失殺六類,刑度相去甚遠。故殺處斬監候,鬥殺處絞監候,過失殺則可依律收贖。幕友在整理供詞時,只要調整起意的先後、器械的來源、傷痕的描述,就可能讓「故殺」被敘為「鬥殺」,乃至「過失殺」。卷宗在形式上嚴絲合縫地對應律例,上級覆核時挑不出毛病。
- 救生的倫理:幕友圈流傳「救生不救死」之類的格言,把出入人罪包裝成保全生命的仁術。這同時是道德話語,也是行規。
與訟師、書吏的三角關係。 幕友是官方體制內的私人掮客。訟師則在體制外為百姓撰寫狀詞,清律以「教唆詞訟」嚴禁,官方文書稱之為「訟棍」。Melissa Macauley 對訟師的研究顯示,狀詞充滿誇張修辭,正是為了穿透州縣官的注意力閘門。黃宗智則以「表達與實踐的背離」描述清代民事司法:官方宣稱細事不理、以調解為主,實際上州縣大量依律判決。三者合在一起,就是一個以書面文書為核心的合法化市場。
與羅馬的對照。 幕友的處境近似 Ando 筆下的本土法學家:他們都面對一個以書面卷宗運作的上級覆核體制。差別在於,幕友不是地方菁英,而是外地來的專業僱傭者。他們效忠的是東家,而不是地方社會。
6.4 中世紀教會法學家與教廷代辦
背景。 十二世紀起,教會法以格拉提安《教令集》(約 1140)為基礎迅速體系化,1234 年的《額我略九世教令集》(Liber Extra)更集其大成。教會對婚姻效力、聖職分配、遺囑與高利貸擁有管轄權,貴族的聯姻與繼承策略因此必須經過教會法的濾網。
技術。
- 婚姻障礙的計算:血親、姻親、因教父母關係而生的「精神親屬」,都構成婚姻障礙。1215 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把禁婚範圍從七親等縮小到四親等,但貴族之間的通婚網絡極為密集,要「發現」一個四親等內的障礙並不難。
- 特免(dispensation):教宗以全權豁免教會法的一般規則。特免可以讓原本無效的婚姻生效,也可以讓同一人兼領多個聖職。
- 雙向使用同一套工具:1152 年,法王路易七世與埃莉諾以血親為由宣告婚姻無效,這是「以障礙脫身」的經典案例。英王亨利八世的案件更戲劇化:他在 1509 年迎娶亡兄之妻凱瑟琳,依據是教宗儒略二世頒發的姻親特免。二十年後他要離婚,法學家又回頭攻擊這張特免的效力,在《利未記》禁止娶兄弟之妻與《申命記》夫兄弟婚之間來回辯論,甚至爭論凱瑟琳與亡兄是否圓房。亨利還徵集歐洲各大學的法學意見作為背書,把學術權威也拉進掮客鏈。
包裝話語:維護教會和平、救贖靈魂、為了公益。
6.5 伊斯蘭世界與鄂圖曼帝國:hiyal、穆夫提與 Ebussuud
背景。 沙里亞被視為源自啟示、原則上不容統治者任意增刪的法。但商業信用、國家財政與地方慈善,都與禁止利息(riba)等規範發生張力。
技術一:法律巧計(hiyal)。 哈乃斐派很早就出現專門的巧計文獻,九世紀 al-Khassaf 的《巧計與出路之書》是代表作。最著名的手法是「回購買賣」(bay' al-'ina):甲以高價賒賣某物給乙,再以較低的現金價買回,價差實際上就是利息,形式上卻是兩筆合法買賣。有趣的是,這個手法以「mohatra 契約」之名傳入歐洲,十七世紀巴斯卡在《致外省人信札》中嘲諷耶穌會的決疑論者為它辯護。同一種掮客技術跨越了兩大宗教法傳統。
技術二:謝赫伊斯蘭 Ebussuud 的帝國調和工程。 Ebussuud Efendi 擔任鄂圖曼最高宗教法學職位將近三十年。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讓蘇丹的世俗法令(kanun)與沙里亞相容。例如他把帝國的國有土地制度重新描述為伊斯蘭法上的土地稅結構,讓國家徵收在教法上站得住腳。
現金瓦克夫之爭是最好的個案。瓦克夫原本以不動產捐為宗教慈善,現金瓦克夫則以現金設立基金、放貸生息來支持慈善。這場爭議在 1545 至 1548 年間爆發,正好在 Ebussuud 於 1545 年出任謝赫伊斯蘭之後;反對方的代表 Çivizade 於 1547 年去世。Jon Mandaville 1979 年的經典研究顯示,Ebussuud 援引支持現金瓦克夫的權威,多半以慣行(ta'amul)為依據,而 Çivizade 則指出對方引證中的許多錯誤。土耳其學者的整理還提到,Ebussuud 在與當時主要法學家(包括魯米利亞與安納托利亞的軍法官)協商後,把允許現金瓦克夫的法學意見呈給蘇丹;支持方還以修辭反問:已經有約一萬份瓦克夫證書獲准,難道只有 Çivizade 一人知道真相?
這是一個標準的「挑選規範型」操作:在哈乃斐派內部選擇少數說,以慣行補強,並以「數百年來學者不可能集體犯錯」作為正當性論證。反對方的聲音也很強,伊瑪目 Birgivî 就是現金瓦克夫實踐最有力的批評者之一。
Ebussuud 也為中央對抗地方提供法學背書。鄂圖曼帝國議會下令埃及總督對瓦克夫土地課徵土地稅,Ebussuud 支持這項政策,而 Ibn Nujaym 等埃及學者則撰文反對。同一位掮客,在不同場合分別為商業資本與帝國財政服務。
今日的延伸:當代伊斯蘭金融的沙里亞監督委員會,仍以加價售賣(murabaha)、商品週轉交易(tawarruq)等結構設計金融商品,是古典 hiyal 的制度化後裔。
6.6 英格蘭:use、擬制回復與擬制當事人
背景。 中世紀英格蘭的普通法土地法有兩個痛點。第一,封建附隨負擔沉重,包括繼承人未成年時領主的監護權、婚配權、繼承稅等。第二,普通法原則上不允許以遺囑處分土地。1285 年的《附條件贈與法》(De Donis)又創造了限嗣繼承(fee tail),把土地鎖死在家族的特定血脈中。
技術一:use 與衡平法院。 地主把土地的法律上所有權轉給一群受託人,約定收益歸自己或指定的人。普通法只看名義所有權,不承認這種安排。大法官法院則以「良心」為由強制受託人履行。這樣做的效果是:名義所有人可以有好幾位、可以不斷補充,永遠不會「死亡」,領主的監護與繼承稅因此落空;土地實質上也可以透過遺囑式的指示處分。
中央的反擊與掮客的再反擊。 亨利八世為了收回封建收入,推動 1536 年的《用益法》,把 use 的受益人直接視為法律上的所有權人,這也是同年「求恩巡禮」民變的不滿之一。1540 年《遺囑法》作為妥協,開放部分土地以遺囑處分。律師隨後發展出「use 之上的 use」:《用益法》只吸收第一層,第二層由衡平法院保護。到了十七世紀,這套結構演化成現代的信託。
技術二:擬制回復(common recovery)。為了打破限嗣繼承,律師設計了一場串通好的假訴訟。買方以原告身分起訴,現任占有人出庭時「援引」一位擔保人,這位擔保人通常是法院的傳達員,被稱為「共同擔保人」。擔保人隨即缺席,法院於是判原告取得土地,並判擔保人以等值土地補償限嗣繼承的後代。但擔保人身無分文,補償只是紙上的。1472 年的 Taltarum's Case 確認了這套程序的效力。布萊克斯通在《英格蘭法釋義》中以「虔誠的欺瞞」一類措辭形容它,直到 1833 年的立法才把它廢除。
技術三:擬制當事人。 收回土地之訴中,虛構的「John Doe」與「Richard Roe」登場,讓土地權利爭議能借用租賃侵害之訴的便利程序;王座法院則以「米德爾塞克斯令狀」擬制被告曾在其轄區犯罪,藉此搶奪民事案件。
衡平的時間軌跡,與裁判官告示驚人地相似。十七世紀的塞爾登嘲諷衡平「隨大法官的腳長而變」,正是 Eberle 筆下裁判官裁量的英格蘭版本。到了十九世紀初,艾爾登勛爵把衡平原則系統化、先例化,衡平終於也「化石化」了。
6.7 英屬印度:法庭潘迪特與毛拉維
背景。 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司法體系時,總督哈斯汀斯在 1772 年的司法方案中規定:繼承、婚姻、種姓與宗教制度的訴訟,穆斯林依《古蘭經》、印度教徒依經典(Shastra)裁判。這句話幾乎就是圖拉真「應遵循各城自己的法律」的殖民地翻版。
掮客的出現與退場。 一般的分期把1772 到 1864 年視為英印印度教法的第一階段:以古代印度典籍的翻譯,加上法院任用的印度教學者(潘迪特)提供的經典詮釋,作為裁判基礎;穆斯林法則同樣由卡迪提供詮釋。1864 年後的第二階段,這些法律顧問被解職。哈斯汀斯委託十一位潘迪特編成法典摘要,經波斯文轉譯為英文,即 1776 年出版的《印度教法典》。後來威廉·瓊斯爵士不信任潘迪特,認為他們總能找到經文支持任何一方,於是另起爐灶編纂法典摘要。當時有記載指出,歐洲法官不得不仰賴印度學者的誠實與否。
最後,法院法律顧問的職位在 1864 年由第十一號法令經過充分討論後廢除,理由是這個職位已無實際用處。不過,廢除卡迪之職造成穆斯林法律實務的運作困難,英國人約十年後又被迫恢復這個職位,即 1880 年的《卡迪法》。
這個案例完整重現了 Ando 的機制:外來法庭需要地方法,地方法需要中介者,中介者被懷疑操弄,中央於是把地方法編纂成文本並接收過來,中介者遭到解職。被編纂出來的「印度教法」,則是一套比前殖民時代更僵硬、更婆羅門化的規範。
6.8 日治臺灣:舊慣調查與「全新的舊慣」
這是與 Ando 論點最貼近、也離本地讀者最近的案例。
背景與技術。 1901 年成立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主導、京都帝大的岡松參太郎主持私法調查,最後編成《臺灣私法》。岡松以德國潘德克頓法學的範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重新整理清代臺灣的契約與家族慣行,創造出「業主權」「祭祀公業」等可以讓近代法院操作的概念。調查者本身就是一種掮客:他們把漢人社會的慣行翻譯成殖民法院讀得懂的語言。
王泰升的研究指出,日治前期因為日本帝國對臺灣採取特殊統治主義,在臺灣發展出具在地特色的「舊慣法學」,用來支持殖民地的行政、司法乃至立法需要;統治政策轉向「內地延長」後,舊慣法學即告沒落。
法院的再造。 曾文亮的研究題目本身就是 Merry 與 Ando 論點的最佳註腳:〈全新的「舊慣」〉。他指出,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家族事項始終「依用舊慣」或「依習慣」,不同於其他民商事項在 1923 年後改依日本民法;總督府法院在 1910 年代已透過戶口規則與舊慣立法草案的精神,間接引進日本家族法的元素,1930 年後影響更加明顯。換句話說,法院口中的「舊慣」,是一面被殖民法院持續改寫的鏡子。
被統治者的反向運用。 王泰升也發現,1920 年代起,部分臺灣政治異議者以現代法學知識維護臺灣人的主體與權益,形成所謂「臺灣人法學」,但他們幾乎被排除在學術界之外。這呼應了 Ando 的第二個結尾觀察:被強加的法律技術,也會被被統治者拿來約束統治者。
6.9 西屬美洲:「夾縫中的藝術」
背景。 西班牙王室在新西班牙設立「印第安人總法院」(Juzgado General de Indios,十六世紀末),以向原住民徵收的小額規費支應法律代理人的費用。歷史學者 Woodrow Borah 因此稱之為「保險式的正義」。王室法也承認原住民的良善慣習,只要不違反天主教信仰與王室法律即可,這又是一個「依其固有法」的條件式授予。
掮客群像。 Yanna Yannakakis 研究瓦哈卡北部山區的專著《夾縫中的藝術》(The Art of Being In-between),描寫的中介者包括穿著西班牙絲綢的原住民總督、神父助手、通譯、經濟掮客、法律代理人、在地貴族與「印第安征服者」。作為文化掮客,他們有時調和衝突的利益,有時在市鎮選舉、勞役與物資供應、土地等議題上站在對立陣營,並且塑造出一種在地方自治與殖民控制之間持續拉扯的政治秩序。原住民社群在法庭上學會以「古老慣習」「自遠古以來」的措辭提出主張,這正是 Ulpian 要求的「以訟爭紀錄證明習慣」在新大陸的對應。
殖民官員自己也是掮客。「我服從但不執行」(obedezco pero no cumplo)這句公式,讓地方官得以在名義上尊奉王命,實際上暫緩執行不合地方情況的法令。這是在中央法統與地方現實之間包裝裁量的經典話語。
6.10 其他簡例
| 案例 | 掮客 | 技術與包裝 |
|---|---|---|
| 猶太 prozbul(希勒爾,約前一世紀) | 拉比 | 安息年會免除債務,富人因此不願放貸。希勒爾設計把債權移交法庭的文書,使債權不被免除,包裝為「讓窮人借得到錢」 |
| 猶太 heter iska(十七世紀初定型) | 拉比 | 把附息借貸重構為合夥投資,以迴避禁止收取利息的規範 |
| 江戶日本的公事宿與公事師 | 旅宿業者、非法訴訟代理人 | 公事宿為進京訴訟者提供住宿、代寫文書、熟悉奉行所程序;公事師則是遊走灰色地帶的代理人 |
| 中世紀義大利公證人 | 公證人 | 以「公證技藝」的格式化文書,讓交易在羅馬法與地方法的雙重標準下都有效 |
| 英屬非洲間接統治 | 酋長、法院陪審員、殖民官員 | 習慣法只要不違反「自然正義、衡平與良心」即可適用;Chanock 等人指出許多「習慣」是殖民時期由酋長與官員共同發明的 |
| 荷屬東印度 | 萊頓學派的 adat 法學者 | 把各地慣行分區、編碼為「習慣法」(adatrecht) |
| 當代跨國法律事務所 | 國際律師 | Dezalay 與 Garth 描述律師在國際規範與國內權力之間做雙重代理,把本地權力轉譯為國際正當性 |
6.11 綜合比較
| 案例 | 中央法統 | 待合法化的利益 | 掮客 | 主要技術 | 包裝話語 | 中央的反制或收編 |
|---|---|---|---|---|---|---|
| 共和羅馬 | 祖制、模範告示、成文法 | 門客、包稅人、債權人或債務人 | 裁判官、顧問、法學家 | 從法庫挑選、宣稱沿用 | 公平、帝國安全、抑制貪婪 | 前 67 年科爾內利烏斯法;哈德良永久告示 |
| 帝國行省 | 皇帝敕答、羅馬法學 | 地方菁英與當事人 | 本土法學家、總督顧問 | 證明習慣、援引先例、書面化 | 依各城固有法 | 212 年普授公民權;法學文獻化 |
| 明清 | 律例、成案、審轉 | 州縣官考成、紳族 | 刑名幕友(及訟師、書吏) | 擬供、敘供、引例、比附 | 情理、救生 | 定期修例;嚴禁訟師 |
| 中世紀教會 | 教會法、教宗全權 | 王室婚姻、聖職兼領 | 教會法學家、教廷代辦 | 親等計算、特免 | 教會和平、靈魂救贖、公益 | 拉特朗大公會議縮小禁婚範圍 |
| 鄂圖曼 | 沙里亞 | 商業信用、蘇丹財政、慈善 | 穆夫提、謝赫伊斯蘭 | hiyal、慣行、少數說 | 公益、虔敬、慣行 | 反對派法學家的挑戰;帝國議會裁決 |
| 英格蘭 | 普通法、封建附隨負擔 | 家產處分與避稅 | 衡平律師、書吏 | use、擬制回復、擬制當事人 | 良心、衡平 | 1536 年《用益法》;1833 年廢除擬制回復 |
| 英屬印度 | 公司法院、英國法官 | 繼承與婚姻當事人 | 法庭潘迪特、毛拉維 | 經典引述、法律意見 | 依其經典 | 編纂法典摘要;1864 年廢除法律顧問職 |
| 日治臺灣 | 總督府法院、日本民法 | 臺灣人家族與土地秩序 | 調查學者、通譯、代書、律師 | 以德式範疇重寫舊慣 | 尊重舊慣 | 1923 年民法延長施行;家族事項仍依習慣 |
| 西屬美洲 | 王室法 | 原住民社群土地與自治 | 原住民中介者、法律代理人 | 古老慣習的措辭 | 正義、良善風俗 | 波旁改革壓縮族群自治 |
6.12 兩個跨案例的規律
規律一:掮客與法典化的循環。 幾乎每一個案例都出現同樣的節奏:
- 中央容許裁量或多元,例如年度告示、依其固有法、衡平良心、法外慣行。
- 裁量與多元產生翻譯需求,掮客出現並壟斷翻譯技術。
- 中央懷疑掮客出賣法律:維勒斯的「市集」、瓊斯對潘迪特的不信任、清廷禁止訟師、亨利八世眼中逃稅的 use。
- 中央以法典化或凝固化回應:永久告示、《用益法》、印度教法典摘要與 1864 年法令、定期修例、《臺灣私法》。
- 掮客圍繞著新法典重新開業:法學家評注永久告示、「use 之上的 use」、英印判例法、幕友專攻條例。
Eberle 與 Ando 剛好分別捕捉了這個循環的兩個時刻:Eberle 看的是第一至第三步的共和現場,Ando 看的是第四、五步在行省的展開。
規律二:掮客的雙面性。 同一套技術既能讓強者的私利穿上公義的外衣,也能讓弱者的主張進入法庭。幕友的「救生」、狄奧尼西亞的先例卷宗、瓦哈卡原住民的「古老慣習」、日治時期的「臺灣人法學」都是例子。把掮客純粹理解為「包裝私利」的人,會漏掉他們同時也在製造可以被弱者援用的形式。
七、點評:學術價值與壓力測試
7.1 Eberle:價值與檢驗
學術價值:
- 方法上的轉向:從「條文內容」轉向「當時人如何談論告示」,讓一批原本被當作邊角料的書信與演說成為核心證據。
- 破除一個缺乏證據的共識:清楚指出「法學家或書記掌控告示」只是推論,並解釋它為何能長期存活,也就是它讓羅馬法顯得像現代法治。
- 把時間理論帶入羅馬法史:「年度法」「法庫」「邊界工作」三個概念,提供了比地層模型更細緻的變遷模型。
- 把告示放回羅馬政治文化:典範性、人情網絡、風險轉嫁,讓法律史與政治史重新接軌。
壓力測試:
| 主張 | 支撐 | 疑慮 | 判定 |
|---|---|---|---|
| 告示是裁判官本人的作品 | 西塞羅在書信中自稱作者;「撰寫」「編成」等動詞 | 主要證據集中在前 51 至 50 年的行省告示。羅馬城的城市告示,證據多來自控訴演說(Eberle 自己也承認其修辭性),從行省推到羅馬城仰賴類比 | 作為修正舊說成立;作為全面替代論仍需更多城市證據 |
| 法學家沒有在幕後主導 | 找不到直接證據 | 這同樣是一種沉默論證。更重要的是,她最有力的「典範」案例都是法學家兼政務官:斯凱沃拉是共和最重要的法學家之一;卡西烏斯·隆吉努斯是一世紀名法學家;前 66 年創設詐欺訴權程式的阿奎利烏斯·加盧斯也是法學家出身的裁判官。「政務官對法學家」的二分可能是假的,真實圖像更像是法學聲望本身就是政務官競逐典範性的資源 | 部分成立;二分法需要軟化 |
| 告示在一世紀仍有年度變動 | 卡西烏斯、赫爾維狄烏斯、塞內卡、格利烏斯 | 這是少數而零散的跡象;卡西烏斯之所以被記住,正是因為他是法學家 | 足以質疑「前一世紀中葉化石化」,不足以證明變動規模 |
| 告示可以容納革命 | 阿塞利奧事件、撒路斯提烏斯筆下的債務人 | 阿塞利奧事件涉及的是個案程式的協商,而非告示的編纂,Eberle 也承認這一點。她自己的核心發現又是「選擇性保守主義」 | 應理解為結構上的可能性,不是經驗上的頻率;作為修辭略顯誇大,作為理論命題有啟發性 |
Pettinger 2025 年的章節與 BMCR 的書評顯示,「告示並非固定不變」已逐漸成為新共識,但學界同時在追問是什麼牽制了這種不穩定。Eberle 的強項是打開問題,下一步的工作是量化「法庫」的邊界。
7.2 Ando:價值與檢驗
學術價值:
- 找到一個好的待解問題:自治授予與本土法學家之間相差兩百年,這是一個清楚、可檢驗的史料模式。
- 把法律多元主義政治化:「誰得利?」這個問題,把多元主義從描述性概念轉為權力分析。
- 打通古代史與殖民法律人類學:Merry、Griffiths 的辯論被引入羅馬研究,羅馬也反過來成為檢驗「新法律多元主義」樂觀論的案例。
- 跨領域的生產力:Furstenberg 的拉比研究、Bryen 的專著都已在相同的框架下展開。
壓力測試一:銘文習慣的問題。 MacMullen 1982 年的經典研究指出,羅馬帝國的銘文總量本身就在二世紀到三世紀初達到高峰。如果本土法學家的銘文只是跟著總量一起增加,「二世紀才出現」就不是特殊現象。Ando 的論點需要的不是絕對數量 上升,而是相對比例上升:
Ando 在附註中坦承目前的資料報告並不可靠,需要全面檢視證據,但正文沒有做這樣的標準化。這是本文最大的實證缺口。
壓力測試二:其他疑慮。
| 主張 | 疑慮 | 判定 |
|---|---|---|
| 羅馬式知識技術主要在二世紀被強加 | 《孔特雷比亞銅表》(前 87)顯示,共和時代的總督已經把程式技術用在地方爭議上;《伊爾尼市法》(約後 91)的程序條款也早於二世紀 | 時間點可能要往前推,但「二世紀大規模化」仍可成立 |
| 《學說彙纂》斷片證明二世紀規範化 | 這些斷片出自古典法學家,而古典法學本身就集中在二至三世紀;史料保存的偏差與 Ando 想證明的趨勢重疊 | 需要更多同時代的紙草與銘文佐證 |
| 這一切同時發生於各地區 | 證據以希臘東部與埃及為主;西部、北非雖有區域研究支持,但密度不同 | 方向可信,「同時」的說法偏強 |
| 「碎形關係」否定地方能動性 | Ando 自己也記錄了當事人援引皇帝判例來約束官員;狄奧尼西亞的例子更顯示地方當事人熟練運用羅馬形式 | 「碎形」描述結構有效,但需要補上能動性的面向 |
壓力測試三:拉比案例的爭議。 Ando 把拉比運動當作支持證據,但這個延伸本身受到質疑。Ishay Rosen-Zvi 的回應題為〈拉比是 nomikoi 嗎?質疑一個新典範〉,他藉 Furstenberg 的論點重新思考近年把坦拿時期哈拉卡與羅馬法相比較的趨勢及其侷限。Kimberley Czajkowski 也撰文回應,討論這種比較能推到多遠,特別是 Furstenberg 所假設的、促成拉比活動改變的刺激因素。哈佛甚至為此舉辦了一場題為「拉比哈拉卡有多羅馬?」的公開辯論。這表示 Ando 的典範正在擴張,也正在接受嚴格的檢驗。
7.3 「合法化掮客」框架本身
這個框架的優點是清楚的:它提供了一個跨文明比較的共同語言,能把幕友、穆夫提、衡平律師、潘迪特與本土法學家放在同一張表上,看出掮客與法典化循環這樣的結構性規律。
但它也有三個需要提防的地方:
- 犬儒化的風險:「把私利包裝成公義」的說法,預設有一個「真正的私利」存在於法律之外。實際上,當事人的利益本身往往是由法律範疇塑造的。沒有限嗣繼承,就沒有「打破限嗣繼承」的利益。
- 忽略教義的真實創新:信託、現金瓦克夫、羅馬的擬制訴權,最後都成為持久而有生產力的制度。掮客不只是包裝工,也是法律發明者。
- 功能論的陷阱:把一切都解釋成「為了正當化支配」,容易漏掉掮客之間的內部競爭與真誠的教義辯論,例如 Çivizade 與 Ebussuud 之間的論爭。
7.4 結論
兩篇文章的價值不在於提出無可撼動的結論,而在於改變了提問的方式。
Eberle 讓「誰寫了告示」從一個以為已經解決的技術問題,重新成為政治史與時間史的問題。她的實證基礎偏窄,「革命」的修辭也略顯誇大,但打破「告示化石化」的共識,已經得到後續研究的呼應。
Ando 把法律多元主義從一個描述性標籤,轉為「誰得利」的權力分析,並且為古代史與殖民研究搭起了橋。他的統計基礎還需要以「銘文習慣」加以標準化,他的典範也正在拉比研究中接受考驗,但核心命題已經展現出跨領域的解釋力。從英屬印度的法庭潘迪特,到日治臺灣的「全新的舊慣」,「本土法是帝國的效果」這個命題在世界史中一再得到印證。
把兩文合讀,最值得帶走的是:法律的「技術性」從來不是政治的反面,而是政治的另一種存在形式。 寫在塗白木板上的條款,與封存在總督檔案中的筆錄,承載的都是權力;差別只在於,前者每年重新開放爭奪,後者把爭奪的門檻提高到只有掮客才跨得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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