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ne Ravensberge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22;40(3):533-548.
doi:10.1017/S0738248022000438
「勿損體統」:綠桌布、蠟染與護身符——讀 Ravensbergen 論殖民印尼混合法庭,兼談世界史上的靈性攻防
1920 年,爪哇本地公務員協會向殖民政府提出一個看似瑣碎的請求:在 landraad(地方混合法庭)開庭時,能否讓他們穿平常執勤的白色殖民制服,而不是規定的「傳統服裝」?最高法院給司法局長的意見只有一句:這會「有損體統」(would harm the decorum)。請求被駁回。
一份談衣服的公文,成了這篇論文的標題。殖民政府為什麼這麼在乎法官穿什麼?密西根大學歷史學者 Sanne Ravensbergen 的回答是:在殖民地的混合法庭裡,布料本身就是法律的一部分。
- 研究對象:1860 到 1930 年代荷屬東印度(今印尼)爪哇島 landraad 的法庭照片,作者挑出四張細讀。
- 核心主張:法庭裡的布料(綠桌布、蠟染裙、制服、條紋外套、頭巾)是書面檔案沒有記錄的「替代檔案」。法庭是一個多重訊息、同時投向多重受眾的符號空間。
- 關鍵論點:荷蘭人並不想把殖民地法庭複製成荷蘭法庭。他們刻意要求每個角色穿「自己的傳統服裝」,用可見的多元來展示「雙重統治」與管轄層疊(jurisdictional layering)。
- 理論野心:這種層疊挑戰了殖民史常用的「直接統治/間接統治」二分法。
- 方法:視覺與物質取向的法律史,把照片當成物件、把蠟染當成可閱讀的文本。
一、舞台:landraad 是什麼樣的法庭?
荷屬東印度實行按族群分軌的司法體系。landraad 審理原住民與華人等「非歐洲人」的刑事案件與小額民事案件,是殖民統治在地方層級最常被看見的面孔。
| 法院 | 主要管轄 | 組成 | 場所 | 社會觀感 |
|---|---|---|---|---|
| Raad van Justitie(司法參事會) | 歐洲人案件 | 荷蘭法官 | 大城市的新古典主義建築 | 涉及歐洲人的轟動案件,旁聽席很快坐滿 |
| Landraad(地方法院) | 原住民與其他非歐洲人 | 荷蘭居民官任主席(後改由「獨立」的專業法官)+爪哇貴族(priyayi)陪審成員+jaksa(檢察官)+penghulu(伊斯蘭法顧問)+書記;涉華人案件時有華人甲必丹 | 城市的小型法院;鄉間則在荷蘭居民官宅邸前廊或爪哇攝政(bupati)的 pendopo(開放式會堂) | 被視為只審「無聊竊案」,但最重可判 20 年戴鐐苦役 |
| Ommegaande rechtbank(巡迴法庭) | 重大刑案 | 巡迴的混合法庭 | 案發地 | 例如 1888 年萬丹起事的審判 |
背後的政治結構是:到 19 世紀初,西爪哇的井里汶、萬丹兩蘇丹國,以及中爪哇馬打蘭王國的外圍地區,已經變成殖民國家的「政府直轄地」。只有日惹蘇丹與梭羅蘇蘇胡南保住了王位,所在的「王侯領地」(Vorstenlanden)面積有限。在直轄地上,荷蘭人直接統治,但原本代表爪哇王權治理地方的貴族階層 priyayi 繼續握有區域權力,被吸納進殖民官僚體系。landraad 正是這種「雙重統治」最濃縮的展示櫥窗。
二、作者的方法:四張照片,四種文類
檔案館替這些照片編目時一律標為「landraad 照片」,但作者指出,它們其實屬於完全不同的文類,各自服務不同的主人。
| 圖 | 年代 | 地點與場景 | 委託者/保存者 | 文類 | 主要的布料線索 |
|---|---|---|---|---|---|
| 圖 1 | 約 1865 | 中爪哇 Pati,攝政的 pendopo | 爪哇攝政 Tjondronegoro 委託 Woodbury & Page 拍攝 | 在地菁英的政治自我呈現(擺拍) | 綠桌布、ceplok 紋蠟染、黃色儀傘、屏風 |
| 圖 2 | 1888 | 西爪哇萬丹 Cilegon,巡迴法庭實況 | 委託者不明;保存在 Djajadiningrat 家族檔案 | 帶新聞性質的鎮壓紀錄 | 大幅 parang rusak「禁忌紋樣」 |
| 圖 3(原文圖 5) | 約 1890 | 巴達維亞照相館 | 不明 | 「典型殖民場景」的異國情調擺拍 | 證人頭巾(疑藏護身符)、條紋 lurik 外套 |
| 圖 4(原文圖 6) | 1897–1903 | 中爪哇 Banyumas | 混血法官 Du Cloux 的家族相簿 | 法官的職業與家族紀念照 | 西式法袍、制服、桌布 |
作者的方法論支柱有二:
- 照片是物件:照片被做成名片、賀卡,被排進家族相簿,是有立體生命的物件,而不只是影像(Edwards & Hart)。
- 蠟染是被「書寫」出來的:中爪哇的 canting(熱蠟筆)技法讓紋樣真的是「寫」上去的,所以蠟染可以像文本一樣閱讀(Farish Noor)。
黑白照片抹掉了顏色,作者把它們還原回來:靛藍與褐色的 kain panjang(長圍裙布)、黃色的 payung(儀傘)、綠色的桌布。真實的法庭色彩濃烈。
三、逐張細讀
3.1 Pati,約 1865:攝政自己導演的法庭
- 委託者是爪哇人。攝政 Tjondronegoro 讓攝影師替他的四個兒子、隨從和自己拍照,「當然」也拍了一場擺拍的法庭。他坐在左起第四位,直視鏡頭。他的兒子 Hadiningrat 後來回憶,自己曾在約 1863 年到三寶瓏拜師 Woodbury 學攝影。
- 座位就是權力地圖:荷蘭居民官坐中央,由混血書記協助。爪哇陪審成員坐在兩側,左右再由華人甲必丹與 penghulu 夾住。jaksa 站在左邊。助手坐在地上,攤開卷宗。兩名嫌疑人背對鏡頭坐在桌前。
- 讀蠟染:右側一位爪哇陪審成員的 kain panjang 是 ceplok 紋(幾何玫瑰花形),標示他的貴族血統與地位。
- 翻譯中的流失:約 1867 年,荷蘭畫家把這張照片改畫成給荷蘭讀者看的版畫。蠟染紋樣與儀傘的確切顏色都消失了,綠桌布卻留了下來。荷蘭人讀得懂的符號存活,讀不懂的被刪掉。
- 影像再生產神話:這幅版畫三十多年後成了荷蘭作家 Augusta de Wit 小說《De Godin die Wacht》(1903)的素材。照片裡那面多半是攝影師為了構圖擺上的屏風,在小說裡變成殖民法庭的「標準配備」,代表歐洲秩序與舒適。攝影開始反過來塑造殖民者對法庭的想像。
3.2 Cilegon,1888:起事之後的「禁忌紋樣」
- 背景:1888 年萬丹爆發農民起事,不少爪哇 priyayi 與荷蘭官員遭到攻擊。起事領袖 Ki Wasyid 於 1888 年 7 月 9 日舉兵,同月 30 日戰死。他起事前曾在 Cilegon 擔任法院的伊斯蘭法顧問(qadi),1887 年 11 月 18 日還被殖民法院判處鞭刑、監禁與 7.5 盾罰款。換句話說,叛軍領袖本人曾經是這套混合司法體系的一員,也曾是它的被告。
- 照片裡的法官就是受害者:坐在椅子上的爪哇陪審成員都是起事中直接被攻擊的地方 priyayi。起事者有人被軍隊擊斃,有人被這個巡迴法庭判處苦役或死刑。另有 94 人雖被法庭判無罪,仍以「政治措施」為名流放外島。
- parang rusak:陪審成員穿著異常大幅的 larangan(禁忌)紋樣,最醒目的是波浪斜紋 parang rusak。這類紋樣源於中爪哇,只有高階貴族能穿,而且只能繼承。它有兩種詞源解釋:一說是馬來語的「斷劍」;另一說來自爪哇語 pereng(珊瑚礁斜坡),象徵印度洋巨浪拍擊南岸礁岩。傳說蘇丹 Agung 觀浪冥想,從中悟出以堅持克服艱難的智慧。對剛遭攻擊、急需重建權威的 priyayi 來說,這是很「對題」的選擇。
- 觀看的幾何學:大幅重複的紋樣本來就設計成從「恭敬的距離」觀看。坐在地上的被告(幾乎都請不起律師)得抬頭才看得到法官的臉,但蠟染紋樣就在他們視線的正前方。
- 跨族群的借用:萬丹是巽他人的地方,parang rusak 卻是中爪哇王室的符號。巽他 priyayi 穿上它,是向在地觀眾同時宣示三件事:自己的法官身分、自己的貴族地位,以及與中爪哇王權的親緣。
- 制服的中段:上下兩端(頭冠與蠟染)指向爪哇的階序,中段的外套則指向殖民官僚。1870 年的規定把細節寫得很清楚:中階的 wedono(區長)穿寶藍外套,九顆鈕扣上各壓一個戴冠的「W」,配銀線刺繡,內襯黃緞。
- 一個動人的細節:Cilegon 區長之子 Achmad Djajadiningrat 晚年在回憶錄裡寫道,他當時年紀還小,每天早上跟父親去開庭,幫忙提文件和法典。
3.3 巴達維亞照相館,約 1890:頭巾裡的護身符
- 擺拍的「典型場景」:penghulu 把《古蘭經》舉在證人頭上主持宣誓。這是殖民凝視的典型產物:荷蘭庭長居中,爪哇成員被拍得被動,強調差異與異國情調。
- 看不見的力量:荷蘭官員,尤其是鄉間的官員,懼怕爪哇神祕主義與「沉默之力」(stille kracht),所以在法庭上搜查證人的頭巾,找可能藏在裡面的護身符。據信護身符能抵消宣誓的效力,讓證人說謊也不會遭到神罰。被沒收的紙質護身符大量寄回荷蘭博物館,在那裡常常沒人拆開,被當成不起眼的塗鴉。布料成了藏匿與法力的所在。
- 條紋的雙重語意:被告與證人穿的 lurik 是一種堅實的條紋織布,原本是鄉村男性、未婚女性與日惹蘇丹僕役的衣料,象徵服務與謙卑。但作者追問:照相館的攝影師會不會是刻意讓被告穿條紋,好呼應歐美觀眾心中的條紋囚服?
3.4 Banyumas,1897–1903:混血法官的家族相簿
- 人物:Charles Philippe du Cloux 是生於南蘇門答臘巨港附近的印歐混血兒,1881 年在烏特勒支大學取得博士,論文題目是旅店主人對旅客財物的責任,內容幾乎看不到殖民地。只有最後一條論綱(stelling)主張:只有具殖民地經驗的人才該出任總督。
- 相簿裡的法庭:照片夾在他蓄鬍逐年氣派、妻子童年、印尼保母、打牌聚會之間。法庭照是這本家族相簿裡少數呈現他工作場景的照片。
- landraad 的地位下滑: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高階 priyayi 把 landraad 的工作丟給低階貴族,荷蘭居民官也被「獨立」的專業法官取代。landraad 成了新興法律人的地盤。不少自認是引導印尼「孩子」的「父親」型庭長抱怨自己的工作沒人看見,於是拍照寄回荷蘭,展示一整排穿傳統服裝的菁英。
- 回到標題:1909 年的規定已允許爪哇官員平時穿白色歐式制服,唯獨 landraad 開庭時例外,必須穿 1870 年改良過、配黑外套的「傳統」服裝。1920 年的請求被駁回,正是延續這個邏輯:法庭可以衰落,但多元服飾的「體統」不能動。
四、作者立論的特色
- 從文本轉向物件:布料脆弱,難以保存,書面檔案也很少描述,但照片「意外地」保存了它們。作者把這批材料提升為正式的史料類別,呼應近年法律史對「法律在哪裡被製造」(空間)以及書記、抄寫員等「隱形法律工作者」的關注。
- 多重受眾、多重訊息、多重誤讀:同一塊布對不同人說不同的話,下表最能說明這一點。
| 物件 | 對荷蘭官員 | 對爪哇 priyayi | 對受審的鄉民 | 後世遺緒 |
|---|---|---|---|---|
| 綠桌布 | 歐洲傳統中權力者做決策的桌子 | 殖民法院的標誌 | 被「帶到綠桌前」等於被告上法院 | 印尼語 dimejahijaukan(被送上綠桌=被起訴);蘇利南荷語也有「拖到綠桌前」的說法 |
| larangan 蠟染 | 大多讀不懂 | 血統、位階、與中爪哇王室的連結 | 視線正前方的權威符碼 | 至今仍有宮廷穿著禁忌 |
| 寶藍或黑色外套 | 殖民官僚位階 | 雙重效忠的證明 | 「官」的形象 | 1920 年的爭議 |
| 纏頭巾(penghulu) | 依 1859 年規定,只有朝覲過麥加的人能穿阿拉伯服飾 | 宗教權威 | 宣誓的神聖性 | — |
| lurik 條紋 | 也許聯想到囚服 | 鄉民與僕役的謙卑 | 自己的日常衣料 | — |
| 證人頭巾 | 可能藏著破壞宣誓的護身符 | — | 護身與自保 | 護身符沉睡在荷蘭博物館 |
- 用「管轄層疊」取代「直接/間接統治」二分:黑色法袍、蠟染裙與纏頭巾看似無縫共存,把殖民法律多元主義中的不平等與爭執包裝在「和諧多元」的外觀裡。
- 反轉「劇場」說:殖民者常說這些照片像一齣「戲」,作者則堅持道具不是裝飾,而是真的在傳遞訊息。
- 法庭的時空比紙張重要:在爪哇,紙本文件有重要的法律與象徵意義,但在 landraad 的刑事案件裡,真正有分量的是開庭當下的空間與時刻。用作者的話說,這裡的物件往往比言語更響亮。
五、作者沒說、但值得對照的資料
5.1 綠桌布其實是歐洲官僚制的家徽
作者在註腳提到,從英格蘭普通訴訟法院到俄國鄉鎮法院,到處都有綠桌。這條線可以拉得更遠:歐洲行政權力的詞彙,很多本來就是以桌布命名的。
- bureau → bureaucracy:英文與法文的 bureau 原指覆蓋書桌的布,來自古法語 burel(一種粗羊毛布)。法國經濟學家 Gournay 在 18 世紀以它為字根造出 bureaucratie。「官僚制」的字面意思,就是「桌布的統治」。
- 英國王室的綠布委員會:英格蘭王室的 Board of Green Cloth 得名於成員圍坐的綠色粗呢桌布,這個機構的發照管轄權一直延續到 2004 年才廢止。15 世紀的王室《黑皮書》(1471–72)甚至把這張綠布桌描述為審判之桌,坐在桌邊的官員是真相的記錄者與見證人。
- Exchequer(英國財政部):名稱來自 12 世紀計帳用的棋盤格桌布。
- 慣用語:德語「在綠桌上決定」(am grünen Tisch)諷刺脫離現實的官僚決策;法語 mettre sur le tapis(擺到桌毯上)指提出討論。
所以荷蘭庭長連在戶外開庭都要鋪上綠布,不是因為講究,而是在攜帶一整套歐洲行政與司法權威的系譜。
5.2 「禁忌紋樣」的世界比較
| 體系 | 時代 | 載體 | 誰能使用 |
|---|---|---|---|
| 爪哇 batik larangan | 18 世紀中葉以降 | parang rusak、sawat 等紋樣 | 王族與高階貴族 |
| 清代補服 | 1644–1911 | 胸前補子,文官繡禽、武官繡獸 | 依九品官階 |
| 日本「禁色」 | 平安時代以降 | 黃櫨染等特定顏色 | 天皇與獲敕許者 |
| 拜占庭帝王紫 | 4–15 世紀 | 骨螺紫染料 | 皇帝與皇室 |
| 都鐸服飾法 | 16 世紀 | 紫絲、金線布等 | 依爵位 |
| 夏威夷 ʻahu ʻula | 歐洲接觸前至 19 世紀 | 羽毛斗篷 | aliʻi(酋長) |
| 阿散蒂 kente | 18 世紀以降 | 特定織紋 | 部分紋樣專屬國王 |
爪哇的部分有具體史料。日惹蘇丹 Hamengku Buwono I 在 1785 年把 parang rusak 列為禁忌紋樣;梭羅的 Paku Buwono III 也嚴禁 sawat、parang rusak 等紋樣。Paku Buwono III 的敕令可以追溯到 1769 年,明文把 sawat 與 parang rusak 等長布列為「我的禁忌」。到 1927 年,Hamengku Buwono VIII 還把 parang 紋樣寫進宮廷服制文件,作為判定王族與貴族位階的主要準則。詞源方面,大英博物館的藏品說明指出,parang 一詞見於 14 世紀的《Nagarakertagama》,意思接近「敵人」,因此 parang rusak 可能帶有「摧毀敵人」的意味,傳統上也與 17 世紀馬打蘭的蘇丹 Agung 相連。這個詞源比作者採用的「斷劍」或「礁坡」兩說更具攻擊性,放在鎮壓起事的法庭上也更耐人尋味。
5.3 帝國管理服裝的五種策略
| 策略 | 代表例 | 邏輯 |
|---|---|---|
| 強制保留差異 | 荷屬東印度(可上溯到 VOC 要求各族群穿各自服裝);英屬印度(Bernard Cohn〈Cloth, Clothes, and Colonialism〉指出英國人要求印度王公在朝會穿「東方式」服裝) | 差異可見,分而治之,同時借用在地權威 |
| 禁止被統治者的服裝 | 英國 1746 年《服裝法》禁止蘇格蘭高地服飾(至 1782 年) | 服飾是叛亂動員的符號 |
| 強加統治者的服裝 | 清初薙髮易服 | 服從必須看得見 |
| 由上而下的現代化 | 明治服制改革;土耳其 1925 年《帽子法》 | 國家主權與文明化 |
| 被統治者的反向挪用 | 甘地的 khadi 土布運動 | 用布料奪回政治主體性 |
放在這張表上看,1920 年的請求格外有意思。甘地是用本土布料對抗殖民,爪哇公務員卻是想穿殖民者的白制服,而殖民者反過來堅持他們必須穿「傳統」。被殖民者追求同一,殖民者堅持差異,這正是荷蘭式統治的弔詭。作者沒有引用 Cohn 和 Lauren Benton(《Law and Colonial Cultures》)的管轄政治研究,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兩者都能直接撐起她的論點。
5.4 從殖民刑法到 2026 年的新刑法:護身符焦慮被寫進法典
作者把搜查護身符描述為一種「焦慮」,但它其實曾被正式寫進刑法。
- 殖民時代留下的舊刑法第 547 條:證人依法宣誓作證時,若在法庭上佩戴護身符或法器,可處最長十日的拘役。同一章的第 545 條禁止以占卜者或巫者為業,第 546 條禁止買賣法器。這條規定源自荷屬東印度刑法典,印尼獨立後沿用了數十年。
- 2026 年的新刑法:印尼新刑法(2023 年第 1 號法律)自 2026 年 1 月 2 日起施行,第 252 條通稱「巫術條款」。學界認為它取代了舊法第 545 至 547 條的隱性規範,把相關行為明文入罪。這條罪的成立不必證明法力真的存在,處罰的重點是「宣稱自己有法力」並提供服務的行為。立法目的是防止詐欺、勒索,以及民眾因懷疑巫術而私刑報復。
- 圖 3 的場景至今仍在上演:今天印尼法院為穆斯林證人主持宣誓時,法院的監誓人員仍站在證人身後,把《古蘭經》舉在證人頭上。
5.5 Sumpah pocong:布料與誓言的另一種結合
如果說論文談的是布料削弱誓言(頭巾裡的護身符),印尼還有一種布料加強誓言的傳統。Sumpah pocong(屍布誓)要求發誓者像死者一樣裹上 kain kafan(白色裹屍布),通常在清真寺、有見證人在場時進行。伊斯蘭法裡其實沒有這種形式。它卻能進入國家法院:印尼法律實務見解認為,只要法官被說服,屍布誓可以作為「決訟宣誓」,一經宣誓即終結訴訟,先例是 Lumajang 宗教法院 1996 年的判決。2024 年轟動全國的 Vina 命案中,已服刑的 Saka Tatal 在 8 月 9 日公開進行屍布誓,他自己也清楚這不會影響最高法院的再審判決。屍布誓的法律效力是零,但在社會上有效:它是在向輿論法庭作證。
5.6 人物補遺:照片裡的家族,後來成了誰?
- 圖 1 的家族與卡蒂妮:印尼教育部出版的卡蒂妮(Kartini)傳記記載,她的祖父 P.A. Tjondronegoro IV 二十五歲就被任命為 Kudus 攝政,1850 年調任 Demak;兒子 Hadiningrat 後來接任 Demak 攝政。這位祖父是第一位請荷蘭家教教育子女的爪哇貴族。也就是說,那位在 Woodbury 門下學攝影的 Hadiningrat,正是印尼婦女解放先驅卡蒂妮的伯父或叔父。
- 兩張照片的孩子後來交會了:同一本傳記指出,1902 年全爪哇與馬都拉只有四位精通荷語的攝政,包括 Serang 攝政 Achmad Djajadiningrat、Demak 攝政 Hadiningrat,以及卡蒂妮的父親 Sosroningrat。1865 年 Pati 照片裡學攝影的少年,和 1888 年 Cilegon 法庭上替父親提法典的男孩,二十年後都成了殖民體制裡最「現代」的爪哇菁英。
- 這個家族愛攝影:同一家族的 Tjondronegoro V 約在 1862 年也請 Woodbury & Page 拍過肖像,他曾四度沿郵政大道旅行爪哇。(本節身分辨識有一處疑點,見第七節。)
六、專題:世界史上的「靈性攻防」
Landraad 的護身符之戰,可以這樣概括:殖民者借用伊斯蘭的宗教權威,向受審者的內心施壓;被殖民者則用在地的護身符守住內心的安寧。從物理上看,雙方的武器都沒有作用;從社會上看,兩邊都真實承受了壓力。
社會學有一句老話:一個情境只要被人當真,它的後果就是真的(湯瑪斯定理,W. I. Thomas, 1928)。下面先用一個簡單模型說明為什麼「沒有物理效果」的東西會有實際效果,再看世界各地的案例。
6.0 一個簡單模型:為什麼護身符「有效」?
假設證人考慮說謊,只有在說謊的好處超過預期代價時才會說謊:
| 變數 | 意義 |
|---|---|
| G | 說謊的好處(脫罪、保護親友) |
| p | 證人主觀相信會遭到神罰的機率 |
| S | 神罰的嚴重程度(病、死、禍延子孫) |
| q | 被世俗法庭識破的機率 |
| L | 偽證罪的刑罰 |
把右邊的預期代價記為說謊門檻 G*。護身符的作用是降低證人主觀上的 p,門檻跟著降低:
荷蘭法官搜查頭巾,就是要把 p 拉回原位。整場攻防都發生在 p 這個信念變數上,而 p 的數值只取決於當事人信什麼、信誰。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那些護身符一到荷蘭就失效,變成「沒人拆的紙」:在荷蘭,沒有人的 p 會被它們改變。經濟學家 Peter Leeson 用類似邏輯分析中世紀的神判:只要被告相信神會顯靈,有罪的人就傾向迴避或認罪,神判因此「有效」。
6.1 法庭與宣誓
雅典的「綁舌」詛咒板(西元前 5–4 世紀) ★★★★
雅典 Kerameikos 墓地的古井出土大批鉛製詛咒板,學者 Faraone 指出其中多數是「綁縛咒」,很多與訴訟有關,內容是請求神祇綁住某位即將出庭指證自己的人的舌頭與思緒。這可以說是 landraad 護身符的鏡像:雅典人不是保護自己的證詞,而是去封印對手的證詞。研究者認為,這些詛咒板顯示雅典的民主司法容易被訴訟當事人以這種方式操弄。
《女巫之槌》(1486)裡的法官防護手冊 ★★★★★
這是與荷蘭搜查頭巾幾乎一模一樣的歐洲先例。這本獵巫手冊建議:法官應隨身配戴在棕枝主日祝聖過的鹽與聖草,以聖蠟封好掛在頸上;若方便,應讓女巫倒退著被帶到法官面前;剝去她的衣服,是因為女巫習慣在衣服或頭髮裡藏迷信物品,好在刑求下保持沉默。手冊甚至要求剃光嫌犯全身毛髮。法官與陪審在整個審理過程中都不可讓女巫碰觸身體。四百年後,荷蘭法官在爪哇翻找證人的頭巾,邏輯完全相同:怕的是布料與毛髮裡藏著能讓證人抵抗審訊的法力。
英國殖民法庭的「斬雞頭」 ★★★★
大英帝國的法院也碰到與荷蘭人同樣的問題:哪一種誓言才能約束「異教徒」的良心?1904 年加拿大卑詩省一件謀殺案的審判紀錄裡,通譯逐一詢問證人摔碟子、親吻聖經、斬雞頭、燒黃紙這四種誓法哪一種最有約束力,另一名證人則表示斬雞頭的誓言最具約束力。儀式的做法是證人先在紙上簽名,然後在法院外把公雞頭放在砧板上斬下,再把誓紙燒掉。澳洲新南威爾斯 1891 年也有華人證人在法院斬公雞發誓的報導。
臺灣的斬雞頭 ★★★
日治時期的法學者增田福太郎記錄過一件東山的案例:王姓男子向朋友借了 50 圓,朋友過世後他卻向遺孀聲稱已經還清。法院因為沒有借據不受理,遺孀便逼他到城隍廟斬雞頭發誓。據記載,二十天後王某在街上語無倫次地狂奔,說願意給遺孀 100 圓了結此事。到了現代,2001 年顏清標被控恐嚇與殺人未遂時,選擇在大甲鎮瀾宮公開立誓清白,藉此鞏固政治資本。國家法院無能為力的時候,城隍爺接手。
肯亞的茅茅誓言與英國的「反誓」 ★★★★★
這是殖民政府主動發動「靈性反擊」的經典案例,而且留下了失敗的官方承認。1952 年《時代》雜誌報導,肯亞殖民政府雇用職業巫醫下鄉驅邪,收費是每道咒語一隻山羊。1950 年代中期,Machakos 地區的英國行政官甚至招募坎巴族的巫醫與淨化師,替被認為宣過茅茅誓的人「淨化」。結果呢?殖民大臣 Lennox-Boyd 在 1955 年向國會承認,緊急狀態初期大規模施行的淨化誓言大多無效,一是因為人們不把政府主辦的誓言當真,二是淨化過的地區很快又被茅茅重新施誓。後來改用公開懺悔制度反而有效,因為民眾親眼看到懺悔的人並沒有因背誓而死,信心與懺悔人數才逐漸增加。用 6.0 的模型來說:政府的淨化儀式改變不了 p,因為發令者沒有正當性;真正讓 p 下降的,是「背誓者沒死」這個可觀察的反證。
貝寧王國的反詛咒(2018) ★★★★★
這是現代最成功的靈性反擊。奈及利亞人口販子會帶受害女性到神壇發 juju 誓,讓她們不敢逃跑,也不敢作證。2018 年 3 月 9 日,貝寧王國的國王 Oba Ewuare II 公開宣布被販運者解除誓約,並詛咒人口販子。當天有數百名巫醫齊聚王宮,執行解除詛咒的儀式。他還宣告,繼續從事販運的人,原本加在受害者身上的詛咒會轉回到加害者身上。效果很快出現:奈及利亞反販運署 Edo 州的指揮官表示,詛咒解除後受害者明顯更願意出庭作證。但這也有極限:歐盟庇護局的報告指出,這份宣告的影響力隨時間減弱,部分不是 Edo 州出身的販運者也認為詛咒管不到自己。和肯亞對照,差別一目了然:英國政府主辦的淨化沒人當真,傳統宗教領袖的宣告卻能改變人心。
6.2 盟約與契約
侯馬盟書(春秋晉國) ★★★
1965 年山西侯馬出土數千件朱書玉石片,是晉國卿族趙氏與其盟友的盟誓文書。盟辭要求參與者效忠盟主、不與敵對宗族往來,違者「麻夷非是」(學者多讀作「滅彼氏族」),由先君神靈監督懲罰。盟書與犧牲一起埋入坑中,把契約交給地下的神靈託管。
西元前 43 年漢匈「骷髏杯」血盟,以及朝廷差點「解盟」 ★★★★★
《漢書·匈奴傳》記載,漢使韓昌、張猛與呼韓邪單于登上諾水東山,殺白馬,單于用徑路刀與金留犁攪酒,雙方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骨製成的飲器共飲血盟,約定漢與匈奴世世代代不得互相欺詐攻擊,先背約者受上天降禍。兩人回朝後,公卿認為他們擅自以漢朝世世子孫與夷狄立下詛盟,讓單于可以拿惡言上告於天,主張派使者去「告祠天,與解盟」。漢元帝最後只讓兩人以錢贖罪,並下詔不必解盟。
這是一場典型的「我方」與「非我方」靈性攻防:漢朝大臣真心擔心匈奴握有一份能向上天告狀的毒誓,想派人去辦一場宗教儀式把它撤銷。
日本的起請文與熊野牛玉寶印 ★★★★
中世以降的日本,重要契約要寫成起請文:在牛玉寶印護符的背面寫下罰文,列舉違約時要承受神罰佛罰,並召請一連串神佛作證。熊野那智大社的版本用八咫烏的圖案組成文字,許多起請文還會在署名上按血印。民間傳說違背熊野誓紙就會吐血而死、墮入地獄,熊野的烏鴉也會死去一隻。起請文的歷史比過去以為的更早:2007 年琵琶湖北岸的塩津港遺址出土了一片 1137 年的木簡,比原本公認最早、1148 年東大寺的起請文還早。戰國時代的「一味神水」更直接:燒掉起請文,把灰混進水裡,大家一起喝下。
東南亞的「喝誓水」 ★★★★
阿瑜陀耶與曼谷王朝的效忠儀式是:僧侶誦經加持水,宮廷婆羅門把國家寶劍等王室兵器浸入水中,官員聽完誓詞後必須把杯中水喝到一滴不剩。法國使節 La Loubère 在 1691 年的著作中就記錄過這套儀式。緬甸蒲甘王朝也有類似的效忠誓水,以祭祀精靈的動物鮮血混入水中,用刀劍矛尖攪拌後飲下,刀兵象徵背誓者的橫死。契約的條款就這樣被直接喝進身體裡。
哈羅德的聖物誓言(1064 年前後) ★★★
威塞克斯伯爵哈羅德據說在諾曼第向威廉宣誓效忠,貝葉掛毯描繪他手按兩個聖物匣。12 世紀的諾曼編年史家 Wace 進一步說,聖物原本被布蓋住,哈羅德不知道自己對什麼發了誓。這與 landraad 的情節相互呼應:布料再次成為隱藏靈力的機關。後來威廉以「背誓者篡位」為由爭取到教宗支持,1066 年打著教宗的旗幟渡海征服英格蘭。
6.3 戰爭
羅馬的「呼神出城」(evocatio) ★★★★★
羅馬人圍城時,會舉行儀式邀請敵城的守護神「投奔」羅馬,承諾在羅馬為祂建造更好的神殿。文獻與銘文證據從西元前 396 年攻下維愛、迎回朱諾女神,延續到西元前 75 年左右攻下舊伊紹拉。1970 年在土耳其 Bozkır 發現的一塊銘文,記錄了 Servilius Vatia 攻克舊伊紹拉時許下的誓願,形式接近 evocatio。不過也有學者不買帳:一篇 2023 年的博士論文認為,維愛、迦太基、舊伊紹拉等圍城戰都沒有可靠證據顯示真的舉行過這項儀式。這套武器也有對應的防禦:古代作家記載,羅馬自身守護神的祕名受到嚴密保守,就是怕被敵人反過來「呼走」。
拜占庭的聖母長袍(860) ★★★★
相傳羅斯人艦隊圍攻君士坦丁堡時,牧首把珍藏在 Blachernae 教堂的聖母長袍(maphorion)浸入海中,隨後風暴大作,艦隊潰散。一件布料成了城牆之外的最後一道防線。
清代王倫起事(1774) ★★★★
王倫的清水教起事軍一路擊敗清軍,民間開始流傳他們會刀槍不入的法術,臨清城的許多官員在起事軍抵達前就逃走了。清人筆記(俞蛟《臨清寇略》)還記載守軍以穢物與婦女破除邪術的「反制法術」。實際的戰果則是:謠言比刀槍先攻下了官員的士氣。
羅馬尼亞與日本?不,是坦尚尼亞與烏干達的「防彈油」 ★★★★
- Maji Maji 起事(1905–07,德屬東非):先知發放 maji(聖水),宣稱能讓德軍子彈化成水,把原本互不統屬的族群串連起來,最後卻在機槍與焦土政策下造成數萬乃至更多人死亡。
- Alice Lakwena 的聖靈運動(1986–87,烏干達):自稱先知的 Alice Lakwena 號召了約七千到一萬名信徒,宣稱只要在胸口塗乳油木果油,政府軍的子彈就會化成水,擲出的石頭會像手榴彈一樣爆炸。這個運動一度差點推翻剛上台的 Museveni 政權。1987 年 11 月,聖靈運動在距坎帕拉約 80 公里的 Jinja 被政府軍重砲擊潰,她騎腳踏車逃往肯亞。
辛巴威獨立戰爭的靈媒(1966–80) ★★★
這是靈性資源轉化為實際政治動員的成功案例。人類學家 David Lan 研究東北部 Dande 地區 1971 到 1979 年的游擊戰,發現 ZANU 游擊隊必須進入當地農民的社會與文化實踐,才能取得支持。全國有數十位附身紹納王室祖靈的靈媒積極支持抗爭。祖靈的禁忌約束游擊隊的行為,祖靈的認可則替他們換來農民的糧食與情報。
美國中情局的「吸血鬼」心理戰(1950 年代菲律賓) ★★★★★
中情局的 Lansdale 先派人散布謠言,說 Huk 游擊隊紮營的山上有 aswang(菲律賓傳說中的吸血妖怪),再埋伏在山徑上,悄悄抓走巡邏隊的最後一人,殺害後在頸部刺出兩個洞、放乾血液,把屍體丟回路上。據研究這段歷史的 Aswang Project 整理,這種吸血鬼手法只用過一次,趕走了一個約一百到三百人的中隊;更常用、也更有效的是在疑似通敵者的屋牆上畫「上帝之眼」。也有人質疑當地傳說中根本沒有吸血型的 aswang,真正嚇人的恐怕是同伴被殘殺倒吊的景象本身。這個案例提醒我們:所謂「靈性攻擊」,有時只是真實暴力的包裝。
越戰的「遊魂行動」與 10 號鬼帶 ★★★★
美軍第六心戰營利用越南人「客死異鄉、無人安葬便會成為遊魂」的信仰,製作了「Wandering Soul」心戰錄音。有心戰老兵回憶,他們在遊魂錄音裡混入老虎吼聲,兩人小組在山上播放後,有 150 名越共下山。不過這場行動的整體成效始終難以確定。
英國情報單位的占星師(二戰) ★★★★
在宣傳戰專家 Sefton Delmer 指揮下,占星師 Louis de Wohl 偽造了德國占星雜誌《Zenit》的高仿版,在假星盤裡「預言」納粹將領將遭厄運、希特勒將被親信背叛,再偷運進德國流傳。至於當初雇用他的情報目的,英國擔心希特勒的戰爭由占星術士主導而聘請他,但幾個月後他拿不出任何關於希特勒御用占星師 Krafft 的實證,就被悄悄冷落了。冷戰時期,美國也因為擔心蘇聯發展「心靈武器」而推動遙視計畫(Stargate),1995 年的外部評估結論是沒有可用的情報價值。
韓國的「日帝鐵樁」 ★★★★★
這個案例的靈性攻擊是否真的發生過都有爭議,但它的政治效果極為真實。1995 年 2 月 28 日,也就是三一節前一天,韓國內務部宣布在光復五十週年之際大規模拔除日本殖民者據稱為了截斷民族氣脈而打進山中穴位的鐵樁,民間的拔樁運動從此轉為政府主導。反方則認為,鐵樁的位置大多與日本殖民時期三角測量的標記點吻合,只是測量用的標樁。更冷門的是,《正祖實錄》1797 年就記載過正祖感嘆朝中缺少人才,歸咎於明初道士在端川玄德山打下五根鐵樁鎮壓天子之氣。這是已知最早的「鐵樁侵略論」。同一年,原朝鮮總督府大樓被拆除。早在 1993 年就有風水論者主張,這棟大樓從空中俯瞰呈「日」字形,就是為了截斷首都的氣脈。2024 年的韓國電影《破墓》也以鐵樁作為核心題材。
6.4 政治、經濟與街頭
緬甸的「紗籠革命」(2021)——布料再度上陣 ★★★★★
這是與本文主題最直接呼應的當代案例。緬甸傳統觀念認為,女性下身與遮蓋下身的衣物會削弱男性的「hpone」(男性靈力);民主運動人士 Thinzar Shunlei Yi 說,男人只要從女性的筒裙下走過,hpone 就會被毀掉。抗議者於是把女性筒裙(htamein)掛成街壘。士兵與警察不敢直接穿過,只好停下來先把筒裙拆掉,這段時間讓抗議者得以躲進附近的民宅。2021 年國際婦女節,緬甸各地女性發起「紗籠革命」。也有年輕男性把女性筒裙戴在頭上,表態拒絕 hpone 這套觀念。同一塊布,既被當作對付軍隊信念的武器,也被用來拆解父權迷信本身。
奈溫的「九」字鈔票(1987) ★★★★★
這是靈性信念反噬統治者自己的例子。1987 年 9 月 5 日,緬甸政府無預警廢止 25、35、75 緬元紙鈔,約七成五的流通貨幣一夕作廢,改發行 45 與 90 緬元兩種面額,因為兩者都含有獨裁者奈溫最愛的數字 9。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引發嚴重動亂(即 8888 民主運動),最終導致 1988 年的軍事政變。2007 年,緬甸僧侶則用另一種靈性武器回擊軍政府:集體「覆缽」,拒絕接受軍人家庭的布施,等於斷絕他們積累功德的管道。
教會審判害蟲(16 世紀法國) ★★★★
1587 年薩伏伊地區的 Saint-Julien,葡萄園被象鼻蟲侵害,村民請求教會法庭審判這些蟲子。法庭甚至替蟲子指派了辯護律師,村民也提議劃一塊地給牠們。Leeson 等經濟學者認為,這類審判實際上是在強化信徒繳納什一稅的意願。
6.5 總表:靈性攻防的實效
| 案例 | 時地 | 攻擊或防禦 | 靈性載體 | 實際效果 |
|---|---|---|---|---|
| Landraad 護身符 | 19 世紀爪哇 | 證人防禦,法官反制 | 頭巾裡的紙符、《古蘭經》 | 寫進刑法第 547 條;沒收品沉睡在荷蘭博物館 |
| 雅典綁舌詛咒板 | 前 5–4 世紀 | 訴訟攻擊 | 鉛板、地下神祇 | 實效不明,但顯示司法可被「操弄」的焦慮 |
| 《女巫之槌》 | 15 世紀歐洲 | 法官防禦 | 聖鹽、聖蠟、剃髮 | 為搜身與酷刑提供正當性 |
| 斬雞頭 | 華南、臺灣與英屬殖民地 | 誓言強化 | 雞血、黃紙、城隍 | 有自白與還錢的紀錄;今天多成政治表演 |
| 茅茅反誓 | 1950 年代肯亞 | 殖民反制 | 巫醫淨化儀式 | 官方承認失敗;懺悔制度才奏效 |
| 貝寧國王解咒 | 2018 年奈及利亞 | 解除與反咒 | 王權與 juju | 證人願意作證;效力逐漸遞減 |
| 漢匈血盟 | 前 43 年 | 盟約 | 月氏王頭骨杯 | 朝廷差點派人「解盟」 |
| 起請文 | 12–19 世紀日本 | 契約擔保 | 熊野牛玉護符、血印 | 支撐中世到近世的契約社會 |
| evocatio | 前 396–75 年羅馬 | 戰爭攻擊 | 召請敵城守護神 | 史實性仍有爭議 |
| aswang 心戰 | 1950 年代菲律賓 | 心理恐嚇 | 偽造的「吸血」屍體 | 趕走一個中隊;本質是真實的殺戮 |
| 鐵樁 | 1995 年韓國 | 被認定的「風水侵略」 | 山中鐵樁 | 政府主導的國族儀式 |
| 紗籠街壘 | 2021 年緬甸 | 民眾防禦 | 女性筒裙 | 拖延軍警行動,也挑戰父權觀念 |
| 九字鈔票 | 1987 年緬甸 | 統治者自我加持 | 數字 9 | 經濟崩潰,引爆 8888 運動 |
6.6 歸納:靈性武器什麼時候「真的有效」?
- 對方必須共享信念:護身符在荷蘭失效,乳油木果油擋不住政府軍的砲彈。靈性武器只對信它的人起作用,包括信它的敵人。
- 發令者的正當性比儀式本身重要:英國政府主辦的淨化沒人當真,貝寧國王的宣告卻能改變人心。荷蘭人懂這一點,所以宣誓由 penghulu 舉著《古蘭經》主持,而不是由荷蘭庭長來辦。漢朝大臣想「解盟」,也得透過「告祠天」這個在神明面前正當的管道。
- 必須有看得見、摸得到的物質載體:布、雞、水、紙、鐵樁。看得見的儀式,才能被看見的人記住。
- 怕遇到可觀察的反證:茅茅懺悔者「沒有死」,讓誓言的威力逐漸瓦解;Lakwena 的戰士倒下,聖靈運動也隨之崩潰。
- 防禦本身就是承認:《女巫之槌》的聖鹽、荷蘭人的頭巾搜查、韓國的拔樁運動,都在某種程度上確認了對方那套宇宙觀的效力。這是所有靈性防禦最根本的弔詭。
- 兩面刃:同一份信念可以動員出 Maji Maji 與辛巴威的抗爭,也可以把信徒送進機槍的射程,或者被 Lansdale 這樣的人拿來包裝真實的暴力。
七、點評:這篇論文的學術價值,以及它站不站得住
價值一:把布料與照片升格為法律史的正式史料
大致成立。論文最有說服力的地方,是「那幅版畫保留了綠桌布、刪掉了蠟染」這個細節:它直接證明了荷蘭人與爪哇人讀到的是不同的訊息,這是純文字檔案做不到的論證。
限制:作者也承認照片多為擺拍,加上黑白影像本身會失去顏色。在中遠距離的黑白照片裡判讀「這是 ceplok」「那是 parang rusak」,帶有相當的詮釋成分。被告「在視線高度直視蠟染」這類推論合理,但無法驗證。
價值二:以「管轄層疊」挑戰直接/間接統治二分
部分成立。這個概念很有啟發性,但一篇十六頁的邀稿文章主要是用菁英服飾去示範,還談不上完整論證。至於結論宣稱布料也提供了「抵抗」的可能,文中幾乎只有護身符一例,而且這一例主要依據荷蘭人沒收的物件,以及一次私人訪談。
價值三:讓在地行動者進入畫面
只成立一半。被作者帶進敘事的主要是 priyayi 貴族與他們的家族檔案。真正被審判的鄉民,在照片裡依然背對鏡頭,在論文裡也依然沉默。這是史料的結構性限制,作者有自覺,但「增添在地聲音」的說法仍略顯樂觀。
價值四:串連法律史、織品研究與博物館去殖民化
成立,而且有後續發展。論文中提到的 Mirjam Shatanawi,後來出版了專書《Legacies of Colonialism in Museum Collections》,書中專章討論殖民者如何透過收藏護身符「取走伊斯蘭的保護」。論文開出的題目已經有人接續。
事實與細節的檢驗
| 項目 | 論文說法 | 檢驗結果 |
|---|---|---|
| parang rusak 成為禁忌紋樣的時間 | 1811 年 Raffles 與日惹蘇丹 HB II 的條約 | 依據是一篇會議論文。大英博物館的藏品說明指出,這項規範在 Raffles 造訪前不久才由梭羅的 Paku Buwono III 與日惹的 Hamengku Buwono I 頒布,與 1769 年、1785 年的宮廷敕令吻合。論文的 1811 年說需要更強的證據。 |
| 圖 1 人物身分 | Pati 攝政 Tjondronegoro 有四子,其一為 Hadiningrat | 新加坡國家文物局把同一位 Pati 攝政標為 Raden Adipati Arya Candra Adinegara;但 Hadiningrat 的父親 Tjondronegoro IV 在 1850 年已調任 Demak 攝政,後來由 Hadiningrat 接任;1911 年的《De Gids》則說這位 Demak 攝政有五個兒子。論文可能混淆了同宗的兩位攝政,值得回頭比對 KITLV 原始圖說與 Hasselman 1915 年的原文。 |
| 馬打蘭王國存續年代 | 第 537 頁寫 1586–1755,第 542 頁寫 1582–1755 | 前後不一 |
| 圖 2 座位 | 正文說 Entol Goenadaja 是左起第三位 | 圖說列為左起第二位 |
| 拼寫 | 「Kartordirdjo」;圖 6 圖說作「C.P. Cloux」 | 應為 Kartodirdjo;正文作 Du Cloux |
| 遺漏的對話對象 | — | 沒有提到殖民刑法第 547 條;沒有引用 Bernard Cohn 與 Lauren Benton |
總評
這篇文章的價值不在於提供定論,而在於開出研究議程。它示範了法律史可以從「看」開始,而不只是從「讀」開始。它的錯誤多半是細節層次,不動搖核心論證,但「1811 年條約」與「圖 1 人物身分」兩處,正好落在作者最重視的「讀布」與「讀照片」上,值得修正。
最好的證明,或許是這篇論文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然沒有結束:2026 年施行的印尼新刑法依然在處理法力;監誓人員依然把《古蘭經》舉在證人頭上;有人依然裹著屍布向社會發誓;緬甸的女性把筒裙掛成了街壘。布料在法庭內外承載的權力,比黑白照片所能保存的要長久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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