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e Ekama is Senior Researcher at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She is author of “Bound to be Free? Manumission in Cape Town, 1825–34,” Slavery & Abolition, XLVI (2025),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80/0144039X.2024.2389549; with Dries Lyna and Christine Whyte, “Rebuilding Life after Slavery: Manumission, Emancipation, and Family Networks in European Empires, 1750–1900, History of the Family, XXIX (2024), 201–210; editor of, with Lisa Hellman and Matthias van Rossum, Slavery and Bondage in Asia, 1550–1850: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Coerced Labour (Berlin, 2022).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026) 57 (1): 67–89.
https://doi.org/10.1162/JINH.a.2070
一、論文定位
這是 Kate Ekama 目前主持全新的「Project 1834」相關文章，該計畫與史坦陵布什大學的轉型政策及研究、修復與社會正義的努力相關。理解這個背景很重要：這篇論文不只是方法論示範，也是一個更大研究議程（解放前後的開普殖民地、後裔社群的歷史修復）的一部分。
二、論文在說什麼
史料本身。 1816 年英國當局在開普殖民地規定所有奴隸主必須登記其所「擁有」的人。到 1834 年法理上廢奴為止，僅開普敦、開普區與賽門鎮三處登記冊就累積了 32,140 筆個人紀錄，涵蓋超過 3,500 個奴隸持有單位；全殖民地共 155 冊。每筆紀錄有九個欄位：登記日期、編號、姓名、性別、年齡或出生日期、母親姓名、來源地、職業、備註。
作者強調一個關鍵的比較差異：開普的登記冊是動態的。加勒比海殖民地（牙買加、千里達、聖露西亞）的登記冊本質上是每三年更新一次的普查，用「增加／減少」欄位記錄變動；開普的登記冊卻要求奴隸主在規定期限內申報出生、死亡、解放、買賣與移轉，否則罰款。因此開普登記冊記錄的是「日常變動」與細緻的人口流動，而非靜態快照。這一點是全文方法論的基礎。
方法：紀錄連結（record linkage）。 歷史學家稱之為「追蹤」（tracing）或「對照」（correlation），資料科學家稱之為紀錄連結。核心困難在於：被奴役者只登記名字，而名字取自極有限的名字庫（開普區光是叫 Abraham 的男性就超過 500 筆，Sara 超過 300 筆）。作者的解法是利用備註欄中的移轉資訊——移轉日期、新奴隸主姓名、對應的冊頁——加上年齡、來源地、職業做多重比對。
這裡有一個看似技術性、實則極為重要的觀察：原始紙本冊子只能向前追蹤（從備註欄看某人被賣給誰），幾乎無法向後追蹤（某人在此之前屬於誰）。Tracing History Trust 完成的 Excel 轉錄改變了這一點，篩選功能讓研究者能重建一整條買賣鏈回到 1816 年首次登記。數位化不只是「更方便」，它改變了史料可被閱讀的方向，進而開啟了原本不可能的問題。
個案一：Hoets 的城市奴隸家戶。 Jan Hoets 是開普敦最大的私人奴隸主，1816–1834 年間登記了 157 人。作者從中分析年齡、性別、來源地與職業的交織：莫三比克來的男性多做戶外勞力，開普出生的女性則多為女僕，反映 1807 年海洋奴隸貿易禁絕後的人口結構轉變。17 年間 19 位母親生了 46 個孩子，16 個在十歲前夭折——「母親的悲傷在紀錄中沒有留下痕跡」。
最戲劇性的發現是 Celia。她 1817 年登記為女僕，在 Hoets 家戶中生了三個孩子——父親就是 Hoets 本人。1823 年她與兩個存活的孩子獲得解放，隔年受洗為 Maria Cecilia Hoets。1832 年八十歲的 Hoets 拆散奴隸持有時，把最多的十個人轉給她，她從而成為奴隸主；1836 年她還以奴隸主身分領取了 £333 的廢奴補償金。單看登記冊，「Maria Cecilia Hoets」看起來像姊妹或女兒；只有跨越教會洗禮紀錄、奴隸保護官檔案、補償資料庫，才能看見這段從被奴役者、到未婚妻、到奴隸主的複雜軌跡。
個案二：Candace 一家。 1828 年 12 月，Candace 支付 £118 10s 為自己和三個兒子贖身。回溯登記冊，她在 12 年間被轉手六次（Joubert → Vos → Johnson → Finlay → George → Hawkins），期間生下數名子女、埋葬兩名、並與一名女兒 Magtelda 因買賣而分離。登記冊從未記載 Magtelda 是 Candace 的女兒——只是她從嬰兒時期起就一直與 Candace 一起被賣。這個推測最後在 1831 年奴隸保護官的檔案中得到證實：Magtelda 向保護官申訴奴隸主 Saunders 以自由為交換條件與她發生性關係、卻未履行承諾，而一位名為「Candasa」的自由婦女以母親身分出庭作證。
三、學術脈絡：這篇論文在跟誰對話
英帝國的奴隸登記制度研究。 論文最直接回應的是 Burnard 與 Coffey 2023 年關於英屬圭亞那的研究。他們指出奴隸登記冊是研究英國殖民奴隸制最後二十年的重要史料，卻很少被歷史學家使用；透過兩個個案（Berbice 的 Blairmont 莊園與 Demerara 的 Success 莊園）示範這些紀錄如何重建被奴役者的集體樣貌與個人肖像，並將 1823 年起義的參與者置於故事前景。Ekama 把這個方法論從加勒比海的大型種植園移植到印度洋的城市奴隸制脈絡，並指出開普登記冊因其動態性質而更適合追蹤流動。
荷屬殖民地的數位化與紀錄連結。 論文另一個重要參照是 Radboud 大學主導的「蘇利南與加勒比海歷史資料庫」（HDSC）。蘇利南的奴隸登記冊在 2017 年由數百名志工透過公民科學計畫轉錄，據以建立超過 9 萬名被奴役者的縱向資料庫，並進行比對以建構生命歷程。蘇利南與古拉索奴隸登記冊的資料庫更被納入 UNESCO 世界記憶名錄，是唯一獲此地位的資料庫。Ekama 清楚把 HDSC 當成開普登記冊的未來範本——目前是手工比對，但轉錄品質足以作為手寫辨識模型（如 Transkribus）的訓練資料。
開普史料數位化的制度基礎。 論文使用的 Tracing History Trust 轉錄本身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歷史。該信託是由「開普遺產文件轉錄計畫」（TEPC）的轉錄團隊成員在計畫結束後成立，以推動歷史資源的進一步紀錄與數位化；TEPC 本身又承接自荷蘭主導的 TANAP 計畫，後者旨在與南非、印度、斯里蘭卡等有歷史聯繫的國家建立新的合作關係。換言之，本文的史料基礎是二十多年來荷蘭政府資助、南非大學與檔案館合作的積累，本身就帶有後殖民「共享遺產」的政治意涵。
南非奴隸史學的內部辯論。 論文明確拒絕 Robert Shell 在《Children of Bondage》（1994）中對登記冊的全盤否定——Shell 沿用 Clifton Crais 的「殭屍奴隸」概念，主張奴隸主會以非法奴役者頂替死者而不申報死亡，因此登記冊不可信。Ekama 承認詐欺登記確實存在（1821 年 Zinn 因將自由兒童登記為奴隸而被判囚羅本島），但正因如此才顯示登記冊的準確性在法律場域被視為重要；而 Mitchell 將登記冊與稅籍（opgaafrollen）交叉比對後也發現數字吻合。論文同時延續 John Mason《Social Death and Resurrection》（2003）的論點——被奴役者的家庭形式多元，包含被奴役者、科伊人、自由與獲釋者——並以實證方式進一步證明。方法上則直接採納 Laura Mitchell 的「檔案拼布」（archival patchwork）概念，即跨越多個典藏機構的多樣史料工作，蒐集關於從屬者的細小證據碎片、重建社會關係、縫合日常生活的樣態。
四、學術價值與意義
1. 史料層面：為一批「被貶抑而低度使用」的紀錄正名。 這篇論文最基本的貢獻是把開普奴隸登記冊從 Shell 的否定判決中拯救出來，並具體說明它們能回答什麼問題、不能回答什麼問題。作者的立場是謹慎的辯護：登記冊有瑕疵、帶有奴隸主的偏見、依「人即財產」的邏輯組織，但這些限制本身（例如詐欺登記）反而是未來研究「自由訴訟」的切入點。這種對史料「既批判又使用」的態度，是後殖民檔案研究中相當成熟的方法論立場。
2. 方法論層面：示範數位化如何改變歷史提問的可能性。 論文的核心洞見不是「數位化讓研究更快」，而是「向後追蹤」這種原本結構上不可能的操作，因轉錄而變得可行。原始檔案依奴隸主姓氏排列，任何以奴隸主為中心的存取方式都會複製檔案的權力結構；能夠以被奴役者為單位重建生命軌跡，等於是在存取層面「去中心化」奴隸主。85% 的解放紀錄能與登記冊比對成功（1,266 人中 1,078 人），證明這套多重比對法是可靠的。
3. 史學論點層面：反駁「無親屬、孤立個體」的奴隸形象。 這是論文的核心主張。Candace 的案例特別有力：登記冊本身沉默，但買賣模式（一個沒有登記母親的嬰兒總是與同一名女性一起被賣）透露了親屬關係，而另一個檔案系列證實了推測。論文也誠實指出可辨識的親屬關係幾乎僅限於母系——父親在登記冊中永遠缺席——但父親身分並非完全不可知：Celia 孩子的父親是 Hoets、Magtelda 孩子的父親是 Saunders，這些都是奴隸主的性剝削，只在教會與保護官檔案中浮現。這揭示了不同檔案系列各自「看得見」與「看不見」什麼，也把性暴力與性交易作為家庭形成的結構條件放回歷史中。
4. 「家庭」與「流動」的交織。 論文提出的分析框架——被奴役者的生活由強制流動（買賣、移轉）與選擇性流動（贖身、逃亡）共同塑造，而母系紐帶又反過來影響買賣的模式（1820 年代改善規定禁止分離母親與幼兒）——為研究 1807 年後仍持續三十年的殖民地內部奴隸貿易提供了具體框架。這是南非史學中相對未被開發的領域。
5. 公共史學與後裔社群。 論文從頭到尾把學術研究與族譜研究並置：Pniel 鎮的家庭用史坦陵布什登記冊追溯祖先、Kristy Warren 推動百慕達登記冊上線。作者明言數位化與轉錄「不只是重建過去的生命，也是在當下開放紀錄的取用」。這種將學術嚴謹性與修復正義並置的取向，是當代奴隸史研究的主流走向，而本文提供了南非脈絡下的具體實例。
6. 跨區域比較的潛力。 論文將開普定位為「留在非洲的非洲被奴役者」（莫三比克、馬達加斯加等）的案例，與 Oliveira 的葡屬非洲登記冊、HDSC 的大西洋資料形成對照。這有助於把印度洋奴隸制放入全球比較框架，而非只當作大西洋奴隸制的邊緣附錄。
五、限制與批判性評估
作為一篇研究札記，本文的目標是示範而非窮盡，因此以下限制多半是作者自己承認的，但值得明確指出：
個案規模。 兩個手工比對的個案無法支撐概括性結論；「被奴役者嵌入社會網絡」的主張在 Hoets 與 Candace 身上成立，但要成為整體論述，仍須等待大規模連結。作者提到的 85% 比對率，實際上是她先前在 Slavery & Abolition 發表的解放研究的成果，本文是在此基礎上延伸。
史料的視角限制。 登記冊記錄的是奴隸主的申報，親屬關係幾乎只能透過買賣模式「推論」。論文最有說服力的地方（Candace–Magtelda 的母女關係）恰好依賴了另一個檔案系列的確認；若沒有保護官檔案，推論仍只是推論。這意味著此方法高度依賴其他系列檔案的存在與可及性。
倫理的張力。 論文承認登記冊是「把人變成資產」的痛苦提醒，但對於重建這些生命軌跡（尤其涉及性剝削的細節）的倫理問題，討論相對簡短。當這些資料未來公開給後裔社群時，如何處理祖先曾是「奴隸主的性伴侶後成為奴隸主」（如 Maria Cecilia）這類複雜身分，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從手工到自動化的距離。 論文對 Transkribus 與公民科學的展望是合理的，但開普登記冊的名字重複率極高、缺乏姓氏，自動比對的錯誤率可能遠高於 HDSC 面對的蘇利南資料（後者從 1830 年代起有較完整的母親姓名與出生日期）。這個技術挑戰論文尚未正面處理。
六、總結
這篇論文的價值不在於提出驚人的新論點，而在於把三件事扎實地綁在一起：一批被誤判為不可信的史料、一套因數位化而成為可能的方法、以及一個關於被奴役者親屬與流動的歷史主張。它把英屬加勒比（Burnard & Coffey）與荷屬蘇利南（HDSC）兩條研究路線引入南非脈絡，同時回應了南非史學內部從 Worden、Shell 到 Mason、Mitchell 的辯論。對於研究奴隸制、殖民檔案、歷史人口學或數位人文的讀者，它是一個關於「如何從為奴隸主利益而創造的紀錄中，寫出以被奴役者為中心的歷史」的清晰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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