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guel Dantas da Cruz (Lisbon University)
War in History, 26(3), 316-341.
https://doi.org/10.1177/0968344517725540
Egyptian Soldiers in Ottoman Campaign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Temel Öztürk (Karadeniz Technical University).
War in History, 23(1), 4-19.
https://doi.org/10.1177/0968344514539944
一、兩篇論文一覽
| Dantas da Cruz（2018） | Öztürk（2016，線上首發 2014） | |
|---|---|---|
| 題目 | 從法蘭德斯到伯南布哥：葡萄牙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的戰場認知 | 十六至十八世紀鄂圖曼戰役中的埃及士兵 |
| 被整合方 / 帝國 | 葡萄牙 / 西班牙哈布斯堡（伊比利聯盟 1580–1640） | 埃及 / 鄂圖曼（1517 年起） |
| 核心問題 | 帝國的歐洲戰場（法蘭德斯）如何改寫葡萄牙的「尚武想像」（martial imaginary）、毒化葡西關係、並重估巴西的戰場地位？ | 鄂圖曼如何處理埃及既有的馬穆魯克軍制？埃及軍團對帝國戰役貢獻多大、為何從精銳變成累贅？ |
| 史料 | 戰爭書寫（史詩、史著、書信）、獎賞制度文件、Simancas 與里斯本檔案 | 伊斯坦堡鄂圖曼檔案（埃及敕令冊 Mısır Mühimme、Cevdet-Askeriye、MAD）、特拉布宗法庭登記簿、編年史 |
| 取徑 | 文化史／集體想像 | 行政史／後勤史 |
| 實證重心 | 1590s–1660s | 標題涵蓋 1517–1798，但原創部分集中在 1711–1739 |
兩篇文章互補得很巧：一篇談「被整合者的腦袋怎麼變」，一篇談「被整合者的兵怎麼被調度、為什麼調不動」。
二、Cruz：法蘭德斯如何改寫葡萄牙的戰場想像
1. 出發點：聖戰典範＋獎賞經濟
- 1580 年前，葡萄牙軍事文化幾乎完全由對穆斯林的聖戰構成：北非（1415 年攻占休達起）與印度洋。作者刻意用一段 1737 年替塞巴斯提安國王辯護的文字開篇——即使國王已在 1578 年三王之戰陣亡一個半世紀，「君主親征異教徒」仍是被歌頌的行為腳本。
- 制度面是 Fernanda Olival 所說的「獎賞經濟」：服役是為了向國王換取恩賞——軍事修會（基督、阿維斯、聖地牙哥）的勳章（habit）和附帶什一稅收入的 commandery（騎士團采邑）。
- 這套制度內建了一張「戰場等級表」：
| 戰場 | 制度地位 |
|---|---|
| 北非 | 官方另稱「非洲服役」；兩年即可申請勳章；commandery 幾乎只發給北非 |
| 印度 | 1575 年教宗規定需三年 |
| 安哥拉 | 哈布斯堡入主後才納入（1579 年起有頑強抵抗，但無穆斯林敵人） |
| 巴西 | 初期幾乎不在獎賞制度內；以私人承包的 donatary captaincy 開拓；沒有可供征服的「英雄式土著帝國」（對比西屬美洲的印加、墨西哥與阿勞科戰爭，Pagden 指出那是 criollo 認同的基石） |
| 哈布斯堡的歐洲領土 | 一直不在葡萄牙獎賞制度內 |
- 方法論上的新意：作者把獎賞制度當作「戰場聲望」的間接量尺——哪裡服役幾年可換到什麼、哪裡的申請被優先處理——並配合戰爭書寫作直接證據。
2. 三個論點及證據
| 論點 | 核心證據 | 針對誰 |
|---|---|---|
| ① 法蘭德斯經驗讓葡萄牙尚武想像出現「新敵人、新戰場、新宗教對立」，部分蓋過聖戰典範 | 1593 年葡籍士兵 Emanuel Antunes 以八行體寫的法蘭德斯史詩；1612 年馬拉尼昂遠征中法蘭德斯老兵鄙視新兵引發鬥毆；Francisco Manuel de Melo 稱法蘭德斯是「一所學校，在那裡待幾小時比在任何其他部隊待幾年更有名望」；Sardinha《維拉維索薩的帕納索斯》把在低地國立功者排在印度立功者之上；1641 年復國後 Marinho de Azevedo 立即頒布「仿帕爾馬親王法蘭德斯條例」的軍規；1645 年阿連特茹新團的隊長申請人幾乎清一色是法蘭德斯、義大利、巴西老兵，「北非資歷不再被看重」；1646 年阿萊格雷特侯爵稱三分之二部隊來自曾為卡斯提亞效力者；直到 1706 年葡軍攻入馬德里布恩雷蒂羅宮，仍讚嘆法蘭德斯總司令 Simão Antunes 的肖像 | 挑戰 Rui Bebiano「伊比利聯盟沒有動搖葡萄牙以十字軍理想為核心的軍事想像」 |
| ② 法蘭德斯是「有毒的禮物」，加深葡西摩擦 | 1617–19 年 Diogo Luís de Oliveira 受命在葡招募一個 tercio：他要求以延長家族 commandery 為報酬被拒，里斯本財政委員會拒付國王撥款，腓力三世四度下令才放行，士兵抵達里斯本時「幾乎赤身」；1619 年國會第三等級：「不得把士兵從此王國調往另一王國」；1632 年 João Pinto Ribeiro《論葡萄牙貴族與士兵不應為本王國以外的征服而戰》——「把士兵送去法蘭德斯，就像截斷河流、讓敵人膽壯」，主張「室外戰」（殖民地）而非「室內戰」（歐洲）；1581 年聯盟條款對「葡人在卡斯提亞領土服役怎麼獎賞」完全沉默，形成管轄真空——Oliveira 的名言：「在卡斯提亞因為是葡萄牙人不獲賞，在葡萄牙因為替卡斯提亞服役不獲賞」 | 補充 Elliott「複合君主制」研究：制度自治保住了，但人員流動製造了條款沒預見的裂縫 |
| ③ 荷蘭戰爭「大西洋化」，讓巴西從不體面的戰場躍升為帝國榮譽的核心 | 1624 年荷蘭攻占巴伊亞；1625 年「附庸遠征」（Jornada dos Vassalos）：56 艘船、1,185 門砲、12,463 人，Schwartz 稱之為伊比利世界最後一次成功動員貴族封建義務；Maino 的《收復巴伊亞》與委拉斯奎茲《布雷達投降》同列布恩雷蒂羅宮「諸王國廳」；相反，澳門（1627）、果亞（1630 年代）擊退荷蘭卻無人畫、無人寫；1631、1635、1638–39 收復伯南布哥遠征雖然失敗，仍成為請賞書中反覆引用的資歷；Brito Freire 主張巴西的戰鬥超越法蘭德斯；Vieira 神父：「陛下對任何服役的酬勞，都不如對巴西的服役那樣慷慨」；驅逐荷蘭人的 João Fernandes Vieira 在 18 世紀仍被海外委員會稱為「榮耀民族的英雄」 | 補充 Cabral de Mello 對伯南布哥本土主義（nativismo）的研究，指出其軍事想像的源頭 |
3. 值得留意的細節
- 職業軍人對「巴西戰爭」（Guerra Brasílica）的鄙夷：1631 年巴尼奧洛伯爵抱怨被派去「一個難以博取名聲的地方、氣候失調」；Rojas e Borja（法蘭德斯、米蘭、那不勒斯老兵）說「我不是猴子，不會在灌木叢裡行軍」。作者用殖民論述的框架解釋：美洲戰法被貶抑不是因為無效，而是因為「不同」。
- 殖民者的反向鄙夷：Vieira 主張巴西「不能靠要塞和軍隊防守，只能靠埋伏、獨木舟，尤其是印第安人」，「這種仗只有移民懂，母國來的人不懂」。
- 黑色傳說的雙面性：1640 年後葡萄牙一面用宣傳品譴責哈布斯堡在歐洲的暴行、「漂白」自己曾參與的事實，一面又把法蘭德斯資歷當作最值錢的軍事履歷。
三、Öztürk：埃及軍團在鄂圖曼戰役中的角色與衰退
1. 埃及為何是特例
| 標準省份（timar 制） | 埃及（salyāne 制，「薪俸省」） | |
|---|---|---|
| 財政基礎 | 授予騎兵農業稅收（timar），換取服役 | 全省歲入集中收取，統一發薪給士兵與行政 |
| 軍隊來源 | 省級騎兵（sipahi）＋中央禁衛軍 | 留駐的鄂圖曼禁衛軍＋保留並擴充的馬穆魯克 |
| 動員責任 | 省長、縣長、騎兵軍官 | 省長、縣長之外，各軍團長老（ikhtiyar）與地方領袖也要負責 |
| 徵召後的補給 | 由 alaybeg 供應 | 領取薪餉（ulufe）自行採購 |
- 鄂圖曼保留馬穆魯克，一方面因為馬穆魯克多為突厥語系（帝國稱他們 Etrāk，稱馬穆魯克國為「突厥國」），易於融合；另一方面「白奴」出身、在軍校（tibaq）畢業後獲自由的養成制度，造出精於騎射與近戰的武士階層。
- 1525 年 Hayır Bey 改組，馬穆魯克與埃米爾重新取得軍權並領取鄂圖曼薪餉；İbrahim Pasha 再整編為固定軍團。
2. 駐軍結構與兵力演變
| 時間 | 兵力 / 結構 |
|---|---|
| 1517 | 塞利姆留 3,000 人（另一說：500 禁衛軍＋5,000 騎兵） |
| 16 世紀後期 | 七個 ojaq：禁衛軍（mustahfizan）、azeb 步兵、省長親衛 müteferrika、傳令 çavuşan、志願兵 gönüllüyan、火槍兵 tüfenkçiyan、切爾克斯（馬穆魯克）；總數逾 9,300 |
| 1664 → 1797 | 13,000 → 18,000（作者指出這是帝國普遍現象） |
| 亞歷山卓 | 馬穆魯克殘存艦隊與鄂圖曼船隻合併，兼具作戰與運輸 |
作者特別指出：16 世紀下半後，省長與法官不再干預士兵薪餉的財務，加上 Qāsımiyye／Fiqariyye 兩大派系鬥爭，為腐化留下空間。
3. 動員流程（作者從敕令重建）
- 御前會議決定開戰→向埃及各貝伊發布敕令，說明理由與人數。
- 省長召集省議會、縣長、七軍團長老當眾宣讀；已任命的遠征統帥獲授榮袍（hil'at）；地方顯貴負責備糧。
- 統帥不是省長，而是中央派來的「代理人」（因為埃及省長不得離開崗位，作者註 43 指出這造成長期後遺症）。
- 人數：初期 500 → 2,000 → 17 世紀末定額 3,000；要求「有才幹、勇敢、健康」者。
- 開春（Newroz）前在亞歷山卓集結，官船不足可租民船甚至外國船。
- 費用由埃及國庫支付；薪餉交給各軍團長官（aga）。
- 航線：北伊朗→特拉布宗；巴格達方向→伊斯肯德倫；巴爾幹→加里波利再步行至埃迪爾內。登岸點名、登記缺員。
- 服役上限三年，期滿返鄉加薪（teraqqi）；後期因紀律不佳，常提前遣返。
4. 戰役履歷與表現曲線
| 戰役 | 埃及參與 | 評價 |
|---|---|---|
| 羅得島 1522 | 首次徵召 | 表現良好，從此被視為不可或缺 |
| 也門、衣索比亞 16 世紀；1612 也門 400 人 | 派駐 | 對征服也門「貢獻極大」 |
| 1608 鎮壓 Jelālī 叛亂 | 500 名武裝 jündî | — |
| 霍騰（Khotyn）1621 | — | 埃及與大馬士革兵被稱為「配當帝國的士兵」 |
| 巴格達 1636 | 切爾克斯、禁衛軍、親衛志願兵 | — |
| 坎迪亞（克里特）1645–69 | 1645 守蘇達港；2,000 人乘 28 艘船參與圍城；1669 再派 1,000 人與四艘加利恩 | Evliya Çelebi 見證 3,000 名「精力充沛」的埃及兵攻占敵方工事 |
| 貝爾格勒、蒂米什瓦拉 1697 | 約 1,300 人 | — |
| 普魯特 1711 | 要求 3,000 突厥語士兵；八艘加利恩只湊到五艘；在加里波利逗留近兩週 | 「幾乎所有行動都遲到」 |
| 摩里亞 1714–16、奧地利 1716–18 | 步兵攻里奧要塞，騎兵留在提諾斯島；1717 守薩瓦河抵擋奧軍 | 法國人 Brue 卻說埃及兵走在大維齊前面時比鄂圖曼兵整齊 |
| 伊朗 1723–27 | 經特拉布宗、埃爾祖魯姆 | — |
| 伊朗 1730–36 | 1731 抵特拉布宗，隨 Ali Pasha 駐防 | 「散漫、無紀律」，遲抵前線、未能參戰，敵軍逃往摩蘇爾；禁衛軍指揮官 Mullah Mehmet 受罰 |
| 奧地利 1736–39 | 敕令改發給東線總司令而非埃及；最後改派克里米亞協防 | 特拉布宗租九艘黑海小船，2,808 庫魯什由倉庫與海關官員均攤——「因為埃及兵已經沒錢了」 |
| 伊朗 1743–46 | 檔案無記載 | 作者推定未參加 |
| 1764 敕令 | 改收現金取代派兵 | 但不久又被徵召參加俄土戰爭 |
5. 特拉布宗：後勤的極限
- 1731 年配馬：軍官 160 匹、五個軍團 600 匹、禁衛軍與 azeb 兩軍團 1,000 匹；車輛須從埃爾祖魯姆調來，因為特拉布宗地形不適合馬車。
- 行軍序列：志願兵、火槍兵、切爾克斯先發，再親衛與傳令，最後禁衛軍、azeb 與總司令——分批出發以免塞港、搶牲口。
- 人口不到 42,000 的城市要吞下 3,000 名口袋有銀幣的士兵：糧食與草料被買空，出現饑荒與盜匪；官方拋售 2,000 蒲式耳存麵粉、2,150 蒲式耳大麥（部分來自 Şirin Hatun 基金會倉庫）才穩住。
6. 作者的結論
埃及軍團從「自備船隻、經費充足、初期表現有幹勁」，到 18 世紀「準備不足、常缺席戰場」，關鍵是訓練、補給、財政三個「不光鮮」的問題沒解決；1764 年伊斯坦堡寧可收錢。
四、兩篇對照
| 面向 | 葡萄牙 / 哈布斯堡 | 埃及 / 鄂圖曼 |
|---|---|---|
| 整合方式 | 武力入境後以協商定調（Cardim：刻意避免定性為「征服」），保留王國自治 | 純軍事征服，但保留舊政權的軍事階層與薪俸制 |
| 被整合者的軍事傳統 | 海外聖戰、兩棲奇襲、缺乏軍事理論 | 奴隸兵養成制、精銳騎射 |
| 帝國如何動員 | 合同 tercio、貴族志願、榮譽經濟；士兵在法蘭德斯被算作「西班牙人」 | 敕令定額 3,000、中央派代理人、薪餉制；馬穆魯克被算作「突厥人」 |
| 誰付錢 | 名義上帝國付（腓力三世撥 2,000 杜卡特），實際上想動用葡萄牙的 commandery 與財政，遭抵制 | 埃及國庫全額負擔；1730 年代已付不出，由特拉布宗官員代墊 |
| 效能軌跡 | 上升：接觸軍事革命、學到歐洲正規戰法 | 下降：從精銳到「國家的沉重負擔」 |
| 對本土軍事文化的影響 | 想像被改寫：新敵人（新教徒、叛民）、新戰場、新學校 | 制度被家戶化、派系化；作者未談文化層面 |
| 摩擦點 | 資源外流、獎賞管轄真空、國會與輿論反對 | 紀律與費用；帝國以現金替代 |
| 脫離帝國之後 | 1640 年老兵成為復國戰爭的骨幹 | 1768–73 阿里·貝伊、1805 穆罕默德·阿里（見第七節） |
| 史料視角 | 被整合者的聲音（葡萄牙人自己寫的） | 帝國中央的聲音（敕令與申訴）為主 |
一個共同的深層結構：帝國以榮譽或薪餉付款、省份以人力與金錢付款，兩篇文章的衝突都爆發在「誰付、誰領、在哪領」這條線上。
五、作者沒說、但可互相印證的脈絡
A. 呼應 Cruz
- 法蘭德斯老兵在復國戰爭的實績：文中提到的 Matias de Albuquerque（法蘭德斯／伯南布哥老兵）正是 1644 年蒙蒂霍會戰的葡軍主帥；但決定性的阿梅謝亞爾（1663）與蒙特斯克拉羅斯（1665）兩役，靠的是 1660 年來葡的德裔法國元帥 Schomberg 與英法援軍。可見「法蘭德斯經驗」改變了葡萄牙的軍事想像與組織語言（terço 編制沿用），卻不足以獨力打贏正規戰——作者談的是「想像」，不是「能力」，讀者宜區分。
- 軍事革命的另一頭：葡萄牙後來在築城學上走出自己的路（Luís Serrão Pimentel 1680 年《葡萄牙式築城法》、1647 年築城學堂），這條線正是從對抗荷蘭與西班牙工程師的經驗長出來的。
- 1643 年羅克魯瓦：西班牙敗軍主帥 Francisco de Melo 是葡萄牙人（文中註 93 提到）。復國之後仍有葡籍貴族替哈布斯堡打法蘭德斯，說明「毒化」是政治層面的，個人層面的吸引力並未消失。
- 荷蘭戰爭的全球性：Emmer 稱之為「第一次全球戰爭」——荷蘭東印度公司（1602）與西印度公司（1621）分別奪走馬六甲（1641）、錫蘭（1658）、科欽（1663）與伯南布哥（1630–54）。葡萄牙帝國「亞洲萎縮、大西洋化」的結構轉向，正是作者「巴西戰場地位翻轉」的物質基礎。
- 瓜拉拉佩斯（1648、1649）：驅逐荷蘭人的關鍵兩役，主力是伯南布哥本地民兵、黑人部隊（Henrique Dias）與原住民部隊（Felipe Camarão）——這正是 Vieira 所說「只有移民懂的仗」，也是後來伯南布哥本土主義的軍事記憶。作者提到 Fernandes Vieira 但沒把戰役本身講出來。
- Rojas e Borja 的下場：那位「不當猴子」的將軍 1636 年死於馬塔雷東達，正是在灌木叢的遭遇戰中——殖民地戰法對職業軍人的懲罰，比作者寫的更諷刺。
- 同一年的另一場分離：1640 年加泰隆尼亞也因奧利瓦雷斯的「軍備聯盟」（Union of Arms）而起義。Cruz 說 1625 年附庸遠征「立刻促成」軍備聯盟計畫，而該計畫正是同時點燃葡萄牙與加泰隆尼亞的導火線——把兩者放在一起看，「複合君主制的軍事整合失敗」是結構性的，不只是葡萄牙一地的問題。
B. 呼應 Öztürk
- Hathaway 的「軍事家戶」研究：18 世紀埃及七軍團已被貝伊家戶（尤其 Qazdağlı）滲透，軍團長老與貝伊把持薪餉與職缺。派往前線的「3,000 人」很可能不是家戶的核心武力，而是臨時湊的替補與雇傭——這比「訓練、補給、財政」更能解釋為什麼同一批人 1716 年在摩里亞整齊、1731 年在特拉布宗散漫。
- 鄂圖曼整體的軍事財政化：İnalcık 指出 17 世紀鄂圖曼從 timar 騎兵轉向薪餉步兵、稅制轉向包稅（malikane），中央對地方軍事貢獻越來越傾向「折現」。1764 年埃及改繳現金，是這條大趨勢的一個例子，不是埃及獨有的失敗。
- 1730 年帕特羅納·哈利勒之亂：作者只註記為「暴動」，但它結束了鬱金香時期、推翻艾哈邁德三世，本身就是首都對東線戰爭不滿的爆發——埃及軍團「遲到」的那場戰爭，在伊斯坦堡也不得人心。
- 其他薪俸省的對照：阿爾及爾、突尼斯、的黎波里同樣是 salyāne 省，禁衛軍軍團（ocak）在 17–18 世紀同樣寡頭化，形成 dey／bey 政權，對帝國戰役的貢獻同樣轉為海軍與現金。埃及的軌跡在帝國邊緣省份中是常態而非例外。
- 後勤學的定位：Murphey《鄂圖曼戰爭 1500–1700》估算鄂圖曼野戰軍每日糧草需求與集結港的承載門檻，Öztürk 的特拉布宗個案（4.2 萬人口 vs 3,000 兵＋1,760 匹馬）等於為 Murphey 的模型提供了一個 18 世紀的實測值。
- Ayalon 的老問題：馬穆魯克軍事文化輕視火器（Ayalon 1956），這是 1517 年戰敗的原因之一；Öztürk 提到火槍兵軍團，但沒追問 18 世紀埃及軍團的火器與步兵訓練是否又退回騎兵傳統——1798 年金字塔之戰馬穆魯克騎兵撞上法軍方陣的結局，暗示答案是肯定的。
六、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Cruz：價值
- 把「戰場聲望」變成可研究的對象，並提出以獎賞制度作為量尺的方法。
- 為複合君主制研究補上「人員流動製造的管轄真空」這個具體機制，Simancas 的 Oliveira、Vasconcelos、Figueiroa 案例扎實。
- 把歐洲戰場與大西洋戰場放在同一個宗教政治框架下，說明巴西軍事地位的翻轉。
- 為伯南布哥本土主義找到早於 18 世紀的源頭。
Cruz：站不站得住？
- 文本樣本有選擇偏差：Antunes、Melo、Sardinha、Marinho de Azevedo 全是法蘭德斯老兵或其親屬，自然抬高法蘭德斯。唯一的基層證據（1612 年鬥毆）只有一則。
- 承諾的「間接方法」沒有量化：Olival 已建立勳章申請的資料庫，作者本可統計 1600–1660 年申請書中援引法蘭德斯／北非／巴西資歷的比例，卻只用了 1645、1646 兩封信的印象式陳述（「三分之二」出自單一文件）。
- 對 Bebiano 的反駁不算徹底：作者自己承認北非保有原地位、對穆斯林的戰爭「無所不在」；文章開頭引用的 1737 年文本，本身就證明聖戰腳本活到 18 世紀。比較準確的說法是「多元化」而非「取代」。
- 巴西地位翻轉的因果沒有分離：是「異端敵人有聲望」讓巴西升格，還是「糖業成為帝國經濟核心」（Alencastro）讓王室不得不獎賞？兩者作者都提，但沒有辨析哪個是主因。
- 只談想像、不談成效：法蘭德斯經驗是否真讓葡軍變強？復國戰爭需要 Schomberg 才能贏，這一點作者未處理。
整體：作為文化史論證可以成立，且在葡西摩擦與巴西地位兩點上貢獻明確；但「改寫尚武想像」的強度被證據類型限制，宜讀成「有力假說」而非定論。
Öztürk：價值
- 一手檔案（埃及敕令冊、特拉布宗法庭簿）填補了 18 世紀前半省級軍團動員的實證空白，尤其是港口城市承受的後勤壓力，這是少見的「戰爭社會史」資料。
- 具體描繪了鄂圖曼中央跨省協調的行政能力與極限。
- 記錄了 1764 年「以錢代兵」的轉折，可接上鄂圖曼軍事財政化的大敘事。
Öztürk：站不站得住？
- 「腐化、無紀律」幾乎全靠中央文件：敕令與省長申訴天然傾向責備地方部隊；埃及本地編年史（al-Damurdashi、al-Jabarti）作者只用來講組織，沒用來對證戰役表現。
- 解釋停在表層：家戶政治、替補雇傭、貝伊不願交出核心武力等因素（Hathaway 等）完全缺席，「訓練、補給、財政」三個詞太籠統。
- 缺乏比較基準：作者說 1664–1797 兵力膨脹是「帝國普遍現象」，卻沒有把同一邏輯用在紀律問題上——如果禁衛軍本身也在同時期敗壞，「埃及衰退」就只是「鄂圖曼衰退」的一個切片。
- 標題與內容不對稱：16–17 世紀部分是二手綜述，原創部分只有 1711–1739。
- 內部數字未調和（3,000 vs 500＋5,000）、1743–46 未參戰是沉默論證。
整體：作為檔案貢獻可靠、可引用；作為分析論文偏薄，結論可信但論證不足。
七、新增一節：拿破崙之前，「被兼併者」的帝國從軍經驗如何轉化為脫離後的新軍事路線
先把兩篇文章的案例抽象成一個模型：被整合政體→其人員在帝國戰役中習得技術、組織與自我認同→脫離時，這些經驗要麼成為新軍隊的骨架，要麼因與新處境不相容而被拋棄。用這個模型可以把 1500–1790 年間的幾個案例排在一起。
1. 案例總表
| 案例 | 被整合的形式 | 在帝國麾下的軍事經歷 | 脫離契機 | 帶走的經驗 | 新路線 | 結果 |
|---|---|---|---|---|---|---|
| 葡萄牙 1640 | 複合君主制下的自治王國 | 法蘭德斯、義大利、加泰隆尼亞、巴西 | 1640 政變 | 歐洲正規戰法、tercio 編制、軍官團 | 復國戰爭；沿用 terço；築城學派 | 成功（1668 獨立）；但需外籍元帥補足 |
| 尼德蘭 1568–1609 | 勃艮第遺產、哈布斯堡世襲領 | 荷蘭貴族替查理五世與腓力二世打法國：埃格蒙特是聖康坦（1557）與格拉沃利訥（1558）的功臣，奧蘭治為省督 | 1568 起義 | 熟知西班牙 tercio 的長處與弱點 | 拿騷改革：標準化火器、齊射反行進、小單位、定期發餉、工程築城；1600 年紐波特 | 成功；反過來成為全歐的「戰爭學校」 |
| 蘇格蘭 1638–40（變體：在第三方帝國受訓） | 1603 年與英格蘭共主 | 數萬蘇格蘭人在瑞典、荷蘭服役；Alexander Leslie 為瑞典元帥 | 誓約派起義 | 古斯塔夫式編制與軍官團 | 誓約軍在紐本（1640）擊敗查理一世 | 短期成功，觸發英國內戰 |
| 愛爾蘭 1642–46（變體） | 英格蘭王國轄下 | 愛爾蘭團自 1605 年起在西屬法蘭德斯服役；Owen Roe O'Neill 1640 守阿拉斯 | 1641 起義 | 法蘭德斯式操練步兵 | 阿爾斯特軍在本堡（1646）大勝蘇格蘭軍 | 局部成功，1649 後被克倫威爾摧毀 |
| 哥薩克酋長國 1648 | 魯塞尼亞土地併入波蘭立陶宛聯邦 | 註冊哥薩克參與霍騰（1621，Sahaidachny 率約四萬人——與埃及軍團同一戰役）、斯摩棱斯克戰爭；赫梅利尼茨基本人 1620 年在采措拉被俘、曾任註冊軍書記 | 1648 起義 | 車陣戰術、步兵火器、與克里米亞韃靼協同、聯邦的軍事文書制度 | 以「團」（polk）為軍事兼行政單位的酋長國體制 | 建立半世紀的自治，1654 後漸被俄國吸收 |
| 加泰隆尼亞 1640–52（失敗對照） | 阿拉貢王冠下的公國 | 拒絕軍備聯盟；缺乏在帝國正規軍中的軍官階層 | 1640 收割者戰爭 | 主要只有本地輕步兵 miquelets 傳統 | 依賴法國軍隊 | 1652 失敗；1714 再敗；但 miquelets 後來被西、法軍隊仿效為輕步兵 |
| 匈牙利／外西凡尼亞 1703–11（失敗對照） | 匈牙利 1526 年併入哈布斯堡；外西凡尼亞 1541–1699 為鄂圖曼附庸 | 匈牙利驃騎兵在哈布斯堡對土戰爭與三十年戰爭中成名 | 拉科齊起義 | 驃騎兵輕騎戰法 | 庫魯茨軍 | 1711 失敗；但驃騎兵制度被法（1690s）、普（1721）全面移植 |
| 北美十三殖民地 1775 | 大英帝國殖民地 | 1741 卡塔赫納（Lawrence Washington）、1745 新英格蘭民兵攻下路易斯堡、1754–63 法印戰爭（華盛頓、蓋茨、李、帕特南、羅傑斯遊騎兵） | 1775 起義 | 英式線列操典、後勤、加上邊疆「潛行戰法」 | 大陸軍＋民兵雙軌；斯托伊本 1778 操典；南方戰役的正規／游擊混合 | 成功；奠定美國「小常備軍＋民兵」路線 |
| 喬治亞（卡爾特利－卡赫季）1747–95 | 薩法維／阿夫沙爾伊朗的附庸王國 | 埃列克列二世隨納迪爾沙遠征印度（1737–39） | 1747 納迪爾沙死後實質獨立 | 波斯式砲兵與正規編制概念 | 1762 統一兩王國；1773 建立輪值民兵制（morige jari）；設砲廠 | 1783 投向俄國；1795 克爾察尼西敗於卡扎爾 |
| 馬拉塔 1660s– | 德干蘇丹國的封臣、後為蒙兀兒官員 | 沙哈吉服役艾哈邁德納加爾與比賈普爾；馬利克·安巴爾以馬拉塔騎兵發展游擊戰；濕婆吉 1666 年受封蒙兀兒官階 | 濕婆吉自立（1674 加冕） | 輕騎游擊（ganimi kava）、山堡體系、蒙兀兒行政術語 | 山堡＋輕騎＋海軍的邦國 | 成功；1707 後擴張為全印度霸權 |
| 埃及 1768–73 / 1805（與 Öztürk 直接接續） | 鄂圖曼薪俸省 | 如前文 | 阿里·貝伊 1768 逐走總督、停繳貢金、征漢志、攻大馬士革、聯俄 | 馬穆魯克家戶武力 | 走的是舊路線的放大版 | 1773 敗死；1798 金字塔之戰證明舊路線已死；穆罕默德·阿里 1811 屠殺馬穆魯克後，以徵召農民＋歐洲教官另起爐灶（Fahmy） |
2. 幾個案例的補充說明
- 尼德蘭是最徹底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Cruz 文中法蘭德斯之所以是「學校」，正因為對手是拿騷改革後的荷蘭軍。而荷蘭軍的第一代指揮官恰恰是哈布斯堡舊臣——奧蘭治親王曾任查理五世的統帥。他們不是抄襲 tercio，而是針對 tercio 的弱點（機動差、發餉不穩、依賴老兵密集陣）設計解方。這是「經驗轉化」的最高形式：不是複製，而是反設計。
- 哥薩克與埃及在霍騰同場：1621 年霍騰之役，鄂圖曼一方有埃及軍團（Öztürk 註 38 說他們因此被讚許），聯邦一方有四萬哥薩克。三十年後哥薩克脫離聯邦、建立以團為單位的軍政體制；一百五十年後埃及軍團淪為累贅。差別在於哥薩克是一個有土地、有自治傳統、把軍事服務當集體身分的社群，帝國經驗被「整個社會」吸收；馬穆魯克則是封閉的奴隸出身階層，經驗只留在家戶內，無法轉化為地域性的國家軍隊。
- 北美與巴西的相似性：Cruz 引用 Selesky 談殖民地「潛行戰法」，而 Selesky 討論的正是北美。兩者都經歷了「職業軍人鄙視殖民地戰法」（Braddock 1755 的慘敗是英軍版的 Rojas e Borja），也都在脫離時把殖民地戰法與帝國正規戰法混合——差別在於北美把混合制度化（民兵＋大陸軍），巴西的經驗則停留在地方記憶與本土主義，因為巴西 1654 年後沒有脫離葡萄牙。
- 蘇格蘭與愛爾蘭是「第三方學校」變體：他們在瑞典、西班牙受訓，回來打的是自己所屬的英格蘭王冠。這與 Cruz 的葡萄牙案例有微妙不同——葡萄牙人學的是敵人（哈布斯堡）的技術，蘇格蘭人學的是盟友的技術，但共同點是「軍官團回流」是關鍵資產。
- 加泰隆尼亞與匈牙利是反例：兩者都有強烈的政治動機與本地軍事傳統，但都缺少一個在帝國正規戰體系裡受過訓、能組織野戰軍的軍官團，最後只能依賴外援（法國）或輕騎兵游擊，無法在正規會戰中取勝。這反過來證明 Cruz 強調的「法蘭德斯老兵回流」在 1640 年葡萄牙的關鍵性。
- 喬治亞與馬拉塔說明模型不限於歐洲：兩者的共同點是附庸王朝的王子親自在帝國軍中服役（埃列克列在德里、濕婆吉在阿格拉），把帝國的組織語言帶回本國，再與本地條件（高加索輪值民兵、德干山堡）結合。
3. 轉化成功的條件（歸納）
| 條件 | 有的案例 | 沒有的案例 |
|---|---|---|
| 帝國服役經驗集中在一個可回流的軍官團 | 葡萄牙、荷蘭、蘇格蘭、愛爾蘭、北美 | 加泰隆尼亞、匈牙利 |
| 有能養這批人的財政基礎 | 葡萄牙（巴西糖）、荷蘭（商業）、北美（法國借款） | 埃及（國庫在 1730 年代已枯竭）、哥薩克（長期依賴外援） |
| 新對手就是舊帝國，帝國經驗直接適用 | 葡萄牙、荷蘭、哥薩克 | 喬治亞（對手換成卡扎爾伊朗與俄國） |
| 帝國經驗能被「整個社會」而非一個封閉階層吸收 | 荷蘭、哥薩克、北美 | 埃及（馬穆魯克家戶）、馬拉塔早期（僅限世襲軍事家族） |
| 本地地理／戰法能與帝國正規戰法互補 | 北美、馬拉塔 | 巴西（沒有機會制度化）、埃及（騎兵傳統與火器時代脫節） |
4. 回頭看兩篇文章
- 葡萄牙符合大多數條件，所以 Cruz 觀察到的「想像改變」得以落實為 1640 年後的軍隊——但它缺的那一項（本地高階指揮能力），正是需要 Schomberg 補上的地方。
- 埃及幾乎不符合任何條件：經驗鎖在馬穆魯克家戶裡、財政被家戶吞噬、對手從波斯步騎兵換成歐洲方陣。所以 Öztürk 記錄的衰退不只是「紀律」問題，而是帝國服役經驗根本無法轉化的結構性徵兆。阿里·貝伊試圖用舊路線獨立，1773 年失敗；穆罕默德·阿里的新路線必須先消滅那批擁有「帝國經驗」的人。這是這組案例裡最極端的反面教材：有時候脫離帝國後的新路，不是繼承經驗，而是清除經驗。
八、結語
兩篇文章分別從想像與後勤兩端，描述了同一種歷史處境：被整合的政體替帝國打仗，帝國用榮譽或薪餉換人力，摩擦總在「誰付錢、誰領賞」處爆發。Cruz 的貢獻是指出這種服役能改寫一個社會對「哪裡值得打仗」的認知；Öztürk 的貢獻是用檔案證明帝國協調省級軍力的行政能力有多細緻、又有多脆弱。把兩者放進更寬的案例群裡看，帝國從軍經驗能否在脫離後轉化為新軍事路線，關鍵不在經驗本身有多豐富，而在它是否被一個有財政基礎、能面對舊帝國、且開放的軍官團與社會所承接——葡萄牙與荷蘭是正例，埃及是最清楚的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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