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五月,我从欧洲坐船回来,在纽约港踩上陆地的时候,鞋底还沾着比利时的泥,军靴帮磨破了脚踝,口袋里就揣着半盒皱巴巴的幸运烟,和长官批给我的返乡假条。我跟同车的伙计说,别带我去市中心那些酒馆凑热闹,直奔我老家丹佛郊外那家老馆子,我就要吃他们家的洛基山炸牡蛎。
那玩意儿我走之前连吃了三份,面糊裹着现剥的鲜货,丢进滚油里炸到外皮脆得掉渣,咬开内里软得像云朵,撒一把现磨的黑胡椒,就着冰汽水一口吞下去,香得能把舌头吞下去。那时候我登船前拍胸脯跟厨子老汤姆说,要是我能活着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再来吃三份。
老汤姆还记得我,我刚掀开门帘他就喊我的名字,铁锅里的油立马烧得滚起来。我找了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就是落基山的雪顶,太阳晒得我后背暖,不像在阿登,雪钻进衣领里冻得骨头疼。没等十分钟,盘子就递到我桌上,那股热气裹着香味往鼻子里钻,比鲁格子弹击中我的时候还让我脑子发懵。
我拿起叉子叉了一块,外皮脆得咔嚓响,咬开那一口鲜劲冲上来,油香混着肉的嫩,黑胡椒的味顶得我鼻子一下子酸了。我嚼都没顾得上嚼就咽下去,又叉了一块。在法国的树林里躲炮击的时候,我抱着枪想的就是这一口;在伤院里躺着,伤口疼得睡不着的时候,我闭着眼就能想起这个味。
现在我就坐在这里,不用听迫击炮的响,不用盯着树林里的影子怕有德军摸过来,热乎的炸牡蛎就在我盘子里,窗外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山。我一口气吃了三块,油蹭在了下巴上也懒得擦。
这才叫打赢了,伙计。这才叫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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