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omar Degroot (Georgetown Universit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7, Issue 1, March 2022, Pages 62–99, https://doi.org/10.1093/ahr/rhac009
一、這篇文章從哪裡來
Degroot 是喬治城大學的環境史學者，第一本書《The Frigid Golden Age》處理荷蘭共和國如何在小冰期最冷的一段（1560–1720）反而走向黃金時代。相對於多數小冰期研究（尤其是「十七世紀全球危機」一類）強調災難與衰退，他探討的是荷蘭人如何適應氣候變異。北極原本不在他的計畫裡：他發現荷蘭人早年為了繞開伊比利亞人控制的南方航路，曾向北極尋找通往亞洲的捷徑；小冰期的大量海冰讓這個計畫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卻也把荷蘭探險轉向了先前未知的島嶼，這些島嶼因為海洋生物豐富而成為歐洲帝國關鍵的資源前線。
他之所以選擇北極當「實驗室」，理由很清楚：小冰期的氣候變化幅度其實不大，在低緯度很難分辨它對地方環境與人類行為的影響；但在北極，哪怕溫度或環流的微小趨勢，都會透過海冰的分布與厚度劇烈放大，而每一種北極動物（包括人）都必須面對這件事。
這篇文章的成書過程本身也值得一提。他原本寫了約三萬字，最後決定拆成兩篇：第一篇探討氣候變化如何影響「格陵蘭漁場」的形成與其第一個十年的暴力；第二篇則考察整個十七世紀鯨與捕鯨者「文化」的變化，如何改變了敵對船隊之間發生暴力的可能性。第一篇就是 2020 年的〈War of the Whales〉；第二篇（本文）命運坎坷：先被一家期刊接受，臨出版前又被追溯性退稿，理由是與第一篇太像，改投 AHR 後又經歷漫長修改，從首次投稿到刊出約四年。AHR 審查逼出的改變也直接塑造了本文的特色：他徹底重寫了敘事、更直接地與動物史的史學對話、更深入思考把「動物文化」納入氣候史的意涵，並加入關於北極熊文化的新發現。
二、舞台：小冰期的北極、弓頭鯨與捕鯨業
氣候背景。 小冰期的最冷階段在 Degroot 的分期裡由兩個「氣候體制」構成：Grindelwald 波動（1560–1628）與蒙德極小期（1645–1720）。文章標題所說的「冷—短暫回暖—再冷」，對應的正是 Grindelwald 波動的尾聲、1630 年代末的短暫回暖，以及蒙德極小期的到來。
經濟背景。 捕鯨業的興起有物價因素：氣候變冷促成了推高植物油價格的社會經濟趨勢，鼓勵歐洲商人到斯瓦爾巴周邊建立相互競爭的捕鯨事業。Hacquebord 從供給面補充：西歐工業活動增加帶來對油脂的龐大需求，而穀價高漲又使油料作物種植減少，鯨油成了替代品。
主角一：弓頭鯨。 原文對鯨的生態有一段精彩描述：十七世紀初，每年年初有多達十萬頭弓頭鯨在揚馬延島附近生育交配；春天沿著北極冰群退縮的邊緣向東北遷徙，四月初進入斯匹次卑爾根與埃季島沿岸已大致無冰的海灣覓食。牠們的演化適應（厚達半公尺以上的鯨脂、可達四公尺的鯨鬚）恰恰使牠們成為理想獵物：游得太慢逃不過小艇，死後約一天因腐敗氣體浮出水面，容易剝取。
主角二：捕鯨者。 船長通常在西歐沿海村莊招募貧窮的年輕人；這些人冬天很難找到水手工作，因此他們的經濟安全往往取決於夏天能否「做成」一趟航程，也就是捕到足夠的鯨把船裝滿油桶。危險無所不在：日誌、書信與散布在斯瓦爾巴、揚馬延各處淺墳裡的殘缺骸骨顯示，人從結冰的桅杆滑落、被崩塌的冰川壓死、船被海冰刺穿；壞血病幾乎人人有份，瘀傷流血之外還帶來焦慮與抑鬱。
組織與地緣。 荷蘭的北方公司（Noordsche Compagnie）1614 年成立、1642 年解散，成立不久就與英格蘭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丹麥–挪威、法國及荷蘭內部其他集團陷入領土衝突。英荷之間早年在斯匹次卑爾根衝突不斷，直到 1619 年達成協議：斯匹茲卑爾根群島西海岸的峽灣，英國在南 (Bellsund, Hornsund)、荷蘭在北 (Amsterdamøya)；此後北方公司的煉油生產集中到阿姆斯特丹島上的聚落，戲稱 Smeerenburg（鯨脂鎮）。1630 年代全盛期的 Smeerenburg 有 16–17 棟建築，中央有一座在 1631 年或更早建成、用來防範丹麥人與其他闖入者的堡壘，岸上多達 200 人在煉油、剝脂、箍桶。
三、核心論證：三個階段，三種「氣候—動物—暴力」的連結
Degroot 的主張不是「氣候變冷導致衝突」或「氣候變冷減少衝突」這種單向命題，而是：同樣是氣候變化，在產業的不同階段，透過不同的動物行為與人類組織，對暴力產生了方向相反的作用。
第一階段（約 1610–1620 年代）：冷卻反而抑制暴力
冷卻擴大了區域海冰的範圍，使鯨與捕鯨者都擠進狹小的空間，提高了捕鯨者之間敵對的代價，因而抑制了暴力。姊妹篇〈War of the Whales〉把機制講得更細：1611 到 1619 年間捕鯨者依賴海灣岸邊的臨時營地；當海冰封住這些海灣時，不同國家與公司的捕鯨者以合作應對；但當 Grindelwald 波動的劇烈變異把冰從海灣拉走，敵對捕鯨者及其護航軍艦之間就經常爆發暴力。
換言之，「冰多」時大家被迫共用少數無冰海灣，動手的機會成本太高；「冰少」時空間變大、鯨群分散，才打得起來。這裡的關鍵不是資源多寡，而是資源的空間分布與可防禦性——這正是同儕審查逼他從「資源有多少」轉向「資源分布如何改變其可防禦性、進而改變引發衝突的可能性」的分析工具。
第二階段（1630 年代）：暴力催生要塞與過冬，並改變了北極熊
第一階段的暴力讓公司走向要塞化，並嘗試全年駐守。1630 年一批被同一位船長遺棄在斯瓦爾巴南部海灣的英國捕鯨者勉強活過冬天，這讓北方公司相信更北邊的站點也能全年駐守；加上巴斯克海盜趁荷蘭船隊返航後洗劫了揚馬延島的站點，公司決定在揚馬延與阿姆斯特丹島兩處留人過冬。這裡呼應到1628-1645年間氣候短暫回暖。
1633 年，兩組七人分別留在 Smeerenburg 與揚馬延。Van der Brugge 帶領的 Smeerenburg 組留下了極詳細的日誌，是本文微觀史的核心材料。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平均更冷、且低溫可以降到前所未有程度的北極；1633–34 年冬天即使以斯瓦爾巴的標準看也異常寒冷多冰，厚冰使春天捕鯨船隊延遲返回。
本文最出彩的部分是人熊關係。十月底北極熊出現後，這群人發現自己既是獵食者也是獵物：他們獵殺落單的熊取肉與皮，卻一再被成群試圖闖入的熊困在小屋裡；後來學會加固小屋、利用熊不怕死直衝火槍的習性，但熊太多時就不開火，以免激起全面攻擊。轉折在冬季後半：到 1 月 13 日，營地附近的熊已學會一察覺人的動靜、聽到扳機聲或看到火繩的火光就逃；2 月 2 日 van der Brugge 記載熊「變得如此膽小」，連成群的熊看到人也跑。Degroot 的解讀是：在捕鯨者到來之前，這裡的熊沒有在陸上被獵食的經驗，也不認識人類；1630 年的英國過冬者只與大量的熊相處了兩個月，沒提到熊行為有變；1633 年，熊用了大約三個月適應一個對手獵食者的到來。而這個轉變對人是雙面刃：威脅減輕了，但原本唾手可得的熊肉（關鍵的蛋白質與維生素來源）變得難以取得，壞血病開始出現。
對照組是揚馬延：領隊的日誌大多只是天氣紀錄；10 月 10 日天冷時全員留在屋內烤火烤到頭暈；他們找不到足夠的抗壞血草，暴風雪又讓他們無法獵馴鹿或熊，五月船隊抵達時全員死於壞血病。而 Smeerenburg 組的成功並未被複製：七人全部生還促成了 1634–35 年另一組七人的過冬，結果全部死亡，實驗就此放棄。
Degroot 在 Podcast 中對這組對照做了一段很有方法論意識的拆解：氣候（揚馬延冬天本來就比受暖流影響的西斯匹次卑爾根冷）、結構（Smeerenburg 較大、物資較多）、領導與能動性（van der Brugge 的規劃與紀律）、動物的選擇（熊前期的攻擊性反而讓人存下肉）、以及純粹的運氣（剛好在草枯萎前找到一片超乎預期的抗壞血草）——他的結論是，沒有什麼事只有一個原因，甚至未必有一個明顯的主導原因。
第三階段（1640 年代之後）：氣候與鯨文化的劇變，瓦解公司與要塞
摘要說：氣候與鯨文化的全面變化助長了捕鯨公司及其要塞化站點的覆滅，同時鼓勵了外海捕鯨，改變了捕鯨者能在何處、以何種方式相互打鬥。
這裡的動物行為有兩層。其一是鯨學會避開人：1619 年英荷劃分後，英國拿到了看似最好的海灣，但弓頭鯨學會了避開這些海灣；而阿姆斯特丹島在那個寒冷氣候下鄰近冰群邊緣，鯨為了躲避虎鯨會聚集在冰緣附近，所以那裡反而有更多鯨可獵。其二是氣候再度變冷、冰緣外推，把鯨群帶離海灣。Degroot 承認這個洞見來自 Hacquebord：當十七世紀中葉北極變冷，弓頭鯨更大量地聚集在揚馬延與斯瓦爾巴之間擴張中的冰群邊緣，冷卻反而讓「格陵蘭漁場」更有利可圖，因為聚集的鯨更容易獵捕。但作者強調這種適應最後是「不良適應」：鯨改變遷徙模式先是為了躲避捕鯨者、後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結果捕鯨者學會了比以往更有效率的獵法。
產業面的變化與此同步：Smeerenburg 從 1640 年代初到中期開始衰落，因為斯匹次卑爾根沿岸的海灣與海峽裡鯨變得稀少；1660 年前後，隨著改為返港煉油與轉向遠洋捕鯨，聚落終於被棄置。北方公司內部紛爭不斷，董事在 1642 年沒有申請延長專利，此後捕鯨對所有人開放；船數在幾年內從每年 30 艘暴增到 200 艘、高峰達 300 艘；船太多，無法在獵場就地煉油，於是揚馬延與斯匹次卑爾根西岸的煉油場被放棄，改在船邊或浮冰上剝脂裝桶，運回荷蘭煉油。1642 年起英國爆發內戰，政治動盪而減少遠洋活動，此後幾乎所有捕鯨船都來自荷蘭。
當獵場從可以築堡防守的固定海灣，變成隨海冰冰緣漂浮移動、每年不同的外海，暴力就不再是「搶站點、毀爐灶」的據點爭奪，而轉向護航、私掠與國家間海戰的層次——這也銜接上 Degroot 早年關於1652–1674 年英荷戰爭與氣候波動的研究。隨著船隊擴大，荷蘭捕鯨船隊成了敵國海軍分遣隊無法抗拒的目標，不再是在北極島嶼沿岸對峙，荷、英、以及新加入的法國戰艦改在外海、沿著迷宮般的冰緣追逐，荷蘭捕鯨人最終學會利用海冰逃脫追擊，甚至伏擊落單的戰艦。不過 Degroot 講的「外海、冰緣」是追逐逃脫的空間，而實際重型砲艦開火的地點，從檔案看仍多在峽灣與海灣裡。
Henrat 指出，1671 年前後法國自己的北方公司衰落後，法國對斯匹茲卑爾根的態度徹底轉變——這片海域因商業理由受覬覦，隨即作為對荷戰爭的間接後果被捲入軍事行動的舞台。荷蘭方面的資料也把 1674、1677、1693、1703 年列為荷蘭捕鯨船隊遭私掠者重創的年份。
- 1674 年（法荷戰爭）：布洛涅出身的 Panetié 率三艘巡防艦突襲斯匹茲卑爾根的荷蘭船隊，俘獲 12 艘捕鯨船，當場摧毀 7 艘，帶回 2 艘滿載鯨骨與鯨油的船。
- 1677 年：四艘聖馬洛私掠船重演此舉，在北灣俘獲或焚毀十來艘捕鯨船，南灣另有數艘，使荷蘭保險商與船東損失慘重。
- 1693 年（九年戰爭）——最典型的一役：荷蘭船東 1692 年因法國私掠而僅派出 32 艘船北上；1693 年再度嘗試，出動 89 艘。法方透過情報得知，路易十四下令組成小分隊，指令是燒毀或擊沉所有懸掛英國、荷蘭或漢堡旗幟的船隻，毫無例外。Henrat 特別強調，法方刻意不派重型戰列艦，因為其吃水與笨拙幾乎必然使之無用，何況要在遍布浮冰與暗礁的狹窄陌生水域作戰極為危險——冰況直接決定了投入的兵器。7 月底法艦進入南灣時，荷蘭捕鯨船匆忙起錨向北逃竄，數艘鑽進戰艦無法跟進的狹淺水道而脫身。8 月初，兩艘巡防艦繞過北角，在 Sorgfjord（當時稱 Beerbay／熊灣）撞見 40 艘掛荷蘭旗的船，其中可辨認出他們臨時互選的旗艦、副旗艦與後旗艦，整體以新月形擺出防禦陣勢，岸上還臨時架了砲台。荷方兵力約 1500 人、300 門砲對法方 300 人、72 門砲，激戰約五小時。最後荷蘭人靠大批捕鯨小艇拖曳大船逃出海灣，法方只俘獲 13 艘，其餘雖受重創仍脫逃；13 艘中有 2 艘因無法航行在灣內焚毀。整場戰役下來，1693 年離開荷蘭的 89 艘捕鯨船近三分之一未能返航。
- 1703 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Duguay-Trouin 率五艘船襲擊 Isfjord，據其回憶錄俘獲、勒贖或焚毀四十多艘捕鯨船，濃霧救了其餘很多船；他估計灣內有兩百艘，但濃霧與無風時洋流把法艦推向北方冰障，等他回到灣裡，荷蘭船已在無風期間被大量捕鯨小艇拖出，在兩艘戰艦護航下離去。
衝突形式上，發動者從公司（Muscovy 對 Noordsche Compagnie）換成國家海軍與持私掠許可的科西嘉／聖馬洛船主；動機不再是「誰能用哪個灣」，而是打擊敵國經濟——Henrat 稱之為戰略轉向，新戰略的首要目標不再是殲滅敵方海軍，而是藉俘獲或摧毀商船與漁船隊直擊其經濟核心。荷蘭方面則對應出護航體制（1703 年的兩艘護航戰艦）、船隊自組臨時指揮、乃至整年停航避險。順帶一提，Sorgfjord 本身就是冰況兇險之地——法方紀錄提到 1683 年曾有 13 艘荷蘭船在此被冰封，船員棄船僥倖逃生——這也說明第三階段裡，海冰同時是威脅與掩護。
四、作者立論的特色
1. 拒絕「相關即因果」的宏大氣候史。 他明言對流行的氣候環境史感到幻滅：那些作品傾向假定人類史與氣候史之間有橫掃一切的關聯，方法多半是把政治危機、歉收與惡劣天氣拿來對照；而他透過仔細追索「氣候趨勢→地方天氣→地方回應」的機制，發現小冰期的溫和變化經常引發反直覺的反應，甚至根本沒有反應。三階段各自方向相反的結論，正是這種立場的具體展示。
2. 動物是行動者，而且有「文化」。 這是本文最具野心的地方。在氣候史裡動物很少被當成農業經濟機器裡的齒輪以外的東西；他讀了 Whitehead 與 Rendell 的《The Cultural Lives of Whales and Dolphins》之後，意識到文獻裡描述的弓頭鯨行為其實是一種文化的表現——一種同時回應人類獵殺與氣候變化而改變的文化。更進一步，他提出鯨與人是對稱的：兩者都帶著文化，在相遇時、然後在變動的環境中掙扎求生時，文化都改變了；捕鯨者先學會在沿岸紮營的公司體制下獵鯨，後來發展出在外海追鯨的技術、實作與法律框架。北極熊那段則把「動物文化」從鯨延伸到陸上掠食者，並展示它可以在一個冬天內被觀察到。
3. 從「資源總量」轉向「資源分布與可防禦性」。 這個分析工具讓他能解釋為什麼鯨變少、變集中時反而可能更好獵、更少衝突，也讓氣候與衝突的關係擺脫了「稀缺→爭奪」的簡單邏輯。
4. 多尺度、跨學科的微觀史。 他必須從全球到極地方的尺度來回穿梭，跨越歷史、考古、生態與氣候學的界線，從骸骨到日記重建「幾頭受驚的鯨與幾個受驚的人」的微觀史，再追索其在歐洲與北極的遠因與後果。
5. 明確面向未來、並且關注不平等。 他選擇聚焦捕鯨者之間的衝突而非捕鯨業整體，部分原因是一般假定未來暖化最可能透過激發衝突威脅人類生存，而融化的北極將是美、俄、中競爭的危險舞台；十七世紀的北極提供了檢驗氣候變化如何影響帝國對手之間暴力的機會。同時他不忘問誰在承受風險：暴露在最壞氣候效應下的不是北方公司的富商，而是把保住大公司資產的冒險當成唯一翻身機會的窮人，以及丈夫父親死在冰裡的婦孺。
五、作者可能沒提、但可拿來對照的材料
（一）鯨的社會學習：兩個世紀後的定量證據。 Degroot 對鯨「學會避人」的論證主要依賴文獻描述；十九世紀的資料則允許量化。Whitehead、Smith 與 Rendell 分析數位化的美國捕鯨日誌後發現，北太平洋抹香鯨被成功擲中的比率在一個區域開發的頭幾年下降了約 58%；這無法用早期捕鯨者更能幹（他們在其他海域的命中率並未偏高）或先殺掉最脆弱個體來解釋，模型顯示是有經驗的社會單元把防禦措施傳給了無經驗的單元。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的靈感部分來自歷史學者 Bathsheba Demuth 閱讀白令海峽弓頭鯨捕鯨日誌時注意到的轉變。Demuth 的《Floating Coast》記載，1848 年新英格蘭船隊進入白令海峽後，到 1851 年空手而回的船已在報告鯨對船聲變得警覺、改變慣常路線、發展出躲避獵人並潛入冰下的策略。把 Degroot（十七世紀北大西洋）、Demuth（十九世紀北太平洋）與 Whitehead 等人（抹香鯨模型）放在一起，「鯨文化回應人類獵殺」就從單一案例變成跨物種、跨世紀的模式。
（二）「文化改變」與「種群崩潰」如何區分？ 這是我認為對 Degroot 論證最重要的一個對照。Hacquebord 的估算是：在公司時期每年約殺三百頭，捕撈與自然增長大致平衡；專利到期後年殺數增至兩千頭、超過出生數，縮減的鯨群退入海冰，許多船長冒險追入、船被冰壓碎、整船人喪命；整個時期在斯匹次卑爾根、揚馬延與戴維斯海峽共約 12 萬頭弓頭鯨被殺，荷蘭人佔其中 67%。近年的生態研究則指出東格陵蘭–斯瓦爾巴–巴倫支海族群從估計五萬頭崩潰到數百頭，大幅減少了對中型浮游動物的捕食，可能使小海雀族群增加了七成。這意味著 1640 年代之後「海灣裡鯨變少」至少有三個互相纏繞的原因：氣候把冰緣推遠、鯨學會避開海灣、以及單純被殺光了。Degroot 的「鯨文化」論證要成立，必須說明第二個因素在第三個因素之外還有解釋力——這是讀原文時值得特別留意他如何處理的地方。另外，Britannica 提供了一個更偏氣候決定論的舊說：1650 年代中期海灣捕鯨的終結，與其說是過度捕撈，不如說是持續到十七世紀末的小型冰期所致；Degroot 的三階段模型可以看成是對這類單因說的精緻化。
（三）今天的科學如何反過來驗證十七世紀的觀察。 挪威極地研究所報告，2010 年在弗拉姆海峽約北緯 80 度衛星標記的一頭斯匹次卑爾根族群弓頭鯨，夏天南下約一千公里、冬天又回到標記緯度，這種「倒過來」的季節模式與其他族群相反，卻正是數百年前捕鯨者描述的樣子。這對 Degroot 這種高度依賴捕鯨文獻重建動物行為的方法，是一個有力的旁證：捕鯨者的觀察並非只有商業誇飾。
（四）當代氣候—衝突研究的座標。 Degroot 把自己的研究定位為對「暖化將引發北極衝突」假設的歷史檢驗，而當代社會科學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分歧。2019 年一群過去結論相左的專家透過共識評估法認為，氣候已影響國家內部的武裝衝突，且暖化加劇預估會提高未來風險，但其他驅動因素的影響力大得多，而且氣候—衝突連結的機制仍不確定；同時多數學者同意氣候變化不太可能影響國家間衝突的風險。Degroot 的案例剛好落在這個文獻的盲區：他處理的是公司與國家層級、在無主之地上的武裝競爭，而且他的答案（同一氣候趨勢在不同階段方向相反）恰好呼應「機制不確定」這一點，只是他用微觀史把不確定性拆成了可辨識的機制。事實上已有社會科學文獻把他的研究當成因果歸因複雜性的例證來引用。
（五）史料批判與神話。 Smeerenburg 本身就是一個史學教訓：Scoresby 在 1820 年聲稱短短夏季有二三百艘船、一萬多至一萬八千人造訪；Nansen 在 1920 年也說有數百艘船、一萬人、有街道攤販，甚至有教堂與妓院；但 1979–81 年的考古發掘顯示這些說法毫無根據，全盛期不過十五艘船、四百人，只有一座配兩門砲的堡壘。Degroot 對自己核心史料的態度同樣審慎：我們對兩地過冬的了解幾乎完全依賴兩本經北方公司商人審閱後在歐洲廣泛出版的日誌，作者有充分動機誇大自己的成就；船舶日誌裡對海冰的描述並非系統性測量，而且海冰的堆積可能來自洋流的變化而非當地溫度。
（六）文章的「接受史」。 有趣的是，這篇文章刊出後被一個氣候懷疑論取向的北極熊部落格拿來論證斯瓦爾巴西岸的海冰數百年來本就變化極大，有些年代冰少、有些年代冰多，目前的冰比 1600 年代許多年份的五月初還多。這恰好說明 Degroot 反覆強調的「氣候變化不是單向決定歷史」的細緻論證，在公共領域很容易被截取成完全相反的政治用途——而他自己的立場其實很清楚：今天的暖化在速度、幅度與人為成因的組合上是獨一無二的。
六、幾個值得帶著讀原文的問題
第一，「鯨文化」的證據強度。原文如何區分「鯨學會避開海灣」與「海灣裡的鯨被殺光」？是否引用了不同海灣捕獲量的時間序列，還是主要依賴捕鯨者的質性描述？
第二，北極熊「文化」一詞是否過重。三個月內學會迴避槍聲，用個體學習與習慣化就能解釋；稱之為文化需要證明行為在熊群之間傳播、跨代保留。Degroot 在 Podcast 裡自己也只是提問（揚馬延的熊是否有「不同的文化」），這顯示他清楚證據的邊界。
第三，第三階段「衝突形式改變」的具體內容。摘要只給結論，這是最需要原文細節的部分。
第四，「反直覺」是否過度作為賣點。Degroot 自己在寫作回顧裡坦承，審查者指出「複雜」本身不足以構成價值，他意識到自己以強調複雜來迴避說明究竟要做出什麼介入，也等於貶低了讓他的研究成為可能的前人——這段自我批評很值得放在心上：本文的貢獻不在於「事情很複雜」，而在於它提出了三個可檢驗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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