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Thornton (Yale Universit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7, Issue 2, June 2022, Pages 573–599, https://doi.org/10.1093/ahr/rhac154
一、文章的問題意識
用一句話概括：作者要證明「造城」本身是日本生態帝國主義的一項工具，而札幌市中心那座開拓使本廳舍前的果園，是這個論點最凝縮的切片。摘要裡「explosive colonization」（爆炸式殖民）一詞，其實直接借自 James Belich《Replenishing the Earth》對十九世紀「移民革命」的描述；作者把和人在北海道從六萬暴增至兩百萬的過程，明確接上英語世界「移民革命」的全球浪潮，而非視為日本內部的「開拓」。
二、作者的三層論證
第一層：北海道是一個「日本製造的 Neo-Europe」。 Alfred Crosby 1986 年提出「生態帝國主義」時，把歐洲人口成功擴張的區域稱為 Neo-Europes，包括北美、南美、紐西蘭、澳洲的溫帶區——這些地方雖與歐洲隔洋，卻有相近的氣候，讓歐洲的植物、動物與疾病得以立足；他認為關鍵是隨歐洲人一起移動的「攜帶型生物群」（portmanteau biota）——病菌、雜草、馴化動植物——摧毀了在地人口並重塑了地景。Thornton 的挑釁在於：Crosby 的清單全是英語系（加上阿根廷、烏拉圭）白人移民社會，但北海道——一個非歐洲、非白人的帝國在溫帶島嶼上以美國技術顧問、美國苗木、美式農場打造出的農業腹地——在結構上完全符合這個模型。他在演講摘要中的說法是：本廳果園促成了果樹與其他植物在北海道、日本乃至更廣闊世界之間的流動，並協助把北海道的森林與沼澤變成一片像新英格蘭或威斯康辛的農業地景。
第二層：城市不是市場，而是國家權力與政治干預的場域。 這是作者對既有生態帝國主義文獻最尖銳的方法論批評。摘要說學者談城市時多把它當作「市場」——這幾乎可以確定是針對 William Cronon《Nature's Metropolis》（1991）那種以芝加哥穀倉、木材、肉品交易來解釋美國中西部生態重組的典範，以及 Belich 筆下由投資熱潮催生的「即成城市」。Thornton 指出：札幌早期根本沒有像樣的市場功能，它是一個先由國家憑空劃定的行政中心；改變北海道生態的力量，來自集中在這座首府裡的官僚、外籍顧問、試驗場與苗木分配政策。換言之，Cronon 講的是「資本如何透過城市改造自然」，Thornton 講的是「國家如何透過城市改造自然」。
第三層：札幌是「殖民實驗室」，知識在此輸入、記錄、再輸出。 在 2024 年的續文中，他更具體地說：札幌除行政功能外，還容納了一批殖民科學技術的實驗機構——農學校與試驗場、工業設施、日本最早的鐵路之一、學校與醫院；受雇的外國人多來自美國，他們與日本雇主都把北海道形容為日本版的美國西部；這些人以札幌為基地，把城市變成殖民知識的孵化器，這些知識最終流向日本在台灣、朝鮮與滿洲國的殖民城市。
值得注意作者的一個用語選擇：他刻意把「開拓使」譯為 Colonial Agency 而非常見的 Development Commission 或 Colonization Office，理由是「開拓」（為農業而墾地）一詞遮蔽了中央政府與北海道之間特定的殖民關係。這個翻譯本身就是立場宣示。
三、「本廳果園」究竟是什麼？把個案放回史料脈絡
作者選的切入點極小：1873 年，開拓使在札幌市中心新落成的本廳舍用地上建了一座果園。標題的 Capitol 是雙關——既指「首府」（capital），也指那棟帶圓頂的「議事廳式」建築（capitol）。1873 年 10 月落成的開拓使札幌本廳舍是一座中央有八角圓頂的美式巴洛克建築，長期被認為出自美籍技師 N. W. Holt 之手，後來證實設計者是開拓使御用掛安達喜幸；它於 1879 年焚毀，現存的紅磚廳舍是 1888 年由平井晴二郎設計重建的。把果樹種在殖民政權最具象徵性的建築腳下，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宣示：國家親自示範這片土地「應該」長什麼。
要理解這座果園，必須放進開拓使的「官園」系統。官園是開拓使在北海道與東京府設置的農業試驗與推廣機構：1870 年先在函館附近的七重村（普魯士人 Gaertner 租地事件的舊址）設場，引進歐美家畜、牧草與農機；美籍顧問 Horace Capron 1871 年上任後立即建言，主張在未來的首府札幌設官園，於是 1871 年設置的「御手作畑」所在區域在 1873 年被定為札幌官園；開拓次官黑田清隆則為了讓種苗、種畜在運入北海道前先行馴化，1871 年在東京三處大名屋敷舊址設立東京官園，聘來 Louis Boehmer 與 Edwin Dun 擔任技術指導；1874 年再於根室設官園。札幌官園在 1875 年於開拓使本廳西側增設新試驗地，1876 年札幌農學校設立後第一官園大部分撥作其農場——這正是「本廳果園」與後來北海道大學農場的血緣關係。
苗木流動的實況也有史料：北海道果樹栽培的正式起點，是 1873 年開拓使從美國引進各種果樹並致力推廣；札幌官園培育的苗木在 1875 年分配到道內各地，僅平岸一地就分到 425 株蘋果苗。負責這一切的德裔園藝家 Boehmer 是「植物網絡」的關鍵節點：他生於漢堡近郊的呂訥堡，曾在漢諾威王室造園所工作，1867 年為避普奧戰爭赴美，最後定居於紐約州羅徹斯特的 Mount Hope Nursery；黑田清隆 1871 年訪美時，Capron 經園藝商 Peter Henderson 推薦雇用了他。他在東京官園判斷蘋果最適合北海道風土，著手準備多達四萬株苗木的接收與北運；1876 年奉調札幌官園，與 Dun 同船北上；同年 9 月開拓使麥酒釀造所（後來的札幌啤酒）開業，而其關鍵原料啤酒花正是靠 Boehmer 實現在地栽培，當時從札幌站前到時計台一帶是廣大的啤酒花田。
換言之，一條線索從羅徹斯特的商業苗圃、華盛頓的農業部，經東京青山的馴化園，到札幌本廳的示範果園，再分散到平岸等移民村落——這就是作者所謂的「植物網絡」，而札幌是網絡的樞紐。
四、理論對話：作者在跟誰辯論
除了 Crosby 與 Cronon，這篇文章至少還與三個學術脈絡對話：
第一，日本殖民研究中的「實驗室」隱喻。法國殖民研究（Paul Rabinow 的 French Modern、Gwendolyn Wright 論法屬摩洛哥）早已把殖民城市視為「現代性的實驗室」；日本方面則有後藤新平在台灣主張「生物學原則」、將殖民地當作政策試驗場的傳統。Thornton 把這個譜系往前推到 1870 年代的札幌，主張日本帝國的「實驗室」原型不在台北而在札幌。
第二，北海道環境史。Brett Walker 早已把北海道放進生態帝國主義框架：他指出明治政策採納了美國式的敵視狼的態度，把狼歸為「害獸」，加上對狂犬病的恐懼，導致大規模撲殺；撲滅北海道狼被視為國家現代化與工業化的必要步驟，儘管這與早先視狼為神聖的文化信仰相牴觸。Walker 講的是「動物面」的 Neo-Europe，Thornton 補上「植物面」，並把場景從牧場移回城市。
第三，移民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研究。2024 年續文引用 David Hugill 的界定：移民殖民城市為人口上佔優勢的移民建造，是移民與原住民持續殖民關係的場所，且傾向於將原住民邊緣化或使其隱形；作者指出這套研究至今仍以英美帝國為前提，而札幌可以提供另一個模型。
五、相呼應的補充比較（作者未必談到）
（1）果園的另一端：美國農業部與苗圃商業。 Capron 不是普通顧問。他 1867–1871 年任美國農業部長（Commissioner of Agriculture），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 Capron 文書包含大量農業設備與物資的訂單；耶魯所藏另一批文書則主要是向美國訂購農機、植物與牲畜的收據、訂單，以及確認運往日本的電報。十九世紀的美國農業部本身就是一個巨型植物引進與免費種子分配機構（國會種子分配計畫），Capron 把這套「國家採購—馴化—分發」的模式原封不動搬到北海道；Philip Pauly 的 Fruits and Plains 曾論證美國十九世紀園藝如何被賦予「國族改良」的意識形態，這與開拓使把果樹視為「文明化景觀」的思路如出一轍。另外，Capron 建議的土地出售法規以美國《公地放領法》為藍本，1872 年成為日本法律——植物網絡與土地制度是同一套包裹。
（2）東京也是實驗室。 作者聚焦札幌，但東京官園的存在提醒我們：Neo-Europe 的實驗其實同時在帝都進行。東京官園位於今青山學院大學青山校區一帶，是海外農業品種移入國內的第一個接收地，蘋果即在此經手，後來才在北海道等地落地生根；札幌平岸至今殘存的蘋果行道樹，追根溯源正來自 Boehmer 當年的工作。這種「帝都樞紐—殖民地衛星」的結構，與 Lucile Brockway、Richard Drayton 分析的邱園（Kew）—殖民地植物園網絡高度同構；差別在於日本是把「歐美—東京—札幌」三段串成一條線，帝都扮演的是轉運站而非科學權威中心。
（3）稻米的反叛：Neo-Europe 藍圖被移民改寫。 這是我認為最能檢驗作者論點強度的對照。Capron 與札幌農學校教頭 Clark 都認為稻作在北海道不可能普及，但這個判斷被北廣島一塊水田推翻：中山久藏用耐寒的赤毛種，以浴湯灌注苗床、引川水加溫的方式，於 1873 年收穫成功；1879 年起他把種籽無償分給道內各地移民，稻作遍及全道；1886 年北海道廳成立之初甚至發布米食禁止令，試種稻米的農民一度被下獄，但 1890 年代中期以後道廳也承認其成績，政策轉向獎勵稻作；1961 年北海道米產量超越新潟，首次成為全國第一。這意味著：國家在首府設計的「Neo-Europe」（小麥、乳牛、蘋果、啤酒）確實塑造了北海道，但真正讓兩百萬移民留下來的，是他們自己頑固地把北海道改造成「Neo-Japan」。Crosby 的模型假設攜帶型生物群是隨移民「自然」擴散的，北海道案例卻顯示生物群與移民的文化偏好可以彼此背離，最後由後者勝出——這既是對 Thornton「國家主導」論的補充，也是限制。
（4）愛努知識的抽取。 植物網絡不只是「輸入」，也是「採集」。1874 年 Boehmer 調查北海道資源時，發現愛努人栽種的野生啤酒花，據此向 Capron 建議在札幌設釀酒廠；同年他呈給 Capron 的北海道本草採集報文附有約五百種押花標本，被送往紐約的植物學權威 Asa Gray 鑑定後存放於哈佛，1876 年才歸還日本、藏於東京大學植物標本室。愛努的在地知識被轉化為殖民政權的經濟資源與帝國中心的科學標本，這正是 Londa Schiebinger 所謂「殖民植物學」的典型運作，也讓「Neo-Europe」的建立與原住民的被抹除成為同一過程的兩面。作者在續文中也強調，札幌附近的愛努社群早在 1869 年前就因江戶時代的經濟與生態擾動而萎縮或死於流行病；殖民當局雖無正式驅離，卻禁止傳統漁法等實踐，持續瓦解愛努社群；而農學校的後身北海道大學至今仍面對以民族學研究之名盜掘愛努遺骨的追究。
（5）知識輸出的實況：從札幌到台北。 摘要說知識「輸出」到後來的殖民地，可以用人事網絡具體化。札幌農學校出身的柳本通義出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長，致力樟腦振興與殖民地選定調查；新渡戶稻造 1901 年向後藤新平與兒玉源太郎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其手足是札幌農學校第八期的橫山莊次郎、藤根吉春、長崎常等人；此後札幌農學校校友在台灣急速增加，1907 年已有二十人並成立同窗會台灣支部，1917 年支部會員多達三百七十人。但比較之下會發現一個關鍵差異：輸出到亞熱帶台灣的不是北海道的「生物群」（蘋果、小麥、乳牛在台灣無用武之地），而是「制度形式與人」——試驗場、殖產局、以農學校為中心的技術官僚網絡。至於樺太的豐原（今南薩哈林斯克），一般認為其棋盤格市街即以札幌為藍本，是「札幌模型」最直接的複製。作者本人也承認，台灣與滿洲的日本殖民城市是建在既有城鎮之上，這與憑空建造的札幌不同，因此應追溯都市形式與功能的譜系，而非假設有一個不變的「日本殖民都市模型」。
（6）連續性：「御手作」的江戶淵源。 作者演講摘要提到本廳果園也承接了日本國家長期經營北方的舊有努力。可以補充的是，「御手作場」是德川幕府直轄蝦夷地時期就有的官營示範農場概念，1871 年札幌的「御手作畑」沿用此名，兩年後才被 Capron 的美式官園吸納。更早的 1868 年，普魯士人 Gaertner 已在七飯開設農場種植蘋果、葡萄、梨。北海道的 Neo-Europe 並非 1871 年憑空降臨，而是江戶官營農業、德式試驗、美式農政三重疊加的產物。
六、學術價值簡評
這篇文章的貢獻可以歸納為四點。其一，它把 Crosby 的框架「去英語化」：證明 Neo-Europe 可以由非歐洲帝國製造，且成功與否不取決於生物群的「自然」擴散，而取決於國家的組織能力——這其實是對 Crosby 生物決定論的一次溫和顛覆。其二，它在環境史與都市史之間搭起橋梁，指出殖民城市是生態工程的指揮所而非僅是市場，這對 Cronon 典範是有效的補充。其三，它為日本帝國研究提供了一條「札幌譜系」，把 Uchida（朝鮮）、O'Dwyer（滿洲）、盧思駿（跨太平洋移民）等人的移民殖民研究向前接到 1870 年代。其四，發表在 AHR 這個美國史學界旗艦刊物，本身就標誌著北海道史被納入全球史主流敘事。
限制也值得指出。第一，以一座象徵性果園承載「北海道成為糧倉」的大論斷，個案的因果重量與其象徵意義之間有落差——真正撐起北海道農業的是稻米、馬鈴薯、豆類與酪農，而非蘋果。第二，「Neo-Europe」標籤有過度突出外籍顧問與西方模型之虞，稻作史顯示移民自身的農業知識與文化偏好對地景的塑造力不亞於國家。第三，「殖民實驗室—知識輸出」的敘事有輕微目的論色彩：實際輸出的是人與制度而非生物群，且台灣、朝鮮各有自己的知識來源。第四，愛努的角色在論證中仍偏向被動的「被覆蓋者」，其生態知識如何被抽取、如何抵抗，仍有深化空間——不過作者 2024 年的續文已明顯往這個方向補強，並提出札幌與英美移民殖民城市的三點差異：愛努與和人更長久的互動史、中央國家權力在札幌的高度集中，以及愛努從未被集體遷往遠離故土的保留地。
總體而言，這是一篇以小見大、理論企圖明確的文章：它未必改寫北海道史的基本事實，但成功地把札幌從地方史抬升為全球移民殖民與生態帝國主義比較研究中的一個必要案例。
補充: 北海道作為大日本帝國殖民實驗室
一、可移植的「套路」有哪些
制度與詞彙。 1896 年明治政府設拓殖務省，把新取得的台灣與原屬內務省的北海道事務統一到一個省之下，內設南部局（台灣）與北部局（北海道）；此省一年多後因財政緊縮廢止，但「拓殖」一詞延續為 1929 年統轄朝鮮、台灣、關東廳、樺太廳 (庫頁島)、南洋廳的拓務省之名。台灣總督府的殖產部（1895）下設農商、拓殖、林務、礦務各課，也直接搬用北海道廳的分類語彙。
人事網絡。 總督府一開始就錄用承擔過北海道殖民事業的北海道廳技師，想把經驗用在台灣，橫山壯次郎、柳本通義、十川嘉太郎是最早一批；推薦柳本的殖產部長橋口文藏本人就曾任札幌農學校校長與北海道廳幹部。柳本在北海道從事殖民地區畫選定，到台灣先任「蕃地取調方法調查委員」、巡視撫墾署，之後主導樟腦專賣，最後任恆春廳長。這條線後來擴大為台北帝大的「北大閥」：大島金太郎統括總督府農業技師並主導台北帝大創設，理農學部農藝化學科教員幾乎被北大畢業生獨占。校友的說法是：北大農科畢業生的舞台第一是北海道，其次是台灣與滿洲。
土地技術。 北海道的農地景觀主要來自北海道廳的殖民地撰定事業（1886–1946）與 1890 年的殖民區畫制度，選定面積超過本島一半；做法是以 300 間格網切出中區畫，再分為約 5 公頃的小區畫，一格一戶。這套技術往樺太複製得最完整：樺太的殖民地撰定大體承襲北海道，新墾地採同樣區畫，「指定移民制度」是北海道「許可移民制度」的翻版，樺太庁的移民取扱員甚至直接派駐在函館、小樽等北海道移住取扱所裡。往台灣則變形：第一個官營移民村吉野村參考西方與北海道經驗，改採「折衷」式集村；整個官營移民事業 1909 年開辦、1917 年中止，只做成花蓮三村。
移民制度。 屯田兵 1875–1899 年設 37 個兵村、入植 7,337 戶，1904 年廢止。樺太未複製它，但滿洲復活了它：1932 年起的「試驗移民」同樣是武裝移民，勞力配分從警備六、農事二、建築三逐年轉向農業，與屯田兵的消長軌跡如出一轍；北滿開拓也明確向北海道的旱作大耕地經營尋找模型。朝鮮則走向另一條路：1908 年設立的東洋拓殖初期以移民為主務，十七年只送出約九千人，土地經營卻膨脹到 25 萬町步，成為朝鮮最大地主——「送農民佔地」變質為「國策公司收租」。
試驗場與知識生產。 這是移植最成功的一環。總督府的農事、糖業、園藝試驗場與種畜場，各分野技師均重用北大出身者，從事外國種移入與品種改良。代表案例是磯永吉：1911 年畢業於札幌的東北帝大農科大學，翌年赴台灣農事試驗場，一生投入米種改良，1920 年代育成台中 65 號，被稱為蓬萊米之父。網絡也在延伸：園藝技師芳賀鍬五郎渡台前在邱園研修，而邱園正是大英帝國的植物移植中繼站；橫山壯次郎則因台灣業績被延聘為奉天農事試驗場長，一人走完北海道、台灣、滿洲三站。
殖民學本身。 日本最早的殖民學講座是 1907 年札幌的「農政學殖民學講座」，此前佐藤昌介、新渡戶稻造、高岡熊雄已在札幌農學校講授殖民史與殖民論；新渡戶後來成為東京帝大植民政策講座首任教授。北大殖民學與東大、京大不同，重視的不是政治從屬關係而是農業移民如何定著，奠定者是高岡；他的研究涵蓋北海道、台灣、樺太、滿洲、巴西等地，1942 年任日本拓植學會會長。但這套理論本身也在進口——東鄉實參考德國內國殖民政策主張向台灣移植母國農民，卻與總督府政策不合。
二、套路失靈的時刻
最關鍵的史料是藤根吉春 1915 年的回憶：1897 年總督府擬移殖五百戶日本農民，他和橫山實地調查後認為預定地不適合，卻被殖產部長押川則吉喝斥「你們是拿北海道的眼光在看土地」，幸而議會否決補助。北大文書館據此總結：因氣候、地形與原住民的存在，台灣無法展開北海道式的殖民事業，這批人只好轉向樟腦、製糖與試驗場。原住民政策亦然：1899 年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受美國道斯法強烈影響，本身是進口貨；到台灣沿用了「土人／保護」的框架，政策卻走向軍事討伐。這與 Thornton 續文的謹慎說法一致：他主張追溯都市形式與功能的譜系，而非假設一個不變的日本殖民都市模型。
結論可以壓成一句：硬套路（屯田兵、殖民區畫、送農民佔地）只在樺太複製成功，在台灣縮水、在朝鮮異化、在滿洲回魂而終歸失敗；軟套路（試驗場、技師網絡、殖產局架構、殖民學）才貫穿整個帝國。
三、與愛爾蘭→北美的對照
這個對照在史學上有現成的辯論。Canny 主張伊莉莎白時代對愛爾蘭的征服與最早的美洲殖民同時且平行，愛爾蘭是英格蘭人為更遠的土地掠奪做準備的實驗室；Horning 則反對「愛爾蘭只是試驗場」的說法，改而分析連結大西洋兩岸種植園的人員、資金與資訊流動，並指出美洲原住民比愛爾蘭人更能主導互動條件、文化鴻溝也更大。
對應關係有三組：兩者都是「長期糾纏的近鄰邊疆」在某個時點轉為移民殖民，且法律地位曖昧（愛爾蘭是王國還是殖民地，北海道是內地還是外地）；兩者都搬運了人員與「文明 vs. 野蠻」的論述，只是英格蘭搬的是軍人冒險家，日本搬的是農學校技術官僚；兩者都以「規劃空間」（倫敦德里的規劃城鎮、札幌的格網）為最易打包的技術，也都在新地被改寫。
差異有三點更重要。第一，愛爾蘭→維吉尼亞是溫帶到溫帶，生物群可以跟著走；北海道→台灣是溫帶到亞熱帶，蘋果小麥乳牛全數失效，只能輸出機構與人。第二，英格蘭由私人承包者與合股公司主導，日本由國家直接承擔，因此更容易制度化、講座化，也更容易在面對不同社會時僵硬失效。第三，愛爾蘭經驗被用於人口稀薄的新大陸，北海道經驗卻被套在人口稠密的台灣與朝鮮，這是日本殖民從「移民型」滑向「剝削型」的結構性原因。
而日本案例的證據其實偏向 Horning 的「網絡論」而非 Canny 的「實驗室論」：北海道殖民區畫（1890）與領台（1895）幾乎同時，官員在兩地間來回，高岡同時研究北海道與台灣，而北海道本身持續從美國與德國進口模型。所謂實驗室的產品，不是可複製的方案，而是一個持續流動的人與觀念的網絡，以及一雙在異地經常看錯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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