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Geltner is Professor at Monash University. He is author of Roads to Health: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Wellbeing in Later Medieval Italy (Philadelphia, 2019); with Giovanna Bianchi et al., “A Return to Rocca San Silvestro: Community Health, Environment and Resilience in a Medieval Mining Village,” Archeologia Medievale, LI (2024), 57–86; Lucifer’s Land: The Mines and Miners of Europe, 1180–1550 (Philadelphia, 2026).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026) 56 (3): 223–249.
https://doi.org/10.1162/JINH.a.2043
一、論文定位
這是作者專書的先聲：《Lucifer's Land: The Mines and Miners of Europe, 1180–1550》將由賓州大學出版社於 2026 年 12 月 8 日出版。出版社介紹點明該書的取徑：不聚焦於礦坑產出了什麼，而是追蹤創造這個產業的鄉村社群，探討他們面對的挑戰與對周遭環境的衝擊。這篇期刊論文可視為該書環境史論證的濃縮版。
論文的核心主張可以壓縮成一句話：歐洲自 12 世紀末開始的「第一次採礦熱潮」，儘管技術是手工的、能源是木炭與水力，卻已造成長期而常常不可逆的生態、社會與文化後果；而當時的人並非無知或被動，他們察覺、爭論、抵抗，也為之辯護。由此推出兩個更大的論點：「前工業＝環境無害」的預設應被打破；「人類世」的年代學應該從歐洲內部、工業化之前重新脈絡化。
二、論證架構與主要證據
1. 先重估規模。 作者先處理一個直覺：中世紀沒有炸藥、化石燃料與全球市場，所以環境壓力應該可被廣袤鄉野吸收。他用幾組數字拆解這個直覺。以當時技術，煉 1 公斤銀約需挖 2 公噸礦石、燒 300 公斤乾木（相當於半英畝林地）；薩克森的弗萊貝格（Freiberg）全盛期年產約 20 噸銀，換算成每年 4 萬噸礦石、6 千噸木材、多達 1 千英畝林地，且持續數十年。另一組數字：12 世紀普通農戶擁有數公斤鐵、黃銅、青銅，到 14 世紀已增至 20 至 100 公斤，而同期人口約增為三倍。這些都是概算（作者也坦承各地差異極大），但足以說明 1100 至 1300 年間金屬生產與消費的膨脹絕非微不足道。
2. 用地球化學與生物化學「挖出」採掘世。 這是全文方法論最有創意的一節。作者用薩丁尼亞西南的伊格萊西亞斯（Iglesias）礦區為主例：當地檔案已毀，但 1327 年的城市法規列出了礦坑、作坊、磨坊、熔爐，據此假設安塔斯谷（Antas Valley）曾有冶煉作坊。團隊用兩台便攜式 X 射線螢光儀（pXRF）取了約 1,500 個土壤測點，配合差分 GPS 與 GIS 製成鉛濃度熱圖，土壤含鉛量介於 0.01% 到 11.28%，植被下更有成千上萬玻璃化爐渣，含鉛高達 75%，可用熱釋光定年。這裡的邏輯是「文獻→地球化學→（未來的）發掘」。
反過來的邏輯也成立：瑞典法倫（Falun）銅礦最早文獻是 1288 年，但沉積物顯示開採始於約 1000 年、1250 年前後強化；德國哈茨山（Harz）的文獻 14 世紀才多起來，湖泊與泥炭沉積卻早幾個世紀就記錄了銅、鉛粒子達背景值數百倍。這一節還加入人體證據：瑞典薩拉（Sala）礦工牙齒琺瑯質（1470–1600）含鉛 2.1 到 88.8 ppm，高端已近工業革命時期的英格蘭；黑森林 Sulzburg 骨骼含鉛 20 至 2,800 ppm；法國阿爾卑斯 Brandes-en-Oisans 骨骼含鉛高達 5,221 ppm。作者謹慎地指出 Sulzburg 的數值可能主要是埋葬後從土壤吸收，但這本身就說明環境中鉛含量之高。
3. 地景變遷與社會張力。 既有史學把礦工與農民的衝突歸因於礦工的特權、外來身分、單身男性的鬆散習性、宗教異端；作者不否認這些，但補上一個「社會—物質」維度：衝突有其地景基礎。證據包括：法國奧特森林（Othe Forest）約 10 平方公里內找到約 140 處遺址，至少 9 座爐渣堆重達千噸以上，最大者長 300 公尺、高 3 公尺；托斯卡尼的 Serrabottini 與特倫托附近的 Monte Calisio 靠穿透樹冠的無人機光達（LiDAR）才顯露出被再植被掩蓋的坑疤山坡；1472 年教廷與托爾法（Tolfa）明礬礦承租人的契約允許新社群放牧 90 頭乳牛、120 頭成年牛、600 頭閹牛、1,500 隻羊，顯示礦業社群如何主動改造生態系。
文獻證據則非常具體：1314 年德文郡向愛德華二世法庭的訴狀稱錫礦工每年毀掉逾 300 英畝耕地、林地、園圃與房舍；1361 年一位康瓦爾地主哀嘆錫礦沖洗水把他的沃土沖得只剩大石與礫石；約 1540 年古物學家 Leland 記錄多個港口被錫礦泥沙淤塞。法倫居民因焙燒礦石的惡臭，把這項作業限制在冬季並移出村外；1349 年塞爾維亞的杜尚（Stefan Dušan）承認德語礦工濫伐森林；1525 年前後馬克伯國居民指控鐵礦工污染六條河流、趕走魚群，克萊沃伯爵禁止沿河新建作坊卻不關閉舊有者。作者的結論是：不需要現代科學工具，當時的人已能把採礦與可見的棲地劣化連結起來。
4. 環境文化：批評者與辯護者。 這一節最有思想史趣味。作者選擇主要分析「產業推手」的文本，理由是：批評者的聲音已在前幾節出現，而且辯護者的論證結構本身就折射出批評的存在。三個案例：
- 亨利八世 1536 年為德文、康瓦爾礦石調查所鑄的印璽（國家檔案館 E 41/129）：畫面上礦工挖掘、淘洗，地表遍布壕溝與碎石，王冠與太陽高懸，環繞銘文為「OMNIVM PRODVCTORVM DEVS EST CAVSA」（上帝是一切產出之因）。作者解讀為政治與環境訊息的融合：以神意與自然哲學（行星生金屬說）來安撫、甚至歌頌被改造的地景。
- 比林古喬（Biringuccio）《火法技藝》（1540）與阿格里科拉（Agricola）《論礦冶》（1556）：兩人都正面回應環境指控，但用同一套邏輯淡化：礦區多在不毛之山谷、砍伐後可改為良田、金屬可換回外地的禽獸魚肉、礦脈會再生。阿格里科拉更早的《Bermannus》（1530）甚至宣稱伐林與開渠讓山谷更乾燥、霧氣消散，把採礦說成正面的「氣候改良」。
- Niavis 的《Judicium Jovis》（約 1495）：夢境敘事中，衣衫破損、渾身血污的大地（Terra）在朱庇特面前控告人類企圖弒母，人類則反控大地藏匿財富，並以「一地之產可補他地之缺」的公益原則自辯。作者把它放在一條從盧克萊修、老普林尼延伸下來的論辯譜系上，說明至晚到 15 世紀末，「沒有資源概念的世界」已對許多人不成立。
三、放進更大的研究脈絡
論文的許多主張都能在近年的自然科學文獻中找到獨立的支撐：
冰芯證據。 McConnell 等人 2019 年發表於 PNAS 的研究使用格陵蘭與北地群島 13 支精確定年的冰芯，記錄西元前 200 年至 2010 年北極鉛污染的時空變化；大氣傳輸模擬顯示，19 世紀工業革命之前，北極的鉛污染主要來自歐洲排放；從中世紀早期到 1970 年代工業高峰，鉛污染增加了 250 到 300 倍。該研究並發現鉛污染的起伏與新礦區開發、技術改良、經濟繁榮期同步上升，又與氣候擾動、饑荒、大戰與瘟疫同步下降。這正是 Geltner 所說「古氣候學家與歷史學家彼此印證」的最佳例證。
哈茨山的毒性遺產。 2025 年一篇綜述指出，哈茨山區歷史採礦與冶煉的污染沿河系擴散，甚至可在北海泥灘中偵測到；除了河流排放，冶煉煙塵造成的大氣污染也對土壤與植被造成長期損害。這支持論文關於「後果延續至今」的論斷。
安塔斯谷計畫的實際進展。 2024 年 5 月，一個跨學科團隊在薩丁尼亞伊格萊西恩特地區的安塔斯谷進行地球化學調查，探討 12 至 14 世紀當地銀礦熱潮的環境與健康衝擊；這是該區自 2021 年以來的第三次探勘，目標是定位處理礦石的冶金作坊，為更大規模的考古發掘鋪路。同一個方法已在法國阿韋龍的 Minier 谷驗證過：研究者以便攜式 XRF 與差分 GPS 進行原地地球化學調查，並以中世紀檔案為指引，地圖顯示礦區附近土壤表層鋅與鉛顯著富集。
一個正在成形的研究領域。 Geltner 並非孤例。德國研究基金會（DFG）與英國 AHRC 共同資助的「Toxic Heritage」計畫把礦業地景視為深遠而長期的人為改造的具體證據，指出採礦的環境後果在遺產敘事中被技術與經濟進步的故事所掩蓋，研究對象是哈茨山與康瓦爾這兩處世界遺產；柏林馬普科學史研究所也有 2025–2027 年的「Toxic Legacies」計畫，聚焦哈茨山、厄爾士山、黑森林與孚日山脈過去千年的人為改造，包括土壤侵蝕、水文變動、污染與森林砍伐，並注意到這些前礦業中心今日已成熱門觀光地。這與論文中「觀光局把舊礦區塑造成田園保護區」的觀察相呼應。
人類世的正式化爭議。 論文結尾提到要「從年代學上重新脈絡化人類世」，這句話放在 2024 年的事件之後特別有意義。人類世工作小組向國際地層委員會提案，主張人類世始於 1952 年、與「大加速」重合，以核試放射性核素、燃煤飛灰、微塑膠等為地層標記；2024 年 3 月 5 日，第四紀地層分會以 12 票反對、4 票贊成、2 票棄權否決了該提案，隨後國際地質科學聯盟於 3 月 20 日批准這項否決，但同時聲明人類世一詞仍將被地球與環境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政治人物與大眾持續使用。換言之，人類世作為概念仍活著，但「起點在哪」已無官方答案。Geltner 提出的「早期採掘世」（early Extractocene）正是切入這個空隙：它不主張把人類世的地層起點往前推，而是主張人為地球化學改造的歷史比 1952 年或 1780 年深得多，且在歐洲內部就能找到。
與 Arnoux 的對話。 論文標題副題裡的「a world without resources」直接回應 Mathieu Arnoux 2023 年的同名著作。Arnoux 主張中世紀的經濟體系幾乎完全建立在可再生資源的利用上，並從中探討需求與發展、節制與消費之間的關係。Geltner 的立場是：至少對礦業而言，這幅「可再生資源的世界」圖像站不住腳。
四、學術價值與意義
綜合以上，我認為這篇論文的貢獻可以分五個層次：
1. 史學史層面：拆解「前工業／工業」的二分。 環境史長期把工業革命當作人為污染的起點，中世紀則被視為「相對良性」的農業社會。論文以定量估算、地球化學數據與人骨證據三管齊下，證明 12 至 16 世紀的手工採礦已在地景尺度造成可測量、且延續至今的改變。這不是要把中世紀說成和 19 世紀一樣糟，作者反覆強調規模差異，而是要把它從「例外」變成「被忽略的基線」。
2. 方法論層面：文獻與古科學的雙向對話。 論文示範了兩種方向：文獻指引地球化學調查（安塔斯谷），以及地球化學修正文獻年代（法倫、哈茨）。更重要的是它的認識論姿態：作者主張「並置但不必調和」（juxtaposing, but not necessarily reconciling），並引用 Sessa 反對「一致性」（consilience）的論點，承認史學與科學在「什麼算證據」「因果鏈強度」上的根本差異。在「實驗室裡的瘟疫史家」（Little 2011）之後，這是對跨學科史學方法的成熟反思，而 JIH 正是這類反思的傳統陣地。
3. 社會史層面：衝突的物質基礎。 把礦工與農民的張力從「身分政治」拉回「地景脆弱性」，是對既有礦業社會史的實質修正。作者也注意到動態變化：產業在地化後吸納本地勞工，原有的社會分界會重組。
4. 思想史層面：前現代環境意識的系譜。 這是最具挑釁性的貢獻。Lynn White 1967 年的著名命題把生態危機歸咎於基督教的人類中心主義；論文顯示，同一套「造物為人所用」的神學確實被辯護者拿來合理化採礦，但這套辯護之所以必要，正因為反對聲音真實存在，而且反對者也是基督徒。作者的推論很精巧：辯護者的論證結構（強調不毛之地、林地可轉作農田、金屬可買回食物、礦脈會再生）本身就是「哪些指控在流通」的反向清單。這使得「人類世的文化根源」問題複雜化：環境意識與環境破壞是同時、而非先後出現的。
5. 人類世論辯層面：時間上的重新脈絡化。 對人類世概念的既有批判多來自歐洲以外（殖民地、全球南方，如 Liboiron 的《污染即殖民》）；論文補上另一條軸線：在歐洲內部、工業化之前。這兩條批判並不衝突，反而互補，共同質疑「人類世＝西方工業現代性的產物」這種過於整齊的敘事。
此外還有一層當代公共價值：舊礦區的毒性遺產是真實的公共衛生問題，而歷史與考古研究能指引「該去哪裡測」。這讓一篇中世紀史論文與環境監測、觀光治理產生了直接連結。
五、值得留意的限制與可商榷之處
作者自己已坦承幾點：概算數字因地而異；安塔斯谷尚未發掘，作坊存在只是「高度可能」；Sulzburg 的骨骼鉛值可能主要是埋葬後吸收；阿格里科拉對「伐林轉農田」的循環是否親眼所見保持沉默。除此之外，我會補充幾點：
- 證據呈現偏向個案拼貼。 薩丁尼亞、瑞典、德國、法國、英格蘭、義大利、塞爾維亞的例子各自有力，但缺乏系統性的跨區比較框架。例如不同金屬（銀鉛、銅、鐵、錫、明礬）的環境足跡差異，論文提到卻未展開；哪種礦業引發哪種類型的社會衝突，也還停留在羅列。這可能是專書才能處理的問題。
- 批評者的聲音多經由辯護者「折射」。 作者對此有自覺，但這意味著論文對前現代環境批評的重建，在文本層面仍相當依賴精英與拉丁文獻；農民的聲音主要透過訴狀與法令間接呈現。
- 「Extractocene」一詞的必要性。 新造詞有助於標示議題，但也有把「採掘」實體化為一個時代的風險，且與作者引用的 Usher「Exterranean」概念之間的分工並不清楚。
- 全球比較的缺席。 論文明言範圍限於歐洲，但宋代中國的鐵與銅冶煉、日本的銀礦、安地斯的殖民前採礦，都能提供「手工採礦的環境足跡」的比較基準，也能檢驗「基督教自然觀」在解釋辯護論述時究竟有多大的獨特性。
- 量化依賴二手估算。 弗萊貝格等數字主要來自 Hoffmann 的通論性著作，論文本身並未提出新的產量或木材消耗估算。
這些限制並不削弱論文的核心論證，但提示了後續研究的方向。
六、結語
這篇論文的價值不在於某一項驚人的新發現，而在於它把散落在古氣候學、地球化學、景觀考古、法律史與思想史中的線索，組織成一個連貫而可檢驗的論題：歐洲第一次採礦熱潮是一個被低估的環境史基線，而經歷它的人既承受了後果，也思考並爭辯了後果。就史學史而言，它挑戰「前工業社會相對無害」的預設；就方法而言，它示範了文獻與古科學如何互為指引而不強求一致；就思想史而言，它讓「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何時開始被視為問題」這個問題往前推了數百年；就當代而言，它把中世紀史直接接上人類世論辯與舊礦區的公共衛生。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其學術意義：它主張「人類世」的問題不該只問「我們何時開始改變地球」，還要問「我們何時開始知道自己在改變地球」，而答案至晚可以追溯到 1495 年一位波希米亞作家筆下那個衣衫破損、站在朱庇特面前控告人類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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