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elle Pfeffer (University of Oxford)
Past & Present, Volume 263, Issue 1, May 2024, Pages 81–124, https://doi.org/10.1093/pastj/gtac044
一、這篇論文在做什麼
這份期刊是英語世界最具聲望的綜合性史學期刊之一，而且這篇文章的 Altmetric 分數位居所有研究產出的前 5%，後續作者也上了「Infectious Historians」播客談這項研究，並於 2023 年在牛津 Magdalen 學院策劃了一場名為「Plague!」的展覽。換句話說，這不是一篇冷門的技術性論文，而是刻意面向廣大讀者的一次「翻案」。
開場故事：1663 年 10 月，倫敦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占星家 Richard Edlyn 在新出版的天文表中發現，土星與木星即將在射手座（火象三宮）合相，火星又在上升的獅子座，水星落在天蠍座。依他所學，這種配置預示重大災禍；因為天文表是以倫敦子午線計算的，受害者就是倫敦人。他於 1664 年出版《Prae-Nuncius Sydereus》（書名戲仿伽利略的《星際信使》），警告倫敦「在 1665 年結束前將有一場極大的瘟疫」——甚至在附註裡預言火災會延燒到 1666 年底。1665 年大瘟疫與 1666 年倫敦大火隨後發生，Edlyn 一夕成名。
作者拿這個故事開場，不是要說占星「準」，而是要指出一件史家長期忽略的事：Edlyn 預測的對象不是某個客戶的命運，而是「倫敦人這個整體」的健康。這正是全文的核心命題——用她自己的話說，「在流行病學家之前，先有占星家」。
她要挑戰的三個學界常識：
- 前現代醫學只關心個別病人，從不看群體（流行病學史家 Alfredo Morabia 的立場）。
- 公共衛生是現代國家的產物。Brockington 1956 年的經典公衛史把古代到十八世紀稱為「荒野」；2008 年的《Public Health: The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從希波克拉底直接跳到 1662 年的 Graunt，中間兩千年是空白。
- 人口學史家 Philip Kreager 認為，早期近代的「人口」思維並不標準化人群、也不假裝平等對待所有人。
二、論證怎麼走：四節導讀
第一節：占星醫學的理論，與年鑑這個媒介
作者先提醒讀者：占星在當時不是「魔法」，而是與數學、醫學並列的大學課程。托勒密《四書》區分兩種預測：針對個人的，以及針對「種族、城市、國家」的。有趣的是，後者（所謂「一般占星」）反而較少爭議，因為它不涉及個人自由意志的問題；培根本人就認為預測旱災、饑荒、疫病是占星可以合法做的事。
核心技術是「年運盤」（revolution horoscope）：太陽進入白羊座那一刻（春分）的天象圖，再考慮年主星、合相、日月食與彗星。每顆行星、每個星座、每個宮位都對應特定疾病，例如 1452 年 Richard Trewythian 看到土星落在第六宮（健康宮），就預測該年多冷、乾性疾病：瘋狂、癲癇、痲瘋。
傳播的載體是年鑑（almanac）。這裡有個關鍵數字：1660 年代英格蘭年鑑年銷 35 至 40 萬冊，超過所有其他書籍——這是最早的大眾媒體之一。年鑑裡除了曆法，還有「Zodiac Man」圖像（各星座主管的身體部位）、蓋倫式的六非自然（飲食、運動、睡眠、排泄、空氣、情緒）養生指南，以及本文關注的重點：對本地社群來年健康狀況與疫情風險的預報。
作者引了一連串例子：1545 年 Brothyel 預測火星與土星位置會帶來「燒熱病」；1655 年 Andrews 預言「猛烈的瘟疫性疾病」將奪走數千人；但 1647 年 Lilly 也會說該年「沒有瘟疫或普遍疫病」——占星家不是只會唱衰。預報之外還有對策：祈禱、調整養生、預先備藥（Culpeper 1653 年提醒讀者趁早買好 Amara dulcis，「需要時未必買得到」），以及——不無利益考量地——建議讀者去找專家，例如去 Gadbury 位於 Westminster 的診間，或買他的「萬能丸」。作者也坦承，讀者實際怎麼反應，證據極少；能看到的是 1652 年「黑色星期一」日食預言引發倫敦人罷工、富人出城，還有大量批註在年鑑上的私人健康日記與寄給占星家的信件。
第二節：占星家心中的「人口」
這一節是全文概念上最有野心的部分。作者先承認一個看似不利的事實：年鑑的建議全部針對個人，而不是政府。她給了兩個解釋：一是許多占星家（Forman、Gadbury）明確反對隔離與逃離城市，認為那只會製造恐懼、擾亂體液，甚至是「妄圖躲避天意」；二是印刷把一般占星從宮廷帶到街頭，受眾變了，建議的形式自然也變。
但她接著翻轉：Culpeper 說自己預報疾病是「為了公眾之善」（for the publique good）。個人層次的建議，其目標是集體的健康——這與任何公衛計畫都需要個人配合並無二致。更重要的是，占星家操作了一套「人口」的分類：他們把城市居民按年齡、性別、氣質、職業、宗教分群做預測（1652 年 Culpeper 說疫病將特別襲擊「神職與律師」）；但一般占星也能「壓平」階層——William Ramesey 說，地上的權貴再驕傲，也「不過是人」，同樣逃不過天象。阿布·馬謝爾的《Flores》早就區分：富人（dives）與庶民（vulgus）命運不同，但瘟疫、饑荒、地震這類集體事件作用於「所有居住其中的人」（homo）。
於是作者提出她的定位：占星家的人口觀，介於中世紀「有等級的身體政治」與 Kreager 所謂現代「任何被枚舉的居民聚合體」之間，是一個「中間物」。她進一步指出，政治算術的奠基者 William Petty 在 1648 年設想的學院裡就要聘一位占星家來「計算疾病的事件」，1674 年在皇家學會、1680 年代的手稿中仍念念不忘用天象「計算瘟疫的效應」。
第三節：占星家的經驗研究——全文最精彩的部分
作者強調，對多數占星家而言天象不是「徵兆」而是「原因」：天象腐敗空氣，空氣腐敗身體（「influenza」一詞正源於「星辰的影響」）。既然是原因，就可以用歷史來驗證。她梳理了一條「歷史比對法」的傳統：德國的 Origanus 統計法蘭克福約每十年一疫（1506 土星在獅子、1516 射手、1526 白羊——全是火象）；Peucer 發現威登堡的瘟疫多在土星落獅子或水瓶時；英格蘭的 Camden 說土星入摩羯則倫敦有疫；Wharton 用黑死病、1593、1603、1625 四次疫情論證土星在火象星座致疫，並比 Edlyn 更早預測了 1665。Edlyn 自己也說，可靠理論要「比較昔日的歷史」與天象。作者指出這正是培根為改革占星開出的處方——英格蘭的占星改革者自視為培根派。
1660 年代加入了新材料：死亡率數字。倫敦的《死亡週報》（Bills of Mortality）自十七世紀初定期印行，1662 年 Graunt 據此寫出開創性的《自然與政治觀察》，1676 年前出了五版。就在這股熱潮中，Gadbury 於大瘟疫進行中寫了《London's Deliverance Predicted》（1665）。他列出 1593、1603、1625、1636 四次疫情的每週瘟疫死亡表（作者在註釋指出數字其實抄自一本匿名小冊），然後逐月對照行星相位（合、六分、刑、三分、衝）：1593 年六月土星衝上升點時死亡開始上升，七月火星刑月亮時惡化，九月金星三分日月時「不再那麼暴虐」，十到十二月「逐漸消失」。歸納結論是：火星啟動瘟疫、土星維持它、金星與木星減緩它。作者直言「這當然是相關與因果的混淆」，但也指出 Gadbury 因此有了可以拿來「模擬」疫情起伏的模式。他把模式套到 1665 年：預測八月會有緩解、九月中最危險、十一、十二月「非常和善」。事後對照：九月高峰與年底急降命中（作者提醒這本來就是常見模式），八月的緩解則沒有發生。
作者還舉了 John Goad 用死亡週報研究自殺率與精神疾病與土木相位的關係，並對照同時代其他人的嘗試（Flower 對比天氣、Locke 未完成的氣候研究、John Bell 用《舊約》模式解釋瘟疫），指出沒有一個像 Gadbury 那樣系統。
接受史是這節的關鍵轉折。1665 年 9 月 Oldenburg 寫信要 Boyle 看看 Gadbury 的書，承認裡面有些自然觀察「值回票價」，但嘲笑他對行星相位的依賴是「斜眼瞪視」。之後皇家學會轉而推崇 Breslau 的牧師 Neumann——他用同樣的方法（比對出生死亡登記與天象）卻得出月相對死亡率沒有影響，並為 Halley 1690 年代的生命表鋪路。作者的警句是：占星家用來精進預報的技術，反過來否定了占星預報的可能性。她的結論是，占星式群體健康研究不是被科學「擊敗」，而是被邊緣化、遺忘——而「皇家學會的偏見成了現代史家的偏見」。她甚至說，如果 Gadbury 當年選擇的相關變項是「冬天的來去」而非行星相位，他可能會被寫進流行病學史。
第四節：結論——占星家該進公衛史嗎？
作者把自己放進一個正在興起的修正主義潮流：Geltner、Rawcliffe、Coomans 等人已證明中世紀城市有大量「由下而上」的公衛實踐，主張把公衛定義從十九世紀的衛生工程與現代流行病學擴大。她援引 WHO 對公共衛生的定義——促進、保護、恢復「人口」的健康——主張以此標準，占星家的預測與監測活動應被納入。她的收尾很有態度：認真對待過去的公衛，就必須接納「徹底無法辨識」的形式，而不只是我們認得出來的那些。
三、作者立論的特色
1. 功能取向而非真偽取向。 作者從不問「占星準不準」，而是問「占星在當時的社會裡做了什麼工作」。這是科學史上處理「失敗知識」的成熟做法，但她把它推得更遠：即使方法錯誤，占星家所回答的問題（哪裡、何時、誰會生病、該怎麼辦）與今天流行病學所回答的問題同構。
2. 把「預測」本身當作公衛實踐。 既有的前現代公衛史多談衛生措施（清潔街道、隔離、醫院）；作者把「預報＋公眾指引」這種現代公衛（疫情簡報、流感季預測）習以為常的活動，追溯到年鑑。她的「WHO 新聞稿」類比就是為此而設。
3. 用「人口」概念史作為理論槓桿。 她不只說「占星家關心群體」，而是進一步論證他們的分類方式（分群 vs 壓平）如何介於中世紀與現代之間，並直接與 Kreager、以及暗中與傅柯的「生命政治」對話——後者把人口健康與國家治理綁在一起，她則提供一個非國家的反例。
4. 檔案深度。 Edlyn 的星盤、Gadbury 的表格、Goad 與 Ashmole 的通信、Petty 的手稿、Oldenburg 的信——這些是第一手材料的細讀，而不是二手綜述。她甚至指出 Gadbury 的死亡數字有抄襲來源，這種細節顯示對材料的掌握。
5. 持續拆解「科學革命打敗占星」的敘事。 這與她同年和 Jan Machielsen 合寫的〈A Work Out of Time: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at Fifty〉（Past & Present 261, 2023）一脈相承：Keith Thomas 的「魔法衰退」框架已用了五十年，該重新檢視。本文是這個計畫在醫學史上的一個案例。
6. 修辭上的分寸感。 她多次主動設限：讀者反應證據薄弱、Gadbury 混淆相關與因果、九月高峰本來就常見、皇家學會沒有「擊敗」占星。這種自我設限讓她的強主張更可信。
7. 當代語境。 論文的先期版本在疫情期間於昆士蘭與牛津發表，正式上線於 2023 年初；「WHO 新聞稿」的類比、對預報與個人行為指引的關注，很難不讀成 COVID-19 經驗的折射。作者沒有明說，這是我的推測，但它解釋了為什麼這篇文章的公共反響遠超一般史學論文。
四、作者沒提、但值得對照的材料
作者自己承認研究「以英格蘭為中心」，並預期這是泛歐現象。我認為更有意思的對照在歐洲之外，以及在現代。
1. 中國的運氣學說與吳有性——一個幾乎同步的平行案例
中醫的「五運六氣」（運氣學說）出自《素問》七篇大論，用天干地支推算每年的歲運與司天、在泉之氣，預測該年氣候偏向與易發疾病，《素問遺篇》更有「三年化疫」的疫病預測論述。宋代官方極為重視，《聖濟總錄》卷首即列運氣，醫學考試也考它。這與 Pfeffer 描述的年運盤有驚人的結構相似：都是年度、區域層次的預報；都以「氣／空氣」作為天與身體之間的中介（相當於歐洲的瘴氣論）；都附帶順時養生的個人建議；而且都活到今天——近年就有不少研究用五運六氣與氣象因素預測新冠肺炎的發生發展，其特點、優勢與局限性引起關注，台灣的中醫師也仍在新年時解析當年的五運六氣，主張每年的流行病是可以預測的，並把數千年的文獻病案視為中醫流行病學的大型資料庫。
更精彩的是時間點。明末崇禎辛巳（1641）年南北直隸、山東、浙江大疫，醫者以傷寒法治之無效，吳有性推究病源，著《瘟疫論》；他提出「異氣致病」說，認為瘟疫並非風、寒、暑、濕所致，而是由一種不可見的「異氣」（又稱癘氣、戾氣、雜氣）由口鼻侵入。這意味著 1642 年的江南與 1690 年代的皇家學會，幾乎同時出現「疫病有其獨立病因、不能從天象與氣運推得」的主張。兩邊的差異也很有啟發性：中國的運氣預報嵌在國家醫政體系裡，與 Pfeffer 強調的「非國家行動者、由下而上」恰成對比；而中國沒有《死亡週報》這種每週量化資料，因此不可能出現 Gadbury 式的相關分析。這反過來提醒我們：英格蘭案例的特殊性，可能不在占星本身，而在資料。
2. 伊斯蘭世界的另一條線
Pfeffer 提到 1348 年巴黎醫學院把黑死病歸因於土星、火星、木星合相，也指出阿布·馬謝爾等阿拉伯占星家是歐洲理論的來源。但同一場黑死病中，格拉納達的 Ibn al-Khaṭīb 已根據經驗主張傳染說。這顯示「天象 vs. 傳染」的爭論並非十七世紀才出現，而是每次大疫都會重演的老問題；占星解釋的長壽不在於沒有對手，而在於它同時滿足了解釋、預測與慰藉三種需求。
3. 現代重演：太陽黑子與流感、Google Flu Trends
Gadbury 的問題在二十世紀原封不動地重演了一次。自 Hope-Simpson（1978）與 Hoyle 和 Wickramasinghe（1990）首次提出以來，就一直有關於太陽週期與大流行關係的研究，後者甚至在《英國皇家醫學會期刊》發表題為〈流感——反對傳染的證據〉的討論論文。論者指出，1700 年以來 8 次流感大流行中有 6 次發生在太陽黑子極大或極小值一年內，這看起來比例很高；但過去 264 年有 56 個極值點，落在極值附近的年份占了 168 年，純粹隨機也有 0.64 的機率命中。這正是 Edlyn 與 Gadbury 從未面對的基率問題：土木合相每二十年一次，倫敦大疫每十到三十年一次，兩者「同時發生」本來就不難。Pfeffer 說 Gadbury 混淆了相關與因果，但更根本的是他缺乏「隨機的話會怎樣」這個反事實工具——而這個工具（機率論）恰好也在 1660 年代萌芽（Pascal、Huygens），只是還沒進入占星家的工具箱。
更近的例子是 Google Flu Trends（2008–2015）：用搜尋量與流感就診率的相關性做預報，起初準確，後來系統性高估，2014 年 Science 上的檢討稱之為「大數據的傲慢」。這幾乎是 Gadbury 的翻版——在沒有機制理解的情況下擬合歷史相關性，然後外推。差別只在於現代人有工具可以發現自己錯了。
4. 從 Bills 到 Farr：被剪掉的枝條
Pfeffer 的統計譜系停在 Halley。若再往下走，十九世紀 William Farr 在英國戶籍總署做的就是 Gadbury 想做的事：從死亡登記中找出流行病起伏的規律（所謂「Farr 定律」的鐘形曲線），並用它預測疫情何時消退。差別在於 Farr 找的是疫情自身的內在動態，而不是外部的天象。這讓作者「若 Gadbury 選擇冬天作為相關變項就會被記住」的反事實變得更具體：真正讓分析活下來的，是變項的選擇，不是方法。
5. 跨文化預測研究的現成平台
作者引用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vination and Prognostication 源自德國埃爾朗根的「命運、自由與預測」研究群，該計畫十多年來系統比較歐洲與東亞的預測文化。這表示本文的英格蘭個案已經有一個現成的比較框架可以嫁接——尤其是中國運氣學說與歐洲年運盤的平行，值得有人正式寫出來。
五、學術價值與意義
對公衛史：這是把「預測」納入前現代公衛的第一篇系統論述。Geltner 等人擴大了公衛的定義，但主要談的是衛生措施；Pfeffer 補上了「監測與預報」這塊，並提供一個非國家、由市場驅動的案例，直接挑戰傅柯式的國家中心敘事。
對占星史／科學史：Thomas、Capp、Curry、Curth 已經研究過年鑑與占星醫學，但焦點在個人醫療或政治宣傳；本文把焦點轉到群體，並把 Gadbury 的著作從一則 1998 年的統計史短註（Bellhouse）提升為完整個案，讓「占星改革者作為 Graunt 的第一批使用者」這個觀察站穩。
對人口概念史：她給 Kreager 的敘事加了一個中間環節，並提出「標準化」可能早於「枚舉」發生——這是可以繼續辯論的命題。
對方法論：她示範了如何處理「失敗的科學」而不落入輝格史觀，也不落入相對主義：明確指出占星的推論錯在哪裡，同時說明它為何在當時看來合理、且產生了什麼實際效果。
六、這些價值站得住嗎？逐項檢驗
1. 「被遺忘的一章」真的被遺忘了嗎？ 部分成立。Bellhouse 1998 已注意到 Gadbury，Capp 與 Curth 已研究年鑑的醫療內容，Curry 也談過占星改革。「遺忘」有標題修辭的成分。但「群體層次的疾病預報」作為主題確實沒有人系統處理過，這個框架是新的。
2. 「公共衛生」的定義是否被拉得太寬？ 這是最大的爭點。作者用 WHO 的目標式定義（促進、保護、恢復人口健康），這種定義只問目的、不問手段，依此則佈道、祈禱也算公衛——作者確實接受 Horden 把宗教納入公衛史的主張。反方（Morabia）會說，流行病學的核心不是「關心群體」，而是可檢驗的群體比較方法；占星家做了比較，但沒有檢驗。作者自己的證據（Gadbury 混淆相關因果、Neumann 用同法否定占星）其實支持反方的定義。我的判斷是：「占星家屬於公衛史」作為實踐史與觀念史的主張成立；但摘要中「曾是一種有前景的方法論」（a promising methodology）較弱——它的「前景」只存在於當時人的期待中，而作者自己已證明這期待在 1690 年代就被同一套方法收回了。
3. 「人口」論證的強度。 「壓平階層」的證據是幾段引文（Ramesey、《London Almanack》「全體居民」），而且這種壓平來自理論需要（全城受同一天象影響），不等於有意識的統計標準化。Kreager 說的「標準化」指的是可枚舉的聚合體，占星的「同質居民」並非枚舉。作者說 Kreager 的說法「需要重新思考」，力道稍過；但「中間物」的描述本身是合理且有用的。
4. 讀者接受史的空洞。 作者坦承這點。年鑑銷量證明的是市場，不是依從。1652 年黑色星期一是特殊事件，不能推及年度預報。這是史料限制，不是論證缺陷，但它讓「占星預報實際改變了群體行為」這一層始終停在「presumably」。
5. Edlyn「正確預測」的框架效應。 開場故事有倖存者偏誤的風險：同時代還有多少預言沒中？作者其實有回應（預測失準不影響銷售；Wharton 更早預測），但沒有量化基率——如前所述，合相與大疫的週期使得「命中」並不罕見，而且 1665 年時倫敦已 29 年沒有大疫，「該來了」的直覺不需要占星。好在她的核心論證不依賴 Edlyn 是否準確。
6. 反事實的推測性。 「若 Gadbury 選冬天就會被記住」無法檢驗，但作為對史學偏見的提醒是有效的修辭，而非論證。
7. 範圍與比較。 英格蘭中心是自承的限制。我上面補的中國案例顯示，這個題目的真正潛力在跨文化比較——而比較會凸顯：英格蘭案例的獨特性來自《死亡週報》這種量化資料的可得性，而不是占星本身。這其實會加強作者關於「數學與醫學交會」的論點，但也會削弱「占星家是流行病學先驅」的普遍性主張——沒有資料的地方，占星家只能停留在預報，走不到分析。
8. 小瑕疵。 圖版說明有兩處年代錯誤：圖 1 把 Edlyn 的書標為 1644 年（應為 1664），圖 3 把 Gadbury 的書標為 1655 年（應為 1665）。正文無誤，屬編校疏漏，不影響論證。
總評：核心主張——早期近代占星家在群體層次工作、其預報與分析活動應被公衛史看見——站得住，而且有扎實的第一手材料支撐，Gadbury 個案尤其有貢獻。較強的措辭（「被遺忘」、「有前景的方法論」、「Kreager 需重估」）需要打折。它最持久的價值可能不是結論，而是提供了一個「預測作為公衛」的分析框架，讓後人可以拿去做兩件事：跨文化比較（中國、伊斯蘭世界），以及用現代統計重新檢驗 Gadbury 的表——看看在他的資料裡，行星相位到底解釋了多少變異。我猜答案接近零，但那正是這篇論文邀請我們去確認的事。
Top comments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