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nhard C Schär (University of Lausanne)
Past & Present, Volume 257, Issue 1, November 2022, Pages 134–167, https://doi.org/10.1093/pastj/gtab045
一、論文在講什麼：一個橫跨婆羅洲與阿爾卑斯山的家庭
主角是「婆羅洲路易」（Borneo Louis），本名 Louis Wyrsch（1793–1858），出身中瑞士天主教小邦尼德瓦爾登（Nidwalden）布赫斯（Buochs）的傭兵軍官世家。1815 年維也納會議後，荷蘭重建殖民軍以收回被英國佔領的東南亞屬地，Wyrsch 於 1816 年加入，1824 年 6 月被派到南婆羅洲的班賈爾馬辛蘇丹國（Banjarmasin），指揮約 110 名歐洲士兵（其中十名德國人、兩名瑞士人）和數目不詳的本地兵。他的首要任務是護送年輕的蘇丹阿丹（Adam）繼位，並鎮壓上游土酋 Kendet 的叛亂——所謂「綏靖」，實際上就是焚燒效忠 Kendet 的村落。1825 年 2 月 10 日攻打要塞時，一顆子彈擊中他的鼻子和嘴巴之間，Kendet 隨後被荷蘭人絞死，Wyrsch 則進入漫長的療養期。
照顧他的人是席拉（Silla），日記裡稱為「女管家」（huishoudster）、荷蘭文獻裡則叫 Johanna van den Berg。她是 Wyrsch 的 njai（本地「妾」），1825 至 1832 年間生了五個孩子，三個存活。作者從日記裡治療傷口的胡椒葉油膏、以及用羅望子、鹽、芥末、龍目辣椒和醋調製的頭痛藥方推論，Wyrsch 長期在外巡視，藥草園和一家人的醫療必然由席拉打理——換句話說，Wyrsch 能活下來領勳章、領年金，靠的是她。
1832 年的抉擇。Wyrsch 的母親 Constantia 在瑞士反覆寫信，以「母親之心」和家族榮譽要求他回國，其中一封 1831 年的信寫了整整四頁；同時荷蘭軍方因爪哇戰爭（1825–30，約 15,000 荷軍、20,000 爪哇戰士、20 萬平民死亡）不放人。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自陳夾在「母愛與對子女的愛」之間，曾考慮留下結婚以讓子女登記為「歐洲人」，但娶自己的女管家在殖民地上層社會被看不起。最終折衷：把兩個大的孩子 Alois 和 Constantia 在泗水受洗後帶回瑞士，席拉和最小的孩子留在婆羅洲，託付給好友、駐紮官 Hartmann，留下 1,500 盾與每月津貼。
回國後的階級翻轉。荷蘭國王威廉一世授予他奧蘭治家族勳章與騎士身分；1833 年退役後領荷蘭殖民部年金 1,580 盾，扣除三分之一「海外退休」折減後仍約 1,000 盾，作者換算約為今日 17 萬瑞郎。年金核准後一週，邦議會就邀他入閣，他從 1834 年任職到 1858 年去世。1847 年瑞士內戰（Sonderbund），他指揮尼德瓦爾登營；戰敗後，這位對天主教好戰派不以為然、又與新教自由派通信的「自由派天主教徒」，被視為與勝利者打交道的最佳人選，出任邦最高首長（Landammann），並代表該邦參與 1848 年聯邦憲法起草——也就是現代瑞士的誕生。
混血兒子的政治生涯。Alois（1825 年生於婆羅洲）在瑞士受良好教育，青年時期酗酒、婚姻不順，1846 年決定「回」東印度投效殖民軍，父親動用巴達維亞的財政大臣老友等人脈為他安排士官職位，Alois 卻在荷蘭猶豫九個月後被父親一句「別裝了，回家吧」召回。1847 年內戰讓他以軍官身分證明自己，父親死後他繼任邦政府首長，十二度當選 Landammann，1860 年進入伯恩的國民議會，成為歐洲最早的「印歐混血」國會議員之一。
琉森湖上的「爪哇島」。1836 年夏天，Wyrsch 與同樣在爪哇服役過的琉森人 Pfyffer zu Neueck，帶著來瑞士度假的荷蘭老戰友 Mossel 上尉，到湖中小島為威廉·泰爾立碑、升起荷蘭國旗，並用馬來語把小島命名為「三個爪哇人之島」。作者稱之為瑞士傳說與荷蘭殖民懷舊的「混種愛國主義」，也證明歐洲存在一種用馬來語寫信、交換民族學物品、買賣南洋寶石的跨國殖民老兵文化。
沉默是怎麼製造的。這篇論文最有畫面感的段落是那份圖版：Wyrsch 兩千頁的日記中，所有提到席拉的段落都被他本人或後人用刀剪掉；後期他更用書寫馬來語的阿拉伯字母（Jawi）來拼寫德語或荷語，作為一種瑞士無人能讀的密碼，二十一世紀還需要印尼、荷蘭、瑞士三地學者合作才破譯。其中一段透露尼德瓦爾登社會質疑他兩個孩子的「正當性」。後來的地方傳記錯寫成他與一位「爪哇－馬來女子」合法結婚、妻子死於返歐航程；紀念碑只稱他為「慈善公民」「盡責官員」「最好的父親」，不提他鞭打士兵、刑求敵軍和華商，也不提他 1848 年對選民高呼「中立、中立是今日口號」時，胸前正掛著歐洲一大帝國的勳章。
二、作者立論的架構與特色
我把 Schär 的論證拆成五個層次，這也是他與既有研究區隔的地方。
1. 「多帝國服務與資源區」與「代理帝國主義」。 作者主張，十八、十九世紀支離破碎的中歐（德意志諸邦、義大利諸邦、瑞士）不該被看作帝國的「局外」，而是英、法、荷帝國結構性依賴的人力與資本腹地。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招募了約 70 萬歐洲水手與士兵，其中近 4,500 人來自瑞士；十九世紀荷蘭征服東南亞群島時，用了約 7,600 瑞士人、23,000 德國人、同樣多的比利時人、7,600 法國人和 7,000 其他歐洲人；Bosma 估計整個十九世紀有超過六百萬歐洲男性參與殖民戰爭。1829 年甚至有一整船 166 名瑞士傭兵開往巴達維亞。這些國家「透過參與『外國』帝國而變得帝國化」——這就是「代理帝國主義」。
2. 殖民傭兵與帝國競爭的「腹地化」。 瑞士自十六世紀就是「傭兵國家」，但官方 capitulation 合約限制部隊只能在歐洲部署，印度公司於是改用個人志願方式繞過。作者舉的例子很精采：1781 年法國允許 de Meuron 為 VOC 招募 1,120 人，同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招募人 Erskine 也在瑞士活動，法國大使一施壓，瑞士當局就處罰了英方的協力者——帝國間的競爭因此直接延伸到阿爾卑斯山的招募市場。VOC 破產後，英國又透過密使策反在錫蘭的 de Meuron 部隊。作者要說的是：這些人的出路，是由帝國彼此的競爭與需求「結構性」地打開的，不是個人的奇遇。
3. 從「新帝國史」到「跨帝國史」。 這是全文的核心史學主張。作者批評 1990 年代以來的「新帝國史」雖然打破了本國／殖民地二分，卻仍以單一民族帝國（尤其英帝國）為容器，因此對「因帝國而生、卻不在帝國邊界內」的連結視而不見。他提出要「一個更新的新帝國史」，並主張不從二十世紀的民族國家視角、也不從英國中心的視角，而是從十八世紀「前民族」的視角回看十九世紀。
4. 性別、底層勞動與資本轉換。 這是本文最具原創性的論證鏈。作者先梳理荷蘭與英國的差異：英國在十九世紀禁止白人男性與非白人女性同居以維持白人優越神話，荷蘭卻把 njai 制度維持到二十世紀，理由一是成本——不用付薪水、寡婦年金、歐洲學校和船票，二是軍方調查顯示有妾的士兵性病少、酗酒少、精神更穩定。njai 因此是殖民統治「地面上的基礎支柱」。然後他推進一步：由於荷軍士兵來自全歐，這些女性的照護勞動也就「跨越帝國邊界」被帶走了——席拉救回的身體換成勳章與年金，殖民地的經濟與象徵資本，在瑞士立刻轉換為社會資本與政治權力。
5. 尺度遊戲與「殖民失語症 2.0」。 方法上，作者借用法國微觀史的 jeux d'échelles，在家庭、殖民地、帝國、歐洲之間切換尺度，目的是同時看到全球連結如何被平凡男女「經歷」，又如何被有權者「抹除」。他借 Stoler 的「殖民失語症」概念，但加上一層：對瑞士、德國、比利時這類「非典型帝國」的國家而言，除了歐洲普遍的殖民健忘，還疊加了「帝國從來不是我們的歷史」這種民族敘事，兩者「過度決定」了沉默——這就是他說的 2.0 版。他也批評荷蘭近年的「新荷蘭帝國史」仍是 Legêne 所謂的「民族附加史」，非荷蘭籍歐洲人始終在框架之外。
史料上的特色也值得一提：整篇建立在尼德瓦爾登州檔案的日記、書信草稿、泗水天主教堂洗禮證明、荷蘭國家檔案的軍籍簿，並跨越德、荷、馬來三種語言與 Jawi 密碼。「被剪掉的段落」本身變成了史料。
三、學術價值點評
貢獻。 第一，它把「沒有殖民地的殖民主義」這個瑞士史學近十年的議題，從文化想像與商業層面拉到最硬的物質層面：年金、勳章、退休金換算、內閣邀請——殖民暴力直接變成瑞士 1848 年建國者的政治資本，這個因果鏈很難反駁。第二，它讓性別史不只是「看見女性」，而是把底層女性的勞動放進資本轉換的分析裡，席拉不是背景，而是機制的一環。第三，它示範了微觀全球史如何處理「沉默」：不是嘆息史料缺席，而是把缺席的製造過程當作研究對象。第四，它有實際的研究計畫支撐——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的「Swiss Tools of Empire」計畫，而作者的合作者 Philipp Krauer 已在 2024 年出版專書，指出 1848 至 1914 年間約有 5,800 名瑞士傭兵加入荷蘭殖民軍，並追蹤他們在荷蘭帝國之外的軌跡，說明殖民主義對歐洲腹地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影響；該書並獲德國勞動史學會的 Thomas Welskopp 論文獎。
限制。 第一，席拉仍然沒有聲音，作者也坦承這一點；「她最可能負責藥草園」是推論，論文的核心命題（席拉的照護使 Wyrsch 得以翻轉階級）建立在合理但無法直接證實的推斷上。第二，席拉和幼子留在婆羅洲之後的命運，作者未追入荷蘭方檔案，這對一篇強調「跨帝國」的文章來說是可以再深入的方向。第三，「代理帝國主義」與既有的「次帝國主義」、「無殖民地的殖民主義」概念之間的區辨不算充分。第四，跨帝國史有一種風險：當一切都變成「連結」，帝國作為權力結構的分析可能被稀釋——本文因為緊扣暴力與剝削而避開了這個問題，但不是所有仿效者都會如此。第五，這是單一個案，普遍性要靠後續集體傳記來證成。整體而言，這是一篇概念性強、值得作為「非典型帝國」國家史學入門的重要文章。
四、延伸案例：帝國「代理者」
瑞士
- Jean Samuel Guisan（1740–1801，沃州）：論文本身的案例。因家鄉困頓赴荷屬蘇利南叔父的奴隸種植園，學會排乾沼澤，被法國延攬為法屬圭亞那的首席軍事工程師十四年，回國後成為赫爾維蒂共和國首席工程師。荷法殖民地之間人才的可滲透性，是最好的說明。
- David de Pury（1709–1786，納沙泰爾）：商人型。活躍於殖民貿易與奴隸貿易，擔任葡萄牙國王的銀行家，也是納沙泰爾城的贊助人；1736 年以英國臣民身分定居里斯本，與經營奴隸及巴西木材貿易的葡萄牙商人合夥。他捐出相當於六億瑞郎的財產，用於地方慈善、市政廳、醫院與學校的興建。1855 年市民立像；2020 年在 Black Lives Matter 浪潮中出現兩份請願，一份要求改為紀念奴隸的紀念碑，一份要求加設說明牌，雕像也在 2020 年 7 月被潑上紅漆。這正是 Schär 所說「失語症」的當代版本：故鄉只記得慈善，不記得財富從何而來。
義大利諸邦（服務亞洲本土政權型，與德·波尼同型）
- Paolo Avitabile（1791–1850，那不勒斯王國）：出身阿傑羅拉，從一名普通砲手起家，在波斯和旁遮普兩支軍隊裡取得高位；1827 年投效蘭季特·辛格，1829 年任瓦濟拉巴德行政長官，1837 年繼任白沙瓦總督，1843 年退隱義大利，將軍軍階獲確認並受封騎士。他在白沙瓦以「絞架與刑台」統治聞名，對阿富汗部落動用即決處刑、集體罰款與報復，當地至今仍有母親用「Abu Tabela」嚇唬不聽話的孩子。
- Jean-Baptiste（Rubino）Ventura（摩德納）：Avitabile 的同僚，猶太裔，同樣經拿破崙軍、波斯而至錫克宮廷，統帥現代化步兵，1840 年代帶著財富回歐洲，晚年在法國。Avitabile 正是聽從先前在波斯共事的 Allard 和 Ventura 的建議才前往印度，可見這些「無帝國者」之間的人脈網絡本身就是市場機制。
德意志諸邦
- Heinrich Carl von Schimmelmann（1724–1782，波美拉尼亞德明）：資本家型。德國出生的丹麥商人、銀行家與政治人物，是丹麥最大的奴隸主與奴隸貿易商，在丹屬西印度擁有逾千名奴隸；他把持有的莊園、工廠與殖民地事業編織成西歐、西非、加勒比之間的緊密經濟循環，十四艘船航行這條三角航線；抵達丹麥後不久即封男爵，1779 年晉封伯爵，最終獲大象勳章。他的兒子 Ernst 1784 年起任丹麥財政大臣至 1813 年，本身也是聖克魯瓦島蔗糖莊園的奴隸主，卻主導了 1792 年丹麥奴隸貿易的廢止——一個德意志家族靠丹麥帝國的殖民暴力進入丹麥統治核心，恰是 Schär 所說「因外國帝國而帝國化」。
- 施拉金特魏特三兄弟（慕尼黑）：知識資本型。1854 至 1857 年受東印度公司委託在德干與喜馬拉雅地區從事地磁觀測，並越界進入喀喇崑崙與崑崙山區；羅伯特與赫爾曼返國後受到熱烈歡迎，1859 年獲巴伐利亞貴族頭銜，赫爾曼於 1864 年再獲「Sakünlünski」之名；研究成果集結為 106 卷對開本，含 749 幅圖像。帶回巴伐利亞的不是金錢而是頭銜與藏品——這與 de Meuron 捐博物館屬同一機制。
- 另外，符騰堡公爵在 1780 年代把一整個「開普團」賣給 VOC 派駐好望角與錫蘭，是邦國層級的「傭兵國家」，與論文提到的黑森案例同型。
奧地利
- Rudolf Slatin（1857–1932，維也納）：帝國官僚型。十六歲喪父，從亞歷山卓的書店店員起步，1879 年應戈登之邀赴蘇丹，1881 年升任達爾富爾總督並獲貝伊頭銜，1883 年向馬赫迪投降，目睹戈登首級，經歷十一年囚禁，1895 年穿越沙漠逃抵亞斯文。1900 年任蘇丹總監察，是英埃共治下唯一擁有此頭銜的官員；1906 年獲奧皇冊封男爵，1907 年成為英軍榮譽少將；1914 年因英奧開戰而去職。他是「同時效忠兩面旗幟」的極端例子，最終帶回奧地利的是貴族頭銜與跨帝國的社交資本。
芬蘭（俄羅斯帝國內的大公國）
- Arvid Adolf Etholén（1799–1876，赫爾辛基）：1818 年加入俄美公司抵達錫特卡，1840 至 1845 年升任俄屬美洲總經理，並在殖民地要職上大量安插芬蘭人；1847 至 1859 年為公司聖彼得堡董事會成員，死於芬蘭埃利邁基的莊園；他分別於 1829、1834、1846 年將阿拉斯加民族學藏品捐給赫爾辛基大學，成為該館最珍貴的收藏。芬蘭本身是被統治者，卻透過俄羅斯帝國的殖民公司在阿拉斯加當上統治者，並把「殖民知識」帶回建構中的芬蘭民族博物館。
北歐諸國在剛果自由邦（比利時國王的私人殖民地）
- 這是集體案例，時間稍晚但機制完全對應。目前已被遺忘的是，約有 1,500 至 2,000 名北歐人參與了剛果的殖民與剝削，其中約 200 名挪威人，多為軍官、水手、輪機員與傳教士；瑞典士兵是利奧波德二世軍隊中第三多的國籍；當時丹麥、挪威、瑞典人佔剛果軍白人軍官的一半。返鄉機制也和 Wyrsch 如出一轍：一名挪威軍官否認橡膠暴行的指控，1908 年回國後自誇僅靠剛果的收入就當了五年「紳士」，並因對奧斯陸民族學博物館的大額捐贈獲頒皇家獎章；1905 年瑞挪聯盟解散使許多年輕軍官失去職位，Kjelstrup 中尉轉而投效剛果，二十三歲便指揮一片相當於丹麥大小的區域——這與論文中「1830 年瑞士團解散造成職業軍人失業」的結構性推力一模一樣。丹麥史學界長期把這段歷史埋起來，因為它有損一個以「從未殖民」自豪的國家形象——這正是「失語症 2.0」。
愛爾蘭（反例）
- Ambrose O'Higgins 從斯萊戈出發，在西班牙帝國一路做到智利總督與秘魯總督，但財富與地位留在帝國內部，兒子 Bernardo 反而成了智利獨立的領袖。這提醒我們 Schär 的「回流」機制並非必然：有些代理者的資本從未回到母國，而是被新的民族國家吸收。
五、綜合觀察
把這些案例並排，可以看到幾條 Schär 框架之外仍值得補充的線索。
第一，「帶回去的東西」種類不同，翻轉的形式也不同：金錢（de Pury、Schimmelmann）、年金與勳章（Wyrsch、Slatin）、頭銜與藏品（Etholén、施拉金特魏特、de Meuron）、人脈（Wyrsch 為兒子寫信、Ventura 介紹 Avitabile）、以及最容易被忽略的暴力經驗與軍事資本（Wyrsch 指揮內戰、Avitabile 的軍階）。Schär 的貢獻在於指出這些資本轉換是結構性的，而非個人奇遇。
第二，Nabob 與「代理者」是兩種不同的敘事。英國的 Nabob 一詞出自帝國中心對暴發戶的焦慮與諷刺；而非典型帝國國家的代理者回國後，往往被包裝成「慈善家」「愛國者」「中立的建國者」——正因為帝國「不是我們的」，殖民財富才更容易被清洗成地方美德。de Pury 的雕像、尚貝里的大象噴泉、Wyrsch 的紀念碑，功能都一樣。
第三，結構性推力具有高度重複性：每當母國的傭兵市場關閉（1830 年瑞士團解散、1905 年瑞挪聯盟解散），過剩的軍事人力就流向外國殖民地。這暗示 Schär 的「多帝國服務與資源區」可以延伸到二十世紀初，而不限於 1770–1850。
第四，每個案例都有一位沒有名字的席拉。Avitabile 在白沙瓦的家眷、Etholén 在錫特卡的阿留申報導人、剛果軍官的當地「管家」，幾乎都不在檔案裡。Schär 這篇文章真正的方法論遺產，是示範了如何從剪掉的日記頁、密碼與錯誤的傳記裡，把這些人的勞動重新放回歐洲史的因果鏈中。
Top comments (0)