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a Scholz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ast & Present, Volume 269, Issue 1, November 2025, Pages 120–168
https://doi.org/10.1093/pastj/gtae042
一、這篇論文在做什麼
一句話版本：歷史學家寫天氣寫得越來越多，但畫天氣的地圖幾乎沒變過——仍然是氣象學家那套等壓線、風向箭頭、假色異常圖。這些地圖把大氣畫成「與人無關的物理現象」。作者主張，歷史學家應該自己設計地圖，把大氣畫成「當時的人所理解、所互動的空間」，並用十八世紀薩爾茲堡農民對雷雨雲開砲的「氣象戰爭」做示範。
問題意識的來源：作者觀察到兩股潮流各走各的（頁120–123）。一邊是「大氣人文」（atmospheric humanities）——文化史、科學史、人文地理都在談天氣如何被感知、被政治化；另一邊是數位空間史（historical GIS、深層地圖）蓬勃發展。但空間史的地圖幾乎只畫陸地與海面，大氣是Monmonier所說的「一個孤立的省份，看不見、被忽略」。作者認為這不只是漏畫，而是「製圖語言」本身在強化一種物理主義（physicalist）的天氣觀：我們用文字談天氣的文化意義，卻用氣象學的視覺語法畫它，於是地圖悄悄告訴讀者：天氣是物理，不是意義。
作者的核心命題（頁123–124）：地圖不是資料的替身，而是視覺論證（visual argument）；既然是論證，就可以被重新設計。他要問的不是「氣候如何影響歷史」，而是「過去的人如何在空間中理解天氣」，然後把這個理解畫出來。
二、論證怎麼展開
第二節：現有大氣製圖的三種類型與共同盲點（頁126–146）
作者以「氣候史網絡」的書目為底，把歷史著作中的大氣地圖分成三類：
手繪與向量圖：以綜觀天氣圖（synoptic chart）為主。Map 1 是Lamb與Frydendahl重建的1786年9月14日不列顛風暴：受過訓練的眼睛能讀出中部50節的西南風、14–16°C的氣溫，外行人則看不懂。作者指出這種「看不懂」不是缺陷，而是修辭功能——它宣示氣象學家的專屬權威，甚至暗示作者已完全掌握、乃至控制這個系統。時間變化則靠三種策略呈現：小倍數（Kington重建1780年代歐洲逾千張日天氣圖，Map 2）、疊合動畫、以及Rankin所謂的「歷史變量」（例如Map 3，1979年1月相對於1931–60年均值的溫度距平）。氣候史之外的歷史學家則幾乎只畫「風」，而且用箭頭——Bankoff論季風與葡萄牙帝國的Map 4，只編碼風向與季節，不編碼風速；箭頭這個符號同時用於軍隊、貿易、移民，等於把天氣「馴化」成敘事史熟悉的因果角色。
演算法地圖：Brönnimann以EKF400模式重建1694–95年冬夏異常（Map 5）。作者承認這是氣候學的傑出成果，但引Rankin的「精確陷阱」批評：假色與平滑處理暗示「完整連續的知識」，抹掉了資料的缺席與不確定性。
衛星影像：最有趣的例子是布勞岱爾——他在1966年《地中海》第二版放了兩張1964年NASA氣象衛星照片，標題「大西洋入侵內海」，但正文一個字都沒討論。作者引Maher的話說，這是把視覺證據當「櫥窗裝飾」。
三類地圖的共同特徵（頁140–141）：小比例尺（覆蓋數百萬平方公里，天氣被框成超越地方、必須在大陸尺度理解的現象）、平面（沒有垂直與體積——而垂直恰是大氣最重要的美學特徵）、靜態、黑白或假色、肉眼不可見（氣壓系統、相關係數）。更關鍵的是「與人分離」：Map 6（Lamb的1596年7月）把非人類的互動（冰、植被）畫成圖形，把人類的互動寫成文字（"Germany, famine"），即便同框也在視覺上分家。作者把這種分家追溯到二十世紀氣候史家避免決定論的謹慎——Le Roy Ladurie說的「人類中心偏見」——但指出這種謹慎在製圖上凝固成了人／非人的二元。
第三節：演算法疊層——把人放回去，但只放物理的人（頁146–153）
近年空間史用計算流體力學（CFD）在村落、城市尺度模擬大氣：Natsume用CFD證實十九世紀日本武藏野台地的村落樹林確實是為擋風而配置（Map 7）；Heblich等三位經濟學家用近代風向資料證明英國工業城市的污染被吹向東區，且能部分解釋今日的鄰里分化（Map 8）；Forensic Architecture用CFD模擬路易斯安那「死亡巷」石化廠對黑人社區的「化學毒氣」（Map 9）。這三例確實把人的能動性放回地圖，但作者借用人類學的emic／etic區分指出：它們是etic（局外者）的——人與大氣的關係被化約成風速、粒子濃度、流體摩擦。詮釋、經驗、政治意義沒有製圖表達。於是他問：能不能做emic（局內者）的大氣地圖？
第四節：氣象戰爭——把天氣畫成當時人所知道的樣子（頁153–165）
這是全文的核心個案。背景是阿爾卑斯區十八、十九世紀的「對雲開砲」（Wetterschießen）：農民相信砲聲能驅散或改道冰雹雲，理論從機械（砲風吹散雲）、化學、電學到辟邪不等；奧地利、巴伐利亞當局視為無效且危險，屢禁不止，甚至引發暴動。
具體案例是1772年8月前後薩爾茲堡大主教邦內Holzhausen與Ringham兩村向大教堂參議會的請願（檔案SLA DK Akten 61.Ss）。請願者描述的「天氣空間」如下：暴風雨從兩個湖（Chiemsee、Waginger See）發源，朝Teisenberg山移動，但總是被Höglwörth修道院神職人員的「強力天氣祝禱」擋回來，於是雲在Teisendorf附近停住或轉向他們的村子，再往Weildorf、Saaldorf、Haunsberg山去。過去他們開砲，能把雲打散或引向Teisendorf旁的山上、落在林地；如今禁砲，雲又走回老路（Map 10、11）。再加上政治地理（Map 12）：巴伐利亞境內的Traunstein與Ostermiething仍獲准開砲，把雲「更猛烈地」推向薩爾茲堡這邊；請願者遂把開砲框成對抗巴伐利亞鄰居的自然法自衛（Defensio Juris naturalis），並宣稱他們的砲能保護整個大主教邦的腹地。地方官員背書，薩爾茲堡最終允許邊境村落開砲——但只准朝巴伐利亞方向開。
作者把這個宇宙觀稱為「撞球式的暴風雨觀」：湖生雲、山吸雲、祝禱與砲聲是碰撞的球桿，暴風雨在人與自然共同劃定的力場裡被推來推去。他強調三件事：（一）這種空間論證用文字很難傳達，非畫不可；（二）地圖上直接放入請願原文（斜體），讓當時人的聲音進入「通常保留給現代專家的媒介」；（三）1787年薩爾茲堡的禁令本身也用「河流被強力逆轉」來比喻被砲擊的暴風雨——「撞球觀」不只是農民的迷信，也是官方的語言。
然後是我認為最巧妙的一步：Map 13。作者拿瑞士氣象局2013–19年大冰雹的雷達質心資料，畫出六場嚴重冰雹的軌跡，顯示阿爾卑斯區冰雹確實大致直線東行，但偶爾急轉、停頓——請願者歸因於砲聲與祝禱的「突然停止與轉向」，在現代氣象觀察裡也存在。同時，當時人理解的暴風雨尺度（35–45公里）遠小於雷達顯示的數百公里。這一節的結論不是「農民其實是對的」，而是暴風雨是社會－自然混合體：物理軌跡與文化詮釋互相餵養。
第五節結論（頁165–168）
作者總結：現有地圖偏好長時段、平面、小比例尺、非人視角，原因不在史家想抹去人的經驗，而在對地圖能力的想像太窄。他引Rankin：與其夢想一個「後製圖的應許之地」，不如發展處理「主體性與空間歷史性」的視覺語彙。這個綱領適用於瘴氣信仰、聲音與氣味、空戰、核焦慮、原住民生態知識等一切「大氣」課題。
三、作者立論的特色
把「製圖語法」本身當成史學問題。多數空間史論文問「地圖能告訴我們什麼」，這篇問「我們用什麼語法畫，就會相信什麼」。等壓線、箭頭、假色都被當成有立場的修辭讀。
emic製圖但不放棄etic檢核。這是全文最見功力處。純粹的「感知地圖」容易滑向相對主義；作者用雷達資料做交叉比對，既證明農民的描述不是憑空捏造，也標出其尺度的侷限。他要的不是「誰對」，而是混合體。
尺度作為方法。他把「大比例尺／小面積」與微觀史的知識計畫連在一起：縮小尺度不只是技術選擇，而是回到近代早期觀察者的感官尺度。
讓史料進入地圖。請願原文以斜體嵌入圖面，這是一個小動作，卻直接對應他「讓當時人的證詞使用專家的媒介」的政治主張。
政治地理與大氣地理的互相構成。Map 12把邦界畫進雲的軌跡，論證「政治邊界塑造了大氣景觀」——這比「天氣影響政治」的老命題多了一個反向箭頭。
四、作者沒談、但值得拿來對照的材料
1. 理論上的鄰居
- Tim Ingold的「weather-world」（2005年〈The Eye of the Storm〉、2007年〈Earth, Sky, Wind, and Weather〉）主張天氣不是被觀看的表面，而是人活在其中的媒介——這是Scholz「emic大氣」最直接的現象學基礎，但他沒引。
- Sloterdijk《來自空氣的恐怖》（Luftbeben）把毒氣戰視為大氣被「明示化」的時刻，對應Scholz結論提到的空戰與核焦慮。
- Forensic Architecture不只做「死亡巷」；他們2021年在曼徹斯特Whitworth美術館的「Cloud Studies」展覽正是把催淚瓦斯、白磷、農藥飄散做成一套「雲的政治製圖」，且大量混用證人證詞——這其實比Scholz引用的Map 9更接近他要的emic／etic混合，而且就在他任教的城市。
2. 非西方的大氣紀錄：作者的文獻回顧是歐洲／英德語中心的，他自己也承認地圖偏重北大西洋。可以對照的是：馬王堆漢墓帛書《天文氣象雜占》（西元前二世紀）畫了大量雲氣形狀並配以占辭，是把大氣「如其所被理解」畫出來的極早案例；清代《晴雨錄》（雍正以降北京、南京、蘇州、杭州逐日天氣記錄）是「檔案而非地圖」的大氣資料；竺可楨1972年的五千年氣候變遷研究則幾乎全靠物候——恰好是Scholz明確排除在「大氣製圖」之外的代理資料。這些對照顯示：東亞傳統的大氣知識大量以文字與圖譜、而非地圖存在，Scholz的問題在此需要重新表述。
3. 薩爾茲堡自身的脈絡：作者沒提的是，同一個大主教邦在一世紀前（1675–90年）發生過奧地利規模最大的「魔法師雅克」（Zauberer-Jackl）巫術審判。Behringer曾論證小冰期與獵巫的關聯，「造天氣」（Wettermachen）正是常見指控之一。若把兩者並置，1772年請願呈現的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假設：對「誰該為壞天氣負責」的追究，從女巫轉移到了鄰邦的砲手與修士——一種天氣責任的世俗化與領土化。這只是假設，但正是Scholz的地圖方法可以測試的。
4. 氣象戰爭沒有結束：這是我覺得最能與論文對話的一組材料——現代科學版的「撞球觀」與鄰里衝突一模一樣，只是球桿變成碘化銀。
- 1960年代美國阿帕拉契：四州果農在1957年組成Blue Ridge Weather Modification Association，雇用雲種公司對抗冰雹；周邊酪農則把一整代最嚴重的乾旱歸咎於雲種，一位農民說飛機一飛進黑雲，五分鐘內雲就散、太陽就出來，並警告「再不停手會有人受傷」。
- 北達科他州2017年：Hettinger郡早在1988年公投退出州立雲種計畫，但居民仍認為鄰郡Bowman繼續參與影響了他們的降雨——這正是Map 12「Traunstein在邊界另一側開砲」的當代版。
- 墨西哥普埃布拉2018年：福斯汽車廠為保護露天停放的新車安裝防雹砲，鄰近三個市鎮的農民指控砲聲不但擋了雹也擋了雨，導致至少2,000公頃作物受損，索賠7,300萬披索；農民說砲太有效了，從五月雨季開始一切降水都被驅散。2005年日產在密西西比的工廠也曾因防雹砲噪音遭抱怨。
- 中國：2004年夏河南大旱，各地氣象人員在7月中旬發射數千枚碘化銀砲彈，成功引降暴雨，農村旱情緩解，城區卻因暴雨積水交通中斷，引發社會糾紛。我記得同年還有河南數個地級市對同一雲系搶先作業、下游城市抱怨被「截雨」的報導，但這次沒查到原始出處，請自行核實。
5. 反雹砲的技術譜系：Scholz只點到「1900年前後的國際會議」，細節可以補：1896年聖體節，施泰爾馬克酒農Albert Stiger在Windisch-Feistritz（今斯洛維尼亞Slovenska Bistrica）以自製約四公尺長的喇叭形砲管射出煙圈；他觀察到每場雹暴前都有一段詭異的靜止，想用砲聲打破它。當年葡萄免於雹害，方法迅速擴散，到1899年他報告約有2,000個射擊站，連《氣象學雜誌》1900年都承認幾年前讀到這種消息還會先看看是不是愚人節。其實1750年瑪麗亞·特蕾莎就曾禁止雹砲，理由除了事故頻繁，還有相反的抱怨：射擊會增加雹暴或減少周邊降雨——這條「減少降雨」的抱怨與2018年普埃布拉農民的說法隔了268年遙相呼應。1899年Casale、1900年帕多瓦兩次國際會議時市面已有至少60種砲型，1901年里昂第三屆更是滿街砲管；但1907年義大利皇家科學院報告測試無效，敦促政府停止鼓勵這種昂貴無用的做法。之後技術轉向火箭，再到今日：中國的火箭與高炮防雹作業「如同戰爭中的炮兵陣地」，火箭彈含8到15克碘化銀，高炮則是防雹專業戶，爆炸震動也被認為有一定消雹作用；2001年6月天津六天內發射火箭、高炮4,500餘發。從1772年的Holzhausen到2001年的薊縣，「向雲開砲」這件事的物質形式改變了，空間邏輯（我方作業區／鄰區／上游下游）幾乎沒變。
五、學術價值與檢驗
價值在哪
- 這是一篇綱領性文章，刊在Past & Present這種面向全體歷史學家的旗艦刊物，等於向主流史學宣告：大氣可以、也應該進入空間史的視覺工具箱。它的貢獻與其說是發現，不如說是打開一個工作區。
- 方法上真正新的是「emic製圖＋etic檢核」的組合。氣候史長期在決定論與建構論之間擺盪，Scholz提供了一個操作性的中間路線：把感知畫出來，再與物理資料並置而不合併。
- 它把Rankin、Knowles、Drucker關於「視覺工藝」的討論，從方法論宣言落實成一組可批評的地圖。
站不站得住腳——幾個保留
- 樣本問題：核心論證建立在一份請願書上。作者說這是「眾多請願之一」，但沒有展示第二個案例的地圖。一份文獻能撐起一種方法的示範，撐不起「當時人普遍如此理解」的通則。
- emic地圖的etic底座：Map 10–13的底圖來自ESRI、EEA、OpenStreetMap的現代地形暈渲。也就是說，「局內者的天氣」是畫在「局外者的地球」上的；而且這些地圖依然是平面、靜態、俯視的——作者自己批評的「flat, static, 沒有垂直性」，他的圖一項也沒突破（唯一的垂直暗示是山的三角符號）。他引了cartographie sensible與認知製圖傳統，但沒有真正處理這個張力。
- 雷達對照的可比性較鬆：MeteoSwiss資料是瑞士阿爾卑斯的六場大冰雹，西風／西南風的比例（36%／26%）也是瑞士數據，用來對照薩爾茲堡－巴伐利亞邊境有地理距離；「一致」的判準是「都會急轉與停頓」，這是相當寬鬆的一致。作者在註101裡誠實補了中位數軌跡29公里、七十分鐘的數據，反而顯示當時人的45公里尺度並不離譜——這對他「尺度差異」的論點是雙面刃。
- 視覺論證還是插圖：作者主張敘事「難以傳達相對位置」，但Map 10–12的資訊量其實不大，一段文字加一張地名索引圖也能達到。地圖真正做到、文字做不到的，是「把祝禱的弧線與砲的弧線畫成同一種力」——這一點他可以講得更清楚。
- 文獻回顧的範圍：如前所述，歐洲中心；而且對「為什麼氣候史家不畫地圖」的解釋（對地圖能力的想像太窄）偏善意，沒有考慮出版成本、期刊版面、同儕評審對「非標準圖」的抗拒等制度因素。
整體而言，這些保留都是綱領文常見的限制，不損及它作為「開題」的價值；但如果讀者期待的是一個經過壓力測試的方法，那還要等作者預告的專書。
六、對天災「動手」的唯物式民間奇思妙想
擋風：最古老的案例可能是恩培多克勒。Timaeus的《歷史》記載，當季風猛烈吹壞農作物時，他下令剝驢皮製成皮囊，張掛在山丘與岬角上「捕風」，因為這制止了風，他被稱為「止風者」。《蘇達辭書》的版本則說他是用驢皮把整座阿克拉加斯城圍起來。不管真假，這是一個「風是可以被物體攔截的流體」的純唯物假設——與後來荷蘭防風林、日本村落的「屋敷林」、Natsume用CFD證實的武藏野村落樹林，是同一條思路。
防霜：《齊民要術》（六世紀）給的操作指南乾淨得像實驗手冊：「天雨新晴，北風寒切，是夜必霜。此時放火作煴，少得煙氣，則免於霜矣」——先給出預測條件（雨後放晴、北風），再給干預手段（悶燒生煙）。蕭璠1993年在《史語所集刊》的研究指出，古人不僅發展出燻煙、覆蓋、包紮等防霜法，還會依無霜期長短選配早晚熟品種。這條路一直通到二十世紀初加州柑橘園的smudge pots、今日波爾多葡萄園的防霜蠟燭與風機——現代農學對輻射冷卻與逆溫層的解釋，只是替一千五百年前的做法補上機制。
滅蝗：唐開元四年（716）姚崇對山東蝗災的處置是中國史上最著名的「反天譴論」實作：他反駁「蝗是天災、不可捕」的主流意見，派御史督促各州「夜中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利用蝗蟲趨光的習性夜間誘燒、就地掩埋。這個案例的價值不只在方法，而在它與Scholz個案同構：民間／地方的唯物介入 vs. 中央的理論反對，只是唐代的角色顛倒（是宰相唯物、地方官與朝臣訴諸天譴）。
避雹針：這是最被遺忘、也最「啟蒙式」的一個。十九世紀初法國把富蘭克林避雷針的邏輯延伸到冰雹：既然雹被認為是大氣電的產物，那立起高竿、垂下稻草繩作導體就能「引走」雹雲的電。1837年美國園藝家A. J. Downing還專文介紹這種「paragrêle，或稱避雹針」。它的可愛之處在於完全遵循當時最先進的科學（電學），而錯得和開砲一樣徹底——提醒我們「唯物」與「正確」是兩回事。
震盪造雨：如果雹可以被砲聲打散，那雨是不是可以被砲聲打下來？前南北戰爭將領Edward Powers在1871年的《戰爭與天氣》裡整理了多場戰役後降雨的紀錄，主張砲聲震動可以迫使雲釋放雨水，並遊說國會資助研究；1891年8月Dyrenforth帶著炸藥、風箏和氣球到德州米德蘭進行美國第一次政府資助的造雨實驗。結果很有教育意義：第一次「成功」的雨連雨量計都來不及擺，隨後傳來震盪範圍之外的阿比林也下了大雨的消息；1892年在聖安東尼奧的第二輪實驗炸毀了一棵牧豆樹、震破旅館窗戶，雨倒是下了——在150英里外的拉雷多。這與阿爾卑斯的雹砲是同一個「震盪理論」的正反兩面，而且Scholz提到的Stiger本人正是先觀察到「暴風前的靜止」才開砲——兩者的觀察基礎驚人地相似。
熔岩戰爭：這是我認為與Scholz個案最像的一個。1669年埃特納火山噴發，卡塔尼亞居民Diego Pappalardo率五十人身披濕牛皮、持長鐵棍與鎬鏟接近熔岩流，鑿開凝固的外殼讓熔岩向西改道；但西南方帕泰爾諾的居民察覺新流向會威脅自己的城，「真的動手打退」了卡塔尼亞人，缺口重新凝固填滿；熔岩恢復原路流向卡塔尼亞，這是史上第一次有紀錄的熔岩改道嘗試。結構上這與1772年的請願完全同構：我方把災害「推」向鄰居的土地，鄰居把它推回來，唯一的差別是熔岩比雲更看得見，所以「鄰居搶著改道」從指控變成了肢體衝突。這條路之後通向1935年美軍轟炸茂納羅亞熔岩流（巴頓參與規劃），以及1973年冰島赫馬島居民用海水泵浦冷卻熔岩、真的保住港口——唯物介入從荒謬走向有效的完整弧線。
驅霧：二戰時英國皇家空軍的FIDO系統在跑道兩側燃燒汽油加熱空氣、蒸發霧氣，讓轟炸機能在霧中降落。這是「拿熱量硬碰霧」的暴力唯物主義，而且成功了——代價是每小時燒掉數萬公升燃油。
從雹砲到火箭到高炮：前一節已鋪陳這條譜系。值得再點出的一個細節是它的「反轉」：早期奧地利農民的槍砲有些裝的是釘子，目的是打死雲裡騎行的女巫；有些只裝火藥、空膛射擊製造巨響，據說是要擾亂暴風的電平衡——同一支槍，同時承載辟邪與電學兩種解釋。而故事的結尾很反諷：福斯普埃布拉廠在農民抗議後承諾改裝防雹網作為主要防護，砲只留作手動的次要工具。三百年對天開砲，最後解答是一張網。
哪些值得進一步用「大氣空間史」的方法做
我會挑三個：
1669年埃特納：史料極豐富（當時多份目擊記述、教堂壁畫、後世地質重建），且衝突的空間結構清晰（噴口—卡塔尼亞—帕泰爾諾三角）。用Scholz的做法，把居民「熔岩會往哪流」的認知地圖與今日地質模擬的實際流場並置，可以直接檢驗當時人的「火山撞球觀」。
現代人工影響天氣的鄰里糾紛：北達科他的郡界、河南的地級市界、普埃布拉的廠界，都是「政治邊界塑造大氣感知」的當代實驗室。而且這裡有Scholz案例缺少的東西——雷達、雨量站、作業紀錄都在，可以做真正嚴格的emic／etic對照，看看「鄰居偷了我的雨」這種認知在多大程度上有物理對應。
姚崇滅蝗：這個案例可以把Scholz的方法從大氣延伸到「移動的生物災害」，而且史料（兩《唐書》、《通鑑》、姚崇奏議）保留了雙方論辯的空間語彙：蝗從何來、往何去、火該設在哪裡。把唐代官僚對蝗群移動的想像畫出來，對照現代蝗群遷飛的氣象學（風向驅動），會是一張非常有趣的「emic昆蟲大氣圖」。
如果要我用一句話總結這篇論文和這批案例的關係：Scholz證明了「向雲開砲」值得被畫成地圖；而從恩培多克勒的驢皮到福斯的防雹網，人類「動手改天氣」的歷史其實是一部關於邊界的歷史——災害被推向哪裡，總是取決於誰在邊界的哪一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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