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elle Armstrong-Partida (Emory University), Susan McDonough (University of Maryland)
Past & Present, Volume 259, Issue 1, May 2023, Pages 3–42, https://doi.org/10.1093/pastj/gtac010
一、這篇文章在跟誰吵架
文章開頭引了 Maryanne Kowaleski 1999 年的一段話：地中海的榮譽觀念與女性貞潔綁得太緊，所以所有女性都力求結婚，「老處女」在地中海社會幾乎沒有位置。
作者要推翻的正是這句話，以及它背後的整套預設。她們的主張一句話講完：中世紀晚期的地中海港市裡，單身女性——包括奴隸、釋奴與自由出身者——不但存在，而且流動、置產、放貸、經商、立遺囑，是城市經濟與社會網絡的常態成員。這篇文章的攻擊對象，是把南歐排除在單身女性研究之外的整個史學傳統。
二、背景：Hajnal 的「歐洲婚姻模式」
沒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需要先知道 John Hajnal 是誰。他是人口統計學家，1965 年提出「歐洲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EMP)：在一條大致從聖彼得堡到第里雅斯特的線（後稱 Hajnal 線）以西，人們晚婚（女性二十三、四歲以上）、有一到兩成終身不婚、結婚後另組核心家戶；線以東則早婚、幾乎人人結婚、多代同堂。1982 年他再寫〈兩種前工業家戶形成系統〉，把「西北歐」（斯堪地那維亞、不列顛、低地國、德語區、北法）與其他地區更明確地切開，並用 Herlihy 與 Klapisch-Zuber 對 1427 年佛羅倫斯 Catasto（財產普查）的研究，把托斯卡納歸到「另一種」系統，與二十世紀的印度、中國、尼泊爾類比。
這個模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後來長出三條枝幹：一是 Peter Laslett 領導的劍橋人口史群體把它發展成歐洲家戶的區域類型學，其中就有一個「地中海型」；二是 de Moor 與 van Zanden 2010 年的〈Girl Power〉一文，把 EMP 說成北海地區經濟起飛與女性地位提升的原因；三是中世紀婦女史——尤其英格蘭學者如 Goldberg、Bennett、Froide——在 EMP 的啟發下研究「生命週期服務」（青年婚前在他人家戶當僕役）與單身女性，但同時預設南歐女性直接從父家嫁進夫家，沒有這段人生。
作者的判斷是：Hajnal 對南歐的說法從一開始就建立在薄弱的資料上，卻被中世紀史家不加檢驗地接收，結果是北歐學者有了「許可」去忽視南歐同行的研究。
三、作者的論證架構
定義與方法：誰算單身女性，怎麼在檔案裡找到她們
作者採用 Bennett 與 Froide 對「終身單身」與「生命週期單身」的區分，但刻意把線畫得更寬：從未結婚者、當下單身但日後可能結婚者、以及被丈夫遺棄或喪偶者都納入。方法上她們借用 Cordelia Beattie 的「表演單身」概念——中世紀沒有結婚證書，女性向公證人自述身分，公證人照錄；凡是選擇不把自己掛在某個男人名下的女性，在那一刻就是在表演單身。
具體的辨識依據是公證文書的命名慣例。帕勒摩的公證人在七十年間格式穩定：mulier uxor（某人之妻）、mulier filia（某人之女，未婚且在父權之下）、mulier uxor quondam（某已故者之遺孀），而成年單身女性則是 mulier 加上出身城市。其他港市沒這麼整齊，但也有跡可循：以 habitatrix（居民而非公民）標示、只掛已故父親之名、或只標地名如「來自瓦倫西亞的 Isabel Rius」。
方法上最關鍵的一步，是把奴隸與釋奴女性視為單身人口的核心組成——奴隸結婚需主人同意，主人通常鼓勵解放後再婚，這一大群人的婚姻被結構性地延後或永遠取消。
證據的層次
作者的證據來自巴塞隆納、瓦倫西亞、帕爾馬、帕勒摩的檔案，以及威尼斯、法馬古斯塔、克里特的已刊公證登記簿。我把它們整理成七類：
家戶是地中海社會的縮影。 1395 年 Pere Despluges 之妻從馬約卡去瓦倫西亞的出港許可，列出同行的家內成員：奶媽、兩名釋奴（其中 Esmoladora 帶著兒子）、一名適婚少女、一男一女兩名奴隸、一位 Isabel。作者算出這一戶至少有五名單身女性。
奴隸人口的年齡結構。 巴塞隆納 1391 至 1400 年公證紀錄中的 1,196 名奴隸，女奴 49% 在 12 至 24 歲，37% 在 25 至 40 歲。解放多發生在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甚至更晚；許多人以「工作換自由」，如希臘女俘 Elena 以五年服務抵二十五杜卡特，韃靼女子 Marguerite 四十歲獲釋但須付二十鎊或服務四年。帕爾馬的奴隸人口占全城 16% 到 26%。
經濟行為。 委任代理人（procurator）：旅店主 Maria Grecha、Marcus Schandar 的前情婦 Maria de Famagusta。放貸與借貸：Nidda 借四弗羅林給人、Constancia Coppula 借錢給一對夫妻、Margarita 向猶太放貸人借三金 uncia 並全數償還、釋奴 Magdalena 借二十七鎊。買賣與解放奴隸：釋奴 Maria Greca 1386 年以二十四鎊買下 Pere Mertell 隨即釋放他、又借十六鎊給 Caterina 贖身。房產：Bella 與 Massa 在帕勒摩同一條街各擁一屋。酒館：Marossa Pansana 在法馬古斯塔控告熱那亞官員失職、Machalde 雇兩名男子賣酒。葡萄園與酒：Çaneta Liocara 在坎迪亞出租葡萄園、賣五十度量的酒給公證人。
勞動契約與婚姻。 Constancia 當奶媽的二十二鎊工資直接成了嫁妝；Antona Labruna 與 Marina Maçana 自己談服務條件（作者認為可能是偽裝的納妾契約）。馬約卡釋奴女性的嫁妝「行情」約三十鎊，對照蠟燭匠女兒的兩百鎊、水手女兒的一百鎊。
遺囑與情感網絡。 Salemi 的 Rosa 賣工坊供養孫女；坎迪亞的 Agnes Milumercan 無親無故，遺贈給「貧窮女性」與獄中窮人；釋奴 Chali 指定前主人的寡居女兒為繼承人；Corleone 的 Lucia 留下四葉的財物清單，把貼身衣物分贈給已婚與單身的女友；希俄斯島的 Isabella 1488 年把珠寶遺贈給同住的寡婦 Maria——作者謹慎地暗示，這可能是同居情誼，甚至是同性情感。
貧困與司法。 六到八歲女童的無工資服務契約；「極貧乞丐」Elicsen Sarda 偷葡萄被罰；巴塞隆納 1323 年、瓦倫西亞 1374 年驅逐外來乞丐的法令；釋奴 Costança la Tartra 與其他妓女一起被罰款；但窮女性也會主動用法庭——Caterina 申請更換監護人，Eulàlia 以年逾二十五為由請國王逼父親給嫁妝。
流動。 1396 年兩名單身女性結伴登上第一艘離開馬約卡的船；1401 年兩名卡斯提亞女子以「世間女子」(mulieres mundarum) 之名入港巴塞隆納；熱那亞女性在北非商館 (funduk) 為商人作伴。
結論的姿態
作者最後回到 Despluges 家戶，呼籲拋棄「南歐女性非婚即修道院」的想像，把地中海研究與北歐研究並置比較。但她們也明說不想「抹平區域差異」，並把議題連結到當代地中海的難民與性別化移民。
四、作者立論的特色
第一，分析單位是「地中海」而非國家。她們接受 Braudel、Horden 與 Purcell 的連結性框架，把西西里、加泰隆尼亞、克里特、塞浦路斯當成一個可互相印證的文化空間，這讓零散的個案能拼成圖像。
第二，也是最具原創性的一步：把奴隸與釋奴納入「單身人口」。北歐的單身女性研究之所以不會想到這一點，是因為北歐沒有大規模的家內奴隸制。一旦承認帕爾馬有兩成人口是奴隸，且女性居多，「南歐女性普遍早婚」的說法立刻出現一個巨大的例外群體。
第三，方法論自覺。從公證人的命名慣例讀出女性的自我呈現，並把 Beattie 原本用於英格蘭的「表演」概念移植到南歐檔案，這是可以被其他研究者複製的工具。
第四，反浪漫化。作者明確站在 Bennett 的「悲慘女孩」一邊，而非「Girl Power」：她們的單身女性多半窮困，三十鎊嫁妝、小額放貸、童工契約，單身不是解放，只是「不是死刑」。
第五，史學政治。她們把歐洲內部的南北等級（北方＝先進＝標準）與「全球中世紀」轉向、以及中世紀種族意識的研究連在一起，這使文章的野心超出了婚姻史。
第六，文體上是個案堆疊而非統計——這既是特色也是限制，後面再談。
五、作者沒提、但可以相互呼應或對照的材料
早近代南歐的終身未婚率。 研究顯示十八、十九世紀葡萄牙北部與西班牙北部部分地區，女性終身未婚率可達兩成上下。David Reher 自己也承認伊比利內部差異。如果連早近代都不是「人人早婚」，就更沒有理由預設中世紀如此。
對「EMP 帶來經濟成長」的計量反駁。 作者引 Bennett 批判 EMP 的光環，卻沒引用更具殺傷力的 Dennison 與 Ogilvie 2014 年研究：他們對 39 個歐洲國家的 4,705 筆人口觀察值做多變量分析，發現 EMP 最極端的表現反而與經濟停滯相關，也找不到證據支持 EMP 透過賦權女性、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等機制促進經濟。英格蘭與荷蘭呈現的是溫和而非極端的 EMP。這對作者的論點是直接的援軍。
卡斯提亞的制度化納妾。 作者說貧民以納妾代替結婚，但沒提《七章法典》(Siete Partidas) 對 barraganía (未婚姘居) 的法律承認，以及 Heath Dillard《再征服時代的女兒們》(1984) 對卡斯提亞邊疆城鎮單身女性的研究。這能補強「伊比利存在制度化的非婚同居」這一點。
北歐對照組。 Amy Froide《Never Married》(2005) 對早近代英格蘭終身未婚女性的研究，以及 Goldberg 的約克論題（黑死病後勞動需求把單身女性吸進城市、延後婚姻）——作者的港市證據與 Goldberg 的邏輯其實相通，這正是南北比較可以具體展開的切入點，作者只呼籲比較而未示範。
六、學術價值與意義
這篇文章的貢獻可以歸為四點。它挑戰了南北歐兩套婚姻體制的長期成見，指出中世紀史家接受這套典範後，把地中海想像成較不發達、「較不歐洲」的地區，並忽略了區域內被奴役女性的經驗。第一，它讓南歐單身女性「可見」，用多城市、多檔案類型的證據建立了一個此前被視為不存在的研究對象。第二，它把奴隸制史與婚姻史接上，這個概念移轉本身就有跨領域價值。第三，公證命名學的方法可被複製。第四，它為 EMP 作為經濟史解釋的批判補上了中世紀南歐這塊拼圖。
而且它不是孤立的一擊。兩位作者 2023 年底在 Journal of Medieval Iberian Studies 續寫了單身女性的情感網絡，指出她們在港市中與其他男女建立廣泛的網絡以求生存，有時甚至興旺；她們也啟動了「單身女性：地中海晚期中世紀的奴隸與自由人」計畫，要根據在巴塞隆納、瓦倫西亞、馬約卡、帕勒摩、威尼斯的檔案研究，建立單身女性網絡與社經活動的資料庫。這篇文章更像一個綱領，宣示一個正在成形的研究方向。
七、檢驗：這些價值站得住嗎？
站得住的部分。 三個核心主張證據充分：地中海港市有大量單身女性且經濟活躍；奴隸與釋奴應被納入婚姻史的未婚人口；Kowaleski 那種「幾乎沒有」的極端說法是錯的。個案來自不同城市、不同檔案類型，且與 Rollo-Koster、Reyerson、Chojnacka 等既有城市研究一致，不是孤證。
需要打折的部分，有七點。
「存在」不等於「比例」。Hajnal 的主張是統計性的——初婚年齡、45 至 49 歲未婚率、家戶結構。本文沒有提供任何比率，也無法提供。作者標題與導言用的是 prevalence（普遍程度），但實際證明的是 presence（存在）。港市裡再多的個案，也推不出南歐整體的未婚比例接近北歐。這是最根本的錯位。
對 Catasto 的批評部分過火。1427 年 Catasto 涵蓋約六萬戶、二十六萬人，是接近全人口的普查；女性初婚約十七到十九歲、男性約二十五到三十歲，就我所知是以全人口計算的結果，不只是菁英。Herlihy 與 Klapisch-Zuber 關於「富裕家庭女兒」的保留，指的是用來校驗的另一組樣本。作者自己引的 Bender 2011 也仍認為托斯卡納女性幾乎普遍結婚。托斯卡納女性早婚是穩健的發現；作者能證明的是「Catasto 低估了未婚移民女性」，而非「托斯卡納女性不早婚」。
對象錯置與傳記推測。如上所述，1965 年的 Hajnal 並未斷言南歐沒有單身女性。而把 Hajnal 的判斷歸因於他對法西斯政權的印象，沒有任何文獻支持，接近人身歸因，反而削弱說服力。更節制的解釋是資料可得性：1982 年時，有系統統計的南歐中世紀資料就只有 Herlihy–Klapisch-Zuber。
「表演單身」的循環性。未掛丈夫名字者被計為單身，這可能把某些已婚或喪偶女性算進來；作者坦承無法確認，卻幾乎所有個案都建立在這個推定上。它是合理的工作假設，但不是可獨立驗證的分類。
港市偏差。巴塞隆納、瓦倫西亞、帕爾馬、帕勒摩、坎迪亞、法馬古斯塔全是移民與奴隸高度集中的港口。內陸與農村的證據只有 Manosque、Salemi、Corleone 幾例。作者自己承認需要更多研究，但這意味「地中海單身女性」目前更準確地說是「地中海港市單身女性」。
對南方人口史文獻的忽視。第五部分已說明：她們沒有與 Viazzo、Benigno、Barbagli、Smith 1981 對話，錯失了最強的盟友，也讓「北方中心主義」的指控帶點雙重標準。
強弱版本的滑動。文章開頭火力全開——EMP 是「錯誤的」、「過時的」、應被「拋棄」；結論卻退回較弱的版本：不想抹平區域差異，只有真正的比較研究才能找出實質分別。這個退讓是誠實的，但也承認了證據支撐不起導言的火力。
另一篇 EMP 相關的研究: Needed But Deplored: Spinners and Singlewomen in Industrial Coventry, c.1490–1525
Judith M Bennet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Past & Present, Volume 269, Issue 1, November 2025, Pages 46–86, https://doi.org/10.1093/pastj/gtae023
一、文章骨架
史料。 四份調查：1522 年軍事調查（戶長財產）、1523 年逐戶清查（戶長、妻子、houseling people、子女）、1524 與 1525 年補助金稅冊。1523 年清查是十五、十六世紀英格蘭唯一逐戶列名的城市紀錄；Bennett 與 Whittick 做成可跨調查連結的試算表，公開於北卡大學典藏庫。70:100 的性別比（2,445 名女性對 1,710 名男性）由此算出，缺頁的兩區以內插補足。她借用 Phythian-Adams 依租金分五級的家戶框架，但不接受衰退敘事：Coventry 較小但穩定，製帽業擴張，布匹仍暢銷；Phythian-Adams 把女性視為經濟負擔，正因他沒看出兩大產業對紡紗女的依賴。
第一段：紡紗女的處境。 紡紗佔製布勞動的三分之二，四十五名織工至少需要三百五十名全職紡紗女，製帽匠再加同等數量。紡紗是城市管制的契約工作：1449 到 1452 年間標準毛重從 2¼ 磅提高到 2½ 磅而工資不變，1514、1518 年重申封印秤重、現金支付；同時故意交出劣紗者公開受罰（浸水凳），拒紡者被視為「大乞丐」而驅逐。全職週薪 4 到 12 便士，低端只等於濟貧院院民的零用錢，高端不及非技術男工的 18 便士。
第二段：1490 年代的法令。 1492 年：五十歲以下健康單身女性不得自行保有房屋或房間，連合租都不行，須入服務直到結婚，違者罰 6 先令 8 便士並監禁。1495 年放寬為四十歲以下，允許向「誠實之人」租房。Bennett 的判斷：法令三年就需修訂，表示真的被執行；它不是 Goldberg 說的羅拉德式道德改革，而是挪用 1349 年勞工法令的工具（身體強健、年齡上限、強制服務、監禁至有擔保），但目的不是強迫閒人工作，而是把已在工作的女性趕進家戶接受監督——問題不是懶惰或貧窮，而是她們「偏好靠自己過活、藉此避開家內監督」。法令隻字未提性失序，只談勞動能力；她並指出塞進家戶反而加重性風險，因為女僕懷孕的對象通常是主人或同僚。
第三段：1523 年的驗證。 法令設想的世界基本實現：女性戶長約三百六十人，其中兩百七十四名寡婦，明確的單身女性只有二十人；異常在 houseling people——八百八十名女性對四百五十名男性，其他城市通常男女相當。這些女性不是家事僕役：子女越多的家戶女性比例越低（無子女 45:100，四名以上 73:100），製布業家戶集中最多——染工 Thomas Warren 有妻子、一名子女、三名男僕，卻養十三名女僕；清冊裡出現女僕房、紡紗房、配紡車的工坊。織布商偏好女性（42:100）以控制紗線品質；製帽匠偏好男性（121:100），粗糙的帽紗外包給城裡女性。清查不分僕役與房客，但紡紗法令針對獨立工作者（紗在「紡紗女家中」秤重），故許多紡紗女是以房客身分寄居、以承包身分紡紗；越窮的家戶女性比例越懸殊（勞動貧民 23:100），城牆外移民入口 Bishop Street 與 Spon Street 為 32:100 與 33:100，至少一百三十名 houseling women 應是房客。結語：「工作上獨立，居住上依附。」
兩個關鍵詞。 「紡紗」分拉線錘（慢、緊、經紗）與紡車（快、鬆、緯紗與帽紗），Coventry 保留前者是其保守工業體制的一部分。「小共和國」指城市依賴戶長維持家內外秩序，清查表頭即「男人與他們的妻子」；Coventry 是英格蘭第一批把獨立女性置於家內監控的文獻案例，Norwich 1577、Southampton 1582、Manchester 1584 年的法令晚了近一世紀，1563 年《工匠法》效果相同——「早熟但不特殊」。論證路徑是勞工法而非宗教。
二、呼應
明文對話。 Bennett 註 64 直接採用 Armstrong-Partida 與 McDonough 的寬泛定義（從未結婚、喪偶、被遺棄者皆算），理由相同：書記本就不區分寡婦與從未結婚者（法律上皆為 sole），Margery Cutler 1522 年記為單身女性、1523 年記為寡婦。
同一場論戰。 兩篇都以「Girl Power」為靶。Bennett 明說紡紗女的生活「正是」EMP，但「驅動了產業，自己卻未被賦權」。地中海那篇說南歐單身女性很多且貧窮；Bennett 說北歐單身女性很多但貧窮且不自由——南北兩端的落差被同時壓縮。她引 Hunt 與 Shepard 對經濟史家不讀女性勞動文獻的抱怨，與地中海那篇指控北歐學者不讀南歐研究，是同一種史學政治。
移民製造單身。 推力：繼承偏向兒子、女性工資下滑、華威郡村莊限制女性繼承；拉力：對紗線的無盡需求；結果是六百到七百五十名無法用正常人口變動解釋的女性。這對應 Raimundeta、Marina Maçana、卡斯提亞的「世間女子」：鄉村到城市的遷移本身製造單身女性。
「僕役」範疇的欺騙性。 最深的方法論呼應。Bennett 說「houseling people」涵蓋僕人、房客、學徒、職工，連當事人都分不清（Alice Young 是僕人還是房客？Exeter 的 Katherine 與房東互指對方欠錢）。地中海那篇說服務契約有時是偽裝的納妾，Bennett 說女僕有時是產業工人——「服務」是把各種女性勞動與依附關係塞進去的容器。她由此反駁 Goldberg 的「女性服務家務化」論：Coventry 沒有這個趨勢。
需要但厭惡。 巴塞隆納 1323、瓦倫西亞 1374 年驅逐外來乞丐卻仰賴女奴女僕；Coventry 1518 年同一年既驅逐「女人與男人一樣」的流民，又立法保障紡紗女的現金工資。差別在控制技術：Coventry 用法令與家戶，地中海用奴隸制與契約。Marina Maçana 承諾不離主人另謀高薪，與 Coventry 法令同一邏輯；而 1492 年法令源自 1349 年勞工法令，把兩地放進黑死病後固定勞動力的同一系譜，南方只是多了奴隸市場。
反浪漫化。 三十鎊嫁妝、童工契約，對 4 到 12 便士週薪、驅逐威脅。Bennett 註 46 可借用：貧窮本身是留人機制——窮到回不了家只能繼續紡——與奴隸制形成鏡像。
三、對照與差異
史料決定能說什麼。 Bennett 能量到比例（單身女性戶長只剩二十人，houseling women 兩倍於男性），地中海那篇沒有普查講不了比例。但她也坦白：清查漏掉空屋裡的移民，女性被低估，數字是下限；並推測其他城市 90:100 的常態同樣是低報——與地中海那篇「檔案可見性有性別」的主張同構。反過來，公證文書看得到主動行為（放貸、立遺囑、買賣奴隸），Coventry 看到的是被治理的對象，紡紗女的偏好只能反推（「城市必須下令，表示她們原本不願」），唯一親口拒絕服務的 Ellen Jane 還是 Exeter 人。一邊統計但被動，一邊質性但主動。
產業勞動與家內奴役。 Coventry 的單身女性被組織進工業化家戶；地中海的多在家內服務、小生意、性工作，且大量是奴隸。地中海那篇對紡織業僅一句帶過，但巴塞隆納、瓦倫西亞、佛羅倫斯同樣需要紡紗女——「南歐的紡紗女在哪裡」「女奴是否也用於紡紗」是兩篇都沒問的問題。
「需要」的背景。 Bennett 拒絕衰退框架，Coventry 是穩定甚至擴張的經濟；「需要」來自勞動密集、依賴競爭性定價的產業對紗線的結構性飢渴。兩地都是穩定或擴張中的城市經濟，都以廉價女性勞動為基礎，差別不在景氣，而在勞動力的來源與固定方式。
對 EMP 的態度。 地中海那篇要拆南北二分；Bennett 不否認 EMP，只否認其賦權詮釋，把「女性的選擇」改寫為「資本需求加父權控制」。這是雙面刃：既是同盟，又暗示南北真正的差異可能不在有沒有單身女性，而在城市用什麼機制吸收與管束她們。方法上她也是示範：承認 Coventry 資料獨一無二，對其他城市只提線索（Exeter、York、Northampton、Colchester 的紡紗房與遺贈）而不宣稱普遍——presence 與 prevalence 之間應有的節制。
居住。 Coventry 1492 年連合租都禁止，城市最怕「聚在一起工作或居住的紡紗女」——僅有的兩名紡紗女 Agnes 與 Maud 就是合租，1523 年有十八戶由兩名女性共同為戶長。地中海的 Bella 與 Massa 各擁一屋、Isabella 與寡婦 Maria 同住，公證人照錄不以為問題。同樣的居住配置，一邊是法令要消滅的對象，一邊是日常。這是最值得量化比較的軸線。
四、還可引入的研究
Goldberg 1992、2001 與 Froide 2005，Bennett 已直接處理。尚未進入對話的：Wiesner《Working Women in Renaissance Germany》(1986) 作第三對照點；Ogilvie《A Bitter Living》(2003) 與 Dennison–Ogilvie 2014 的計量研究，兩篇都沒引；南歐紡織業女性勞動研究（Brown 與 Goodman 1980 論佛羅倫斯女性紡織工人、Franceschi 論佛羅倫斯毛紡工人），是把 Bennett 的問題移植到地中海的入口；Mansell《Female Servant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2024) 對「服務」範疇的拆解可與「偽裝的納妾契約」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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